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想范文10篇

生态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价值观念实践意义

一、前言

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良好的环境才能让人们享受到优质的生活。近年来，生态系统不断被破坏，造成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为此，对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性产生了重视，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了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体系，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本文将对生态文明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态文明思想。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

（一）萌芽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时期是在在知青阶段的时候，主要地区是陕北，时间大概是1969年到1975年。在1969时，还未满16周岁。初次来到陕北，当地环境艰苦，取暖成为了一大问题，为了生火，只能去山上砍柴。但当时山上的植被已多数被破坏，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无奈之下只能在江边打捞被雨水冲垮的木材，其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直至197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成功建设沼气的报道，这一报道引起了的关注。为了改善陕北的艰苦环境，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先后两次实地考察之后，根据陕北地区的当时环境状况，学习了沼气建设技术，不断完善加强，终于成功地建设了沼气池。在1975年，已在村子里建立十几个沼气池，改善了当时的居住环境，让百姓过上了舒适温馨的日子。同时也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的生态文明思想就萌生于此。（二）任职时期。在1982年，正式任职。任职期间他提出生态保护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保证生态的平衡。人们不能一味地开发资源，破坏环境，要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爱护。明确表态：“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1985年，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要提出了在20世纪环保工作作为主要目标，并提出了实施方案。秉承着“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思想，在三年的时间里就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提出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的思想体系。在1985年，去福建任职，提出生态环境要加以实践。在厦门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根据厦门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根据区域划分制定，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把生态保护建设和扶贫联系起来，提出闵东的振兴发展战略。其地区要重视对森林的建设发展，发展林业是该地区脱贫的最好途径。在2001年，担任福建省省长，提出“生态省”的建设，2002年，福建获得了生态省建设的首批资格，为福建的生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在浙江赴任。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构想。2003年，发表了《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一文，对生态建设的目标作出了明确的规划。主要目的是加强对环境的建设，会促进人类生活的自身发展。2005年，在《浙江日报》中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环境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资源是宝贵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在2007年，又去到上海任职。任职期间对生态环境建设一直保持重视态度，并针对崇明岛生态岛建设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对崇明岛的资源合理利用，构建生态文明岛屿。在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上，呼吁人们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把城市和环境紧密结合，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所有的任职过程都促进了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也奠定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实施。（三）完善时期。通过党的十八大，讲述了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意义价值，从理念、制度、合作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会遇到怎样的问题，要实行怎样的策略，要加强怎样的防护，并对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党的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推进实行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说明生态环境的建设对人类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在世界上也要发起合作完善，促进生态文明的全球化发展。

三、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观念

（一）生态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是根据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所形成的观念。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发展中要注重对大自然的爱护，不要过分砍伐树木，也不要过量排放有害气体。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保护自然也是保护自己，对待自然环境要爱惜，要珍惜自然所赐予的东西，不要砍伐过度，造成环境的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都是人类所要保护的对象，而不是肆意的索取对象。（二）生态发展观。生态发展观是根据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而产生的价值观念。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需求日益增大，人们渐渐忘记对环境的保护，而开始过量地砍伐树木，过度地摄取自然资源，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人们越来越不注重环境的自然发展，不断地采摘、挖掘、压榨自然资源，使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源的枯竭，导致当地农民条件极为艰苦，没有粮食作物，温饱成为了严重问题。所以要秉持提出的原则“宁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利益和生命是没有可比性的，对生态环境爱护，才能有更好的利益。（三）人文生态观。人文生态观是价值观念的一大亮点，把环境和人民相结合起来，秉承“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理念，让百姓感到自然之美。幸福的含义不仅仅在于金钱物质上的，也在于思想空间和环境上，优美的环境会陶冶人们的情操，给人们美的生活体验，让人们感受到舒适温馨，自然的风景是对人们的一种馈赠，也是最为基本的幸福。所以对待自然要爱惜，良好的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的不单单是心灵上的愉悦，也是身体健康，新鲜的空气促进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但如果对环境肆意破坏，导致雾霾，也同样危害了人类自身。所以保护自然环境，也是保护人类自身。（四）生态全球观。生态全球观也是价值观念的目标，即“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价值观念面向了全球，环境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在世界。要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发展，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上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构建生态文明，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四、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

（一）积极改进生态文明的问题。生态文明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光有这样的认知还不够，要了解目前生态文明发生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改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诸多的问题，在之前造成的环境污染，过度砍伐，沼气的排放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要对生态环境现状保持“两个清醒认识”，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改变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也要清醒地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也表现出了对生态问题的关心和重视，要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建设。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的短缺，短缺资源主要包含：水资源、矿产资源、耕地资源。这些资源的供给量远低于世界水平，并且这些能源耗费大，可重复利用率低。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严重，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造成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雾霾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害了人们日常生活环境。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要秉承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改进已经造成的问题，并不断预防未来问题，要落实到每个群众身上，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实践意义。（二）满足群众对生态文明的向往。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一个好的环境会让人们感受到愉悦幸福，充满着积极性，而一个杂乱的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心情，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所以一个好的环境是人民所向往期待的。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从我国当前民生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保护。主要采取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控制当前环境的污染，加强生态产品供给，以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生态的短板，满足群众对生态文明的向往。（三）构建“人文统一”的和谐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也传承了这一点，环境需要保护，过度的开采砍伐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也得到了一定证实，只有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稳固提高。生态文明思想是要实现“人文统一”，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即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从而构建健康的生态文明环境。

五、结语

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构建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文从的发展历程开始，一步步叙述了为生态文明作出的贡献，以及生态文明思想目标的形成。从中了解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观念，即生态自然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人文观、生态全球观，并明确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为此，群众要积极面对生态环境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共同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杨红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意蕴[J].探索,2019(1)

[2]高虎城.深入学习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与监督工作[J].中国人大,2019(4)

生态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生态文化中既包含文明、进步、科学、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也可能包含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9〕ⅴ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形式，我们如何从有利于生态环境和不利于生态环境这两个方面来区分这些具体的生态文化呢?以什么标准进行区分?它们又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本文从文化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入手，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此加深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认识。“生态文化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有关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各种认识、经验和技能，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并56逐渐积累起来的。”〔9〕ⅴ生态文化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本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但当生态文化与它所主导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之后，在价值指向上，它就有“正面”和“负面”、“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了。因为只有正面的、优秀的生态思想，才可以培养人们形成生态保护的价值观念、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生态保护实践;而负面的、违背生态保护理念的文化往往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错误的方向，最终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钟伯清把这种有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民俗称为反生态民俗，他认为“凡是对生态系统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不利或破坏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行为、思想，都是反生态的。”〔10〕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根据生态文化的具体内容，即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行为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结果而将其区分为“生态思想”和“反生态思想”。其中的生态思想，是指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的文化成分，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之相对应的反生态思想则是指那些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负面、消极作用的文化成分，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生态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囊括了科技、伦理、哲学、文艺、美学、宗教、教育等文化形式。〔3〕142－155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对待人与自然的观点也体现在本民族的哲学、伦理、科技、教育、文艺、美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式当中。那么，如此丰富的体系，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是生态思想，哪些是反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要看这种文化所主导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把自然当做朋友，还是把自然当做掠夺、征服的对象。“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是文化的基本因素和两大界面，是文化涵盖及派生的相对峙的基本范畴。”〔11〕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都只能是“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统一体。当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不例外，是由其中的“精华”———生态思想和“糟粕”———反生态思想共同构成。因此，生态思想、反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一是相对独立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立足于当前各个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所做出的简单区分。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态思想，还是反生态思想，都体现在各民族文化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中，诸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里的“独立”不是“孤立”，而是“自立”“自主”的意思。“由于这种独立性的客观性质，所以这种判断和归纳往往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当然，这种‘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独立性虽有人类共通性的特点，但它仍然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绝不是永恒或绝对的。”〔12〕二是历史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同时又要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下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总汇，这种“总汇”正在伴随着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变化。本文中所谓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基于目前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观念而对业已形成的生态文化做出的区分，具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特征。“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就难以对某些文化现象作出精华与糟粕的鉴别和判定。这就决定我们应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来判定文化的精华与糟粕。”〔11〕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与其中的生态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文化一经产生便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将其不合理的成分剥离出文化的范畴，只能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让其自身实现进化、不断优化、不断适合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一样，其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本身融为一体，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了一些促使其发生变迁的因素，使得原本对于生态有利的思想转化为对生态有破坏性的思想，有些在生态文化的外在表现上逐渐弱化甚至逐渐从文化体系中慢慢消失。因此，66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促使二者分化的因素和条件。如果我们适当改变外部条件，对不利于环境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消费观等加以引导，修正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分，进而加以弘扬，他们就会重新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正面作用。

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滋生反生态思想的原因分析

文化现代化如同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一样，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究其原因，不外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从内部因素来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自身的演化与发展是产生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分化的内在动因。“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文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1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突或碰撞，也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这种变迁对于文化自身来说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就有可能出现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分化。从外部因素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干旱、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是当前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相比古代“沃野千里，谷稼殷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景象已经大有不同。生态环境的变化，迫使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得不举起“保护生态”的旗帜，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自然的放牧、人口繁衍等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旦超过生态环境承载的能力就变成“反生态”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前的自然环境需要人们有更高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强的生态保护责任和更科学的生态保护技能，否则，可能就会成为破坏环境的刽子手。其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在进行耕种的时候对土地进行适度的开发，并采取各种形式减少与神灵的冲突。例如，佤族人在耕种的过程中，为了使土地上的森林在砍伐之后获得复生的机会，他们在连续使用一块土地两年后就会放荒8－10年。〔14〕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逐渐缩短了土地轮歇周期和范围，致使所有的轮歇土地都变成了永久的固定耕地，很多甚至被开发成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原来对于土地的敬畏意识变得淡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甚至在做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转变为反生态思想。其三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视土地为自己的亲人和伙伴。〔15〕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人定胜天”和无神论思想的主导下，非理性的“大炼钢铁”除了使很多森林遭到砍伐，连同哈尼族凭借万物有灵的神灵信仰保留下来的寨神林和风景林也未逃脱厄运。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不仅在哈尼族中间盛行，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中也不少见，它改变了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准，使得年轻一代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神灵信仰的文化结构在经历经济观念变化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陷入危机。思维方式的变化，促使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对自然有利的精华的内容逐渐淡化，随之产生的是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思想。最后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梳理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都是与该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偏低、科学技术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文化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随着人类建筑技术的提升、交通工具的改进，一些原生态、零污染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采用现代化的开采方式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掠夺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走向与自然对立的一面。

四、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消解对策

生态思想范文篇3

一、战略定位: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日益凸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在实践和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宣誓了我们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奋斗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我们党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影响的重要问题。多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覆盖范围从区域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生态文明建设方式也从财政注资、科技创新向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意识导向发展。时至今日，环境问题仍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正如习所说，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必须从现在起紧紧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以挽回环境代价、实现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出台的制度频率之密，治理力度之大，监督尺度之严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质量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人民群众对身边生态环境改善的获得感更加真切。但客观来讲，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并不稳固，生态退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仍是我们实际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生态文明建设仍需咬紧牙关、攻坚克难，继续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处于发展的关键期，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回应和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其准确概括了生态文明社会下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同向发展关系，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还是对美丽中国蓝图的真实描绘，其把环境问题落实到民生视角，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共同呈现在美丽中国的理想画面之中，赏心悦目、令人向往。所以，要想准确把握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气息，就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面理解良好生态对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其所处时代的精神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能永葆美妙青春，能不断探索时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2］面向未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团结协作、戮力同心，将美丽中国由蓝图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生存条件需要依附于自然界，而作为社会存在物，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将自然变为自身活动的对象和工具，从而使自然界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所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和精神与自然界的联系所反映的正是自然界与其自身的联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83自然界的解放与人类社会自身的解放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类社会自身内部矛盾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就相应解决了。所以要求我们在处理生态问题时要从宏观上分析问题，从大局着眼，从体制、政策上来协调人地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环境建设工作，并在实践中循序渐进、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努力让发展更加符合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态度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根基。他指出，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的陷阱，终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所以要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要求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资源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强调应用宏观视野、树立全局意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三、基本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系统工程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生态学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内核，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展现出全局性魅力，是因为它始终聚焦事物的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性，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要树立“一盘棋”的系统工程思路。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将山水林田湖的治理看作一个需要整体把握、重点突破的整体性工程。对于环境各要素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习也进行了广泛调研、深入思考，提出了针砭时弊的具体要求。在水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面，习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担忧，他强调，我国水安全已全面亮起红灯，水源问题危机四伏。纵观全局，良性治水要求涵养水源、厉行节约、退耕还湖、恢复湿地，用系统思维统筹水资源治理全过程;在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他要求协调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同抓并举;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便研精覃思，认识到了森林生态的重要性，逐步形成了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的国土绿化战略。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就要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工程思路还体现在对城乡建设规划的关注上，强调城乡发展的独特性和宜居性。城市和农村都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边界的社会组织形式，城乡环境建设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针对城乡规划建设中存在的空间集约化水平低，空间利用效率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多次提出城市和农村建设都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突出特色，把城市放到大自然中，给农村留下乡情美景，“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绿化之路。”［3］习对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关注和追踪调查也是贯彻系统工程思路的重要体现。五年来，习先后针对海南经济特区、长江经济带、青藏高原、厦门经济特区等地的建设实际提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具体要求并回访监督，要求各地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增绿护蓝，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永葆区域生机和活力。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上述各地坚持改革创新、持久奋斗，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都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提升，人们逐渐感受到绿色发展模式的持久普惠性。

四、主要任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社会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和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当前阶段存在的重点问题，是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任务。环境问题的凸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体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群众不满的往往是严重的污染事件。所以，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影响群众生活的最突出的问题抓起，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搞好顶层设计，有效开展环境整治行动。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几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习要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他还在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上多次做出指示，即使是有需求的产能如果对环境造成威胁也必须要关停。环境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要切实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加强源头治理，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治理恶化的趋势。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的解决需要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提供可靠保障，对于跨越雷池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惩罚。习针对现行环保体制归纳出四个突出问题:“一是难以落实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二是难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难以适应统筹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四是难以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建设。”［4］针对上述问题，国家修订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力度、猛添硬招。为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的问题，国家近年来在推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上狠下功夫，建立了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准确把握环境承载力是开发建设的前提，要求全国各县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检测预警机制，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倒逼合理开采、循环利用的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强调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健全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事实证明，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存在领导干部环保意识薄弱、不负责任、盲目决策等问题，所以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也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一旦发现需要追责的情形，应该严格追责、终身追责、追责到底，以实现制度规定的强制力和威慑力。

五、战略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方式的一面镜子，工业文明秉承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发展理念，仅两百多年间便激发了空前的人地矛盾，造成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关注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价值参照。在长江考察时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粮草就是思想认识。”绿色发展方式的形成是发展观念的深刻革命，需要全社会充分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还需认识到我国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发展模式是问题长期积聚形成的，其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绿色发展并不是放缓发展或不发展，而是要通过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循环发展“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5］。所以绿色发展是要在创造良好生态环境、实现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激发需求、拉动供给，找到新的增长点，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的衍生品，特定生产方式下形成特定社会关系，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绿色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绿色生活方式，它要求人们心系环境、约束行为、简单生活、理性消费，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责任。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质是使人们克服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形成科学合理的适度消费习惯，通过需求结构的改善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它需要我们长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

六、工作路线:捍卫民生福祉，倡导自觉行动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正是对群众路线的坚决贯彻和创造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价值目标，其进程的推动最终还需要依靠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在工作中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环境和民生放在同向发展的位置上。十八大后，习勇敢直面挑战、虚心听取民意，多次表达了为捍卫民生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的决心，他在青海考察工作时强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了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以维持基本生命活动，所以自然环境的优劣必然强烈影响着人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条件，“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显而易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获得权力是履行义务的基础，履行义务是享有权利的前提，生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公民也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基本义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也必然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生态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公民都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践行者。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人民群众把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转化为自觉行动，在全社会广泛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珍爱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态文明意识的树立首先需要依靠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加大宣传力度、创新活动形式，丰富群众对节水、绿化、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环境知识，为其提供具体行动指南。还应帮助群众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理性消费和简单生活方式，杜绝奢侈浪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生态文明意识的树立也一样需要以生态实践为支撑，所以全社会应通过积极参加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在人人出力、日积月累的条件下建成我们的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论学习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0(01)．

［2］．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生态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着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溜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生态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霤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生态思想范文篇6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无论是大学教科书，还是研究者的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生态经济学为借鉴的。当前的一些研究工作，往往存在着一般化，问题意识比较模糊，思想内核不够强大，导致生态经济学学术体系内部研究并不规范。而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这样的一套学术体系显然并不适应，可能导致生态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界限不清。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曾贤刚新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正式出版。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该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的生态经济学与过去的生态经济学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区别、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区别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的必要性，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十多年来，本书作者一直耕耘于生态经济学领域，对生态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到锡林郭勒草原、从西藏拉萨的拉鲁湿地到江苏盐城湿地、从福建长汀县水土保持到江西赣州稀土开发后的生态修复、从浙江安吉县生态产业发展到安徽泾县宣纸生产、从鄱阳湖的生态保护到赤水河流域的生态补偿、从湖南郴州循环经济示范区到青海盐湖集团钾肥生产、从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到神华集团的煤炭开采、从四川宜宾市的绿色发展到华电集团的低碳发展、从黑龙江伊春森林资源城市转型发展到安徽淮南煤炭资源城市转型发展……书中，作者重点以青海三江源区、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浙江安吉、福建长汀、贵州赤水河流域、安徽泾县等地的生态经济发展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通过调研分析，作者总结归纳出了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一般性规律，对新时代的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例如，“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超越传统生产力资源“无限论、无价论与无主论”的保护、改善、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理论。传统的生产关系是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相适应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建立与新的生态环境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也是要建立与新的生态环境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时，作者还提出了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生态产权分割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碎片化、生态环境管理应由分散化管理转变为整体性治理等一些有新意的观点。这些观点建立在作者多年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迪性。该书在把握生态经济体系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书中，第一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第二部分提出了生态经济的研究目标，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生态服务的均等化。生态经济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不仅要研究生态经济的效率、最优与可持续，而且要研究生态环境公平与普惠。

生态思想范文篇7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命运和天地相连的关系，提出了“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为伦理要与天地相副，并明确地将儒家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与人类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必须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4](《深察名号》)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天、地、人以及万物密切相连，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均等。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4](《人副天数》)在天地的精华所生成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因为唯独人类能施行仁义。这样，人类就应当超然万物之上，代表万物与天地共行仁义。在这里，董仲舒突出了天人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意在赋予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责任感，强化人类的“超物”意识，以与天地共施仁义道德。也就是说，人具有优越性，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人，“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4](《天地阴阳》)。因此，人类应当以一种自强不息的阳刚气魄“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人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的精神相通，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应自觉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原始道教的《太平经》进一步提出“天父地母”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太平经》的“天父地母”概念体现了天、地、人互相和谐共同生养万物的理念。《太平经》认为，自然万物是天、地、人共同产生出来的：“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15](《起土出书诀》)这里强调“天父地母”以及由此所化生的“人子”共同生养万物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天、地、人共为一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天父地母”概念还意味着天地自然界与人属于同类而应当受到像父母那样的尊重，而不可伤害。在《太平经》看来，“天父地母”化生人，并养育了人，所以，人应当报答天地的养育之恩，要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时生，助五行成，不敢毁当生之物”[15](《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

[关键词]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生态和谐；生态伦理；生态保护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

生态思想范文篇8

生态文明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解决生态问题、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遵循自然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等规律，尊重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和谐统一，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构建三者间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环境，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人们的社会生产也只能在自然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或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的力量是无尽的，自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自然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物质保障，“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和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为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护自然，目标是引导人们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证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马克思生态思想为达到此目标指明了实践路径。实践沟通、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人和自然联系的基础，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才能“为人所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劳动，劳动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创造成为人化自然，从而才能与人类统一起来。同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在实践劳动中也只有在实践劳动中人、社会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生态法治建设

落实和践行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社会制度和法治为基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生态责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系统，从社会制度层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不断调节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确保每个公民都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态监督体系，保证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监督各级政府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督促他们更加透明、高效的解决各种生态问题。只有政府和人们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坚持在实践中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思想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运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作爱，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持，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

由对仁的概念的解释，朱熹说明了仁的特性：“(仁)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熹认为仁的特性呈现一种如四季更替的动态发展状态，是生生之态，这使得天下万物皆知四德，以德为溯源；仁“乃天地万物之心”，而且“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无时不存在；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具有四德特性，使得天下万物皆有向善的一面。这种生生之理中呈现的向善论，是一种活泼泼、积极向上、天人和谐的向善。

说到向善，朱熹指出：“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德。……至于元，则仁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礼、义、智、信。”《文言传》中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指出，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以元为首。也被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这四者又是人之德性，因此。天之四德又成为人之德。朱熹进而指出元者是人向善之长。是向善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自然向善的过程，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人要发现进而去实现为善，而且行善的人是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的目标。“仁”具“生生”特性，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进而阐明仁与恻隐之情的关系。“仁便藏在恻隐之心里，仁便是那骨子。”“仁便是恻隐之母。”“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朱熹认为“仁者，人也”，即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向善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以生的目的。恻隐之情是人向善的表现之一，人必须通过爱、恻隐、不忍等具体情感来实现人之善性。也就是说，仁是由恻隐之情所萌发的系列情感实现的终极目标。

朱熹通过对仁的概念的阐发，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具有“生生”特性，是一种必须通过侧隐之情而实现的理性情感。他肯定“仁”、“恻隐之心”和整个自然界的生长发展，指出了“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原因——恻隐之心，进而说明人类必须向善和“爱物”。人与自然界才能共融共生、和谐共存。这就使得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的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

二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生态伦理学乃至哲学体系所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一向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相处、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朱熹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充满理性主义的体系，是从探讨人的生命发展经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朱熹通过阐发“理”，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

“理”既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哲学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最高概念。关于“理”的含义。“自从二程提出理或天理学说之后，朱熹是对理的意义作出全面阐释的第一人。他虽然没有对理进行专门的解释和论述，但是，通过在不同场合的运用和说明，可以看出。所谓理有这样几种含义：①所以然者，②所当然者，③使之然者，④本然之理，⑤自然之理，⑥生理或生生之理(即性理)，⑦道理，⑧理就是善即‘极好至善的道理’(太极之理)。这些含义是从不同层面上说的，但又是互相包含的，合起来是全体之理即太极。”川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朱熹所指的“理”，应是指“生理”或“性理”、善(太极之理)两种含义。

说到“理”是“生理”，朱熹指出：“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万物化生之后，则万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则无物矣。”朱熹通过解释“保合大和”，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都“真性常存，生生不穷”，都是活泼泼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

“生理”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理，而“性理”本质就是“性即理”。朱熹指出：“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面受之，无一理之不具。”“生之理谓性。”他认为“性理”是“天所赋于人物，人物所受于天”，是人之所生、所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赋予“理”具有生气特性和生命价值。丽“理”是善，是“太极之理”。朱熹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在天地言，在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万物各有太极。朱熹认为，在活泼泼的宇宙世界中，天地万物具有统一的理(发展规律)，就是“太极”；而它们又具有独自的具体的规律，即物物各有一个“太极”。这样，宇宙万物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通过对“理”的解释，朱熹指出“理”既是一种“生理”、“性理”。也是善、“太极之理”。说明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活泼的生生不息的状态中，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既然天地万物皆有理，都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那么如何看待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呢?

朱熹在《西铭解》中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时，提出了个人见解：“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日：‘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日：‘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

一方面，对于“同胞”，涉及到人物的“同”，朱熹认为：“人物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正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实“同得”和“同源”具有相似的范畴。人与物性的共同根源是天地之理，人性与物性的形态为天地之气所构。这说明“同胞”的实质——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存在同源关系。但是，人与物的体性还是具有区别的，人得天地形气之正，形成与天地相通的灵心，为世间万物中的最贵者，这体现了朱熹继承了天地之间以人为贵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对于“吾与”，朱熹认为：“人物本同，气禀有异，故不同。”承认万物属性之异同。讲“吾与”就落实到其对人与物“不同”的观点。朱熹认为：“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说明万物皆是理同而气异。世间万物，即使气相近而各自的理不尽相同。人物虽同理，但由于气异而导致粹驳不齐，性也不同。朱熹还指出：“却道天下是有许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马自是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朱熹认为不仅人与物性不同，就是草木、牲畜等万物之间的属性也是不同的。讲“吾与”，说明天下万物虽有人兽、草木、枯稿之形气区别，但宇宙万物都具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意义。朱熹通过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告诉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中最高级的动物，要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界，应该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给予一定的尊重和爱护，这才能使自己体验到人之所生、所存在的价值意义，真正享受和谐统一的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

在生态伦理学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取决于人类自身态度，落实到人类的具体行动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中：“所有对事事物物的理解体会，都只是为了达到对那个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而这种彻悟也就正是‘行’——伦理行为”…(‘。朱熹通过阐发“天、地、人”三材之道，阐明自然界中人的作用及具体实施问题。

在《易传·说卦传》中说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指出天、地、人三材之道，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个相互联系、互相生成的统一整体。

朱熹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以阴阳关系为主线，阐释天、地、人三材之道的特性：

如此以其说自分三才而言，则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夺，则人之道也；俨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则天之道也；恭顺卑下而恬然无所不安，则地之道也。

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

他指出，天之道是阴阳互补，地之道是刚柔相济，天、地两道所表现的和柔、严刚等特性，都是阴阳特性的体现，它们都是生命存在及发展的基础，缺一不可。而人之道就是仁与义。其实《易传》中所谓的“顺性命之理”，就是针对人而言的，而且是与阴阳、刚柔相提并论的。天与地能生万物，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万物有其性命，人生有其性，人与天地并立成三材，这就是人生存的特殊意义所在。而且，人之仁义与天地之刚柔、阴阳是一种相承关系，离开了自然性，人之道就失去了人生命存在的根源、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实现的根据，天地之道也不复存在，因此，“仁义不存，人道息，天地之道亦不立”。

然而，人之所以与天地之道并立，成为三材之道之一，这是由人的特殊地位和功用决定的。朱熹指出：“彼日：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燮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即人能在自然灾害之前发挥应变能力和实施相应措施，使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可能有好的气象、好的收成，这就体现了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人的自主创造能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参天地，赞化育”，以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既然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类如何实施其“伦理行为”，对待自然的万事万物，达到天、地、人三者并立呢?从生态伦理学角度说，生态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实质就是人类将其理论伦理学具体应用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实现过程。伦理、道德的“生态化”使得生态环境呈现“人化”状态，要求人类的主体性得到加强和展现。朱熹从思想和具体实践两方面关注这一问题。

从思想方面，特别指心态培养方面，这体现在朱熹将人类社会中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忠恕之道扩展到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朱熹引用程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之说法，认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物之谓恕。”忠，是“尽己之心，无少伪妄，以其必于此而本焉，故日：‘道之体”；恕，是“推己及物，各得所欲，此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日：‘道之用”，“忠”与“恕”两者即是一种体用关系，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对于“以己及物”和“推己及物”。朱熹指出：“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欲立，便立人；己欲达，便达人。推己及物，则是要逐一去推去。如我欲凭地，便去推与人也合凭地，方始有以及之。”朱熹认为“以己及物”就是从个人向善的立场出发，自然而然，无任何强迫意愿；而“推己及物”，必须同时兼顾具有个人向善的心态和主动地推及与他人他物的心态，呈现强烈的主动性。且“推己及物”的结果为：“推得去，则物我贯通，自有个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气象。天地只是这样道理。”说明只有主动地推己及物，达到“物我贯通”、“生生无穷”的状态，世间万事万物呈现蓬勃生机，最终才能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的目标。“尽己”与“推己”的区别在于意愿强烈和实施的程度如何，其实质都是要达到“仁”的终极目标。就是说：“合忠恕，便是仁。”

生态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当代价值

2018年5月4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为此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一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刻缅怀，提出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物质基础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突破。但是，雾霾、臭氧、温室效应等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减化、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也伴随而来，凸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过程中，要加快推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的奋斗目标，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因此，在当前重温马克思生态思想，探究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

马克思生态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站在哲学的高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同时环境不断地受到严重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理性客观思考，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首当其冲地发起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了以工业技术改造自然、遏制自然的时代来临。它变更了数千年来以自然生产力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体系，人类开始从手工业向工业机器化发展，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伴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地发展，城市化进程建设的不断加快，在工业文明时代之内的一些弊端之处也就不断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等一些废弃产品给社会城市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到，在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小屋”，生活富足的资本家们会为自己建造温暖舒适的家园，然而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邋遢、垃圾漫天、恶心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一切让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些论述，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环境，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化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榨干和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无偿占有更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让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向自然无限制地进行索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满足了资本家对资本追逐的欲望，但却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源头所在。马克思生态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对其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站在哲学的角度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黑格尔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离开人及人类社会，从抽象的视角去认识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自然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正如在《自然哲学》一文中提到，“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不应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抽象的认识，而应将其放在社会实践中去加以认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费尔巴哈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突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的束缚去认识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精神的客观实在，赋予了自然的唯物主义地位。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他仅仅从生物学角度去理解人类的本质，不能正确的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太过于突出自然对人的决定性，却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作用。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提升到了实践认识，将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打破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局限，认为要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就是在不断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和克服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过程中，建立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生态”、“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等概念范畴，但在他的著作和论述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进行了有力的论述，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思想。（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且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开的，人离开自然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其本身无法发展与生存。由于人类自然属性的存在，不管人类的能动性有多么的强大，也不能脱离对自然的依附，因此人类活动必定会受到自然界的限制。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也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它能够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条件。没有自然界，人就无法生活，更谈不上人类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肯定是需要来自于自然界当中，没有了大自然，工人也就不会有事物质生产所需的矿产、土地、水等各种生产资料，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人类的生命无法维系，人类社会无法发展，人类的文明也无法延续。因此，自然界是“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类只要损伤了自然界的延续存在，人类本身也必将伴随着自然一同毁灭。（三）人与自然界以劳动为桥梁进行着物质交换。劳动是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所有活动的表现方式。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生产工作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资料交换，人类通过劳动生产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与利用，甚至支配，在原始自然界打上了人类劳动的印记，还能通过劳动，对人自身实现改变，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劳动这一媒介，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人类、劳动实践与自然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四）人类与自然界要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是无限度、没有节制的，如果人在欲望的驱使下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不注重对自然界的保护，就会损害人与自然的之间的良好平衡，为人类带来严重的困境。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赖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界不仅具有领先地位，有其外在的独立性，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自然规律，所以人类要利用好自然、改造好自然，就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不能大肆地破坏自然，否则就要遭受自然界的攻击，为人类生存带来永久性的灾难。因此，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资料交换必须进行和谐、适量、有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中实现生产、生活和发展的。（五）人必须敬爱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是来自于自然界中诞生的，人类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依托，人与自然是共同发展且共存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类的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了自然界依靠，人类也依然无法生存。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因此，人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善待，换来的才是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造就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由于科学技术不断地高速发展，人类应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并合理且科学的利用，同时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在遵从自然法则、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应该从长远的视角去善待自然，只有这样的大自然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六）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问题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共同合作和努力去解决。所以，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必须是要以人类本身和谐为前提，从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然就会影响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所导致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就必须先改变我们人类自身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消灭私有制，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路。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