生态税制范文10篇

生态税制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税制制度经济学税收制度

从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来，税收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态恶化,循环经济理论的发展,税制理论的研究视野得到再一次拓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学者纷纷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研究生态税制。但是,事物的多样性使得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试着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一步认识生态税制，加深对其产生的必要性的理解。

一、生态税制和税收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institutions）是指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规则体系，并可具体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部分。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是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的，如法律、法令、合同、章程等。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那么，可以说生态制度就是人类针对生态需求的无节制和伦理缺失，而导致在生态需求大于生态供给的情况下，将生态因素引进制度安排，形成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具体可分为生态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部分（见下图）。

可见，生态税制只是生态制度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传统税制的特性，还具有生态补偿功能；它是依据税收是否具有生态性的标准进行划分后形成的一种税收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它也不是取代现行税制的一种新税制。例如，燃油税按课税对象的不同，它属于流转税制；按税收是否具有生态性，它又属于生态税制。因此，生态税制设计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取代原有税制，而是要将生态保护原则纳入原有税制的基本原则之内，贯彻于原有税制中的税种分类，并在各个税种的相互配合中体现出税制的生态性。这并非过于超前的设计，而是频频发生且日益加剧的各种生态危机，导致了这种税制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生态税制产生的必要性思考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个“源”。生态税制也不例外，那么生态税制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不妨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一下。

现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人和生态的关系:二是人类之间的关系。人和生态的关系表现为人和生态的冲突和互动;人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使用和分配生态资源时的冲突和互动。最重要的是，一旦人类在使用生态资源出现紧张时，就会导致人和生态资源之间的紧张。例如，我国北方地区缺水的原因更多的是当地企业、工业污染和居民的不合理用水，导致了人和水资源的紧张。相应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工程治理，就是通过建造一些生态工程如自然保护区、“南水北调”等来改变人和生态的关系；另一就是建立制度，规范人们行为，达到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前者涉及技术，后者涉及制度，而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制度环境的。

科斯认为，只要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更重要。制度是一个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利益各方达到一致的方案，它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而不是一方的利益。在今天，“利益各方”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生态。生态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消费不仅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还直接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就决定了其必须由政府来干预供给。税收又是政府干预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税制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制度变迁就是从效益较低的制度到效益较高的制度的转变。制度的效益是针对一定的制度环境而言的，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制度的变迁就不可避免了。凡勃伦认为：“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态资源消费的“免费搭便车”和“公共地悲剧”的普遍存在，与生态资源天然供给的不足，造就了当前的税制环境，而税制环境的变化就要求税制的再次变迁。因此，生态税制的产生也是税制变迁的必然要求。

三、生态税制的制度观

1.生态资源产权分析。生态资源不仅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因此，它应该是一种公共产权，不同于私人产权，确切的说，是国有产权即由国家所拥有，由政府及其人来行使的产权。

德姆塞茨认为，公共产权存在巨大的外部性问题。首先，公共产权往往过分强调当代人的索取权，赋予其超过经济要求的权重。其次，公共产权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向内部转化的交易成本较大:一是所有者数量的增加，增大内部化的成本；二是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使得责任很难追究。柯武刚和史漫飞也特别强调，“产权并非物质对象，而是一些在社会中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政府作为公共产权的人，就有必要去履行其应尽的义务，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生态资源产权外部性问题。那么，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制度，将维护政府自身产权的任务——保护生态资源纳入税制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

2.生态税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简单地说，生态税制是约束人们过度消费生态资源的规则体系。它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当然也就有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分。其正式规则就是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功能的税收和税法等内容，其非正式规则应锁定在生态税制的价值观念、纳税意识等内容，它表明人们对税收生态性的认识程度，决定人们在一定时期对税收具有生态性的遵从心理和遵从程度。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正式规则是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规则是正式规则有效实施的环境条件，有效运作的土壤。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割开的。

因此，生态税制的构建过程中不能仅仅重视生态税制的先进性，集中在生态税制正式规则的设计制定上，还要考虑生态税制非正式规则的现实状态，即当前人们对税制具有生态性的认识和包容度。只有恰当协调好生态税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才能使通过法律形式建立起来的生态税制达到预期的目标。

3.生态税制的制度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都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制度的功能就是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和约束规则。舒尔茨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因而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所以生态税制应当具有功能，并且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供激励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依靠生态技术的变迁。而技术的变迁与制度的创新有很大关系，制度的创新会导致技术的进步。同理，生态税制也会激励社会生态技术的发展。没有生态税制对企业超标排污的限制，就没有企业主动提高生产技术的动机，更没有生态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市场，最终发明和创造该技术的组织或人得不到相当物资的激励，失去进步发明创造生态技术的动力。

(2)降低生态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不同于生产费用，它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污染河流的造纸厂对附近的村庄农田种植产生了影响，当没有生态税制介入调解时，个别农民的有限理性使得双方达成谈判协调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达成合约，造纸厂的投机行为使得履行合约的风险加大，最终增加了生态交易费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能有效地降低生态营销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生态交易费用。

生态税制范文篇2

[关键词]环境保护；生态税制；构建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工农业生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给国家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威胁日趋严重，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我国是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问题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已危及人类的生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应承担起防治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平衡的重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税制将成为新形势下税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现行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限性及原因

（一）我国现行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限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早在70年代，我国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等措施。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税收制度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一直得以延续，而且不断丰富和发展。应当肯定的是，现行税收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未真正构建起完善的生态环境税收体系，现行税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尚存在严重缺位现象。

我国现行税制中，可列入生态税制的主要有6个税种：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有税。在此主要对前3个税种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限性方面作简要分析。

1.资源税。一是性质定位不合适。我国现行资源税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资源开发，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征收的一种税。这种单纯的级差性质极大地局限了资源税制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因而达不到遏制资源浪费所需的力度。二是征收范围过窄。资源税只限于矿藏品和盐，对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都没有征税。范围过窄的资源税难以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且易造成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刺激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三是计税依据不合理。我国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不征税，这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四是单位税额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优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从整体水平看，我国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过低的资源税单位税额使资源税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

2.消费税。在消费税所包括的11个税目中，除化妆品、护肤护发品和贵重首饰外，其余8种产品的消费均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状况。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烟、酒、鞭炮、烟火、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虽然相关税率（税额）确定的初衷并不一定充分考虑了这些产品的消费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

然而现行消费税对生态保护的作用力度十分有限，主要是通过对应税消费品征税间接的起到抑制能源产品消费增长的作用，往往对此类产品的抑制作用有效程度较低。另外现行税制下消费税没有涉及我国消费的最主要的能源产品———煤炭，也没有把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如电池、一次性产品（餐馆容器、塑料袋等）。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消费税并不能对我国能源消费及环境保护产生实质性的调节作用。

3.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属于特定目的税，所征税款专门用于城市住宅、道路、桥梁、防洪、供热、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以及公共消防、交通标志、路灯照明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但目前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每年征收的税额偏低，大约不到年税收总额的4%，应进一步发挥这一税种在环保方面的潜力，改善城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税制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内容较少，且现有税种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以促进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各税种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税制体系，因此确有必要改革现行税制并开征某些新的生态环境税种以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税收政策的要求。

（二）我国现行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局限性的原因

1.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

2.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

3.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建立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生态税制势在必行

二、我国生态税制的构建

生态税制的建立目标是通过对生态资源的合理定价来改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目的是构建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制约机制，是在现行财政收入格局下的一种微观结构调整。我们应顺应国际社会税收生态学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税制。当前应重点抑制那些现阶段最突出的片面追求眼前增长而以牺牲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短期行为。此外，生态税制的构建应与税制改革的总体方面和进展过程相协调。

1.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调整完善现行税制

（1）完善现行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逐步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资源、水资源、植物资源、动物资源、海洋资源等等。可考虑将诸如各类矿产资源的管理费、补偿费、增值保护费、林业补偿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林业保护费等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单列税目，并按其外部成本、稀缺度及经济效用等因素确定调节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二是完善计税依据。应将现行资源税计税依据由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计征改为按实际生产数量计征，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计征，尽可能减少产品的积压和损失，使国家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杜绝浪费。三是提高征收标准。在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的同时，应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对污染程度不同的资源可实行差别税率，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特别稀缺的资源要计以重税。

（2）扩大消费税的计征范围。将那些难以降解和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预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又有相关的“绿色产品”可以替代的各类包装物品、一次性使用的电池、塑料袋以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再者，燃烧煤炭是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源，可考虑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在开征初期可坚持低征收额，大征收面的原则，对清洁型煤炭则免征消费税。此外，可适当提高香烟、汽油、柴油、鞭炮、焰火等污染环境的产品的税率。

（3）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镇公共基础设施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征税范围应扩大到乡镇；结合税费改革，改变其附加税的性质，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适当提高位于市区以外的企业的税率。

2.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改革排污收费制度

（1）将污水排放费改为水污染税。目前西方工业国家均对污染水质的行为予以课税，我国应借鉴这一做法，将废水排放收费改为水污染税，依据不同污染源和污水的排放量计征税金。对于生活污水排放的城市居民，可以直接依据用水量（或家庭人口数）计征。对于排放污水和水污染物的企副业单位和个体经管者，则需按污染物因子的种类、污水排放总量和浓度等确定税率。

（2）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改为二氧化硫税。此税应根据污染源的大小分类计征。对于固定的大排放源，应依据定期检测的结果进行评估，计征税金；对于小排放源，则可直接根据其所耗燃料的含硫量计征税金。

（3）将噪声费改为噪声税。可考虑对某些特种噪声，如飞机的起落、建筑施工产生的噪音，超过规定的安全分贝值的噪声计征税金。

3.开征生态环境保护新税种

（1）开征污染性产品税。污染性产品税主要对在制造、消费或处理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以及稀缺资源使用的产品课税，从而提高这类产品的相对价格，减少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和消费。例如，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环保问题———“白色污染”，即超薄型塑料包装袋和发泡快餐盒，就可以征收污染性产品税加以解决。此外，还应考虑对润滑油、农药、杀虫剂、不可回收容器、含汞及镉的电池、化学原料及其包装材料等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进行课税。对于有替代品的污染性产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大，可考虑以无污染性产品和污染性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差作为税率进行计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提高污染性产品的价格，利用价格机制来抑制并最终取消污染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2）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碳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因素，征收二氧化碳税的目的是减少燃料的使用，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考虑根据各种原料的平均含碳量和发热量来计征税金。

（3）开征垃圾税。垃圾税是根据垃圾的产量，主要是对城镇家庭的生活垃圾和企业的固体废物计征的税种，包括各种饮料的包装物、废旧轮胎等等。应以排放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对不同种类、需不同方式处理的垃圾应采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对工矿企业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渣与不含有毒物质的废渣及其他工业垃圾应视其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分别设置税目、规定有差别的定额税率，以垃圾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计征。

生态税制范文篇3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创新之处

生态税制范文篇4

关键词：绿色税制改革；环境绩效；环保投资；绿色创新

1研究背景

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我国正在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命令型环境制度为主，存在治理成本较高、治理效率较低等缺陷，严重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命令型环境制度相比，经济型环境制度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约束和激励企业环境行为［1，2］，督促企业改善环境绩效，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排污费制度作为一种命令型环境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原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和2015年全国分别有447家、662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欠缴排污费，金额分别达到3．09亿元、6．96亿元。这些挑战导致排污费制度的环境效应有限［3］。为此，2018年我国进行了绿色税制改革，由命令型的排污费制度转向经济型的环境税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环境税制度更能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促进污染减排［4，5］。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市场相对还不成熟的发展中经济体，环境税制度能否取得预期的环境效应，学者们对此存在争议［6，7］。因此，本研究以《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探讨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旨在为政府部门完善绿色税制提供经验参考。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绿色税制改革能否借助市场力量来督促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学者们还存在争议。本研究选取企业环境绩效作为落脚点，探究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效应，能够从企业环境绩效层面揭示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有效性。②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关键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其中企业环保投资是一种短期方式，企业绿色创新是一种长期方式。本研究选取绿色税制改革作为切入点，探究绿色税制改革下企业如何权衡环保投资决策和绿色创新决策，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能够拓展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绿色税制改革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决策。③要想充分发挥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需要协同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和环境制度，实现制度组合的整体最优化。本研究通过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市场制度、政府监管、媒体监督的异质性，能够明晰绿色税制改革与市场制度、环境制度的关系，明晰绿色税制改革的制度边界。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环境绩效

学者们主要使用合法性理论来解释环境制度压力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及其环境绩效［8］。根据SUCHMAN［9］的观点，合法性是指企业行为符合社会所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念和规定。其中，规制合法是合法性的重要方面［10］。规制合法来源于制度管制的强制约束，包括经济约束和环境约束两个方面。随着各方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11，12］，环境合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因此，当环境合法压力提升时，企业有动力提升环境绩效。绿色税制改革，标志着由命令型的排污费制度转向经济型的环境税制度，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环境合法压力。一方面，环境执法力度层面，由于排污费制度的征收依据是《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征收部门是环保部门，因此排污费制度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强，环境执法力度较低。然而，环境税制度的征收依据是《环境保护税法》，征收部门是税务部门［13］，致使环境税制度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弱，环境执法力度较强。同时，排污费收入由中央与地方共享，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地方，因而税务部门更有动力征收环境税。另一方面，环境税费压力层面，由于排污费制度的收费标准较低［3］，设置固定费率，费率弹性较低，因而排污费制度的环境税费压力较低。然而，环境税制度的税负标准较高，设置浮动税率，税率弹性较高，致使环境税制度的环境税费压力较高。当环境合法压力提升时，企业有动力进行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一方面，经营风险层面，环境税费会使得环境成本内在化，降低企业利润空间［6］，而企业通过提升环境绩效能够有效降低绿色税制改革带来的环境税额增加，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当企业不缴纳或者不按时缴纳环境税时，企业将面临税收滞纳金甚至罚款，纳税信用等级下降，而企业通过提升环境绩效能够有效降低这些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资源获取层面，环境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机构持股［11］、政府补助［14］、债务融资［12］等利益相关者资源，而企业通过提升环境绩效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降低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对经营资源的占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2.2绿色税制改革、市场制度与企业环境绩效

理论上，绿色税制改革能够弥补市场制度的不足，更好地促进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当市场制度较差时，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强［15］。当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地方政府会强化对企业行为的干预［16，17］，通过降低排污费制度的环境执法力度来刺激企业扩大污染投资规模，导致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压力不足。绿色税制改革通过强化环境执法力度能够降低政府行政干预，更好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另一方面，政府的资源配置较强［15］。面对环境税费压力时，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资源，而不是降低环境税费以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导致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动力不足。绿色税制改革通过提高环境税费压力能够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更好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当市场制度较差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2.3绿色税制改革、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绩效

理论上，政府监管作为一种重要的正式制度，能够强化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现有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对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至关重要［18］。当政府监管较强时，一方面，政府通过频率更高的突击检查、建立环境监测平台等方式，能够发现更多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帮助税务部门发现企业逃避缴纳环境税额的情况，从而督促企业按照规定及时缴纳环境税额，提高税务部门的环境执法效率，对企业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压力，表现为政府监管的信息效应。另一方面，政府会更加倾向于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14］，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如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企业更有动力提升环境绩效来响应绿色税制改革，表现为政府监管的资源效应。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当政府监管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理论上，媒体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强化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现有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在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20］。当媒体监督较强时，一方面，媒体通过实地调研、实地采访等方式能够发现更多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为税务部门提供更多的征税信息，帮助税务部门提高环境执法效率，对企业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压力，表现为媒体监督的信息效应。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报道企业环境负面新闻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借助公众的力量发现更多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提高税务部门的环境税收征收效率，强化企业环境合法压力，表现为媒体监督的公众效应。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当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沪深A股工业企业2013～2019年的经验数据，并剔除ST、ST等特殊情形、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1488个观测值。本研究数据来源如下：企业环境绩效衡量过程中环境税费数据源于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之营业税金及附加明细和管理费用明细，营业收入数据源于利润表；绿色税制改革测度过程中实验组界定标准源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控制变量数据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本研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3.2实证模型

为分析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犈犘犻狋＝α0＋β1犜犚犻狋＋β2犘犗犻狋＋β3犜犚犻狋×犘犗犻狋＋γ犆犞狊犻狋＋犢犈＋犐犖＋ε犻狋，（1）式中，犻为企业；狋为年份；α0为常数项；β1～β3、γ为回归系数；犈犘为企业环境绩效；犜犚为分组变量；犘犗为时间变量；犜犚×犘犗为绿色税制改革；犆犞狊为控制变量；犢犈为年度效应；犐犖为行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3.3变量定义

为探讨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本研究进行如下的变量定义。（1）因变量本研究因变量为企业环境绩效（犈犘）。现有文献主要使用综合指标法［21，22］、污染排放法［23］、环境税费法［24，25］等方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综合指标法涉及主观打分，可能存在主观性偏差，而污染排放法的数据不易获得。因此，本研究参考张兆国等［24］、于连超等［25］的研究方法，使用万元单位营业收入环境税费金额（2018年之前称作“排污费”）作为企业环境绩效（犈犘）的指标，并＋1取自然对数，使之更加符合正态分布假设。上述指标为逆指标，当万元单位营业收入环境税费金额越多时，企业环境绩效越差，反之亦然。值得说明的是，环境税制度的前身是排污费制度，致使排污费与环境税的征收对象是一致的，因而在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时，2018年之前使用排污费数据，2018年及其之后年份使用环境税数据。（2）自变量本研究自变量为绿色税制改革（犜犚×犘犗）。参考于连超等［6］的研究思路，本研究将实验组设定为重污染企业，控制组设定为非重污染企业，据此评估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效应。本研究构建以下3个变量：①分组变量（犜犚），是指当企业为重污染企业时1，否则取0；②时间变量（犘犗），是指当时间为《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当年及以后年份时取1，否则取0；③绿色税制改革（犜犚×犘犗），是指分组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乘项。（3）控制变量参考既有文献［23，25，26］，本研究控制以下变量：企业规模（犛犣），即对数化的年末总资产；资产负债率（犔犈），即年末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资产收益率（犚犗），即净利润占平均总资产的比率；企业成长性（犌犚），即营业收入增加额除以上期营业收入；企业年龄（犃犌），即对数化的当年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产权性质（犛犜），即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董事会规模（犇犛），即对数化的董事会人数；监事会规模（犛犛），即对数化的监事会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犐犇），即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犇犔），即由一人同时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取1，否则取0，以及年度效应（犢犈）和行业效应（犐犖）。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实验组犈犘的平均值为2．487，中位数为2．570；控制组犈犘的平均值为1．768，中位数为1．595，可见企业环境绩效近似符合正态分布假设，且实验组的企业环境绩效低于控制组。实验组的样本量为912，控制组的样本量为576，可见实验组的样本占比约为61．3％。其余变量统计特征符合预期，故不再赘述。

4.2基本回归分析

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表2列（1）～列（3）显示，犜犚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648、0．706、0．684，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与控制组的企业相比，实验组的企业环境绩效较差；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61、－0．373、－0．386，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平均来说，绿色税制改革之后，实验组的企业环境绩效比控制组提升0．386个单位。由此，假设1成立。

4.3动态效应分析

接下来，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动态影响，构建以下变量：犜犚×犅犈4、犜犚×犅犈3、犜犚×犅犈2、犜犚×犅犈1、犜犚×犆犝、犜犚×犃犉1分别是指当企业为实验组且时间分别为绿色税制改革的前四年、前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当年、后一年时取1，否则取0。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动态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犜犚×犅犈4、犜犚×犅犈3、犜犚×犅犈2、犜犚×犅犈1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36、0．204、0．001、－0．155，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环境绩效在绿色税制改革之前的变化趋势一致。犜犚×犆犝、犜犚×犃犉1的估计系数为－0．320、－0．407，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绿色税制改革之后，与控制组的企业相比，实验组的企业环境绩效明显提升，且这种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强。由此，本研究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逐步增强

4.4影响机制分析

结合理论分析可知，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环保投资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其中，环保投资机制是一种短期方式，绿色创新机制是一种长期方式。为探究绿色税制改革下企业如何权衡环保投资决策和绿色创新决策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本研究使用逐步法进行分析，构建如下模型：犕犞犻狋＝α0＋β1犜犚犻狋＋β2犘犗犻狋＋β3犜犚犻狋×犘犗犻狋＋γ犆犞狊犻狋＋犢犈＋犐犖＋ε犻狋；（2）犈犘犻狋＝α0＋β1犜犚犻狋＋β2犘犗犻狋＋β3犜犚犻狋×犘犗犻狋＋β4犕犞＋γ犆犞狊犻狋＋犢犈＋犐犖＋ε犻狋，（3）式中，犕犞为中介变量；β4为回归系数。企业环保投资（犈犐）参考黎文靖等［11］的研究方法，使用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本投资金额衡量，并＋1取自然对数，数据来自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之在建工程明细。企业绿色创新（犌犐）参考齐绍洲等［1］的研究方法，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1的自然对数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环保投资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4和表5。（1）环保投资机制表4列（1）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86，统计显著，说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列（2）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433，统计显著，说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列（3）显示，犈犐的估计系数为－0．026，统计显著，说明企业环保投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经计算，企业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85％。结果表明，环保投资机制得到证明，即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2）绿色创新机制表5列（1）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86，统计显著，说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列（2）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145，统计显著，说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列（3）显示，犌犐的估计系数为－0．122，统计显著，说明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经计算，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40％。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机制得到证明，即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由上可见，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环保投资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与环保投资机制这种短期方式相比，绿色创新机制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4.5市场制度分析

绿色税制改革，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市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能够弥补市场制度的不足，更好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为此，本研究检验绿色税制改革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市场制度（犕犛）的衡量方法使用王小鲁等［15］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制度的回归结果见表6。表6列（1）和列（2）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612、－0．269，前者统计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为－0．343（＝市场制度较差组－市场制度较好组），通过显著性检验（狆＝0．000）。结果表明，当市场制度较差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分析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时，一方面，政府行政干预较强，致使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会降低环境执法力度，而绿色税制改革通过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致使企业对环境税费压力的反应不敏感，而绿色税制改革通过强化环境税费压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由此，假设2成立。

4.6环境制度分析

政府监管作为一种正式环境制度，媒体监督作为一种非正式环境制度，能够强化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研究检验绿色税制改革与政府监管、媒体监督的关系。政府监管（犌犛）的衡量方法参考毕茜等［27］的研究，使用环境法律法规综合得分指标，其数值等于地方有效的环境法律法规与其影响力乘积之和，其中地方环境法规的影响力为3，地方环境规章的影响力为2，地方环境标准的影响力为1。媒体监督（犕犛）的衡量方法参考王云等［19］的研究，使用环境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数量＋1的自然对数指标。在界定媒体负面环境报道时，本研究通过检索媒体报道内容中是否包括环境污染、排放超标、环境事故、环境处罚等负面环境词汇。政府监管、媒体监督的回归结果见表7。（1）政府监管表7列（1）和列（2）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49、－0．453，后者统计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为－0．204（＝政府监管较强组－政府监管较弱组），通过显著性检验（狆＝0．034）。结果表明，当政府监管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过分析后发现：①政府监管能够为税务部门征收环境税提供环境信息，强化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促使企业提升环境绩效；②政府监管能够通过政府资源配置来降低企业调整成本，强化绿色税制改革的资源获取效应，激励企业提升环境绩效。由此，假设3成立。（2）媒体监督表7列（3）和列（4）显示，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27、－0．569，后者统计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为－0．342（＝媒体监督较强组－媒体监督较弱组），通过显著性检验（狆＝0．000）。结果表明，当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过分析后发现：①媒体监督能够为税务部门征收环境税提供环境信息，提高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督促企业提升环境绩效；②媒体监督能够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借助公众的力量来纠正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强化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促使企业提升环境绩效。由此，假设4成立。

4.7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稳健性检验如下。

（1）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本研究使用PSM＋DID，旨在克服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采取最近邻匹配法来寻找实验组的配对样本，结果见表8列（1）。

（2）安慰剂检验本研究使用安慰剂检验，旨在排除绿色税制改革之后其他因素可能带来的干扰，主要思路为：随机分配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并重复500次。犜犚×犘犗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的次数为52，占比为10．4％，为小概率事件，印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控制个体效应本研究控制个体效应，旨在剔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可能带来的噪音，结果见表8列（2）。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33，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研究结论一致。

（4）更换因变量本研究更换因变量，旨在克服因变量衡量偏误的影响，使用和讯网公布的环境责任评分作为指标，并＋1取自然对数，结果见表8列（3）。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077，通过显著性检验，印证了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5）调整样本期间本研究调整样本期间，旨在降低政策评估的干扰因素，设定窗口期间为［－2，＋2］（2016～2019年），结果见表8列（4）。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41，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研究结论不受样本期间的影响。

（6）排除其他影响本研究排除其他影响，旨在降低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控制离任审计政策（犇犝×犇犜），构建如下指标：犇犝×犇犜是指企业注册地位于试点地区且时间属于成为试点地区当年及以后年份时取1，否则取0，结果见表8列（5）。犇犝×犇犜的估计系数为－0．165，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离任审计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8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研究结论不受离任审计政策影响。

（7）控制地区因素本研究控制地区因素，旨在排除税务部门在进行税收征管时地域特征的影响，构建如下指标：地区GDP增长率（犌犌），是指剔除物价因素的GDP增量占上年GDP的比重；地区财政收入（犐犆），是指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1的自然对数；地方官员任期（犜犈），是指地方省委书记的任期时间＋1的自然对数；地方资源禀赋（犉犚），是指地方森林覆盖率，结果见表8列（6）。犜犚×犘犗的估计系数为－0．368，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研究结论不受地区因素影响。

5结语

本研究以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如下：①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②绿色税制改革主要通过环保投资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与环保投资机制这种短期方式相比，绿色创新机制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③当市场制度较差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可见绿色税制改革与市场制度呈现出替代关系；④当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可见绿色税制改革与政府监管、媒体监督等环境制度呈现出互补关系。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研究启示：①持续推进绿色税制改革，有效发挥绿色税制改革的环保投资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既要优化绿色税制改革的征收程序，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又要优化绿色税制改革的税制要素，提高环境税费压力，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和进行绿色创新，促使企业承担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释放更多的环境红利。②针对市场制度较差地区，积极推进绿色税制改革的落地实施。绿色税制改革能够克服市场制度较差地区的行政干预过高、资源分配不均等弊端，更好地促进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因而，需要通过给予政策支持、进行有效监管等措施，积极推进市场制度较差地区的绿色税制改革，弥补市场制度的不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③逐步强化政府监管，充分发挥其与绿色税制改革之间的互补作用。政府监管作为一种重要的正式制度，能够通过发挥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来强化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更好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因而，需要通过建立依托“互联网＋”的环境监管平台、提高环境违法的惩罚力度等措施，为绿色税制改革发挥环境效应营造良好的政府监管环境，促进企业绿色发展。④不断优化媒体监督，充分发挥其与绿色税制改革之间的互补作用。媒体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通过发挥信息效应和公众效应来强化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更好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因而，需要通过拓宽媒体监督的渠道、提高媒体监督的独立性等措施，为绿色税制改革发挥环境效应营造良好的媒体监督环境，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①研究对象层面，仅关注了绿色税制改革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但对非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如何，对此关注不足；②研究视角层面，仅关注了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效应，其经济效应如何，对此分析不够。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①针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研究，探究面对绿色税制改革的环境合法压力，非上市公司是选择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还是选择逃避履行环境责任；②拓展研究视角，探究绿色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如劳动力雇佣、劳动力成本等，为推进绿色税制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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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税制范文篇5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常征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常征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

(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从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资源的角度，应严格资源税的减免规定，除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造成资源开采者重大损失的，报经省级地方税务局批准予以减免一定时期的资源税外，其他一律不予减免。同时，国家应下放减免税权限，不作具体的减免税项目规定，对需减免的资源税项目，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省实际作出具体的规定。

生态税制范文篇6

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绿色税收即实现保护环境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环境税，广义的绿色税收则包括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税收体系和收费。21世纪的税制不再是以经济增长即GDP为中心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与此同时，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将发生内涵上的改变。传统的效率原则体现在税收有利于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效率应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换句话说，要考虑税收的生态效率。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考虑当代人之间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不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平，新的发展观则要求考虑到“代际公平”。由于上述的差异，现行税制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做进一步调整，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势在必行。

1.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1）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公民对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均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消费型”向“享受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这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现实条件：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条款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条件。

（3）实践经验：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绿色税收是政府调节资源使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少走“弯路”。

2.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建设的最佳选择

税收在克服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时有其特殊优势：

（1）具有环保效应。西方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市场失灵”。政府在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收费和津贴。税收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者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成本扩大化，使其得不偿失，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

（2）具有财政效应。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将收费或行为改为收税之后，税收以其固有的特征可以为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和财力保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3）具有公平效应。在绿色税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通过征税，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税负，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控制污染，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有害环境的产品和技术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我国现行税制的缺陷分析

1.尚未形成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全面的提高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环保税收主要分散在某些税种中，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税制中存在对环境具有负效应的税收规定。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因为是对使用煤、天然气、石油、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税、费调节面过窄。现行税制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限制生产污染、鼓励节能治污、鼓励利用资源和发展环保科技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只是对排放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征收一定标准的排污费，现行税、费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制约散滥开发资源、无偿占有、随意浪费资源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定。

4.调节力度弱化。国外经验已证明，污染治理投资达到超过GDP的1%-1.5%，环境恶化才有可能得到控制，环保状况才能大体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如果达到2%-3%，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我国只达到0.93%.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保的投入，1998-2002的五年间，国家累计投资5800亿元用于环保建设，是1950-1997年投资总和的1.7倍，占同期GDP的1.29%，2003年这个比重达到1.39%，但这些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世行贷款等完成，若靠现行税费制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5.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

三、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GreeningTaxSystem）。税制“绿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征各种环境税；二是调整原有税制。

1.开征各种环境税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芬兰1990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D%D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2.调整原有税制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机动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1.“绿化”现有税种

（1）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的方式加以限制，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3）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与优惠；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2.尽早开征环境保护税

借鉴国际经验，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首先将对排污的收费改为对污染征税，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其次是对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征税；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对噪音等行为征税。

3.建立“绿色关税”体系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可能用竭的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国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国、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国、增加环境保护资金，应建立绿色关税。绿色关税一般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对进口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进国，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4.尽早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能起较好的促进作用。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存在着严重弊端，即保护浪费、排斥效率，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消费者追求高排量的机动车，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目前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5.贯彻绿色税费激励机制

制定绿色税收体系时，对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为要予以支持。如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产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如对无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可采取减免税措施，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实行一定优惠；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进行支持，对单位及个人给予环保的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鼓励企业防治污染设备加速折旧；对使用环保建材的建筑企业要予以减免税费等。同时，对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和行为要借助惩罚性的抑制手段。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等。

6.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绿化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生态税制范文篇7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常征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常征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

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

(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

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从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资源的角度，应严格资源税的减免规定，除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造成资源开采者重大损失的，报经省级地方税务局批准予以减免一定时期的资源税外，其他一律不予减免。同时，国家应下放减免税权限，不作具体的减免税项目规定，对需减免的资源税项目，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省实际作出具体的规定。

生态税制范文篇8

1·政策性财政税收支持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理论分析

环境治理与生态重建的理论基础。环境治理与生态重建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由于这些产品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按边际成本定价的市场规律失效,其价值实现和补偿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实现,资金的循环链被中断。实践中,生态环境价值的外部正效应从技术角度讲难以用货币准确计量,造成生态效益实现中生产成本补偿的困难。加之生态环境效益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使得生态环境效益的产出可以不需要所有权发生转移。这种生态环境产品消费的非唯一性,使得在成本弥补时缺乏特定对象,无法保证预付资金的回流。

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理念。有些自然资源提供基本的生命支持功能,这些自然资源的损失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这就要求当代人应杜绝资源利用可能导致的成本和不可逆性超过一定的程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各级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这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府应该合理补偿生态领域多年的历史欠账,在投融资方面的涵义就是需要通过政府财政手段来筹措部分建设性资金,用来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渐趋枯竭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经济发展缓慢城市税基薄弱,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大,同时需要应付大量失业问题、环境治理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问题。资金是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瓶颈制约,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过程中,发挥政府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

2·1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编制生态市建设重点项目年度投资计划

将生态市建设重点项目优先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足额安排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加大对林、草、土地、水资源建设及环境保护与监测等项目的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引导作用,采取建立政府引导资金、政府投资的股权收益适度让利、财政贴息、投资补助和安排前期经费等手段,使社会资本对生态建设投入能取得合理回报,推动生态建设和环保项目的社会化运作。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国内外企业、社会和民间资金投入生态市建设。改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投资、建设和运营体制。

2·2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建立财政环保投资增长机制

我国财政环保投入由于在国家预算中不被单列,因而既不利于计算也不利于监督,更不用说保证其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了。为此,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在此之下具体分列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等项目,并立法规定其支出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宏观调控力度。

2·3优化支出结构,正确确定投资重点,保证对生态产品的有效投资

财政积极投资于生态产品供给,应侧重于追求生态效益和长期效益,手段上应以直接投资为主,辅之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在投资取向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项重点”。“三个方面”是指:一是对生态品的修复性投资。二是对生态品的改善性投资。三是对生态品的保护性投资。“一项重点”是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4进行财政援助,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资源型企业一般都负债较大,根本补充不了进行经济转型所紧缺的资金,因此政府需要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以改变当前资源型城市资金紧张的现状,同时注意政府投资导向应偏于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设立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重点用于完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专项贷款贴息等方面。财政资金将根据工程进度和质量分期拨付。项目建设资金要专款专用,统一管理,项目建设完成后,组织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

3·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目前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历史欠账较多,生态环境治理任务繁重等问题。因此,国家应在财税方面给资源型城市更多的优惠,给资源型城市的积累和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

3·1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无法有效遏制资源日益枯竭的危险,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国外的资源税大都通过特定的税制设计,使税收参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从而有效地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体现由于资源开采而产生的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这不仅应包括对当代社会成本的损失,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从而平衡地区、城乡、行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3·2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1)环境污染税。在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2)水污染税。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其目的在于减轻和防止现有水资源的进一步污染和毒化。(3)大气污染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4)固体废物税。可先对工业废弃物征税,然后逐步考虑对农业废弃物、餐饮服务业废弃物征税。把现行的污染收费制度改为污染征税制度,使污染者的外部成本内在化、法律化,既有利于污染者真正认识到他要对污染付出法律责任和经济代价,而不是在承担政府的某种“摊派”,又有利于税收的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3·3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说,环境税的主要功能是刺激降低污染的行为,而不是创造税收收入。我国建立真正的环境税可考虑下列两个实施方案。一个方案是建立广义的环境税。环境保护是全体公民的义务,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受益者是全体公民,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对公民征收广义的环境税是可行的。可考虑在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基础上加征一个环境税,或者在商品最终销售环节加征环境税。另一个方案是对污染产品征税。目前我国对污染排放征收排污费,但是对污染产品却没有相应收费(税)。由于污染产品的使用对环境具有污染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可对污染产品开征产品税。可以考虑的污染产品税包括产品税、含磷洗涤剂差别税、散装水泥特别税和高硫煤污染税等。

生态税制范文篇9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绿色税制体系；碳达峰；碳中和

1绿色税制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概念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197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提出了具有环保特点的绿色税收的经济学概念。然而直至现在，绿色税收仍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但在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出版的《IBFD国际税收辞汇》中，“绿色税收”被解释为：“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所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因此，绿色税制体系不是专指一种环保税，而是各种具有环保功能的税种的联合。过量的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诸多环境问题。碳排放量主要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因此简单意义上碳排放量就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碳达峰是指在某一时刻，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逐步回落。碳中和是指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在某一时刻该地区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可以正负抵消，达到相对意义上的零排放。

2中国绿色税制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

2.1环境保护税征税范围较窄，征收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实行的环境保护税覆盖范围有限，有许多领域尚未涉及，如光污染、白色污染、车辆污染物排放、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等。征收范围的有限大大影响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另外，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尚未形成完备的征管制度，存在环保资金筹集制度不完善、使用监督不到位以及环保资金专款专用问题等。

2.2税收政策统一性和协调性仍需加强

我国绿色税制体系建设尚不完善，税收政策统一性和协调性有待加强。应当建设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城建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相关税种协同发展的绿色税制体系。目前，不同税种的主体目标取向各不相同，导致彼此间协调配合也不足。虽然都对环境保护的经济生产活动给予了一定优惠，但是调节力度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通过税收功能推动社会经济绿色发展，仅凭靠环境保护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从全方位、多角度出发，构建一个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当前资源税方面征收系统不够完整，征收范围尚有提升空间，如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湿地资源等都不在征收范围内。消费税方面，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征税对象应当进一步加征或提高税率，如塑料包装品、一次性木筷等。车船税方面，对于高尾气排放量的车船提高征收税率，应加强监控体系。城建税方面，对于主动进行环保研发的企业减免税负，对于污染排放连年累加的企业增加税负。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环保行业范围尚不明确，对于环保节能产品应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加强企业环保的主动性。

2.3绿色税负较低，不利于提高企业及个人的治理主动性

在环境保护税税负低于企业污染治理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及个人往往会选择负担较低的环境保护税而放弃环境污染治理，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长远发展，与设立环境保护税的目的背道而驰[2]。反之，如果环境保护税税率较高，企业需承担较大的代价去排污，就会主动去管理、约束、治理污染排放。而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税税率普遍偏低，亟须进行科学系统的调整。

2.4绿色税收优惠政策有待丰富和提高

我国目前的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对节能环保行为长期有效的支持，难以形成长期激励。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种类较少，大多以税收减免为主，对于主动进行环保节能行为的企业更应当实施优惠税率、差别征税、税收返还等灵活多样的措施，提高企业实施环保节能的主动性[3]。

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难点

3.1能源结构碳比例过重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体系致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工厂”之称，给“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重大挑战。中国能源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高碳、高煤的系统，据统计，绝大部分能源都消耗在各生产和服务部门，与个人直接相关的生活耗能较少，因此亟须改变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应用低碳环保能源。

3.2产业结构高碳行业占比高

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在我国占比较高，如煤炭、钢铁、石化和水泥等行业。而产业结构占比高和能源利用效率低都是降碳的难点所在。应当结合我国产业特点，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措施，实现产业结构绿色低碳化和信息数字化，加快企业主动重视绿色创新产业发展。

3.3部分地区碳能源依赖性强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需求仍保持刚性增长。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很多地区对能源消费仍处于增长趋势，尤其是部分西部地区仍以高碳工业行业经济结构为主体，较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转型，容易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既要满足居民现阶段能源安全需求，又要推进能源结构稳步转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3.4低碳清洁能源仍需挖掘与推广

核能、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投放与应用仍有一定局限性。核能的开发成本和建设管理要求都较高。中国水力资源开发程度虽然已经较高，但是受到地域地形限制。太阳能和风能仍不够稳定，难以长时间稳定供应。生物质能的热量较低，替代煤炭的可能性较小，同时也要考虑对农业生产部门的影响。总而言之，替代能源的铺设成本和开发技术仍是突破性问题。

4关于完善中国绿色税制体系和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议

4.1健全环保节能法律法规，提供政策性支持

绿色税制是“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政策支撑。自从我国2018年征收环境保护税以来，税制运行较为平稳，对于企业既有反向倒逼功能，也有正向激励功能。但目前出台的政策较为单一，仍有调控空间，联合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城建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主体税种，构建一个完善的税收体系，对于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有重大积极影响。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有利于形成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政策角度出发，把握好绿色税收、绿色预算、绿色投资等工具，引导企业转向或从事绿色低碳能源行业，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行业发展的环境。但在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更要注重企业转型风险，保障市场经济运转正常，防止发生过度反应，结合各地情况深化改革具体政策的实施[4]。

4.2推动主体税种协同发展，发挥财政税收功能

构建和完善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多项主体税种协调配合的绿色税制体系，有效发挥财政税收作用。我国最终要建成环境保护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要加强环境保护税与资源税的配合，二者在一定意义上是辩证统一的。提高对环境有害产品的流通税率可以提高其破坏环境的成本。而日益减少的矿物资源、有色金属、森林和湿地资源等，更应当被涵盖在资源税征收范围内。消费税可以通过收入分配调节的途径，发挥绿色消费的引导作用。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在生产或批发销售环节征收一定的消费税，进而控制资源过度开采问题。车船税方面，进一步引导电动节能汽车研发与推广，引导绿色出行。同时实行差别化征税，对于尾气排放量大的车辆给予较高的税率，促使人们低碳用车。城建税方面，对于从事高污染行业的企业以较高的税率征收税额，对于从事低碳节能行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所得税方面，可以通过对环保节能产品、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降低企业及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成本。

4.3加大征管力度，构建信息化共享平台

统筹推动各地健全绿色税种征管协作机制，开设绿色税种申报专窗和咨询专岗，宣传相关环保优惠政策，实现绿色纳税无死角。数智化时代下，利用好大数据智能征税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税收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征税纳税工作持续增效，做到精准纳税。在推进绿色税制体系落地过程中，加大与生态环境部门等部门的合作，提高涉税信息精准度，深入开展数据共享和数据治理。涉税信息不仅范围广，而且数据复杂度高。税收信息共享平台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信息误差。在收集涉税信息时就必须加大征管力度，确保企业税务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加大偷税漏税惩罚力度，严禁出现虚假税务信息。因此，平台的信息共享功能用处颇多，多方位多角度监管涉税信息，不给违法企业留空子。

4.4加强企业降碳排污主动性，制定适宜和丰富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只有加强每个企业降碳排污的主动性，“双碳”目标的实施进程才会更加顺利。应当设立更多种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来吸引企业主动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例如，利用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差别征税、税收返还等多种形式，对资源循环利用、环保技术研发和使用环保新能源等行为予以支持与鼓励。为了协同“创新”与“绿色”，应当设立多种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提倡和鼓励企业在绿色的基础上研发新技术，以及加大氢能、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的研发利用。

5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正值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时期，应当尽快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进一步完善以环境保护税为核心、多项主体税种协调配合的绿色税制体系，发挥税收政策对企业生产行为的调节作用，协同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多税种，形成对企业的长期激励，鼓励企业形成“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行为体系。通过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环保税率，加大征管力度，完善征税信息共享平台，制定更加丰富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手段，助力企业绿色生态化发展，加速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建设，有效发挥财政税收功能。

参考文献

[1]赵书博，霍德鑫.“十四五”时期的税制改革趋势研究[J].税务研究，2021(2)：20-25.

[2]张思茵.我国绿色税法之体系定位与制度完善[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4)：1-5.

[3]牛丽敏.浅析节约型社会背景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J].商讯，2021(4)：90-91.

生态税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体系绿化税制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必要性分析

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绿色税收即实现保护环境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环境税，广义的绿色税收则包括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税收体系和收费。21世纪的税制不再是以经济增长即GDP为中心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与此同时，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将发生内涵上的改变。传统的效率原则体现在税收有利于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效率应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换句话说，要考虑税收的生态效率。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考虑当代人之间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不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平，新的发展观则要求考虑到“代际公平”。由于上述的差异，现行税制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做进一步调整，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势在必行。

1.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1）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公民对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均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消费型”向“享受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这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现实条件：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条款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条件。

（3）实践经验：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绿色税收是政府调节资源使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少走“弯路”。

2.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建设的最佳选择

税收在克服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时有其特殊优势：

（1）具有环保效应。西方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市场失灵”。政府在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收费和津贴。税收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者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成本扩大化，使其得不偿失，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

（2）具有财政效应。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将收费或行为改为收税之后，税收以其固有的特征可以为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和财力保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3）具有公平效应。在绿色税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通过征税，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税负，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控制污染，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有害环境的产品和技术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我国现行税制的缺陷分析

1.尚未形成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全面的提高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环保税收主要分散在某些税种中，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税制中存在对环境具有负效应的税收规定。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因为是对使用煤、天然气、石油、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税、费调节面过窄。现行税制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限制生产污染、鼓励节能治污、鼓励利用资源和发展环保科技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只是对排放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征收一定标准的排污费，现行税、费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制约散滥开发资源、无偿占有、随意浪费资源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定。

4.调节力度弱化。国外经验已证明，污染治理投资达到超过GDP的1%-1.5%，环境恶化才有可能得到控制，环保状况才能大体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如果达到2%-3%，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我国只达到0.93%.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保的投入，1998-2002的五年间，国家累计投资5800亿元用于环保建设，是1950-1997年投资总和的1.7倍，占同期GDP的1.29%，2003年这个比重达到1.39%，但这些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世行贷款等完成，若靠现行税费制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5.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

三、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GreeningTaxSystem）。税制“绿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征各种环境税；二是调整原有税制。

1.开征各种环境税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芬兰1990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D%D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2.调整原有税制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机动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1.“绿化”现有税种

（1）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的方式加以限制，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3）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与优惠；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2.尽早开征环境保护税

借鉴国际经验，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首先将对排污的收费改为对污染征税，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其次是对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征税；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对噪音等行为征税。

3.建立“绿色关税”体系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可能用竭的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国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国、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国、增加环境保护资金，应建立绿色关税。绿色关税一般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对进口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进国，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4.尽早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能起较好的促进作用。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存在着严重弊端，即保护浪费、排斥效率，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消费者追求高排量的机动车，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目前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5.贯彻绿色税费激励机制

制定绿色税收体系时，对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为要予以支持。如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产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如对无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可采取减免税措施，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实行一定优惠；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进行支持，对单位及个人给予环保的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鼓励企业防治污染设备加速折旧；对使用环保建材的建筑企业要予以减免税费等。同时，对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和行为要借助惩罚性的抑制手段。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等。

6.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绿化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7.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

绿色税收体系直接涉及到收入上实质只有两个税种：环境税和资源税。建议在确保地方利益的前提下对绿色税收的筹集和级次作如下调整：将资源税划为中央、地方共享收入，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境税划为地方政府收入，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这样调整后，地方利益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将得到充分调动，绿色税收作为专项财政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将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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