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索范文10篇

理性思索范文篇1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

首先，就本文所使用的理性概念而言，既不是将理性作为“名称”④，也不是仅将理性作为“心智”⑤来使用，而是主张理性是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通过抽象思维和推理，人们能够建立起有关某种非自明问题的信念［1］130。本文采用此主张，是鉴于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探索中，以“无情”为悬解之线，运用理性而至体悟，最终达至无欲无情、自然无为的逍遥境界。例如，庄子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理智思考，认识到在万事万物的运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通过将人生与个别事物的变化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东西，再在心灵中将综合起来的共同点升华为整个宇宙的本质;且将观察分析的结果带入自然体悟中，进而达到与天地共运，与万物共化的境界。其次，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类既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具有非理性的感觉和体悟能力。在非理性中，既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本文不是在感性欲望的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而是特指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情绪、欲望等外，还包括无知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在《庄子》一书中，“情”字主要有三义:一是情欲之情⑥，常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如《德充符》篇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以及《天地》篇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此五者，皆生之害也”［2］387。庄子批评纵情肆欲者会劳神焦思以至于涂灭性灵，损伤性命。二是物羁之情，常指世俗权位、爵禄之情势⑦(形势)。庄子在《逍遥游》篇明确批评了肩吾所谓的“接舆的言语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即不附世俗情势。三是指情实之情。在《养生主》篇，庄子谓丧礼上人们的哭泣是“遁天倍情”⑧，这种行为是逃避天然的本性，背离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之“情实”。与自然情实之“有情”相对的“无情”主要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最后，文章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主要鉴于庄子的思想反映出以下倾向:在个体的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德充符》篇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93在庄子的思想中，“无情”并不是说人无情感，而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郭注‘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实际上是讲‘道’因无情而无为”［3］。庄子的虚无之“道”不仅仅是超越现象界、经验界的绝对存在，“道”是有情有信与无情无为的统一体。需说明的是，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⑨。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欲望、本能之外，还包括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庄子拒绝由欲望、心知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之情进入人的心中，这样才能以内在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本质［4］218。

二、情欲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情欲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

庄子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护持恬淡素朴的心境，警惕这种心境的丧失和混乱。要保有自然素朴的心境，就要从感性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超脱的关键就在于无欲无情。就人而言，有五色、五声、五味之情，它们虽为外在之物，但不是独立自存，其对人有很大影响，能引发人的情欲，使人心迷性乱为外物所役使。“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庄子所否定和反对的，正是这种使人心乱性迷的情，亦即人之情欲。庄子劝导人们从感性认识中抽身而返归内心，超越主观感性私欲之情而回到自然天地之情。《大宗师》篇谓“‘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正是形容个体摆脱了感性情欲的牵绊，达到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的束缚，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是因为钟情于外物会使人为外物所役，从而丧失生命之本真。庄子把社会的黑暗、祸灾的产生归咎于人受感性情欲和外在爵位的诱惑，归根于人的自然至真之情的丧失。比如，权势欲和贪婪心就是使人们的心灵不得自由的主要羁绊和束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人总是钟情于功名利禄等世俗事物，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疲于奔命，最终成了世俗外物的牺牲品。在庄子看来，“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名利、福禄等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面对世俗事物能控制感性欲望而保持“无情”的心境，解除外在之物对于人的束缚，个体精神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个体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的过程，也是其超越感性自我而获得纯粹自我的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瑏瑢。只有摆脱感性情欲的束缚，人的感官和心灵才会处于一种纯洁、空明的心境。感官和心灵处于无情无欲的自然状态，内无瑕疵，便可洞见万物的本来面目，观审万物的本然状态。庄子从理智推理和自然体悟两条途径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故主张人的行为不应随心所欲、妄意而为，而应摆脱感性食色情欲之诱惑，追求自然之“无情”。因为“‘道’因无情而无为”［3］。

(二)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

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世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人要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除了抑制主观感性情欲外，还要摆脱爵禄势位的束缚。“故夫知效一官……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虽然，犹有未数也”。要护持自然的心境，仅像宋荣子那样面对夸赞与非议不感到奋勉或沮丧;能够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是不够的。还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瑏瑣。人应该把握与生俱来的无情无欲的素朴本性。“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瑏瑤。至人之所以为至人，就在于能超身于物外，保守无私欲无私情的自然心境。逍遥作为物羁的对立面，根本含义也是不为外物所累。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旨在批评物对人的牵制，倡导一种自由洒脱、逍遥无羁的精神境界。人生不得自由除了受感性情欲的诱惑之外，另一原因就是受外力牵制，也就是世俗情势的约束和为政者治国方式的限制。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瑏瑥。无人情能超脱于好恶、是非等物羁情势的束缚。庄子要人保持无欲“无情”心境，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以“齐物之心”观照万物，便可消解事物的贵贱好坏之别。他还指出，以仁义为救世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仁义礼制随着利益的对立，已丧失本乎自然的性质，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是人获得无情无欲心境的障碍。为政者应仿效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客观规律，撇开主观的欲求，一切顺其自然。“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不追求富贵爵位，顺任自然，任凭雷声闻于耳畔，天运印于心中，自然界就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百姓就能按其固有情性生活。庄子强调摆脱世俗情势束缚，治国理民顺乎人类素朴本性，这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以及为政者不顾民情的恣意妄为无疑是一付清静剂。人生的理想状态是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庄子强调对现实生活不应做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但这不是要人孑然独立于自然、社会之外，而是要随顺于万物之自然，随顺于本心本性。庄子舍弃世俗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恢复本性，保持无情无求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天下万物有其本然真性，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要保持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获得恬淡素朴的心境，就需排除各种物欲对心灵的干扰，摆脱爵禄势位等外在物羁的诱惑。“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5。人们只有排除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诱惑，才能够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情无欲的境地。

(三)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

人间之事，大莫过于生死。而在庄子看来，生死之变正像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瑏瑧。当然，庄子并非反对一切情，他亦认为人应遵循自然常情。人之本性是恬淡无为的，所以人之常情亦虚无恬淡而常因自然。庄子主张“无情”于感性情欲、物羁情势，而有情于自然之常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庄子把人的生死放到生生化化的宇宙大潮中去体验，放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去把握。正因为此，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庄子试图依从自然运行变化规律，追索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心境。首先，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气的聚散。在庄子看来，万物的不同形态甚至天地间之一切不过是气的凝聚流散。如庄子妻死，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对他的态度深感疑惑。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为气，气变成形，形变而成生命。尔后又从生到死，这样的生死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泣，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庄子通过将人的生死与自然界个别事物的运化进行比较，把生死现象视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其次，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万物生亡的自然现象。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缝隙。《庄子》里讲到老子之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老子死时，老少哭他如此悲伤，一定是(情感执著)不必哭诉而哭诉。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长短，古时候将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子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子顺理而死，这才是自然情实。庄子将生死问题中的理智认识和自然体悟阐述得很清楚，“人能够达到齐生死的境界是通过‘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瑏瑨。庄子对生死的分析是对观察的结果进行综合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理智的分析，而不仅是体悟的方法。人只有借助理性的分析和自然的体悟，把自己与生生化化的宇宙结合在一起，才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最后，庄子借他者之言指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像王骀这样有精神境界的圣人，生死不能动摇他心灵的宁静，天翻地覆不能使其产生颓丧缺失之感。他的心处于无所对待的虚空之境，不随外物的变迁而有喜乐之情，他能够顺乎自然之情实，故能保持无欲无情的自然状态。事实上，要达到与“道”契合为一的境界，就要摒弃情欲物欲，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即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空明虚静的心境。通过“心斋”、“坐忘”，遗弃外在之世俗，忘却内在之肉体，这样使心灵空静，便可与大道相通。达到无欲无情的自然心境就可超然于是非世俗之外，达到“悬解”的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瑏瑩”(《养生主》)。关于“悬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悬’即困缚之义;二说‘忘生死，则悬解也’”瑐瑠;三说“悬解的关键是无心无情”瑐瑡。综合以上阐释，笔者认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刘笑敢先生也认为，“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而超脱的关键也在于无心无情”［5］160。庄子从人的自然本质的理性推究，主张人们面对生死应保持无情(不喜生厌死)的自然心境。从经验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表象，从理性角度去辨析个别事物，是一般人使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方法。而要超越生死，就需要排除世俗辩说的方法，以自然体悟去把握生死之道。所以，要达到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自然体悟，又需要理性分析。

三、自然“无情”的背后

本文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既超越了感性原则，亦超越了理性原则。前者表现为从感性欲望中抽身而去的倾向，批评了流俗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后者质疑了现实世界禁锢的体制及物羁情势。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我们既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又看到二者的融通关系。其思想既蕴含着情势情欲之“有情”与情实之“无情”的对立，又展示着个体自我提升与超越的路径。庄子所追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概括，而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无欲无情、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

(一)自然“无情”弥补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6］142。庄子的人生哲学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通关系及双重价值。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洞察本体世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而暴露了工具理性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则先秦时期的庄子是在科学方法极端不发达的时代，认识到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片面性，因而诉诸非理性的自然体悟去把握本体。“虽然他们各从一个极端去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却都赞成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本体，获得了一致的结论”［4］40。东西方思想家都试图在非理性领域中寻找心灵归依的场所。但庄子强调的不是心灵的躁动，而是心灵的自然运化，他主张摆脱感情情欲、物羁情势的束缚，从食色情欲和爵禄势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将自然无欲无情的心态融入于宇宙万物，使内在的生命与万物的运化相合，在宇宙生生息息的运化中获得心灵归依的场所。庄子推崇无欲无情、自然无为，主张过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彻底的非理性者，而是说在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生活的层面，他开辟了一条损机巧、弃智虑的认识途径。自然体悟瑐瑢，不能完全脱离经验和理性。庄子批评感性情欲和物羁情势对人的束缚，推崇自然体悟，但他毕竟以“道”、“自然无情”这类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来表达他对本体和规律的认识。所以说，庄子的自然体悟保留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某些内容，同时其对宇宙万物的抽象与概括又含有自然体悟的特征。

(二)情欲、情势顺乎“无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理性思索范文篇2

一、刑法实践理性之要义

（一）理性、法律与实践理性

理性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性标志，是指人对自身及世界具有一定的认知和控制能力。理性与法律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宏伟的法律大厦，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19世纪以前，法哲学在法律与理性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体现在法理学对理性法的追求之中”①。可见，法律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法是法律的追求。我国有学者指出，法律是理性的实体，具有目的理性②，可谓颇有见地。但笔者以为，法律与理性的关系还可递进一步，即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产物，法律是实践理性的实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阐释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上，而是建立在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法的实践理性，理性地升华了法的实践，使法的内容具备正当化根据，同时又理性地运用于实践，使人依法作出正当的选择。

（二）刑法的实践理性要义

刑法是公法，关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关乎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刑法主要是靠强制力实施的，关乎国家的形象和权威，故刑法应当具有更强的实践理性。刑法的实践理性大体应当包含以下要点：

1.刑法要理性地反映实践。刑事立法应当面向实践、来于实践、返于实践。在刑法的构建和适用中，理论和逻辑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不能离开实践理性的桥梁。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和价值选择，而纯粹的理论和逻辑不能完全承担这样的使命。理论和逻辑体现的是形式理性，追求的是“真”，而法律追求的是“善”；理论和逻辑寻找到“正确”的答案就算完成任务，而法律需要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才算完成任务。罪刑法定被刑法学家认为是最能体现形式理性的原则④，但罪与刑的设定以及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衡量显然要以实践为依据。即使规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在适用时也需要正确理解、解释。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就要具体案件具体对待，轰动一时的“许霆盗窃案”就是实践理性纠正形式理性的例证。“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正佐证了实践理性的重要性。

2.刑法要理性地认识犯罪。刑法必须建立在犯罪学理论之上，犯罪相对主义认为，犯罪的发生不单纯是犯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犯罪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犯罪可以控制，而消灭是不切实际的⑤。刑法的态度应当是把犯罪控制在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容忍限度之内，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实践，并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犯罪高发期的判断分析看，这个态度是恰当的。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刑法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犯罪是治标之策，有时结果还会适得其反，因为刑罚也有副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迷信刑法的重刑主义法律传统，值得深刻反思。

3.刑法要理性地治理犯罪。我国法律长期深受前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影响，过于强调法律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统治职能，刑法“刀把子”的工具意识至今根深蒂固，刑法的国家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由此，犯罪被视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被抽象为一种侵犯国家的行为，惩罚犯罪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统治秩序。被告人客体化、被害人主体地位弱化、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不能及时修复、矛盾纠纷得不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刑法经过多次修改，我国刑法目前仍保持着工具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仍存在着突出的惩罚主义特征，而严厉的刑罚与不怎么严厉的刑罚相比，在预防犯罪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⑥。西方学者根据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差异，将法律分为压制型、自治型、回应型三类⑦，政治领域里的“治理”一词也被广泛地引入犯罪控制领域。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采取新的犯罪治策，从惩罚（压制）主义到治理主义的转变势在必行。“治理”的精髓在于改国家独治为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共治，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效治理，兼顾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利益，真正化解矛盾纠纷。有学者提出和谐社会对待犯罪应是“从抗性治理到和谐治理”⑧，由于“抗性治理”容易导致犯罪产生遗传的抗性，所以必须依靠“和谐治理”。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4.刑法要理性地确定功能价值。刑法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两种功能或价值取向，那么哪种价值优先？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寻找答案。国家和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一体到分离再回归合作的过程，对我国而言，市场经济形成之前，国家和社会是同一的一元结构，刑法履行着单一的社会保护职能；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国家和社会分离为二元结构，刑法分化为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职能。随着国家与社会合作趋势的加强，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应当融为有机的一体，即社会保护下的人权保障，不侵犯人权保障的社会保护，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能存在妥协。尽管如此，面对我国重社会保护轻人权保障的法律传统和现实，刑法还是要突出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刑法产生的根据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权，刑法发展的归宿应该是缓和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使刑法成为保障人民福祉、自由的“圣经”。

二、《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实践理性之契《修八》明显地反映了刑法的实践理性和治理犯罪的路径转变，是制度化的实践理性。

（一）《修八》的修改模式和丰富内容，体现了根据实际灵活调控犯罪的策略

《修八》与1997年以来先后的其他七个修正案相比，修改内容多、力度大，既修改总则又修改分则，既有增量修改又有减量修改，既涉及修改犯罪又涉及修改刑罚制度和刑罚执行方式的鲜明特点。前七个修正案都是修改分则内容，除了个别条款出罪或减轻刑罚（如绑架罪调低法定刑），修改主导方向是从轻到重的增量修改，体现的是严密法网、严厉打击的惩罚主义倾向。《修八》“对改革开放以来刑法所确立的基本罪刑关系做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涉及刑罚的政策精神、价值取向、司法理念、适用标准和法律效果等”⑨。《修八》的立法思维富于理性，符合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

（二）《修八》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体现了司法政策向立法政策的升华

宽严相济政策通过中央的倡导和司法机关多年的努力实践，已成为成熟的刑事司法政策。《修八》关于死缓罪犯限制减刑、提高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刑期、扩大特殊累犯范围、增加不得适用缓刑对象规定、加大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民生犯罪等规定，关于废除13种严重犯罪的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从宽处罚制度、坦白从宽政策法律化、完善非监禁刑适用及执行方式等规定，全面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和理性实践到理性认识的转化。

（三）《修八》认真回应了司法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社会关切

《修八》转化、巩固了司法改革的成果。社区矫正工作于2003年在部分省市试点，2004年被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2009年底在全国全面试行，收到良好效果。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尚未以法律形式得到确立，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故关于是否改变执行、考察机关，将管制、缓刑、假释统一纳入社区矫正，曾是这次修改刑法争议的焦点之一。社区矫正得以立法通过，充分反映了立法对司法改革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尊重与肯定，是一项具有突破性、前瞻性的制度创新。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项目，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其纳入“三五”改革纲要，并进行试点探索。《修八》吸纳改革经验，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入伍、就业时的如实报告义务，进一步贯彻了对未成年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重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修八》回应民意和社会关切，还对醉驾、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作了入罪化处理。

（四）《修八》在罪刑设定上凸显了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修八》一次性废除13个罪名的死刑，彰显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完善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罚的规定，增加对老年犯从宽处罚的规定，并对审判的时候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体现了刑法对特殊群体慎刑恤刑的原则，彰显了人道和伦理精神；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等非法行为入罪，修改强迫劳动罪等，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将醉驾等行为入罪，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加大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护的力度。这些修改，使得《修八》具有鲜明的民生刑法、权利刑法的特点，刑法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功能越来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五）《修八》体现了开放、互动、合作治理犯罪的理念

《修八》对缓刑条件、假释条件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便利了缓刑和假释的实际操作，必将促进非监禁刑制度的发展和罪犯的再社会化改造。缓刑和假释的实质条件由“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确立了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再犯可能性判断标准。管制和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适用禁止令，缓刑和假释适用时要考虑对相关社区的影响，均体现了法律在作出决策时对民情的尊重。管制、缓刑和假释均实行社区矫正，充分体现了在犯罪治理过程中，刑法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刑罚执行，发挥社会力量积极作用的理念。《修八》对于实践理性的规定，要在刑事司法中认真贯彻。

三、刑法实践理性之实现

《修八》精神的把握、贯彻是一个过程，刑法实践理性的实现则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渐进探索。在此，笔者仅就刑事司法的实践要求作出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一）刑事司法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刑法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规范体系。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也是刑事司法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符合犯罪治理的实际情况。刑法的客观性要求刑事司法首要的是始终以形式化、规范化的刑法条文为依据，不能法外求法、法外造法、法外类推、法外随意解释；其次，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绝对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必须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再者，对于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应当以客观行为表现来分析判断；最后，客观行为相同、罪过性质相同的犯罪，除刑法有特别规定外，应当同样对待，确保刑罚公平。同时，客观要辅之以主观，依据犯罪行为的实际表现和刑法规定，司法在刑法条文含义不明时，应当能动地进行合目的性解释；犯罪主观方面不明时，如对于有些犯罪的目的和以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的认定，就需要司法根据犯罪行为等具体情节进行判定；犯罪动机、人身危险、主观恶性、罪后态度等主观方面的情况对调节刑罚幅度和方式，实现罚当其罪和个案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刑事司法应坚持宽与严并用

作为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的认识和运用已不是问题，目前的任务是结合《修八》宽严相济政策立法化的规定和精神，有重点地抓好深入贯彻工作。

1.进一步落实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修八》之前，我国刑法不断增加死刑罪名设置，累计达到68个，废除或限制死刑的舆论高涨。国家虽然制定了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但一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对死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司法层面实现的。《修八》一次性废除13个死刑罪名，固然有这些罪名适用极少等原因，但毕竟是从立法上第一次减少死刑罪名，其宣示限制死刑适用的导向不言而喻。立法对司法的传导，要求刑事司法进一步从落实政策和执法两个层面，限制死刑适用。对于保留死刑的罪名，在斟酌是否判处死刑时，应当考虑《修八》所蕴含的政策精神和导向。笔者以为，确立死刑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关键。我国已于1998年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要求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通过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将最严重罪行界定为“限于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行为”，值得我们借鉴。“其他极端严重罪行”应当指犯罪性质和后果均极为严重的情形，“严”的对象是少数，适用死刑的应是少数里的少数。

2.正确适用死缓罪犯限制减刑。死缓罪犯限制减刑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罚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适用死刑，在立法技术上很好地反映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相济”的精神，正确适用这一规定是刑事司法重要、紧迫的任务。当前，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限制减刑的做法绝对化，而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要看犯罪情节，二要看社会效果。如可以考虑：对人身危险性大的特殊累犯、同种累犯，特别是实施暴力性犯罪的累犯；对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被害人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论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执行死刑政策或具有法定从轻情节而判处死缓的罪犯；对论罪可以判处死缓，但因社会影响极大，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限制减刑社会效果较好的罪犯，是不是应当考虑限制减刑。对《修八》施行前，本应判处死缓的罪犯，不能不适当地限制减刑，否则会违背《修八》限制减刑的立法本意，导致死刑立即执行没有减少，死缓实际执行刑期增加的后果。

3.落实未成年犯和老年犯从宽规定。落实这方面的规定，有助于以此作为新的突破口，继续抑制重刑主义的传统惯性，彰显人权保障、刑罚人道的理性精神。对未成年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执行，应当探索有效的封存、限制公开等措施，确保不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流于形式。老年犯从宽是在立法上第一次作出规定，刑事司法要大胆探索，积累经验，正确把握从轻、缓刑、死刑适用等环节。鉴于刑法对未成年犯和老年犯的规定较为分散，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系统掌握、理解，并有针对性地单列该项司法情况，对执法尺度、司法效果等事项进行专门监测。当前，应以实施《修八》为契机，在对未成年犯和老年犯依法适用“两减少、两扩大”上多下功夫，即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

（三）刑事司法应坚持程序与实体相配合

刑法作为实体法，其执行离不开程序法的保障，刑法关于刑罚和刑罚具体运用的规定包含了很多程序制度，如缓刑。从具体制度配合的角度而言，程序建设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其一，细化缓刑和禁止令制度的条件、程序规定。区分不同犯罪主体，对未成年犯罪和老年人犯罪、职务犯罪、普通犯罪的缓刑，考虑不同情况和社会影响，有所区别。探索缓刑社会考察制度。其二，修改减刑标准和程序的规定，符合《修八》的规定。其三，完善假释条件和程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其四，继续试点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回应《修八》的相关规定。其五，深入推进量刑纳入庭审程序改革和量刑规范化改革，统一刑罚裁量，追求实体正义。

（四）刑事司法应坚持裁判与和解相结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周玉华院长提出司法具有权利救济、公权制约、纠纷终结三大功能，这对于刑事司法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和方法，很有启发。刑法的实践理性和犯罪治理理念要求我们，不能再单纯地把犯罪看成是侵害国家利益、公共秩序的行为，而要把其还原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确立解决纠纷的理念，要把追求、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目标生动地体现在“案结、事了、人和”上。所以，我们要推行恢复性司法，着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被损害的被害人利益，适度赋予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以“处分自治权”，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力度，建构刑事和解制度，完善被害人救助制度。

理性思索范文篇3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思考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从1979年日本输出人银行首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到2006年末，共有个19国家和地区的68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70家分行，24家支行，法人机构24家。外资银行在华的繁荣反应了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有利于信用消费的进一步普及，推动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向国际标准靠拢，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素质，但是，居安还得思危，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国家对外资银行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十分必要。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奉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银行主管机关和监管机关相分离，中国人民银行是银行主管部门，银监会是银行监管部门。这样主管机关和监管机关相分离的机制以及相应监管法律规定的监管体制看似合理，却隐患重重。

1，监管的立法层次不高、体系混乱

《商业银行法》作为调整我国银行业的基本法律，并没有对外资银行的准人问题做出规定，我国关于外资银行管理是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为基础，以一系列条例、实施细则、办法、公告等构成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缺乏系统性，它更像是政策性规定，不够稳定，而且在实践中缺乏像《商业银行法》那样的一系列配套系统的解释性规定。其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贷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但是，《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分行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却没有严格区分。除分行规定对申请者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要达到200亿美元、而其他金融机构是100亿美元这一点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由于监管立法缺乏针对性，导致分行这种最危险的形式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外，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对外资银行违法、违规经营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体现出跨国性，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在我国违法、违规后，其母行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彼此之问如何承担法律责任，都没有在法律上界定。

同时，我国现行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既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又有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还有国务院银行监管部门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体系较为混乱，而且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缺少统一的调整和规范。此外，我国内资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别行使监管职责，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又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在我国银行、保险、证券三大监管机构分立而又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外资银行的部分业务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形成监管真空，从而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安全。

2，监管手段滞后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从计划经济中沿袭了以重行政监管措施的传统，这些监管手段在对新时期的外资银行监管中就特别不适应，尚未发展起一套适应国际性的监管技术和监管制度体系。自从加入WTO以后，要求监管工作的透明规范，有法可依。旧的监管手段不能使用，新的监管手段又不能很快到位，这样，就会出现监管手段匮乏，导致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空乏乏力，缺少针对性。而监管方式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管理阶段。从实施监管的地点来看，实践中侧重于现场检查的监管方式，主要是由监管机关定期不定期地派员直接到金融机构调查。监管方式过于单一，在外资银行的非现场检查方面更加明显的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在监管内容上，合规性监管本身尽管重要，但随着现在银行业的发展和风险的急剧增加，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重视和转变对银行的风险管理。可以说，目前的监管方式与手段对将来外资银行运用大量的金融衍生物、新的金融工具进行投机而带来的种种风险是无济于事的。

3市场准入环节的监管空白

我国规定，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应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其申请应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且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但是，我国在监管实践中尚未就如何评价母国监管制度设定标准，从而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可能造成潜在母国风险向我国转嫁。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同时，我国在实际核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时较为看重注册资金或营运资金。要求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营运资金。但是，跨国银行资力的强弱与经济效益的好坏并不总成正比，以单一的注册资本金或营运基金标准来衡量跨国银行的资质难以达到理想的遴选目的。此外，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人还存在国别来源不尽合理，地域分布过于集中等问题。

4，市场运行环节的监管缺失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基本上处于合规性监管为主的阶段，并且主要采取利率管制和信贷规模管制两种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预防性监管内容有很大差别，虽然有些国家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方面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大都不很全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资本充足率缺乏日常监管和合理衡量。第一，尽管银监会保留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可能，但未明确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具体判断标准。从而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力，第二，这一规定没有按照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分类的要求。对资本的组成、分类，资产的风险加权计算做出明确说明，不利于与母国监管当局合作。其次，单纯比率监管无法正确评判流动性。我国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由于各外资银行都大量参与地区，国内和国际资金市场的活动。其流动性不仅与自身流动性资产的规模和比率有关。还与银行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相关。因此，对外资银行单纯的比率监管并不能正确衡量其流动性，也不能保证其真正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5，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与交流

母国对跨国银行进行统一监管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根据国际法的主权原则，东道国监管当局无法控制外国母行及其他国家行的经营行为，而跨国银行总部所在母国却有权通过对银行总部的监管，实现对该行整体动作的控制。母国之所以现在无法很好地实现对跨国银行的全面有效的控制，主要是由于获得海外机构的运作信息不足，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的监管，事实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目前我国缺乏与母国监管机构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的机制，降低了监管有效性。

二、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建议

1，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

效力清晰、分工明确、体系协调应是完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和法规的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第一，应遵照《巴塞尔协议》关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的合理分工原则，并针对外资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尽快制定《外资银行法》，以规定外资银行的监管体系和健全内部的监管制度。加快制定一系列配套的管理监管细则和处罚细则，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第二，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等系列法律法规，提高其可操作性，使对外资银行监管做到有法可依。第三，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银行业监管当中的绝对法律效力，重塑其在所有法律和非法律形式当中的核心地位。尽量减少过多的非法律形式的文件下放致使规定的冲突的情况的再次出现。

2，改进监管内容、方式与手段

第一，在监管内容上，建立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监管为主的新的监管内容体系，现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的转变。第二，在监管方式上，建立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以非现场检查为主，加大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检查力度，并可以就非现场检查所发现的业务风险隐患进行有针对性的突击检查。第三，在监管手段和技术上，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以行政性手段为主转变为法律性手段为主的监管。从以定性分析的监管方法为主转变为以定量分析监管方法为主。前者是适应加入WTO后遵循国际惯例的需要，后者是实现从合规性监管为主到风险监管为主的转变需要。

实际上，只要具有合适的监管方法、手段，再加上素质水平较高的监管队伍，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操作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3，变通市场准入监管方法

在市场准入监管中，我们应结合巴塞尔协议和国外经验，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人条件方面的规定、采取投资母国与我国(东道国)双重认同的制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利用市场准入制度以我国的经济国情为基础调整外资银行进入的方向。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不同国家的风险情况，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一般标准的基础上设置附属条款，包括对高风险机构各类申请提出附加申请材料，设置附加准人条件等，限制高风险机构的进入以及业务活动，二是本着均衡分散的原则调整外资银行的国别分布，为设立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银行提供相对优惠的条件，三是加强与外资银行母行的信息沟通，保证监管信息来源的充分性，扩大外资银行并表监管外延，四是对国家风险和母国监管体制进行系统研究，跟踪和分析母国宏观经济、外汇政策和国家风险。

4，加大市场运行环节中的监管力度

早在2003年8月22，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就将以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单一合规监管，改变为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重点规定了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面的内容。2007年1月1日生效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也再次重申了“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针对我国采用的现场监管较多，合规性监管较多的现状，应将监管方式改为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相结合。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确立的是以合规性监管方式为本的框架，而合规性监管只能预防部分风险，一家银行即使合规经营也可能破产。因此应将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结合，将监管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风险性为本监管方式是为了实现由事后监管向事前检测、事后发现向事前预警、事后纠正向事前预防转变，因此风险监管更应作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方式。公务员之家

5，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信息交流和合作监管的机制

理性思索范文篇4

关键词：官德建设；对策措施

“官德”是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德。作为一种与权力相连接的特殊的职业道德，官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所谓官德，是指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官理念、行为准则及其规范的总称，是指领导人在其管理活动和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德行素质。即：官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加强官德建设理应成为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环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官德建设，尽快提高党政官员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官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道德风尚，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形象，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先进性、权威性和合法性，更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对于目前的官德现状，应当正视两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方面大部分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是高尚的，涌现出了一大批孔繁森、郑培民式的好公仆，他们以自己祟高的党性、德性修养夙夜为公、克勤克俭，孜孜不倦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不息，也正是他们在勉力地维护和巩固着我们的社会良知和道德航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存在，部分领导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德性修养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官德方面上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些干部离党的宗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愈来愈远，有的脱离群众，有的以权谋私，有的贪图享乐，有的谋取功名，有的腐化堕落等，官员犯罪的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犯罪事实触目惊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形象，也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任其滋长蔓延，势必恶化社会风气，阻碍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官德之重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加强官德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官德与师德、医德一样，均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但由于官员的管理活动与权力运用结伴而行，因此，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又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办事公道，惩恶扬善，救危助困等，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如遵纪守法，诚实无私，廉洁自律等，还需要具备能正确行使人民赋予权利的能力。鉴于官德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道德的直接而广泛的导向性的特点，笔者认为，要切实加强官德建设，就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1.要建立完备的官德规范体系

加强官德建设，当务之急是要立德，也就是要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使官员有“德”可依，有可以参照并具体指导自己言行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规范有两个来源：一是开发传统道德中与官德要求有关的，并具有现实意义的成份；二是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些好的作法。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说，领导干部的道德也是一种职业道德，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职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如公正廉洁、格尽职守、勤政爱民、掌握政策等，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如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等。我们党经过长时期的道德实践，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政治信念、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的官德规范体系。即：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加强官德建设的首要内容和要求；坚持立党为公的宗旨，就是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政治原则，这是加强官德建设的根本内容和要求；坚持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马克思主义，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是加强官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就是坚持先进的政治规范，这是加强官德建设的必要内容和要求。深人仔细地剖析近几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不难发现，官德错位—“三观”蜕变—信念丧失—作风腐败，是在腐败官员身上反映出来的一种规律。要消除这种不正常的“规律”，就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把各级干部的活动纳人到官德规范体系内。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变革不变质”、“改革不改向”的根本措施。

2.要健全正确的选人用人机制

加强官德建设必须按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使用人才，把“德”放在首位，严防道德败坏者混进领导干部队伍。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古已有之。宋代司马光认为，德与才属于不同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由于人们所具备的德、才条件不同，因而有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分。因此，用人之法，若不得圣人，就选取君子；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由此可知德之重要。

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既吸收了古代用人的有益经验，又融进了时代内容。所谓“德”，就是要有坚定的党性原则，就是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德”的最基本方面是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同志的“又红又专”合格的领导人才的标准，到邓小平同志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再到同志的“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干部标准问题上，都是把“德”放在首位。

3.要坚持德法并举原则，强化官德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进行官德建设，首先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努力，必须调动干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说，道德强调的是内在的自律，这种自律表现为通过不断地强化自身内在的道德良知，逐步养成道德责任感和道德评判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自觉努力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楷模和表率。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早就有所认识，官员如果能在道德上率先垂范，便可收到“不令而行”、“不劳而治”的功效；官员若缺德、无德，则“虽令不从”。“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既简洁又形象地描述了官德与民德的关系。民德要淳化，首先要有官德的清正。从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官德先于民德，官德建设重于民德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先正己，后正人”，先“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当然，自律还要与他律结合，德治尚需和法治并行。通常的社会道德规范，其约束力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们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感来维系，并通过人们的内心自律来得以实现。就是说，这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官德作为具有管理职业道德和权力道德的双重道德特征，它的维系和实现也有其特殊性。首先，官员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对他们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其次，由于权力的可增值性和可交换性，可以给拥有者带来极大的利益，这就使得权力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以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为例，他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也曾勤勤恳恳为人民做事，也曾为政清廉，可后来为什么变得如此贪婪和堕落，这与权力的腐蚀性不无关系。所以，官德尤其是权力道德仅仅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自觉，依靠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依靠人的内心自律来维系是不够的，还须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有关法律来保障，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构，使权力道德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运用法律手段来严惩那些敢于触犯、突破道德底线的‘“缺德”官员，从而实现道德控制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来促进官德建设，这是其一。

其二。进行官德建设，还要强化领导干部的道德监督机制。从这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前移，把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对他们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可见，加强“官德”建设，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从理论上讲，道德和法律作为治国的两种手段和工具，具有其内在统一性：两者都服务于一定的统治阶级，都受本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两者所追求的都是社会的长治久安。道德与法律是相互依存的：法律以道德为基础，许多道德规范经国家强制执行就上升为法律；道德以法律为保障，如果没有法律这个“硬件”支撑，社会道德也必将混乱不堪。从其社会作用来看，法律与道德具有互补作用：法律以其强制力规范人们行为，道德以其感召力整合社会关系，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作用于相同的对象。因此，要善于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既增强干部的法律意识，又强化他们的道德观念，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4.加强官德建设，必须不断拓展官德空间

首先，不断拓展官德空间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官德的内涵、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客观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作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的道德，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永远的动态中。因此，不断拓展官德空间，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要求。

理性思索范文篇5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合理性、有效性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在支出供给范围、结构、管理及监督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革的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宏观、微观一起管理的状态转变为间接管理和宏观管理为主。对各项社会事业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据社会的公共要求和市场经济的特点加以调整。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是政府公共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涵盖了政府活动的全范围,反映着政府活动的方向,是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务。然而,必须看到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预算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形成的,虽然几经改革,但仍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对此,笔者试从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结构及管理、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预算范围、结构亟待重新界定和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应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必须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所谓社会共同需要,是指一个国家从事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事务。按照社会共同需要的标准,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国家机关及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非营利的领域或事务,具体说应包括以下三方面:1、维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资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门作直接消耗。2、转移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会资金,这部分社会资金是通过再分配方式转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论,再审视现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不难发现,在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中存在着“缺位”与“越位”并存的现象。这使得一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必须由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的保障;而一些随着改革和政策变化已不应再由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却占用了不少资金。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减震器”,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机制,从宏观角度看,社会保障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社会保障的收支与财政收支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已构成了某种函数关系。

因而社会保障已成为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的财政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

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是以确保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水平为特定目的的资金,对其应实行专门、独立的预算管理。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预算已成为国家预算中数额最大的一项内容。以美国为例,社会保障资金在80年代的收入与支出就分别占税收总额与公共支出的36%~40%左右[1]。但在我国社会保障收支尽管也纳入了政府经常性预算,但一般性税收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却在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中并没有单独编列和反映。如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预算资金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等仍与政府经常性公共支出混在一起,这显然不利于统计社会保障支出的精确数字。更何况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物价调整等方面改革力度的加大都必然触及到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

社会保障制度要起到稳定社会的控制机制作用,也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一些相应的制度。而现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却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变化,以致造成了一些必须由财政资金供应的社会保障项目资金的缺位。如:近几年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说是政府对市民作出的经济上“低保”的承诺,也可以说是张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上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可以即刻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这项被视为“花钱”不多,效果极佳[2]的社会工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然而,在现有的预算体系中却没有反映。再有,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中“五保户”的养老资金的缺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农村“五保户”原本是由乡村政府经费养起来的,而税费改革后,这笔供他们养老用的“费”已不复存在。这笔资金无疑应由财政负担,应该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然而,在公共支出预算中这笔费用却是空挡,这不能不使财政及社会保障等工作出现被动局面。

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已使高等教育事业变成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而非“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高校及一些科研单位的某些科研项目事实上也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相应利益(主要指一些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项目),已不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和发展所必须的事物。”此类因市场经济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性质的事业,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均属于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供给的范围,至今仍某种程度上还占用了不少财政资金。造成了高校是拿政府的钱办学,同时又挣学生的钱,有些科研项目是双重获利,拿政府的科研经费,同时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利益。这种财政支出预算供给范围“越位”的现象,既影响了政府对财政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必然连带出一些社会问题。难怪有人分析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将教育产业化作为其中的因素之一。

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时,必需在调整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首先,政府财政要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领域,转移到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方面来。如前所述,当前的高等教育事件实际上已经是带有营利性质的竞争性领域(由民办高校近几年来的发展速度可见其竞争性和营利性)。第二,调整和缩减维持性支出范围,加强对社会保障,环境保障等关系到社会稳定及长远利益的支出。第三,要不断加强、优化行业内部的支出结构,避免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管理、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

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供给范围的“缺位”与“越位”并存及结构不合理等现象的存在必然影响到公共支出预算的执行,同时也暴露出公共支出预算管理方面的缺漏;公共预算编制的方法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如前所述社会保障某些资金的缺位,必然导致各级财政难以严格执行公共支出预算。因为,这些在公共支出预算中“缺位”的社会保障资金确实是各级财政责无旁贷必须支付的。像城市低保的资金,农村低保的资金,以及五保户的供养资金等都是丝毫不得拖延的。为此,各级财政支出便不得不临时拼凑,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共支出的预算徒具虚名,而无实际的执行意义,因而,要提高国家财政宏观的有效性,硬化预算的约束,必须加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完善其监督机制。

按照科学的管理、监督理念审视当前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不难发现其在编制方法管理体系等方面不合理不科学性以及财政监督体系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结构性不合理缺陷。在管理方面,原有的预算体系是将支出切块分割到各部门,由各部门自由分配。这种粗放性管理显然不可能详细地确定和规范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预算支出项目和支出内容,当然也就不可能全面地发挥财政分配资金的职能作用。在编制方法上虽然已经改革但仍未完全摈弃一些不够科学规范的编制方法,如基数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预算单位之间的苦乐不均,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财政监督体系上,原有的监督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目前我国由各级人大行使立法权,并对政府财政行为进行监督。然而,财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是否能体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大除听取同级政府自己的评价外,再无别的机构或专门力量能够对其负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尚可勉强运作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监督实际上也只能说是徒有程序而无真正实际的意义。人大实际上是有权威却无专门力量和手段。而有专门力量和手段的审计部门但权威性低,行政监督工作不到位,职能效果也就不明显。审计部门审计同级财政无疑就是审计同级政府,也就是审计自己的顶头上司,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下审一级”的做法,确属权宜之计,也收效甚微。再则,审计涉足财政监督的初次监督,势必涉及部门业务的重要交叉和工作协调等问题,还有监督标准和执法力度的不统一等许多问题,势必造成财政监督的整体效果差。

政府公共支出预算在管理、编制方法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支出预算的供给范围的“缺位”“越位”及预算约束力的弱化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要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硬化支出预算的约束力,必须在管理体系、计算方法及监督机制诸方面进行改革。

其一,改革预算管理体系,细化预算编制项目。可以采用分级预算等较科学规范的方式更加详细地确定和规范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预算支出项目和支出的内容。更加全面地发挥财政分配资金的作用。分级预算方式是指一级预算支出按部门分类,二级预算支出科目按性质分类,再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设置三级分类支出科目。这样可以较清晰地反映出预算支出在各部门的分布,也便于财政部门对预算执行宏观调控监督检查。

其二,采用科学规范的编制方法,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度和到位率。在编制公共支出预算时,要摒弃基数法,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细化预算编制,将偏重于定性分析转变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重,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度,改变预算到位率低的情况。

其三,完善与公共支出预算体系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强化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约束力。完善的控制监督机制是公共支出预算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应逐步理顺和健全以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及各单位内部不同层次的控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此外还要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逐步加大社会对支出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

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乃至于影响到各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及国家的稳定。因而不能不引起重视。然而,我国现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无法适应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和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理性思索范文篇6

（一）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法律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法律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标不明确，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与方法等方面的定位，从而使整个法律教育的发展会迷失其方向。而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依据本地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两个：一是学术型；二是实务型。当法学界还在争论中国的法学教育究竟是一种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时候，法学教育的职业化走向已更明显地显现出来。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依据本地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至2008年，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7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500余人。中国社会容纳不了且也不需要这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成为学术型的毕业生。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更多的法律实务人才，这就决定了当前地方院校培养的学生应是实务型、职业型法律人才。地方高校培养目标定位模糊，致使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制度联系，而相互间长期脱节的状况又必然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长期分离。

（二）就业前景不乐观

法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已成为“通疾”，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法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法学无关。亦有重庆某知名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做起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这仅是个例，但是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法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导致现在很多人不看好这个专业，很多法学专业学生属于调剂到此专业的。法学专业“不好就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学专业本身出了问题，更不是社会需求饱和问题，而是在于培养的学生能力上有问题，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国家司法考试门槛给卡住了。因为要想进入司法系统工作或者从事律师等职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二、地方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教育产业化背景下法学教育缺乏准入机制

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社会纠纷的加剧使得法学专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显得格外的抢手和急需。高校为了自身利益，纷纷申报法学专业。法学专业与理工科专业不同，筹建理工科专业因需要设备、实验场馆等故需大量资金支持。而筹建法学专业所需资金有限，筹备时间也比较短。由于法学教育缺乏准入机制导致近十几年间法学教育的繁荣及迅猛发展的背后却存在着诸多隐忧。

（二）一些地方高校对法学专业建设重视不够

一些新建的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因开设时间相对较短，学校投入不足，教学硬件设施匮乏。相较于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法学专业的成立的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实训场所及资金等方面的投入，有些地方理工类本科院校的法学专业被当作为一种点缀。

（三）地方高校法学课程设置缺乏特色

有的地方院校法学专业课程开设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为标准，一般以教育部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作为主要科目，缺少与地方院校人文、学科优势相对应的特色课程。金融、保险、信托、证劵等方面的新兴法学分支学科难以在地方院校中有效完成。

三、解决当前法学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明确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培养目标

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说过：一个优秀的法律人需要同时具备法律学问、社会常识和法律道德。法律人才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求，即法律人格和知晓并敢于捍卫常识的勇气。法律人格也可称为法治精神，包括对法治的崇奉与信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以及防范权力滥用的观念等精神气质。不经过一个较为长期的法学知识系统灌输，内心不会形成真正的认同感并同质化。因此，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应致力于：培养具有基本法律技能和法律思维能力，掌握系统法律知识、养成良好法治精神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理性思索范文篇7

(一)社会对此项工作的认同不平衡

1.净化党风真心欢迎型。多年查办职务犯罪的现实告诉人们:工程建设领域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在一座座大厦竖起，一条条道路通车的同时，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党员干部倒在了工程建设之中。‘隆痛的教训使得真正想要净化党风，拯救被腐蚀的灵魂的有识之士对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由衷的欢迎，他们真心诚意地与检察机关携手，千方百计地从教育、管理、制度上为打造廉洁工程呕心沥血，出谋划策。

2.’}}鬼胎狐假虎威型。检察机关一方面肩负着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却是工程建设领域的“门外汉”，这个“门外汉”成为了检察机关开展重点工程预防中的软肋，检察机关的这一软肋，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真心”并且充分利用了，他们一方面通过种种手段，在重点环节中规避或逃避检察机关的监督，使之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则把检察机关参与工程建设各环节的监督作为自己实施腐败犯罪的“挡箭牌”，假廉政之名，行腐败之实。

3.表面欢迎内L}抵触型。工程建设领域的高风险，使得这一行业成为贯彻“一岗双责”制重点行业，对这个行业的头头们来说，凡是发生了职务犯罪案件的，那就意味着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将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迫于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些工程建设中的头头们对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从表面上来说不得不表示欢迎，而内心深处则恰恰相反。

4.可有可无敷衍了事型。这种人一般认为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对整个工程建设这一大环境来说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一方面认为: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则是肩负改善这种现状重任的是工程建设领域的“门外汉”—检察机关，由此而产生的是对检察机关介人这项工作的不信任，认为“这是外行领导内行”无效，既然无效，那也就可有可无了。

(二)开展此项工作的检察人员本身的迷茫

1.检察院开展重点工程预防的效果和前景。我们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所谓的成效有一个潜移默化过程，具有隐性发展的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太显著的成效，往往不被社会，甚至于检察机关本身认同，而这种对预防成效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前景。

2.检察机关开展重点工程预防的定位。笔者了解到:在贯彻这项工作中，大部分检察院均出现工作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深人，取得成效不大或者不明显的清况。但也有的检察院却介入较深，他们从制作工程招标文书开始介人，实施了从参与招投标的各环节到直接参与对采购大宗建筑材料的市场调查;从定期前往建筑工地，现场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到工程完结后的资金结算等，各关键环节的监督。这样的参与.对减少和遏制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来说，确实是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这样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成效。但是，这种工作方法，是否准确把握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预防工作原则?有否超越检察职能?

3‘检察院开展重点工程预防应当做些什么。由于对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的定位把握不准，带来了我们在参与过程中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思路不清。这几年中，笔者参与了本辖区内的重点工程4项，工作中除了预防宣传以外，或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作壁上观，或是坐在一边当听客，既提不出任何意见和建议，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正是这种状况使得检察机关的专项预防在众多预防中显得最为薄弱的一项，也是专项预防在社会上备受冷落的原因。

二、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建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一)预防手段单一，局限h}大

预防手段和方法单一的问题是整个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瓶颈，而检察机关由于受到专业知识的限制，使重点工程预防手段单一的问题格外明显，在整个预防过程，除了参与招投标、参加每周例会等一些我们“门外汉”们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作以外，再就是仅限于悬挂宣传横幅、公益广告，了不起举办警示教育专题会，但是这些预防手段对整个重点工程建设来说，就显得格夕卜的单一。

(二)重点环节设障，难以深入

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于上述问题如以声辙，都是源于检察机关对工程建设专业知识的匾乏，那些工程心怀鬼胎的建设者们在招投标等一些重点环节，所采用的规避监督的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而检察机关的“不懂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深人探查工程建设中的黑幕，给检察机关的监督设置了障碍。

(三)隶属关系受限，政令不通

检察机关开展专项预防是与其他职能部门共同开展的，这里就存在里一个配合问题，而检察机关和各级纪委不同的是，检察机关与被预防单位(暂且这么提)之间在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因而，工作中有时就会出现工作布置不下去的状况。虽说有《浙江省职务犯罪预防条例》的出合，但是其内容受到文件这种特有的形式的限制，不可能有非常具体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出现的是制约力度不够。三、检察机关介入重点工程预防应该如何开展工作

(一)强化《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力度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和制定相关制度，把投标单位或个人有否行贿犯罪记录作为其是否具有投标资格的一项硬性规定，以充分体现公正原则;二是规范《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建设。上级检察机关应对信息的录人和更新是否及时予以监督和管理，可设定相关期限，及时删除过期信息，录人最新信息，以保证信息的有效力;三是要加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网络维护和开通。

(二)强化监督和制约的力度

一是要建立政府性投资的工程建设“信息库”，及时掌握本地建筑工程的信息;二是要强化付在建工程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纪委、审计、财政等及其他职能部门成立“建筑市场督察小组”，可采用定期或不定期，定向或不定向的方法，对在建工程的关键环节实耐由查，切实履行对建设工程实行全程监督的职责;三是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分工协作，加强配合，建立“三道防线”，形成预防合力。

(三)强化宣传教育的力度

一是要建立和健全工程建设领域宣传教育的体系，要形成制度，使之规范化、长效化;二是要开展全方位、立体型的教育模式;三是要研究和创新教育方法，要寓教于乐，使受教育者能够真正入耳、人脑、人心。

四、检察机关在专项预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立足职能，把握参与度

一方面从检察机关自身的角度来讲，检察机关置身社会化大预防的整体中，本就应该体现检察机关职业特点，利用检察机关的优势参与社会化大预防，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讲，他们欢迎检察机关参与预防工作，也正是基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这一独特职能，因为工作在反腐第一线的检察人员，往往能够从办案第一线，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和内幕，因而对职务犯罪的原因、特点等的认识更加深人，其分析更加透彻，所提出的观点更加有针对性，对党员千部的教育也因此而更加深刻，这就是只有检察职才能够带来的社会影响。但是，要注意的是要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围绕本地政府中心工作以及本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为底线。

(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检察机关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当地政府的中心工作，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的标杆。而净化党风，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是预防工作的目的终极目标，也是赢得群众满意的有力保障。基于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专项预防也应该以这二大目标为方向，只要有利于对最终目标的实现，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检察机关本身也有能力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fit可方法都是好方法。

(三)联系沟通，融监督职能

我们在工作中，要树立干一行专一行的理念，虚心学习，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了解工程建设领域中的专业知识，尽快用工程建设领域的专业知识充实自己这个“门外汉”，只有掌握了相关知识，才会把监督这一职能，不露痕迹地融人日常的联系沟通之中，才能使人感到容易接受，达到监督的目的。

理性思索范文篇8

一、公益金的国内法性（特色性）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公司法的公积金制度中都没有“法定公益金”规定。由此可见，这的确是我国公司法的一个特色，是我国在经济制度转型时期的创造。

当我们全面衡量公司法的立法历程，我们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其间的艰辛。198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起草公司法，因为认识的局限，制定的两个条例虽数易其稿，终未能提交立法机关审议；1992年，公司立法又提上议事日程，至1993年12月终获通过并正式颁行。认识方面的原因，始终贯彻公司法的制定历程。即使1993年公司法诞生，其负载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是国企改革，突出的表现就是第1条“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国企改革的中心。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功能。公司法的目的，自然也就包容着保障职工的福利，因为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职工的普遍收入，尚无法完全满足职工的所有福利，尤其表现为住房紧张；何况，由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大企业、小社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公司法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例如，提取公益金的强制性规定，在所难免，也本无可厚非。只是应该保持清醒的是，在人类的历史极大迈进、公司理念植入人心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不再有存在合理性的过渡型的制度不再延续，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则应得到立法的确认和实现的张扬。我们不能否认公益金制度曾经发挥的作用，只是今天或者明天，它的价值又如何定位？或者说，它还有存在的基础吗？

二、公益金的提取与投资者权益的冲突

公司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是与其强大的筹资功能分不开的。从法学上看，公司的筹资就是公司在集资过程中恰切的运用了权利义务相对称和有限责任的法学原理。股东之所以向公司投资，是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而对公司的预期收益。而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公司资产有经营使用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保值增殖责任，并在有利可分时向股东分配红利。企业资金将越来越多来源于资本市场而不是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因此，《公司法》的重要原则，就是保护出资人权益。对投资人来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税后利润是体现其投资权益的重要参数，它决定着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

按照公司法第17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的顺序是，如上一年有亏损的，先弥补亏损，再提取利润的10%的法定公积金和5～10%的法定公益金。然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剩下的利润才在股东之间分配。这样一来，用于分配给投资者的利润所剩无几，甚至无利可分。不仅使所有者权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掺入5～10%的水份，而且，投资者如果得不到较满意的收益，对公司将失去信心和积极性，甚至抛售股票，从而必将抑制股份制的活力，甚至断送公司的前程。同时也导致决定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市盈率指标不真实。还有，规范的公司法律和会计制度决定职工福利的提取在税前列支，事实上等于免缴所得税，而《公司法》的这一规定却要求公益金在税后利润中提取，事实上增加了缴纳所得税的基数，损害了公司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三、公益金的运用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公司对投资者投资形成的财产以及公司积累的财产享有独立的支配和使用的权利，同时公司以独立的公司财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这既是公司得以独立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又是公司法人制度的一个基本理念。

强制公司提取法定公益金，不利于公司灵活使用资金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益金提取与公积金提取的一个区别是提取公益金没有最高额限制，而且公益金只能用于集体福利。所以，当公司亏损严重，其公积金（法定公积金、资本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全部已用于弥补亏损，此时仍急需为扩大生产而增加资本，面对可能是巨额的公益金，公司的经营者也不敢冲破法律的禁区，这无疑束缚了公司法人的手脚。公益金所转化的集体福利实践中平均主义的发放，造成的不容忽视的浪费，也与公司的经营规则相悖。

既然我们把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和实现公有制的有效模式，就必须按股份制的基本理论运作。在现代公司的法律和会计制度中，劳动者与所有者在财务和产权两方面的利益界定十分清晰，劳动者的收益和福利均通过费用形式摊入公司成本，在税前列支，其中由劳动者享有的职工福利作为负债科目体现为公司对雇员的负债，年初提取，年末摊销。而作为企业主体的所有者，则享有公司的全部税后利润，税后利润是股东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所有者拿走的权益，如红股和红利，也包括作为公积金的未分权益。显然，现代公司无论从产权制度还是财务分配制度看，都不能在税后利润中提取公益金。

公益金从产权归属上看，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但从使用权看，则用于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所以，公益金在实践中的运作，也留下了困惑。已经分配给职工并消耗掉的公益金无疑是职工的福利。但是，待分配的公益金、公益金使用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如不属于职工个人的住房）自然应该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在资产负债表上，公益金是计入股东权益栏目的。那么，当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未分配的公益金以及未归职工个人所有的福利设施作为破产财产，与公益金的提取初衷相悖。

四、公益金的初衷如何实现？

公司姓资姓社的争论已经得到澄清，公司作为由股东出资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确认，导致公司分配方式的变化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保障。因此，曾经为人们所倡导的“公益金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已经丧失根基。

其实，职工的福利并非公益金所能够解决。法定公益金制度不利于体现“法人自主经营”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公司制度内在活力。且它只着眼于职工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激励机制将会给企业和职工带来的长远受益的机遇和利益。只有公司发展与壮大，公司的市场竞争实力的增强，职工长远的福利才能够得到解决。而且，现行会计制度上的职工福利基金由公司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备用，在会计核算中列入成本费用管理。所以，公司发展带来的职工收入的增长和职工福利基金的运用对职工福利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理性思索范文篇9

关键词：本土超市企业商品经营能力提升策略

连锁超市具有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营销策略、统一价格、统一核算的特点，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和自由连锁方式，快速复制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零售业的主流业态。连锁超市是从事商品经营的企业，商品经营能力是超市核心经营能力，销售额、毛利率及商品周转率、新品开发等应该是衡量超市经营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所经营商品的进销差价是利润主要源泉。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09年零售资金链风险报告》，在目前连锁超市的经营模式中，应付账款是超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收取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和投资收益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超市商品经营利润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从其经营而言，更象是一个通过物业出租获取场地租金的企业，这大削弱了超市商品经营能力一一企业核心经营能力，而核心能力的削弱与丧失，必将导致超市经营风险的加大，只重视通道费用的收取不重视自身的商品经营，导致连锁企业经营商品同质化趁势越来越严重，而经营商品的同质化必然导致价格竞争，这种低水平的竞争，必然导致竞争双方两败俱伤，与国外大型超市企业相比，我国本土超市无论从资金实力上、品牌声誉上和还是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上处于劣势。

一、本土超市企业通道费用赢利模式的原因分析

(一)从连锁超市企业自身的原因分析．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点：

一是连锁超市企业是以低价作为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身之本的，连锁超市经营的商品如果价格高了，就会失去与传统商业之问竞争的优势，失去吸引顾客的能力，因此维持低价是很多企业唯一的选择。同时目前商品经营毛利比较低，很难做到在摊消掉成本费用后还有赢利，更不要说较高的利润了。很多主流品牌，它们通过投以巨大的市场推广费用来直接影响消费者，留给超市的价格利润空间很小；而一般品牌的食品和日用品由于品牌价值低。留给超市的价格利润空间也不大；在同一个商圈内大小超市挤在一起，相互之间对同类商品价格制约作用，不可能订一个较高的价格，否则就没有市场了。而本土连锁超市一般都有着在较短期内的赢利约束性体制和机制，当一般商品经营的赢利模式无法形成时，其赢利模式选择方式，而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和投资收益是最有效的方式。二是超市内部灰色利益链的存在，由于职业道德低下和职业规范不健全，部分连锁超市员工权力寻租，透明的价格往往会让他们失去利益的基础，而通过费用就能够浑水摸鱼，供货商为迎合这部分人的需要，喜欢用施以利益的方法来影响连锁超市的关键人物，这就必须用费用的方法。

(二)供货商的原因分析。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点：

一是考虑到商业秘密，通道费用其实是商品价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供应商不用价格的形式而用费用的形式来体现连锁商的利润，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价格底线和利润底线，不透露核心商业秘密；目前很多商品供应商还缺乏与规范化运作的连锁超市合作的经验，连锁超市制定的交易规则还有一个不断完善和让供应商理解与接受的过程。

二是供货商为了发挥对超市相对持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话语权。价格形式的交易关系是一次性的，而费用形式的交易关系是持续性的，供货商用持续性的交易关系往往可以增强对连锁超市的影响，通过商品促销等形式保持商品在超市中的销售地位并取得一定主导权。

二、通道费用赢利模式对本土超市商品经营能力提升的影响

(一)不利于超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

通道费用赢利模式不利于企业商品经营能力的提升。超市稳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品种齐全、高质量的食品和日用品。很多本土超市把通道费用的收取指标列为硬性考核指标，而把销售额、毛利率及商品周转率、新品开发等指标作为软性指标，通道用超额完成部分可用来弥补其他三个指标的不足。这种考核体系与方法实际上是舍本求末，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核心经营能力。从商品经营者蜕变成“物业管理”者。

(二)导致连锁超市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

通道费用赢利模式导致超市经营的同质化，商品的经营结构干店一面，促销商品大同小异，促销手段类同，付出通道费用多少成了商品进人超市的唯一标准，优质商品被逐出超市，超市的新产品、畅销品开发率偏低。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超市将注意力过度地集中于通道费用的收取，而将商品的经营权实际上让给了供应商，尤其是让给了一些出得起进场费的大供应商。

从短时间看超市的综合成本比较低，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看，则是得不偿失，通道费用这一赢利模式无疑是一种自杀性行为，首先是对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的负面导向，商品经营不被重视；二是重视商品经营，势必导致对市场判断和价格控制的失灵，丧失核心经营能力；三是影响新、特产品的引进，导致经营同质化；四是通道费用成为供货商选择的唯一标准，导致零供关系更加紧张；五是连锁超市内部腐败滋生。通道费用赢利模式已成为阻止超市后续发展的障碍，因此，重新构建超市赢利模式势在必行。

三、提高本土超市企业商品经营能力的对策措施

(一)发扬零售精神。强化自主经蕾。创造企业价值

本土连锁企业从小到大，通过自主经营，逐步发展壮大，通过赚取进销差价使企业得到发展。执着务实，追求细节，通过自主经营点滴积累，这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零售精神。但很多本土连锁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盈利模式和利润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以进销差价为主要利润来源，逐步演变成通道费用、租金和投资收益成为主要利润来源，这大大削弱了连锁企业的自主经营能力。

通过扩大自营、经销、买断等方式的比例，通过自主经营，连锁企业才能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才能真正为实现消费者需求服务，才能最终创造企业价值。特别是在生鲜商品经营上，很多连锁企业已经从联营、出租为主转变为自营为主，从而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增强门店的聚客能力，促进连锁企业毛利水平不断提高。

(二)强化采购功能，规范采购方式。尝试源头采购．提升采购价值

连锁企业采购的职责主要可分为，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需求，了解商品供应商和商品，及时商品补充，商品促销方案制定，商品库存控制，销售情况分析等。由于目前本土连锁企业的盈利模式上过度依赖通道费用的收取，在很多连锁企业实际采购业务执行中，采购职能在不断简化，采购功能在不断衰退。

1．要强化连锁企业的采购功能。

强化采购功能，不仅有助于了解了商品特性，提高了买手的专业能力，可以提高进销差价，还可以加快商品周转，减少资金占用，真正帮助企业从源头上创造价值，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采购成本。

(1)对终端做充分的市场调研，掌握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商品结构。

(2)向上游深入厂商源头，“菜采田头，瓜采地头，果采山头，货采源头”，了解商品特点和价格构成，彻底改变由供应商的销售代表决定进入超市的商品品种和数量现象，不仅要使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还要使消费者进店后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

只有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收取通道费用的数额出发，才能最终使商晶经营利润成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2．制定供货商准入制度

很多连锁企业，每天采购部垦供货商客户盈门，但其工作效率并不高。造成此种状况的娘是，许多供货商并不是符合连锁企业条件的供货商，但我们已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了接触交往，结果对双方都一无所获。因此要提高采购业务部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制定一个供货商的准入制度，即在进入正式谈判之前，制定这样一个制度。告知连锁企业要求供货商配合做到的基本交易条件，如供货商作出承诺即可安排正式的交易谈判。这种方法可以制度的形式选不合格的供货商。使业务谈判程序化并提高效率。

3．制定对供货商接待与信息反馈的时间制度

连锁企业往往以公司的作息时间作为供货商的接待时间，导致采购、啦务部每天都在接待供货商，其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市场调查，也没有时间到门店了解商品的适销率、商品价格、竞争对手的商品线组合和价格线缀合。因此在制度上进行规定，规定接待进货商的时间，这种时间一般以一周2天为好，余出3天让采购业务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和制定采购计划，这也是提高采购业务工作质量的时间上的保证。

(三)强化自有晶牌开发能力．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在发达国家中，连锁企业的自有品牌发展比较普遍，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大都在20％以上。在我国奉±连锁企业自有品牌还处于萌芽阶段，销售额中的比重大约只有3％左右。

自有品牌需要通过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设立自有品牌开发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对产品在配方、工艺、原料等环节深入研究，以保证自有品牌商品与知名品牌相比在质量和技术上落后。自有晶牌的本质是充分利用生产商的产能和自己的销售渠道，产品定向生产和销售，可以节约大量市场费用。成功的自有品牌商品开发，可以以较低价格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带来较高的顾客忠诚度，成为企业实现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企业带来较商的毛利，提升企业价值。

(四)优化供应链。挖掘潜在价值

理性思索范文篇10

1地方高校的特点分析

本文所谈的地方高校是指由地方政府发起并投资设立的、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全额(或差额)拨款、主要面向地方招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高等院校。它通常有以下5个基本特点：

1.1地方财政拨款

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拨款很少。这样，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是否充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力度。当然，学生收费和学校创收(比如校办工厂)也可以弥补经费的差额和不足。由于地方财政总是有限的，因此，地方高校的规模、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相对重点高校薄弱一些。

1.2学生入学分数不高

由于受到声誉、规模、设施相对薄弱所限，地方高校的学生入学分数不是很高，他们很少是高考状元或学习尖子。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教师通常对学习尖子偏爱有加，地方高校的学生在高中或前高中年代通常不受重视或者默默无闻，他们在以往的学习和考试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失败，这就要求地方高校的教师应该鼓励、引导他们重拾自信，克服自卑感。

1.3服务地方经济

地方高校的定位应该切合实际，不能好高骛远。“研究型大学”“世界知名大学”“名牌大学”“一流大学”通常不应该成为地方高校近期追求的目标。地方高校应该立足地方、面向基层、服务地方经济。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经来临，大学生的数量从总量上看是增长很快，以至于在沿海大中城市大学生就业难，有的用人单位甚至开出月薪500元招聘大学生。从表面上看，大学生似乎已经饱和甚至过剩。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在人才匮乏的基层单位，大学生还很少。地方高校培养的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很强的专业动手能力的大学生完全可以在广阔的基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1.4办学层次相对单一

地方高校一般历史较短，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传统和学校文化。办学层次相对单一，一般只招专科生和本科生，目前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定位在研究型大学是不切实际的。尽管办学层次相对单一，但是也应该集中主要精力发展专科和本科教育，为将来冲刺硕士点和博士点做准备。

1.5师资相对薄弱

重点高校的师资一般由院士、博士生导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几个层次所组成。而且往往呈“倒金字塔”型。也就是说，副教授及以上相对较多，讲师及以下相对较少。与之相反，地方高校的师资往往呈“正金字塔”型，即，教授寥若晨星，副教授相对较少，讲师及以下相对较多，院士和博士生导师一般没有。除了师资薄弱以外，师资也不够稳定。一方面，大力引进人才，另一方面，本校培养的博士和教授“人往高处走”。师资薄弱、不够稳定也反过来影响了招生和学校的跨跃式发展。

2地方高校会计教育的思考

地方高校会计教育一定要结合地方高校的若干特点，尤其是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能脱离实际。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4点：

2.1服务地方经济是教育目标

地方高校会计教育的目标一定要围绕学校的办学宗旨而设定，应该服务地方经济。这也决定了地方高校的会计教育应该是培养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很强的专业动手能力的大学生，满足基层之需。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犹如天使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如果片面强调动手能力，忽视理论分析能力，即使现在会做，将来不一定会做，有了理论分析能力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当然，理论上头头是道，眼高手低，不能处理实际问题也不能满足基层单位的需要。学生应该克服有用的我才学的急功近利心理，除了学习和培养动手能力以外，还要学会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以解决以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老师不可能什么都会，更不能预知未来。

2.2成功教学法的教育理念

前已述及，地方高校的学生入学分数不是很高，在高中或前高中年代通常不受重视或者默默无闻，他们在以往的学习和考试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失败，这就要求教师应该鼓励、引导他们重拾自信，克服自卑感，即，告诉他们你们也能成功。比如，浙江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先生虽然初中毕业，也一样能成功，而北大才子照样街头卖肉。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哪怕非常细小也不应错过。比如，在上课时，请同学们拿出一张纸条，写上其他同学(或老师)的优点，然后走到该同学(或老师)的面前，将纸条递给他(她)，值得注意的是，递纸条的时候要微笑并注视对方一分钟。收到纸条的同学(或老师)念一下纸条的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通过该游戏，即使是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会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从而重拾自信，克服自卑感。

2.3全案例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相统一

由于地方高校的办学目标是立足地方、面向基层、服务地方经济，因此，重点培养学生的会计动手能力就十分必要。基于此，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全案例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相统一。以案例来教学可以增强趣味性、实战性，比如分析某公司做会计假账的方法以及受到的相应处罚，让学生给出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加深了他们对会计处理的印象，为以后防止和辨别会计假账打下基础。互动教学法要求教师应该随时了解学生关心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不懂，哪些问题已经理解并且会处理了。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心理才能有的放矢，弹无虚发。互动教学法要求学生也积极地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讨论问题，分析案例，提问题等。

2.4教育供给中的优化师资与集体攻关

由于地方高校的师资往往呈“正金字塔”形态，师资薄弱、不够稳定。这就要求不断优化师资，改善教育供给。一方面，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留住现有的优秀人才。当然，还要留住刚刚引进的人才，消除短期行为，培育长期博弈的环境，以感情、事业、待遇留人，留人要留心。由于办学层次相对单一、师资相对薄弱，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加强合作、集体攻关，改变单兵作战的传统科研模式，鼓励教师到国外或国内重点大学进修或攻读学位，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科研能力，为将来冲刺硕士点和博士点做准备。当然，教师要热爱所在的地方高校，热爱自己的学生，为地方经济的腾飞和地方社会和谐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3结语

论文首先分析了地方高校的5个基本特点，分别是：地方财政拨款、学生入学分数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办学层次相对单一以及师资相对薄弱等，并对地方高校会计教育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地方高校的会计教育目标是服务地方经济，教育理念是成功教学法，教育方法采用全案例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相统一，通过优化师资和集体攻关改善教育供给，增强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