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前台转正总结十篇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1

行政前台试用期转正工作总结范文一：

在行政部从事前台三个多月以来，工作主要可以归纳总结如下：

1 认真做好来电的接听、访客的接待工作，做好订水工作;

2 做好每月的考勤工作;

3 做好仓库的管理工作;

4 做好公司的档案管理工作;

5 做好公司网站上传文件的工作;

6 协助做好招聘工作;

7 完成领导交待的各项临时任务。

总的来看，这三个月我是尽职的，但也有不少的遗憾;工作的确不够饱和，时有不知该干什么的感觉。

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做事麻利, 有效率, 不出差错。服务态度要良好, 接待客人要不断积累经验, 要给客人留下良好印象。接电话时, 也要不断提高用语技巧;巧妙的问答客人。尽量让每一个客户满意。加强礼仪知识学习;加强与公司各部门的沟通。了解公司的发展状况和各部门的工作内容，有了这些知识储备，一方面能及时准确地回答客户的问题, 准确地转接电话。如果知道某个部门没人, 会提醒来电方, 并简要说明可能什么时间有人, 或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简要回答客户的问题, 同时也能抓住适当机会为公司作宣传。努力打造良好的前台环境。要保持好公司的门面形象, 不仅要注意自身的形象, 还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让客户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行政前台试用期转正工作总结范文二：

自2016年12月10日进入公司至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回首这半年的工作表现，虽存在些许的不足之处，但总体的付出，还是获得了不少收益。行政工作琐碎，为了搞好工作，，经常向于经理请教、向同事学习、自己摸索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熟悉了前台的工作，明确了工作的程序、方向，提高了工作能力，在具体的工作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并熟练圆满地完成本职工作。

我认为做好前台这个岗位，就要对前台工作有重要性的认识。这个岗位不单单体现出公司的形象;还是外来客户对公司的第一形象。 所以，从前台迎客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岗位，不管从事哪一项工作，都是公司整体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公司的总体目标而努力。有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以下是我2017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具体工作表现

A 、能够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如文件的录入、存档、打印、办公用品发放等)，做好行政后勤工作计划;

B、懂得事情轻重缓急，做事较有条理;

C、能够较好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

D、能够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改正错误，避免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

E、与同事相处融洽，能够积极配合及协助其他部门完成工作。

1、办公用品的管理

起初刚到公司的时候，办公用品管理还不是很完善，经过两天的时间把办公用品全部整理并登记，根据平时使用的情况，，寻找一家专门做办公用品的公司，当然货比三家，经过于经理同意才最终定下来。每个星期五统计一下本周办公用品的出入明细，向于经理报告，请示下个礼拜所需用品，以做到不备之需。在业务部频繁加班的情况下，在周五的时候会提前把审计部预计需要的复印纸等办公用品备用出来，以免耽误装订工作。

2、公司固定资产统计

在来到公司的第三天将所有的固定资产，都做一下最彻底的统计，大到电脑、复印机，小到桌椅、微波炉。

3、月底工作

每个月底将每位员工的打卡情况及请假天数核对，做最后的考勤表上交于经理。

每个月底将本月公司使用的网费、物业管理费、停车费、保洁费、电话费、快递费、办公用品费、电费以及饮用水费用等办公用品费用的合计做出明细上交于经理，并做出本月与上月金额的对比。

4、招聘新员工

根据业务部与前台工作的实际需要， 年初有针对性地、合理地进行了员工招聘工作。回想起刚毕业时的求职经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尊重每一位求职者，以公司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以公开、公平、公正为选拔原则，把好公司引进人才、择优录用的第一关。我能够做到对每一位应聘者的简历进行认真的筛选，对每一位有机会前来面试的应聘者报以最热情的对待，为公司领导进一步择优录用新职员奠定良好的基础。

5、把小事做好

行政工作是繁琐的，正所谓天下难事始于易，天下大事始于细。要想协调好一个团队每一件琐碎的小事以保证业务的正常有序发展，首先要抱以一个正确的心态，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完成上级交派的工作;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抓住每一次让自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在业余时间善于发现与工作有关的新事物新知识;最后，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所长，为公司分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⑴每天与保洁阿姨一起给董事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以及花卉的保养。上下班时要整理好前台的物品，察看一切电器是否关闭好电源。当天看看备忘录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前台大厅随时都要保持整洁大方。饮用水桶数发现不够时要及时叫送水。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没有墨时，要电话通知专业人员来加墨。如果空调出现温度调式问题，及时打电话通知物业派人上来，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要想办法尽快解决。

⑵前台的主要工作是迎客，为客户答疑(包括转接电话、收发快件)。做好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是服务态度和服务效率。看到有来访客人，要立即起身主动问好。对第一次来访客人要问清楚对方贵姓，找谁有什么事，了解来访者的目的后通知相关负责人，其中也要了解是否把客人留在前台大厅还是会客室，还是引客到负责人办公室、会客室。接待客人要笑脸相迎，耐心细致，亲切大方。引客入座后倒上茶水，告知客人已通知相关负责人，请稍等。

⑶转接电话，要注意礼貌用语，使用公司的标准用语：您好!天世悦成!问清楚对方找哪位，贵姓有什么事情，了解情况后转给相关人员。熟悉公司内部人员的办公电话分机号。如果来电方是作广告、推销、网络这些都是与公司无关的来电就要拒绝。领导及同事的电话号码也要记清楚，看到来电显示也可亲切问候。

二、工作收获

1、工作敏感度有所提高，能够较积极地向领导汇报工作进度与结果;

2、工作适应力逐步增强，对后期安排的工作，现已得心应手。

三、工作不足

工作细心度仍有所欠缺。

四、今后工作方向

1、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做事麻利，有效率，细心不出差错。服务态度要良好，接待客人要不断积累经验，要给客人留下良好印象。接电话时，也要不断提高用语技巧;巧妙的问答客人。尽量让每一个客户满意。

2、加强礼仪知识学习。如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礼仪知识，公共关系学。

3、不断充电，每天都利用工作闲暇时间学习人力资源，争取下半年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考下来。

五、总结

以上是我的个人工作总结，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工作的确也不够饱和，时有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感觉，但这一切的一切相信也会随着下半年的努力学习考证及不断实践而逝去。最后，感谢领导能够提供给我这份工作的机会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与肯定，使我有机会和大家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感谢每位同事在这半年来对我工作的热情帮助和悉心关照。虽然我还有很多经验上的不足和能力上的欠缺，但我相信，勤能补拙，只要我们彼此多份理解、多份沟通，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相信事务所公司明天会更好!

行政前台试用期转正工作总结范文三：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过去的一年里，在公司的指引下，在部门领导的关心帮助及同事之间的友好合作下，我的工作学习得到了不少的进步。前台是展示公司的形象、服务的起点。对于客户来说，前台是他们接触我们公司的第一步，是对公司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司的形象。同时，公司对客户的服务，从前台迎客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有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所以我一定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一，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认真接听每一个电话，并且熟记每个部门的分机号，严格接照公司的指引给予电话转接同时做好保密工作。客户参观时我将时刻注重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将热情的接待。在合适的环境下向客户宣传公司文化，巧妙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做到笑脸相迎、耐心细致、温馨提示等。在业余时间我将加强学习一些关于电话技巧和礼仪知识。不断的为自己充电，以适应公司的快速发展。

二，注意前台的卫生和形象，按时提醒卫生人员打扫，清洁。对自己责任范围内的茶水间将会保持室内的洁清和饮水机的消毒工作，每月最少消毒一次。按时更换打印机的硒鼓和维护前台的办公用品。

三，做好文具采购工作，学习一些采购技巧。了解所采购文具的市场价格，对现有的供应商将和他们进一步的沟通，希望将原采购的价格再降低点。并且多找些优质的文具供应商。从中挑选物美价廉，服务周到的供应商。为公司节约每一分钱。保持有两家以上的固定的供应商。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2

一、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与条件

政权退踞台湾之后,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令,通过实施等措施强化其威权统治。台湾人民被剥夺了许多基本的权利,白色恐怖使其统治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同时,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如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和自身进行统治的策略考虑,台籍人士并没有获得和其人口比例相当的政治地位。随来台的大陆籍人士处于政治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台籍人士参政基本活跃于在下层政治领域,这实际形成一种“二元政治结构”。

二元政治结构是当局根据岛内外的环境,建立起来的平衡各方面利益,实现有效统治的政治结构。虽然这一结构是由相关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加以决定的,但其建立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它既可以补充的统治基础,也可以成为反对派的支持力量。本文通过这一体制由稳定到瓦解的变化情况,来说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

当时的当局宣称其代表全中国的“法统”。但仅从台湾岛内来看,不同省籍民众在政治、经济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距和不尽平等之处。在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台籍)看来,台湾是由“外省精英”集团来实施统治的。上世纪70年代后,这种“本省人出头天”的心态在岛内民众当中就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可以说,“非民主” 和“二元政治结构”是台湾政治转型前的基本特征。

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70-80年代,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现在岛内,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化进程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如白鲁恂(Lucian Pye)提出:台湾是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化导向与促进多元主义的崛起,并因而削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之威权统治基础的最佳实证。

对这一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社会经济结果的变化与民主化相关,但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某种决定关系。对台湾来讲,如果不考虑省籍和族群因素,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过程。如有台湾学者根据实证调查分析得出:中产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具有较高的民主信念;中产阶级因省籍分为两部分,台籍较支持反对势力,大陆籍则支持。这两者从不同角度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省籍因素及由此带来的“本土化”问题是推动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巨大的相关性,但并不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可以从1970年到1993年台湾的政治转型中各种政治势力的互动过程来进行具体分析,并与上述观点相结合来探讨民主化与本土化两者关系和实现民主化的最终答案。

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分析思路与历史分期

为了便于对台湾政治转型过程进行分析,笔者按照台湾当局领导人及其政策特点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如下分期:蒋经国统治前期(1972-1980年);蒋经国统治后期(1981-1988年);李登辉统治前期(1988-1993)。这三个阶段大致涵盖整个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时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蒋经国和李登辉统治台湾时期岛内政治结构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可以将这三个阶段表述为:硬威权向软威权转化期、软威权体制时期,威权向民主体制过渡时期。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根据政府和反对派对于民主的态度,将政府内部分为民主改革派、自由改革派和保守派,反对派分为极端激进派和温和民主派。他认为这些团体力量的大小将决定民主化进程的性质,而且常常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有所改变。

实际上,政治转型的过程是政府内部、反对派内部、政府与反对派的互动/博弈过程。对于台湾民主化过程而言,如果趋向民主化的力量在政府(当局)和反对派(“党外”和)中处于优势的地位,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就会十分顺利。

亨廷顿认为:由于改革派与温和派在力量上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决定了民主化过程发生的方式。他归纳为三种方式(1)变革(2)置换(3)移转。亨廷顿认为台湾的民主化属于“变革”的过程。蒋经国统治时期确实属于“变革”方式。但如果分析李登辉掌权的过程及后来岛内政局发展,李登辉统治时期更接近于“移转”的方式。也就是说,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兼有“变革”和“移转”两种方式的一些特点,这说明了台湾民主化过程的特殊性。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笔者试图从以下角度来分析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的过程:(1)省籍情结。这是“本土化”的重要诱因。(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3)国际环境的影响。(4)政治结构的演变,即“二元政治机构”的演变过程。(5)岛内政治势力的互动,这主要是指政权与党外――反对势力的互动过程。笔者认为这些是对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过程进行分析的重要角度。

三、蒋经国统治前期(1972-1980年)

上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1971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及问题等都对台湾当局带来巨大冲击。同时,由于政治原因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上层官僚体系老化严重,工作能力差,内的保守派对蒋经国又造成了很大限制。

面对台湾内外的局势,蒋经国采取了“革新保台”的改革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本土化”政策的开始。蒋经国采取的“本土化”政策主要是选拔台籍青年精英,作为新鲜血液来充实和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1972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额选举”,这使日趋消逝的“法统”得到延长。定期的改选缓和了维护法统产生的代表性矛盾(实际统治地区台湾的代表在整个体系的比例很低),同时又没有影响大陆籍的主导地位。

这一政策客观上迎合了台籍人士的参政要求,对缓和省籍矛盾有一定意义。当局通过与本省政治势力结盟,重新构造了本土治理的方式,巩固其在台湾岛内的统治。客观地说,这种本土化政策符合70年代台湾的政治生态,当时的反对势力――“党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蒋经国的政策对于台湾的发展和政权稳固是有重要作用的。

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启民主化的进程,这应当和政权和“党外”势力的力量对比有关。此时二元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上这一结构是稳固的。在上层部分,一般党政办事机构层面,基本完全开放;“行政院”各部门、“台湾省长”、“院辖市长”有选择的开放;而“民意代表”、“五院院长”、的中常委等决策核心层,则象征性对台籍人士开放。上层和下层的调整,使二元政治结构基本适应了70年代

新的形势,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

四、蒋经国统治后期(1981-1988年)

蒋经国的革新政策、台湾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等使“党外”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党外”势力在1977年的“台湾省议会”和“县市长”选举中取得很大突破,一举拿下共77席的“台湾省议会”中的22席和四个“县市长”职位。到80年代之后“党外”及由此而来的成为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政权真正处于“多事之秋”,其统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台湾民主化―本土化过程的真正开启时期。

根据亨廷顿的转型理论,笔者认为蒋经国统治时期基本属于“变革”的方式。如亨廷顿所言,“在变革过程中,那些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具体分析岛内的政治社会环境,尽管“党外”势力有了发展,但是政权的实力还是强大得多,而且牢牢控制着“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对政权有最后的控制手段。但我们也不能把这单纯看作蒋经国的民主信念与高瞻远瞩,仅以此不能完满解释何以在此时才推动民主化进程。

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蒋经国与“党外”的策略互动,来对民主化的推动过程进行分析。在上世纪70年代,政权尽管遭受内外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但其采取的革新政策基本符合其维护原有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其敢于对高雄事件采取强硬措施,就是其统治实力的体现。但经过1-2年的沉寂,“党外”势力又开始重显其政治实力,积极投身选举,通过街头运动和“议会”道路向政权发起了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和“党外”已开始考虑自己的行动和策略,“党外”逐步走较温和的体制内路线,也没有再采取过于强力的手段。双方通过几个回合的理性互动,也初步实现了一种博弈平衡。“党外”通过与的谈判妥协,成立了“公政会”和“编联会”等组织机构。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双方初步互动的结果。

此时的国际环境也是推动的原因。国际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韩国和菲律宾,其中美国发挥的影响也十分关键。1986年3月,蒋经国开始实行“政治革新”,台湾进入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到了同年6月“党外”酝酿组党,政权也通过第三方进行沟通,并达成了一些共识。面对随后的突击成立,蒋经国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其默认支持,后来又采取解除的政策。1986年10月25日,中常会通过决议,允许组织新政党。1987年6月,“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程序完成,宣布7月15日起“解除”。

应当说,当时的统治基础和政治实力仍较“党外”及后来要强大的多。因此,蒋经国的策略可以看成是一种“理性决策”得出的结果。如果按照类似经济学的“利益-代价原则”来分析,台湾当局实际选择的是一个较佳的结果。采用暴力镇压,实行独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肯定是不可取的。而仅仅采取70年代的“本土化”和限制政策,也已不能达到有效的结果。

笔者认为蒋经国在1986年后采取的民主化措施,可以理解为“合理化”的民主化过程。根据民主化理论,蒋经国后期的措施实际上是属于“自由化”的范畴,是属于威权体制和“民主化”之间的很短的过渡阶段 。自由化主要是指公民结社,言论出版,资信流通和社会政治运动等日渐提升并具有自主性的趋势。在台湾具体就是减少统治政权对一般活动的限制和干涉。解除和开放,加之随后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游行等权利的恢复,实际是打破了个人和团体活动权利受政权机构和执政党制约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就是让社会走向常态,同时这也是威权体制松动转向民主竞争机制的过程。

蒋经国的策略是一方面强化内部的组织,另一方面使社会冲突制度化和法规化,将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系当中,强化各项法规制度,维护社会的秩序。蒋经国希望通过民主化的措施来促进台籍和外省人士的政治结合,为台籍人士通往上层开辟了通道。由于台湾特殊的社会条件,导致对大陆认同的日益降低,实行民主化的进程必然是台籍更多参与到政治核心当中,必然导致“台湾化”。 “本土化”或“台湾化”,有两层含义: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的根植台湾取向,即政策台湾化;重要党政部门增加台籍人士比例,即人事台籍化。蒋经国的举措开始了及整个政治结构“本土化”的历史转变进程。

从二元政治结构来看,开放冲击了上层的执政党体制,解除改变了原有的体制,而且对“党外”在下层的地方选举(也包括“中央”层级“民意代表”选举)有很大益处。但这不意味二元体制的瓦解,只能说是产生松动。在解除后仍颁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同时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仍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开放使变成了多党政治体制。但实际上,还垄断着大部分政治资源,维持“一党独大”的局面。

蒋经国实际上在寻求一种平衡,在增加台籍人士参政的同时(无论是内还是),并不能破坏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如“宪法”中的“不能违背宪法,不能分裂国土和主张共产主义”的三个原则。也就是说“本土化”绝不能使“中华民国台湾化”,这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和后来李登辉时期的民主化进程所不同的。

五、李登辉统治前期(1988-1993年)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主席。对于他的上台过程和当时的条件,这里不多阐述。笔者认为李登辉时期台湾“民主化”过程进入了亨廷顿说的“移转”时期。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产生的。政府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保持平衡,使政府愿意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但改革派不愿主动改变政权,同时反对派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政府。

实际上,蒋经国去世后安排的是一个集体接班的布局,李登辉并没有过多的优势。作为第一位本省籍的“中华民国总统”加上以前亲民能干的形象,实际上使他在台湾民众中很快获得了支持基础。出于与党内“保守派”政治斗争(即后来出现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的需要,他必须采取更大幅度的“民主化”措施。这主要体现在“改革”中,这是对蒋经国“政治革新”的大幅超越。但其目的当然不是简单的推进民主,实际上这是一种策略的选择。他与等反对势力进行利益互动,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

对“党外”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以“民主化”为诉求。尽管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台湾的民意基本上仍是追求“民主”为主要取向的。当然,省籍问题和“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也存在,但“本土意识”并没有成为岛内思想意识的主流。但随着的成立,其利用省籍矛盾进行族群动员,唤起所谓的“台湾意识”,使“本土化”成为一种日趋强大的趋向和诉求。

这使李登辉等内的本土势力和当时的反对力量有了利益的切合点。李登辉的“民主化”是依据“台湾化”和“本土化”的族群意识和动员来推动的,即诉求“台湾人出头天”的“悲情意识”来对付原来占据相对优势的“外省”精英。以台湾人口结构分析,只要强调民主多数原则,再加上“支持第一个台湾人总统”的情结,就可以登上权力顶峰。“本土化”实际上已经超过“民主化”的界限,打破了蒋经国所力图维系的本土化―民主化结构平衡。

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岛内的舆论和民意要求民主的呼声更加强烈,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以“动员戡乱时期”和维护“法统”为借口的“中央民意代表”改选非常关注。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同年12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全面退职,同时在台湾地区选举了新的“国大代表”。在1992年3月召开的“国大临时会”对“中央体制”做了大幅修改,“总统”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为“由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同年12月9日,举行了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同样由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

单从岛内来看,上层民意机构不进行改选和“动员戡乱时期”对“宪法”的冻结,并不是民主原则和精神的表现,对此加以改变确实符合民主化的特征和理念。但对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来说,这实际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全面由台湾地区人民进行选举,打破了原来的“法统”,冲击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实际上使“中华民国台湾化”,这是李登辉和蒋经国两者民主化政策的不同之处。

在变成多党竞争以及体制解除后,二元政治结构的上层只剩下“动员戡乱时期”这一部分。随着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实行“中央民意代表”(“立法院”、“国民大会”的改选)到后来的“总统直选”为止,标志着“中华民国”的“台湾化”,原有的二元政治结构也彻底瓦解。

六、台湾民主化―本土化过程的总体分析

总体来说,在统治台湾时期,政权通过威权控制,并通过建立二元政治结构来平衡各方的利益。“光复大陆”的精神召唤、来自美国的支持和台湾经济的一定发展,使得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此时并没有开启“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过程。

在蒋经国统治前期,上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使政权的国际“正统性”基本崩溃,当局必须增强其在岛内的“正统性”,因此采取了“革新保台”和“催台青”的“本土化”政策,以更好地维持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反对势力在当时对其统治并未构成真正的挑战,所以对来说也就没有积极采取“民主化”的意愿和问题。

“党外”运动经过高雄事件之后在80年代又开始蓬勃发展,政权开始与“党外”进行了策略互动。蒋经国采取了开放、解除等民主化的措施,力图将“党外”势力纳入体制内部,进行民主竞争。当然,这必然导致居于人口多数的台籍人士在选举中具有优势地位,实施“民主化”必然造成“台湾化”和“本土化”的局面。

蒋经国实际上是力图维持一种平衡,使“民主化”和“本土化”保持合适的速度和程度。他提出了三项原则:不得违反“宪法”,不得分裂“国土”和主张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力图保持在“中华民国法统”的大框架之下,实行民主“”,决不能使“中华民国台湾化”。

可以说,政权是占据相当优势的,也就是前面说的“变革”方式,蒋经国试图使经过转型,成为“大中国”民主体制下的优势政党,以解决“中华民国法统”下的“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台湾政治的现实实际上使这个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某种意义上基于“本土意识”的“民主化”过程必然产生“本土化”和“台湾化”的结局。

如果说蒋经国推动民主化进程是为了维持在台湾的执政优势,那李登辉时期则是为了合法化和扩张个人在党内和岛内的政治权力,并借民主化来实现其“”理念。李登辉上台后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和确立支持基础的现实需要,采取了与因煽动“本土意识”而日渐突起的的策略互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到了“移转”的阶段。“本土化”开始压过“民主化”。李登辉下台后,台湾政权又经过二次政党轮替,今天的,认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正朝和平的轨道上发展。台湾本土化走到今天,新的模式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注释:

大陆学者姜南扬首先提出“二元政治结构”这一关于战后台湾政治的分析框架。具体的内容可参见姜南扬著:《台湾政治转型之谜》,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姜南扬著:《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发展中社会中产阶级的作用可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40页。萧新煌著:《变迁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

张京育主编:《中华民国民主化――过程、制度和影响》,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2年版,第2页。

萧新煌著:《变迁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7-232页。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152页、155页、181页。

[日]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许佩贤译:《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党外”指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相对于具有统治地位的和仅具有“花瓶”作用的政党(如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而言,不具有政党的组织形态,却实质发挥着发对派作用的政治团体。

甘观仕等著:《中国在台湾四十八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59页、第229-230页。

本文所指的“民主化”包含“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民主化是人民和政治平等的理想,在政治变革中逐渐落实,包括扩大政治参与和的党内民主,开放更多的公职选举,并有合法的反对党的公开竞争。具体可见林水吉:《改革与民主化――宁静革命的历史见证》,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4年版,第52-56页;张京育主编:《中华民国民主化――过程、制度和影响》,第149-183页。

王振寰著:《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21-52页。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3

[关键词]台湾,光复,目产,接收,处理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日本在华的公私产业,以及战时附逆的汉奸财产均作敌伪产业论处,并予以接收。台湾光复后,对台湾的敌伪产业,特别是日本人产业的接收,关系着国家的实现和台湾经济的重建。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台湾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颁布了一系列的接收政策,基本完成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学术界已有学者对上述课题做过研究,但对于接收政策、机构设置和接收的整体情况仍有可研究的余地,本文拟就此相关问题继续做一探讨。

一、国民政府对在台日本人产业的接收政策

战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及后续相关政令,明确规定将收复地区的敌伪产业全部接收。其中,敌伪产业中的伪性产业,是指、汪伪等各类汉奸组织的公私财产;敌性产业主要是指日本在华的公私财产(以下简称日产)。因战后初期接收机关林立,组织混乱,为统一接收事宜,迅速接收敌产,政府决定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作为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机构。并于1945年冬,在敌伪产业较集中的地区相继设立河北平津区、粤桂闽区、苏浙皖区、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同时设立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关于接收、处理敌伪产业的议案经审议委员会议决后,交由敌伪产业处理局具体执行。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光复后台湾省敌伪产业的接收,以行政院1945年11月公布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为准则。1946年12月,行政院又在该办法中新增订一条内容以资适用于台湾,该条文称“关于台湾人民有间谍或助虐罪行者,产业之处理,准用本办法之规定”。但因日据时代的台湾产业,无论资本、技术及经营多来自日本,所以,台湾光复后接收的敌伪产业还是以日本人的产业为主。鉴于接收工作关乎台湾经济的稳定和重振,为稳妥起见,台湾地方政府一面秉承中央意旨,一面参考其他地区对敌伪产业处理的经验和办法,再结合台湾的特殊情形,另拟定日产接收或相关补充、解释法令共200余种,报经中央核准后施行于全省,如“台湾省接收日人财产处理准则”(即“台湾省接收日人财产处理办法”),“台湾省日产移转清理办法”,“台湾省处理境内撤离日侨私有财产应行注意事项”等,均为台湾日产接收处理的指导性法令。

从台湾颁布的日产接收处理法令的数量和条文内容看,在接收日产问题上,台湾有其特殊性。例如,马关条约生效两年后,从

光复后,鉴于部分日籍女子纷纷与岛内华人结婚,影响日侨的遣送,台湾地方政府明令,凡与日籍女子结婚者,应到民政处重新登记或至法院公证,切实查核,如是非正式婚姻,应予遣送回国。较难处理的是,光复前中日人民间存在的婚姻、继承关系,在遣返和接收时遇到的国籍和财产问题。经台湾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司法院、外交部、内政部反复磋商,对上述问题的处理形成如下意见:光复前,台胞与日人之间的婚姻,只要是户籍登记在案的,均认为是正式婚姻,如是日籍女子嫁与台湾男子,现该女子是否愿意留台,听其自择。如为台湾女子与日籍男子结婚,或台湾男子为日人养子或入赘到女方家,经核定属于下列情况的:为正式婚姻或日籍丈夫现已返日,或为日人养子经正式除籍的,均可申请赴日。由大陆地区来台的

日产清理处是清理、处理日产的执行机关,它对于日产清理的重要方针,经提请日产清理审议委员会决定后执行,凡属地方性的日产先由该处核定,再交所在地县市政府清理,其余由该处自行清理。日产清理处在各县市政府的财政局(科)内设日产清理股,在接管原日产会各县市分会业务的基础上,负责各县市日产的清理。日产清理处下设1室4组,分设主任和组长各1人,各组室分股办事,每股设股长1人。会计室负责预算、决算及编制报表,登记账簿等,下设岁计股和会计股。第一组掌管总务、出纳、调查,下设文书股、人事股、事务股、出纳股、调查股;第二组掌管有关日产处理事项,下设企业股、房地产股、动产股;第三组掌管日产标售事项,下设业务股、估价股;第四组掌管日产清算和审核登记事项,下设清算股、稽核股、账务股。日产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后,日产清理之未了业务并人省府公产管理处,原日产清理处即予撤销。

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陈仪去职,魏道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氏主政台湾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产的处理政策发生变化,台湾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也随之调整。行政院自1947年6月以来,迭令各地加速处理敌伪产业,此举一面是为平息前期各界,特别是民营实业界对日产多划归政府经营的诟病,但更重要的,政府是想通过加速售卖日产以填补空虚的国库,增加财政收人。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倡所谓民营化,所有未处理的敌伪产业物资,均以标售为原则,政府机关如无特别需要,不得率先请标购或请让售,尤其敌伪工厂,除若干适于国营或地方经营的工厂已准拨用或标售外,其余应一概标售民营。台湾省政府公布的经济改革方案,一改陈仪当 政时期日产多由政府公营的做法,提出要改正原来“国营民营畸轻畸重”的缺陷,并由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出面成立民企辅导委员会,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咨询和经营方法的指导。各县市也成立了经营日资企业标售民营筹备委员会,由各县市长兼任主任委员,各县市建设局长、财政科长、参议会议长及有关同业公会代表暨地方公正人士兼任委员。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初估标售企业的底价,监督标售单位的财产整理、标售企业的移交、标售价款的收支,拟议标售日期等。

三、台湾省接收处理日产概况

台湾接收的日人公有产业,是在1945年11月开始由接收委员会下属各组分别接收,日产会成立后接收的日产,大部分为日人私有财产和企业财产。所有日产接收以属人为原则,由指定机关接收的日产,经长官公署告知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转知被接收日本政府或被接收财产的日人。日产会成立后,改为由该会直接通知被接收财产的日人,不再通知日方联络部。按台湾省接收机关的统计口径,接收的日产被划为四类,即公有财产(原属日本总督府管辖下的公产)、企业财产(日本政府或日人投资的企业)、私有财产(不包括企业)和查获没收打捞财产。若按接收物品的类别分类,主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还有少量日人在台的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动产主要指车辆、船舶、器材、物资、家具、证券、存款、珠宝等。不动产主要指房屋和地产。

在对上述财产实行接收前,必须界定日产产权停止移转的日期,行政院最初将收复区日产停止移转的日期定为1945年8月15日。后有台湾省参议员李清枝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台湾地处海岛,人民没能及时获知日本投降的信息,所以请求中央展延日产停止移转日期。考虑到一些地区的特殊性,1946年5月,行政院把收复区日产停止移转的日期改为1945年10月1日。但司法院坚持认为该日期应“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日敌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日起(即1945年8月15日)”,两院关于日产停止移转日期的解释存在矛盾之处,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按司法院的解释办理。

1946年12月颁布的“台湾省日产移转清理办法”,严格遵照司法院的解释来办理日产移转案件。该办法规定,凡在1945年8月14日以前,对于日人不动产取得或设定的权利,并于同日以前依法登记的,其取得或设定的权利有效;已于该日以前依法申请登记,未能完成手续,但能提出确实证据,并有该管乡镇村里长1人负责证明经查验无讹的,其取得或设定的权利有效;凡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于日人不动产取得或设定的权利,除本省现行法令认可者外,一律无效。买受日人动产其清理办法如下:(1)凡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正式监理以前,属于正常交易,而标的物已交付者有效,但其未付价款,应在规定限期内缴款;(2)凡标的物未交付者无效,其已付价款,可呈请发还;分期付款的日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买卖,依上述办法清理认为有效的,其未付价款应按物价指数计算,限期追缴。

但到1948年6月,行政院和司法院却又将台湾省日产停止移转日期改为1945年10月16日。经报章披露,台胞吴某等乡民联名请愿上书台湾省政府,请求中央维持1945年8月15日为买受日产的停止移转日期,并指陈李清枝等在日本投降后“所买日产房屋,每人多至十余座,或数十座,田地多至一、二千亩,有登记册可稽”。意即李清枝等人的提议,既有为一己谋利之嫌,又有因政策宽限,乡民私相买卖日产造成国家财产流失之弊。尽管有民众抗议,但两院仍维持前判,也未对政策变动原因予以明确解释,司法院只是强调,此日产停止移转日期前的产权移转如是非法移转仍属无效,前已核定各案不宜翻案。

接收日人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准备遣返日侨的财产接收,于1946年3月初开始。其接收程序是,派接收人员以每户为单位填发接收通知书,通知被接收日人。被接收财产的日人,无论有无财产,都要填具私人财产清册,如属企业工厂类财产,应填具企业财产清册。所有清册一式三份,一份存接收机关,一份上交日产会备核登账,一份发交日侨,并准其携带回国。“台湾省日侨遣送应行注意事项”和“台湾省处理境内撤离日人私有财产应行注意事项”均规定,日人在撤离时可携带现金1000日元,日人在台湾境内或其他金融机构之存款、证券、珍宝、饰品等物,送交台湾银行或其他委托银行接收。免予接收的证券文件有:日本境内银行及其分行所发之存款单据,在日本、高丽、旧关东州、台湾所发的邮政储金存折,在日本境内设立的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暨在日本、高丽、旧关东州与台湾所发邮政生命保险单。日侨遣送回国在港口被检查出携带超过规定之物品,依法没收,由高雄、基隆两市日产分会派员接管,列册报送处理。因征用暂时留台日人之财产,据“台湾省征用留居日人私有财产接收原则”,其不动产企业及股权股票一律接收。该征用留居日人及其在台的家属,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准其借用,动产部分,除货物应予接收外,余皆准保留使用,待遣送时按“日侨遣送回国办法”办理接收。

台湾接收的日产以企业和房地产为大宗。该类日产经日产会审核后,按接收公产移交公产管理机关接管、拨归公用、拨归公营、官商合营、出租民营、发还原业主和标售民营共七种方式处理。拨归政府机关公用或公营的企业和房地产中,属于矿产部分规模较大,认为必须公营的,如石油、铝业、钢矿等部门,划归资源委员会国营,共18单位,资本额共约1.47亿元台币。其次,如电力、肥料、造船、机械、纸业、糖业和水泥等,划作国省合营,共42单位,资本额共约5.22亿元台币。再次,如工矿、农林、航业、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医疗物品、营建等适合划归省营的,共323单位,资本额共约2.99亿元台币。其规模较小,适合县市经营的,由县市政府呈准划拨,共92单位,资本额共约0.2亿元台币。还有划拨本省党部经营的,如电影院等共19单位,无资本纪录。以上总计拨交政府机关公营之企业工厂共494单位。房地产多属各级机关、学校等,为业务执行上所必须的,他如某一企业所属不可分割的房屋土地,亦予一并划归。原属日本台湾总督府管辖的公产,移归公产管理机关。动产的拨归公用,多为各级机关、学校必需应用的家具物品车辆等,至于拨归公营公用企业所附属的动产,也并予拨给。

截至1947年4月,接收的企业中准备标售的共484家,已售出的132家企业中,本省人得标率占97%强。接收的房屋中,那些位居偏野或不易修缮的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保管困难,连同接收的动产,均先行标售。其余完整房屋,先暂时出租,再行标售,此项出租屋,报日产会入账的达11897幢。接收的土地,由接收机关会同地方县市政府,依照人民耕作能力,分别放租,到日产会结束时,包括基隆市和嘉义县等在内的15个县市放租的土地面积合计7108.6212甲,约合12.5万亩。台湾人民在 日据时代被日人强占的房地产、企业和现金,按照敌伪产业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发还原主,此类财产总价值在49.6万余元。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保管中的日产因被捣毁或遭失窃,各项损失总计100多万元台币。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4

一、政党政治制度化及其与民主巩固的关系

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概括社会学家帕森斯和艾森斯塔德的相关沦述，将制度化解释为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党政治制度化的目的当然是要形成良性的政党制度。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和支持系统，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就是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政党政治活动模式。这一活动模式及其内在的思维模式可以尽量地避免或减少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不管这一不确定性的挑战到底是来自于政治体系的内部还是来自政治体系的外部。

亨廷顿认为：1.制度化程度的高下可由构成制度本身的相关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四个方面来加以判断。2.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就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而言，我们在检视它的发育程度时同样可以适用上述这四个方面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应高度重视政党政治的效果，特别是要关注这一效果能否比较好地适应政治参与发展的需要。

在发展中社会，民主化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稳定和巩固的民主政治的到来。政党轮替绝非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功业已经完成。这是因为，民主倒退、新的专制的出现并非不可能。民主化只是意味着经过迅猛发展的政治参与的冲击，旧的不民主的政治体系逐渐衰朽并终于垮塌，但是，它并不能够担保民主体制在威权政治垮塌之时就已确立起来。 “统治者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存活着。”――这是政治发展历史上司空见惯了的现象。

因此，紧随民主化之后还有―个民主巩固的问题，或者说是“第二次民主化”的问题。在第一次民主化以后，人们必须建构起一整套能够让民主切实运转起来的制度，后者必须能够有效地吸纳和缓冲政治参与的扩张，必须在民主化以后的政治发展中生存并巩固下来。否则，不仅政治民主不可得，即便最基本的政治稳定也难以实现。

关于新兴民主社会民主是否巩固的尺度，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二次政党轮替。他指出，因为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所以只有当统治者愿意根据选举的结果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在转型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交给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此次选举中的获胜者又和平地将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得到巩固。他还认为，在两次的政党轮替中，第一次通常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第二次轮替则说明两件事情：1.社会上两个主要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愿意在失败后交出职位和权力。2.精英和公众都是在民主体制内运作，因而出现差错后可以改变统治者而非政权。

从政党政治制度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亨廷顿二次政党轮替检验民主是否巩固的思想归结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存在一套长期为各政党所一致认同的政治游戏规则。其次，各政党始终愿意以这一政治游戏规则为基础展开竞争并尊重竞争的结果。总之，在第二次民主化进程中，一是要形成制度对政党政治过程的规范，二是要赢得各政党对这一规范的忠诚，这是确保民主政治不致发生倒退的关键所在。

二、台湾政党政治制度化的状况

2000年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已经连续两次执政。在台湾，虽然亨廷顿所讲的二次政党轮替始终是一个比较热络的话题，但当时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台湾社会还是处于第二次民主化阶段。依据结构――功能一体化的理论，从功能的角度反观台湾政党政治，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台湾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在政党政治制度化程度上，台湾不仅要低于西方成熟的政党政治，而且也低于儿乎是在同一时期走向第一次民主化的韩国。

1、“”条件下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困境导致制度的虚置和扭曲。

首先，方便个人独裁的权力的非正式运行总是导致政治制度发生根本的扭曲。本来，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是合理性，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既可以是传统也可以是魅力，但当一种威权统治试图或是宣称将自己的合法性建基于民主(属于合理性的范畴)之上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人们所以服从它，不是因为认同它所建构的制度，而仅仅是畏惧它的暴力；同时，它所以能够有效统治，也基本上不是依靠制度，而仅仅是依赖慑服和收买，依赖制度之外权力的非正式运行。显然，它所谓的“”实际上成了一个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会太过重视的东西。长期以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始终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凶统治合法性问题而起的制度的扭曲和失效。

早在台湾第一次民主化以前，权力的非正式性就已经在削弱台湾现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它最终导致失去了台湾政权。时至今日，在讨论下台的原因时，我们似乎不能就如以往那样简单、全部地将其归结为政治过程中的“以党干政”、“以党代政”。我们更应当深入到制度的层面，去把握制度衰朽与合法性失落、制度效能丧失等更为关键的问题。这其中就有一个制度如何处理权力授受关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权力的来源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该权力的性质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执政权力一直来自于一个在大陆时期代表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的“国民大会”。这个所谓的“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关退至台湾后，更成为政治强人手中的傀儡，成为无以为继、无法更代的“万年国会”，甚至闹出“国代”出缺后由当年在大陆选举时得票排名居后者依次递补的笑话。 显然，这一点缀性的橡皮图章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赋权主体，名义上由它建构的相关制度也一定无法对政党政府、“政治强人”形成有效的规范和约束。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长期宣扬自己的“”成就如何如何，但在台湾人们却很难看到“”的事实。内侍从主义的政治架构决定了权力的来源与享有完全取决于最高领袖授予，它并非直接来自于民众，因而也无须向民众负责。这样一种事实反映在党政部门及其官僚的思维和行为中，反映在与当局互动的政治过程中，

自然体现为权力的不羁、人治的傲慢、非正式政治的泛滥。

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主导“修宪”，改变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且不论李登辉主导“修宪”还存有其它不良动机，仅从巩固既有制度及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看，其中的一些改变从整体上还是有利于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有利于台湾地区政党政府权力性质的现代转换。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的惯性，李登辉本人还是更多地专注于攫取和巩固个人独裁权力，的党、政、军、情系统也还是整体上屈服于他个人的独裁。因此，就最终的结果而言，“修宪”并没有使一个在两蒋时期就遭搁置、架空和扭曲的“”制度正常运作起来，反而使其因本土化、民主化的合流和夹攻而更加斯文扫地。

2、制度的缺失与不合理以致无法对政党政治形成有效的约束。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社会，台湾民主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它在思维和行为层面的发展。进入民主巩固阶段以后，一方面由于旧的规范尚无法在短期内予以彻底打破，或是诉诸全面的批判和重建，另一方面则因为新规范的形成也需假以时日，与台湾政党政治相关的制度基础尚还处于一种结构缺失与不合理性并存的状态。

制度的缺失及不合理首先是它所应内涵的秩序理念的缺失和不合理性。秩序：不同于制度。但秩序与制度应当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秩序作为建筑蓝图主导制度建设，而在另一方面，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秩序外化的结果。政党轮替以来台湾各党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是不容否认的。但它们在面对未来台湾应当适用何种模式的民主这一思维建构性的秩序问题时却陷入混乱和分歧，从而客观上形成秩序理念的空白，继而导致制度上的缺失。

以政体为例。台湾“宪法”规定的原有政体是“总统”虚位的“议会内阁制”。李登辉不满于“总统”权限过小，于1997年“修宪”取消了“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将其改为法国式的“双首长制”：“当总统所属政党为“立法院”多数党时，行政体制为‘偏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不同党时，则为‘偏向内阁制的双首长制’”。上台后，为了维护的私利，曲解“总统”提名任命条件下“行政院长组阁”的实质为“总统组阁”，又进一步推动政体向美国式的“总统制”发展。与之针锋相对，则提出向“内阁制”回归。2006年，因为、弊案的关系，上台执政的可能性提升，于是又转而对“内阁制”感兴趣。台湾到底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政体?目前我们无从判断。可以确知的是，在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台湾政党政治的制度缺失与不合理性的现状将一直维持下去。

政党随时依自身利益为转移而造成的制度缺失还包括相关机制和程序的缺失或不合理，以及相关支持系统的缺失。比如，台湾选举一直就存在着或明或暗的“黑金”、“白金”现象，它导致台湾社会生活很不正常，因为政商勾结不仅直接影响到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最终也攸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此，台湾迫切需要一部规范政党相关行为的“阳光法案”，但直至今日，这一法案也还一直见不到阳光。再比如，依台湾现有“宪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规定， “总统”只消在一轮投票中赢得超过20％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当选。在世界各地普遍规定最高领导人必须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诸如法国等一些地方甚至规定两轮投票以确保当选的领导人获得多数信任的世界背景下，在台湾竟然有如此宽松的当选条件，这的确少见。但在另一方面，如要罢免“总统”，却是必须经全体“立委”1/4提议并以2/3多数同意后，罢免程序才能在公告后启动，最终该罢免案必须经台湾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才能通过。如果要弹劾“总统”，则除非被弹劾者犯有“内乱外患罪”才可能，而且程序也是非常的严格。当选和罢免的条件与程序之问的反差是如此的强烈，这样的“制度化成果”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诸如此类的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合理当然会导致一种有权无责的民主政治。在这样的民主政治中产生的领导人当然可能无视社会多数的意愿，大搞谋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特殊主义的政治”。这正如欧唐纳所指出的，在许多新兴民主社会，特殊主义仍然盛行于绝大部分的正式政治，但是政府高层职位的取得却得透过普遍的选举过程。这样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冲突的民主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先进民主社会的政治建制类型，也不属于许多民主化研究所预想应有的民主政治类型。

3、实用主义、有选择性地对待制度更是恶化了政党政治的生态。

在威权统治时期，一个得不到认同和尊重的政治制度当然不能实现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效果。政党轮替了，上台了，它有条件实施真正的了，但它也没有这样做。严格地讲，政党轮替后执政虽然有台湾地区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但其正当性却始终受到质疑。除了正当性而外，该党还存在一个相对于既有“中华民国”体制的“适当性”的问题。虽然是“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执政党，但相当多的人还是感到委屈，他们非常不愿意效忠“中华民国”并为其建功立业。长期以来，他们不仅反对，也反对这个所谓的“外来政权”。这个政权越是衰败不堪，就越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缺乏正当性的少数政权当然要尽可能地规避一个在民主化以后可能复活焕发生机的制度的约束，历史上一贯趋向于体制外解决问题的政党当然不安于一个异己的政治体制。上述这两个方面相叠加的结果当然是台湾民主制度化的每况愈下，当然是政党政治生态的日益恶化。

对于既有政治制度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该制度是长期以来服务于特殊社会阶层，服务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规范的积累，在政党轮替之前它当然会对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侵害，但如今是执政党，也以既得利益者自居了，对于这一制度的某些相关的设计当然会有所迷恋。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毕竟是遗留下来的，它的许多内容及架构始终是服务于而有碍于的，对于这一部分也始终是如芒刺在背。这一自相矛盾的看法导致执政后的对既有制度普遍采取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尽其可能地充分利用；不利于自己的，漠视、搁置甚至不排除抗法。

还是以“总统”职权为例。利用自己掌握的提名权长期维持少数“政府”，他把这一权力发挥到极致，直接插手人事和政策，但却从来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任职不到6年的时后，他就已经更换了5位“行政院长”，后者全都被用来替他塞责顶缸。热衷于揽权，但却对时期“总统”主导“国家统一委员会”运转这一职责却长期不闻不问，他最后干脆“废统”，中止了该会的运作。又比如，在野时曾长期攻击把持“中央选举委员会”以操纵

选举，现在轮到指责利用“总统”提名操纵该会造成选举不公了，却在“立法院”阻挠通过相对公平的“中选会组织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包括在内的其它政党在选择性利用和对待制度方面也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表现。

简言之，政党轮替以后台湾各政党一致片面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台湾尚没有形成各政党能够彼此兼容和通用的政治规范，它们也没有发展成熟到愿意和对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阶段。因此，它们所能适用的通用规则还只能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只能是残酷的零和竞争。

三、台湾政党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原因

导致台湾政党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原凶是多方面的，简略地讲，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的历史特征决定了台湾政党政治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各国或地区比较典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威权政府通过行政主导市场发展，经济优先，一切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关于顺应市场的特点，猪口孝等人在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东亚各国政府或地区在规划自己的经济政策时，极少有意识形态或道德立场的考虑，这与欧美国家政府政策形成尖锐的对比。在东亚，实用标准和市场标准总是压倒了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要求，这种东亚式的实用主义，在亚洲式的民主的制度框架方面造成了影响。猪口孝认为这一特点属于一种文化现象，亦即，东亚社会对教育的尊重，社会对以信任而非契约或法律为基础的关系的偏爱，以及主动、强大且有社会责任感的政府这三个方面都是从古到今一直延续而来的。

在威权统治时期，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上述特征。长期通过垄断政府权力和社会资源以行政主导方式片面地推进经济发展。但是，当时的政党对于经济发展所必然引致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却缺乏自觉和把握。因此，在台湾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只能消极地坐待市场自发的制度化进程对其党国体制、侍从主义非正式政治制度的侵蚀，它甚至对这样的侵蚀缺乏应有的察觉。与此同时，它不能也不愿意主动出击，积极推动建构合乎现代要求的民主政治规范，从而扭转被动局面，并将自己转变成民主化、制度化的主导者。这种基于实用主义考虑，企图兼收经济发展绩效以及继续威权政治的做法导致制度化基础的整体性薄弱，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发展的滞后。

台湾民主转型是在一党威权的统治下发生的，是在政党当局片面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台湾政党政治的现状实际上是威权体制当局主导的市场经济与侍从主义政治架构之间矛盾表面化的结果，是威权和体制不能继续容纳这一矛盾而脆化、坍塌的结果。台湾的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同时从当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侍从主义的政治架构这两个方面汲取能量。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一般性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导致台湾社会结构发生现代转型，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也起到了维持一个竞争性政治市场的作用，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台湾政治转型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但从台湾相对独特的另一面来看，当局主导市场经济导致经济部门、民间社会对于政党当局始终存在很强的依赖，同时，侍从主义架构也在某些方面抵制和消解了作为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基础的契约关系。以此为基点。与此相关联，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的原因共同塑造了台湾政党政治较低制度化水平的现状。

2、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政党政治制度化进程失去基础和动力。

没有政治和文化的协凋和同步，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1959年，李普塞特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经济发展越是发展，民主政治越是巩固。但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滑坡、倒退情形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产生挫折感，因而也就更容易将其所承受的损失和痛苦归结到民主和民主化本身。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表明，这一判断是成立的。邓恩曾注意到经济发展与制度巩吲之间的同步关系，他指出：经济衰退与瓦解，一旦其中一个开始出现，两者就会相互增强；反之，经济增长和持续，在任何一个被证明可以长期适用的地方，二者同样会相互促进。这一现象在那些处于民主巩固时期的地方带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很明显，它也适用于台湾经济发展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

较之威权统治，政党在民主巩固阶段所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在这一阶段，它不仅需要进一步清算威权制度和确立新制度，而且还要同时确保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政党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仅仅依靠谴责威权政治就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它必须在处理好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日常性政策问题的同时，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尽管问题多了，难度高了，但民众仍然会对新政权抱有更高的期望。在他们看来，民主应当带来较之威权时期更多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个环节上，新的民主政权可能确实无法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台湾就是这样。上台以后台湾政局持续动荡，经济民生乏善可陈，不仅导致政党政治劣质化，也直接影响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其结果是，台湾政党政治制度化进程失去了必要的基础和动力。

淡江大学学者林聪吉根据问卷调查和统计得出。对于这一统汁结果，林聪吉给出的相关分析是：1、台湾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支持态度并不稳定。在1998到2004七年的时序中，民主支持率在43％到55％之间摇摆。这表明，岛内民主政治仍未臻巩固。这是凶为：在传统的西方民主社会中，对民主的支持率往往分布稳定，纵使遭逢经济衰退、政治丑闻或其它重大事件，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仍会维持不坠。2、除对民主制度支持的比率外，受访者对另两个选项的回答也使人对台湾民主的发展忧心。认为在有些情况下独裁比民主好的人在2000年、2001年、2003年分别介于22％到24％之间，较之1998年已高出许多，尽管该比例在2004年降至18％。而选择任何政治体制都一样的民众则在2000年后呈上升趋势。虽然该百分比在2004年有所下降，但是2000年到2004年四个年度仍维持在15％至25％之间。由此可见，部分台湾民众对支持民主政治仍抱持着犹豫的态度。这表明，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现有的民主制度缺乏信心。

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政党轮替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台湾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是一个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党，它不擅长主导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上台伊始对搞好经济还是充满憧憬的，一开始便提出要将台湾建设成“永续发展的绿色硅岛”和“全球高科技制造中心”。当局不断召开讨论如何“拼经济”的会议，提出许多宏大的计划，并宣示重启时期就着手规划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希望能推动经济发展。但事与愿违，台湾经济陷

入了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2000年上台时的增长率尚为5.86％，2001年即降至-2.18％，经过缓慢复苏后始终徘徊在3％左右，与迅猛发展的周边地区形成鲜明对照。其间，台湾股票指数一路由最高时2000年的10393点跌至2004年的6000多点，最低跌至4000点。此外，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也一路走低，当局财政赤字以年均2500亿元新台币的速度增长，债务总额也由执政前的2，3万亿新台币增加到近4万亿元新台币。

一般来说，现代良性的民主政治制度总是立足于服务市场活动，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政策活动中渐近积累而成的。植入型民主政治制度也一样，它必须在同样的政策活动中加以调适才可能趋于完善成熟。由于始终交不出像样的经济发展成绩单，基本上失去了从上述政策层面建设性地推动整个社会生活制度化的信心和兴趣。很显然。时至今日它也没有在执政活动中积累起这样去做的资本和实力。由于执政的长期回避和逃离建设性的政策活动，始终不愿意在这些领域与对手公平竞争，朝野各政党当然是“比美”不成只能“比烂”了。由此，台湾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失去了正常应有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失去了动力，失去了自身所必须的来自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一致支持。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台湾政党政治制度化层次低的重要方面。

3、和责任政治的毁坏导致政党政治领域投机和短期行为泛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因此，民主必须是有法治支撑的民主。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制衡权力，是为了确保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更是为了防止权力超越应有界限而成为自致性的、绝对的主宰。

台湾的民主没有良好的法治基础。长期以来，台湾的司法权力一直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特别是受到“总统”权力的左右。慑于执政党行政权力的威胁，台湾侦检及审判系统的独立性尚没有根本的保证，秉承上意选择性办案是常有的事，重大案件吞舟是漏，鸡毛蒜皮却不依不饶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立法权，虽然有学者强调经数十年变迁后台湾“立法院”已经由“橡皮图章”转变为“咆哮的狮子”，但是由于当局实际上不向“立法院”负责，而政党恶斗又往往造成“立法院”空转，所以它也很难对行政权进行制衡。公权力备分支之间制衡的失效，同时也意味着台湾社会对于公共权力控制的失效。由此，虽然长期自命为施行“”、法治的社会，但若真有其实的话，台湾民主和政党政治一定不会如此的闹哄哄、乱糟糟。

“新民主”最缺乏的就是责任政治。在、法治起不到多大作用的情况下，人民即使拥有足够自由和平等的投票权力也于：事无补，一切还是老样子――政客弄权、罔顾民意。台湾地区领导人自“两蒋”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或是以架空“”，或是经“修宪”扩张权力，但却很少真正把“宪法”当回事，精确地说，是没有考虑过责任政治这回事。从1990年代至今，台湾已经“修宪”7次，“宪法”的尊严及其完整性、有效性几近破产，“”的精神已是名存实亡。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5

• 2010年一路走来，宏观经济运行复杂多变。前几个月学者对宏观经济复苏信心倍增，很多数据也似乎佐证了中国经济是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发动机，然而，年中以后，随着一些经济趋冷迹象逐步显现，悲观之声又起，出现了经济“二次探底”，以及“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言论。政府执行了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整顿、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但在这些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有所衰弱，因而中国经济被再度置于十字路口，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 在梳理宏观调控政策得与失中，经济运行有何新的趋势？本期倾听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释疑一系列经济问号。

详解中国经济“两难”境地

记者：怎么看待当前经济放缓的性质和程度？

贺铿：PMI缓慢下行，这一现象应该引起重视。我的判断是，目前的经济下滑还很难说是趋势性下滑，而是由于调整经济结构、调控房地产，以及缩小去年过分膨胀的基建规模、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经济收缩。

此种经济收缩难以避免，是调控过程中的一种正常表现。否则，经济结构怎么能调整好？结构失衡怎么纠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怎么达成？因此，我不主张改变现在的政策。宏观调控不应该放松，尤其对于房地产调控，应该坚持，当然也要不加码，毕竟房地产市场下滑得太快会带来很大危险。所以要稳定住当前政策，把泡沫慢慢挤出去。

记者：最近“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观点鹊起，您是否赞同？

贺铿：我不主张再搞类似去年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以及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非常担心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听说上海等地又要放松第三套房贷限制措施，我认为这个消息要警惕。之所以出现“再刺激”论，是因为市场担心下半年经济下滑。目前一些反映中国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如PMI、发电量等，已出现掉头回落的趋势。

记者：从前几个月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减慢、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等，这些数据增加了对经济下滑的担忧。

贺铿：经济下半年出现回调趋势是必然的。现在经济已经到了“两难”境地，房地产不调控不行，不调要出危险，泡沫要崩溃。可是调整了必然影响经济增速，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家具、钢铁、水泥等行业必然受到影响。另外，去年出台那么大盘子的刺激计划，开工了那么多的项目，信贷去年也达到近10万亿的规模，这些不收缩不行，但是要收缩，基础设施建设等就必然受影响。

记者：从目前来看总的趋势仍是高增长，但能看出增长的动力在下降，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逐步回落。那么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房地产、产能过剩等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您是否担心多重下滑力量会在第四季度集中爆发，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贺铿：我不担心有什么“二次探底”。总的判断是，下半年经济依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增速放缓，但无需担心。经济回调一点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能草率采取过激的调控政策。经济增速放缓一点就放缓一点，尤其房地产正处在胶着期，开发商、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体都在“扛着”，房地产往下走，地方政府、地产商、银行等的利益受损失，因此希望让政策松一松，但是我认为，目前是政策观察期，看一段再说。

记者：目前宏观局势非常复杂，陷入了多个“两难”局面。我有一种观察，宏观调控似乎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等多个目标间纠结、平衡；目标之间也有矛盾，又是很难达到平衡的。

贺铿：的确是这样。今年形势复杂多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应是下半年主要的政策目标。调整必然使经济增速下降，因此，需要注意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着力调结构。

问诊经济转变的方向

记者：谁都觉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挺急迫的，可喊了这么多年也转不动。您认为转变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贺铿：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思想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叫“外沿扩大再生产，内沿扩大再生产”，后来又叫“生产方式转变”，再后来又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管叫什么，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转变不过来？关键是在“转变什么？”、“怎么转变？”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我认为转变的关键在于：

一是经济发展动力要转变。从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需求拉动，这里面包括内需与外需兼顾，现在很多学者对外需存在偏见、误解，没有意识到外需对一国经济模式提升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外需而发展起来的。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强调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改革劳动者报酬的分配结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健康增长，许多社会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式到节约环保 式转变，改变以前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提倡科技创新。四是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转变到以民生为本、以人为本的方向。

梳理宏观调控得与失

记者：反思近年调控，有人总结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总是处在矫枉过正的状态、而且总是滞后于市场。松的时候过松，紧的时候又过紧，您如何评价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

贺铿：以往的宏观调控方式的确需要反思总结，要汲取2008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过往的宏观调控经历，可以更好地把握下半年的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

2008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下滑，一揽子刺激计划出台，下达了4万亿的总盘子，现在回头看当时有些太急了。我当时就在人大财经委的会上说，我们的各个决策部门的宏观理论研究太不足，人民币汇率机制怎么改革？外贸到底怎么发展？要仔细研究个透。2008年经济下半年突然下滑，不单纯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看也有宏调政策不恰当的因素。各部门缺乏深入研究，也缺乏担当勇气。

2008年一季度已经有先行指标下滑，不能再继续实行“双防”政策了，但是政策很迟钝，并没有调整，沿海外向型出口企业已经出现成千上万的的倒闭潮，但仍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产业升级，东部“腾笼换鸟”的结果，直到10月底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又下猛药来施救，4万亿下马，这药下得过急过猛，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打喷嚏的时候你不吃药，等已经发高烧了你吃再多的药也没有什么用，这个周期是必须经受的。

为中国经济“三大调整”支招

记者：您觉得未来宏观调控思路应该怎么调整？目前争议很大，有的专家从总需求的角度强调保增长，但有的专家则强调在可容忍的增速下降水平下，咬牙坚持调结构。

贺铿：我认为宏观调控的思路需要转变，从应对危机时期的“通胀预期管理”转到“后危机时代”的防“滞胀”。不要单纯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这个目标唱得太高调，对经济把握没有好处。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浓烈，这对现实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并不是说不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只是想说不要把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唱得太高，对经济没什么好处。过度的通胀预期既缺少现实依据，又可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甚至可能形成“预期通胀”。

记者：预期通胀的确令人困惑，上半年大蒜、绿豆等涨价，涨薪潮起，大宗商品价格攀升，这些是否就是通胀来袭，其实关于通胀的概念比较模糊。学者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评判通胀的标准似乎也千差万别。将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胀往往导致中国式“通胀预期”自我实现。

贺铿：有学者预期今年一定出现高通胀，主要依据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点，去年那样宽松的货币，过多的流动性一定造成今年的通货膨胀，但是，中国10万亿的信贷并没有变成老百姓的财富收入，如何通胀？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啊！去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前年绝对收入比高呢。不过，10万亿下去，基础设施建设被扩张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造成对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之势，加上今年农产品价格的回归补涨和灾害天气的影响等因素，一定程度上的确推高了CPI。这是“胀”的因素，另外，对房地产投机的调控，信贷规模下滑等，这是“滞”的因素，如何防止通胀又不出现经济出现“滞”，只有将宏观调控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

记者：请您谈谈具体建议吧

贺铿：我想主要有三个手段：

一是收入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企业提高薪酬水准，另一方面是不是考虑减轻企业经营成本，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多的但利润又不高的，可实行差别税率，减免税收。同时，对企业职工的五项保险，原来规定是企业交一半，职工交一半，是否可以考虑财政缴纳，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也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

二是人力政策，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百姓的收入。只有需求增大才能刺激企业提供供给，扩大投资。增加就业，特别是让低收入者，失业的群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保障收入并提高消费需求。

三是调整经济增长政策。在生产要素组合上调整，从房地产、基建等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

发展目标由GDP转变到民生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前民生问题？

贺铿：最根本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我们提了很多年的老话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转变经济发展目标，由GDP转变到民生。

我们喜欢提保增长，其实是过分看重了经济增长率那个数字，这是本末倒置，保民生才是首要任务。只要民生问题改善了，农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等改善了，老百姓收入稳定增加了，要GDP多少那个数字有什么意义？

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率看得太重，这和政绩考核指标关系密切。应该改变这种考核观，更倾向于对于就业率、老百姓收入等考察指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除此之外，还要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使得经济增长由投资推动转变到需求拉动；使生产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

还有一点需要提出，我们要更重视培育市场机制，真正让市场去配置资源，给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宽松平等的市场环境，贯彻执行落实好新36条意义重大。

点评房地产的困与兴

记者：目前房价调控也陷入“两难”。这么高的房价，不调控容易引发资产泡沫。但如果房地产和房地产投资萎缩厉害，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依赖的一大增长引擎折戟。

贺铿：抑制房地产投机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执行的二三套房贷限制等政策有些治标不治本，我认为要根治还是要启动房地产税，把炒房者的囤积成本提升上去，把泡沫彻底挤出来，让炒家因此远离房地产。目前，房贷政策的行政色彩太浓，只有房产税开征了，才能使房地产的信贷政策回归常规化。

记者：你预计房地产调控政策会进一步加码还是松动？

贺铿：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不能反复，2008年房地产政策反复，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一方面影响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反弹将形成更大的泡沫，泡沫蓄积会导致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那样的危机境地，值得警惕。

对房地产的调控，尽管价格没有下来，但交易量大幅下来了。当前，针对房地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贺铿认为，这是必需的，且毫不动摇的。我认为调控不是指房价要下来多少，调控的指导思想是遏制投资和投机需求，规范土地收入的管理和使用，这才是调控的根本。而尽快研究和出台房产税，我们的房地产才能健康发展，只有出台房产税，房屋的保有成本加大了，投机者就会有顾虑，房地产当中的投机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我认为这是投机者、开发商、也包括少数地方政府跟中央调控政策博弈的现象。再看他一个季度，再看他半年，这种僵持的局面，会打破的。在打破之后，让房地产商、投机者和部分政府恢复到理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出台房产税问题，只有房产税、交易税才能保证房地产健康发展。

目前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的限制贷款、限制购买等调控手段行政色彩太浓。但已经这么做了，就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购房的贷款方式，应该是银行的一种企业行为，国家应该看他怎样扶持中低收入者购房，而不是干预他，让银行根据其自身安全性，确定比较长期的房贷政策。

现在有部分城市房价特别高，那不是真实的需求引起的，真实的需求是由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如此快的房地产发展。现在的房价是投机问题造成的，千方百计监管控制投机行为，才能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6

国际金融危机正产生持续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和布局深刻调整。在这场金融大变局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然持续稳健发展，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部与外部条件正逐步具备，人民币随之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国家已明确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时期重要金融试点战略，通过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协议及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试点、RQFII等方式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与使用。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敏锐捕捉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利用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地缘优势，开展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占到了全国的1/3，为开展人民币国际化先行试验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正是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重要原因。

自6月底《总体方案》获批，广东省紧锣密鼓地制订、出台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设计“1+N”的配套政策体系。这些政策试图破除制约广东金融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在金融市场、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监管、金融合作等领域全方位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

《总体方案》内容涵盖了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多个领域。广东以《总体方案》的批准为契机，先行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佛山千灯湖等地进行金融改革创新布局，力推“横琴岛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等创新试验。

在陈云贤看来，珠三角金融改革除了要与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更要与粤港澳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广东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政策优势，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陈云贤对此充满信心。

“五个金融”与“三个不平衡”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金融改革进行了很多探索，已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云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经济保持了可持续的发展。广东省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5万亿，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现在广东省的金融总量已占全国1/10。

数据显示，2011年广东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6.3%，对GDP贡献率达到8.5%，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按《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到2015年，广东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以上，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0万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为完成国务院《总体方案》提出的具体目标，国家给了哪些新的政策？与温州、上海等地金融改革方案有何不同？

陈云贤：广东的金融定位要有别于北京、上海、天津以及香港等地，体现出广东特色。《总体方案》的政策涉及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城乡统筹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等方面。

其中，国际金融、产业金融、民生金融是广东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全面推进；科技金融要在广东的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村金融也是未来广东金融建设的重点工程。通过上述五个路径，从而衍生金融创新，推动广东转型升级。

相比温州的金改方案，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政策内容更全面、覆盖面更广、表述更具体。广东金融改革方案不但涉及整个珠三角城市及广大的农村地区，更要考虑到面向香港及澳门等地的地缘优势，在人民币离岸结算等方面进行创新。

广东要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特别要把握粤港澳合作的政策优势，把香港国际金融优势和广东经济腹地优势紧密结合，共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创新区域。

《财经国家周刊》：广东目前正在制订相应的实施意见，破除相应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更好地推动广东金融改革。广东的金融改革需要破解哪些困局？

陈云贤：广东已经进入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省金融界要认真思考解决三个发展不平衡问题，即：金融产业内部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广州、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平衡问题，珠三角地区与东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推动金融与经济社会全面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解决三个金融不平衡问题和发展“五个金融”，其关键还在于金融改革创新。

比如，突出抓好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将深圳市保险改革试验区相关政策扩大到珠三角区域，以前海、横琴、南沙为平台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重点金融改革事项，条件成熟的要尽快向国家和有关部委进行申请，条件暂不成熟的要加快研究形成方案，创新要早日突破、早出成效。

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部省合作机制，利用这个平台加强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帮助我省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制订具体扶持政策。

广东在金融改革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广东与香港、上海等地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此外，广东还面临金融人才紧缺及金融技术储备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难题需要逐步解决。

不缺思路缺方案

《财经国家周刊》：广东在国际金融、科技金融等金融创新方面有什么思路？如何处理“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创新与安全稳定的关系？

陈云贤：发展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和民生金融的改革思路有很多，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实际操作方案。比如，支持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消费信贷、农民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利用城市金融资源支持三农、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发展大型产业基金、成立科技银行、开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创新投融资体系等改革和创新是我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广东省委省政府也正在研究出台相应的实施意见，重点推动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改革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广东还要正确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和安全稳定的关系，既要尽快建立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又要学习上海等地成功经验，加快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全面推动广东金融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金融，如何创新？

陈云贤：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已经对实现东西北地区的跨越发展、协调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由于东西北地区集中了我省大部分农业产业和农村人口，农村金融发展工作对于东西北地区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几年，广东梅州、云浮等地就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贴近“三农”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农村支付环境也不断改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稳定了农村社会基础。

今后，农村金融改革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创新和完善为“三农”服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重点完善金融支农的担保、保险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用金融手段积极促进农业园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龙头企业改制上市做强做大。

《财经国家周刊》：广东在金融、科技、产业融合与金融改革创新方面也做了有益探索，你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陈云贤：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是全球产业重构的重要趋势之一。欧美发达国家正积极推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我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也已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这轮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为广东金融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为金融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机遇。

截至去年底，广东金融业总资产达13万亿元，但其中银行业占88%、证券业占7%、保险业占5%，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严重不足。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已将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作为重点金融工作。要做好该工作，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则，将资本市场打造成为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坚实平台，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同步实现资本市场跨越式发展。

产业金融创新的具体举措包括推动企业改制上市、重视和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PE和VC）、建设市场平台等。缺乏金融交易市场平台是广东改革发展的短板。

近年来，我省尤其是广州围绕金融市场交易平台建设作了积极的努力，广州OTC市场日前获得省政府批准筹建，与香港合作建设期货交易所的方案也已在制订，要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在深圳前海地区发展黄金、钻石、金融期货等交易市场。

比如，“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已成功举办，它的最大特色就是“交易”。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金融产品的交易，经广东的“一行三局”批准，参展的281家各类金融机构拿出来236项优惠政策，为广大企业和群众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优惠；二是金融与产业的对接交易，共有171个产融对接项目，金额达到7100多亿。三是金融人才交流，各类金融机构拿出811个岗位，有些岗位还是金融机构的核心岗位，向海内外招聘金融人才。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了解到，包括建立金融交易平台在内，广东尝试从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以带动经济发展。

陈云贤：是的。广州通过“金融交易博览会”这个平台，促使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与社会民生全面对接，形成了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要推动开展金融创新，必须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本质要求，达成金融企业、实体经济、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的一致诉求，这种金融创新才会有生命力、可持续性。

按这个原则，未来广东省各地方政府推动金融创新的着力点有：

一是创新金融支持“双转移”机制。积极探索和支持设立“双转移”种子基金，提高“双转移”专项资金带动效应，支持各地利用项目贷款、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工具，运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或分担、表彰激励等方式，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劳动力技能培训、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融资的积极性。

二是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责任保险。抓紧制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责任保险促进我省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利用保险机构的专业化优势，有效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是推广医疗保险的“湛江模式”，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建立符合广东实际、具有广东特色的医保制度。

四是开展金融扶贫。借鉴云浮等市的成功经验，运用扶贫资金进行担保或购买保险，由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贷款，有效变“救济式”扶贫为“创业式”扶贫，提高扶贫效果。

先行先试 政策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国际金融”是珠三角金融改革的亮点，也是广东金融改革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一大特点。珠海正在筹建的“横琴新区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岛”就是国际金融改革创新的具体表现，需要突破哪些限制？

陈云贤：珠三角金融改革除了要与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更要与粤港澳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通粤港澳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方面的关卡限制，并进行利率、汇率市场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探索，不断与国际金融规则对接。

《总体方案》要求，广东要做好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开展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试验。“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岛”是试验项目之一。

设立“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岛”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大量的参与者，允许人民币资金跨境自由流通等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其他离岸业务在岸结算的法律法规建设（租赁融资业务、跨境产权交易业务等）。现在的问题是，横琴新区尚未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居民不多、相关政策未到位等。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进行软、硬件建设，设立股权交易平台，进行金融招商等。要突破的相关政策包括：允许人民币资金跨境自由流通；允许横琴新区企业可在试点银行开设离岸账户；监管部门将离岸银行业务的准入及监管权限下放到广东省或珠海市监管部门；允许区内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对办理人民币外债业务适度放宽，支持区内企业在港澳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等。

“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上级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当前亟需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争取相关政策的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交易平台建设、“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岛”等金融改革创新的具体试验，将为广东的金融改革起到什么作用？

陈云贤：国家赋予了广东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权限，比如同意广东在珠海横琴、深圳前海探索开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验，发行境外人民币企业债券、信托投资基金，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贷款业务，开展多币种的人民币汇兑业务（比如刚刚公布的人民币和日元的可自由兑换）等。广东将籍此建成国内试验内容和覆盖范围最为广泛的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层面大力支持才能完成。你认为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有怎样的全局意义？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7

广播电视产业就是以广播电视为载体,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广播电视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即指从事广播电视产品与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经营提供相关服务的行业。

当前我国广电体制的现状及其利弊

市场经济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想发展和繁荣经济,就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所谓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就是政府要给企业创造一个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宽松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管理者则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建立一套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此不作论述)。那么,目前我国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是什么样子呢?是否与广播电视的发展规律和媒体市场的竞争相适应呢?

目前,我国的广电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这几种模式也各有利弊:

“局台合一”体制。所谓“局台合一”,就是广播电视局和电台、电视台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单位,对外是三个牌子。广电局局长直接兼任电视台台长和电台台长,电台、电视台不是独立单位,只是对外宣传的一个“呼号”。

“局台合一”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弊端。一是角色混淆,政企不分。二是越俎代庖,矛盾重重。“局台之间的矛盾是广电系统内部多年纠结的痼疾,业界戏称其为‘父子恩仇’。而这种矛盾是事业企业双重构架下的必然产物。在出资者所有权属于国家并由各级政府代为行使的前提下,政企(事)分开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①“电视台不过是广播电视局的一个创收实体,每走一步都离不开行政管理部门――广电局的指挥棒。”②

“局台分设”的体制。这种体制就是广电局是电视台的行政主管部门,电视台是隶属于广电局的二级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人权和财权,电视台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种体制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广电局往往对电视台管得过死、过宽,电视台应有的经营自往往被广电局控制着,电视台法人的地位有名无实。

集团化体制。1999年,全国第一家广电集团――江苏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无锡的广电集团是局和集团合一的体制,典型的行政与业务混杂体制,尽管业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国家广电总局的认同,以及自身对集团效果的渲染,业界许多人也认同了该模式的好处。后来几年,国家广电总局又在全国先后批准组建了省级广电集团,到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叫停广电集团时,全国广电集团已经发展了20多家。

广电集团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弊端。一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有关部门提出做大做强我国广播电视的口号,并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进集团化改革,结果事与愿违。这种忽视各方利益的简单的行政命令下的组合,即简单的物理式叠加,产生不了化合作用”③;二是广电政策的随意性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从已经成立的集团看,基本上是几家广电媒体叠加在一起。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④

“广电总台”的体制。即将电台电视台合并一起,称“广播电视总台”,简称“广电总台”。

同是广播电视总台,其实也有三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广电局与总台是一体的,即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对外既称广电局,也称广播电视台。这种体制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整合,体制仍然囿于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窠臼。

另一种是广电局与总台是分开的,广电局和总台都是独立单位,广电局行政指导,总台管业务。这种体制由于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广电局希望插手业务,总台总想摆脱,于是就很容易产生对立和矛盾。

还有一种是总台体制,这是目前比较看好的,也是国家广电总局在《2009年广播影视改革工作要点》中着力推动的,即市级广播电视两台合并,组建市广播电视台。其主要特点和优势是,电视台摆脱了广电局事无巨细、令人窒息般的管理,真正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羁绊,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和自身的发展需要施展拳脚,大显身手。

“电视总台”的体制。这种体制就是把市级和县级电视台整合在一起,组建电视总台,便于整合资源,使宣传工作上下贯通,结成一体。通过这种体制垂直管理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可以实现上下一体,政令畅通,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2001年,河北省秦皇岛市推动市县两级电视台的垂直整合,成为市县两级电视台合并的试水者。

但是,这种体制的不足之处是很难把握和分配彼此间的利益,相互间的关系有时不好协调,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

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中推进产业发展,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壮大事业。这是新形势下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必须注意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深化广电体制改革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尽管我国广电体制先后经过几次调整,但目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尽如人意。用全国广播电视界同仁的普遍说法是“有系无统”。而且,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管理体制中,多数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事不分、管办不分”。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体制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在僵化保守、管办不分的旧体制下,无法形成一套科学、灵活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发展广播电视文化产业,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就必须痛下决心,尽快推动广电体制的改革,让电视台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党委政府搞好服务的同时,真正地像企业那样自主经营。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思想决定行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观念要跟得上形势的需要、事物的发展。所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在转变思想观念上要做到两个方面:首先,要充分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加快广电产业发展是广电行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广电部门顺应时展、转变自身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其次,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河南省与山东省、江苏省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不单单是经济的总体落后,关键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市场意识上的差距,体制上的差距。如河南省的经济现在并不落后,GDP全国第五,工业利润全国第四,但是,文化产业意识和发展与江苏、山东、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相比,却有很大差距。就广播电视产业而言,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质就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市场意识的差距、体制机制的差距。

深化体制改革必须充分尊重电视台的市场主体地位。对电视台性质“两重性”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对电视台工作科学决策、正确决策的前提。但长期以来,电视台的主管部门不从电视台性质的“两重性”出发,而是对电视台既有“喉舌”功能,又有企业属性的本质不了解或视而不见,过分强调它的政治属性,而不管它的经济属性,从而导致在对电视台管理时,存在一些误区。一是管理部门对电视台管得过多过死,电视台没有经营自;二是电视台自身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走向市场的意识;三是一旦要求他们走向市场又没有走向市场的决心和胆量;四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变化,无所适从,没有应对的办法。

电视台既然具有企业属性,那么就应该充分认识和尊重电视台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真正赋予和认真落实电视台应有的经营自和用人自,只有这样,电视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对挑战,应对自如,掌握主动,最终夺取胜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电视技术的革命和进步,以及电视机的普及,不但颠覆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可见,电视作为当今社会的主流媒体,其影响和作用都很巨大。因此,人们对电视业的发展存在一种盲目的乐观,对如日中天的电视业存在的危机浑然不觉,认为电视前途无限。其实不然,一方面,电视产业具有无比灿烂的前景,另一方面,电视产业又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而要想突破重围,做大做强广播电视文化产业,就必须痛下决心深化广播电视的体制改革,真正赋予电视台市场经济法人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电视台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更好地履行“喉舌”功能,广播电视产业才能繁荣昌盛!

注 释:

①师琰:《广电总局叫停事业性广电集团》,《广告导报》,2005(1)。

②杨永军:《中国电视忧思录》,《青年记者》,2005(3)。

③④陈正荣:《集团之后广电体制向何处去》,《董事会》,2007(1)。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8

一、大陆台资企业的发展状况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由1989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9亿美元，总体投资规模仅次于香港和美国，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979—2008年，台湾地区在大陆投资项目总数77506个，实际投入金额475.8亿美元。大陆台资企业的发展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一)大陆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台商投资和经营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截至2006年底，在制造业投资的项目占批准项目的80％以上，具体涉及电子及电器、食品及饮料、塑胶制品、纺织、机械、化工、建材等行业；农业所占比重较低(5％)，主要是园艺、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服务业比例有所提高，主要是物流、商贸、交通运输、娱乐服务等行业，比例在15％左右。

(二)大陆台资企业地域分布比较集中

大陆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环渤海等地带，但有向内陆扩散的趋势。从具体分布地区看，江苏和广东是台商投资的主要聚集地，合计约占总数的一半；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也是台商投资的重要聚合地，合计约占25％。山东、天津、北京、辽宁、江西、四川、湖北等省日益引起台商的兴趣，投资数量不断增加。台商投资初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沿海区域中心城市为辐射点，环大陆沿海外凸弧形地带为辐射面的分布格局。

(三)投资主体从中小企业主导转向大型企业主导

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先行一步的台湾中小企业，主要是中下游企业，拉动了对台湾生产原材料及半成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供应原材料的台湾中上游工业生产企业也前来大陆服务。在新一波的产业外移中，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加入了外移生产的行列。台湾许多大型厂家已在大陆生产高技术产品，并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链，从而形成大企业主导的新格局。在台湾排名前100大企业中，约有90％来过大陆进行工商考察和经贸洽谈，并有70％以上在大陆投资设厂。较具代表性的有：水泥业的有台泥、亚泥，食品业的统一、顶新，石化业的南亚、台塑，纺织业的远纺、中纺，汽车业的中华、裕隆、庆丰、电子业的鸿海、华硕、大众，机械业的巨大、美利达，运输业的长荣、阳明，百货业的好又多、太平洋等。

二、大陆新经济环境对台资企业的影响

伴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台商和台资企业面临如何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实施和完成企业转型升级这一重大问题。

(一)大陆经济发展转型对台资企业的影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大陆新政策调整的内在驱动力。尤其是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变到消费拉动、扩大内需上，大幅度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拉动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筑牢金融业防范世界经济波动带来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及时出台相应政策积极主动应对，尽快改变目前被动应对外汇积累不断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过度投资等局面。这诸多因素无疑对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大陆积极制定政策吸引外资。大陆实施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是依据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制定的，给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远优于本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加速吸收外资。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土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新台币大幅升值，岛内市场趋于饱和，传统的加工出口产业逐渐失去比较利益优势而沦为夕阳工业，岛内厂商因生产成本增加而纷纷到海外寻找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生产地点，主要是东南亚和大陆。

台资企业依照欧美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模式来制定自己的“全球布局”，即两岸产业分工模式。这一模式将大陆定位为制造重心或生产基地，在大陆从事生产附加价值相对较低、劳力密集度较高的产品，而台湾母公司则主要发挥运筹管理的功能，如制定企业集团的经营策略、财务调度、研发、行销等，在制造活动方面仅保留少量、多样、高价、高阶产品以及新产品试量产的制造。但大陆自“十七大”以后积极推行经济发展转型，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求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追求外资质量、外资结构化、外资与大陆整体经济发展的和谐性和统一性将成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质量增长为目标，而以数量增长为取向的投资促进路径显然与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这使得许多科技含量不高的中小台资企业大陆投资在近年来大陆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冲击。这也反映出台资企业原来的两岸分工模式不能有效适应大陆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调整两岸产业的分工格局，进行研发、生产与营销等业务的重构与战略整合就成为台资企业在大陆持续发展的重要调整途经。

(二)大陆宏观政策调控对台资企业的影响

近些年来，大陆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对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土地及环保新政、内外资所得税统一、降低出口退税、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实转”和新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等，这些政策对台资企业尤其是许多十几年前就进入大陆投资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需要加速完成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大陆出台的土地及环保措施

近些年来，大陆对土地政策的掌控不断趋紧，各地区的用地指标的审批也愈来愈严格，加之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使得企业在土地审批、使用和流转方面也遇到一些问题。因此，企业必须要在尽可能提高土地开发强度的同时，从粗放型的企业经营模式转变为集约型发展方式。而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必然与高附加值的生产形态相关。

2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

自1994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内资企业统一税率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4％和15％。在实施中，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内资企业高于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消除差别，

实现“合一”，税率统一为25％。也就是说，台资企业所得税要提高10个百分点。

3　降低出口退税率

继2006年9月调整出口退税税率后，2007年6月1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通知，调降2831项产品出口退税率，部分产品甚至降为零，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自7月1日起执行，调整的幅度为历次调整之最。这次调整出口退税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取消出口退税率，主要是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包括水泥、非合金铝制条杆等有色金属加工产品、部分木板和一次性木制等；第二类是降低服装、鞋帽、玩具、钟表、皮革制品等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第三类是将花生果仁等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

4　大幅增加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和保证金台账“实转”

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颁布《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此次的限制进口类及出口类商品分别高达394项及1853项，自8月23日起执行。此后，对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所谓“实转”管理是指企业在合同备案时，须向中国银行缴纳台账保证金；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加工成品出口并办理核销结案手续后，保证金加计利息予以退还。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台资企业感到：由于无法以保税方式进口产品，且必须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因此增加了进口成本和资金调度压力；保证金实转，占用了资金，造成周转困难，但同时在银行贷款又很难，使得两头受挤。

5　新《劳动合同法》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劳动法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违约金、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使用期、裁员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以前游走于法律边缘有损劳工权益的行为将被明确禁止，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劳工权益将得到法律的进一步保障。这将使忽视劳工权益的一些中小台资企业受到较大影响。

总体来说，面对大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绝大部分台资企业采取就地转型升级，但也有一些企业转移投资地区甚至停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企业转型升级与停业的成本与风险收益的考量，另一方面，大陆地缘广阔，完全可能找到更为廉价的资源和开辟出新的市场，适当的转移对企业发展更为有利。因此，企业如何能够找到一种切实有效的转型升级或转移模式，以及政府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将转型升级的风险降至最低。并能够最终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

三、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趋势

大陆台资企业转型怎么转，升级怎么升，就具体每个企业来说存在着多样性，但从总的方向和趋势看，台资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大陆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导向，抓住两岸经贸发展的新机遇。

(一)台资企业转型应关注大陆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大陆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种必然过程。2001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就已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优化产业结构。大陆将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引导投向附加价值高的金融、物流、信息技术、软件及技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大陆设立地区总部、采购中心、营运中心、培训中心。更加注重加工贸易的转型。近期，有关部门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不是要取消加工贸易，而是为了实现加工贸易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优化加工贸易区域布局，引导其向产业链高端发展，从而促进加工贸易更好地健康地发展。

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必将促使大陆经济结构进一步的优化，从而推动大陆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对一些台商的经营造成影响，但长远而言，经济结构调整说到底对台商不是坏事，而是新发展的开始。关键就在于要顺应时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发展。

(二)两岸“三通”的实现有利于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2008年12月15日，按照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达成的协议，两岸海上直航正式启动，空中通航实现客货运包机常态化。这样，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三通”以来，经过三十年的曲折，两岸“三通”终于实现了。这不仅意味着两岸经贸与人员往来的成本将大幅节省，更重要的是掀开了两岸全方位交流的新一页，标志着两岸关系步入了“后三通”时代。

当前大陆台商由于环境的剧变，正处于关键的转型升级时期。两岸直接“三通”有利于台商在两岸进行重新布局，增加岛内母公司与大陆投资企业的整合，对于其加快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两岸未“三通”前，尽管两岸经贸关系有很大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两岸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得以更充分暴露在台湾制造业梯次向大陆转移后，占岛内GDP比重已达70％以上的服务业，受制于两岸无法“三通”与政治关系的紧张，难以追随制造业拓展大陆市场，发展潜力与国际竞争力都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急剧衰退的情况下，台湾依靠拉动内需、振兴服务业以抵抗外部冲击的措施面临着诸多制约。而过去形成的台湾接单一日本进口——大陆制造——出口欧美的四角贸易关系，因为欧美消费市场的衰退而受到极大冲击。

近来两岸为应对金融危机，均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举措，两岸经济将步入一个新的结构调整时期，这也势必引发对两岸经济关系原有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而两岸“三通”的实现，无疑为两岸经济关系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凭借。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难得的机遇，从而为两岸经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而两岸制造业领域的合作，也可以借助双方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机会，由过去的产业转移迈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

(三)台商投资大陆服务业领域比重将会继续加大

目前，以内需为主要导向的台湾服务业正面临岛内市场狭小的瓶颈，迫切需追随已外移的制造业向海外特别是大陆拓展服务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增加潜力。大陆经济也正步入重要的转型期。“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特别是要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变。在工业升级方面，通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加快发展服务业方面，国务院专门相关指导意见，提出到2010年“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要求，以及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的重要目标，并提出加快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服务领域资金投入力度及优化服务业发展政策环境等重要举措。

随着两岸经贸发展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阻碍两岸服务业合作的政治障碍正在减弱，两岸“三通”全面实现以及两岸有关金融合作协商进程的加快，将促进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的全面深化，也是大陆台资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领域。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大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将是大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趋势。台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区域发展特点，考虑向物流、旅游、运输、建筑、保险、会计、咨询等服务业领域拓展，实现企业发展的突破，开辟企业发展的新领域。

(四)大陆台资企业应更加注重向产业链的上、下两端发展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9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究竟有多大？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警示和讨论后，各方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

6月1日央行《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首度披露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有媒体按照官方数据2010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7.92万亿元简单推算，截至2010年末，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上限约为14万亿元。

此前银监会内部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规模统计是超过9万亿元。央行统计何以突然又多冒出来5万亿元？这引得海内外投资者恐慌不已，电话打爆了投行。

再加之路透社5月31日晚报道称“中国三大部门发改委、银监会、财政部准备在今年6-9月间，清理2万亿元至3万亿元人民币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将部分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6月2日，14家A股上市银行全线飘绿，银行股整体下跌3.96％。

经媒体多方核实发现，这两件事本身均属误解。一位接近财政部的知情人士透露，鉴于审计署正在对地方负债做摸底调查，其中包括对政府介入过多的地方融资平台相关贷款风险的衡量，内部有讨论未来的解决方案。路透报道所言的方案从时间、内容、上均不可能。随后几天，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吴晓灵在内的诸多权威人士均予以辟谣。

央行报告的所谓数据，则是表达不严谨所致。一位央行调查统计司官员分析称，这一数据是指“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0％”，也就是说，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有高有低，低的只有不到20％，最高不超过30％。

“央行对地方平台贷款的口径定义的确比银监会的口径宽泛。”剔除铁路系统等的项目贷款，央行公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与银监会的口径是基本一致、数字相仿。

据了解，央行将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和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平台公司都统计在此范围之内，包括有商业还款来源的、有财政资金补贴的平台公司等。央行的统计数据是商业银行根据央行提供的平台公司的名录上报汇总。

目前，铁道部体系负债约1.8万亿元，根据2011年2月铁道部的超级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说明书推算，其发债融资约6000亿元，境内外银行贷款约1.2万亿元。

对于平台公司的界定，2010年8月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四部委曾联合下发的412号文（《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范围做了规定，即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包括各类综合性投资公司，如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开发公司、投资开发公司、投资控股公司、投资发展公司、投资集团公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等，以及行业性投资公司，如交通投资公司等。

在多位银行界人士看来，平台的口径和定性仍嫌模糊，还是本糊涂账，“对于平台公司的界定今天一个标准、明天一个标准，让银行很被动。”

一家大型银行高管也透露，该行曾经做过一个模型，已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进行测算和评估，然后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但很快就发现，“根本行不通。因为只知道一个平台在我行借了多少钱，但搞不清楚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个平台，又在别的银行借了多少钱。

从狂欢到乱象

这轮地方融资平台的狂欢，始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年到2009年。按照银监会和央行联合调查的结果，地方融资平台从2008年的不到2万亿元迅速变成2009年底的7万多亿元。

“那两年，任何项目都前所未有的顺畅，不论是从财政获得拨款，还是从银行获得资金。即便不需要贷款的也从银行拿了不少钱。”一家国有银行江苏分行的负责人坦言，借钱容易，就产生了盲目借贷，寅吃卯粮，过度负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平台资本金不到位，投向不合理，未来还款没有保证的现象开始层出不穷。

央行6月1日的《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的地方融资平台约占总量的70％。东部地区平台个数较多，占全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数的50％，而剩下的“半壁江山”中集结了大量的中部、西部地区县级贷款平台。湖南、江西两省县级平台占全省融资平台总数的比例均超过70％，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的县级平台占比更是高达80％。

一家城司总经理总结了目前国内融资平台的发展路径：有些平台是专为政府投融资服务，基本是个“壳”，自去年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文件，要求清理经营业务的平台，而这些“壳平台”需满足整顿要求，地方政府直接把土地收储的职能划入其中，变成为了经营土地的平台。

与此同时，一些变相融资平台也应运而生。采用该模式建设的项目，所有权是政府或政府下属的公司；政府将项目的融资和建设特许权转让投资方；投资方是国有或民营的建筑企业；银行根据项目的未来收益情况为项目提供融资贷款。作为回报，项目建成后，企业将可以得到相关土地的使用权或特许经营权。

这种方式是以往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承建基础设施项目的BT方式（Build-Transfer即建设―转让)，是国外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常用方式。即指政府通过合同约定，将拟建设的某个基础设施项目授予代建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代建企业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合同期满，代建企业将该项目有偿转让给政府。

这一模式在国内最早由国开行用于建设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但据国开行人士透露，“今年已经停止做BT项目了。”最初国开行采用BT模式的初衷是可以隔离政府和银行的关系，达到市场化融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的目的。“现在的情况是BT项目本身没有现金流，企业的现金流也很紧张。”

前述风险部门高管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现在有不少新平台项目的变种，该行对类似项目高度警惕，要求分支行不予支持。

地方政府对不同平台的资产腾挪也用到了极致，用一家平台贷款到了上限后就成立新平台，将核心资产划拨过去重新申请贷款，此类做法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日对“10川高速MTN1”“10川高速MTN2”两单中期票据的发债主体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川高速）处以警告和注销其剩余发债额度的处罚。“这种处罚之严厉是业内前所未有的。”一位债券市场资深人士表示。

今年2月和3月发行的这两期中票核心优质资产是川高速持有的成渝高速31.88％的股权。而去年4月16日，成渝高速（00107.HK）在港交所公告称，川高速持有其股权将被划转给川交投，却并未事先在银行间市场做任何披露。根据市场专业人士估算，成渝高速被划转之后，川高速2011年的现金流约为34亿元，对应的年须偿付利息则高达40亿元。

“到这两年，由于项目开工又适逢还款期，加之地方政府换届，既要上新项目，又要还旧账，各界担心平台贷款会在未来一两年进入违约高峰期。”这位负责人直言。

全覆盖奥妙

“整个端午节小长假都在加班加点，重搞解包还原。”工行内部一位人士透露。

今年5月，根据监管要求，各家银行重新对平台贷款进行解包还原，重新界定其现金流情况。目前不少银行都在不舍昼夜地进行再次解包还原。接近监管当局的权威人士透露，还原结果将成为随后根据现金流覆盖情况分类拨备的依据。不过多位受访的银行人士均表示，目前各界对于解包还原的执行情况千差万别。

“是否属于全覆盖或半覆盖是动态的，每家银行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一位大行风险管理部高管说。

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须依据平台公司自身经营性现金流覆盖情况，按照现金流覆盖比例将贷款划分为全覆盖(100％及以上)、基本覆盖(70％-100％)、半覆盖(30％-70％)、无覆盖(30％以下)四类风险定性。并以此为依据，计算资本充足率贷款风险权重相应计提风险资本，其中，全覆盖类风险权重为100％；基本覆盖类风险权重为140％；半覆盖类风险权重为250％；无覆盖类风险权重为300％。

“实际操作中差别很大，很难统一。”银监会前述人士表示。

在国开行上报银监会的对平台公司的分类认定中，“99％的平台公司都是全覆盖的。”国开行人士表示。在国开行的操作中，只要有地方政府指定土地收入还款的项目，即便该土地地块尚未取得“四证”，也视同全覆盖。但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只有四证齐全的土地才可以做抵押，否则视为抵押无效。“如果都按照这一标准，就没有几块土地能做抵押资产了。”一位商业银行人士亦表示。

工行和建行管理层在3月底曾公开表示，平台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可以全覆盖和基本覆盖本息的占比超过65％。“我负责的项目覆盖率经过几轮测算，早就过了100％。但在抵押质押品与信用折现怎么算的问题上还有很多讲究，政府会在土地问题玩猫腻。”一位工行人士称。

工行去年年底披露的平台贷款余额在6000多亿元，接近工行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一季度时工行相关贷款又有显著下降，而其现金流半覆盖、乃至无覆盖的平台贷款，更是只有6％左右。有高管对此质疑，“难道这些平台贷款的资产质量在短短数月，就有显著好转？就会大幅减少？”

从银行的角度，并不希望风险暴露出来。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承认，目前各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都在设法尽量把项目打扮成现金流基本覆盖的模样，设法转入公司类贷款。此举的好处在于，这些项目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贷款支持，而银行又无需为此计提巨额的拨备，也不用担心不良贷款的短期激增，个人被问责。“现在的平台贷款公司问题多多，但均对外宣称问题不大。”

到目前为止，各家商业银行公开披露的数据和对外的信号显示，银行认为当前平台贷款余额已经大幅降低，风险可控，基本没有出现不良，不足为惧。

“一旦把平台贷款划归公司类，政府解套了，但银行却被深度套牢了，以后政府无需承担责任，而银行的风险其实是不增反减。”前述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承认。

地方政府心理战

一位上海大型平台公司的人士转述：今年4月，审计署有关人士来查账的时候，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我们到其他地方审查后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估计你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句则是，账务要做到平台债务和政府没有关系。”他认为此话意味深长。

接近审计署的知情人士称，这次审计署的审计口径有严格的定义，有经营收益、城司互相担保、没有土地证的质押贷款都未纳入其中，只有以地方政府承诺函、以财政资金或未来收益做担保的贷款才被审计。这一口径将远远小于央行和银监会的统计口径。“数字已经出来，究竟是多少，还在严格保密中。”他说。

另外，这次审计署调查的是地方政府的全面债务，并不限于平台贷款，时间跨度上从第一笔政府贷款开始查，跨过两轮金融危机（1997、2008）、两届政府。

“也许是本届政府要给自己做个结论，本届的债务并不高，问题并不大。”一位市场人士如此评论这一审计。

瑞银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央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插手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要求减记，因为中央并不清楚到底哪些政府真正缺钱，特别是在商业银行并未将相关平台债务计入不良贷款的情况下。

由此，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变得微妙起来。来自国有信贷部门负责人担心，一旦有地方政府率先违约，将对其他地方政府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可能会出现攀比――你出现10多亿元的“窟窿”，我出9亿元的坏账就不算什么了。一旦集体违约，后果恐不堪设想。

“富裕地区也缺钱。”一家国有大行公司部负责人举例称，2010年，广东省全口径财政收入约1.18万亿元，居全国第一，但实际可支配收入不足一半；而广州市当年财政收入3300亿元，可支配收入仅800多亿元。一家国有银行江苏分行的负责人透露，苏州、无锡、常州等财政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目前也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

尤其是县域的空壳平台公司风险巨大。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在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大量县域平台的贷款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一旦其中的20％出现损失，就会导致目前商业银行高达200％以上的拨备覆盖率大肆降低至50％的水平，风险不言而喻。

一位接近监管当局的权威人士评价称，在银政关系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地方分支机构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均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即便有理性者，也如一位国有银行发达地区分行的行长透露，很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都不敢直接与政府叫板，只好拿监管要求说事，但地方的行政掌管对于解包还原、资本金补充和增加抵质押物的积极性并不高。他并称，历史上，地方政府的确有不少不守信用的“事迹”，现在正值换届，“新官不理旧账的可能性也的确存在”。

“沿海发达地区想少报债务，内地落后地区比如河北河南就想多报，想着万一被豁免呢。”前述接近审计署的知情人士说。

一些欠发达省份已开始出现政府不合作现象。知情人士透露，云南省政府就口头知会各商业银行，他们的财力无法满足相应的现金流覆盖和还款要求。

而地方监管当局同样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职责所在，不能坐视不管；另一方面，在地方任职，又不敢得罪地方官员，所以在对监管要求的执行上，千差万别。“目前，很多地方已经改由银行业协会牵头出面与地方政府进行四方会谈。”他直言，“谁把协会当回事？”

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信贷部门负责人看法仍较为乐观，他认为，如果地方政府一旦违约，那么当地的金融环境和政府信誉就会扫地，所以政府有钱不还，公开赖账的可能不大。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篇10

对于“蓝绿对决”的大选态势，现在岛内舆论还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对两大阵营胜负预测分析的层面上，并且多数看好泛蓝军的取胜。不可否认，国亲结盟无疑会对绿色阵营的政权保卫战构成巨大威胁，但这一事件本身的寓意却并非仅仅在此，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泛蓝阵营形式上的整合成功仅仅是“创造了可能的胜选组合，但绝非买了胜选的保单，更不意味着就此出局”，实质上，国亲结盟后所形成的蓝绿对决之势，“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台湾以往被分割的一股民意，如今经由政党与领袖人物的整合，未来将有展现的机会。其结果不仅是谁当总统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整体未来的走向。”［1］这位学者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即政党结盟导致的“蓝绿对决”，将会对台湾今后的民主建设产生“质变”的正面效应；与此相比，两大阵营“鹿死谁手”的成败较量，其意义并非如此重要，亦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以为：明年大选时的“蓝绿”总对决，将是终结台湾“蓝绿政治格局”的必经之途。换言之，台湾政治生态“蓝绿格局”的崩解，必然要在全岛范围内经历最后一役“蓝绿对决”的殊死较量才有可能实现，而2004年的大选则是完成这一转折的时空界标。

2004年“蓝绿对决”呈现的无非是两种前景：保卫政权的成功及泛蓝军的再次惜败，或者是相反。目前，我们还很难认定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这个假设；反之，泛蓝军的再次惜败却是有迹可寻的，而这一结局，将可能成为两个大的“本土型”政党真正成型的前提条件。

一.两党制转型的征兆

人们还记得，2002年的“北高选举”以“蓝绿平盘”作收。朝野双方在两个具有不同选民结构的典型区域城市均有收获，但都没有结构性的突破。作为“相对多数决”的单一席次选举，与“总统选举”类同，使其具有了某种指标意义，因此给蓝绿双方都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空间”，即双方都能从中解读出有利于已的种种信息但又于心不甘。这个事实恰恰表明，台湾政局走向终将不是依据蓝绿双方各自的意志形成，而是社会意志的总体合力使然。

泛蓝整合加速朝向联盟党方向转变，是“北高”选后台湾政治的焦点。作者曾提出，是次选举将会具有对国亲两党整合下“交易定单”的性质。［2］选后一周，似乎很快证实了这一推测。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谈，确定国、亲两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共推一组人选，并组成国亲携手的执政团队。连战在呼应国亲两党合并时，甚至认为台湾两党政治已经“略具雏形”。［3］但是，当人们由此认定“国亲合”必然所向披靡时，或许也就掉入了判断台湾政治走向的一个最大的陷阱。因为在这种想当然的数字计算中，台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恰恰被忽略了：2000年政党轮替所改变的政治生态，不只是朝野政党的易位，而且也是台湾政党政治重心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党能完全掌控“立法院”多数，任何政党都无法顺利推动施政。台湾传媒担心，近三年来立院朝野对立、虚耗空转、苦撑待变的情形还会随着大选趋近而激化，到明年“总统大选”还要经历的三个会期中，朝野对立持续可能会有“立法院”议事全面瘫痪的危险。［4］因此，台湾政治的长久机制应是朝着革新了的，促使政局稳定的两党制转型。在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过程中，“本土化”始终会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基。如果“蓝绿对决”的结果，只是生成“蓝党”与“绿党”的“两党政治”， 那么，它不过是重演过去几年的朝野对峙，台湾政治仍旧回到原点。

促成蓝绿对决及至两党制政治的成形，也是关于台湾未来政局的政治构想之一。［5］谢长廷认为，国亲合作与“国安联盟”都是台湾迈向两党制的必经过程。前者对而言是一种被动应对，后者则是它的主动出击。2001年成为立院第一大党后，放弃成立国家安定联盟，被《台湾日报》惋惜地认为“错失第二次民气可用”。“北高选举”虽然没有国安联盟的发酵，但蓝绿势均力敌的生态会使这一问题在2004年大选时再次浮现。

我们以为，由于大陆经济体的崛起，台海对峙已经开始反映到岛内政治方面，形成了台湾政治的基本面，即“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斗争。［6］由这个“基本面”着眼，一种可以期待的，理性温和的台湾政治发展选择是：在岛内政治中能够跳脱蓝绿对峙的两极格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不升高台海对峙情势，从而为台湾发展谋得一个大环境的安定；在经济上能够推动或至少接受台海“三通”，将台湾产业布局推向两岸经济不可避免的“一体化”进程之中；在社会心态上能够结束所谓“台湾悲情意识”，但又能体现台湾民众要求当家作主或“本土化”的“主体意识”。如果色彩果真是台湾政治的一种高度抽象，那么一言以蔽之：它的基本色应该是“淡蓝”或是“浅绿”。

二.蓝绿两军对垒的动能与局限

“蓝绿对决”已成为台湾政党政治近程发展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台湾社会母体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动能，而不完全取决于现代政党政治本身的竞争特质。自上世纪70年代末“解严”以来，台湾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政治本土化进程。2000年执政，是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高潮，尽管李登辉执政时期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铺垫。这种政治本土化的深入表现在：省籍、族群问题虽然还是官方的一种政策禁忌、一种社会争议，但至少已成为一种选举利器；从“”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从“只做不说”的“特殊两国论”到“一边一国”，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中衍生出越来越频繁的“国家认同”问题，代替了“中华民国宪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忠诚宣誓；原教旨主义的成员组成“”党，不断以高度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总统台生条款”、公投法和“台湾正名”等）冲击着台湾社会，展示着与其政党规模不相称的政治能量。

本土化的发展使台湾政治重心向“本土性”政党移动。所谓“本土性”政党，在台湾的政治语义中可表述为：其一，任何政策决定的依据必须以台湾人的福祉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其二，政党成员结构主体和政治明星人物是以台湾省籍为主（在政治文化更加宽容的情形下，其成员或还可以包括虽属大陆省籍但“认同台湾”的所谓“新台湾人”）。前者构成台湾所有政党间最大的公约数，后者则是由台湾“身份政治”所规定，并且随着人口自然结构演变日益被强化。无疑在这方面占据了历史的、政治上的制高点和诠释上的言语霸权，并且迫使国亲两党处于防守地位。连战在反击绿营抹黑属性时，曾特别强调：已经是“本土型政党”。从实际情况来看，自李登辉担任主席以来，确实也完成了向“本土化政党”蜕变的过程。“结束动员戡乱”的举措，不露痕迹地消减了由国共内战的历史纠葛所维系的“一个中国”的政治存量；取得合法政党的地位，并参与政党竞争则是引入和加大了台湾“本土政治”的增量元素；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党争”使非主流派出走和大陆省籍官员退出权力核心，无异于对进行了某种“去中国化”式的。当然，在政党轮替前，国、民两党毕竟还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例如由于“中华民国国家法统”的传承，的政策多偏向于照顾掌握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而来自于“社会新生自主性运动”的，则偏向照顾中下阶层民众。但这一差异，在执政后实际上已逐渐弭平。至于曾被视为国、民两党间的本质性差异，如传统上所主张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与所主张的“台湾民族主义”的相互冲撞，在目前台湾政府的施政实践上，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台湾经济在两岸一体化分工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往的“中国政策”大辩论中看到形迹。故而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不断地被刻意放大，它更多的是出自的政治运作，需要将泛蓝定位为“非本土性政党”而已。

但国、民两党在争夺“左右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相互否定的战略，才能维护自己所在领域中所获得的合法性”。［7］台湾的“政治本土化”进程乃至各政党“本土政党”之定性，在“一中宪法”不能修正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野蛮的血缘区隔来实现。台湾政治由此也一直显现着由省籍和族群为依归的“身份重建”，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政治”的问题。“去李”后的又被重涂“非本土性政党”的色彩，就是这种血缘区隔的“符号政治”的产物。相互否定形成了台湾政治“蓝绿对决”的两极格局，“本土化”通过选举积蓄势能，又在选后施政中不断地释放张力，一切施政都无法避免选举层面的考虑，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人为的切割与损害。在野方面抨击：台湾没有“总统”，只有“总统候选人”，确是相当犀利地点出了目前台湾政治的窘状。台湾经济近年来持续恶化，固然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相关，但本质上是与没有一个良好的施政环境、“蓝绿对决”所造成的连绵不绝的朝野抗争相关的。政府的“拼经济”拼不下去，“经发会”好不容易形成的“全民共识”最后只能无疾而终，都表明：只要“蓝绿对决”的基本面不变，台湾政局乱象仍将持续。可以预期：台湾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前途在于从相互彻底的否定，走向不完全否定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交合，台湾的政治生态也应当由族群切割，社会撕裂基础上所构建的“形式民主”，“身份政治”，逐步向多元的“包容性民主”，“协商政治”转型。

这个转型过程之所以必须，还因为台湾政党政治中愈益强大的支配性因素：即“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矛盾斗争及其结果。所谓“中国化”是指近年来大陆经济体的崛起对台湾投资与贸易“磁吸效应”的扩大。“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矛盾斗争表现为“磁吸”与“排拒”斗争的白炽化。一方面“本土化”的发展愈益强化一些选民“台湾优先”的认受性，经济上离不开大陆但又对中国“经济威胁”充满恐惧，甚至愈益排拒“中国化”效应的扩大，台湾政坛不乏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领袖；但“中国化”因素，毕竟又使某些本土性政治领袖不能不意识到，唯有走出的悲情，摒弃的原教旨主义，才可能维持偏安政权，终结政治动荡，扩大该党的支持者，获得相对多数选民的认同。

实质上，台湾政党政治的大变动，应该说就隐伏在双方都无法跳脱的格局现状中。宋楚瑜展望2004年选举时指出：总统大选不是蓝或绿的问题，因为立法院各党都不过半，若是单一颜色当选总统都将难以摆脱政党恶斗的泥沼。［8］“北高”选后，宋着意描绘了筹组“救台湾大同盟”、组成跨党派执政团队的政见，试图跳脱“蓝绿对决”格局，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台湾主流民意的脉动。但我们以为：这种新格局很可能是由两个大的“本土型政党”――即以“李扁体制”为核心的旧本土型政党以现有的为基本成员，和另外一个新的“本土型政党”以陆续分化出来的精英人物，庞大的中间选民以及陆续被收编的泛蓝阵营为基本成员之间展开。它将取代目前这种泛蓝与泛绿的对决。无疑，“中国政策”将是这两大“本土型政党”的最大政策区隔，旧的“本土型政党”，我们姑且称之为以为终极目标的，非理性本土型政党；新的“本土型政党”则可视为并不完全排斥与大陆的统一，但这种统一首先是以台湾人的福祉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的、理性本土型政党。台湾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对“北高选举”后台湾政局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经过过去几年的政治扰动与瘫痪，一种新的不满与期待业已开始形成。台湾政治已到“巨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时刻。人们已借着这次选举，释放出了一种当论界所谓的“转换式的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的讯息，那就是政治已必须超越过去几年里的那种“旧规格”（Old paradigm）而形成“新规格”。认为当今的台湾政治所需要的乃是一场“蜕变竞争”，而不只是单纯的政党再轮替或权力分配而已。［9］

我们以为这种两大“本土型政党”的对决取代目前这种“泛蓝”与“泛绿”的对决，或许正是“巨变分叉”、“蜕变竞争”、“转换式的政治”的实有内容。而这只有通过“蓝绿对决”的某种“终局验证”的方式才能出现，新的政党重组才能够完成。

三.两幅政局蜕变之图景

如前所述，2004年台湾蓝绿对决呈现的无非是两种前景：保卫政权的成功及泛蓝军的再次惜败，或者是相反。面对一个团结的泛绿阵营和一个松散的，同床异梦的泛蓝阵营，我们现在已很难认定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这个假设，这一犹疑实际上是有迹可寻的。2001年的台北县长选举可以视为2004年“总统选举”泛蓝与泛绿对决的一次预演，在是次大选中泛蓝阵营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大集结，共推的候选人王建煊在个人能力，操守上也决不逊于，但仍然败给了泛绿阵营的。在泛蓝阵营经营深厚的北台北县尚且如此，遑论全岛性的“总统大选”了。

诚然，在近期台北市大选中获胜，得票率成长近13个百分点（这些票4年前是的支持者），确给泛蓝阵营的支持者注入了强心剂，也增加了他们对2004年夺回政权的期待。但的超人气是否就预示着泛蓝阵营的行情也会在全岛走俏，这是大有疑问的。以高雄市为主的台湾南部7县市，经过多年的“蓝绿角逐”已基本上成为难以撼动的“绿色票仓”，且其基本盘仍在稳定成长中。先以具有指针意义的高雄市为例，自1998年谢长廷市长选举，绿营“翻盘”成功以来，整个南部此后也“蓝天转绿地”，“1998年后的数次选举，都透露出绿军基本盘稳定成长的讯息。1998市长选举谢长廷的48％、2000年‘总统大选’的45％、2001年立委选举、、建国党的48％，说明绿军基本盘已稳定在45％到48％之间，而这次的高雄市长选举，则是对这个基本盘的一次测试”。［10］而此次的高雄市长选举，形势其实对绿军并非有利，执政的政绩不佳，农渔会反对政府的街头游行、蓝军初步整合成功、经济弊案的纠缠等等因素，始终冲击着谢长廷的选情，但最后谢长廷不仅维持了绿军的基本盘，还吸收了相当多数的中间选民首度过半，开出的50％的不错成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使蓝军无法接受的结果，因为“执政两年半来，固然经济下滑，但对于没赶上电子业列车，重工业、农业转型失败的南部来说，经济状况不佳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发生。而执政以来，大量建设经费在南部，南部的感受可能与北部略有差异，甚至认为比以前还好，这也可从谢长廷选票在各区均有成长可见，除了绿军死忠教义派，还能吸收更多中间选票。而未来一年半政府必然会以更多经费建设南部，选票恐怕只会往上而不会往下，南部票仓将更形稳固。”［11］反观泛蓝阵营，本来不仅在北部，在南部都有一搏的可能，但由于该阵营既缺乏自身的整合能力，在选民诉求上又没有方向的一致性，基本盘的支持者也处于“无栏圈养，放羊吃草”的状态，致使近几年的得票率呈现极不稳定跳动。

在泛蓝整合已成的情势下，2004年政权保卫战无疑是艰难的。2004年经济环境对蝉联执政会有影响。任期只剩一年多一点，扭转颓势当然诚属不易，但一年后它所处的岛内时空环境都绝不会劣于2001年立委选举。根据台湾“综合研究院”预估，2002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约为3．12％，摆脱了2001年负增长的阴霾，预估2003年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略升到3．42％。民间企业固定投资、商品出口及劳务输出也都表现出景气回升因素。［12］因此，设想会在2004年大选时因经济因素败北，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何况执政党所掌握的执政资源，从来都是影响选情的重要手段，因此更不能低估调动执政资源打击对手的能力。特别是政权易手后，“”甚至“中华民国宪法”均被束之高阁，旧的“国家法统”日渐受到侵蚀，泛蓝阵营本身又被定位为“非本土化联盟”，使其在政治动员的权利资源运用上缺乏那样殷实的筹码，而绿军的反“旧势力复辟”和“巩固政党轮替成果”较之于“二次政党轮替”的悲情诉求，时值台湾的身份政治已恶化到民粹政治的今日，在争夺中间选民上更容易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

另外，调整施政方针向中道挪移，吸纳中间选票，处于执政地位的无疑有着远比泛蓝阵营更为宽阔的着力空间。从“二合一”选后台湾的政治发展来看，的诞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摆设，就两岸关系和吸纳中间选民而言，它扮演的止滑垫，可以有效拉大的战略纵深。［12］执政后空出来的独派空间由接收后，两者间的微妙分工，使既可以向中间选民交代，又不会丢失台湾“极左翼”选民，而2002年台湾“北高”选举表明：中间选民选票在简单多数决的单一席次选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故执政前后权力基础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泛蓝阵营而言，2004可以被认定是它的政治动员、政治集结的峰值年代，是其政治张力的全部释放。如果它仍然不能带来收获，势必导致泛蓝作为一个阵营的解体：本土派出走的压力、要求代际更替的压力、要求改变政党属性（例如将中国改为台湾）的压力、都会强大到使濒于解体的程度（如果国亲两党已经合并）。溃散的泛蓝基本选民队伍大部会向着非极端的本土性政党流动，从而成为它的基本队伍，或者其流向成为孕育新的非极端的本土性政党的条件。它的滞后效应可能会在次年后的立委选举中完全显现出来。因此，2004年将是台湾政党政治走向的一个转捩点。对“泛蓝阵营”连宋这类老政治明星而言，2004也是一个当选或者汰换的时间上的转捩点。两党均面临由政治中生代接班的压力。高票当选更加强了内的这种气氛。失去执政资源的宋楚瑜的政治行情开高走低，亲民党在关键性的几次选举中不能推出强力人选，“一人党”的窘状愈益突显，其危机感比还要严重。可以说如果此役败北，将是两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之所以勾勒这样一幅图景，不只是因为胜负确实是一种“二者必居其一”，也因为对于泛蓝阵营来说，避免这种“噩梦”的全部前提均是建立在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假定上的，但这毕竟是一个无法视之为必然的假定。

我们也不否认，毕竟台湾选举政治不仅受着趋势性的影响，它还同时受到技术性和偶发性因素的扯动，例如像“新瑞都案”这样的偶发因素，险些让初期“拔剑四顾人茫茫”的谢长廷阴沟翻船，而“兴票案”也曾使人气如日中天的宋楚瑜功败垂成。岛内外形势的多重变量，使政局发展会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果“钟摆”真正移向泛蓝一边，前述台湾两大本土型政党的成形会有延宕，但同样有可能导致政党资源洗牌或政治生态重组的前景。这是因为泛绿阵营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泛蓝的胜利会被解读和认定为“旧势力的复辟”和“台湾优先”次序的逆转，的败选会加大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冲撞，更趋极端性的本土性政治人物和选民会或许向流动，的影响会加大，会从过去只能对进行侧翼掩护和李登辉一人党阴影的位置中走出，走向台湾主体政党的前台，更大可能会成为分化后的极端势力之核心。尽管在总结“北高”选举败北教训时，提出向中间移动以政策争取选民的主张，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极端原教旨主义是存在的依据。一个向中道移动的，最终免不了为收编的命运。籍高雄市长谢长廷继后成为党内民意最高的行政首长。作为前主席、两任“院辖市”市长的完整资历使其具备了很高的可见度，其政策主张也多少与党内基本教义派有一定程度的区隔，在泛绿阵营的分合中，会成为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变数，这也会是台湾政党政治朝着两个本土性政党酝酿转型的肇始期。此外，如许信良、施明德、陈文茜等，从分化出来的非主流派人物，其实也并未完全“过气”，在新的本土型政党的发育进程中，他们很有可能成为领军的政治明星。同时，即使蓝方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在“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台湾政治斗争中，国亲两党政治领袖或许在相当时间内，会更加注重“台湾优先”主体价值观的弘扬，甚至要使自己更象“本土性”领袖才能推动施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在统治苏联时更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那里找到例注。

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象征，“蓝绿对峙”实际上是以省籍族群的两极对峙为动能的，同时，它也是台海两岸僵持对立在岛内政党政治中的反映。历史多次表明：台海两岸关系 “剑拔弩张” 的时期，也是原教旨主义挑动省籍、族群矛盾以及提升台湾“悲情意识”最有效的时期。相反，稳定的两岸关系可以加速台湾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进程，使其选举摆脱一种自然的、蒙昧的、原始的恶性循环，――那也是一种有利于极端派操作的非理性阶段。台湾选举政治的成熟对大陆将是福音而并非祸水，它可以改变依省籍和自然人口结构决定台湾政治走向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民主将取代民粹。对于大陆而言，经济上的有所为（保持对台的强大磁吸作用），政治上的“有所不为”不干涉政策是一种最好的干涉的战略宏观操控，会导致一个有利于大陆的局面迅速成形：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会促成一个新的，为台湾民众所肯定，也能为大陆所接受的，与抗衡的，理性本土型政党的诞生。

（作者单位分别为：深圳大学、日本金泽学院）

注释：

［1］高朗“从国亲结盟到蓝绿对决”，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2月15日。

［2］参见：范晓军“台湾政治板块的切割与重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一期。

［3］“连宋配 连：没有不成局的打算”，何明国／台北报道，台湾《联合报》2003年1月25日。

［4］社评“朝野对立”，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2月6日。

［5］谢长廷在2001年“二合一”选举前有过类似说明，2002年“北高”选后再一次予以论证。参见“谢长廷：‘国安联盟是两党制必经过程’” 何荣幸／台北报道，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7月15日。

［6］此论将另文展开。

［7］王昆义“扁李体制重返新中间路线的起步”， 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6月18日。

［8］“宋楚瑜称勤力备战总统大选”，台湾“中央社”高雄2002年12月19日电。

［9］南方朔“台湾政治已到“巨变分叉”时刻”，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12月16日。

［10］王御风“撼南台湾绿军难”，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