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范文10篇

理性选择范文篇1

摘要：现代性是一个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概念，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现代性思潮研究的日益深入，必然会对当代大学生消费方式产生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现性主义个体主义

现代性这个多义的、具有极大理论穿透力的概念，无疑缘起于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从11世纪拉丁语中到18世纪法语中的“modernite"，其含义不断发生变化。但到现在为止，何谓现代性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对“现代”概念的看法有多少分歧，其核心的意涵是指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也无论其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还是褒义词，所蕴含的价值意味是鲜明的。“现代概念的起源就是“现代性”这个术语的缘起。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追求和规范意味，也就是说现代性就是一种新的意识。

一、现代性及其基本理念

一般认为，现代性概念描述的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凡表征现代社会或现代人特征的属性，如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世俗性、开放性，等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涵义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尺度，现代化是一种事实，现代性是一种对事实的反思。

现代性是一种启蒙理性，即怎样运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一切并运用理性对一切作出审查。从以上对现代性的解释中可以看出，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理念。

(一)理性主义

现代性的序曲阶段，是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正是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了自我发现，教会受到了置疑，社会的宗教色彩开始淡化，世俗生活逐步获得了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过程，用韦伯的说法就是除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此时的“理性”就是人的代名词。现代性强调人的理性高于宗教神性，强调现代文明的一切是理性化思维的产物。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概括了理性主义思维的要点，即明确意识到行为的目的，对所追求的具体目标进行价值大小的比较;根据预料的结果权衡行动的必要性;根据目的选择手段，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作为选择标准;在行动中遵循严格的首尾一贯性，使一切行动合理而有序。

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理性主义引起了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在认识领域，理性主义造就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现代性”要求在知识领域应用一种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逻辑推理证明的数学和实验证明的实证科学，科学成了理性主义的表征。在日常生活领域，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在经济生活领域，理性主义建立了科学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创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关系领域，理性主义导致了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和合乎理性的现代法律制度。总之，以创新、合理、绩效、合作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精神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的转变。科学化、人性化、民主化、法制化等都是社会理性化过程中的产物和表现，而科学和民主则构成了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二)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现代性最大的成就。一方面，个体主义带来了个人的解放，另一方面，个体主义凭借理性，通过自主、自律的观念倡导一种理性的、更为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理性使人成为一个有尊严，独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是相通的。“现代性”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上从群体主义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重大转变。把个人放在了首位，强调个人独立与他人的重要性。这种个体主义的实质是高扬主体性。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核心原则界定为主体性，并追溯了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根源，认为笛卡尔是主体性话语的始作俑者。康德发展了主体性话语的典型形态，但康德没有看到现代性带来的科学、道德、艺术的分裂的实质实际上是冲突与不和。西方意义上的个体主义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本意是指一种人本位的理念，也就是上边所说的，但是在中文中没有准确的表述词。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最需要澄清的概念。在中国，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意识形态中，它都是与“私”这个字联系在一起的，一提到个体主义就将它与以自我为中心，讲求个人利益，忽略乃至不顾集体利益、社会利益这类东西联系在一起。不过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平时所误解的“个体主义”的这些东西，是用另一个概念“egoism"，即“自我主义”来表示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个体主义是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个人本位理念。

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理念，但是除了理性与个体主义之外，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这些在西方社会进程中都具体地演绎了出来。“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二、现代性思潮对当代大学生消费方式的影响

消费方式是指人们为满足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类消费资料的方式和途径，它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行为取向得到大致的说明，是消费观念和行为的统一体。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消费方式大致分为传统消费、现代消费和后现代消费三种。但是在本文中我主要讲的是现代性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也就是现代消费方式。作为现代社会青年精英的当代大学生，他们既是当前消费的主体之一，又是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和消费时尚的引导者，他们的消费方式将可能影响未来中国的整体消费方式。而现代性思潮对当代大学生消费方式的影响就是消费方式的科学性和他们个人选择消费的理性。在此特别借助大连海事大学进行的问卷调查，具体分析如下。

(一)消费开支的合理计划

关于大学生消费的计划性，本文所采用的评价指标是每学期的费用是否有计划消费。结果显示:在自己的费用开支上，有7.5%的大学生有严格的计划，50%的学生有计划，23%的大学生是稍有计划，只有19.2%的学生选择没有计划，总体上来说，大学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计划，也说明他们在消费的时候也是在精打细算的，这种计划也可称作韦伯意义上的算计，是合理的重要特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大学生消费的现代性意蕴。匆忙地用消费的盲目性来定义这一切是不合理的，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主流，看到他们消费的主要方向和方式，不要自以为强调个别现象，这就是现代性思潮的理性主义给我们当代大学生消费方式的第一个影响。

(二)消费过程中的理性购物

合理性的消费是一个全面的行动过程，它包括了解商品信息，最后才会实施购买这一手段。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了解商品的信息只是第一步，也是理性消费的开始。数据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在购买贵重商品前进行详细了解的有45.6%,进行大致了解的有50.1%，这两者之和就是95.7%，而选择直接购买的只有4.3%。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当代大学生是一个具有较高智力和自主能力的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判断力，对消费品做出合理的决策。消费者在购物时对于消费品的质量、价格、品牌和时尚等选择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质量和价格，品牌和时尚是影响当代大学生选择消费对象的主要因素。消费品的质量和价格反映的是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被看作是当代大学生合理消费的一个关键。而品牌和时尚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身份和形象，其魅力就在于象征意义，带有较多的感性色彩，对于这两个方面的选择分别体现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价值取向。但是当前的数据就表明了质量、用途、性价比是吸引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讲求实效、理性消费是当前大学生消费的主流。这种消费观念在现行的条件下分析起来是合理的，大学生没有自己的固定经济收入，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父母，通过自己兼职挣钱并不多，这就使他们每月可以支配的钱是固定的，而这笔钱的主要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和伙食开销。在长时间的大学生活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性的消费观念，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尽量谨慎消费，他们在购买商品时会尽量选择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

(三)消费资料注重个人发展

理性选择范文篇2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的结构、行动的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科尔曼理性选择社会行动

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1）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2）

一、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合理性”概念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做出新的解释。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就在于他能够在对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最大的需要。斯密同时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个体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并且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学家们的修正，但是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维方式却为所有的理性选择理论者所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为基础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

从方法论上说，科尔曼“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3）事实上，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动理论，而是解释和说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功能发挥的理论。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解释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而科尔曼选择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他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

此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还受到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以及纳什的博弈论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交换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行动。这有助于对个体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

二、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内容

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社会行动系统，即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实，而不只是解释个体心理活动。但是，要想解释社会现象就要借助于对个体行动的解释，即通过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说明“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4）。为此，科尔曼说道：“本书认为，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所以，解释社会组织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5）总结起来，他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第一，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行动者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经济社会行动。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内部至少要有两个行动者，“而且每个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6）科尔曼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行动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各个行动者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着使自己获利最大的资源，此时，“行动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而那些人则控制着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7）；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这种行动在社会系统中十分普遍，因为行动者期待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资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它们也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专长，这些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即时交付性和无外在性等性质。”（8）而行动者的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与偏好。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因此，两个以及以上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人际互动。

第二，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结构，这是由于各种行动中包含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不同引起的。科尔曼指出，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与私人行动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交换关系、市场、分离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共同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信任关系与信任系统、规范形成结构、集体决定结构即集体行动和法人行动。”（9）为此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第一编到第三编）详细阐述了社会系统的各个行动结构。

在科尔曼看来，交换关系最能够说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结构。因为最简单的行动系统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通过交换总想为他人也为自己带来好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种交换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双赢的。可是一旦交换超出经济领域进入到非经济领域，那就意味着“交换可能进入非自愿的、强迫行动领域，威胁和允诺都被看作交换。”科尔曼举例道：“例如，一个小孩把衣服扔在地上，家长威胁他：如果不检起来就打屁股。因为家长凭借体力和对孩子的法律地位，拥有这种权利。于是，孩子拾起了衣服，家长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这样，作为交换，家长暂时放弃了打孩子的权利”（10）。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在现实生活中，交换是以群体内部的竞争与选择为前提的。这往往意味着通过限定某些行动者及其资源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亚系统”，“从而可以研究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特殊活动。”由于存在着以获取资源及利益为目标的竞争，“亚系统中进行的交换就要相互依赖”，而这个系统外部的行动者与资源则可以看成交换的环境。这样，在一个初级的交换系统中就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资源以及法规”（11）。

第三，行动的权利。科尔曼指出，“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12）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集合在一起的权利如财产权、使用权以及消费权等都可以被分割。其中私人物品之间的权利比较容易分配，而有些财产或物品难以准确地被分割，另外有些物品则无法分割，在两种情况下，行动权利的分配往往引起争论。例如，一个农场主尽管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在这片土地中所埋藏的矿产开采权则不属于这个农场主，通行权也是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当然，科尔曼承认，既然“一种物品中包含着各种权利，它们可以分别为不同的行动者所掌握。”（13）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14）例如在空中，飞行员有权控制飞机，但是当飞机接近机场时控制权则掌握在飞行指挥塔的指挥员手中。这说明，行动的权利是可以让渡、可以被分割的。

科尔曼认为，权利的获得取决于两个方面：权力以及他人的承认。“一个行动者可以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但如果其他人不承认他的要求，他就无法获得那种权利”，而只有当“行动的后果与他们无关时，他们才有可能承认他的要求”（15），尽管行动者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力确保他的行动。

第四，社会最优状态。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每个“经济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走向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终点，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事实上，社会生活本身非常复杂，社会最优状态远非斯密等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在科尔曼看来，社会最优状态应当包括四种情况：

一是存在于市场竞争之外的自愿交换。“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取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这种交换如果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社会优化。”（16）这是因为交换率不确定，从而存在很多个帕累托最优化。

二是在市场竞争中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尔曼认为，如果自愿交换发生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双方可接受的交换率便减少了一些，以致系统中每类资源都被看作有特殊的价值。这样，帕累托最优点只能减少到一个，也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竞争均衡。

三是封闭系统内具有外在影响的行动。如果“行动能够对行动控制者之外的人产生外部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资源交换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外部影响引发利益冲突，帕累托最优取决于各方势力的较量：“如果非行动者的势力超过行动者的势力，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凭借法律的控制才能实现”（17）；如果行动者的行动无法考查或者无法接受外部监督，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要求借助于宗教、习俗、家庭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等因素来同化非行动者的利益。

四是封闭系统内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事情的结果有利于势力较强的一方就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也就能够发挥系统内部正式组织的功能，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当然科尔曼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均衡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均衡。因此，科尔曼认为，形成社会均衡与社会最优的情况应当包括许多种类。

（二）人们的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规范指导下的行动，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应当对社会规范展开彻底的反思性、批判性研究。

规范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形成的条件。可是，历史上许多社会学理论把规范作为既定条件，并以此来研究特定规范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或社会系统行为，而不研究什么是规范以及怎样出现，在科尔曼看来，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

第一，从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于规范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制约并控制处于微观水平行动的个人，体现并反映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不代表系统内部个别行动者特征，但是，它为解释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这样，规范就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变迁。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行动原则的基础，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个人依据社会规范行动，因此，“规范就成了解释个人行动的理论”（18）。

第二，规范是社会认定的、对各种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利，它“不是由行动者掌握而是由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掌握。”（19）规范向人们指明了什么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行动，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其实施常常伴有各种赏罚措施。因此，规范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拥有影响行动者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涉及三个组成部分：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而“规范是宏观层次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微观水平上个人有目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规范通过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利益。”（20）所以，规范蕴涵着某种利益。

第三，在对大量社会事实分析基础上，科尔曼对规范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相对应的类型：

一是“禁止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21）某些规范限制甚至禁止人们采取某种焦点行动，在系统内部这种规范提供了否定性反馈；而有些规范，如以色列人每天到教堂做祈祷的规范等，则是鼓励或者命令人们从事某种焦点行动，这类规范则属指令性规范，它则提供了肯定性反馈。当然，如果行动只存在两种可能，这些规范既是禁止性也是指令性的。

二是共同性规范与分离性规范。科尔曼认为，“共同性规范是指每个行动者既是规范的收益者又是目标行动者”，也就是规范的收益者与目标行动者同为一个人，人们既从规范的实施中又从未加限制的焦点行动中获得好处。而分离性规范则是指两者相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中收益者不是目标行动者，或者某些目标行动者不是收益者。”（22）科尔曼举例说，关于禁止婚前性行为的规范其收益者不仅是未婚者而且也包括已婚者，同样社区规范不仅以社区成员为目标，它同样也限制外来人员。

第四，在此基础上，科尔曼得出“三点结论。”（23）社区内部掌握大权的人不仅很少被惩罚，而且较少服从规范。事实上，同样是触犯规范，制度为较高地位的人提供了保护，而社会低层的人们常常成为被惩罚对象；如果目标行动者与规范执行者之外的其他人有联系，目标行动者较少服从规范。

（三）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它也要能够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之中。

法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政党、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它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正式组织，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法人与自然人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行动者，他们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的互动、法人与自然人的互动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互动三种情况。

但是法人与自然人又有所不同。“法人行动者由职位组成。自然人只是暂时占据各种职位，而且一个自然人可以占据几个职位，在不同的场合中用不同的身份行动。”（24）法人权利的获得与运用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由众多自然人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法人，法人再把集中起来的权利授予各个人进行行动。法人行动者可以作为独立于任何自然人的主体行动者来活动，法人行动者追逐利益又控制资源，从而增加了行动系统的复杂化以及各种控制性规则实施的难度。此外，二者约束手段也不一样，对自然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化，而对法人行动的控制则主要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加强外部管理等等。

当然科尔曼认为，法人的出现也使得现代社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一个行动者“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和人，他将有意无意地变换角色，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谋取利益，这样就会增加有效规范制定与实施的难度。”（25）其次，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矛盾问题。个人选择是行动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用可能获得的资源在一定规范下的私人行为。而法人行动必须依赖于社会规则或规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博弈过程，与其主体成员的构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供选择的方式等密切相关。因此，法人仅仅代表了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那么个人行动如何结合成法人行动？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社会规范等等“社会资本”，因此，社会必然会出现为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这样，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26）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贡献与局限性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社会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科尔曼往往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代名词。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尔曼揭示了经济社会学理论新的发展方向。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所明示的那样，“本书充分意识到重建社会需要相应的理论知识，并力图使书中内容满足这一需求。只有特定的社会理论，而并非任何社会理论均可满足上述需求。其原因在于创建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有关系统活动的知识，而且需要了解系统组成部分的活动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此种社会理论需求方法论上的个体论。由于获得上述知识必须以理论与研究的密切结合为基础，此种方法论上的个体论必须促进这一结合。创建社会组织是具有某种目的的行动，因此其理论基础必然是理性行动理论或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理论。”（27）经济社会学10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它应当不断吸收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学科体系。

第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自帕森斯以后对社会系统实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社会行动理论。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理论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分化与整合始终是一对矛盾。科尔曼从社会行动出发，把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相互统一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论既不同于“把行动视为行动者赋予了主观意义并指向他人的社会行动”的韦伯，也不同于社会行动“发生于文化和环境内，个人为获取某种目的所发动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环”（28）的帕森斯理论。科尔曼注重法人行动研究，从而为理解与解释社会基本事实、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互动整合，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和生命力。

第三，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了经济学均衡分析与理性选择模型，并将其扩展到社会行动领域，同时在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的精确性和解释能力。

当然，理性选择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任何行动者的理性选择都必须涉及到个人的偏好、欲望、预期和决策，不确定性总是无法排除，而“一些表面看来非理性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常规的影响。”（29）“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30）因此，过分强调理性排斥人的感性方面必然成为包括科尔曼在内的所有理性选择理论共同的缺陷。

其次，“嵌入理论”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生活中的，我们无法假定存在着只为满足个人物质欲望的纯经济活动。嵌入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嵌入于社会结构，决定贸易和价格机制的因素中，“风俗习惯、公共义务、政治权威、法律行政要求、社会认同等构成的社群规范”非常重要，而且经济活动也要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表明，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自身也需要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

再次，科尔曼尽管看到了法人以及人的出现是现代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揭示了法人行动在整合微观与宏观行动理论中的作用。但是他的法人行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抽象的。同时，正如后来的经济社会学家阿罗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纯粹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有可能产生社会选择的悖论。所有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理性选择理论进一步深化。

注释：

（1）[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39.

（2）[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封底.

（3）丘海雄.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中山大学学报.1998.1.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7）[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5、22-23、36、39-40、41、42、46、154、58、55、56、62-63、50、51、282-283、284、286、289、289-290、335、2.

（24）、（25）、（28）张缨.科尔曼法人行动理论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4.

理性选择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引导政府模式;干预模式;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指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方式或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方式。政府对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我国在社会变迁的行政环境下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主要模式评析

二战以后，诸多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效仿美国，积极干预经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调整，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而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大提高。除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市场模式外，西方学者还对当代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样设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企业化政府模式设计、参与政府模式设计、灵活政府模式设计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设计等。这些设计集中反映出当代市场经济的复杂与活跃，以及处于此种经济环境下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系统联系与相互作用。

鉴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千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依靠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于预并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中，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而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严格的层级节制关系，导致整个政府组织的刻板僵化与动作迟缓，使政府难以灵活主动地应付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和竞争活跃的市场经济，从而大大影响了政府基本功能的发挥;由于机械的专业部门分工，导致政府机构林立，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人员的终身从业制度，导致了行政人员循规蹈矩、惟上是从，缺乏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

针对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存在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进行了“重塑政府”式行政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实现了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直接而非间接的。在实践中，市场模式的具体做法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付费制、竞争与合同制、行政分权、放松规制等。

二、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合理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公共管理有了足够的空间，我国选择公共管理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公共管理各种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劝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的理性评价

对于社会公共管理而言，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都是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在干预模式受到广泛批判、市场模式受到普遍推崇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尤其有必要认识干预模式的合理因素和市场模式面临的一些困境，以实现对公共管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首先，干预模式下的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有合理因素。从政府组织结构看，任何国家的政府组织都是按层级化设计的，这种设计规定了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行政领导的指挥线路、行政信息的传递渠道和行政人员的职责权限，是政府有效行政的组织保障。市场模式所倡导的“压平层级”是对行政层级的减少而非取消，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官僚制行政组织结构。

从政府管理方式看，官僚制政府以权力为轴心，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方式，对全社会实施强制性管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管理方式。市场模式倡导的“绩效管理”方式，本质上依然是行政控制，只不过是将控制的侧重点从过程转到了结果。至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权与官僚制也不冲突，从某种程度上看它还是对官僚制的一种强化。因为，伴随着行政权力向基层政府的倾斜，整个官僚行政组织结构会变得更加稳固。

其次，市场模式的基本趋向，诸如企业化政府、参与政府、灵活政府等，都面临着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与企业活动相区别，政府侧重选择公共利益、长久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即使这种选择有悖于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在这种选择面前，市场导向、成本核算、绩效评估等一些企业运行方式很可能会失去效用。同时运用市场模式建立企业化政府，还很可能把市场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带入政府，形成新的官场积弊。对此英国学者温森特·莱特在《欧洲公共行政现代化:英国的个案分析》一文中评论道:“传统上为整个统治体制提供可靠性、可预测性、凝聚力和持续性的公共行政，会沦为仅仅反映市场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一面镜子。”

由上述评价可知，各种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各有利弊，因此，公共管理模式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模式的融合与综合运用问题。

(二)对现行行政体制的客观认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制的行政体制尚未完全培育起来市场体制以及适应市场体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以理想官僚制为主，兼有封建官僚制遗存、理想官僚制不足和新型行政体制正在建构的特征。自秦至清，中国一直受着封建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封建官僚制的否定，但是，封建官僚制精神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消失，相反它会对现行行政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理性精神的缺失、家长制作风、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任人唯亲、法治观念和现代契约观念淡漠等。我国政府组织仍处于理想官僚制不足阶段，存在专业化人才和专业化分.工普遍缺乏、行政人员对行政规则普遍轻视、行政腐败依然存在以及根治不力等问题。从行政体制建构上看，我国正处于新型行政体制建构的过程当中，有些地区建构的速度很快。例如，深圳市已初步建成了“/又大体系”，即:科学化、民主化的行政决策体系，小政府、大社会的大系统管理体系，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层次分明、责权明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家公务员科学管理体系，适应科学决策的信息咨询体系，反腐倡廉的行政监督体系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

基于以上认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宜选择“引导政府模式”。原因是，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注意各种体制间尤其是新旧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以避免因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失控。“引导政府模式”是一种介于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之间的、有效地平稳衔接新旧行政体制的公共管理模式。其基本含义有三:第一，在政府组织内清除封建官僚制遗存，弥补现代官僚制不足。第二，对政府职能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政府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对公共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和公共服务的具体提供方面，则以市场运行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外组织的作用，逐渐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理性选择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管理；引导政府模式；干预模式；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指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方式或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方式。政府对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我国在社会变迁的行政环境下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主要模式评析

二战以后，诸多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效仿美国，积极干预经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调整，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而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大提高。除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市场模式外，西方学者还对当代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样设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企业化政府模式设计、参与政府模式设计、灵活政府模式设计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设计等。这些设计集中反映出当代市场经济的复杂与活跃，以及处于此种经济环境下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系统联系与相互作用。鉴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千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依靠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于预并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中，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而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严格的层级节制关系，导致整个政府组织的刻板僵化与动作迟缓，使政府难以灵活主动地应付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和竞争活跃的市场经济，从而大大影响了政府基本功能的发挥；由于机械的专业部门分工，导致政府机构林立，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人员的终身从业制度，导致了行政人员循规蹈矩、惟上是从，缺乏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

针对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存在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进行了“重塑政府”式行政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实现了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直接而非间接的。在实践中，市场模式的具体做法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付费制、竞争与合同制、行政分权、放松规制等。

二、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合理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公共管理有了足够的空间，我国选择公共管理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公共管理各种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劝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的理性评价

对于社会公共管理而言，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都是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在干预模式受到广泛批判、市场模式受到普遍推崇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尤其有必要认识干预模式的合理因素和市场模式面临的一些困境，以实现对公共管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首先，干预模式下的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有合理因素。从政府组织结构看，任何国家的政府组织都是按层级化设计的，这种设计规定了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行政领导的指挥线路、行政信息的传递渠道和行政人员的职责权限，是政府有效行政的组织保障。市场模式所倡导的“压平层级”是对行政层级的减少而非取消，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官僚制行政组织结构。

从政府管理方式看，官僚制政府以权力为轴心，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方式，对全社会实施强制性管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管理方式。市场模式倡导的“绩效管理”方式，本质上依然是行政控制，只不过是将控制的侧重点从过程转到了结果。至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权与官僚制也不冲突，从某种程度上看它还是对官僚制的一种强化。因为，伴随着行政权力向基层政府的倾斜，整个官僚行政组织结构会变得更加稳固。

其次，市场模式的基本趋向，诸如企业化政府、参与政府、灵活政府等，都面临着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与企业活动相区别，政府侧重选择公共利益、长久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即使这种选择有悖于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在这种选择面前，市场导向、成本核算、绩效评估等一些企业运行方式很可能会失去效用。同时运用市场模式建立企业化政府，还很可能把市场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带入政府，形成新的官场积弊。对此英国学者温森特·莱特在《欧洲公共行政现代化：英国的个案分析》一文中评论道：“传统上为整个统治体制提供可靠性、可预测性、凝聚力和持续性的公共行政，会沦为仅仅反映市场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一面镜子。”

由上述评价可知，各种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各有利弊，因此，公共管理模式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模式的融合与综合运用问题。

(二)对现行行政体制的客观认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制的行政体制尚未完全培育起来市场体制以及适应市场体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以理想官僚制为主，兼有封建官僚制遗存、理想官僚制不足和新型行政体制正在建构的特征。自秦至清，中国一直受着封建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封建官僚制的否定，但是，封建官僚制精神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消失，相反它会对现行行政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理性精神的缺失、家长制作风、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任人唯亲、法治观念和现代契约观念淡漠等。我国政府组织仍处于理想官僚制不足阶段，存在专业化人才和专业化分，工普遍缺乏、行政人员对行政规则普遍轻视、行政腐败依然存在以及根治不力等问题。从行政体制建构上看，我国正处于新型行政体制建构的过程当中，有些地区建构的速度很快。例如，深圳市已初步建成了“/又大体系”，即：科学化、民主化的行政决策体系，小政府、大社会的大系统管理体系，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层次分明、责权明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家公务员科学管理体系，适应科学决策的信息咨询体系，反腐倡廉的行政监督体系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

基于以上认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宜选择“引导政府模式”。原因是，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注意各种体制间尤其是新旧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以避免因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失控。“引导政府模式”是一种介于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之间的、有效地平稳衔接新旧行政体制的公共管理模式。其基本含义有三：第一，在政府组织内清除封建官僚制遗存，弥补现代官僚制不足。第二，对政府职能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政府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对公共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和公共服务的具体提供方面，则以市场运行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外组织的作用，逐渐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理性选择范文篇5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应在时各种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千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拙上，采用“引导政府模式”，从而加快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

公共管理模式指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方式或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方式。政府对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我国在社会变迁的行政环境下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主要模式评析

二战以后，诸多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效仿美国，积极干预经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调整，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而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大提高。除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市场模式外，西方学者还对当代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样设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企业化政府模式设计、参与政府模式设计、灵活政府模式设计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设计等。这些设计集中反映出当代市场经济的复杂与活跃，以及处于此种经济环境下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系统联系与相互作用。

鉴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千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依靠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于预并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中，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而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严格的层级节制关系，导致整个政府组织的刻板僵化与动作迟缓，使政府难以灵活主动地应付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和竞争活跃的市场经济，从而大大影响了政府基本功能的发挥;由于机械的专业部门分工，导致政府机构林立，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人员的终身从业制度，导致了行政人员循规蹈矩、惟上是从，缺乏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

针对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存在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进行了“重塑政府”式行政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实现了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是直接而非间接的。在实践中，市场模式的具体做法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付费制、竞争与合同制、行政分权、放松规制等。

二、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合理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公共管理有了足够的空间，我国选择公共管理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公共管理各种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劝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的理性评价

对于社会公共管理而言，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都是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在干预模式受到广泛批判、市场模式受到普遍推崇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尤其有必要认识干预模式的合理因素和市场模式面临的一些困境，以实现对公共管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首先，干预模式下的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有合理因素。从政府组织结构看，任何国家的政府组织都是按层级化设计的，这种设计规定了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行政领导的指挥线路、行政信息的传递渠道和行政人员的职责权限，是政府有效行政的组织保障。市场模式所倡导的“压平层级”是对行政层级的减少而非取消，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官僚制行政组织结构。

从政府管理方式看，官僚制政府以权力为轴心，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方式，对全社会实施强制性管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管理方式。市场模式倡导的“绩效管理”方式，本质上依然是行政控制，只不过是将控制的侧重点从过程转到了结果。至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权与官僚制也不冲突，从某种程度上看它还是对官僚制的一种强化。因为，伴随着行政权力向基层政府的倾斜，整个官僚行政组织结构会变得更加稳固。

其次，市场模式的基本趋向，诸如企业化政府、参与政府、灵活政府等，都面临着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与企业活动相区别，政府侧重选择公共利益、长久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即使这种选择有悖于经济效益、暂时利益。在这种选择面前，市场导向、成本核算、绩效评估等一些企业运行方式很可能会失去效用。同时运用市场模式建立企业化政府，还很可能把市场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带入政府，形成新的官场积弊。对此英国学者温森特·莱特在《欧洲公共行政现代化:英国的个案分析》一文中评论道:“传统上为整个统治体制提供可靠性、可预测性、凝聚力和持续性的公共行政，会沦为仅仅反映市场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一面镜子。”

由上述评价可知，各种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各有利弊，因此，公共管理模式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模式的融合与综合运用问题。

(二)对现行行政体制的客观认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制的行政体制尚未完全培育起来市场体制以及适应市场体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以理想官僚制为主，兼有封建官僚制遗存、理想官僚制不足和新型行政体制正在建构的特征。自秦至清，中国一直受着封建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封建官僚制的否定，但是，封建官僚制精神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消失，相反它会对现行行政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理性精神的缺失、家长制作风、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任人唯亲、法治观念和现代契约观念淡漠等。我国政府组织仍处于理想官僚制不足阶段，存在专业化人才和专业化分.工普遍缺乏、行政人员对行政规则普遍轻视、行政腐败依然存在以及根治不力等问题。从行政体制建构上看，我国正处于新型行政体制建构的过程当中，有些地区建构的速度很快。例如，深圳市已初步建成了“/又大体系”，即:科学化、民主化的行政决策体系，小政府、大社会的大系统管理体系，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层次分明、责权明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家公务员科学管理体系，适应科学决策的信息咨询体系，反腐倡廉的行政监督体系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www.gwyoo

基于以上认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宜选择“引导政府模式”。原因是，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注意各种体制间尤其是新旧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以避免因体制间的断层和摩擦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失控。“引导政府模式”是一种介于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之间的、有效地平稳衔接新旧行政体制的公共管理模式。其基本含义有三:第一，在政府组织内清除封建官僚制遗存，弥补现代官僚制不足。第二，对政府职能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政府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对公共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和公共服务的具体提供方面，则以市场运行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外组织的作用，逐渐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理性选择范文篇6

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持续发展能力

一、关于“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几类财务管理目标命题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各命题对收益取得的时间性、风险性及指标可比性的度量上的合理与否，其理论体系区别仅仅在于定量上，属性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因为这些理论体系都是基于传统财务管理方式、传统企业架构提出的财务管理目标。管理理论的产生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提供生产作业的效率，随后，管理理论便一直以此为核心，效率最大化在企业经济活动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利润最大化。然而，但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日俱进，各类新生经济的出现及新技术的出现极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改变当前的经济管理方式，传统企业理论下，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根本目标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且这一矛盾的调和难度会越来越大，实业界对这种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已经产生怀疑，多数企业根本无法利用这种财务目标管理体系来实现长远发展。同时，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往往会缩短企业的生命周期，通过最短时间内，将企业资源效能最大化发挥，会透支企业的“生命力，这种短期行为是行不通的，企业资源活力耗尽后会影响企业后续发展。因此，企业的财务目标应当是为企业整体战略目标服务的，企业财务目标理论也应当随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不断进步、调整，在经过不断的实践后，本文提出“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成为财务目标理论发展历程上的新宠儿。同时，这也将直接推动财务评价指标的新一轮创新。创新力与控制力是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辩证互补的关系。创新力抛弃控制力的局限性，以创造为手段，实现更优的，更均衡的财务管理，而控制力则直接保障了创造力的成功，两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可持续的动力源泉。创新，只有创新，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控制，只有控制，企业才能持久创想，才能获取持续成长能力。

二、“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性选择的理由

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当着重考虑以下关系。第一，财务管理目标当与企业战略管理目标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将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战略管理目标融合起来，将使企业管理力量形成焦点，从而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财务问题及管理问题，促使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持续推动企业发展，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也理应成为确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首要问题。第二，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是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有机结合的整体。战略性目标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强调企业在长期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获取足够的、高质量的财富资源，而战术性目标关注企业的近期利益，关注既定利益的增长，为获取长远利益，同时兼顾短期利益的获得，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经过调整，战略性目标必须战术性让步。第三，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集合所有者利益与相关者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价值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持股股东利益状况，还包括股东利益关系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包括债权人、职工、供应商、消费者及政府等。各利益关系主体应当是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合作与共同进步。

三、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对策

(一)按需求选择财务管理体系

小规模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无需过度关注财务管理体系问题，过度关注可能导致成本激增。对企业集团来说，选择财务管理体系就有极大必要性。一般来说，核心层企业应当采用集中财务体系，紧密层企业应采用相对分散体系，即集团总部做财务决策，紧密层安排具体实施方案及细则，制定执行决策，半紧密层按受控制的分散财务体制，即总部利用内部控制手段对下层决策进行规范指导；松散层及协作层的企业则无需耗费过多管理成本，以完全分散财务体系为宜。

(二)强化信息技术的应用

财务决策需要大量财务信息的处理，如历史数据、市场动态、前瞻性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构建数学模型后，决策科学性能够进一步提升。

(三)有效利用企业各种资源

财务管理不仅是资金管理，不能单抓成本与质量，应当统筹全局，支撑人力资源、企业品牌等方面管理。一方面，企业应当注意人才报酬机制的建设，为企业运转留足高质量人才，另一方面，在注重基本财务资源管理的基础上，强化品牌管理，以优秀人才为带动，提高无形资产利用效率，实现健康发展。

(四)构造高效的财务监控

以人才为基础，按照企业业务流程制定内控制度，对财务全过程进行监管，如成本计划及控制、产品价格、工资及利润分配、资本性投资事项、抵押等，保障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能力。

(五)关注内外部环境，调节发展目标

首先，要关注法律环境，在筹资、投资、利润分配时，充分了解相关法律，如企业组织法规、财务跨级法规、税务法规等，财务会计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要求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第二，要关注经济环境。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内部化，要按照经济环境，预见政府经济政策导向，研究政策优势，实现趋利除弊。第三，关注商业竞争、通货膨胀、利率波动等强烈因素。这类外部因素是影响企业销售、库存、采购、投资的重大因素，管理过程中，企业应当按照外部因素状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作者:陈文芳 单位:重庆中航航空货站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理性选择范文篇7

〔论文摘要〕法治包含着这样三层意蕴: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被信仰取决于法律的普遍社会服从性,取决于参与法律实践活动要素的完备性和协调性,取决于普法教育的社会性效果,建立这种信仰是一个渐进式的社会演进过程。

一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际博弈的产物,从西方民主政治发端之初,现代法治的精神意蕴就开始生长、发育并渐至生成,一方面是源于西方法治深厚文化底蕴的支持,进而赢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是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内在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契合,因而才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动作方式,更是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产物而确立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

以“家—国”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绵延两千余年,直至1860年,中国社会在外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是表面化的,五四志士的激情宣扬与传播,西方法治文化才得以登陆。建国后,法治同样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至由“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改,法治之于中国的真正意蕴才开始阐发,作为流行的话语方式,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上至学者阐释,下至民众评议,法治已成为转型中国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践。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对法治作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概括:“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既涵盖了静态的文本的法律和动态的动作的法律,既对形式正义提出了要求,又捍卫了实质正义,是一个“既符合正宗政体之法,维护全体成员利益之法,符合自然法之法,正义之法。”现代法治精神意蕴的阐发与解读亦受亚氏思想之影响。

在我们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多少人在谈论法治,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法治,每个人又在不同的法律实践中不同地体会法治的韵味,依法治国的口号式的呼喊,依法治国的公式似的套用,使“法治”像一张绵密之网,使人呼吸困难,但是“依法治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现代法治是民主的伴生物,以维权为其意旨,将公民权利载入法律文本,为实现民主自由而存在。西方的悠远的自然法理念在法治中找到了最好的表达,作为社会契约当事人的民众将由其权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权交予法治,将自身权利的维护与实现寄予法治,因此在法治社会,人人在法律之下,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的至上性源于民意的至上性。

(二)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民主社会应是公民自主的社会,国家只是作为每个公民人行使权力,因此,民主制下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政府与民众均在法律之下,权利自由是现代法治的口号,法治应把更多的选择自己留给民众,让民众自己做主;法治更意味着自治,即法治不应是一种他治状态。“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有效的指引。”在法社会化过程中,这种行为规则的指引会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因此法治应以人为本。

(三)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地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为前提,因此法治要限权,要追求形式正义,要以牺牲部分价值来实现部分价值,要通过一套完整的不断调整的制度框架实现法律之完整,这样法治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是社会的理性化的产物,而非少数人的天才设想。

上述三个方面不能也不可能穷尽法治的全部意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法治不是万能的,“洋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觉得法治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所以,对中国而言,在理解法治、倡导法治的同时,亦要对法治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对法治抱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选择了法治的优点同时,也就选择了法治的弊端

二

作为与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现代法治,制度设计者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法治的硬件设施——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和配套机构的人员,而其软件的配套与形成支持系统却非一日之功,那么,只有硬件与软件配套相互契合,“才能使具有普遍理性主义的现代法治得以呈现内在自觉,动态整合的非单一线性的总体性进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统治系统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而后者具有关键作用,只有确立对统治的合法性的信仰,才能使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予以认可而得以维系。因此,作为软件支持系统的法律信仰就成为现代法治建立起无上权威之治的最关键因素。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从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尤其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断。得出这种论断的原因在于伯尔曼的法律社会学视角,即他把法律看成是“社会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结构与程序”,而把宗教这一相关事物看成是“社会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直觉认识,以及对此终极意义与目的的献身。”所以,伯尔曼认为法律可以建立起宗教式的信仰,其原因在于法律与宗教在仪式、权威、普遍性方面具有共性,通过人们对法律活动的参与,可激起如对宗教般信仰并为之献身的激情,但严格说来,这种发生于价值层面的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相似或等同程度只是抽象的或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的价值理想不仅是一个哲学的认识层面的追求,更是一个法律实践过程中的感受与认同,因而,法律信仰蕴含了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同时也是法律规则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法习惯的过程,也意味着法治的价值理想的实现。

“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理论命题被法学界以至全社会接受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因为法律信仰并不仅是一种言辞上的表白,而必须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也并非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与倚重,尤其对于转型中国的法治而言,要使法律信仰真正成为法治实践的主导性因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

首先,按照亚式的“良法”之治,即欲获得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无庸讳言,这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条件,因为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若非良法,不与人们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相一致,是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服从的,法律权威的至上性也无法树立。

其次,法律信仰的培育是由法律共同体成员即包括法官、检察官、学者等推动的法律实践活动,由于这是一个法治进程中最具激情与活力的主体性因素,系统的法学知识的获取及法律技术的掌握是这个群体得以为立法提供理论的前提思考和现实的社会关怀,为司法提供价值性引导、为公众解释抽象的法律语言,提供一个沟通抽象法律文本世界与现实的人文关怀的渠道,这是形成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

理性选择范文篇8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经济附加值最大化

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金运动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管理活动。其实质是以价值形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管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其目标必须与企业的目标相一致。“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同时也是财务管理追求的目标。但“利润最大化”目标在长期的实践中已暴露出其不足，如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可能导致企业财务决策带有短期行为等。由此，人们开始寻找另外的目标来代替“利润最大化”。随着证券业的蓬勃发展，“企业价值最大化”或“企业财富最大化”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企业价值是企业债券的价值和股票的价值之和。树立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克服了利润最大化出现的与时间和风险脱节等缺点。但它并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辉煌成就，相反，还导致了比“利润最大化”目标更甚的混乱。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一个十分抽象而很难具体确定的目标。从非上市企业来看，其未来财富或价值只能通过资产评估才能确定，但又由于这种评估要受到其标准或方法的影响，因而难以准确地予以确定。从上市企业来看，其未来财富或价值虽然可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显示，但由于股票价格的变动不是公司业绩的唯一反映，而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因此股票价格的高低实际上不可能反映上市公司财富或价值的大小。所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实用性不强，难以被企业管理当局和财务管理人员所捉摸。

由于上市企业大都相互参股，其目的在于控股或稳定购销关系，因此，企业真正的大股东并不能从证券市场上直接获利，他们并不把股价最大化作为其财务管理追求的唯一目标。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导致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企业是所有者的企业，其财富最终都归其所有者所有，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直接反映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是企业所有者所希望实现的利益目标。这可能与其他利益主体如债权人、经理人员、内部职工、社会公众等所希望的利益目标发生矛盾。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经理阶层、一般员工等等对企业的发展而言缺一不可，各方面都有自身的利益，共同参与构成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从这方面讲，只强调一方利益忽视或损害另一方利益是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而且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职工的实际利益和各项应有的权利，强调社会财富的积累，强调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不符合我国国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价值最大化在我国当前还只能是一个理论公式和理想的发展目标，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指导作用并不大。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更优越的财务管理目标呢？笔者认为，企业经济附加值最大化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佳选择。

经济附加值的内涵

经济附加值（ecomonicvaylueadded，简称EVA）是公司营运利润与资本成本的差值。它是企业在某个特定年份中营利低偿资本机会成本的指标。用公式表示就是：

（1）经济附加值=税后营业利润-资本成本总额=营业利润（即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投资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2）如果用EBIT表示营业利润，T表示所得税率，C表示投资成本Kw表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则公式可表示为：

EVA=EBIT.（1-T）-Kw.C

注：（1）式中投资成本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实际占用的资本额，包括营运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净值，未摊销的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等。

（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的加权机会成本，是投资者基于对企业风险的判断而对公司业绩的最小期望值，可以说是投资者所期望达到的必要报酬率。因此，Kw.C是一项机会成本，所以EVA是一项经济利润非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利润。

EVA最大化目标的优点

EVA最大化目标是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它保留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优点，并且比利润这一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子出企业的经营业绩。体现了财务管理目标和企业目标的一致性，无论是公司或是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组织，追求最大利润是每一个在市场经济中角逐的企业的现实目标。这一目标因而更容易被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接受和理解。

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的事前计划。企业在经营决策时，可运用EVA最大化目标进行量本利分析、因素变动分析、敏感系数分析。通过这些分析，企业才能明确地知道该在哪些方面加强经济核算，降低产品成本，开拓市场，扩大销售，进行多样化经营。

科学地考虑了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Kw是投资者基于对企业的风险而作出的判断，因此Kw大小是由风险大小决定的，理论上说当风险大时，Kw就大；当风险小时，Kw就小。从财务管理假设又可知，报酬与风险是同向的，报酬的增加是以企业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从EVA的公式中可以看出，Kw与EVA成反比，而作为企业经营报酬的EBIT与EVA成正比，因此，只有在风险与报酬达到某种均衡时，EVA才能达到最大。

真实全面考虑了企业经营的全部资本成本。传统理论认为利用内部留存收益筹集企业所需资金无需任何成本，其结果往往是企业人最喜欢的筹资方式，而较少的考虑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而以EVA作为财务管理目标，考虑的是资本的机会成本。企业拥有的每一项资产都存在机会成本，从而使人在保留利润时要考虑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提高资金的运营效果，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通过EVA与C的比例反映出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经济附加值率=EVA/C，这一指标是以EVA为基础的相对指标，它反映投入每一单位资本带来的经济附加值，是一个效率性指标。在C一定的情况下，EVA越大，说明资本运作效率越高，就越能吸引资本的投入，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外，以EVA现值与C的现值进行比较，可评价企业资本增值的效率，从而使企业充分利用财务资源，提高财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EVA最大化目标保证了投资者与债权人的正常利益。由于EVA是扣除了资本成本后的收益，在公式中Kw采用的是投资者的最低期望报酬率，是一项机会成本，因此，追求EVA最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保证投资者的正常投资利益，以及债权人的正常利息收益的过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VA最大化目标把投资者与经营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经营者而言，所有者采用以EVA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使其工资的增加与EVA的增加紧密联系，迫使经营者尽力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同时使经营者在筹资时有效地选择筹资方式，因为EVA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时，每一项资源都是有代价的。

EVA最大化目标的应用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仅是企业理财所希望实现的结果，它还是分析和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适的基本标准。因此，我们在研究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时，应该注重目标的实用性。EVA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用来评价理财活动的基本标准，有其广泛的实用性。

应用之一：企业业绩评价。由于EVA考虑的是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因此EVA能够作为唯一的绝对指标对公司业绩进行评价。公司在某一时期的业绩优劣可以通过EVA的三种情况来评价：当EVA大于0时，肯定说明企业创造了超额财富，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回报，企业业绩比较好。当EVA小于0时，要区别情况分析。例如，当企业初创或扩张阶段在短期内往往投放大量资金，由于“期化”的影响，EVA可能是负值，不一定表明其业绩不佳；而稳定发展的企业如果EVA小于0，说明公司理财活动可能存在缺陷。当EVA等于0时，说明恰当维持投资者原有财富，应该引起企业领导层的注意，有可能公司经营将变糟。企业利害关系人都可采用这种指标评价公司业绩，并作为行动依据。

应用之二：企业投资项目评价。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呈多元化经营趋势。EVA对投资项目的选择以及已经投入运行项目的评价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EVA指标是通过分别核算分析各项目的资本成本及各项目的创利能力而计算出来的，选择和评价投资项目时可按EVA大小排序，淘汰EVA小于0的项目，并从EVA较低的项目中抽调资金于EVA较高的项目，减少EVA较低的资金投入，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

应用之三：企业融资政策评价。融资政策的优劣直接影响资本结构的优劣，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报酬率与风险。EVA评估标准可以全面考虑不同融资方式的机会成本，通过EVA值的大小比较来评价不同融资方式的优劣，从而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风险，提高报酬。

应用之四：企业价值评价。据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表明，EVA与股票市价具有高度相关性。EVA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股票价格的上升和股东利益的增加，股价上升又意味着企业价值的增加。因此，EVA越大，企业价值越高。从这方面讲，EVA最大化目标包括了企业价值最大化。

理性选择范文篇9

关键词：流动性衡量方法

流动性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商、限价订单的提供者以及其他一些投机者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经纪商和交易所组织流动性，而无耐心的投资者获得或需要流动性。一个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证券市场不仅能在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大量转让和买卖证券的机会，满足投资者获利、避险等需求，同时也为筹资者提供了筹资的必要前提。如果市场缺乏流动性，则会导致交易难以完成，证券发行受阻，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一、流动性的内涵

可以说，流动性是证券市场的生命力所在，即“流动性是市场的一切”。（Amihud&Mcndelson,1988）。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不仅保证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也促进了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Leevine,1991）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使投资者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交易。也就是说，市场必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但是对于流动性的定义却众说纷纭。有的从价格角度，认为流动性就是“立即完成交易的价格”（O’hara,1995）；有的从及时性角度来定义流动性，即“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多寻找一个理想的价格所需用的时间”。（Amihud&Mendelson,1989）；也有人把流动性概括为“为进入市场的订单提供立即执行交易的一种市场能力”和“执行小额市价订单时不会导致市场价格较大幅度变化的能力”。Black（1974）指出，市场有流动性是指任何数量的证券都可立即买进或卖出，或者说小额买卖可以按接近市场价格、大额买卖在一定时间内可按平均接近日前市场价格成交。当一种资产和现金能够以较小的交易成本迅速相互转换时，我们说该资产具有流动性。因此可以认为，流动性实际上是市场上基本供给和需求相互博弈的过程，而投资者则以合理的价格迅速交易一定数量资产。如果投资者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按照合理的价格水平很快地买进或卖出大量的某种金融资产，并且对该资产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小的影响，那么这一市场就是“流动的”。简单的说，流动性可以用迅速执行一定数量交易的成本来代表。市场的流动性较高，进行即时交易的成本就越低。而较低的交易成本就意味着较高的流动性，或相应的较好的价格。

二、流动性的基本要素

虽然流动性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上述众家的观点来看，流动性实际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1]。（一）交易的即时性（Immediacy）即交易在时间上是否能够立即执行。证券市场既然是市场，其流动性的高低必然首先表现为证券交易能否迅速地、无阻碍地进行。众所周知，能迅速进行交易的市场是流动性高的市场，否则其流动性低较低，交易的即时性越强，市场的流动性越高。从这一层面衡量，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投资者有买卖的愿望，通常总可以立即得到满足。（二）市场宽度（Width）指交易价格偏离市场有效价格的程度。在任何一个市场，如果投资者不考虑资产成本的话，交易一般都能够迅速地执行。因此，流动性在交易即时的同时，还必须在成本尽可能小的情况下获得，或者说，在特定的时间内，如果某资产交易的买方的溢价很小或卖方的折价很小，则该市场具有流动性。这是从市场的价格层面来考虑流动性中的交易成本因素。

（三）市场深度（Depth）即在不影响当前价格条件下所吸收的成交量。一个市场有速度（即时性）和低成本（深度）的同时，还要有数量上的限制，即能迅速地在合理的价格下进行较大数量的交易。市场深度可以通过在特定价格上存在的订单总数量来衡量。订单数量越多，则市场越有深度，反之，则市场缺乏深度。市场深度不但反映了在某一个特定价格水平(如最佳卖价或买价)上的可交易的数量，也可以用来衡量市场的价格稳定程度，即一定数量的交易对价格的冲击程度。（四）市场弹性(Resiliency)即由于一定数量的交易导致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后恢复均衡价格的速度。在一个以弹性衡量的高流动性的市场，价格将立刻返回到有效水平。或者说，当由于临时性的订单不平衡导致价格发生变化后，新的订单立即大量进入，则市场具有弹性；当订单流量对价格变化的调整缓慢，则市场缺乏弹性。市场流动性可以通过以上四个基本要素来衡量。在这四个要素当中，市场即时性刻画了价格变化、委托数量和时间因素，市场宽度（交易成本）刻画了价格的变化特征，市场深度（交易数量）刻画了交易或者委托数量特征，市场弹性刻画了价格波动与时间的关系特征。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指标在衡量流动性时可能彼此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深度和宽度通常就是一对矛盾，深度越大则宽度(买卖价差)越小，宽度越大则深度越小；即时性和价格也是一对矛盾，为耐心等待更优的价格无疑将牺牲即时性。

三、流动性衡量方法的评析

由于流动性的几个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冲突，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流动性的衡量有大量的理论研究，但尚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一个“无异议的、可操作的流动性定义”（Schwartz，1991）。为了便于理论思维的梳理，本文依据上述四个基本要素将各种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分为四种类型。

（一）价格法基于价格的流动性衡量是从流动性的市场宽度演变而来的。最主要的价格指标是价差衡量指标、价格改善指标和价格自相关模型。其中最常用的价差指标是买卖价差(Bid-AskSpread)。在实行报价驱动机制的证券市场上，作为流动性提供者的做市商（MarketMaker）需要分别向买卖双方报出卖出价（AskPrice）和买入价（BidPrice）。Flood（1991）、O’Hara和Oldfield（1986）把买卖价差定义为对做市商提供即时交易服务的补偿[2]。衡量买卖价差有两种方法：一是绝对买卖价差，即计算买卖价差的绝对值（等于卖出报价减去买进报价）；二是相对买卖价差，即用绝对买卖价差除以最佳买卖价格的平均值，即得到百分比买卖价差。以买卖价差衡量流动性大小最大的优点在于：买卖价差可以直接衡量立即交易成本。价差越大说明立即交易成本越大，市场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但是，它实际上是衡量交易成本的直接指标，而不是流动性。以买卖价差衡量流动性存在一些局限性：1、买卖价差是根据报价驱动市场中做市商的报价而得，当市场不是报价驱动市场时，无法得到买卖价差的数据；2、只有在做市商同时完成一买一卖，且买价为买进报价，卖价为卖出报价时，才能以报价价差衡量交易成本，但实际上买卖往往不是同时发生；3、买卖价差不能说明在买卖价差以外和价差以内成交的交易，例如，大额交易以及可协商定价的交易，其交易价格往往与做市商的买卖报价不一致；4、买卖价差对交易规模不敏感，忽略了交易量对价格的影响，不能反映在价格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吸收每一单位成交量的能力。此外还有有效价差（EffectiveSpread）、实现的价差（RealizedSpread）、定位价差（PositioningSpread）等价差衡量指标，以及价格改善指标和价格自相关模型。这些指标大都基于价格变动这个交易成本来衡量，考虑角度忽略的交易量、交易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二）交易量法基于交易量的流动性衡量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换手率

（TurnoverRate）。一个从成交量角度直接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的计算公式有两种：一是以交易量(股数)除以总流通股数，这种方法使用比较普遍；二是交易金额除以流通的市值。换手率不但测量了一定时间内证券市场上实际交易的股票数量或价值相对于市场上可交易的股票数量或价值的大小，而且其倒数也被用作衡量证券持有时间的指标。因此，高的换手率表明股票在市场交易的次数相对较多，交易频率较高，完成一次交易的时间相对较短。换手率指标考虑了流通股本大小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价格变化的影响，因为在同等换手率的情况下，价格变化越小，则流动性越小。另一方面，换手率仅代表市场交易的频率次数。如果买卖双方不断地进行股票“做市”，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其交易代表的信息含量却很少，这就不能表示市场的流动性强。国内很多的实证研究以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从而得出中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很高。但从交易统计来看，中国A股市场的换手率自1992年以来几乎都维持在400％以上，而B股在70％以上，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这与市场现实之间是矛盾的。所以，换手率作为市场投机性的一个变量还算可以。此外衡量流动性的还有市场深度、成交率等衡量指标，但基于交易量的流动性指标的主要缺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忽略了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价格变化往往是衡量流动性的主要因素；二是交易量大小与波动性有关，而后者又将妨碍市场的流动性。

（三）价量结合法为了克服买卖价差和单纯交易量方法衡量流动性的不足，一些学者发展了几个结合价格和交易量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如价格冲击模型和流动性比率法。其中流动性比率（LiquidityRatios）衡量交易量和价格变化的关系。其基本原理是：若少量的交易引起的价格变化较大，则市场流动较差；若大量的交易引起的价格变化较小，则是市场流动性较高。常用的指标有：Amivest流动性比率，是指使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需要多少交易量（金额）。但该指标没有考虑公司流动股本数量，可能会出现流通股本越多的股票流动性越高的情形；Martin流动性比率，Martin指数假定在交易时间内价格变化是平稳分布的，因此可用每日价格变化幅度与每日交易量之比衡量流动性。Martin指数以价格波动的平方代表价格变化，克服了价格变化正负抵消的缺陷。但是，Martin指数在使用中不但会碰到与Amivest流动性比率相类似的问题，而且，Martin指数会随着每日交易情况而变化，比较容易受个别极端的价格变化的影响。还有Hui-Heubel流动性比率、Marsh-Rock流动性比率等等。尽管基于交易量的流动性比率指标克服了买卖价差的缺陷，但仍然不是最理想的指标。1、与买卖价差一样，基于交易量的流动性比率也没有区分临时性的价格变化和由于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导致的长期价格变化，没有区分新信息到达后对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2、基于交易量的流动性比率提供了过去的（平均）价格变化与（平均）交易量的关系的信息，但不能说明当大于平均规模的订单突然出现时对价格的影响。3．流动作比率指标无法衡量交易对价格的即时冲击（即时价格成本），更无法区分交易对价格冲击是单期的，还是多期的。4、流动性比率没有过滤非交易因素对价格变化造成的影响，如最小价格升降档位、买卖报价差、套利或卖空价格限制、新信息到达等的影响。

（四）时间法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交易的即时性，交易执行时间也是衡量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法。时间法的最主要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执行时间，即从订单到达到订单得到执行时的间隔；二是交易频率，即在一个特定时间内的交易次数。时间法的有点是衡量方法简便，其主要缺点是：一是限价订单的执行时间与其价格密切相关；二是交易频率与市场波动性有关；三是没有考虑价格变化的影响。基于时间的另一个指标是弹性指标，即从价格发生变化到恢复均衡价格所需的时间。弹性是由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消失的速度。关于市场弹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一种测量方法是用当前最佳卖（买）价与下一个最佳卖（买）价之间的差额。另一种方法是以相邻两次订单的价差来估计弹性。在假定股票的基本价值不变（即不考虑新佰息的影响）的情况下，价格将会随机地围绕基本价值波动，市场弹性越好，则价格偏离价值以后返回的速度越快。相应地，两次相邻订单的价差越小，则价格返回真实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市场弹性就越好。弹性指标考虑了价格变化的影响。但也有三个主要的不足：一是选择均衡价格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没有考虑新到达的信息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不能区分价格变化是由于新信息的影响，还是由于交易的影响；三是与市场波动有关。

理性选择范文篇10

很多主流的经济学认为，在没有交易成本和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人是可以通过当前的市场价格机制来不断的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信息往往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企业家不是除资本、技术和劳动以外的促进经营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企业家是能够将目前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推翻，并且能够不断的将当前均衡的经济进行打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的不完全，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需要依赖着创业者的不断发现和资源的组合等，创业者能够对经济起到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做出了相应的假设，即大学生是理性人，并且对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和创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大学生之所以愿意就业而不是创业，同时，越是名校，往往越是愿意就业。因此，通过不断的对当前大学生创业逻辑进行理解，力争不断清除创业障碍，促进大学生的创业。

二、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理性选择分析

在大学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往往会面临着创业和就业的选择。其中，就业能够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就业往往分为完全就业和不完全就业，完全就业是长期保持着就业的稳定性和常规性，而不完全就业是先进行就业，不断的在就业的过程中积累各种丰富的资源，为大学生的创业打下基础。创业是对目前存在的各种资源来进行不断的整合，来自主开展的一项事业，从而获取风险收入，但是创业往往对于大学生的挑战性比较大，同时还需要具有创新性。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问题上，一般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他们需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但是无法明确得到就业和创业间的收益问题，只能够通过估计来得出各种可能的结果，所以，收益是属于预期的收益。当没有风险时，往往是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相同。当大学生在完全就业初期时，由于刚刚参加工作，往往其预期收益不会太高，但是相对比较稳定。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将风险进行忽略的。随着就业时间的增长，大学生的工作技能也会不断的提高和增长，会逐渐得到组织的认可，其预期的收益也会逐渐的增加，并且是没有风险和稳定的。完全就业是一种选择，是将低风险和稳定收益来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选择，但是其预期收益往往会比创业收益低。虽然不完全就业也是预期收益不高，但是风险低和稳定，需要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往往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的极大的精力。

三、促进大学生创业的对策

大学生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从而来确定就业和创业的预期收益和风险，通过仔细的权衡来做出选择，力争能够在当前的环境下做出就业和创业间的理性选择。要想不断的激发大学生积极主动的进行创业，就需要不断的清除创业障碍，使大学生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创新和冒险的创业精神，需要采取如下的对策来促进大学生的创业。

1、不断降低沉淀成本。我国的高等教育造成了大学生创业沉淀成本的出现。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在教育上投入巨大，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但是，在人才培训的同时，也产生了人力沉淀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的流动性。如，我国的985和211等众多高等院校在人力资本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对于大学生的创业比较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往往就会造成大学生的创业不足，从而有创业直接转化为就业。一般来说，各种名牌大学和重点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沉淀成本往往会比那些普通院校的高很多。要不断的在高校内部进行开展各种各样的创业教育，同时还要在高校之间形成联动的创业市场。高等院校要不断的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人才，要不断的为祖国和社会培养出大量的就业所需人才，同时更需要培育出具有创业精神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大学生创业市场，完善专业设置，不断降低大学生的创业沉淀成本。

2、降低交易成本，提供良好的创业政策。要不断的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良好环境，不断的将创业政策进行完善和落实，从而来激发和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不断的促进他们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不断的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大学生创业，要不断的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为其创业来提供良好环境。

3、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平台。通过税收扶持政策，利于大学生创业。要不断的加大对于税收减免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减免的税种，制定出具有激励性、可操作性和连续性的政策，并确保能够坚决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要给予大学生提供融资平台，提供创业贷款等多种融资渠道，不断提高大学生创业融资能力，促进大学生创业。

4、创建大学生创业基地，为大学生的创业提供各种各样的设施。我国各地政府要不断的创建大学生创业园区，不断的为大学生的创业提供一个创业基地，同时还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解决了他们的经营场所和各种创业设备的问题。通过创业基地来为其提供创业的市场，通过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的促进当前大学生的创业成功。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