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论文十篇

理性投资论文篇1

假设1: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与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社保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事业的完善程度，因此容易受到行政的干预，其投资期界较长，注重价值投资。其次，险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以及少量证券公司持股)，实行着与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的管理办法，不用频繁的披露其投资组合，也不用参加年度业绩排名，这会促使他们把资金投向高成长性的行业与企业。最后，众多文献的研究都认为险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学(2002)［8］认为，保险基金能够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这会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对企业施加直接和间接控制，提高公司内外治理机制的协调性。卢仿先等(2005)认为资本市场成熟后，保险基金必然会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这能够通过直接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管来降低“道德风险”，使公司的治理效率得到改进。此外，社保基金也最符合Coffee(1991)提出的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标准，因此最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李淑娟，2007)。据此，有假设2。

假设2:险资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不同于境内投资者，QFII较为重视投资对象的公司治理因素与持续经营能力(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3)，高雷和张杰(2008)的研究发现，QFII倾向于投资非国家控股、发达地区、从事政府保护行业和信息披露透明度高的公司。由于对我国的股票市场环境持谨慎的态度，QFII总体上坚持价值投资和长线投资，青睐中小盘股，注重企业的成长性，行为具有长期性(孙立和林丽，2006)以及进攻性、全面性和均衡性的特征(耿志民，2006);而且据交易所的研究报告显示，自QFII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其换手率是所有机构投资者中最低的。虽然QFII总体上也进行惯易，但程度低于境内的投资者(李学峰和张舰等，2008)。最后，与险资等相同，QIFF也不需要频繁披露其投资组合而且也不参加普通基金的排名，这避免了机构间的恶性竞争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在公司治理中会有积极的作用。陈丽萍和郭晓晴(2008)认为，QFII可以作为流通股的代表，监督和约束管理层。陈世剑和王娜(2007)的研究也表明，QFII不仅可以促进经理层遵循信息披露准则进行披露，还可以促进管理者进行自愿性信息的披露。据此，有假设3。

假设3:QFII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企业性质对机构投者治理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大多关系国计民生，较差的经营业绩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国有企业的信心，因此国有企业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这不是证券投资基金所能左右的。其次，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机构投资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话语权有限。即使机构投者有积极性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进行监督和限制，向外部投资者发送关于企业的真实信息而推进价值投资，但国企的经营者从这种行为中所获净收益也不会有显著增加。事实上，国有企业在财务、政治及人事任免上受到政府更多的控制，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进而公司业绩并不是决定现任经理是否留任的重要原因，非经济因素在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命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经理人市场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国有股减持课题组，2001)［18］。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来说，非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则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因此，有假设:假设4:国有企业中机构持股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要弱于民营企业，存在偏负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数据库外，其他数据则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的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2)剔除数据不完整和异常的上市公司的数据;(3)剔除S、ST、*ST上市公司的数据。经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得6年共4842个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每年807个样本)。

(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目前，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方法主要有:总应计利润法、具体应计利润法、真实盈余管理计量和盈余分步法，其中总体应计利润法应用最为广泛(黄梅，2007)［19］。所谓总应计利润法，是指把总应计利润分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纵利润两部分，并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在众多的应计利润计量模型中，修正的Jones模型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市场的方法(Dechowetal，1995;夏立军，2003)［20－21］。另外，Bartovetal.(2000)［22］的研究表明横截面的Jones模型优于时间序列的Jones模型，因此，本文利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来估计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这一模型的具体形式为: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用INS表示。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比例用MF表示，险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证券公司)持股比例则记为IC，QFII代表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3.控制变量(1)公司性质(CONT)。本文设置虚拟变量CONT来控制公司性质，CONT=0代表国有企业;否则为非国有企业。(2)公司规模(SIZE)。张兆国等(2009)［23］认为，公司的规模越大，受到外界各方的关注和监督就越多，所以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本文利用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3)偿债能力。企业的管理层为了避免违反债务条款会进行盈余管理，因此，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可能有关(Bartovetal，2000)［21］，本文利用资产负债率(LEV)和流动比率(CUR)来衡量公司的偿债能力。其中，资产负债率等于年末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负债除以流动资产。(4)盈利能力(ROA)。(Dechowetal，1995)［20］认为当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公司业绩相关时，管理层需要利用ROA来控制公司业绩对盈余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以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衡量ROA。(5)滞后一期的应计利润(LTA)。上一期的应计利润越高，经理层本期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就越弱。(6)发展能力(MB)。本文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发展能力。(7)审计意见(OPIN)。OPIN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OPIN=1，否则，OPIN=0。(8)行业控制变量。不同行业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因此其盈余管理水平也有显著的差异。本文借鉴温军等(2012)［24］的做法，用行业资产报酬率、行业财务杠杆和行业M/B来控制行业的特征，在模型中分别用InROA、InLeve和InM/B。

(三)检验模型为了检验假设1和假设2，本文建立如下模型:上式中，i代表企业个体，t代表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β''''X代表控制变量向量与其回归系数的乘积，变量和INSi，t的含义同前文。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是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全样本来看，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C)的均值为0.3785，最大值为2.2321，最小值为－1.1228，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有调高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行为，也有调低可操纵性利润的行为，且调高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程度要似乎要高于调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程度。其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833，最大值为0.6942，最小值为0.0000。这一水平远远低于美英国家。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721，最大值为0.5995，最小值为0.0000。这表明虽然证券基金在某些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较大，但在大多数公司里的持股比例仍很低，话语权有限，“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险资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032，中值为0.0000，最大值为0.2093，最小值为0.0000。这表明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没有险资持股，且不论是从均值还是最大值来看，险资的持股比例都比较小。QFII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0079，中值为0.0000，最大值为0.1983，最小值为0.0000。这同样表明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中没有QFII持股。对比三类机构投资者，不难发现证券投资基金仍然是我国机构投资者构成的主体。此外，险资、QFII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比例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336、－0.0320、0.0689，这表明险资与QFII持股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而证券投资基金却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最后，由国有企业样本与非国有企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的均值差t检验可知，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即盈余管理水平更低。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险资和QFII的持股比例的均值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基本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DAC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不考虑企业性质时INT对DAC的回归结果，而模型3则是控制了企业的性质时INT对DAC的回归结果。在表2的各模型中，SIZE、MB、ROA、OPIN对DAC都有显著影响。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规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这与张兆国等(2009)［23］的研究结果相反。ROA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为正，这与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M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主营业务增长率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OPIN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为负，这表明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较低。在模型3中，INT的系数虽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整体持股没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来看，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INT的回归系数为0.0201，但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INT的回归系数为－0.0614(0.0201－0.0815)，检验表明这一系数显著(P=0.0001)，机构持股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负影响的不显著性可能是由国有企业中的不显著性导致。这意味着如果不控制企业的性质，模型的回归结论是有偏的，机构持股在非国有企业中能有效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但在国有企业中则并非如此，这支持假设4。上文理论分析表明，不同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不同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中，证券投资基金MF对DAC有显著的正效应，回归系数为0.0111，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随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即证券投资基金对改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与假设1一致。但当引入企业性质变量CONT后，模型回归结果出现很大不同。在模型2中，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在国有企业中，其系数为0.0327，在0.05水平下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系数为－0.0571(0.0327－0.0898)，检验表明这一系数显著(P=0.0003)。这表明，证券投资基金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消极作用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中，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险资IC和QFII对DAC都有显著的负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1453、－0.1289，分别在0.05、0.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险资和QFII的持股都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这与假设2和假设3一致。对于险资，在国有企业中的回归系数为－0.2358，在0.05水平下显著;非国有企业中，回归系数为0.0921，但是检验表明这一系数并不显著(P=0.2844)。这表明，随着险资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但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中，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则不存在。这与假设4冲突，原因可能在于，在民营企业中，险资的持股比例一般较少，话语权也较小，而在国有企业中则相反。张万成和孙振嘉(2006)［认为，将社保基金引入国有股权过于集中的股份公司，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约束管理者的行为。由于国有股减持实验的失败，国有股权改革转向了国有股转持，而国有股转持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社保基金。转持之后，社保基金最有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并且其持有的股份在三年内不能出售，所以，社保基金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而对于QFII，在国有企业中的回归系数为－0.0407，在0.0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回归系数为－0.0569，检验表明这一系数显著(P=0.0056)。这表明，QFII持股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都有效地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四、主要结论

理性投资论文篇2

1．构建资金风险的预警机制

流动性管理是项目投资资金运作日常核心工作。依照总量平衡、结构对称、提前预警、适时调节原则，投资者需从风险管理的组织机制、分析机制和处理机制三方面入手，建立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的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确定重点监测对象和监测领域，重点关注即将到期债务，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做好应急预案，通过多层安全机制控制，最大限度避免流动性突发事件对正常经营造成的冲击。

2．提高外部信用评级水平，积极拓展多渠道融资，强化投融资能力建设

投融资统一管理是确保项目投资成功的前提条件。投资者和项目本身的信用是获取未来现金流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将潜在的信用能力转换成切实的现金流入，从整体上提高项目资产的流动性，必须打通投融资业务链，投资者的外部信用评级可为进一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投资者需要对各融资渠道进行分类管理，汇总整理并定期更新各融资渠道的融资能力、融资规模、期限、融资成本等，综合比较各渠道资金成本、期限、流动性、风险，以确定资金运用优序，未来假设发生极端情形而导致流动性紧张，则投资者将充分发挥外部渠道融资缓冲垫的作用，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融资有效缓解项目资金缺口。

3．日常经营中对流动性管理预留较大空间，以管理机制体制

为流动性风险防控提供有力保证针对项目投资的风险收益特性，投资者应从组织体系、报告规定、处理程序、处理措施、绩效考核等方面做出规定。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流程，增强对流动性风险预测、计量和调控的能力，并确定突发事件的可融资方式及金额，为项目投资和正常运行保驾护航；二是建立授权机制、内控机制、责任机制、报告机制，确保风险管理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加强还款周期管理，错开短期和长期融资到期日，平滑资金波动，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储备，尤其是确保足够的备而待用的短期融资资源。

二、新形势下的流动性管理措施

1．建立科学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模式,通过资产负债的长期安排与动态协调，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

资产负债管理通常被定义为在给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约束条件下，为了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而对资产和负债的战略进行制定、实施、监控以及修正的持续过程。国内外理论及实务已经充分表明，通过全面考量项目资金的负债性质和期限结构因素、各类投资品种特性，实现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对接，其关键之处在于对资产负债错配的管理，流动性管理是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和前提。在具体的资产负债现金流匹配过程中，技术上首先匹配最远的负债现金流,之后对次远负债现金流进行匹配,以此类推,直至所有的负债现金流均被匹配完成。但资产和负债的现金流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使得现金流匹配难以完全实现。另外,匹配程度越高,风险变得更低,同时项目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水平也有可能会降低,为不错过好的投资机会，通常需考虑在短期(如三年)实现现金流匹配。现代资产负债管理理论认为，资产负债管理实际上是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和战略管理的高度整合，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资产方与负债方的特征都会随着业务拓展、市场波动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甚至错位趋势，投资者必须以发展的眼光、视角看问题，进行基于长期的、全局的视角的动态管理安排，合理运用资产负债混合配置的管理策略，提升流动性管理能力。

2.加强项目投资风险偏好研究，搭建风险管理体系，量化风险容忍度，提高资金运营管理水平

传统的流动性管理措施主要侧重于定性手段、事后分析，以及强化各种审批、汇报、流程等管理措施。随着投资管理技术的革新，风险偏好研究、风险管理体系、量化风险容忍度等越来越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首选，通过明确投资者在实现其项目投资战略目标过程中愿意接受的风险水平，权衡风险和收益经营发展模式，合理配置资源，实现风险与盈利的最佳平衡。首先，应用现代金融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遵循风险组合与整体管理要求，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从整体层面上总体把握分散于各项目、各行业、各区域及各项目生命周期的风险暴露，以统筹考虑风险对策，把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维持在一定的总体水平，实现增长、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平衡及投资资本的有效配置。其次，量化各项流动性风险限额，包括现金头寸、非流动资产比例、对外担保额度等，以将流动性风险暴露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同时防止人为的、随意地扩大风险，并通过一定的授权机制，在个别项目的灵活性和整体资产组合的原则性之间求取平衡。再次，建立完备的流动性管理信息系统，支持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通过风险量化工具等手段将分散的风险整合起来，进行风险协调，降低不确定性。最后，实行投资风险的分散、转移。项目投资组合包括金融品种、投资期限、投资行业以及投资区城等各种组合，通过分散化投资，消除非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同时，通过融资业务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来提高流动性，包括资产证券化、备用担保等，向外部转移和化解流动性风险。

3．重视合作伙伴及交易对手选择，建立约定回购、自主退出机制及退出主动权安排，提升流动性管理创新能力

理性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可信性理论 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 线性规划 Lingo软件

可信性理论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发展迅速，普遍激增的房价不断推动当前房地产投资规模的直线增长，炒房现象十分严重，从而使得许多城市的大量新建住房闲置。城市中大量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的现象已逐渐成为当前房地产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当前的房地产投资市场，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许多控制房价过快增长的相关政策，以便从各个方面缓解当前城市未购房居民的买房压力。众所周知，当前形势下的房地产投资存在极大的风险性。为了更好地进行房地产投资就必须充分掌握当前影响房地产投资的各种有效信息，不能盲目进行投资建房，一旦房源严重过剩势必会大量积压闲置，直接影响与房地产投资有关的部分行业的正常运营。事实上，房地产投资受土地、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市场需求等诸多不确定性信息的影响，因此，要想稳妥地进行房地产投资就需要对这些不确定性信息进行合理有效地处理。为了很好地处理房地产投资中的各类不确定性信息，本文基于可信性理论将采用模糊变量来处理这些不确定性信息。

自从Zadeh在1965年首先提出模糊集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就开始了模糊集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使其在理论和应用上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后来，Bellman和Zadeh在数学规划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模糊规划的概念，他们的先驱工作使得模糊环境下的数学规划理论得以迅速的发展。基于可能性理论，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大量模糊环境下的房地产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模糊房地产投资优化模型以及一系列模型的性质和求解模型的各种相关算法。基于可能性测度，Liu 和 Liu在2002年提出了可信性测度的概念并且有效地丰富了现有的模糊优化理论。经过许多学者近十年的努力，可信性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应用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类新的带有可信性限制的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另一方面，本文将可信性理论作为模糊优化的理论基础，讨论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目标函数的一些基本性质。本文通过目标函数的性质将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转化为一个等价的线性形式。最后，列举一个房地产投资问题的实例并应用Lingo软件进行求解。

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

本文首先给出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并且讨论模型的一些基本性质；另一方面，本节还将通过所建立模型的一些基本性质将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转化为一个经典的线性规划模型。为了建立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本文将采用下面的指标、参数和决策变量。

n：建设住宅楼的种类数量。

xi：建设第i种住宅楼幢数。

ci：建设每幢第i种住宅楼的单位利润。

di：建设每幢第i种住宅楼所需的单位用地面积。

D：建设i种住宅楼所需总的土地数量。

ωi：建设每幢第i种住宅楼所需的单位人力劳动时间。

W：建设i种住宅楼所需总的人力劳动时间。

mi：建设每幢第i种住宅楼所需的单位机器使用时间。

M：建设i种住宅楼所需总的机器使用时间。

使用上面的各种记号，为了得到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下面本文首先建立带有确定性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模型：

（1）

根据以往房地产投资中的诸多经验，由于建筑原材料的价格、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建筑劳动者和各种机器的能力等不确定性因素，房地产投资决策者在有限的条件下只能得到有限的不确定性信息资源；但是，当房地产投资决策者不能获得有效的不确定性信息资源势必会影响到房地产投资的最终利润。因此，房地产投资决策者要想准确而有效地描述现实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并且最终能获得更大的房地产经济利润，房地产投资决策者就需要对当前房地产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信息进行合理而准确地分析。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本文考虑将建设各种住宅楼的利润c1，c2，……，cn分别看作相互独立的模糊变量。于是，可以得到房地产投资的模糊利润系数c1（γ），c2（γ），……，cn（γ），这里假设以上的各个模糊变量是三角模糊变量。进一步地，本文基于可信性理论将利用模糊期望值模型对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因此，下面可以建立以下的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

（2）

由于以上建立的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2）中的全部三角模糊变量是相互独立的，基于此本文则根据有关模糊变量期望值的相关性质可以将上面建立的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2）转化为下面的一个带有确定利润系数的整数线性规划模型。

（3）

由于在以上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模型（2）和（3）的转化过程中，本文已经通过模糊变量期望值的相关性质将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2）转化成了一个经典的带有确定性利润系数的整数线性规划模型（3）。因此，就可以通过经典的整数线性规划算法求解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3）。在具体的求解过程中本文将采用常用的Lingo软件对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模型（3）进行求解。

模糊房地产投资问题的实例分析

本节将通过一个数值实例来分析说明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将假设某房地产投资建筑公司共承包建设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的住宅楼，其中五种类型住宅楼的建筑数量分别为x1，x2，……，x5，各种类型住宅楼每幢的土地使用面积、所需的人力劳动时间以及所需的机器使用时间分别为d1，d2，d3，d4，d5、ω1，ω2，ω3，ω4，ω5和m1，m2，m3，m4，m5。基于房地产投资承包商当前所拥有的各种建筑材料（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是有限的，因此，房地产投资决策者必须根据当前房地产投资的市场境况和以往的房地产投资经验加之所拥有的各种有效信息才可以作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房地产投资决策。首先，由于当前的房地产承包商共有土地面积为D=10（103平方米），即有∑i=1dixi≤10；其次，房地产投资承包商所拥有总的人力劳动时间为W=8（103小时），即有∑i=1ωixi≤8；再次，房地产投资承包商所拥有总的机器劳动时间为W=10（103小时），即有∑i=1mixi≤10。另一方面，表1给出了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的其它相关数据。由于受到当前房地产投资市场变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的市场价格往往是一个不确定的值。若房地产投资承包商只凭个人的经验来作出最终的房地产投资决策，这样就势必会影响到最终的房地产投资利润，同时也会给房地产投资者带来或大或小的房地产投资市场风险。因此，为了更加合理有效地描述当前变化不定的房地产投资市场环境，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三角模糊变量分别表示每种住宅楼每幢的利润系数c1（γ），c2（γ），c3（γ），c4（γ），c5（γ），并且假设各个模糊变量是相互独立的。最后，基于以上的各种假设，本文将建立以下带有模糊利润系数的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

（4）

这里模型（4）中的模糊变量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根据方程（2）和方程（3）之间的转化方法可以得到以下一个等价形式的房地产投资整数线性规划模型 转贴于

（5）

为了求解房地产投资整数线性规划模型（5），本文利用可信性理论中求模糊变量期望值的方法已经分别计算出每个模糊利润系数ci（γ），（i=1，2，3，4，5）的期望值E[ci（γ）]，（i=1，2，3，4，5）。然后， 可以利用整数线性规划中的经典算法来求解上面建立的房地产投资模型（5）。最后，可以得到模糊房地产投资期望值模型（4）的最优投资利润为68.5以及最优解（x1*，x2*，x3*，x4*，x5*）=（2，0，0，0，2）（见表1）。

结论

理性投资论文篇4

宏观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评析论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为了找出投资的最优原则，我们采用随机优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以一次性投资为模型建立一个投资系统，假设投资过程有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来收益不确定并且具有风险性、投资必须立即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用成本k进行一次性投资，何时投资最优。用V0（R）来表示还没有投资的价值，用V1（R）来表示投资后这项投资的价值。从本期价值V0（R）出发，如果决策者继续等待，给定现期收益为R，下一期价值函数的预期折现值为E[V0（R′）|R]/（1+ρ）；如果决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价值V1（R）-k=R/ρ-k，决策者只需要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即可。我们在前文已猜测，最优解应是一个高于马歇尔投资触发值的另一个触发值，即T>ρk。现期收益R>T时，决策者将开始进行投资。在R=T时，投资与等待的价值是相等的，通过条件限制和函数计算可确定T值。假定R服从一种最简单、无趋势的几何布朗运动，可以求出V0（R）。当RT，决策者将进行投资。

理性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传统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演化博弈论；投资者行为

一、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凯恩斯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更迭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来解释投资者行为，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影响证券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归因为投资大众的未来动向和预期心理，与证券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关，这种研究投资者行为及其对证券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过于抽象和简单，只是描述了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一种心理预期，没有研究投资者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对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的度量。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对投资者行为研究只是起步阶段。现代主流金融学以经济学完全理假设为方法论基础，现代金融学的诸多理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性假设下投资决策过程被抽象为理性投资者追求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投资者根据所有获得的信息有能力为证券定价。在不确定条件下，他们的主观概率是无偏差地分析投资的最优组合，并得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范式，这构成了现资行为分析的主流。在理性经济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Alchian（1951）和Friedman（1965）的理论中最早蕴含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行为的演化思想，他们认为市场中只有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才能长期生存下去，Figlewski（1979）指出非理易者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失去自己的财富，但他强调，从长远来看，那些选择非理性投资策略的交易者终究会退出市场。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有关证券市场以及投资行为的经典学说是“有效市场假说”、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各式的资产定价理论，Fame（1965，1970）发展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理论“有效市场假说”（EMH），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最终会使非理性投资者从金融市场中消失，“有效市场假说”发展的同时期，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理论（MAP），他创立了“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对单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性的描述。其后，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在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下的投资者行为研究也趋于完善，Sharp（1964）、litner（1965）、Mossin（1966）等人将有效市场假说和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PAM），这是对单个投资人最优投资带来的市场均衡的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解释了投资多样化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而CAPM解释了投资者如何在市场中行动，从而使其成为有关投资者行为模型的标准范式。可以看出传统金融学在研究投资者行为的时候要么完全忽视非理易者的作用，要么将非理易者视为外生因素，排斥在理论框架之外，最终对市场结果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个时候的投资决策行为是一种“黑箱”体现，其理论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缺陷：首先是理性人假设的不合理性。传统主流金融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都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为准则；二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都能够根据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对市场的未来作出无偏估计，然而在现实的金融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严格满足“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实际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在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是市场竞争并非完全有效，资产价格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投资者决定的。Delong，Shleifer等人（1990（a），（b））研究表明只有满足诸如人们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资产的真实价值，没有那么多不理性的投资者以及在长时间内可以无成本卖空等条件，市场才能完全由理性投资者主宰。但是，在实际中这些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并不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证券的真实价值；人们不能长时间无成本卖空；投资者的投资期间能否持续到其了解该证券的真实价值是不确定的，证券市场上从事卖空活动的不一定都是理性投资者。

二、行为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传统金融学的理性假设提出了挑战，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获利和损失的态度不对称，更厌恶损失，人们还有诸多“行为特征”影响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特别是有关噪音交易理论以及投资者心态模型的提出。噪音交易行为研究方面，Shiller（1984）、Kyle（1985）、Black（1986）、Campbell and Kyle（1993）等学者在传统金融市场分析基础之上，讨论了证券市场在有噪音交易者存在的情况下，金融资产定价的问题。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对使得股票收益偏离基本面的噪音交易者在证券市场中不能长期生存提出了质疑，基于此，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通过构建一个噪音交易者对不同收益有错误期望的资产组合配置模型，说明噪音交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Hirshleifer and Guo（2001）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交易者相比理易者，更容易发现由资产的流动性或者噪音交易者所引起的价格偏离，从而使其成为有噪音交易者和理易者参与的证券市场长期演化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Hirshleifer，Subrahmanyamb and Titman（2004）认为非理易者的参与使得市场价格会系统的偏离其基本价值，从而先行一步的非理易者采用正反馈策略可能获得超额收益，赵鹏举和刘玉敏（2008，2009）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投资者心态模型研究方面，Barberis，shleifer and Vishny(1998)建立BSV模型将两种决策偏差纳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一种是保守主义，即相对于过去的信息而言，投资者具有低估新信息的倾向，从而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投资预测，导致过度反应。另一种是代表性偏差，即投资者按照小数法则行事，以小样本的性质来判断总体样本的性质，从而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而忽视总体历史数据情况，导致反应不足。BSV模型从该两种决策偏差入手，建立模型对投资者的决策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而导致金融市场价格偏离有效市场假说进行研究。Daniel，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2001）从信息的角度建立和发展了描述投资者行为的模型，简称DHS模型。DHS模型着重考虑投资者在阐释私有信息而不是公开信息时存在的偏差，该偏差主要有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偏差。Hong and stein（1999）提出了考虑不同交易者作用机制的模型，简称HS模型。在HS模型中，两个由有限理性的投资者组成的群体进行相互作用，在此有限理性是指投资者只能处理全部可得信息的子集，模型假设私有信息在“消息观察者”中的扩散是缓慢的，也即具有反应不足的倾向，从而在股价上产生动量，此时“动量交易者”察觉到了动量，进而进行交易套利，将价格推向极至。

显然，以上研究都表明，金融市场并不能消除非理易者，非理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并且是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力量，很多研究中都开始将非理易者视为金融市场中内生的一部分，开始打开投资决策的“黑箱”，从投资者的情绪和心理等各种认知因素入手来研究投资者行为。传统金融学理论基石开始动摇，理性人的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投资者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演化博弈论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以及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演化博弈理论动态分析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演化金融学为证券投资者的行为以及证券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长期行为过程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金融学中的进化思想原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Friedman（1965）等人关于市场最终选择淘汰非理性参与者而理性参与者得以在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然而标准的进化金融理论研究始于Blume and Easley(1992)有关金融市场进化稳定的研究，在Blume and Easley之前，几乎所有金融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包括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也是在传统金融学的基础之上，在相关的研究中加入行为和认知的因素进而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可以说行为金融学是对传统金融学的“扬弃”。而Blume and Easley（1992）首次提出了关于不同投资策略相互作用的金融模型，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和数理分析，Evstigneev，Hee and Scheng-Hoppe（2006）沿袭了Blume and Easley的思想，研究了离散时间模型的金融市场进化问题，证明了在股票价格与未来股息收益贴现值的数学期望相等时，证券市场能够稳定进化到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之上，杨绍军和秦国文（2006）发展出连续时间的金融市场进化模型。Bruno and Raphael（2002）通过构造一个由理性卖出者、理性买入者、非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证券市场的长期演化存在两个动态均衡：一个是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共存，另一个是非理性卖出者和理性买入者共存，并同时指出，非理易者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社会福利。陈很荣、吴冲锋（2001）基于噪声交易理论，研究了经典博弈论中的单阶段静态博弈模型以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声誉模型，分别对我国金融市场中噪声交易商与理易商的投机对策行为进行了研究。孟卫东和王永平（2006）基于噪音交易者模型和复制子动态方程构造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进化博弈，得出结论：投资者交易行为的演化存在多重均衡的特征，且其演化的路径选择和均衡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证券市场的初始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到投资者对风险资产收益的不合理预期、噪声交易风险、基本面风险、理易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展望

国内对演化博弈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应用基本都用的是Maynard smith nad Price(1973)所提出的复制子动态方程，包括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复制子动态是演化博弈论最早可以付诸于经济研究应用的具体方法，方法本身有诸多不足，是连续性的动态博弈，而现实中金融问题更多的表现为随机不确定的过程，进一步将演化博弈论与计算机仿真学方法相结合、相互印证，将会使得相关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De Long，Brad，Andrei Shleifer，Lawrence Summers，Michael Waldmann．The Survival of Noise Traders in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Business．1991：1～19

[2]Nicholas Barberis，Richard Thaler.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J]．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2003，1（23）：1053～1128

[3]赵鹏举，刘玉敏．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与收益自相关[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9）：535～540

理性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马尔可夫转换 金融研究方法创新 文化和社会特质性研究

当前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国内外股票市场的解释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然而很少的理论能与实证证据完全一致，最为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决的“异象”。经过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行为金融学成为对现实金融市场最具解释力的一种新理论。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现实的理论基础：有限套利和投资者心态分析（金融心理学）。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因素的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Shleifer等（1998）认为影响交易者形成投资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认知过程就是投资者情绪。Mehra和Sah（2002）认为投资者情绪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股价波动的主观偏好，尤其是反映在风险偏好上。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已经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采用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应该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目前研究主要在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异象的实证研究上，缺少采用投资组合模型体系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这也是行为金融学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对投资者情绪理论的研究，来发展资产定价的理论及其范式转换与演进，构建反映投资者行为模式的情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并发展相应的行为金融理论。应该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并且，基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及情绪投资组合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未来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基本研究体系。

（一）理论的研究

范式是由美国哲学家库恩（Kuhn）（1962）提出来的，具体是指它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及一种学术传统和作为一种依靠成功示范的工具、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经济学范式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各种经济学范式的区别就在假设前提的不同，许多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对已经有的理论模型假设前提的放松基础上突破的，马科维茨（1952）提出的资产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其核心思想是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独创性地采用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以方差衡量的风险来研究资产选择问题，为金融资产定价分析提供了技术平台。之后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向动态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方向前进，比较典型的研究有Li和Ng（2000），以及基于模糊理论的投资组合模型，代表性的有Watada（1997）、Tanaka和Guo（1999）、Wang和Zhu（2002）、曾建华和汪寿阳（2003）、秦学志和吴冲锋（2003）等。在马科维茨（1952）的基础上，托宾（1958）提出了两基金分离定理。夏普（1964）和林特纳（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nd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从而可以利用市场组合为各种风险资产定价。罗斯（1976）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针对APT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模型是否具有可检验性。由于研究视角不同，计算方法各异，不同学者得到的定价因素也相差甚大。以法玛和弗兰茨的三因子模型最为著名，将抽象的APT理论化为具体的带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实证模型。在无风险资产存在的前提下，法玛和弗兰茨（1993）建立的三因素模型为：

针对CAPM及其理论基础的缺陷，西方学者开始把资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与经济个体动态的跨时期效用最大化行为结合起来，在动态的环境中研究资产定价问题。默顿（Merton）与跨期资本资产定价（Intertemporal CAPM，ICAPM）、卢卡斯的CCAPM模型、考克斯的一般均衡CCAPM、和罗斯等人通过研究经济个体的跨时期消费-投资选择行为，利用经济个体在动态环境中的最优化行为规则，提出了新的定价思路和模型——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考克雷（Cochrane，1997）又将所有的资产定价模型都进行了总结，统一到阿罗早就提出的随机贴现因子（SDF）思想上来，实现了资产定价理论的一般均衡大一统（于春海，2006），从而使资产定价的新古典范式得到完美表达。

（二）现代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的缺陷

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充分重视了严谨的数理逻辑分析与推导，但在其中起决定性的还是它赖以出发的假设前提。它的四个理论假设分别是，市场参加者的完全理性、信息的完全性、市场的无摩擦性和风险的可计量性，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成立但是经典资本资产定价也是有它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以有效市场的假设作为前提即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从而使得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绝非完全理性。同时，假设投资者对风险厌恶是相同的，这些模型大多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认为投资者都是同质的，由于崇尚数量模型，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使其在投资实践中难以有效运用，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表明经济学家能在加总的水平上完全的忽略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但是这种争论不被行为金融所采纳，其认为投资战略可能受投资噪声、投资心理学或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一些噪声交易者的模型由此发展起来并论证噪声对股票价格的影响（De long et al，1990）、（Yan，2010）。例如，Yan（2010）提出了噪声模型，这种模型指出个人偏见经常不能够被加总水平所取消。噪声模型的短处是噪声信息很困难识别，并且不能衡量，经常不能被实证检验。行为金融理论就是在对经典资产市场理论的质疑和挑战中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更好地解释了诸如“股权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等金融市场的异象。因此，采用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的相互融合的研究方式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而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当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

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身份价值认同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身份、价值与认同是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必要途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文化）？换言之，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范畴）的人行为方式有系统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而又常常被归结为“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或者为“非理性的行为”。投资者情绪与其身份价值认同往往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投资者的身份认同过于多样化，资产的价格波动也就不可避免地更频繁，规律性更差。因此考虑微观包括投资者情绪与宏观相结合包含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范式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相结合的创新研究展望

（一）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推导

谢弗林和斯塔特曼（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传统CAPM模型的范式没有包括噪声交易者的行动，在BAPM模型中引进了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资产定价理论。传统CAPM认为噪声交易者的非理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即认何一种资产的必要报酬率可以表示为无风险报酬加上补偿其风险的附加报酬（风险溢价）。具体的为： Eri=rf+βiC（ErMC-rf）。其中：Er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rf是无风险收益率；ErMC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C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仍然在均值-方差理论框架下，但引入前面分析的噪声交易者行为，通过一个市场行为组合，对风险进行分析，具体如式：Eri=rf+βiB（ErMB-rf）。其中：ErMB是市场行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B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行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与CAPM主要区别是βiB、ErMB、βiC、ErMC，这正代表了两者对市场的不同理解。BAPM不仅考虑了信息交易者，又考虑了噪声交易者。因此它就不仅反映了市场理的基本风险，也反映了非理的噪声交易者风险。BAPM模型产生了行为β，如果模型考虑了噪声交易者，那么BAPM的估价就不再是噪声的，只反映了一个较低的风险，可以认为标准β将高于行为β。所以，可以定义NTR为标准β与行为β之间的差异。

（二）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

当前，投资者情绪的系统性作用已经被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有系统性的影响（Baker和Wurgler，2006、2007；Baker er al.，2012；Brown和Cliff，2004；Kumar和Lee（2006）；Kurov（2010）；Lee et al（1991）；Liao（2011）；Schmeling（2009）Verma和Soydemir（2009）；Yu和Yuan（2011）。另一方面，一些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已经发展起来证实投资者情绪在系统性资产定价模型中的作用，如Yang和Yan（2011），和Yang（2012）。但是，相关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仅仅聚焦在同质情绪并没有考虑异质情绪以及股票市场不同类型投资者（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相互作用。

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研究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基于消费基础框架（Campbell和Viceira，1999）。基于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般性和统一性。所谓一般性是指该理论将消费选择理论拓展到了不确定性领域，可以将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视为该理论的特例。所谓统一性是指该理论对CAPM、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资产定价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在研究投资者情绪资产定价模型时，基于消费基础的框架进行研究。这个模型的一大优势是它准许把模型工具发展到异质情绪的考虑当中。并且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是一种普遍的分析框架，包括CAPM、APT和MPT。

我们的模型特征区别于以往的许多情绪资产定价模型。首先，需求函数展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风险资产的需求函数。第二，假定情绪函数是指数型情绪函数，一种分析情绪均衡价格的分析框架考虑了进来。它可以分解成理性的部分和情绪的部分（情绪驱动的），情绪部分对资产定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情绪将会导致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并且将产生高的波动率和价格泡沫。第三，我们考虑了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

基于消费基础框架的模型，我们提出了基于异质情绪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动态情绪资产定价模型证实异质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为了检测Friedman（1953）的论证，理性投资者能取消非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考虑一个理性投资者和一个情绪投资者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证实情绪投资者的财富份额超过理性投资者，当投资者情绪接近于股票业绩。这个结果与传统的论证不一致。第二，在有一个乐观投资者和一个悲观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的净影响取决于投资者财富的比例和情绪水平。一搬来说，不等于0。投资者情绪仍旧对均衡有影响。最终，在许多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均衡的股票价格是股票价格的财富加权平均，并且异质情绪减少了财富分布的波动，增长了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这个模型提供了对均值回归金融异象的部分解释。

假定投资者i有对数的偏好，这意味着效用函数U（.）是ln（.）。投资者i的最优化消费者问题是，0

情绪收益rts可以由下式给出：

1.基于看涨、看跌情绪的数学模型。考虑一种两期一阶段模型在t=0，1。在经济当中有两种可交易的资产：一只无风险的债券和一种股票，交易发生在0阶段，并且股票支付红利在1阶段，考虑到无风险的债券假定在完美的弹性供给，并且利率rf设定为外生的，这种股票是正态的一种形式，在t=1阶段要求正的红利v。红利假定是对数形式的正态分布。lnv：。股票收益是r=ln（v/p0）在t=1阶段，在这里p0是在t=0时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p0是由股票供给和需求价格均衡时所决定的。

在市场当中，投资者认知到基于异质情绪的股票红利，一般来说，每一个投资者情绪是不同的，例如，一些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红利，而另外一些投资者低估了股票红利。所以，我们定义了两种型号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和看跌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将高估股票红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看跌的情绪投资者将低估股票红利。假定有一种代表性的情绪投资者，有一种看涨（或看跌）关于v情绪SI。投资者情绪SI是一种内部独立于S，是一种随机变量，并且是标准正态分布。均值是S并且方差是σs2。如果SI=0投资者是理性的。如果SI>0，投资者是看涨期权，如果SI

情绪的均值S是一种衡量情绪交易者熊市的平均数，例如，S>0与投资者情绪的看涨期权在牛市的加总水平相一致。并且S

假定情绪红利Vs满足lnVs=lnv+f（SI），在这里情绪函数f（SI）是单调增长的情绪指数SI的函数，并且满足性质如下：如果SI>0，例如，Vs>V；f（SI）>0；如果SI

考虑带有投资者情绪的需求函数。在时间t=0，投资者基于投资者情绪做组合决定，所以，股票的需求函数θ将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假定投资者有同样的对数偏好，这意味着需求函数是ln（）。这个最优情绪投资者在时间t=0假定是：。0

θ=（E（rs）-rf+0.5σ 2）/σ 2=（E（r）-rf+0.5σ 2）/σ2+f（SI）/σ2；σ2=θr+θs在这里θr=（E（r）-rf+0.5σ2）/σ2。θs=f（SI）/σ2

基于同质情绪的投资者，来论证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的影响，用许多可识别的消费者的代表来解释。市场清晰的条件隐含着股票的均衡价格在t=0时为P*1跟随着公式θ×W=P*1。结合方程以及市场出清条件，P*1可以考虑为：

W×f（SI）+W [v-rf ]=W lnP*1+（P*1-0.5W）σ2

当投资者在t=0仅仅持有一只股票并且没有债券。令W=P*1，那么P*1可以被定义为P*1=e（v-rf）-0.5σ2×ef（SI）=Pre f（SI）=Pr+Pr（e f（SI）-1），Pr=e（v-rf）-0.5σ2，让FR=Pr，并且FS=Pr（

e f（SI）-1），所以，P*1=FR+FS，这个方程式证实均衡价格能被分解成两种术语，理性术语FR以及情绪术语FS。理性术语部分是由理性内在价值和理性术语FS所决定的，这可以定义为情绪驱动力，是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贡献度。

很容易获取下一个，条件SI=0是相当严格的，（Baker和Wurgler，2006；Statman，2008）表明一般在金融实验和实证金融研究中不被保持。下一步，考虑市场稳定性和效率的度量E：得出。例如，当市场的效率是弱式的，（E

为了论证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关系，可以考虑一个经济模型仅仅有一个看跌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1，以及一个看涨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2。看跌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1，财富的比例是w，看涨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2，财富的比例是1-w，市场出清条件隐含均衡价格P*3将满足θ1W1+θ2W2=P*3，这里θ1和θ2分别代表看跌情绪投资者和看涨情绪投资者的需求函数。

结合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均衡价格满足：

v-lnP*3+wf（SI1）+（1-w）f（SI2）=rf+（P*3/W-0.5）σ2

2. 基于乐观、悲观、异质情绪投资者的数学模型。让我们考虑有两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乐观投资者（o）和悲观投资者（p）。在t=0，1时，均衡的股票价格由下式给出：Pt=wt0 Pt0+wtp Ptp

，，λ0和λp分别满足 ：

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比如，在牛市，在t=1，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与乐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相比，是少的。这时，乐观情绪的影响比悲观情绪的影响大。均衡价格是高的，并且偏离内在价值。而熊市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方程证明了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能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NFS）的净影响由投资者财富部分和情绪水平共同决定。NFS=wt0 FSt0+wtp FStp，NFS=0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投资基金和异质情绪的横截面收益分布。这时，异质情绪仍然对均衡价格起着决定性影响。

为了论证许多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考虑N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并且，财富波动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例如，在第一阶段的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在t=1的时候悲观的投资者有大的财富份额。这时，在t=1的时候，平均情绪的财富加权平均份额便得更加悲观，进一步的推动股票价格下跌，导致未来高的收益。所以财富波动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意味着第一阶段的收益和第二阶段收益的负关联性。第二阶段的收益是：，第一阶段的收益是：，而在那种情况下cor（r1， E（r2））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研究

建立一个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以生理学机制为基础，认知心理学实验、动态情境模拟和问卷调查、关键行为事件等多层次角度，考察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机制，为我国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依据。加强金融资源意识和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地促进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投资者情绪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范式转换与演进，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即以有效市场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当中，市场是非有效的，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理论作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基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范式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发展，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可以考虑几个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将投资者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加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去，来实证证明投资者情绪因子是股票特征因子还是国家间特别的因子。继续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市场综合指数的互动关系，开展情绪综合指数的应用研究。情绪综合指数可以用来构建投资组合策略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因此，在这两个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应该值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情绪综合指数系列的拓展与完善。在侧重角度以及数据频率方面，情绪综合指数还有拓展余地。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市场，随着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一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情绪变量很可能会出现。因此，情绪综合指数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本文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相融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基于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的不足中，提出了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和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指出了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考虑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展望，当前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及对股票市场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就是采用“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研究。总之，发展和完善投资者情绪理论创新性研究，加大对投资者情绪的应用性研究，针对投资者情绪变化所造成的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制定相应的投资者教育计划，对于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Baker，M，Wurgler，J，2006.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Journal of Finance61（4）

2.Baker，M，Wurgler，J，2007.Investor sentiment in the captial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1（2）

3.Statman，M.，Fisher，K.L.，Anginer，D.，2008. Affect in a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4（2）

4.Robert F.Stambaugh，Jianfeng Yu，Yu Yuan，2012.The short ofit：investor sentiment and anomalies.，288-302

5.Verma，R.，Soydemir，G.，2009.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 sentiment on the market price of risk.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9（3）

6.Yan，H.，2010. Is noise trading cancelled out by aggreg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57（7）

7.Yu，J.，Yuan，Y.，2011.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mean variance rel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0（2）

理性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实物期权 价值评估 综述

一、理论背景

人们在对 现代 投资决策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投资决策不同程度上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投资必定存在初始沉没成，本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人们在投资时机上有选择的余地。这些特征使得传统价值评估方法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不断显示出其局限。鉴于传统评估价值方法的局限性的不断暴露，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方法去弥补这种局限，从而期权定价理论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即实物期权方法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企业 价值评估方法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期权理论的发展是对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的改进和弥补，那么实物期权的研究现状如何，本文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分析。

二、国外研究现状

期权定价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提出的巴舍利耶模型，而伊藤清发展了巴氏理论，其后就是卡索夫模型，期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斯普林科的买方期权价格模型、博内斯的最终期权定价模型、萨缪尔森的欧式买方期权定价模型，而1973年black和scholes的经典 论文 的发表标志了期权定价理论的最终形成，而merton、cox、ross以及rubinstein等专家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期权定价理论。

最早将期权定价理论引入项目投资领域的是教授steward myers，他于1977年首次提出将投资机会看成增长期权的思想，他认为基于投资机会的管理柔性存在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用 金融 期权定价模型来度量，由于标的资产为非金融资产，myers教授称之为实物期权。1984年myers教授在“finace theory and financal strategy”中又讲述了项目战略的期权意义。dixit和pindyck于1995年指出“在确定投资机会的价值和最优投资策略时，投资者不应简单地使用主观的概率方法或效用函数，理性的投资者应寻求一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于是，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成了研究的焦点，joseph认为，与金融期权相比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为大部分投资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寻找标准化实物期权的可能性不大。为此，timothy于1998年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造合适的期权形式，从而使实物期权的价值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金融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而amaram和kulatilaka(1999)又提出了一个实物期权应用框架，使得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进一步成熟。

利用实物期权研究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始于mcdnald&siegel(1986)研究不可恢复投资计划的最佳投资时机，讨论延迟期权的评估，并推导出最佳投资时机的决定方法。同时mcdnald&siegel利用仿真的例子指出延迟期权的重要性，结论指出投资计划的最佳延迟时机大约是在当计划价值为投资成本的两倍时。smit&ankum(1993)则利用二项模式与博弈论来探讨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中，延迟期权和竞争者存在的情况对于投资决策时机的影响。

三、国内研究现状

范龙振和张子刚（1996）是国内较早进行投资机会价值期权方法研究的文章。范龙振（1998）比较实物期权与 金融 期权的异同，研究 企业 经营柔性中的时间选择型实物期权。范龙振和唐国兴（1996）假设项目价值和初始投入均服从几何布朗运动，在pindyck（1991）的研究基础上，拓展分析了投资时间选择期权的价值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范龙振和唐国兴（2000）在项目价值和初始投入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推迟投资时间有限的假设下，把项目投资机会看作美式看涨期权，并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求解。范龙振和唐国兴（2000）把项目产品的价格运动路径假设推广开来，分别在几何布朗运动、均值回复过程和更一般的随机过程这三种情况下，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和二叉树法得到数值解，进而讨论了项目暂停生产的管理柔性价值及影响。

黎国华、黎凯（2003）运用实物期权原理分析了不确定性对项目投资评价和决策的影响，通过风险中性概率方法将这些影响予以定量化，并进一步对实际投资行为做出了解释。

梁铄、唐小我、马永开（2004）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肯定了实物期权理论对企业经营投资行为的现实意义。他们认为战略管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创造和保持灵活性，为未来不利的变化做准备，为抓住机会做准备。通过将实物期权思想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使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管理有合适的思维工具。

丁正中、曾慧（2005）在二项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三项式模型，为期权定价方法的改进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二项式模型，三项式模型的 计算 结果更加准确。

理性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 收益 投资组合 动态规划

一、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

马克维茨（H.Markowitz）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均值―方差（M-V）单阶段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学的基础。在此之后，夏普（Sharpe）对证券投资进行了研究，将投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不能通过投资的分散化加以消除的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分散化加以削弱，甚至消除的风险）。Sharpe和Lintner为代表的学者创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罗尔（R.Roll）却在1977年对CAPM模型产生了重大质疑，与此同时，罗斯（S.Ross，1976）则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PT），认为没有任何投资者可以通过套利创造财富。该模型是建立在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少且更合理的假设之上，该理论以回报率形成的多指数模型为基础，认为具有相同因素敏感性的证券或投资组合必然要求相同的预期回报率，否则就会出现套利机会。

我国对于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1990年马克维茨（H.Markowitz）和夏普（Sharpe）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的。主要研究以下问题：证券组合投资有效边界的确定问题；组合投资最优化模型的建立；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目标函数，或者引入新的约束条件。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还不是完善的市场，投资者也不够成熟。虽然大多数投资者失败是因为市场体制不完善，市场规模较小等系统风险造成的，但是缺乏科学的投资策略和淡薄的风险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马克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的局限性及本文研究内容

马克维茨模型的核心是均值―方差理论，即以M-V准则为最优组合的标准。这一模型系统地构造了一套组合选择的方法，深刻地揭示了组合选择及资本市场定价的内在机理，成为现资组合理论的主要基础，它是通过数学规划的原则，偏重规范性分析而缺乏实证性分析。投资者无法知道证券分散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高收益，低风险。因此，夏普（Sharpe），林特纳（Linter）莫森（Mossin）分别在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该模型的缺陷还表现在：

该模型的计算量较大；其次，该模型依赖于较多不实际的假设，诸如交易费用和最小交易单位；再次，马克维茨模型考虑的仅仅是静态单一投资期问题，而实际证券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各种突发事件等因素，投资者为规避风险而随时买进卖出。

所有上述缺陷都使得该投资理论在实际投资活动中的有效性受到限制，本文正是对上述的第三个缺陷进行完善，考虑了运筹学中的动态规划模型，引入动态规划的最优解的方法来对静态单一投资期的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进行完善，并给出基于所建模型的实例分析，是对经典的资产组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三、动态规划在资产投资组合中的应用

1.动态规划应用于资产组合研究的可行性

动态规划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划分成多个子问题，通过归纳与递归找到答案。它没有标准的数学表达式和规则，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决定了其应用的广泛性。不管是单个决策阶段的投资组合研究还是多个决策阶段的投资组合，都可以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来求解出最优投资组合。

一般金融资产具有如下特点：流动性；风险性；收益性；无限可分性；而上述特征决定了资产组合收益的特殊性，即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某证券下一期的预期价格等于当期价格加上下一期预期报酬，即：。说明投资组合的各阶段的状态满足无后效性。即投资过程的过去历史只能通过当前的状态影响它的未来，因而满足构造动态规划模型的条件。

2.理论模型

假设有b个单位资源需要分配到n个投资项目中，当第k个投资项目取得单位投资时，其收益为，则该投资项目可以建模如下：

寻求一种投资方案，使得该投资者总收益最大。

根据题目要求，建立一个三级动态规划模型，列出三级规划的网格图如下：

由逆序求解法看上述网格图，最后一列表示分别不同投资额投资于项目三所获得的收益；第二列按照原则，求得投资于资产2的最优金额；同理逆推可得投资于项目1的最优金额。

最终的结果为投资于资产1,2,3的金额分别为4万，4万，0万。

4.对于标准单周期一般资产组合模型进行投资的评价

标准单周期一般投资组合模型虽然对静态的不同投资资产进行了动态化处理，但是其仍然存在如下一些缺陷：

（1）净收益矩阵有待完善：收益矩阵是根据历史经验所得，因此要求市场有很强的有效性，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然不是很完善，市场有效性并不高；其次，该收益矩阵的投资金额为固定的等差数列，与实际投资情况不很符合，因此该方法缺乏一定的实用性；

（2）没有考虑投资风险：风险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正方向变化的，正所谓高风险高收益。但是该方法中并没有考虑市场的投资风险，因而缺乏一定的投资可信性。市场上的资产符合高风险高收益，该方法可能使得投资者为追求高收益而承担过高的风险。

四、本文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和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一样，该模型依靠市场有效率的前提，对我国目前还不尽完善的金融市场现状，解释起来有点乏力；其次，该文主要是从数学推导，以及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得出结论，没有考虑实际投资中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会使得该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打折扣；再次，实际操作中，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会进行多期连续且有关联的投资，因此该模型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H.Markowitz .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J],1952,7(1):P77-91.

[2]张宗新.投资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Sharpe，“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Finance, [J].,1964，p425-442.

[4]Linter“The Valuation of Risky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 in Stock Portfolios Selection and Capital Budg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1965,47(1):P13-37.

[5] Mossion .1996,“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 Econometrica[J] 34(4),p768-783.

[6]Bellman .R.Dynamic Programm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7]姜衍智.动态规划原理及应用[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

理性投资论文篇9

——A Study to the Disequilibrium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Abstract：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is one of the hot and tough problem in China stock market.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completion of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and prove that the reason of disequilibrium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that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to debase 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fundamentally measure is to complete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Key words: stock market;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incompletion; disequilibrium.

内容提要：投机气氛浓烈及其所导致的泡沫膨胀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了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推导出股票市场均衡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股票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及其所导致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本文的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股市非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这一研究表明，治理并降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烈、并最终使股市运行趋于均衡，根本性的措施是完善股东投票权。

关键词：股票市场 股东投票权 非完备性 非均衡

一、引言投资者行为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直接因素，而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正因此，对投资者行为及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至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文献。一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有关研究，二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此外，国内也有学者运用上述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与投资者行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EMH）、资产组合理论，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EMH（Fama，1970）在假设投资者是理性无偏的基础上，从信息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并隐含地认为在一个强有效的市场中，股票市场将达到均衡。资产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具体给出了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导出了投资者最佳投资组合的确定。其引申的含义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达到最优组合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在Markowitz所定义的理性投资者的基础上，Sharpe （1964) 和Lintner（1965)等人将EMH和投资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CAPM中的投资者有着同质的收益率预期，以相同的方式解读信息，在此假定下，CAPM得出了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应沿资本市场线进行的结论。而这里的资本市场线则规定了股票市场的均衡路径。在运用上述理论对股票市场进行的大量实证检验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现代金融理论无法给出圆满解释的“异象（anomalies）”①，由此导致了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的产生。行为金融学认为②，金融投资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如认知和情绪等；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如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及羊群效应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则导致了投资决策的制定；而由心理和行为所导致的投资决策偏差进一步引致了资产定价偏差。由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由于投资者行为（心理）所导致的资产定价偏差的存在，现实中的股票市场是不存在均衡状态的③。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一般是以现代金融理论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进行实证性研究。在运用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中，一般是以EMH方法检验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并证明了中国股市的弱有效或渐进有效（如吴世农，1996；张兵和李晓明，2003）；或者以CAPM为基础观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证明了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存在（如宋军和吴冲锋，2001；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的有关研究）。而以行为金融学为指导对中国股市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张兵（2002）和何基报（2003）做出的。特别是何基报在行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给以了实证检验，印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并揭示了不同市场因素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由上述文献回顾可见，就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来看，其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是：在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中继承了新古典的理论传统，即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风险规避的“典型”投资者。也就是说，其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并未给出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则是第一次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为了关键变量给以了深入研究，也正因此使行为金融学对大量的市场“异象”给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一方面行为金融学本身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完善的情况①，另一方面，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研究也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的有关行为金融学文献中并未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有因素纳入到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函数之中。上述不足无疑降低了以行为金融学（以及现代金融理论）解释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的准确程度。本文即试图从股票市场均衡的条件出发，一方面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之一——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纳入研究视野，通过研究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的投资者行为选择，从理论上揭示中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状态的深层原因。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与投资者行为选择这里我们首先对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给出理论推导，以在此基础上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一则从理论上论证了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二则为下文推导和论证中国股市的非均衡及其产生的原因提供理论基础。（一）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假设有一个代表性的投资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资本增值，其目标函数为：（maxVt i） ＝Et[ ] (1）该最优化方程中，Vt为t时期资本增值，Et为期望值，ρt为折现率，U(·)为效用函数，t为基期，i=1,2,…表示以后各期。该方程满足：Vt I=Pt IKt I-Pt I-1Kt I-1 dt IKt I-1 (2）方程（2）中Pt为t时期的股票价格，Kt为t时期的股票持有量，d为分红所得。如果在第t i期代表性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与前期相同，即：Kt i=Kt i-1，则t i期的资本增值为： Vt i=(Pt i-Pt i-1)Kt i-1 dt iKt i-1 (3)即代表性投资者的资本增值（或者说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分红所得。而投资者的分红所得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及其分红政策，即：dt iKt i-1＝atЛ(QtPt,, LtWt, Itrt) (4）式中at为公司的分红政策，即分红部分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Л为公司利润，它取决于公司的产量Qt及其价格Pt,，投入的劳动量Lt及其工资Wt，投入的资金量It及其社会平均利率rt。由方程（4）可见，在公司分红政策at既定时，投资者分红所得直接与上市公司利润相关；当公司利润上升从而使得股票分红所得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即： dt i≥rt i (5)此时，会吸引代表性投资者增持股票，即：Kt i>Kt i-1；在股票供给不变时，投资者的增持行为必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即：Pt i> Pt i-1，由此得到代表性投资者的资产增值方程： Vt i=（Pt i－Pt i-1）（Kt i-1＋ΔKt i） dt iKt i-1=ΔPt iKt i-1＋ΔPt iΔKt i dt iKt i-1 (6）在方程（5）的前提下所导致的方程（6）的结果，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股市或增持股票[0]，其直接结果是，代表性投资者的股票持有量和股市价格都处于循环上升的状态，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方程（6）右边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股票价格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及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这两项之和即所谓资本利得。方程（6）右边的第三项为股票分红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为了求解均衡位置，我们以MRt表示每单位股票在t期的边际收益，根据方程（6），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即t期股票价格和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即： MVy=u,(Vt) PtKt (7）另一部分为红利边际收益Mdt，即t期分红所得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则： Mdt=u,(Vt) dt (8）结合（7）（8）两式，以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表述目标函数的求解结果： Et(MRt i)=ρiEi(MVt i 1 Mdt i 1) (9)方程（9）的解可表达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一定条件下的稳定解St，另一部分为随机项Wt，即： MRt=St Wt (10)式（10）右边的第一项St代表与市场因素有关的资产价格，它取决于对分红预期的折现值，即：St= (11）第二部分Wt是欧拉方程解的同质部分（Homogenous Part），它具有如下形态： Et(Wt 1)=ρ-iWt (12）式中，Wt,Wt i……即为股票的泡沫要素，表示为{WT}。假设我们观察t和t n两个时期，n期边际收益的欧拉方程可以记为： MRt=ρnEt(MVt n) (13）当n趋于无穷大时，有： MRt=limn∞[ρnEt(MVt n) ] (14）方程（14）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未来出售股票所得资本利得的预期边际收益的折现值；第二项表示如果持有股票，把红利累加到资产上而得到的预期增值。因此根据CAPM模型，此时MRt也就是其他代表性投资者未来t期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MCt。由方程（14）可见，只有当方程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随机项（泡沫因素）不存在，或者说目标函数的解来自于欧拉方程的稳定解，即：MCt=limn∞[ ] （15）此时，代表性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即其持有股票的边际收益）与预期的边际收益（边际红利）相等，代表性投资者达到最优购买。也就是说，保证股票市场实现均衡的充要条件是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即代表性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增减股票持有量，且（从而）股票价格保持不变。换言之，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二）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上文我们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至少股市中任何时候都有投资者在“买入－卖出”，而非“买入－持有”。这也就是说，现实中使投资者达到方程（15）的均衡购买的充要条件——资本利得的MVt=0并不存在。然而从上述股市均衡条件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取决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方程（15）表述的均衡条件，实际上即是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而得到的，而在这一求解过程中，能够使股票市场达到均衡的只是方程（10）右侧的第一项因素St——即对分红预期的折现。这说明，只有当投资者的行为基于分红（预期）因素时，即方程（10）所示的股票泡沫因素{WT}不存在时，从而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股票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反过来说，如果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基于资本利得（预期）因素时，股票市场的运行将处于累积性非均衡状态①。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是由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所决定的。由以上分析可见，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的根本因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影响和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这一因素，即是下文的研究所揭示的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三、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

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直接导源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据我们的研究（李学峰，2003a），影响和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一）股东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张军，1991），我们（李学峰， 2003）明确给出了股东投票权完备的充要条件：

1，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团体（Group）表决做出（即用手投票）；

2，对团体表决通过的决定不同意或不满意时，团体中的成员可采取“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的方式，转让其权利，退出该团体。

我们将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充要条件概括为股东投票权完备的“两权具备”。进一步说，这里的两权具备，是指两权的同时具备，即股东团体本身要同时具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机制；并且股东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都同时具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即是衡量股东投票权完备与否的标准。

根据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我们来考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票权安排。首先，已有的研究（Fama，1998；Hart，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实，由于风险分散对（用手）投票权的替代①和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及其所导致的“搭便车”②现象，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用手投票权。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实看，投资者放弃用手投票权往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现实中，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集体决策的组织机构，往往对投资者(用手)投票权的行使规定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持股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对由中小投资者所提出的提议不予表决、拖延不办等。这也就使得广大投资者不仅是理论上“不愿行使”（用手）投票权，而且也是现实中“不能行使”投票权。因此我们说，现实中投资者的投票权是非完备的——没有完备的用手投票的权利。

其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所拥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不完备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用脚投票都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更是一种机制。这主要是源于用脚投票会对公司本身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投资者不满意时，抛出股票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并影响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市场形象与声誉，即用脚投票权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二是会使公司失去进一步融资的能力；三是投资者的用脚投票，会启动资本市场的接管机制，使公司处于有可能被潜在收购者购并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公司管理层或原有大股东的地位。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则据有关研究（李学峰，李向前，2001），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60％强）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不可替代——大股东股权的非流通性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接管机制并不存在，从而使现任管理层或大股东无须担忧地位或利益的丧失；二则由于市场的投机一致性（下文将给以证明），因此股价下跌对公司的价值、声誉等的影响根本不起衡量作用，即信号传递功能失效，并因此导致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对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他无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激励）；另一方面，其拥有的用脚投票权利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投票权是非完备的。

（二）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

就股市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或方式来看，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达到分享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的分红的增加（及资产增值）；二是进行战略投资，以期通过股权收购达到逐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三是进行短期投资，以求得差价收益。我们可以将前两种投资目的下的投资行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将第三种投资行为称为投机。

然而，根据上文的研究，一方面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用手投票权是不完备的，从而使其空有股东身份而无股东权力。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大股东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也就使得长期投资行为并非投资者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用脚投票权也是不完备的（如接管机制的空缺），这也就使得通过战略性投资达到接管上市公司的目的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毫无现实可行性②。这两方面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真正的投资收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投资者唯一可行的投资目的即是博取差价收益——投机。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来考察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利，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投机股票的总收益为10①，投机成本为1；股票二级市场存在机构和个人两类投资者；在两类投资者共同投机的情况下，机构所得大于个人所得，比如机构得收益6（净收益为6－1＝5），个人得收益4（净收益为4－1＝3）。

在以上分析和假设条件下，我们可构造出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机构

投机 投资

3，5

9，－1

－1，9

－1，－1

个 投机

人 投资

在上述博弈过程中，无论个人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机构投资者的占优战略（Dominant strategy）是“投机”，比如，个人选择“投机”，机构若选择“投资”得净收益－1（投资收益0减去投资成本1，下同），而选择“投机”则可得净收益为5；如果个人选择“投资”，机构选择“投机”得净收益9，而选择“投资”则收益为－1。因此“投机”是机构投资者的最优选则②。同理，无论机构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个人投资者的占优战略也是“投机”。因此，该博弈模型中“投机，投机”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个人与机构双方各得净收益为3和5。

上述博弈结果是在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而投资者放弃该两项投资目的（或方式）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也就是说，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股市投资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投机一致性。

四、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

上文的研究证明，在投票权非完备的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表现出了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而当股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以投机作为其最优选择时，股市的非均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前文在推导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证明，只有当方程（14）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泡沫因素不存在时，股票市场才能趋于均衡。而根据Christian Gilles和Stephen F.Leroy（1992）的定义，所谓股市泡沫，即是股票价值中不基于未来红利预期的部分。据此，我们将方程（6）和方程（9）结合到一起，导出如下方程：

Pt=( )Et(dt i Pt i) (16)

方程（16）即是股票价格的随机差分方程。其中Pt是t期的股票价格，( )代表预期收益率的贴现而产生的资本利得，dt＋1是下一期的红利，Et (·)是基于t期所得到的信息（包括预期红利和预期股票价格）的条件期望值。该方程实际上即是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股票价格由资本利得和分红两部分决定。为突出主题并为了求证的方便，我们假设ρ为常数（这并不影响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方程（16）进行n次迭代，得到：

Pt= ( )iEt(dt i) ( )nEt(Pt n) (17)

差分方程（17）的一般解为：

Pt= ( )iEt(dt i) Wt (18)

方程（18）中，bt＝Et(bt i)/ (1 ρ)，它是该股票投资收益率ρ的充要条件。（18）式右边第一项为股票的基础收益（即资本利得与分红收益），第二项Wt即是方程（10）表明的股市泡沫。（18）式这一对（16）式的求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泡沫在任何股票市场中都是一种常态存在。但问题是，当某一股票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以投机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分红收益之时①，我们即可假设（18）式中的Et(dt i)＝0，从而得到：

Pt= Wt (19)

由公式（19）可见，当一个股票市场中投机盛行、或者是投资者都以追求资本利得（投机）为其最优选择之时，股市泡沫即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常态存在，从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正如方程（15）的均衡条件所显示的，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虽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越低，即投资者对股票的持有期越长，亦即投资者越是趋近于“买入－持有”策略，则股市将越趋于均衡。然而，在上文所证明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下，其必然的结果即是股市换手率的不断上升（见表1）。

表（1）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从世界其它股票市场（包括新兴市场）的情况看，其换手率相当低，且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出换手率下降的特征，比如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纽约股市的换手率在50％——60％之间，东京股市在20％——30％之间，韩国、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新加坡股市则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由表（1）的数据可见，我国沪深股市的换手率远高于其他股票市场，且起伏很大。除我国台湾股市1995年换手率（为243％）高于同年的深圳股市外，我国深沪两大股市换手率可谓雄踞世界股市之首。正如方程（15）所暗示的，过高的换手率即表明了我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的现实，而其根源则在于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投资者行为选择中的投机一致性。

表1 我国股市换手率 （％）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上海

341

787

396

591

425

297

399

499

244

197

——

深圳

213

472

180

902

489

284

412

436

287

280

24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统计年鉴199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市场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2003》。

五、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与启示：

1，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股市的非均衡运行（以及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气氛浓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本文所揭示的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而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各类投资者在其投票权不完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就提示我们，治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从监管手段、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规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从投资者投票权完备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根本性治理，如尽快实行累积投票权、表决权信托等制度；以及使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完善的接管机制。这样，才能通过博弈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各方参与人的行为选择。

2，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影响股市均衡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是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投资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则在于其投票权的完备与否。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看，其投资者投票权基本上是完备的（尽管也存在着Hart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投资者对用手投票权的主动放弃），因此投票权完备性问题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在中国，正是由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投资者的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尽管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各种“异象”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行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正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也就需要我们从更为“中国化”的因素和角度入手，研究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特有因素及其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影响。

参考文献：

何基报，2003：《什么影响着投资者的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究报告。

李学峰，2003：《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与股东行为选择》[J]，《证券市场导报》第3期。

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宋军，吴冲锋，2001：《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孙培源，施东晖，2002：《基于CAPM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2000：《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兵，2002：《行为金融理论及在中国股市的应用》，《经济管理》第22期。

张兵，李晓明， 2003：《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张军，1991：《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克里斯蒂·吉勒斯，斯蒂芬·F·勒鲁瓦，2000：《资产价格泡沫》[M]，载于彼得·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尤金·法马，1998：《问题与企业理论》[M]，载于陈郁编译《所有权、控制与激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O·哈特，1998：《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M·Statman, 1999, “Behavior finance: Past battles and future engagement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Charlottesville; Nov/Dec, 18-27.

① 主要是以下3个行为特征：1，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相同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2，追求效用最大化，即选择能带来最大满足的风险与收益的资产组合；3，厌恶风险，即同等收益下追求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风险较高则需要较高的收益给以补偿。

①如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谜、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这些现象无法用主流金融学及其资产定价理论给以圆满的解释，行为金融学将其称为“异象”。

②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色在于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帐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帐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Statman，1999)。

③ 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导的结果一致，即股市均衡条件是较严格的，现实中很难得以满足。

① 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李学峰，2003：《投资者行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工作论文。

[0]这实际上即形成了股票市场中所谓的正反馈现象：ΔPt i越高，ΔKt i越大，而ΔKt i越大，则ΔPt i越高。

①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证明。

① 根据Fama（1998）的研究，所谓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是指证券所有权的分散对风险承受的最优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结果是证券持有者通常过于多样化地拥有企业的股票，以至于对某一特定企业没有多少行使权利的兴趣。也就是说，为降低风险而实施的投资组合，也同时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某一特定公司行使（用手）投票权的兴趣。即在每一个股票投资者中，产生了一个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

② 所谓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Hart，1998），是指行使权利而导致的经营改善的收益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只由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股东承担，因此单个股东将没有监督企业经营的激励。在此情况下，所有投资者都希望其他股东去行使权利并承担权利行使所致的成本，而自己仅分享他人行使权利所带来的收益。即产生了投票权上的“搭便车”行为。

①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大股东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参阅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② 这也正是现实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购并行为多发生于场外协议转让而罕见二级市场收购的原因所在。

① 我们这里并未考虑股市投资是否为零和博弈。换言之我们只是在假定投机收益为10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将投机收益的来源存而不论。

理性投资论文篇10

关键词：私募证券基金 阳光私募 投资行为 影响因素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因其蕴含的巨大的资本能量，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研究其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特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监管，对中国证券市场良性发展尤为必要。但长期以来因私募基金私募性所决定的其特有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低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本文拟以“阳光私募”为研究标的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及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私募基金行为理论辨析

至今并没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特别研究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特征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但私募基金毕竟是机构投资者中的一类，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对于研究私募基金的行为特征应具有参考价值。

（一）视界理论

视界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 Kahne man和Tversky通过价值函数的引进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严密和完善的表述，该理论否定了新古典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理论。Kahne man和Tversky的研究证明：其一，人们在风险条件下的选择过程分为编辑阶段和估值阶段两个阶段。其二，投资者的价值函数并不总是凹的，在某一基准点之上（获利区间）投资者的价值函数是凹的，此时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在某一参考点之下（亏损区间）投资者的价值函数是凸的，此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其三，人们对损失产生的负效用，大于同等金额的盈利产生的正效用。

（二）典型示范偏差

典型示范偏差理论，是1986年由A.Tversky 和D.Kahneman的实验研究证明的，该理论指出：人们在对不确定性事件进行判断时不是以全部信息为依据，而是以事件发生时所伴随的部分典型信息为依据，推断预测事件进展和结果，并采取相应行为。投资者这种行为会导致金融市场“相反原理”、“反应过度”和“趋势追逐”等非理，造成股价波动。该理论否定了有效市场理论关于投资者都是理性人的假设，有效市场理论理性人的典型特征是投资者能够根据全部相关信息，对证券价格作出推断。

（三）锚定效应和保守主义偏差

锚定效应是指人们面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某些特定的数值，如：股票的买入价格、以前某个时点的股票价格）会成为判断的参照值，而不是根据全部信息作出理性判断。保守主义偏差是指人们在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过程中，当市场外在环境发生改变出现新的信息时，人们不愿因根据新的信息理性的更改他们现有的判断，采取合理的行为。

保守主义偏差会导致固执效应和偏执偏差。固执效应是指人们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一般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始值进行修正。Robert（1998）指出，固执效应中投资者不是错误的解读新信息，而是忽略新信息，即对新信息视而不见。偏执偏差指的是行为人不但不根据新信息对原有的判断进行修正，而是片面地认为新信息是对其原有错误判断的新证据。

（四）机构投资者行为特征

行为金融学基于行为金融理论，证券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普遍存在性，及投资者认知上的偏差，认为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表现为：从众性、投机性、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等特征。机构投资者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状况，领导者认知偏差等，所以机构投资者同样也表现为有限理性的行为特征。但机构投资者主要采取有组织的决策形式、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风险，所以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又完全一致。行为金融学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常表现为如下特征：其一，“有意识”的投机行为、市场操纵；其二，羊群行为和反馈交易策略；其三，窗饰行为。

研究思路

“阳光私募”是对中国目前存在的定期披露业绩的一类证券私募基金的俗称，特指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重点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阳光私募与一般私募证券基金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化、透明化。从目前中国私募基金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证券信托计划、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民间私募基金”，其中证券信托计划对应业内俗称的“阳光私募”。在上述几类私募基金中，阳光私募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占据主导地位，其发行运作方式与国外的私募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极为相似，是未来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方向，其投资风格和行为模式对其它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可以作为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一个代表，以“阳光私募”作标的，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私募基金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本文研究阳光私募的时间边界选取2007年1季度至2011年1季度之间，该时间段A股市场正好经历了一个上升到下跌的周期，因而该时间段的选择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

本文主要通过对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分析影响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特征，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建议。

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Granger因果检验

（一）时间序列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主要以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阳光私募投资行为与证券市场的因果性进行分析。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与证券市场Granger因果检验的目的是检验私募基金是否存在反馈交易，反馈交易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以及私募基金的反馈交易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指标选取如下：

1.阳光私募基金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该指标是通过对市场上300多家阳光私募进行筛选，挑出10家投资期较长的，经历了中国股市牛市期、翻转期和熊市期的阳光私募，分别为中国龙1、中国龙进取、万利富达、Lighthorse稳健增长、东方港湾马拉松、亿龙中国2期、天马、尚诚、平安德丰、明达1，数据来源万维数据库WIND。文章截取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单位累积均值的季度数据，并分别计算增长率后，对以上10家阳光私募的单位累积均值增长率求算数平均数，意在去量纲化，作为反映阳光私募投资行为的主要指标。

2.深证成指增长率。鉴于现实中阳光私募偏好投资深圳证券市场的特点，本文选取“深证成指”作为代表深圳证券市场表现的指标，并计算指数的增长率，参考时间序列的观测期与阳光私募单位累积均值平均增长率的观测期相匹配，即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

3.上证综指增长率。上证综指作为常用的主要反映沪市甚至中国证券市场变化趋势的指数化指标也被本文纳入与阳光私募投资行为相关性研究的变量中。同样，计算上证综指的季度增长率，观测期与阳光私募单位累积均值平均增长率的观测期相匹配，即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

4.中小盘指数增长率。中小盘股票由于本身流通股数较小，方便阳光私募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炒作”，也是阳光私募投资的重点之一。本文选取中小盘指数增长率作为反映中小盘走势的指标，并计算增长率去量纲化，观测期与阳光私募单位累积均值平均增长率的观测期相匹配，即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

（二）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

1.阳光私募单位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和深证成指的Granger因果检验。从检验结果可见（见表1），在5%的置信区间内，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与深证成指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阳光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对深证成指的走势有助长或助跌的作用；深证成指对阳光私募未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阳光私募单位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和上证综指的Granger因果检验。从检验结果可见（见表2），F检验的概率值为0.4839（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区间内，上证综指的增长率不是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而在5%的置信区间内，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是上证综指的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上证综指的走势，对其具有助长或助跌的作用。而上证指数不是阳光私募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是由于大多数阳光私募的投资重心在深圳证券市场而非上海证券市场。

3.阳光私募单位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和中小盘指数的Granger因果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见（见表3、表4、表5），将中小盘指数的增长率和阳光私募基金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的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滞后2、3、4期后，在5%的置信区间内，二者互不为对方的Granger原因。鉴于阳光私募通常偏好于投资中小盘股票，因此不能以Granger检验的结果完全否认两者的相关关系。而且，二者的散点图表明了二者之间较强的线性关系（见图1）。

（三）Granger因果检验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1：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与深证成指增长率互为Granger原因。这说明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能显著影响未来深证成指的走势，同时，深证成指也显著影响阳光私募未来投资行为，深成指是影响阳光私募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论2：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是上证综指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而上证综指增长率不是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能显著影响未来上证综指的走势，而上证综指的走势对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上证综指不是影响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或反馈交易的重要参考因素。

结论3：阳光私募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与中小盘指数间不存在Granger原因，但是二者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阳光私募的投资偏好，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更多地考虑小盘股效应，说明阳光私募的投机性较强。

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的多变量协整检验

传统观点认为，机构投资者是理性的，其投资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其对实体经济预期，当实体经济发生变化时机构投资者会对投资组合作出相应的调整。对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因素与阳光私募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考察宏观经济因素是否是阳光私募投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指标，判断阳光私募投资行为，是更多地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实体经济因素，还是证券市场变化情况，采取反馈交易策略。

（一）研究思路及变量选取

1.研究思路。私募基金投资组合调整，必然反映到私募基金净值上来，基金净值是反映其投资组合的综合指标，因此本文选择基金累积净值作为衡量私募基金投资策略调整的指标，并考察基金净值的变化与实体经济指标的变化相关性。如果二者相关性强，说明实体经济因素是私募基金投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指标；否则，说明基金选择投资组合时更多考虑市场环境本身，其行为倾向于反馈交易。这种反馈交易不是理性的价值投资行为，会随市场价格变化而随时调整，往往具有短期交易特征。

2.数据及变量选取。本文选取标志实体经济变化情况的主要经济指标，及阳光私募累积净值增长率，时间序列为季度数据，自2007年3月到2011年3月，考察实体经济变化对阳光私募净值的影响，具体如下：

Y——阳光私募单位累计净值平均增长率

X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X2——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

X3——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率

X4——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增长率

（二） 时间序列协整检验结果

首先，进行各变量时间序列的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阳光私募累计平均净值增长率和PMI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是2阶单整的，CPI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是1阶单整的。由于不满足多变量协整要求的单整条件，故阳光私募累计平均净值与GDP、CPI、PMI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无法建立协整模型。

（三）协整检验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宏观经济因素不是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具体表现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趋势的变化无法显著影响阳光私募投资行为及策略的变化，说明阳光私募投资行为更多地考虑市场本身的因素，短期投资策略、反馈交易策略明显。这样的投资行为往往起到助涨、助跌、助长投资炒作的效果，不利于市场稳定，也不利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容易造成市场定价扭曲，市场效率低下。因此对阳光私募的行为加以正确的规范引导尤为必要。传统观点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通常被市场参与者认定为利好或利空，并以此对自身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组合配置做出调整。然而上述检验结果从实证角度表明，阳光私募的投资行为不显著受到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即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结论

结论1：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能显著影响未来深证成指的走势，同时，深证成指也显著影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来投资行为，深成指是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上证综指不是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或反馈交易的重要参考因素，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更多地考虑小盘股效应，说明其投机性较强。

结论2：宏观经济因素不是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趋势的变化无法显著影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及策略。说明私募基金投资行为更多地考虑市场本身的因素，短期投资策略、反馈交易策略明显，即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这样的投资行为往往起到助涨、助跌、助长投资炒作的效果，不利于市场稳定，也不利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容易导致市场定价扭曲、市场效率低下，因此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加以正确的规范引导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Juraj Alexander. A New Model of Hedge Fund Regulation： Shorting Federalism or Bernie’s Nightmare.Working Paper， 2009

2.Guidelines for hedge fund，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public employee retirement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http： / /mass.gov/ Perac/ report/ guidelines fund investrnent . pdf

3.Linda Chatman Thomsen， Daniel M. Hawke and Pauline E. Calande， Hedge Funds： An Enforce Perspective， Rutgers Law Journal， 2008

4.Michel Aglietta，Sandra Rigot.The regulation of hedge funds under the prism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olicy implications.Working Paper，2008

5.Tamar Frankel.The Regulation of Private Funds： Article： Private Investment Funds： Hedge Funds’ Regulation by Size， Rutgers Law Journal，2008

6.陈磊.基于股市下跌背景的处置效应研究.管理评论，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