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01:37:55

理性思考

理性思考范文篇1

一、确定调研专题的基本定位

政协专题调研题目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调研的实施和调研成果的转化。因此,调研题目的形成就不是一个主观随意的、长官意志的和牵强附会的产物,而应当是在科学严谨、客观求实态度指导下形成的更具有理性思考、更符合政协性质、更便于体现政协优势的合理可行的议题。这种议题的确定,无论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时代特点看,还是从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的内在要求看,都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新形势新阶段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标志和客观要求。怎样理解这一标志和要求的内涵,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客观反映,而这种客观反映的最直观、最现实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履行职能过程中调研专题的如何确定。仅从这种意义上讲,调研专题的确定,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依靠工作经验,依靠几件提案,依靠个别群众的反映而提出来的,而是必须紧紧围绕政协组织所固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来确定的。这既是一个对政协组织如何认识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新形势新阶段人民政协如何的找准位置,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的重大实践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据此,新修订的政协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由此不难看出,政协章程作为政协组织的活动准则,严格界定了政协包括履行职能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牢牢把握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游离于政协性质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是定位不准的表现。所以,政协调研专题的产生和确定,绝非凭经验、靠想当然而轻易形成的,它应当是在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政协理论的前提下,反复研究集思广益的产物。因此,政协调研专题的确定至少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理性原则。即确定调研专题的过程,是对政协固有性质的再认识再思考过程。贪大求全、急功近利都不行。就是说,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准确定位:政协就是政协。自觉树立政协理念,多在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上,多在展示政协政治功能上发挥作用。所以,专题的提出要严格按照一定程序,广泛讨论,层层征询意见,尤其要多听取业内人士,党委、政府等宏观决策部门意见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经过会议研究论证后方能确定。

第二,大局原则。所谓大局,既指站在地区党政工作大局的角度,又指立足体现政协性质、发挥政协优势、突出政协特点的角度。出于这一考虑,所确定的调研专题,必须是党委政府关注的,有利于推动某项工作或者可以产生一定影响的议题。这里提出的“影响”,主要是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所确定的调研专题符合政协建言立论的要求,能够对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方面的某一方面有所作用的议题。坚持这一原则,绝不是把政协作为政府或者某一职能部门而针对某项工作进行研究。事实上,政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政府某个工作领域研究透彻。因此,专题的确定就应当自觉地避免步入或者人云亦云,或者囫囵吞枣的被动局面,而应就关系大局的问题,以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立足点,准确切入进行选题。

第三,务实原则。所谓务实,就是务体现政协性质之实,体现政协组织优势之实,而不是企图通过一个乃至几个专题调研,解决了多少问题,推进某项工作前进多大幅度等。原因在于:(一)政协不是政府,专委会不是职能局,参与调研的委员也未必都是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透彻地了解和把握某项工作,因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一次调研达到解决多少问题的目的;(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在诸多工作中,你所选择的专题与党政当前的工作重点有多大的关联度,能否排上党政工作议程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调研进入党政决策程序问题。所以不考虑以上两点而确定的专题,就是违背了务实原则。

二、实施专题调研的基本规则

调研的实施是调研题目转化为调研成果的重要且必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个好的专题确定后,如何实施调研,绝非只需设计出调研目的、内容、形式、时间等调研方案那么简单。有人说专题调研的实施无非是听一听,走一走,看一看,议一议,写一写而已,把握好每个环节就行了。应该说这些环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简单地重复这个过程,那么势必造成调研的简单化、一般化甚至是庸俗化。从理论和实践看,一个好的调研必须是在精心准备、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做到目的明确,情况明确,分工明确,预期效果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使调研收到良好效果。

之所以要求目的明确、分工明确、情况明确和预期效果明确,是因为政协专题调研具有特殊性。很简单,政协的专题调研既不是政府的专题调研,也不是学术部门的专题调研。政协专题调研的特殊性更多地表现为它具有协商性、监督性和议政性。也正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调研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和影响力。这就要求调研必须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其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情况明确是指对所确定专题涉及到的相关情况包括产业(行业)在本领域的发展情况、发展前景、其在可知区域内所处的位次、自身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等,熟悉这些构成调研对象的基本要素,是了解调研议题内容,驾驭调研走势的起码要求。情况明确之后,要认真分工,比如按照视察成员各自的工作性质和行业特长,有所侧重地围绕专题所涉及的某一侧面,有选择地重点进行调研,这样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实施调研的诸多环节中,最重要的是对调研预期结果进行论证和评估。这种评估和论证,必须从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出发,跳出职能部门或行业领域的局限,或者从建言立论的角度,或者从如何促进调研进入决策程序的角度,在找准位置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客观分析,对拟开展的或正在开展的调研进行全方位论证。应当说,经过这些程序后的专题调研,其效果必然是理想的。

三、促进调研成果转化的基本方法

政协专题调研成果的转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协调研形成的意见建议引起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重要参考而进入决策程序;二是所提出的意见建议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对地区未来发展将会产生必要的影响,即起到建言立论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调研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调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不断探索一套利于成果转化的基本方法,从而使每一项调研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具体地讲,促进调研成果转化应当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做好基础性工作。本文所指的基础性工作是指理性分析、科学归纳和概括调研中所掌握的材料。就是对调研中的典型事例、相关数据、涉及的政策法规、成功经验,以及调研组成员的意见、建议和心得体会等,加以科学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真分析并进行提炼,找出共性的值得借鉴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艰苦的过程,要求经过几个反复之后,去伪存真,把得以升华了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整理出来;二是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水平的提高。就政协的专题调研而言,相应的专委会多是本次调研的组织协调者和调研报告主要执笔单位。调研报告或建议案作为调研过程的文字概括或书面总结,必须体现其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过程而不可能照猫画虎,就事论事。这就要求执笔者应当围绕专题做好理论储备和理论提高工作,这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通过学习和充实,力争作到比调研组人员站得更高些,提出的东西(或者归纳概括他人意见)更客观、更理性、更具有价值。这种学习也绝非满足于收集翻阅几份文件,下载几篇文章,而是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到最大限度的提升。由此可见,作为调研成果转化的前期准备,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基础性工作,失去这个基础,再好的调研也会事倍功半。

第二,改变文风,把好文字关。政协的专题调研报告或建议案需要具有政协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体现政协的职能特点和组织优势。这种特点和优势在文字上如何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文风问题。文风如何也直接关系到调研成果的转化。可以设想,又臭又长通篇说教的调研报告或建议案,断然不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因此,政协的调研成果在文风上要避免官话、套话,应当客观求实,一是一,二是二,铺陈直叙,开宗明义,做到简捷朴实。在结构上要坚持形式服务内容,要敢于创新,避免套用固有的模式,打破几段式,能压缩的压缩,不可千篇一律。文字上要准确,表述要直接,力避语病。

第三,建立相应的跟踪反馈机制。贾庆林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建立健全与政协章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各种工作程序,进一步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是由政协的性质决定的,它应当体现在政协的各项工作及其具体环节之中。因此,促进调研成果转化,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工作环节,应当也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跟踪反馈机制。

理性思考范文篇2

(一)社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传统范式。早期资本主义崇尚社会效率,把效率视为一个经济组织和社会的首要价值标准,西方职业教育发展也深受这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构成了职业教育的传统范式———社会效率主义,即认为职业教育是独立于基础教育之外的、以满足工商业发展以及岗位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为特定工作做准备的技能训练。1984年,美国颁布《卡尔•帕金森职业教育法案》,成为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法案在提出全民职业教育的同时,强调职业教育应同时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需要。此后,该法案历经多次修订,在前述两大主题之外,又强调了职业教育第三大主题,即“普通性”,这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重心发生转移,并进入深刻的范式转换阶段。(二)世界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世界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从追求规模最大化转变为提高产品附加值,新的管理理论层出不穷,由此导致机构精简、岗位逐渐融合,管理运营效率大幅提高,这些都对新时期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重效率而轻视人的发展的社会效率主义已无法适应这种新变化。(三)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哲学基础。社会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产生了新的的主流思潮,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教育更关注受教育者能否获得思想开放和终身发展,通过有效途径帮助他们成为适应职业变化和社会变革、能有效解决问题、渴望自我实现的新时期知识公民。(四)职业教育新范式的基本特点1.以人为出发点。职业教育是为了让劳动者进一步适应民主社会生活,同时满足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服务。2.职业教育是全民教育且需多方联动。职业教育面向人人,受教育者应包括各种社会群体,既要重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也要重视校企合作,工作与学习的界限不再明显。3.课程内容凸显普通性。职业教育应重视批判思维、创新意识等可迁移的关键能力和思维技能培养,而不仅局限于特定工作技能训练。4.提倡工作情境教学。为学生构建真实的工作情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帮助积累专业知识,提高职业能力。(五)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启示———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转变。社会效率主义向实用主义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当今职业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价值取向指明了路径。学习型社会下,学习者个体的综合能力提升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日益重要,对职业能力的要求也更加综合全面。适用于不同工作岗位、可迁移性强的“关键能力”更有利于实现个体终身可持续发展,其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已经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

二、“关键能力”的提出

德国最先提出了“关键能力”这一定义,指那些不与特定专业直接相关的、能适应不同岗位、工作场合以及职责变化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有关“关键能力”的概念表述和所使用的名称,世界各地各不相同③,对其内涵的理解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关键能力”不仅包含一般智能结构,更重视个体的非智力因素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关键能力”概念一经提出,在世界各国反响剧烈,在职教领域迅速得到推广。当劳动者转移到新的劳动组织或职业岗位时,其原有知识和技能逐渐老化,而具备可迁移能力的劳动者则可很快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工作需求。“关键能力”———这种新的能力培养取向成为职业教育发展新范式的标志之一。

三、我国职教领域“关键能力”研究与培养现状

国内学者对“关键能力”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末,姜大源先生率先提出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概念。在素质教育大背景下,我国职教界对“职业能力”的培养也得到了同步推进,并突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以激发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劳动效率为办学目标,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1998年,“核心能力”概念首次出现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国家技能振兴战略》中。2003年,教育部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明确了对核心能力培养的要求,2006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又再次提出要“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2007年,制定并颁布了《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明确了七个职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三级测评标准,开始了测评实验并在全国组织推广。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核心素养体系”概念首次被提出,成为教育热门关键词之一。由此可见,国内对“关键能力”培养也已经逐步形成共识,并被国家政府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四、范式转换视野下对“关键能力”培养的理性思考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也开始面临新旧两种范式的矛盾交替:一方面,职业教育应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根据企业需要培养人才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通过课程改革、强化技能训练与顶岗实习,实现校企无缝对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受西方发达国家新理念影响及国内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职业教育更应重视关键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服务于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这种目标取向也受到广泛认可。我国职业教育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需要进行理性和深刻的思考,才能走出范式转换的矛盾低谷,找到职业教育改革的正确路径和方向。(一)必须对“能力本位”进行重新审视与全面把握。新范式下,职业教育更加强调能力发展的可迁移性和普适性,因而能力不仅仅是职业技能的简单累加和拓展,否则其将失去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思维的本质,而沦为低级的职业工具。职业教育的能力培养应体现双重价值取向,既提高职业综合素养,又崇尚个性张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能力培养取向不应盲从而应以现实条件为基础。实用主义范式成功的前提是开放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的社会保障、现代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职业教育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而当今国内企业生产大部分还是低水平重复劳动和流水作业,劳动者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不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尚不完善,实用主义范式无疑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效率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土壤,“就业是民生之本”,突出职业性成为职业教育不容忽视的重点。如果一味强调职业教育应服务于个体终身发展,无疑有些过于理想化。只有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才能为职业教育向更高级范式转换奠定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三)“关键能力”培养必须坚持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无论是附加方式或一体化方式,关键能力的培养都应深化校企合作,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吸引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积极开发项目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课程一般包括工作任务分解、行动领域归纳、学习领域转化和学习情景设计四步骤,内容编排应符合典型职业工作顺序和学生认知心理发展规律,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针对每一工作过程环节传授相关知识技能,知识构建和实践行动相融合。(四)科学的“关键能力”评价体系亟待建立。当前,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培养的具体要求还不明确,也未建立一套科学可行且有效的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大多来自高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的机械模仿,大部分仍采取简单量化评价和书面理论测验,评价标准较为单一,不能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作出科学测评,也无法反映行业企业现实的职岗需求,各地广泛开展的“关键能力”认证测评标准信度尚不高,效度也有待进一步检验。尽管如此,有些观点已形成共识,即“关键能力”评价主体应多元化,不仅由学校、教师担任评价主体,还应参考行业企业标准,同时吸收被评价对象的意见和建议,整个评价过程应该在典型、完整的工作案例中完成。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发展传统范式有可取之处,但这种工具主义思维不免显得僵化狭隘,终将被新范式所取代。新范式的出现使职业教育有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折射出一种包容与整合的新思维。只有怀着接纳、开放的心态投入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理性思考、多方联动,才可能内生出新的特色,迎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刘京辉,唐以志.关键能力及其启示[J].职教论坛,2000(3):16-19.

[2]李薇.14-19岁青少年教育:21世纪初英国教育战略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8(21).

[3]何向彤.关键能力培养及评估:澳大利亚的认识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06(19):80-83.

[4]蒋乃平.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能力内涵:“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再论之九[J].职业技术教育,2008(4):45-49.

理性思考范文篇3

关键词:新经济;房地产;房地产经济;理性思考

在科技水平提高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开始走向了快节奏、多元化的形态,这就让经济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形态。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经济的形态又更加的复杂化。可以说,经济的变化是和科技有着巨大的关联的。这就需要各行各业能够引入科技,将科技运用在具体的工作之中。因此,各行业都需要进行自身的改革。在新经济形态下,房地产行业由于其资本大,从业人员多,生产周期较长等原因,新经济对其冲击尤为明显,这就让房地产行业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经济下的社会。

一、新经济形式

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第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房地产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对优化第三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场地、场所的支持,能够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完善第三产业发展。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能够促进城市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阶段。第二,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数量多,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住房问题成为困扰人们的重要问题。发展房地产经济则是能够逐渐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其他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带动社会就业。房地产经济发展能够带动与之相关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比如木材、钢铁、砖块、家具、装修等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我国就业难问题。第四,拉动消费增长。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消费,同时,房地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满足人们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屋住宅需求,带动传统消费行业的发展,成为社会消费需求提升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消极影响。第一,房地产经济的主要危机一般体现在虚假繁荣之上,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许多地区,都出现房地产产业混乱的局面,各大公司利用哄抬物价的方式,来追求最大利益。这样虽然保证了房地产产业的利益,但是却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其他行业收入的整体下降,从而引起房产滞销的问题。这不是因为人们对于房地产已经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人们难以支付高额的房价。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房地产经济繁荣,只会是虚假繁荣,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第二,虚假繁荣下的房地产经济会对其他的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让许多行业都出现倒闭、人员失业的情况,这样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最终依旧是导致房地产经济成为泡影。第三,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为资金使用量大,资源使用量大,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时候,一般会采用金融的手段进行资金的操作。如果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虚假繁荣,那么金融机构无法看清这种市场的本质,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投入,就会导致金融结构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严重影响人们的经济安全。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就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房地产经济发展存在的非理性问题

(一)政府的管控与实际相互脱离。这个问题在房地产的开发上是非常常见的。首先,房地产公司对房地产的开发,是需要政府进行批准的。而且这些商业区、住宅区等地方的规划,都是由政府进行的,所以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并不能按照自己对市场的理解进行,也不能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而进行。这就造成了许多地方的开发,其实只是政府的面子工程,能带动的经济增长不大,人们也不是十分需求这些房地产。因此,政府就需要格外的重视这个问题,在进行区域开发与规划的时候,应该体察人民的想法,采纳房地产公司的意见。否则很容易造成房地产行业的滞销危机,让企业承受巨大的损失。(二)脱离市场化发展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平均利润规律变动影响的结果。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房地产经济市场导向一方面比较盲目,另一方面也有自身合理的一面。在地产经济发展中,政府应用批租权来发展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优化地产经济结构。但是,在实际发展中,政府规划产业经济发展没有发挥出集聚经济的功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投资者的经营发展需要就随意下达指令,将土地留给出高价的人,没有尊重投资者的市场取向,且在发展中还以为追求高技术、高消费的产业。(三)市场发展不成熟。中国房地产行业对于价格的掌控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大部分定价都过于片面,不能按照市场真正的需求进行定价。其主要的特点就是价格竞赛,而且价格的竞赛还存在着十分紊乱的情况。一些房地产商标榜高水平小区,以高价格高质量为噱头,进行宣传。其他的地产商也开始效仿,这就造成了地产价格飞速上涨,让人们难以支付高昂的房价。而另一些人则采用低价格的手段,低价格标榜的就是贫民入住,这也让许多地方的开发不能到位,甚至一些开发是豆腐渣工程。因此,房地产的发展,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市场情况来定价,才能保证地产经济的发展。

四、完善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实现对城市土地的合理规划。城市土地经营不是单纯的炒地皮,不能一味通过土地的出让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经济的开发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在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规划的时候,相关人员需要分别从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两个方面分别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比如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是通过商品住宅、小商铺的直接出售来获得,长期效益则是通过大型商场、写字楼的长期出租来获得。还有一些房地产是作为娱乐用房、公共设施、观光旅游等来进行销售。为此,在发展房地产经济的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对城市土地进行规划,比如城市的公园、旅游景点、综合大学、大型超市、金融市场等分别要建设在什么位置上,建设成多大的规模,能否通过土地的建设应用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记忆,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二)强化政府的经济服务职能。结合现阶段房地产经济增长情况和房市表现情况,现阶段我国房地产投资处于繁荣发展时期,房地产市场发展处于一种上升阶段。但是在从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上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调整阶段,总体发展缺乏理性。但是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属于一种长期使用和发展的物品,在发展规划的时候不能马虎,要实现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结合现阶段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购买能力,在经济发展平稳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为此,房地产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干预职能,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高性价比房地产产品,推动房地产经济市场的成熟化发展。(三)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和领导性。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需要政府部门发生自身职能,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宏观调控,适当的调整地产的价位,使得房价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在进行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居民的承受能力,引导居民建立合理的消费理念,从而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房地产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对促进国家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发展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房地产经济发展,需要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政府部门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创设稳定环境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杨慧青,梁蔚.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企业经济的理性思考———以房地产企业为例[J].中国商论,2017(2).

[2]林炜珍.浅谈房地产经济未来发展创新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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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兴才.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分析[J].商,2016(15).

理性思考范文篇4

企业哲学,是以企业家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核心群体对于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哲理性思维,它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哲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立身哲学,即企业家如何做人做事的哲学思想;第二类是经营哲学,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差别哲学、资源哲学、共赢哲学、生存哲学、危机哲学等;第三类是用人哲学,即企业家如何用人的哲学思想。

企业哲学是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转化器:一是企业哲学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思维,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思维,它可能包括了企业几任企业家文化的高度凝炼;二是企业哲学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家阶层,也包括了企业核心团队的智慧。要深刻理解这些,就必须认真分析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之间,企业哲学是一种存在,而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企业文化是基于企业哲学辨证思考之后确立的基本假设,并由此产生的价值观,以及价值观所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其中包含了行为实施影响下的物化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哲学的外在表达,企业哲学是塑造企业文化的根本。通常,企业会在企业文化的企业理念系统部分,详细地阐述其关于企业哲学的三大命题:那就是“为什么存在”、“成为什么”、“如何存在”。

第一层,即核心层是“企业为什么存在”。问题是解决企业存在的价值,即“我是谁,who”的问题,就是企业的使命(mission)、企业生存的价值或者说意义。它是跟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家的精神密切相关的。这个结论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是相吻合的。当一个企业刚刚成立时,要更多地考虑企业的生存问题,就是如何去赚钱,即需求层次中最底层的生存需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生存价值也就慢慢提升,到了最高一层,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企业的哲学境界了。杜拉克认为,创办企业第一问题就是“本企业是个什么样企业?”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第二层,是“企业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什么,what”,即愿景的问题。一个公司的愿景(vision)是全体人员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必须是前瞻性的、挑战性的,而又必须是宏伟的,就是说它具有艰苦性又具备可操作性,也是激励人心的,有“气吞河山”的功效。

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经营理念(motto)的问题,这一层次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它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地域、关注点的不同而不同,大致上可包括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对产品、对管理意识等方面的内容。

企业哲学是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层次的思考模式,是处理企业矛盾的价值观及方法论。企业哲学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动力源泉,只有在有足够的能力处理企业发展的内外矛盾的前提下,企业才能确立其核心价值观以及围绕价值观的辨证方法论。核心价值观是处理企业种种矛盾的指导原则,是企业哲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理性思考范文篇5

然而,在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今天,人们理性认识债转股至关重要。我们在注意到债转股对银行、国企和资产公司带来一定影响的同时,还要透过表层,从本质上更现实、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债转股。

(一)对国有企业而言,债转股并非只是既销债、又免息的套餐,而是整合股东结构,着眼未来收益的举措

首先,债转股不是扶贫,企业必须付出代价。目前我国国企的筹、融资渠道不畅,方式单一,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把“债转股”视为甩掉债务包袱、解决信贷资金来源的认识相当普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经济学原理,在所有融资方式中,股本融资成本最高。因为股本的收益必须高于企业负债带来的收益。“债转股”虽然解决了企业债务包袱,减少了利息支出,增加了营运资金,但资产营运的预期目标是成本较小,收益较高。股东参与未来的收益分配,将使企业支付比目前的贷款利息更为高昂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债转股”使企业付出的股本收益的代价比单纯承担债务及利息的代价要高。同时,按照市场法则,如果债转股企业经营不善,经营者约束不强,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银行或资产公司有权要求更换经营者,有权处置、重组资产,也可以调整经营决策。因此,“债转股”让企业得到一段时间休养生息的同时,也给企业及其经营者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其次,债转股要求企业改善产权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债转股”使企业从目前单一的产权结构,变为由多个股东共同持股、共同管理企业的混合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的一个明确指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构成的、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据中国工商银行的一项统计,近几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因清产核资审核不严,或一卖了之等不规范的改制已逃废工行债务达1000亿元。“债转股”将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它的立足点是确保企业的国有、自有、融资的资产保值增值。这也是企业经营管理迈向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债转股”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资产流动,取得未来收益。资产处于静止、呆滞状态是资产营运过程中最大的浪费。资产的活性特征,要求所有者和经营者不断地探索激活资产的妙招。“债转股”所选择的对象正是要符合国家规定,包括盘活资产在内的“五个基本条件”的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债转股”的运作后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取得一定规模效益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上市、转让和企业回购股权的形式使资产进一步流动,从而使“债转股”的政策效应得到正常发挥。从这一点看“债转股”的终极目标是与企业资产的营运目标相吻合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对银行而言,通过“债转股”对不良资产清盘后,关键是为推进金融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我国国有银行在国际的信用评级很低,主要是因为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从这一点上看,“债转股”首先是为银行化解金融风险所设计,并非为企业解困而出台。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固然有政府干预贷款、重复建设、信贷资产财政化、信用环境不佳等国际上同类银行的通病诱导,但金融监管过于松弛,银行机构重叠设置、人员过多、信贷成本过高等金融系统本身的改革滞后不能不说更具有本土化特征。

“债转股”将使银行的资产变得优良,国际信用地位上升,同业竞争能力增强,规避金融风险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债32转股将国有银行多年积累、数额巨大的不良资产轻而易举地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容易会被银行和经营管理者视为对不良贷款应负责任的“特赦”。今后,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发生,“债转股”政策是长期存在?还是权宜之计?目前尚无定论。在此情况下,银行部门必须在信贷资金投放上坚持稳健、防范风险的原则,减少风险过高的贷款数额,消除产生风险的种种隐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债转股”的良好契机,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为金融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

(三)对资产公司而言,债转股是一种企业行为,必须按市场法则来操作

在债转股的参与者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无疑充当了一个最关键的角色。资产实施债转股的运作,很容易被公认为概念上的“国家”,或者政府行为,实际上,资产公司也是国有企业,它的行为也是一种企业行为。总体讲,资产公司承办债转股业务必须按市场法则独立化运作,不仅要独立评估、处置资产,还要以资产所有者身份参与股东分红。其目的是激活资本,不让银行资产受损、国有资产流失。从长远看,资产公司还要在盘活资产后,让债转股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那将是市场规律下新一轮的、更高层次的资本流动。但目前的状况是,债转股转入的资产均为不良资产,通过资产公司的专业化运作,一部分资产可能被激活,另一部分可能会成为无法发挥效益的死账。既然资产公司是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债务转换的中介与桥梁,那么它一旦进入角色就必须按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债转股的实质操作。

一是要合理剥离、承接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能一律按平价从银行划转坏账和“一逾两呆”贷款,而要视不良资产的期限结构、企业营运效益等不同情况,分别按平价、折价划转,企业则要按平价全部认账。平价、折价部分的差额作为资产公司的收益补充其经营费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在承认银行资产损失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对银行发生不良资产尚未履行回收责任的一种利益抵扣。它使银行与企业在债转股中都应出让部分利益问题上趋于均等。

理性思考范文篇6

【摘要题】教学与课程

【英文摘要】Thereformonbasiceducationhasbeen&nbs

一、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教学过程的主客体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理论界就有人提出了“学生是教育主体”的命题。“主体”一词较早出现在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中,“在教学这种活动中,学生却又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1979年,于光远提出了“主体”的见解,这种提法引起了人们对教学过程中究竟谁是主体的讨论。1981年顾明远在《江苏教育》第10期上发表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1982年涂艳国和黄济在共同主编的中师教材《教育学》中又对这一命题专节论述。

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意味着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教育活动的固有内因和最终结果。学生不再是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需要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学习主体。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教学,不仅仅是“老师讲、学生听”,学习效果也不仅仅是用分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应是对学生个体生命的全面关怀,是为学生未来生活所做的准备。同时,学生又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个性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我国心理学家朱智贤认为:个性也可称为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教育就是要照顾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把发展学生的个性视为其永恒的主题。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闻斯行诸?”就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其教育思想及教学实例详细记载于《论语》中;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一问一答经典教学法、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法、福禄拜尔的自我活动法等都包含了对学生主体方面的充分肯定的思想。教育活动中教师应把学生主体看成是学生自身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是人性中最能体现人本质的部分。主体性是人作用于社会环境中,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表现于人的自尊、自立、自强、自律中。马克思说:“主体性是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正是由于这种潜力的自然存在,从而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可能。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呼吁:“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针对当时不把儿童当人看待,不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做法,卢梭谴责说:“这种教育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教育应承认主体性是学生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并应尊重其权利,应从儿童的自然本性出发,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用儿童而不是成人的眼光来审视、评价学生,在发挥学生主动性的同时注重体现其主体地位。

教学过程中体现学生为主体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承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教师一般都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懂得如何组织和进行教学,能使学生以迅捷有效的方式掌握人类创造的基础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其能力,而且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也有赖于教师的引导。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创造性之间呈正相关。有些教师在创造性动机及智力好奇心的测验中成绩在中等以上,他们学生的创造性写作能力在三个月中亦有显著提高;而那些成绩在中等以下的教师,其学生便没有进步,充分说明教师的主导作用直接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二,应将学生主体性体现程度作为衡量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的评价指标。教师要充分地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必须尊重、爱护学生,积极引导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及爱好,使课堂教学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社会及学校也要给教师创设积极、宽松、愉快的教育环境,这样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二、学生主体地位缺失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虽然教师的教育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具有了较科学的教育意识与理念,教师整体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缺失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具体表现在:“灌输”教育仍大行其道,教师的“权威意识”根深蒂固,“中心地位”不可动摇,以“分数”作为唯一衡量尺度的评价标准具有刻板性及不科学性,体罚、变相体罚及有损学生人格的行为仍然存在等。据浙江大学对杭州市、湖州市、台州市、温州市7所初中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初中课堂教学中教师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教学意图单方面安排课堂学习活动;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记忆所学知识或课本知识;课堂上学生很少举手提问;教学游戏、角色扮演、讨论、辩论、实验探究等方式方法较少被应用;教师在课堂上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课堂教学气氛不活跃,十分安静等。所有这些现象向人们昭示: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虽是众所周知的真理,但学生主体地位还没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体现,学生主体也没有得以很好培植。原因如下:

(一)现行的社会用人体制对应试教育的强化效应

应试教育的弊端必有其社会原因,我国目前“学而优则职”、选拔人才的“唯学历至上”的社会用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但它在无形中将应试教育又进一步扩展到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调查显示:“考研”升温的主要原因是考研者为增加自身价值,获得一定的资本,以适应当前社会形势并为以后能获得一份更高报酬的工作奠定基础,而真正为自身素质提高的人数微乎其微。在激烈的就业竞争面前,就业竞争演变为学历竞争,学历竞争变成了“应试”竞争,这一社会现象必然加剧基础教育的竞争势头,将原本竞争激烈的考试变得更加“炽热化”。只有社会用人机制趋向于以人的实际才能来确定其工作岗位及实际待遇时,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的教育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应试教育才能真正地向素质教育全面转轨,教育才会真正实现由注重“考试型”人才的培养向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及思维能力、具有主体性的人才培养的转化。

(二)传统教育观念和现行教育体制对学生主体性的漠视影响

首先,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得到传播和继承,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随之影响着学校。如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社会价值、群体价值轻视个人价值,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义务、责任和为群体而牺牲的精神,以共性来铸造个性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与西方重个人发展的意识形态相比虽有其积极一面,但它却过分贬低了个体的价值。同时又通过学校教育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在尊师重道、安分守己、严加约束的氛围中,我们的学生被培养成为听话、顺从的“好学生”,学生的个性就可能变得平庸、苍白、千人一面,使之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妨碍了个性的自由与自主的发展。其次,长期以来指导我国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是来自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赫尔巴特、凯洛夫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思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已日益显现出培养的人才缺少个性、缺乏独立及自信。第三,我国应试教育模式造成教学中追求标准答案、重视机械的模仿复制、强调死记硬背的现实,它在无形中压抑了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培养。

(三)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对应试教育的依赖作用

应试教育是将“升学”、“考试分数”作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教育,其弊端是不顾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共性代个性,以个别学生的发展代替所有学生的共同发展,以单方面发展代替全面发展。表现在教学内容上是固定在大纲的范围,与之无关的书籍无需观阅;教学方法上是“满堂灌”,学生主动参与机会少,反复机械训练多;教学评价上是重视学习结果,是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指标。有人将课堂教学生动地描述为三多三少:全班统一学习的机会多,个人自主学习的机会少;接受学习的机会多,表达学习的机会少;学习水平高的学生参与机会多,学习水平低的学生参与机会少。因此,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自信等在应试教育下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培植。

(四)部分教师的科学教育意识缺乏的制约

教师具有先进的教育意识、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学生主体性得以尊重、主体权利得以回归的保证。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教学时科学教育意识欠缺,严重制约着学生主体地位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其一,教育的专制性。它不仅体现在知识教学上而且表现在人格上,知识教学的专制性让学生唯命是从,敛声屏气,不能反对及异义,树立知识权威;而在人格上,学生和教师地位不平等,教师有权训斥、体罚学生,学生无论如何不能不尊重教师。其二,教师的科学教育意识和实际教学脱节。我国的教师大多是通过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于是师范教育的传统教育意识代代相传,一脉相承,虽学习了一定的教育科学知识,但在实际中难以自觉运用,造成实际的教学中课堂气氛普遍较沉闷,学生独特及新颖的创造思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压抑及埋没了,其结果必然弱化了学生的独立意识,进而弱化了人的尊严、人的勇气乃至人的价值观,必然造成其主体性的失落。

三、教学中回归学生主体的途径和方法

(一)实现教学民主化和个性化

民主、自由、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民主教学氛围中,才会有人格的自由与舒展,才会有思维的活跃与创造,才会有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表现。

首先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一改居高临下“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这种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真诚与学生平等交流与交往,给学生一种平等的心理氛围,学生不会担心因说错话而遭严厉斥责,不会时时处于担惊受怕、被动压抑状态,能自由自在地表现自己。其次,建立学问民主气氛。创建宽松、开放、民主的校风、班风,使学生能愉快地进行独立思考。教学时教师对教材能正确理解并创造性地应用,不能照本宣科,教学方法灵活,使师生互动,激活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敢于并善于提出问题。第三,鼓励个性与创新。教师对学生不能统得过死,教学中应增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将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所选择,以实现自己个性、爱好及独立意识的发展。

(二)课堂教学模式多样化

教学模式是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操作方式,在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任务的要求下,教学模式应灵活多样,不能一成不变。我国现行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教学模式,它有利于班级上课制,使学生在单位时间里很快就学到了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形成了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但它很难照顾到个体差异,使学生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结构要求的变化,教学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模式,如“探究式”教学模式、“自学——指导”教学模式等,把它作为传统教育模式的补充,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爱好的充分展现,有利于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养成,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进而培养其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

(三)课堂内客丰富且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教育的作用就是让学生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所以教育应在生活层面展开。其一,教学应接近学生生活,在教学各环节中寻找原型,如举例、原理应用等,让学生把生活与学习结合起来,易于知识的学习与吸收;其二,增设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综合活动课程,可在教室、校园、校外进行,如进行社会调查、参观或提供给学生材料让学生进行探索与研究来发展与构建学生的主体性;其三,在教学活动中注意营造生活氛围,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体验和理解知识的生活价值及意义,使学习的生活意义不断得以提升。

(四)制定科学的主体性评价标准

由于应试的压力及导向,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往往以学习成绩作为重要的或唯一的评价标准,其做法不科学也不公正。应在评价内容上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知识与能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全面发展;在评价手段上,突破单一的再现式考试手段,考题尽可能测试出学生的能力与水平,并让考试形式多样化,如口试、笔试、实验操作相结合;在评价结果上,体现激励功能和发展功能,让评价结果成为学生主体发展的动力,让学生不断受到激励和鼓励。应侧重肯定性评价与慎用否定性评价相结合,对特殊才能的学生适当加分,对于后进生密切注意其进步并及时予以表扬。

理性思考范文篇7

一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裸露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裸露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这就意味着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与超我或“性”与“体”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不得不在对立的两间走钢丝——若一味放纵本我,便会成为害群之马,受到社会的制裁;若一味服从超我,便会异化为丧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着随时随地用理性在两间进行判断和权衡。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体”。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金岳霖:《论道》,P20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说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体也。

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理性观,无非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理性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强调自爱和利己的原则,无非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与之毗邻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学便充满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复杂矛盾,他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和理性的宗教,却又将理性上升到先验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理性为基础,试图以唯心的道德宗教来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时代的两个相邻的西方国家,理性观就如此不同。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希腊半岛上的麦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直到现今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终是个因文化而异,随时代而变动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激化,对外贸易、掠夺和殖民,便成为全民生命攸关的最大的理性,因而,商人和强盗这两种职业就都成为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现在你还能向一位西方商人问同样的问题吗?

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的“纯粹的理性世界”。一切理性都是相对的、具体的、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动不居的。归根结底,不过是应对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用求得体罢了。

四但西方的文化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所以理性观的不同大体还属于相辅相成的范畴。而中国的文化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其理性观自然也与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文化,为了规范和制约个体间的矛盾冲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国家等超我形式,来作为社会共同权威。西方的理性,无论怎样地变异,归根结底,无非也就是对于这些超我的自觉服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个体私有制,任何个体的情求尽性,都只能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共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的群体,无论是血缘群体还是拟血缘群体,都是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P81,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公与私缺乏明确的边界,要想情求尽性,就必须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济私,自然无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类的超我,而只能以伦理道德为超我。更确切地说,就是以权衡和平衡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为超我。

中国人的情求尽性必须自觉服从这个关系学的超我,任何违犯这个超我的人,都会被视为害群之马;若沦为这个超我的奴隶或工具,则又难以情求尽性。因此,中国人也必须在情求尽性和关系学超我之间走钢丝。换言之,中国人的用求得体,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网中进行权衡和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P2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人缺乏理性,则大谬。

五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人物:女娲不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息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笙簧”的乐器;炎帝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不顾帝俊的嘱咐,将天帝的十个儿子——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竟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争强好胜,酷爱冒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乱伦为儿戏,以决斗厮杀作消遣,热衷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恣意挥霍掠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腊,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联书店,19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与否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寡头派的操纵和鼓动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复和美化雅典的提案遭到普遍的反对,伯里克利在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之时,对准备投票表决的委员们说:“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于是乎,“不知是感于他的伟大精神,或者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荣,他们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不错,可以说古希腊人比历时上的任何民族都长于逻辑思维,甚至,逻辑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逻格斯(λóγοs)演化出来的。但尽管逻格斯的语义中包含理性,但毕竟并不等于理性。所以天性争强好胜的希腊人热衷辩论,酷爱归纳,并且热爱到了偏离理性的地步,以至于伯里克利死后,古希腊的历史便成为“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衰亡史”(基托:《希腊人》,P18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六如果说,西方人在中世纪之前,主要偏重于本我的放纵;那么,在中世纪,他们则又拜倒在教会权威的超我脚下。例如,西欧各国曾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都处于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淫威之下: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的原因都不知道。(房龙:《宽容》,P136,北京,三联书店,1985)

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1/3被处火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裁判所条》)

据估计,十五至十六世纪期间,欧洲有五十万人因被判有传播巫术罪而被烧死……供词往往是巫师在严刑拷打下招供……如果犯罪妖巫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作为奖赏,她便可以期望在被焚烧之前,被人扼死……当时的一位研究巫术之谜的专家约翰·马特豪斯·梅耶法斯写道,他宁可放弃万贯家产,也不愿回忆起他在行刑室内所亲眼目睹的景象……(马文·哈里斯:《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P139~14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研究结果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妖巫是女性。在东窗事发时,那些无能为力的老妇人和下层阶级的接生婆,通常总是最先遭受指控。第一批受害者招供之后,孩子和男人的数量便会大为增加。在大规模惩处的疯狂时期,守门人,少数不多的富商,偶尔会有政府官员和教师,纷纷被处死。

你以为这些罪行仅仅是宗教裁判所及其豢养的暗探和走狗们干的么?不,还有大批贫困百姓的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居然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我们在“”中也曾丧失过理性,但不过十年的时间。而他们却是五个多世纪!如果连历时200多年,同样有大量贫苦农民参加的十字军东侵也算上,他们丧失理性的时间就更长。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近代西方人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大肆侵略,以及两次都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少理性可言,就不必说了。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大哥大”,在以世界霸主和警察自居的美国,普遍迷信科学万能,沉溺于高科技创造的高消费,异化为消费机器,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0左右,所消费的能量却占全球总能源消费的1/4左右。为了维持这种居高不下的高消费水平,国家与政府便不得不不断加大军费预算和高科技投资,以维护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吸血管……理性安在?

七如果这就是吴国盛教授所谓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理性世界”,那么,中国人就该以“缺乏这个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为荣。

如果吴国盛教授所谓的理性世界与世人和世俗无关,仅仅限于抽象的哲学范畴,那么,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缺乏“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

如果吴国盛教授是在哲学象牙塔中,用西方人也做不到的抽象理性来称量中国的世人和世俗,对不起,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用以教人,误人子弟;公诸传媒,误导民众。

理性思考范文篇8

一、“支部建在楼上”提出的背景:社会变革的新要求

1、楼宇经济的崛起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楼宇经济,在上海、在浦东悄然崛起。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就汇集了130多家金融机构、3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多家国内外大企业集团总部,聚集了数百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楼宇经济的发展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增添了新的活力,但也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党的工作如何渗透到楼宇?聚集在同一楼宇空间里的各个群体没有严密统一的组织系统,互相之间无资产纽带关系,不存在科层化的等级关系。显然,在这样一种楼宇空间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而是要积极寻求新的途径。

2、“两新”组织的涌现对党建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单位制的逐步解体以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经济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市场体制环境下,“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尤其是新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两新”组织与地方政府无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不少“两新”组织还有组织规模小、分布散、流动快、变化大的特点。因此,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两新”组织特点的党建工作途径,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是“两新”组织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

3、就业方式的变化要求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与时俱进

改革开发以来,社会就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人员包括许多党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由此产生了许多“离土离乡不离党”的流动党员。对这些党员如何管理和教育?原有的组织设置和管理模式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难以适应,党建工作中出现了“远、散、难、弱”的现象。一些党员远离组织,长期得不到组织的有效管理和教育;一些政治上追求进步的社会优秀分子也由于在单位之间频繁流动造成了入党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不断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就业的新特点。

二、“支部建在楼上”的成功实践:**大厦联合党支部带来的新变化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从**年起就积极探索“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模式,并于同年6月,在其辖区内的**大厦中建立了上海乃至全国第一个不依托单位而是依托整幢商务楼宇而组建的联合党支部,创造了“支部建在楼上”的新型的建党方式和党建方式。经过近七年的运作,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1、组织形式从“支部建在连上”延伸到“支部建在楼上”

**大厦是由浙江省**市政府在浦东新区投资兴建的一座综合性的商贸大厦,有企业73家,党员9名,这些党员有的将组织关系挂靠在**市经贸委,有的落实在**市下属企业,他们往往是半年或一年一次回**参加党的活动,党员希望能够就进参加社区党组织活动。为此,街道党工委受到同志“三湾改编”中“支部建在连上”的启发,尝试“支部建在楼上”,建立了**大厦联合党支部,将**大厦楼宇内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党员组织起来。

2、领导方式从依靠行政权力转变为主动服务

一是通过拓展“阳光驿站”党员服务中心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利用现代化的社区活动设施,因地制宜,建立“两新”组织员工活动中心,为楼宇内“两新”组织员工提供各类服务。二是将党建工作与促进企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楼宇党支部根据员工和业主的精神生活,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促进企业两个文明的同步发展。三是发挥街道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委员会的作用,帮助企业化解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增强党的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凝聚力。

3、工作方式从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拓展为党群工作同步运作

**大厦建立联合党支部后,又建立了**大厦联合工会、团总支、妇女工作联谊会等组织,并按照党组织对应设置,人员交叉任职,工作同步开展,探索了一种党群工作同步运作的新模式,达到了党组织与支撑组织的共生。

4、活动方式从行政化倾向转变为社会化取向

大厦联合党支部覆盖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新经济组织和党员,突破了行政体系的框架。与之相应,大厦联合党支部在坚持小型、业余、分散的活动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开展活动“开门式”、组织活动“流动式”。党支部的活动时间,内容和地点公开张贴在楼内,不仅要求党员参加,而且欢迎积极分子参加,有时活动甚至成为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员工的全体活动。

5、社会效果从党员个体辐射到社会

**大厦联合党支部成立后,解决了成立前大家所困惑的问题:一是党员的组织生活正常了;二是党员的管理得到规范;三是新党员的发展有了保障;四是党员的先进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大厦联合党支部的示范、辐射下,大厦周边的党员和群众也加入进来,**大厦联合党支部已升格为党总支,下设6个大楼联合党支部,逐步消灭“两新”组织中的党建空白点,扩大了党组织的群众基础。

三、“支部建在楼上”的理论意义: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管理网络之外的新生力量迅速扩张,党组织必须以新的方式融入社会、整合社会、主导社会,进而加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控制力和渗透力。从这一意义上看,“支部建在楼上”不单单是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而且是对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的新的创造。

1、关于基层党组织构建模式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模式,将党的组织基础扎根于革命军队的基层连队和解放区根据地的基层社会,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集聚了巨大的革命能量。新中国成立以后,采用了“支部建在村委会”、“支部建在居委会”以及计划体制时期“支部建在基层单位”等模式,有力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了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

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结构体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两新”组织和从业人员日益增多,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人们择业的自主化。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再依靠行政线条串联起来,而是依靠市场的利益交换、社会的功能依赖关系进行自发党的分化和组合。传统的垂直型的基层党组织构建模式在实际操作中产生困难,已无法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的构建模式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采用不同的组织构建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有“支部建在楼上”的创新,并且拓展延伸为支部建在片上,支部建在市场上,支部建在“文化一条街”等一系列新的建党模式。这些情况在本质上,都是对“支部建在连上”建党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给“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同时激发了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创新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的构建模式。

2、关于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与领导方式

**大厦联合党支部从成立起就立足成为企业发展的促进者、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劳资关系的协调者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沟通者。在缺乏权力资源的情况下,通过为大楼内的党员、群众和企业提供服务,赢得了大楼内各类群体的信任,树立了威信。**大厦联合党支部的这一功能定位和服务型领导方式所带来的工作效果的变化,引发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和领导方式进行新的思考。

政党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党能够发挥出哪些功能,或以哪些功能为重点,是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权力的功能日益弱化,甚至不复存在。在新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其因产权关系带来的劳资关系、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党的工作的接纳空间的缩小,党组织在其中通常没有可以使用的权力和资源,很难按传统功能和方式进行工作。因此,党组织的功能应有一定的转换。在宏观上,应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微观上,则应强调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只有为群众服务才能赢得民心,才能间接地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深层次上说,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直接为群众谋求看得见的利益,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事实上是在铸造党执政的利益依托、群众基础,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其实现政治功能的有效途径。

3、关于基层党组织生活方式

**大厦联合党支部从成立起就努力探索符合新经济组织党员特点的组织生活方式。联合党支部中的党员大都分散在各个新经济组织内,每个党员都有各自的单位,要将这些松散型的党员群体聚合在一起很不容易。但是联合党支部通过选择适应新经济组织特点的活动时间和地点,一方面积极安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党员现实生活内容,营造宽松与民主的氛围,使党组织生活充满了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党员参加街道党工委组织的党内活动,既让党员直接参与社区两个文明建设,又共享社区的政治、组织、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资源,极大地拓展了联合党支部的活动空间,丰富了活动内容。

**大厦联合党支部党组织活动的成功实践,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党组织生活该怎么过?随着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迅速发展,基层党组织生活出现了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民主氛围不浓,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对党员人文关怀不够,缺乏感召力;内容枯燥,形式单调,缺乏吸引了等等。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生活的内容要贴近党员的现实需要;二是基层党组织生活要创造生动活泼的形式;三是基层党组织生活要营造平等、民主的氛围。

4、关于基层党组织的资源体系

理性思考范文篇9

然而,在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今天,人们理性认识债转股至关重要。我们在注意到债转股对银行、国企和资产公司带来一定影响的同时,还要透过表层,从本质上更现实、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债转股。

(一)对国有企业而言,债转股并非只是既销债、又免息的套餐,而是整合股东结构,着眼未来收益的举措

首先,债转股不是扶贫,企业必须付出代价。目前我国国企的筹、融资渠道不畅,方式单一,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把“债转股”视为甩掉债务包袱、解决信贷资金来源的认识相当普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经济学原理,在所有融资方式中,股本融资成本最高。因为股本的收益必须高于企业负债带来的收益。“债转股”虽然解决了企业债务包袱,减少了利息支出,增加了营运资金,但资产营运的预期目标是成本较小,收益较高。股东参与未来的收益分配,将使企业支付比目前的贷款利息更为高昂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债转股”使企业付出的股本收益的代价比单纯承担债务及利息的代价要高。同时,按照市场法则,如果债转股企业经营不善,经营者约束不强,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银行或资产公司有权要求更换经营者,有权处置、重组资产,也可以调整经营决策。因此,“债转股”让企业得到一段时间休养生息的同时,也给企业及其经营者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其次,债转股要求企业改善产权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债转股”使企业从目前单一的产权结构,变为由多个股东共同持股、共同管理企业的混合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的一个明确指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构成的、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据中国工商银行的一项统计,近几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因清产核资审核不严,或一卖了之等不规范的改制已逃废工行债务达1000亿元。“债转股”将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它的立足点是确保企业的国有、自有、融资的资产保值增值。这也是企业经营管理迈向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债转股”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资产流动,取得未来收益。资产处于静止、呆滞状态是资产营运过程中最大的浪费。资产的活性特征,要求所有者和经营者不断地探索激活资产的妙招。“债转股”所选择的对象正是要符合国家规定,包括盘活资产在内的“五个基本条件”的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债转股”的运作后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取得一定规模效益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上市、转让和企业回购股权的形式使资产进一步流动,从而使“债转股”的政策效应得到正常发挥。从这一点看“债转股”的终极目标是与企业资产的营运目标相吻合的。

(二)对银行而言,通过“债转股”对不良资产清盘后,关键是为推进金融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我国国有银行在国际的信用评级很低,主要是因为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从这一点上看,“债转股”首先是为银行化解金融风险所设计,并非为企业解困而出台。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固然有政府干预贷款、重复建设、信贷资产财政化、信用环境不佳等国际上同类银行的通病诱导,但金融监管过于松弛,银行机构重叠设置、人员过多、信贷成本过高等金融系统本身的改革滞后不能不说更具有本土化特征。

“债转股”将使银行的资产变得优良,国际信用地位上升,同业竞争能力增强,规避金融风险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债32转股将国有银行多年积累、数额巨大的不良资产轻而易举地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容易会被银行和经营管理者视为对不良贷款应负责任的“特赦”。今后,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发生,“债转股”政策是长期存在?还是权宜之计?目前尚无定论。在此情况下,银行部门必须在信贷资金投放上坚持稳健、防范风险的原则,减少风险过高的贷款数额,消除产生风险的种种隐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债转股”的良好契机,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为金融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

(三)对资产公司而言,债转股是一种企业行为,必须按市场法则来操作

在债转股的参与者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无疑充当了一个最关键的角色。资产实施债转股的运作,很容易被公认为概念上的“国家”,或者政府行为,实际上,资产公司也是国有企业,它的行为也是一种企业行为。总体讲,资产公司承办债转股业务必须按市场法则独立化运作,不仅要独立评估、处置资产,还要以资产所有者身份参与股东分红。其目的是激活资本,不让银行资产受损、国有资产流失。从长远看,资产公司还要在盘活资产后,让债转股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那将是市场规律下新一轮的、更高层次的资本流动。但目前的状况是,债转股转入的资产均为不良资产,通过资产公司的专业化运作,一部分资产可能被激活,另一部分可能会成为无法发挥效益的死账。既然资产公司是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债务转换的中介与桥梁,那么它一旦进入角色就必须按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债转股的实质操作。

一是要合理剥离、承接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能一律按平价从银行划转坏账和“一逾两呆”贷款,而要视不良资产的期限结构、企业营运效益等不同情况,分别按平价、折价划转,企业则要按平价全部认账。平价、折价部分的差额作为资产公司的收益补充其经营费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在承认银行资产损失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对银行发生不良资产尚未履行回收责任的一种利益抵扣。它使银行与企业在债转股中都应出让部分利益问题上趋于均等。

理性思考范文篇10

在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和谐思想。孔子就提出“和为贵”;墨子说过:“兼相爱”、“爱无差”等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的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共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社会,与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有异曲同工之效。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是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目标。1803年法国的傅立叶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社会”所代替;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深刻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它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途径,结果只能是空想,并提出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行许多有益的设想和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不得及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建国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是有很多宝贵经验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党内和谐特别是党的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领导层的团结统一,这是关键所在。

二是要善于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调节和兼顾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这是保持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

三是要通过民主法制、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等多种形式,加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基础性工作,把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四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五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六是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突出的不和谐因素,建设“社会更加和谐”的小康社会,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上述初步总结的历史经验同提出的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提出和论述的六个方面要求,已经凝结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创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