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论文十篇

理性消费论文篇1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各国已出台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刺激经济复苏。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并增加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以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消费,避免积重难返。

【关键词】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理性消费

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背景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消极影响逐步显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个国家积极努力出台各种对策,以消除或削弱此次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也从各个层面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

为了刺激国民的消费,针对市场较为疲软、通货出现紧缩的问题,我国提出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的方针,党中央、国务院于11月初及时制定了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提出要实现从外向经济向内需经济体系的转型,以减少外部经济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损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二、正确认识扩大内需与促进消费的关系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外贸拉动。去年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4%,消费实际仅增12%。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尚未形成合力,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明显失调。

在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出口从本质上说仍然主要是进口国的消费,由于全球消费下降,全球经济贸易萎缩,许多国家出口下降。投资主要由企业及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组成,企业及个人投资仍然主要取决于销售,取决于消费。政府投资的适当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依靠财政收入的政府投资毕竟是相对有限的,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仍然与消费密切相关。因此,解决目前经济危机的关键仍然是消费。

为此,亟待通过扩大消费,形成“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实际情况也表明,我们在扩大消费方面的潜力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眼下迫切需要进一步转变“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深入研究消费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扩大内需,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消费券的兴起与利弊

消费券是专用券的一种,为实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是各国和一些地区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民间消费能力大幅衰退时,为促进民间消费而设的、限时的辅助货币机制。当经济不景气导致民间消费能力大副衰退时,政府发放给人民消费券,作为人民未来消费时的支付凭证,期待借由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的方式以振兴消费活动,甚至进一步带动生产与投资等活动的成长,加速景气的复苏。虽然消费券是以促进消费为目的,但也可作为社会救济工具之用。也有两者相混,既以振兴消费为目标,实施方式又如同社会救济。

目前,全国各地发消费券的热情高涨。消费券的发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为刺激当地消费增长,对拉动消费起到了推动作用。

消费券的最终目的是要刺激消费,那么首先要理清的就是消费券刺激的是哪部分消费,以及刺激的到底是哪一部分人的消费?按照“百分百刺激经济”的成都消费券的成果分析,虽然在转化率上远超人们意料,但是从“消费券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大米、油、调料等方面”的实际效果来看,对真正意义上的刺激消费的成果并不大,拉动内需恐怕就更无从谈起。

另外,消费券的发放,真正带来市场的消费行为了吗?拿到消费券的是市场需要的消费主体吗,恐怕也不尽然。尤其是,通过摇号产生的消费券得主,真正需要这些消费券吗,而需要从实处解决生活困境,需要这些消费券以解“燃眉之急”的人们,又如何才能拿到这些“救命红包”呢?并且,在个别城市和地区,消费券在发放时遭到市民哄抢,场面一度非常混乱,甚至使得消费券的发放被迫中止。总体上说,国内部分城市发放的“红包”、消费券,都可以归结为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别补助,但不同城市,是否可以权衡、反思,是否尽最大努力扶助了民生,而弱势群体能否通过能够“红包”、消费券这些东西,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却是不确定的。由消费券的发放而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也需要引起深思,真正要体现理想的人人有份的发放范围,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见效。

消费券发放之后,商家是否会乘机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提供质量不合格的商品呢?按照商家逐利的本性,恐怕这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所谓的“消费券”,也不过演变成一种变相的促销手段而已。

消费券即使有效,毕竟是短期的刺激效用,是经济政策中的“兴奋剂”,不可长期反复使用。持续有效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根本着眼点还是如何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养老统筹等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有钱花、有钱敢花。

四、刺激消费还需保持理性

现在各种形式和名目的消费券作为短期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可行措施之一,但是长远的经济复苏之路,决不是几个企业的消费券就可以力挽狂澜的,我们依然要清醒地看到,心病解了,消费才有底气。扩大内需,先得以人为本,减轻和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在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意愿上做足文章。

制约消费的不单是收入,由于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即使家庭总收入涨了,人们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不同的社会成员几乎陷入同样的烦恼: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这些后顾之忧,归根结底,是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且覆盖面低。

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把增加居民即期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让利益分配适当向普通居民和贫困地区倾斜;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打好扩大消费的政策“组合拳”;着重解决扩大就业、完善社保、深化相关改革等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对教改、医改、房改、社保改革现存的顽症积弊要在整治中动真格的,稳定和刺激支出预期。这当中,政府应有更大的作为。同时,应完善消费环境,推促储蓄型消费转向信贷型消费,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使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日常消费的快乐。

刺激消费,也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倡适度消费、理性消费,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确定合理的消费结构。

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确定合理的消费结构,进行适度消费。十几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呈现出奢侈性的特点。奢侈性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适度消费提醒我们,在消费时,必须对自己的收入能力进行正确的判断,如果符合收入状况,能够到期支付,这种消费行为就是一种合理的消费;如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收入能力,或者明知自己没有消费能力却硬与别人盲目攀比,就会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

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注意改善消费的质量和结构,使“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住房讲宽敞、出行讲快畅”的消费时尚,逐步融入大众生活;尽可能增加有利于增进健康、提高素质、开发智力、培养后代的消费支出。要防止陷入消费误区,坚决纠正和摒弃挥霍浪费、盲目攀比等不良的“欲求消费”现象,使人们养成理性、健康、文明的消费心理和行为。

确定合理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人们的消费可以分为两种: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物质消费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消费,精神消费主要是娱乐身心、发展和提高自身的各种消费。要使消费结构趋向更为合理,就必须正确处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关系。消费不仅仅只是吃、喝、玩、乐,它也是使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提高自己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的积极的行为。要引导人们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使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协调统一,努力提升精神消费的水平。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就是勤俭持家、量入为出、俭以养德。在这样的消费观念指导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必然出现积累型、保守型的特征。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徘徊于较低的状态。现代消费是对传统消费的继承和扬弃。应矫正消费者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引导个人消费行为走向理性化,使人们逐渐树立“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现代消费观念。

参考文献:

[1]吴柏麟,尹伯成.经济学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劲松等.经济学基础.科学出版社,2005.

[3]李明泉.经济学基础.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吴祖明.提倡节俭与鼓励消费.求是,2003.

[5]龚雯.人民日报,2008-10-9.

理性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理性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消费理论；持久性收入；李嘉图等价定理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4-02

现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需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消费带动，消费需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一国总需求中消费大约占比重到达70%，消费需求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者一生的消费与他们一生的收入水平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与他们当年的收入之间关系不大。消费者不同的消费边际倾向决定了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主要代表理论是早期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经验性心理法则，即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较大。另外，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是以基于理性消费者决策的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理论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阿尼提出了以生命周期为主的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面临的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一生的消费和储蓄时会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和财富，针对自身进行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

（二）生命周期理论解释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并不依赖于理性经验法则的单一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理论意味着一生中的持久收入、暂时性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的消费倾向并不相同。大多数人会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关键假定，即在各个时期消费者会进行相似水平的消费，假定每年消费者面临的消费相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函数为C=WL/NL×YL，WL代表消费者工作年数，NL代表生活年数，YL代表消费者每年工作的劳动收入，C代表每年的消费数量。消费函数表明整个人生中消费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在工作期限中消费者通过付出劳动，积累资产和财富。当消费者退休后，利用积累的财富进项消费，在生命结束时，消费者通过一生积累的财富恰恰消耗完变为零。

二、持久消费生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持久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与当前的收入无关。持久性收入是指个人期望为获得收入持续地工作。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性消费理论表明，在保持个人财富完整性的同时，工作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其中消费在收入现值中占有固定的比例。持久性消费理论就是个人为维持在有生之年消费比率，依赖于现有财富水平和现在及未来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其中，消费函数为：C=cYP，其中YP为个人持久性收入，个人产生的持久性的收入将分配到以后的许多年份，面临的消费水平应该比获得收入更加稳定。

三、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

（一）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来源

结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久性消费理论，提出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即LC-PIT。现阶段消费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收入进行的消费行为将分配到许多年份中，当收入发生较大的波动时，消费者会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熨平收入波动带来的影响，所以个人消费比收入水平更加稳定。

（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解释

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个人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且消费还会与现期的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暂时性收入用于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低，即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接近于零。来自持久性的收入引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接近于1。政府如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时，暂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的计划效果并不显著。持久性的税收会使消费者获得持久性收入，此时消费者面临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更有利刺激经济的发展。

四、“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政策意义

（一）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定义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此基础上，巴罗作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以理性预期为依据重新论述了这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通过征税和发行公债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二）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思路

在出初始时期政府预算是保持平衡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政府为激励消费者进行资金支出和投资，会采取减税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减税会增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论，当收入增加时，使得个人财富积累，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提高。因此，减税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鼓励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投入的增加，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实行减税的财政政策会造成财政赤字的发生，为了保持预算平衡，政府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不得不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债券和积累的利息。理性的消费者会预期政府今天借债，意味着将来政府会提高税收，来弥补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以保持财政的预算平衡。政府通过债权融资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减少税收负担，这种政策只是重新安排了政府税收的时间。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因暂时的减税增加消费开支，进而这种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政策意义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表明政府因实施减税措施而发行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公债和未来潜在的税收的现值是等价的，因此，两种政策的变化前后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是一致的，从而暂时的减税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支出。李嘉图等价定理向我们解释了政府通过税收和债权进行融资所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当政府发行债权进行融资时，居民购买政府债券，一段时间后获取来自政府的利息支付，政府进行利息支付会造成财政赤字，为了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在未来，政府会提高税收，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由利息支付造成的财政赤字。当人们意识到两种政策的效果时，消费者在获得政府利息支付时并不会增加消费支出，会将所得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支付政府更高的税收，因此现阶段人们所支配的财富和征税的财富数量相同。

参考文献：

理性消费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政治理论课；消费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作为这一表征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反映，主要指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被大众媒体刺激起来的欲望，并以此作为自我社会价值的符号。消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前“物质丰裕”还未成为现实，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诱导人们从“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变，从而为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消费主义的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在理想信念层面上诱导物质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催生享乐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肖融主体意识，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政治理论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环节。通过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不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举措。完成这一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主要应从教学资源的利用、教学主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

一、有效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科学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伟大功能。近年来，各高校在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着科学的消费观。消费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消费，首先是适度的消费，消费水平必须和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状况相适应；其次是和谐的消费，主要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个人消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个人物质、精神消费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和谐统一；再次，是以人为本的消费，消费要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理念，同时也包含着对当代人在消费领域中深刻的人文关怀。消费主义的消费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压抑、无自我、无价值感在消费中的非理性释放，它限制了人对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性思考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加剧了“人为物役”与道德滑坡的趋向。“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倡导人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统一、眼前利益消费与未来发展消费的统一、感性娱乐消费与理性思考消费的统一、自身需要消费和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从而唤醒人们培育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育一个独立自主且有尊严的生命，一个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是我们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中认真贯彻。

第二，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人文基础和扩展课程，它应该在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程度地提出“尚俭黜奢”的思想，并且把“俭”作为道德原则和人生观准则基本要求之一。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俭”是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节俭美德是“仁”的保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致富，奢侈能沦入贫穷。墨家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倡“节用”、“节葬”。老子把“俭”看做人生三宝之一，凸显了消费道德的人生观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节俭和节欲是密切联系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要求把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孟子把欲望与善恶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实现正当欲望的同时，必须对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即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诸葛亮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宁静”-tg是“尚俭节欲”，并且具有端正学风和提高个人修养的意义。古代圣贤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鼓励正当欲望满足，要求克制不正当欲望，并将此作为人生观准则、道德原则和良好学风，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与消费主义那种通过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感官欲望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是治疗消费主义病症的一剂良药。虽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伦理正得到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古代思想家“尚俭黜奢”思想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求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国际背景资源。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消费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消费运动蓬勃兴起。在一些觉醒的环保人士带领下，哪里有消费主义，哪里就有绿色消费运动。无论是像绿党这样的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组织，还是像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参与了绿色消费运动。国际上绿色消费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促使人们自觉反省自己的消费方式，重新树立适度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针对消费主义的理论反思成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清算消费主义伦理的力作；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的《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批判消费主义；日本经济学家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内在关联，这些著作中不乏发聋振聩的理论强音。在自然观领域，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经济学领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GDP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伦理学领域中，消费伦理当代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谐消费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社会学领域中，超越消费主义物质贪欲，构建当代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主张引人瞩目；在哲学领域，消除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背景资源，纳入政治理论教学的视野。

二、积极培育“三个视野”

第一，意识形态视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真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消费主义思潮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入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为现实的理论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抛弃发展主义而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凭借资本、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他们把消费主义描绘为“普世价值”，大肆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第一”，把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作为“美好天堂图画”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从而试图消解各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者麦克基本(BillMckibben)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我们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过去西方有人认为，当我们的青年都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西部牛仔，看好莱坞大片，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距离西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们许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消费主义思潮所蕴涵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理想的陨落等价值取向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

第二，整体理论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立的思维习惯，历史地、辩证地和实践地看问题，即树立整体理论视野。从西方思潮的传播角度看，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同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有着相互纠葛的共谋关系。在全球主义或普世价值论看来，“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分权制、多党制、议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和文化同质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西化”图谋的揭露，离不开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批判的语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神圣的和万能的，消费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或其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消费进行干预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另外，消费主义所蕴涵的理想陨落、主体之死、平面化无深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本能的宣泄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消费主义批判又离不开后现代语境分析。总之，只有在对西方思潮的整体把握中才能真正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关于消费的整体理论视野。毋庸置疑，消费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条件的：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和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视野看问题，消费主义不仅不需要受到批判而且还有存在的理由。而从整体理论视野来看，经济学从来都是和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的。消费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能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道德责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费的原则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学提供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第三，批判性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的影响，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启示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所谓“拜物教”就是把某种人造物偶像化，赋予它本身并不具有但又凌驾于社会的能力，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各种能力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但在表面上，这些能力都成为它们固有的东西，而与劳动不相干。不仅如此，商品似乎能够左右生产者命运，货币更天然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魔力，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物，它天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从马克思的批判视野看，消费主义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对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有深刻的论述。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占有被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象征和标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从而造成人依赖于物；货币本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由于其作为物质财富“通约性”代表而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符号权威”，从而诱发拜金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不但使人遵从物的逻辑，消融其主体性，而且制造种种幻象：“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平等、自由、人权等幻象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变幻出来。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的神奇之处在于，让人们在市场的现象世界里尽情享受和体验他的魔术表演，而让人们对魔术真相与魔法一无所知。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魔术背后的统治逻辑——资本的逻辑控制。以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审视消费主义，它不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是对现实幻觉性的再现，而且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消费主义的流行“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其实，无论是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媚俗消费，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无不遵从资本的逻辑控制，无不是资本增值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需要。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在于揭示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批判性视野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视野的深化。

三、创新三种“教学方式”

第一，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式。心理疏导，主要是让学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矛盾舒缓下来，减轻其二元张力形成的紧张。马尔库塞用“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来描述消费主义思潮中人的心理矛盾。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处于多重矛盾的痛苦纠葛之中。例如，物质资料实际占有和占有欲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消费感官娱乐和日常理性认知的矛盾形成的焦虑；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和自身精神理想追求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惑等等，这些矛盾造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人“烦”的心态。在“烦”的心态下，部分大学生不仅感到政治理论课“太复杂、太抽象”，“学起来太累”，而且认为政治理论教学和现实是“两张皮”。政治理论教学的心理疏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就政治理论教学来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读书疗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阅读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也不限于泛泛浏览课外书籍，而是要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心理症结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读书是驱散生活中不愉快的最好手段。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阅读调适心理是可行的，中国自古就有杜诗除疾的传说，在法国有所谓“患者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倡导诗歌疗法，达到益身心、除忧虑的作用。学生在阅读中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在“同高尚的人谈话”中产生共鸣，一方面宣泄现实中感觉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享受伴随而来的兴奋和愉悦，还可以领会伟大作品所蕴涵的心路探索历程、道德与人生观感悟，所有这一切都是缓解大学生心理矛盾的精神良药。书疗的好处是经济、简便、及时、花钱少，同时又不会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伤害自尊。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贵不能淫”，在消费主义思潮冲击下不玩物丧志或随波逐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寒的学生，要鼓励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使艰苦奋斗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被物所支配，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第二，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其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还存在增强其针对性和升华为价值理念的问题。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入边远地区、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灾区的重建，使其在亲身所见所感中真正领悟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切身体会消费主义鼓吹的奢侈浪费和骄奢淫逸是一种“犯罪”；要引导大学生真正看到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高消费群体与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人群之间在物质消费和各种资源占有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都是对于消费主义狂热的清醒剂。但是，社会实践不能简单局限于感性观察，而更重在实际行动。要引导大学生尽自己所力，所学为社会、为落后地区和灾区人民服务，通过“科技下乡”、“支教帮教”、“医疗服务”、“心理康复”以及“服务官兵”等主题活动，培养大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热爱人民的情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以及抵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自觉性。价值观的升华是社会实践的目的，在实践活动中和实践活动结束后，都要引导大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利用写心得体会、感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形成理性认识，传播价值理念，真正提高大学生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促进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这样，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实践，从感性体验到主体活动，再从主体活动到价值理念升华，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要求和原则。

理性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供给侧；消费理论；效用函数；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05-0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W （2）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贸导刊评论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的新走向[J].中国经贸导刊，2015，（11）：1.

[2] 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07，（2）：4-14.

[3]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J].财政研究，2014，（8）：2-16.

[4] 沈坤荣，刘东皇.是何因素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学家，2012，（1）：5-14.

[5] 贺铿.应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J].全球化，2013，（11）：22-26.

[6] 朱惠莉.消费发展新阶段需要加强供给管理[J].中国经济问题，2014，（1）：91-95.（下转134页）

理性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成立，则货币政策在微观基础的层面上是有效性。但自凯恩斯主义以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础，经过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重点原因。为深入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梳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建议。

消费理论的研究长期被直接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新古典主义以后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凯恩斯的描述，居民消费主要受所得数量、客观因素和主要因素等三大因素影响。所得数量即收入；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变动、时间贴现率和收入预期等；主观因素则包括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等，以及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

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动不会太大，或者不同方向的变动存在抵销作用，所以最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是收入水平，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式中Ct为即期消费；α为刚性的基本消费，也叫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绝对收入；βYt为引致消费。由该式可知居民即期消费为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

边际消费倾向（MPC）与平均消费倾向（APC）都介于0与1之间，都存在递减的趋势，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据以提出了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效应”。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水平；Y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b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消费的不可逆性是指消费受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方向性不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当收入减少时消费却可能不会明显地减少。因此消费者的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所以不可逆性也叫“棘轮效应”。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货币政策制订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性与差异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居民消费的波动，且与货币政策意图相关性下降。如果再考虑“棘轮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来稳定地提高消费，这一点也是当前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

三、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其永久收入（也称持久收入或恒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永久收入是指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一般可用连续多期收入（含当期收入）的均值表示。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Yp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从消费函数可推导出当前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表明在短期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多，消费者却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会一直持续下去，故而不会立即增加消费；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时也不会马上减少消费。只有消费者能够判定收入变动是持久的，其消费才会调整到与变化后的收入相对应的水平上。

根据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如果想要刺激消费，货币政策就应该长期稳定地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提高永久收入，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才能在提高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波动引起经济周期。当然，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除表明货币政策只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个观点外，也隐含了一个观点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四、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消费者或者家庭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于他预期一生的平均消费”。由于收入总是在生命周期的鼎盛期达到最高，因此消费者往往通过借贷将鼎盛期的收入前移，并通过储蓄将鼎盛期的收入后移，这样就能够大体上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公众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从社会整体看就是要考虑人口结构。当经济体系中年青人较多时，借贷压力较大，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比较有效；中年人较多时，社会的个人投资量较大，货币政策的金融资产传导渠道作用较大；老年人较多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调节储蓄规模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通过金融资产渠道来调节居民的消费与储蓄。

五、跨期消费选择理论

消费的跨期选择是消费者试图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行为。当存在明显的收入约束条件时，消费的选择服从无差异曲线；而当存在跨期的收入约束时，消费者则会在自身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利率等要素的变动，来进行消费的最优跨期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即期消费对跨期消费的相对价格等于跨期边际替代率时，消费的跨期安排达到最优，而相对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因此，当利率变动时，消费者都会重新进行跨期消费的选择。比如利率上升时，当期消费的价格相对跨期消费的价格而言上升了，亦即跨期替代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受跨期激励效应的影响，会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储蓄来增加未来消费。

跨期消费选择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本范式，当前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范式。根据该理论，即使是风险厌恶者，也会在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时减少当期消费，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产出和消费的方向性和效应上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利率政策往往会使产出的变动相对消费的变动出现更大的滞后性。如果再考虑消费的收入效应，则需要其他相关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六、随机游走消费理论

霍尔（Hall，1978）等人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融入到永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该理论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考察消费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发现人们的消费支出在长期趋势上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个人收入的变动率与消费的变动率无关，因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理论中，并对其后的理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改变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通过调整收入水平并不能直接调节消费，即使是新信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在总体均值上下波动。

七、流动性约束理论

弗莱明（Flavin，1981）等人在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居民消费对于预期收入明显正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迪顿悖论”。对于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一般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觉得消费比较昂贵，当期消费就会下降，储蓄就会增加，这样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的变化就会产生过度敏感性。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会是多期的，而且过度敏感性可能使消费者的非理性特征更加突出，所以信贷政策尤其是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的力度，而应该是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八、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

扎德斯（Zeldes，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同样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能更好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实质上是对不确定性事件所进行的保险。未来不确定性主要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可预测，则存在过度敏感性，如果不可预测，则表现为过度平滑，即消费者必须通过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与流动性约束理论带给货币政策的启示相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样强调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消费理论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三条发展路径：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假设条件由较宽松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的预算约束；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扩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当前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发展的综合，即在严格预算约束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化问题。

从货币政策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和告示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就是对居民跨期最优选择行为的表述；财富效应则包含了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和预防性储蓄的内容；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则着重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告示效应则可能加剧示范效应，也可能形成信息瀑布，导致居民消费的非理性，使社会消费总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应以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为重点。如果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引发K-P博弈，则货币政策可能低效甚至无效，反之当居民的不确定性较小时，货币政策也会是稳定的甚至是“单一”规则的。

理性消费论文篇7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函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065-0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很多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压力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在此情况下，广大学者提出以扩大内需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切实加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消费是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运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消费既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落脚点。农村居民是我国人口构成的主要部分，其消费行为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利用消费函数理论和模型进行农村居民消费数量经济研究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与改革、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

消费函数理论是建立在消费者行为假设基础之上、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系列假说。凯恩斯（1936）提出绝对收入假设，开创了消费函数理论的先河。杜森贝里（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设，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霍尔（1978）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促进了传统消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这些假说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共同构建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框架体系。

（一）绝对收入假说

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先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他指出，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即为绝对收入假说。该假说的基本思想为：当期消费水平随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2]。数学表达式如下：

Ct=b0+b1Yt+ut

其中，Ct表示当前消费支出；Yt表示当前收入；b0表示自发消费；b1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

（二）相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他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是互相影响的，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示范效应说明人们的消费行为存在相互影响，棘轮效应解释了平均消费倾向具有长期稳定性[3]。其数学形式如下：

Ct=b0+b1Yt+b2Ct-1

其中，Ct表示当期消费支出，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支出，Yt表示当期收入，b0表示自发消费，b1表示边际消费倾向，b2表示本期与上一期的消费比例。

（三）持久收入假说

弗里德曼（Friedman，1957）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并非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主要由其持久收入决定。持久收入是人们可预计到的长期收入，是其一生中可得收入的均值。该假说的基本观点是：将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分为暂时性、偶然性和长期性，消费者的长期性收入决定其消费水平[4]。

（四） 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Hall，1978）在借鉴卢卡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他认为，按PIH寻求效用最大化、具有理性消费预期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通过任何变量进行下期消费的预测。随机游走假说的提出推动消费函数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该假说引入了理性预期，将马尔科夫过程应用于消费函数的研究中，使消费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研究成为可能[5]。其数学形式为：

Ct-1=Ct+εt

其中，Ct+1和Ct表示下期和当期消费，εt为不可预测的误差。

（五）预防性储蓄假说

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拓展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里兰德（Leland，1968）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条件[6]。迪顿（Deaton，1989）指出，美国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显著高于由随机游走假说得到的理论估计值，而预防性储蓄假设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弗莱文（Flavin，1981）提出的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虽与“过度平滑性”看似矛盾，但都可被预防性储蓄假说解释。

（六）流动性约束假说

扎德斯（Zeldes，1989）、迪顿（Deaton，1991）提出了流动性约束假说。他们认为，流动性约束可能导致消费者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变化的过度敏感性，较高的消费信贷利率使得消费者放弃消费信贷以平滑消费[7]。具体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如下决定：

Max；st.Ct+（At+1-At）=Wt+rAt；At≥0

其中，P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或者主管贴现率，A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所有的财富，Wt表示劳动收入，r表示利率。

二、我国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的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消费行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形势下，对于我国居民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学者也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目前，针对我国农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应用现有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对我国农民消费行为进行检验；二是借鉴西方消费理论，根据我国农村实际特点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论与模型，以此来解释农民消费行为。

（一） 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研究

臧旭恒（1994）从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群体验证了确定性条件的消费函数模型，其数学形式如下：

Ct=β0+βtYt+μt

其中，Ct表示居民消费，Y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β0为自发性消费，βt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可以解释我国1978年以前的消费模式，但对之后的居民消费进行解释时并不合适。王宏伟（2000）通过对我国农村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两阶段论。

刘建国（1999）对《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相违背。而王检贵（2000）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农村居民。杨天宇和文焕瑾（2008）也证实了我国农村消费不存在特殊性。

（二）相对收入假说理论的检验

臧旭恒（1994）对1981—1991年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群体进行实证计量研究时发现，相对收入假说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许允彬和赵卫亚（2007）把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更符合我国农民消费实际的模型，提出城镇消费给农村消费带来的示范效应会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

（三）LC-PIH理论的研究

厉以宁（1992）研究后发现，LC-PIH假说不能合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时期的数据。王信、赵志君（1996，1998）检验后发现，通过该模型得出的理论值与中国实际值拟合度不够理想。然而，臧旭恒（1994）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总量数据和家庭预算抽样数据两类数据进行分析，都证明该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高梦滔等（2008）利用1995—2002年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LC-PIH的预期较好吻合。艾春荣和汪伟（2010）发现LC-PIH假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得到了证实。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理论研究

臧旭恒（1994）通过对1978—1991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随机游走假说不能适用于我国居民的消费实际。万广华等（2001）利用农业部的农户家庭调查面板资料分析影响农民储蓄的因素，发现我国农民的确存有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朱信凯（200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消费行为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敏感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及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周建（2005）使用变参数模型构造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1979—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系数。田青和高铁梅（2009）检验了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水平具有不同的过度敏感性，收入越低其消费敏感性越强[8]。

三、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整理了1985—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且都经过历年农村生活消费物价总指数平减，然后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检验，以消除可能存在的虚假回归现象。

（一）ADF检验

通过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XFt和人均纯收入SRt是否具有平稳性，同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令SR为人均纯收入，XF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由表1可得，从1985—2011年末，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5.15%，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5%，收入的增长率略大于消费的增长率。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7%，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1%，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额是农村居民的3.3倍，城乡消费差距水平较大。

由于XF和SR序列数值较大且增长呈非线性趋势，本文采用lnXF和lnSR序列，对两者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可知，lnSR的ADF Test Statistic=-0.846 913，大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SR是非稳定的。通过一次差分变换，t值通过检验，说明lnSR是一阶单整序列。

从上可知，lnXF的ADF Test Statistic=2.768 517，大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XF是非稳定的。通过一次差分变换，t值通过检验，说明lnXF是一阶单整序列。

建立lnXF与lnSR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LNXF=0.924 309 002 113*LNSR-0.060 543 121 596 7

R-squared=0.992 811，Durbin-Watson stat=0.323 611，

F-statistic=3 452.632

由于DW=0.323 611，说明模型中参数项有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滞后项，生成滞后模型，并进行检验，如下所示：

DW=1.728 149 044 040 314、F=3 273.920均通过，修正后的R2=0.997 765，拟合度很高。滞后模型如下所示：

LNXF=0.856 477*LNXF（-1）+0.845806*LNSR-0.707 902*LNSR（-1）-0.039 426

通过以上步骤，便消除了lnXF与lnSR的自相关性，由此可初步认为lnXF与lnSR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对lnXF与lnSR进行协整检验，生成et=resid序列，并对其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et=-0.898 275et-1

t=-4.583 098 R2=0.465 758 DW=2.100 848

ADF Test Statistic=-4.583 098，小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XF与lnSR存在（1，1）阶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稳定性关系。

（二）建立ECM模型并检验

以上步骤建立了lnXF与lnSR的长期稳定关系模型，然而，我们还要对其短期稳定性关系进行检验，同样以1988—2010年数据为依据，建立并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量ΔlnXF和纯收入增量ΔlnSR之间的关系模型。此处以DLNXF表示，以DLNSR表示，建立模型，如下：

DLNXF=0.845 806*DLSR+0.137 904*LNSR（-1）-0.143 523*LNXF（-1）-0.039 426

即：Δlnxft=0.845 806*Δlnsrt+0.137 904*lnsrt-1-0.143 523*

lnxft-1-0.039 426

ECM模型形式如下：

Δlnxft=0.845 806*Δlnsrt-0.143 523*（lnxft-1-0.274 67-0.960 84lnsrt-1）

R-squared=0.799 916 Durbin-Watson stat=1.728 149

此回归模型显示在1985—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量与其人均纯收入增量存在稳定关系，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量的0.845 806倍用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同时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量还受到之后一期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量和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太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ECM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较强。而郑璋鑫（2009）通过相同方法测算我国城镇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为0.753 7，并指出库兹涅茨等认为美国的长期消费倾向接近0.84-0.89 [9]。该模型实证结果符合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低，所以农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比较高。当然，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来源不同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不过，大多数学者研究后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的确较高，如王检贵（2000）、杨天宇和文焕瑾（2008）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倾向已经非常困难。农村居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部分，与城镇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的较大差距严重阻碍了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进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整体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势头的根本途径，而拉动内需的首要条件是居民持有充足财富、拥有消费信心，因此，切实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之举。同时，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农民提高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为农村居民的增收打好基础；

2.加快打破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性；

3.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资力度，逐步健全农村医疗体系，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进而促进消费支出；

4.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保证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水平，并立法以保障农村就业人口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莫迪利安尼.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一对横截面资料的一个解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2] 刘维奇.西方消费函数理论评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3] 王学军.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发展[J].工业技术经济，2010，（6）.

[4] 史玉伟.消费函数理论主要假说述评[J].经济经纬，2005，（3）.

[5] Hall R.《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e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86）。

[6] 孙艳，蔡杰.我国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综述[J].统计与决策，2004，（3）.

[7] 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

理性消费论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与演绎等方法对西方有关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的研究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并在归纳其研究特征的基础上,对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研究进一步进行了理论解构。研究发现,模型中集中呈现了预期效用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刺激-反应理论以及介入学习理论四种理论的应用过程,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应用对于深刻理解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开启。

关键词: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 模型解构

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的一般性分析

Mullin的三级因素模型。Mullin(2000)认为,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公式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级因素、二级因素和三级因素组成的。一级因素,是指那些购买者和消费者的内部因素。其包括渴望健康和福利、竞争和测试个人抵抗各种反作用力的能力和技巧的机会,交往朋友或者逃避“现实”等,通过这些激励因素的内化过程,体育消费者行为得以发生。二级因素,是指对决策过程立即做出影响的因素。其包括个人先前对于体育产品服务的经历、家庭的力量(前代的运动经历对后代的影响)、同伴的体育消费行为和选择、个人喜欢的、学校或大学参与的或者各种族、团体相关的俱乐部、地域因素等等。三级因素,就是指政治、宗教、文化和服务团体等一些潜在的外部影响因素。其往往将体育作为一个基本纽带或诱饵来鼓励个体消费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而推动、建立或维护政府、社区或教会的组织形象。这三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通过不同层级之间的过滤,共同影响着体育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与继续。

Funk&James的心理区间模型。根据社会心理学文献,Funk&James(2001)依据体育消费者的认知过程,建立了一个研究态度问题的框架来解释体育消费者、体育运动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育迷忠诚度的问题。整个模型由四个层级组成,依次向上递增,表示体育消费者的认知程度不断增加。第一层是意识,只代表着个体对于体育运动或球队的初步印象,还没有形成任何偏爱;第二层是吸引力,代表着个体在不同社会心理或人口统计变量动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对于某一球队或体育运动的喜爱;第三层是依恋,代表着个体与某一球队或体育运动的心理联系逐渐具体化,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交往;第四层是忠诚,代表着个体已经成为某一球队或体育运动的球迷,有着持续的、稳定的行为表征和拥护态度。

Trail,Anderson&Fink 的观赏性体育消费行为模型。Trail,Anderson&Fink (2000)基于球迷或观赏性体育消费者的动机和行为变量,提出了观赏性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模型是由个体的消费动机、认同水平、期望、期望实现、自我效能感的反应、情感状态六个方面的变量相互作用构成的。其中,个体的消费动机是最基本的决定条件,它是由个体的不同社会和心理需求引发的,包括可替代的成功经验、知识的获得、审美价值、社会交往、戏剧化/激动、社会逃离、家庭、运动员的身体吸引力和运动技能水平共九个方面。当个体参与观赏性体育消费活动时候,这些动机被部分地或完全地体现出来,随后,这些潜在的消费动机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球队的认同感这一变量,间接影响消费者期望的比赛结果,当期望的比赛结果出现不一致时,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情绪状态或通过自我效能反应的间接影响作用,最终导致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发生改变。

Murray&Howat 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Murray&Howat (2002)依据体育产品服务质量的区分,从核心服务质量与相关服务质量入手,构建了基于体育消费者满意度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模型中体育消费者的满意度是体育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的产物,而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或者说是作为核心服务质量,与相关服务质量的内生变量通过价值与满意度之间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体育消费者的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价值作为中介变量能够解释体育消费者满意度41%的变异,而核心服务质量能够直接解释其43%变异,相关服务质量能够直接解释其50%的变异,相关服务质量看起来比核心服务质量更重要,更能影响体育消费者的行为。

Hill&Robinson 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Hill&Robinson(1991)基于消费者内隐的消费动机、指向的行为以及情感表现之间内在联系,构建了用于解释球迷狂热行为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模型中球迷在不同体育消费动机的驱动下忘我地投入到体育运动情境中,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得球迷具有更高的激素水平,而且超乎想象,从而出现一系列的失控行为或成瘾行为。为检验模型的有效性与合法性,Hill& Robinson应用该模型来分析以游泳、跑步和自行车运动所组成的三项全能运动的体育消费者狂热行为过程。结果表明,狂热的体育消费者动机是由竞技性或参加比赛的驱动和健康期望构成的,在不同的消费动机驱动下,指向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训练、控制饮食以及相应的货币支出来购买体育设备或培训等三个方面内容,体育消费者在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积极与消极的情感。比如,训练过程中出现的运动伤害或定期训练的单调性、控制饮食过程中的不适反应、货币支出的增加都会产生消极的情感,当然,最终的坚持所带来的身体健康或比赛成绩的提高则会带来积极的情感。

Matthew D.Shank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Matthew D.Shank(2002)通过甄别体育消费者进行参与性体育消费时所面对的复杂信息,构建了一个参与者消费行为模型。模型中,体育消费者行为三个成分的影响:内部或心理过程;外部或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参与者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情境因素。当体育消费者有意识地参与体育运动时,他们往往受制于这三个因素内化的影响,使其首先对是否要参与体育运动进行问题识别,这反映了体育消费者现实状态与渴望状态之间的差异,差异越大越容易激活整个决策制定过程的结果,促使其体育消费行为的发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唤醒状态下的选择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体育消费者在这个阶段历时过长,或无法从复杂的信息资源中有效地甄别出符合自己标准的参与选择方案,他们可能会终止进行体育消费,也就不会有进一步地参与过程和参与后评价过程的出现。但是,如果体育消费者可以轻松地通过这个选择过程,那么以后的参与过程就顺其自然了。之后,消费者拥有了参与性体验,如果满意的话会持续进行,反之则会终止或暂时性中断。至此,整个决策制定过程将会终结,等待下一次的启动。

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的理论分析

(一)预期效用理论

“效用”(utility)概念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是对消费者从一组物品中得到的满足程度和幸福程度的抽象衡量。当经济学家讨论消费者选择理论时,普遍认同的观点就是消费者的目标是预期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通过比较和计算时间、经济收入、信息以及技术等限制来选择使得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无论是哪一种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其实都已蕴含着消费者的这种理性化的选择。他们计算着能够从体育产品和服务或其属性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感。比如Trail,Anderson&Fink 的观赏性体育消费行为模型中的期望不一致结果、Murray&Howat 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中的满意度测量以及Hill&Robinson 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中的预期效用,这些都是消费者预期效用实现的一种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有时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消费者之前的理性计算,毕竟人是有限理性的,有时是无法计算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预期效用理论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仍然是正确描述体育消费者实际如何做出市场选择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认知学习理论

相对于刺激-反应理论强调刺激与某特定反应之间的联结与重复,强调由外部强化的练习所引起的消费行为的变化,认知学习理论主张学习是一个认知过程,是建立在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主动性学习。在这种主动性的学习背景下,体育消费者的角色就是一个信息加工者,需要不断地对于以前的消费经验和现有的信念进行编码与整合,最终修正理念并采取相应地行动。因此,从此理论意义上来讲,Mullin 的三级因素模型、Funk & James 的心理区间模型以及Matthew D. Shank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无疑是这一学习理论的最好体现。

(三)刺激-反应理论

刺激-反应理论是基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强调学习发生时刺激与刺激、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也就是当一个人对已知的刺激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做出的行动,这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被动性学习。在这种被动性学习背景下,体育消费者的角色就是一个体验与感受者,他们完全受到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刺激支配,表现为不断地重复,有时甚至会乐在其中,因为每当做出一次购买决策都会受到奖赏或惩罚(这里的惩罚多数是因为没有得到奖赏而导致的心理落差),持续的强化之后,消费者会逐渐与那些给予他们奖赏的销售商家交往,并选择那些能够满足其需要或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依据此理论的阐释,Hill&Robinson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和Trail,Anderson&Fink 的观赏性体育消费行为模型可以说都是从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刺激情境所激发的体育消费者动机和与之相伴而来的消费行为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建构的,这比较清楚地反映出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关系。不仅如此,Murray&Howat的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则是直接从体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入手来分析刺激情境与体育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此理论阐释的更好体现。

(四)介入学习理论

介入学习理论起源于一个叫半球单侧化的理论或叫裂脑理论,指的是大脑的左右半球在处理信息方面是专业化的,就是说左半球主要负责认知活动;而右半球则是专门处理非语言、永恒的、图像化的和整体的信息。基于此,当体育消费者遇到重复出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体育产品和服务画面的时候,会在他的右脑半球中形成一个生动的图像,从而引起他的积极回应,这是一个被动的信息处理过程,与经典的条件作用理论一致。与之不同,如果体育消费者遇到包含有语言文字信息的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他的左脑半球将会启动一个认知过程,从而对产品的优点与缺点进行评价,这是一个主动的信息处理过程,与认知学习理论一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体育消费者遇到的体育产品与服务信息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是既有视觉性的内容又有文本性的内容,所以,体育消费者的左右脑半球同时启动,只不过前者的被动性学习过程表现为一种低介入的状态,而后者的主动性学习过程表现为一种高介入的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区分可以说是认知学习理论和刺激反应理论的一种整合。如果依照这样的思路来分析,Mullin 的三级因素模型应该属于介入学习理论所阐释的,所以,从一般意义来看,模型还是初步体现了介入学习理论的一些特征。

结论

从理论上对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模型的解构来看,其研究体系正逐步走向相对成熟的阶段。他们研究传统建立在100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相对成熟的市场基础之上,针对市场机制完善环境中的西方企业和西方文化中的消费者行为研究,其整个研究体系都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个体消费者为研究对象逐步展开。在其看来,体育消费行为研究的重点就是探究体育消费者与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目的就是掌握信息、资金、商品、服务、地位、感情等市场资源与体育消费者进行良好交流,这一方面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另一方面是创造一个体育市场,振兴体育产业。所以,西方体育消费者行为研究偏重于从微观层面上全面考察体育消费者,研究他们是如何从自己所处的直接环境中接受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如何学习、记忆、储存,并分析他们是如何形成和修正个体对产品和自身的态度,之后才能准确预测其市场行为。反观中国体育消费者行为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将越来越近。

参考文献:

1.David Shilbury,Shayne Quick & Hans Westerbeek.Strategic Sport Marketing (2th Edition)[M].St.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Academic,2004

理性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 在线评论；新技术产品；采用意愿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96-04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技术产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开始广泛应用。但由于新技术产品具有技术性强、复杂度高、价格不菲等特点，消费者在没有外界信息的辅助下，很难完全了解产品的主要功能和对产品产生兴趣。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为消费者提供了了解新技术产品知识的信息平台。互联网将孤立的个体聚集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被网络连接的消费者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着更为方便和快捷的交流，消费者的意见和体验对其他潜在消费者的影响与日俱增。在线评论是一种新兴的信息媒介，指网络用户用文本形式对商品使用经历的描述与评价[1]。对潜在消费者而言，这些信息能增强对产品的全面了解和消除购买的不确定，比企业自身的信息更具价值。研究表明，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购买高价格的科技类产品影响最大，因为科技类产品一般价格较高、功能复杂，因而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搜寻比较时间也长，对以往购买者对该类产品评价的考虑也会越多。超过半数的该类产品受到在线评论信息的影响。

但在线评论的哪些属性会影响消费者采用新技术产品，在线评论对消费者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机理是什么？目前鲜有研究。因此，本文基于ELM视角，构建在线评论对新技术产品消费者采用意愿的双重路径模型，深入研究在线评论对消费者新技术产品采用意愿的影响机理，从而对我国创新技术型企业使用在线评论开展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具有指导意义。

2 文献回顾

2.1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

ELM是关于态度如何形成与改变的理论模型，它强调有两条路径来改变态度，一条是中枢路径，受众注重论据质量，对目标的信息认真思考，仔细分析整合，最终导致态度的形成或改变；另一条是路径，个体依赖情感迁移、直观推断或其他自动的信息加工形成或改变态度。更多的时候，两条路径一起对消费者的态度发生影响。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少数学者在ELM视角下探讨用户网上信任的形成[2]。而在网络购物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消费者能够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表述对已购买产品的体验，以及对产品价格、性能等特质的评定。因此，在线评论作为一种口碑信息，通过认知作用或说服作用影响着潜在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但至今尚无学者深入探讨在线评论如何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消费者态度和采用意愿。

2.2 技术接受模型（TAM）

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解释了人们的计算机使用行为。TAM有两个重要的影响态度的因素，即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是指个体感知到的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绩效的程度；感知易用指个体感知到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不费周折的程度。在TAM中，感知有用和态度是行为意愿的重要前因，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是影响用户态度的重要前因，而感知易用会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同时，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受外部变量影响。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在TAM的两个重要维度中，感知有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而感知易用的作用并不稳定。TAM作为一个基础模型，揭示了用户接受各种信息技术的基本规律。众多学者的研究多是根据探讨内容的不同，借鉴TAM中的部分变量，并对其他变量作为调整，运用信任、感知风险等变量拓展了TAM的应用范围。正如学者King等所指出的：TAM是个有用的模型，但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还需加入其他的变量。

2.3 在线评论

在线评论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其定义国内外尚未统一，本文借鉴前人的经验，结合本文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大众通过互联网获得的，先前的消费者主要以文本形式分享的，对商品质量、性能、使用体验等的评价信息，包括评论者信息、评论内容和评论时间等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关于在线评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评论的有用性、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以及在线评论对销售的影响。综上所述，在线评论有几个重要的维度

（评论的数量、评论的形式、评论的倾向等）被学者深入探讨，这些维度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是因为评论的数量起到了知晓的作用，越多的人探讨某件商品，其他人知晓该商品的可能性就越大。评论的倾向、评论的形式等起到了劝说的作用，文本信息中包含的内容使阅读者能选择采纳或放弃商品。尽管众多学者深入挖掘了在线评论的维度，但现有研究仅仅局限于探讨各个维度对消费者意愿或者决策行为的直接影响，而对消费者的心理作用机制尚未深入探讨。

3 研究模型及假设

3.1 消费者处理在线评论的双重路径

评论的内容质量指评论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与所评价产品的相关性以及是否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评论的形式是指根据评论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评价暗示内容、语调和措词）将评论内容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类。评论的倾向指对产品体验正向或者负向的评价[3]。上述变量均是从信息特征出发，包含了产品属性及相关内容的详细信息，消费者可以从这些文本信息中了解并综合分析产品是否有用。因此，在通过中枢路径对消费者态度形成方面，本文采用评论的内容质量、评论的形式和评论的倾向3个因素。

评论的数量表现了产品的流行程度，因为它与产品的销售量相联系。评论的效价指在线评论的整体正负程度，是一种总体的口碑效价，即在所有在线评论中，当多数为正向评论时，总体评论效价为正，反之为负。评论者的资信度包括专业能力和可靠性两个维度[4]。上述变量反映了他人对产品的立场，消费者容易受他人的影响选择采纳或者放弃产品。因此，通过路径对消费者态度形成方面，本文采用评论的数量、评论的效价和评论者的资信度3个因素。

3.2 在线评论对消费者采用意愿影响的作用机理模型

国内外学者基于理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从不同的产品领域研究新技术产品的消费者采用。Davis开发的技术接受模型最初是用来研究信息技术，但是之后的众多实证研究证明，它在解释和预测其他新技术产品的接受上是同样有效的。Sang-Hoon Kim等调查了社会对消费者创新采用的影响，基于TAM以社会规范、推荐者的影响力、推荐人的数量等社会因素构建了消费者的持续采用模型[5]。因此，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以在线评论的各个维度为外部刺激变量，构建网络购物情境下新技术产品消费者采用意愿形成的模型。

高质量的评论内容与产品相关性强，消费者基于亲身体验公正描述了产品的具体特征和服务、物流等的具体情况，其提供的实际信息逻辑性更强，更具说服力。而说服力越强的评论对消费者的正向影响越大[6]。根据Ghose的研究，在主、客观两类文本对数码相机等搜索型商品在线评论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中，观点评价的内容越多，评论的感知有用性越低。由于新技术产品属于搜索型产品，因此，客观事实型的评价更能给潜在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使其能深入了解产品的有用性。Dellarocas等指出，人们更倾向于发表或关注极端评论而不是中间评论，但正向评论会给潜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和强化产品的正面形象，提高潜在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认知和评价。因此，正向评论中包含的信息会使潜在消费者更加了解产品而接纳产品。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评论的内容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

假设2：客观事实型的评论形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

假设3：正向评论正向影响感知有用。

从众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地与他人保持一致。Burnkrant等提出人们将群体成员对产品的评价和选择作为自己购买选择产品的信息来源。Huang等认为消费者网上购物时的从众心理非常明显。因此，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会受到在线评论中他人的影响从而产生从众心理。

在线评论的数量与产品的销售量相联系，它反映了产品的流行程度。而消费者常常选择流行的产品，因为他们认为流行度代表了更好的质量。研究表明，消费者在网上购书时会选择销售量大的书籍[7]。因此，消费者根据在线评论选择产品时强烈地受到其他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评论的效价反映了评论的整体正负程度。个人在购物时会迎合群体的态度与价值要求，即使此群体是个人与之接触不多的参照群体。因此，潜在消费者会跟随大多数人的行为从而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心理不仅会受大多数人的影响，也会受少数人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论坛等级高、信誉高的评论者，消费者认为其更具专业水平，更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所以信任程度较高，更容易受到影响，并且更愿意主动搜寻相关信息作为参考。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评论的数量正向影响从众心理。

假设5：评论的效价正向影响从众心理。

假设6：评论者的资信度正向影响从众心理。

在大量解释和预测用户接受信息技术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证明了TAM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结合本文的研究，在线评论传递的不仅仅是一条条的信息，而且提供了作为整体的信息，如评论数量、评论效价等，这些整体的信息特征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和行为，从而引发了消费者的从众心理，进而降低了消费者对新技术产品采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大量的研究表明从众心理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因此，结合TAM和从众心理，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态度。

假设8：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采用意愿。

假设9：从众心理正向影响态度。

假设10：态度正向影响采用意愿。

3.3 概念模型

由以上假设及分析，形成了在线评论对新技术产品消费者采用意愿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PS，BP#]

4 研究方法

4.1 问卷设计

本研究参考了以往文献中的成熟量表，评论的内容质量采用Dhanasobhon等的五条目量表来测量。客观事实型评论借鉴Applbaum等的测量量表，由三个条目组成。正向评论选择Chan的三条目量表来测量。评论的数量根据Schubert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由四个条目组成。评论的效价根据Chan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 由三个条目组成。评论者的资信度借鉴了Chent等的三条目量表来测量[8]。感知有用根据Eriksson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由三个条目组成[9]。从众心理根据Lascu等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由三个条目组成。态度根据Moon等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由三个条目组成。采用意愿根据Cheong等的测量量表修正而来， 由三个条目组成[10]。同时，邀请几位营销专家和网购达人进行小规模的访谈，听取意见修改形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通过预调研，删除不合适的问项，形成本研究的最终测量问卷。本研究中，所有的测量都是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的形式进行的，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理性消费论文篇10

文化研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领域，它与一系列社会理论有联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1950年代，与Hoggart、Williams等人的作品有关。这些早期的著作探讨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Hoggart于1964年在伯明翰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创造了一个得到承认的学术领域:文化研究。在七十年代，文化研究被女性主义和种族问题所“干扰”。女性主义迫使文化研究去“重新思考主体性、政治、性别和欲望等观念”。最近，文化研究开始转向后现代，关注快乐、消费和自我认同构建。McGuigan认为，这种转向产生了一种“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populism)。实际上，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研究领域的界定也很困难。但是，文化研究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共同之处。第一，每一位研究者认为，文化的定义几乎“无所不包”。Bennett把文化定义为“所有通过实践、制度和分类体系向大众灌输的特定价值、信念、能力、生活规范以及习惯行为方式”。在人类学的基础上，Williams强调，文化不仅通过艺术和学习表达了出来，而且“也存在于制度和日常行为之中”。因此，文化分析不应仅简单的解读作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中的元素分析(这些在其他定义中根本算不上‘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这些表达或管治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员交流的特有形式。”Williams的界定，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后，文化的定义得到极大地扩充，不仅包含“高雅”文化，而且包括“大众’文化。第二，文化与权力是交叉结合在一起的。例如，Nelson等人认为，不论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多么不同，但“都会从文化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审视文化实践”。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从政治而非美学的视角来探讨文化。换言之，人们研究文化，是从其在建构和复制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的，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并探索这些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文化实践。最后达到一致的是，文化成为政治抵制的平台。Rojek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与生俱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霸权从来就具普适性，它的矛盾无法全部由于中产阶段来减轻或掩盖。所以霸权必须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永恒的争斗。”而文化是权力不断谈判的领域，是争夺和建立霸权的土壤。

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消费教育

在重视审视消费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消费是如何与文化研究挂钩的。根据Storey的研究，消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目标。在文化研究领域，随着大众消费的兴起和消费社会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消费活动。最近，研究者重点探讨的是性别、权力和消费的交叉关系。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也运用了不同的理论。例如，Hebdige的研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和符号论。Hebdige关注的是青年亚文化如何通过消费行为抵制霸权，以及亚文化如何被用业表达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化研究，则把消费研究的重点转向身份认为的形成和成为特殊生活方式表征的购物。尽管有关消费的理论各持一端，但有一些观点达成了一致。第一，大部分人同意文化产品不一定非要带上支持霸权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二，消费者不一定是霸权秩序的被动盲从者，而是意义的积极制造者。总之，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已从分析文化产品本乌转向分析产品的使用者，看其如何建构意义。那么，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将如何帮助我们建构一个不同的消费教育呢?首先，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消费教育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在传统的消费教育中，消费指“商品和服务的获得、使用和转让”，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消费，则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使消费者融入到特定的社会体系中，并使他们忠于特定的社会观念。换言之，消费不是由其性质造成，而是由文化产生”。Bocock扩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不只是简单的经济活动，它包含文化价值，是学习得来的:现代消费与其本性毫无关系;它是掌握和学习得来的;它使一些人的欲望社会化……因此，现代消费主义依赖于其一套特定的价值在足够的人群中变得可以接受和理解，唯有如此，消费产品才能得以出售。这种消费本位的价值，必须包括那些允许或积极鼓励人们购买商品的思想。这也涉及到发展一种机能来理解和反映围绕在现代消费中的符号。其次，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消费，天生就具有政治性(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政治性)。文化视野中的消费“代表了这样一种场域———权力、意识形态、性别和社会阶级相互循环、相互影响。文化产品的消费，可以授权、贬损、剥夺、解放、提炼和刻板”。最后，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洞察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抵制与斗争。由于文化被视为“冲突和争议的土壤”，因此把成人教育置于文化研究中，将会别有洞天。这正如Heam和Roseneil所解释道:“消费和文化的场域，正如权力和抵抗的场域以及其他竞技场(社区、工作、阶级、国家等)。同样，通过审视权力和抵抗的相关性，消费和文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生动。消费可以是一种抵制形式，就如消费也被抵制一样。消费再也不是清白的了。”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消费教育可视为成人学习消费的一种场域。如果消费是文化的，而文化是政治的，消费教育可以重构为一种政治场域，其中，成人学习一种与消费文化和消费资本主义有关的特定方式。继而，消费教育成为这样一种场域———消费者可被训练成对消费和消费主义有特定的反应态度。接下来，笔者将探讨三种不同内容的消费教育下的消费者对消费文化的态度。这三种态度大体与Mezirow的三个学习范畴一致———工具性学习、对话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态度一:支持消费。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让消费者明白，消费的世界是美好的。绝大多数传统的消费教育都属于这一范畴，学习者被教知如何理智地做出消费决策。换言之，他们被传授的是技术性知识，属于工具性学习。这也正是传统消费教育的目的所在。事实上，现在有消费教育课程关注的是“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单方面关系，培训消费者使其做出理性的决定，有效的管理资源，以及维护个人与消费相关的权利”。支持消费的消费者认为，消费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McGregor认为，传统的消费教育通过对个人消费权利的关注，使他们的“消费角色”社会化了，并融入到经济体系之中。态度二:个人质疑消费。另外一种类型的消费者关注消费和消费文化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这种消费教育较少的传授技巧，相反，它鼓励学习者思考消费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反思消费社会的道理与伦理内涵。这种消费教育大致符合Mezirow对话性学习的范畴。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使消费者思考消费文化，但其消费对资本主义思考是一种个人方式。消费者往往会主张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并从事诸如下列活动:回收、少购买消费品、使用公共交通等，意在求得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平衡，以找到生活的真谛和完满。需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消费者虽然意识到消费给环境、精神、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只是通过个人方式呈现出来，其救治之法也是通过个人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对消费世界的自由的、个人式的态度，与成人教育一贯秉持的对人性的关注有共鸣之处。态度三:集体性消费。这科类型的消费教育致力于对抗消费主义的霸权，使理所当然的消费文化变得成问题。这种消费教育制造一种“反消费者”(an－concumers)，使其认识到“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全面渗透的到公共、个人及精神领域，我们的生活经验日益被市场所塑和控制。”这种消费教育属于Mezizow反思性学习的范畴，鼓励消费者去思考那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消费教育往往表现为社会运动的形式，它由那些关注环境、劳工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所成。大多数参与者要么在政治上极左，要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反消费者对现存的秩序已经放下了中立的态度，他们开始置疑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反消费活动分子把文化视为一种抵抗场域，并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堵塞”(jam)消费文化。文化堵塞者视文化为一种主动的、双向的过程———他们拒绝成为企业文化的被动接收者，他们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堵塞者深谙官方的游戏规则，他们会从中钻空子来嘲弄、颠覆这些规则，以使他们得到自由。

三、对成人教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