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十篇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1

引言：

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强奸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强暴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如此重罪而轻判，怎么不令世人发指！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笔者虽深知该制度一时还难以取消，但其与现代司法理念有很多相悖之处，到底还能保存多久很难保证。为此，笔者再来谈点个人之见，以期与学者、同仁商榷。

一、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其作用。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进行审判。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 195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的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自设立以来，曾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确实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审判活动的总结和审判经验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决议，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

其次，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对案件的初步意见，完全有可能不被审判委员会采纳，即使案件已经审结，相应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也有可能被审判委员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这就有力地监督、约束了法官。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其意见才不会被审判委员会否定，并形成最终的判决；法官也只有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才能正确判案，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才能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一致。这样，审判委员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第三，法官们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因为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的基层人民法院，整个市区人口就不多，法官往往又都是本地人，加上工作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部门关系等等，法官们认识的人就更多了，法官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不受社会干扰的“隔离带”。“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更何况从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就要求法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各种关系就更复杂了，法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影响也就更多了。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分担了法官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甚至是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压力。当法官们顶不住外部的压力时，就将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定夺，自身卸了包袱。

另外，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下发的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言，审判委员会就功不可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在总结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拓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还“主动督办案件”，敦促审判人员在审限期内结案；一些地方法院还由审判委员会制定在本辖区内统一的审判规则，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了执法标准，便于法官们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审判委员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审判委员会的继续存在找到了看似十分充分的理由。

二、关于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作为法院内设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它担负着对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对审判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其他与审判工作相关事宜指导的重任。自设立至今，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合议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因此，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悖。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一直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但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以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为由，主动把案件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拿意见，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审判委员会。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悖。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公正则又是程序公正的体现。而审判委员会制度恰恰在断案程序上严重违了程序法。一方面，它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还要将审理案件的人员予以公开，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公开，当事人也无权参与，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它严重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去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背了回避制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人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同一法院不可能再另行组成审判委员会去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第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碍于司法效率。市场经济要求通过社会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追求效率是其本质。司法也存在是否快速有效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这就是司法效率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着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击”、“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程序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第四，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的确认不尽合理。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应由符合其自身特点和职责要求的人员组成，而现有的审判委员会则沿袭了我国行政管理机制的传统模式，委员们基本上是由院长、副院长、审判业务庭庭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如负责纪检的、党务的等人组成。即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很少考虑其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高低，委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而取得了资格的又是终身“享用”，除非是退休或调出；并没有去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而选用现有法官中的优秀者，而是依职权论资排辈，甚至为平衡而将委员资格作为一种荣誉授予一些老同志，这些委员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接受新知识慢，法学理论水平较低，仅靠老经验办事，难以胜任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如某基层法院现有委员9人，真正具有法律本科学历或具有法律知识的其他本科学历的仅为1人；50岁以上或接近50岁的却为8人，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低下。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一个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一方面，有的案件汇报人不能及时提交案件审理报告，也有的委员事前根本没有看案件审理报告，往往是临阵磨枪，打无准备之仗。另一方面，疑难案件大多由于事实难以认定，证据难以取舍，适用法律难以确定，裁判难以作出。而现在的委员们往往只注重精通或熟悉某一方面的法律业务知识，对其他门类非常陌生，讨论到自己熟悉、关心一块的案件时，尚能积极发言，可讨论到其他门类的案件时，冷眼相观，人云吾云，没有主见，出了问题，往往是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承担责任，而实际上谁也不负任何责任。有的承办人汇报本身就没有抓住案件的重点、焦点和难点，委员们听汇报自然也就成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全面了解案情；也有的承办人汇报时故意带有主观片面性， 往往将委员们引入“歧途”，难免使委员们的表态出现误差，福建省周宁县法院所办理的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强暴少女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五，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当担起总结审判经验的责任。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委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酬待人接物，忙于对个案的讨论，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往审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有的审判委员会年初虽然也确定了总结经验的计划，但是到了具体的工作中，委员们没有去留心观察，去深入收集审判实践中的好做法。一年下来，两手空空，但他们却以长年累月忙于行政事务为借口而感到未完成总结经验计划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有的委员虽然有总结审判经验的这种想法，却因自己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难当此任。也有的委员虽有这份能力，也有这份热情，但他们既怕落个好出风头、好显露自己的“坏名声”，又怕一次提交了总结经验材料，下次还得“能者多劳”，不得不也缩起头来。长期以往，大家也都习惯于只讲个案指导，很少搞审判经验总结了。

三、关于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及其废除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握好契机，积极稳妥地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切实当担起实现人民法院世纪主题的重任。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要彻底废除还很困难，需要经历一个缓冲阶段，但是废除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如何做好这里面的衔接工作及废除审判委员会后的审判工作呢？

首先是要进一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只有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指令再审的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和抗诉的案件以及新类型的案件，法律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案件，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才可予以讨论，其他案件一律不得入内。

其次是要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规程。凡提交讨论的案件应由院长或分管副院长把关，否则不予讨论。委员们收到审理报告后，应认真阅读，设立专门笔记，理出发言提纲。讨论案件时，应让合议庭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补充承办人汇报中的不足。或有意不汇报的内容；必要时还可特邀检察长或一些审判骨干列席会议，允许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意见，但不赋予他们最后对案件处理的表决权。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仅让案件所在庭庭长列席会议现象，因为原来的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概念和界线。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2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审判组织　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3

一、青州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基本情况：

1、青州法院现有委员17人，对审委人数有单数要求。

2、青州法院审委全部为院庭领导，单设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层单位，设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3、最近三年来青州法院每年召开20次会议以上（分别为2002年21次；2003年23次；今年至10月份18次），共讨论议题102个，其中刑事 26件，民事45件，行政21件，执行10件，国家赔偿0件。02年共开会21次，讨论案件33件，其中刑事11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5.1%；民商事15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行政7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2%；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03年共开会23次，讨论案件35件，其中刑事16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4.85%；民商事18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1%；行政8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06%；执行4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3%；04年共开会18次，讨论案件34件，其中刑事9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3.2%；民商事13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3%；行政6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31%；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12%；

4、在本院办理案件中比例为0.57%，案外议题2件，讨论并通过了审委会工作制度和审委办职责。

5、审委会已开展了编纂案例工作，已编辑发行《审判案例精析》一书（约15万字），正在编辑《青州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2004卷），已送审。

6、案件提交具体标准以疑难重大为主，由分管院长把关。

7、只有分管院长按规定提交审委会。

8、审委会召开时间固定在双周的周五，由院长主持，实际人数必须过半，不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9、审委会讨论议题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形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文字材料入档。刑事裁判文书不写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其他均写明。

10、在讨论法律适用的同时，有时也讨论事实和证据。

11、规定了回避制度，以自行回避为主，辅之以事后惩戒制度。

12、审委会的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由审委办进行监督。

13、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该机构为院中层部门，无隶属机构，人员为中层干部，副科级审判员，法律大本学历，二级法官。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一）整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会议主持人的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对有关案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和有关事项作出的决议进行督办；

（四）组织整理典型案例；

（五）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材料；

（二）办理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登记和排期；

（三）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14、审委会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按表决结果正确与否承担责任。

15、未设立审委会的专业分会。

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之设想

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步伐的加快，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暴露出很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审委会的设立有“行政化”因素，组成不科学。

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干部，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使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

二、审委会的存在使审级、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现式。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审委会的存在，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并且必须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审委会作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却从不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让持不同意见的合议庭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去制作反映审委会意见的裁判文书，并承担不排除被错案追究可能的案件责任，不仅对法官过于苛刻和不公，对当事人也未免不负责任。

三、现行审委会的运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造成“审”“判”分离，很难得到公正裁判

审判委员会超越合议庭之上的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加深了法官和合议庭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心理。为了逃避错案责任追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法官之上无法官”，由于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判权，很难使业务素质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各业务庭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便借故推给审委会，这样就造成审委会的案件积压成堆，再加上院长、副院长们的行政事务繁杂，更难保证由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从而使审委会效率很低，这项职能也常常被法官们利用来达到既可推行自己意见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目的，汇报法官为使审委会成员赞成自己的意见，常常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倾向性，没有直接临审案件的审委会委员对案件事实的茫然，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量待定案件的压力以及不必对案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安全感，很容易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己见的挡箭牌。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强奸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强暴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四、现行审委会的存在和运行，与我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不相适应。

我国法院系统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正是为了有利于保证裁判正确，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而审委会的活动则是不公开的，而且是不经过庭审的，所以是与改革和完善的庭审方式不相适应的。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今年改革重点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

五、现行审委会忽略对审判工作和总结经验的讨论。

由于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不少法院，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总结审判经验，就削弱了审委会的其它职能。

三、关于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专业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们设想设立专业化的咨询案件委员会。

一、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 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二、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每一名审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更不可能样样通，因此分专业设立咨询委员会是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设立刑事、民商、行政三个专门委员会。

三、咨询委员会应当由法官当中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要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本身应当是该法院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单纯的审判职务，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只要符合法官专家的条件，就可以吸收到咨询委员会中来。反之，虽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并不具备研究、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则不应予以吸收，以保证法官专家咨询意见的科学性。

四、咨询委员会是只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机构，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性意见，法官和合议庭可以执行，但不是必须执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咨询意见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承担责任。

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地作出其认识合理的解释，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影响，因为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中掌握。对委员的不同咨询意见，由法官进行取舍。

以上设想如能成立，就既能代行了审委会职责又舍弃了审委会的弊病。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4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市委_届_次全会和刚刚闭幕的市_届人大_次会议精神，按照市政法工作会议和全省法院院长会议的要求，总结__年工作，表彰先进，部署__年工作任务，进一步动员全市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聚精会神搞审判，一心一意促发展，全面完成本次人代会批准的法院_年工作安排，为我市“十一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下面，我根据市法院党组讨论的意见，讲四个问题。

一、20__年工作的主要成绩

20__年，全市法院在市委正确领导、市人大有力监督、市政府、市政协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在省法院精心指导下，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司法能力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瞄准全国法院工作制高点，加强管理，创新机制，改进作风，加强监督，取得了新的成果与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审判工作进入持续良性循环状态，体现质量与效率的主要指标有了新进步。全市法院共受理案件93730件，审结86460件，结案率92.2，结案占新收案的101.9，连续三年保持收结案平衡，存案在合理范围的良性循环。在各项审判工作中文秘站 ，努力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是全年通过调解、协调、和解的方式审结或执结案件33859件，民事调解率、执行和解率分别比上年提高了4.8和4.4个百分点，行政案件协调成功率达到27.7。二是涉诉工作取得明显效果，上诉案件和申诉量分别比上年减少了8.5和18.6，息访、停访率达81.6。三是全市法院审限内审结、执结案件80957件，审限内结案率为97.8，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

（二）“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成效明显，审判管理水平跃上新台阶。把规范司法行为作为加强审判管理、提高司法水平的治本措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申诉、再审、执行、立案等各项工作操作规程，以及监督、考评办法，实施后狠抓培训和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省委政法委和最高法院的充分肯定，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政法系统和全国法院系统得以推广。

（三）监督制约措施日臻科学、完备，改善司法环境有了新成果。高度重视人大、政协、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改进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方式，扩大审判公开，增强法院透明。既自觉接受监督，促进公正、廉洁司法，又不断增进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改善了司法环境。在人民法庭建设、提高法院物质保障等方面，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法院工作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的机制有了新加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依法选任、培训人民陪审员295名。5月1日这项制度正式实施以来，人民陪审员共参与审理案件1367件。他们充分发挥来自基层、熟悉群众、了解民意的优势，在消除当事人对立情绪，促进调解、和解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扩大了司法民主，促进了司法公开。

（五）法院宣传工作成效明显，司法形象和法院公信力有了新提升。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弘扬法院工作主旋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通过新闻会、《法官说法》栏目和__法院网站等多渠道，向社会重要案件审判动态和典型案例裁判要旨，集中报道优秀法官的事迹和法院的重要工作。一年来，仅《人民法院报》就在头版头条先后三次报道了我们加强诉讼调解、规范司法行为的经验和从低谷崛起的工作纪实，并分别加了评论员文章，在全国范围扩大了__法院的知名度。在最高法院组织的司法透明国际研讨会上，我院《把法院工作传播出去是提升法院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的发言，得到会议的充分肯定。

（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审判，基层基础工作取得了新突破。在党委、人大、政府和省法院的全力支持下，市法院统一设计、统一监管，先后投入1300万元对24个人民法庭进行重建，已投入使用和基本建成的22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基本达到全省一流、全国先进水平。推进巡回审判，设立巡回法庭，配备巡回审判车辆，首批13台已配给“三县一市”的巡回法庭。对基层法院副院长和执行分局局长进行横向交流，从市法院选派5名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基层法院副院长岗位，讲政治、懂法律、会管理的基层法院领导骨干力量正在形成。基层法院案件质量和审判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七）实行并推广廉政保证金制度，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新举措。去年在总结近几

年党风廉政建设经验和借鉴外地法院做法基础上，市法院实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并积极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推行，努力构建纪律约束与经济奖惩并举的反腐倡廉机制，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法院系统发生的违法违纪问题已呈逐年减少趋势，市法院没有发生新的违法违纪案件。（八）先进典型群体正在形成，队伍建设有了新成果。继20__年__“法官十杰”和20__年__“十佳执行法官”评选后，全市又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东陵法庭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法庭，东陵法院法官李秀凤被评为全国优秀女法官，市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晓萍被评为全国法院赔偿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市法院民四庭法官夏婷婷在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上获二等奖。沈河法院和皇姑法院院长王曦分别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贡献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新城子法院已连续三年荣获全省优秀法院荣誉称号，新民法院、法库法院加强法院设施建设、推进巡回审判的经验在全省法院系统进行了推广。和平区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出，省委书记作出批示予以肯定。最近全省“十杰法官”评选揭晓，市法院法官朱晓光、和平法院法官金波榜上有名。全年共有142个集体和312名个人受到各级组织表彰，进一步改善了__法院的整体形象。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大批虽然没有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但他们与先进模范人物一样，常年默默无闻，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他们也同样是我们队伍中的骄傲。

同志们，过去的一年，在向全国法院工作制高点攀登的进程中，我们步伐坚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这些成绩也确实来之不易！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当归功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市人大的有效监督、市政府、市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应当归功于全市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扎实工作、拼搏奉献、锐意进取。在此，我代表市法院党组向给予法院工作大力支持、热情关心的各级组织、各位领导，向忠实法律、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为__法院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法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二、当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一年，党和人民对法院工作寄予了更高的期望。2月14日，市委书记陈政高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__中院低谷中崛起纪实》上批示：“仁恕同志，这五年历程可以说历尽艰辛。今天局面的形成，我们应倍加珍惜。有两项工作还要加大力度：（1）提高审判速度和质量；（2）培养更高水平的一批法官。”因此，我们在总结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更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有任何盲目乐观和懈怠自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六点：

（一）执行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执行难的形成，有着经济、社会、法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而且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从法院自身来看，查封、冻结、扣押、以物抵债、债权分配等执行措施不规范，甚至滥用执行权；个别执行人员对工作不负责任，消极不作为、错失执行时机、案件久执不结，也是形成和加剧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个别案件一拖几年甚至十几年，领导不督不批、当事人不访不闹就不去想法执行。执行队伍素质不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去年全国执行法官考试，全省不及格的42人，我市就有11人，集中在4个基层法院。如果补考不及格，必须调离审判和执行岗位。

（二）申诉问题仍较突出。近几年在解决申诉问题上两级法院下的功夫是相当大的，经过努力彻底解决了数百起老案，新案也越来越少，但情况仍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一是对申诉复查案件的甄别处理效率不高，造成当事人重复访、反复访；二是驳回说理和解释判决的制度没有落实到位，以致当事人接到裁判结果或复查结果后不能服判息诉；三是两级法院办理、申诉复查案件缺乏量化指标和考核依据，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审判质量和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月、季结案不均衡，各基层法院之间效率与质量差距较大等问题比较突出，仍存在前松后紧，年末突击结案问题。市法院和有些基层法院上诉率还较高，调解、和解率较低，个别改发案件质量不高，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存在隐性超审限案件、该适用简易程序的不适用、简易程序不适当转为普通程序等问题，以致审理期限拖长。

（四）队伍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还有很大差距。队伍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上来，以“和谐”的方式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还不强，面对日益增多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系统的理性思考，学习、调研的风气不够浓，就案办案情况比较突出。按照法官职业化建设要求，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还不够系统，各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和相关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个别基层法院领导班子成员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标准不高，管理力度不强，影响全市法院工作整体推进的步伐。

(五)队伍的纪律作风仍需改善。对待当事人态度冷硬、粗暴，漠视当事人权利的现象仍然存在。开庭不守时，庭审不规范，合议庭成员缺席、中途退庭、处理与庭审无关的事情，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按规定着装，晚来早走，工作时间玩电脑游戏等问题仍然存在。个别基层法院到下午不正常办公，整个大楼空荡荡，有时连领导班子成员和庭长都难以找到。

（六）裁判不公、司法不廉的问题仍然存在。近几年发生、查处的违法违纪减少，但不等于没有问题。仍有少数案件裁判不公，司法不廉的问题也存在。主要表现是行为不规范，偏离居中地位，引发当事人合理怀疑；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人请托，打听案情、干扰办案，仍有个别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将不该自己办的案子“挖”到自己手中来办；接受与办案有关的吃请、消费、馈赠，甚至向当事人暗示索要“好处”、谋取利益。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法院的形象和公信力，制约法院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认真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会得而复失，我们所确立的目标无法实现，攀登制高点也会是一句空话。

三、20__年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

各项审判工作都要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惩罚犯罪、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根据市第十三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法院工作报告，20__年全市法院审判工作任务主要分解为以下七项：

（一）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坚持“宽严相济”方针，认真落实“罪刑法定”、“罪刑相应”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有罪判刑，无罪放人”的原则，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不断强化程序公正意识，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重点是：（1）要依法从重惩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维护社会稳定。（2）对失足青少年和轻微违法犯罪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的罪犯，予以从宽处罚。（3）全面总结推广和平、沈河等法院少年法庭工作经验，与家庭、

学校以及社会相关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工作。（二）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总的要求是继续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更加关注诉讼调解、和解工作，更加关注对贫弱群体的保护，更加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交易投资环境的优化。重点是：（1）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法官多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极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建立，更多的促成当事人自愿选择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认真总结调解经验，开展评选“调解能手”和“调解工作先进单位（集体）”活动。（2）依法审理好各类商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着力维护诚信有序的交易秩序，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3）依法稳妥审理婚姻家庭、劳动争议和涉农案件，对涉及人数多、矛盾易于激化的案件，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尽量用“和谐”的方式解决纠纷，作到案结事了。

（三）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总的要求是充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促进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重点是：（1）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对涉诉行政行为明确维持或撤销、变更的法律依据和理由；对虽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显失公平的行政行为，应进行合理性审查，该纠正的要依法予以纠正。（2）加强非诉讼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规范市场秩序。（3）积极促进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落实，主动邀请行政机关负责人旁听案件庭审，扩大行政审判的社会影响。（4）进一步加强行政协调、司法建议和国家赔偿案件审理工作，推进官民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

（四）关于执行工作。总的要求是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和省、市政法委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紧紧抓住党委高度重视、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有利契机，以积极而有作为的工作攻坚克难。重点是：（1）精心组织为期半年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在全面摸清底数基础上，通过集中清理达到三个目标，即：凡有执行条件的超期限案件要全部执行；防止新的积案发生；通过清理行动为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对应清理没有清理出的，或有条件执行而不执行的，一律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2）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治本之策。大力推进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各界配合、法院主办的执行工作新格局和国家执行威慑机制的建立。坚持统一管理、分权制衡的执行管理体制，高度重视执行队伍建设，调整充实一批业务精通、清正廉洁、认真负责的骨干力量，以适应工作需要。（3）继续坚持、不断创新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进一步扩大执行信息公开，对期限内未执结案件以及执行中止案件全部上网公开，敦促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接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监督。

（五）关于申诉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依法引导有理访、控制无理访、制裁违法访，不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重点是：（1）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申诉权，加强申诉窗口接待工作，对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应及时受理；不符合的，按案件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有实际困难的，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妥善解决。（2）提高案件复查效率，对受理的复查案件，通过电子显示屏公示办案进度，20__年之前受理的，要在上半年审结。（3）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申诉案件，落实判后答疑制度，建立群体性上访事件快捷处理机制，加强责任的查处和追究。

（六）关于审判监督工作。总的要求是切实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重点是：（1）进一步提高再审案件质量，对原审裁判存在错误的，要依法纠错，同时让申诉人或再审申请人的相对方对改判结果信服；对原审裁判正确的，要详细论述申诉或申请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理由，促进当事人服判。（2）加强对再审案件的研究总结，对再审改判案件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对错误裁判比例高的单位或个人提出警示，促进审判质量的提高。（3）继续落实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公示制度，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准确把握刑罚政策，确保此类案件审理的公正和公开。

（七）关于立案工作。总的要求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第一窗口”和审判管理职能部门的作用，千方百计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方便和诉讼指导。重点是：（1）不断改善立案大厅的环境，推广大东法院立案窗口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改善硬件设施，改进接待服务作风，提高立案审查效率，继续完善速裁程序，推进立案调解和庭前调解，充分体现便民、快捷。（2）公开各项收费标准，坚决纠正和治理不按标准收费的现象。（3）严格审限管理和审级之间卷宗移送、调退流程管理，实现延审网上审批、审限执行情况网上统计，杜绝隐性超审限案件。（4）加大对贫弱群体司法保护力度，免费向群众提供诉讼指导材料，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实施缓、减、免收诉讼费等司法救助措施。

四、保证审判工作任务完成的主要措施

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去谋划和设计。继续以攀登全国法院工作制高点为目标，注重建设，强基固本，落实规范，增强透明，为中心工作完成提供坚实的保障。20__年主要落实好七项保证措施：

（一）认真贯彻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这是做好法院全部工作的思想保障和灵魂，必须牢牢把握，忠实践行。要按照上级的部署，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五个统一，不断强化三个观念，把思想切实统一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上来。五个统一是：公正司法、严肃执法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统一，依靠党委领导、接受各界监督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相统一，维护实体公正与维护程序公正相统一，树立司法权威与弘扬司法文明相统一，依法裁判与加强诉讼调解相统一。三个观念是：聚精会神搞审判，一心一意促发展；群众利益无小事，法官面前无小案；法官的责任不是判决，而是通过判决解决纠纷。从而更加自觉的做到以情办案，依法判案，真正把“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不折不扣的落实到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保证审判活动和执行工作的公平、公正，也使每一个案件当事人都能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一心为民的情怀。

（二）全面落实各项操作规程。今年是“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第二年，重点是全面落实和完善各项操作规程。要继续组织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岗位相关操作规程和配套文件，做到学懂、熟知，真正运用到司法活动之中。高度重视审判长队伍建设，规范庭审活动，提高合议质量，增强文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理由的说理性。总结审判长工作经验，树立优秀审判长典型，使合议庭成为对案件质量、效率负责的共同体。加强庭审检查和文书评析工作，由主管副院长和庭长定期作出综合分析和评价。市法院从今年开始，生效的裁判文书全部通过法院网站公开，以接受监督，促进司法行为的规范。增强庭审记录方式的科技含量，为规范庭审活动，提高庭审效率和质量提供科技保障。

（三）更加自觉的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要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创新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方式，主动为社会各界监督法院工作创造条件。一是认真做好人大代表批评、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精心组织“人大代表法院活动日”和旁听庭审活动，为人大代表更大范围走“近”法院、监督法院创设新的载体和方式。二是加强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和日常管理，总结交流经验，树立宣传先进典型，编辑《人民陪审员陪审经验汇编》，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开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加强司法宣传，坚持新闻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办好《法官说法》，下力量建设好__法院网站，使之成为宣传法治、展示形象、增进了解、接受监督的有效载体和知名“品牌”。（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以审判质量和法官业绩考评工作为主线，全面落实市法院《关于落实案件审判监督责任的暂行规定》、《案件质量评查操作规程》、《审判质量和法官业绩考评办法》，建立和完善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监督制约机制。各监督、评查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职责，及时发现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每季度要做出全面、详尽的监督、评查报告，及时为案件质量和法官业绩考核工作提供依据。按照质量效率统一、权责一致、分级负责、综合考评、分类排序的原则，对法官和工作人员、各部门、各基层法院的审判质量和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评价，确保指标数据的准确性与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充分发挥其导向和激励作用。经考评不适应审判工作的，进行离岗培训，培训后仍不适应的，坚决调离审判岗位。

（五）大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这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是继续按照便民化、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加强人民法庭建设，24个新建的要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进一步加强车辆、网络等装备建设，选派优秀法官到人民法庭任职，以适应工作需要。二是以最高法院对人民法庭工作进行大检查为机遇和动力，全面规范和加强人民法庭的各项工作，推广法库法院经验，加大巡回审判力度。按方便诉讼的原则确定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案件管辖，法院周边地区乡镇的案件，应全部由法院受理，当事人就近到人民法庭还是到法院有选择权。三是加强对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落实市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定点督导制度，定期对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报，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律观点和认识的沟通协调机制，统一两级法院法律适用和裁量尺度。四是推进基层法院硬件建设，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基层法院审判综合楼的重建扩建任务，今年要有4个开工建设。

（六）毫不放松的加强廉政建设。法官的职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随处可见。保持职务的廉洁性和法官的人格尊严，不为蝇头小利所动，是我们这个队伍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做到的，否则就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队伍出现不廉洁问题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失职。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觉性，坚持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继续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加强纪检监察部门的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对滥用审判、执行权等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现和查究能力。对徇私枉法、的，坚决严肃惩处，绝不姑息迁就。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5

论文关键词 审判 价值 和谐 秩序 正义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0周年之际,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用以引领社会思潮。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央政法委在总结政法各单位探索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认真组织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确保政法工作的正确方向。审判工作作为政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价值作用,如何更好的实现该价值,成为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一名政法干警,笔者通过自身学习体会和实践经历,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认识。

一、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理解

价值问题,始终关系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法院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扞卫者,其审判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指引公众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什么是价值?人们通常在三种情况下使用“价值”一词:一是在日常生活中,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二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三是在哲学范畴中,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审判工作所体现的价值应当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价值即是指一种行为或现象(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一定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的属性和作用,是社会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标准。

审判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并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一项司法活动。它是一个去伪存真、辨法析理的过程。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审判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中。何为审判的社会价值?根据前述社会价值的定义可知,审判的社会价值表现为审判活动的性质、属性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效应,被社会公众认为是有用的。它同样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二、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内涵

审判工作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不同的价值成分所构成。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审判工作已远远超出就案办案的价值范围,只有充分发挥调节、指引、评价、强制等职能,才能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维持管理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人民法院积极慎重的行使审判权,正确处理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审判的社会价值指明了方向。

社会越文明,就越需要法治。在一个法制社会中,法院的审判是守法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并且大量以诉讼形式涌向法院,法院遂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中心,承受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期待和需求。

纠纷多发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如果未能予以及时、有效化解,势必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定纷止争。正确适用法律行使审判权以维护社会和谐,是审判工作的基本价值。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化解一个矛盾,就增添一份和谐。当纠纷以案件形式成为审判的对象时,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职能作用,查清事实,明辨是非,认真审理好每个案件,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维护好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及时向当事人明法析理,促使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服,并向社会公众昭示个人权利与义务及其实现的正确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美好的音符。

(二)规范公众行为,维持管理秩序

在审判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无论法院如何判决,败诉一方坚持认为他应该胜诉,从而缠诉不止,双方的纠纷虽在法律程序上得到终结,却无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下,审判是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答案是否定的。

秩序作为法的基础价值,同样是审判工作的价值。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社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具备基本的秩序形式。如果没有秩序,人生活 在这个社会中就没有了最起码的安全或安定。不可否认,个案的审判中,确实存在无法定纷止争的结果,绝大多数案件最终都会有败诉方,败诉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对法院的裁判不满,这是一种正常的、符合司法规律的现象。由于这种结果经过了法定程序,对当事人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按照该结果来指引自身的行为,确保社会秩序得以遵守。

审判活动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评判性,审判结果不仅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更是对社会进行的一种判定是非的威严公示,能满足关注案件的不特定人的知情权,促使他们的类似行为得到规范。具体案件的审判,还可以对社会认知造成良性影响,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以达到调控社会秩序的效果。如龚如心案,主审法官在判决中直陈原告说谎,对其手中的遗嘱不予采信,认为龚如心不可能将她与亡夫一手创立的企业拱手交给一个生活奢华、挥霍无度的人接管。这个审判结果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赢得公众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能减少今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因此,审判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的价值追求中,规范公众的行为,维持管理秩序,也成为了它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还成为了自由、平等、效率等法的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前提。

(三)调整社会关系,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社会关系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的总称。正常的社会关系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安定有序,人人享受自身的权利,履行自身的义务。当和谐的社会关系被破坏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措施或手段去修复它,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一种状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职能作用,使社会关系再次得到平衡或趋于稳定,其价值则体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和“正义”本身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它的核心内容是“给予每个人其应得的东西”,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审判活动在适用法律调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时,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就得到体现:一是通过对刑事犯罪的审判,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宣判,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制裁,维护社会正义;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司法救济,抚慰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伤害;警戒社会上一些有类似行为的人立即停止不良行为;二是通过对民商事纠纷的审判,查清案件事实,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督促当事人履行应有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三是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判,平等保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督促行政相对人及时履行义务。

三、如何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实现社会价值

正确行使审判权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积极作用,相反,违法审判或没有正确价值引导的审判,将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是其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

(一)提高法官素养

审判是法官的行为,法官的能力高低、认知深浅、理念好坏直接影响到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什么样的法官就有什么样的办案质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法官不仅要熟练掌握、准确适用法律,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尽量使审判结果既能体现公平正义,又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二)落实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已经是我国重要的一项司法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界对审判行为进行监督,提高审判质量,更有利于让广大群众了解审判内容和价值,提升审判公信力,更好的指引公众的行为。审判公开不仅要求公开审理和宣判,还要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增强裁判文书的析法说理能力,让胜诉当事人更清楚,败诉当事人更明白。

(三)加强法制宣传

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法治理念和认知水平普遍偏低。不同的人对法院的同一审判结果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甚至完全相反。加强法制宣传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法院的信仰,提高审判的社会公信力,使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统一,社会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积累审判经验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要审判好纷繁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深厚的法学功底,同时也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只有长期的审判经验,才能将法律与政策、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审判的社会价值效应最大化。

(五)强化监督机制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6

一、2011年审判案件情况

2011年以来，中心法庭新收案件165件，其中，民商事案件件145，刑事自诉案件20件，共办理案件160件。

2011年审结案件160件，结案率为96.9%，其中，审结民事案件140件，审结刑事自诉案件20件。

审结案件中，判决结案54件，占已结案件的33.7%；调解（含撤诉）结案106件，占已结案件的66.2%，调解且执行结案36件，占已结案件的22.5%。

二、政治思想教育情况

以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教育活动和“三个至上”为主线，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是我党今年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法庭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不走过场，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让先进性教育的宗旨得到落实，让干警的政治思想素质得到提高。首先，法庭认真组织学习了宋鱼水、牛玉儒等同志的先进事迹，与学习教育读本相结合，学习党的优秀传统的同时，总结、发现先进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比照自己的工作实践，寻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认清形势，转变思想观念。其次，庭室同志分组到村委会、村民小组、企业、煤矿一线开展调解工作，梳理总结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寻求工作的突破口，同时拉近了法官与普通工人、群众的距离，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人民群众对审判的看法，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第三，结合查找出的问题制定出个人的，重点突出、实事求是的整改材料，提出了改进不足、缩短差距、解决问题的长效措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升。通过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法庭完成了一次干警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和重塑，转变了干警的权力观、政绩观、地位观、利益观，逐步树立“笑相迎、主公道、伸正义、显权威”的良好的司法形象。

三、队伍建设情况

2011年法庭的培训工作把培训作为一种长效机制的开端，逐步建设形成系统、科学的培训规范，与法院的制度相配套。为改善法官知识结构，增加内涵，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法庭加强了法律专业培训，在院党组和院领导的关心下，二名同志参加司法考试培训，三名干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为法庭审判工作提供了人才储备。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教育，法官的专业素质明显提高，办案水平不断进步，审视、分析案件的能力增强，案件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在日常工作中更能自觉地注重自身的形象，对待当事人的态度从以往的被动服务，向现在的主动服务，提供优质司法服务转变。为创造学习型、知识型、专业化、职业化法官队伍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7

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统帅部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中国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提供证据，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要的配合和贡献。

这场审判，是在英美等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独立司法审判。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宣示、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背景下，独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审判，对中国的司法工作者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公正地说，国民政府诸多外交、法律、军事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审判。

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战犯名单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筹备工作，是在英美盟国的带动下展开的。二战后期，英美等国就在谋划战后如何惩办法西斯罪行。1943年10月，同盟国各国代表在伦敦成立“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参加。1944年2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开始了初期的日军罪行调查工作。

1945年8月15日后，各地日军相继向国民政府投降，等待遣返。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得以开始实质性的调查和审判战犯工作。

审判的第一项工作，是确认战争罪犯。日本侵略中国早于二战，时限应提前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和华北的日军首领，都应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9月，国民政府由外交部牵头，会同中央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军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连续召开会议，最初议定的名单有48名，最后议定的日本战犯为20人。审定后标出重犯12人：1. 土肥原贤二，2. 本庄繁，3. 谷寿夫，4. 桥本欣五郎，5. 板垣征四郎，6. 矶谷廉介，7. 东条英机，8. 和知鹰二，9. 影佐祯昭，10. 酒井隆，11. 喜多诚一，12. 畑俊六。其余8人为：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秦彦三郎，小矶国昭，大谷光瑞，阿部信行，南次郎，甘粕正彦。最后大谷光瑞、甘粕正彦被排除。

战犯名单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其中。一个是日本天皇裕仁。国民政府最初认定的战犯名单，天皇裕仁排在首位。美国为了长久控制日本，考虑保留天皇制度，杜鲁门总统与磋商后，将裕仁删除。尽管外界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的罪责，国民政府还是与美国保持了一致。另一个是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是侵华首恶。但日本投降后，冈村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拒绝向八路军投降，等待国民政府的接收，使感到满意。在商议战犯名单时，何应钦就特别关照：不要将冈村列入，以免影响接受日军投降和遣返工作。这就违背了法律的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定罪。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需要对罪行有一个全面、合乎法律规则的界定。国民政府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先是参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海牙公约》及《日内瓦红十字会条约》，1946年7月制定了34项罪名。后来考虑到这些罪名未必都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刑法和战争实际情况，国民政府1946 年 10 月 23 日公布《关于战犯审判条例》，调整和补充为38项罪名。

从参照国际法设立34项罪名到自主修订的38项罪名，是中国法律界的一个突破：在确认罪行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特别针对日军对国人的大屠杀、虐待、掠夺历史文物等罪行，设立相应条款，对后来的审判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完成这些基础工作后，1945年11月，国民政府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等单位联合组成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军令部牵头，开展国内对日战犯的审判工作。在日军遣返之前，国民政府指示各地政府和法院，大量征集调查日本战犯的罪证。

政府颁布的《调查办法》规定：各地方法院检察处和县政府接受群众的申诉报告，并由检察官、审判官直接进行调查取证。调查时要填写统一规格《敌人罪行调查表》，并附带具结文书和证词，使其具有完备的法律效力。

但是，调查取证工作并不容易。1947年8月《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工作报告书》反映：初期调查工作遇到种种困难。主要原因有：“1、沦陷区人民迁徙频仍，当时被害之人恒多他适。2、人民习惯每易善忘，时过境迁，恒不愿举报。3、被害地区辽阔，各处交通不便，难以普查。4、调查旅费浩繁，表结用纸亦多，各地方法院限于经费，颇难措办。”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广东高等法院动员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和乡镇公所保甲长等负责举报。检察官亲往受害较巨之各区乡村庄，实地调查上报。先后获得12批14567件证据，上报司法部的有5285件。

这个报告具有代表性，可以想见当年调查取证工作的艰辛。尤其是战争罪行的取证最为困难。在战争期间，受害一方很难确认日军的番号、更难以确认日军的身份和姓名。战争期间失踪者下落不明，难以确定生死。施暴的敌军由于调动迁移，异地申诉也很难寻找元凶的下落。所以当年的战争罪行调查不可能将日军罪行全部查清。尽管如此，各地法院和政府还是尽量搜集证据，特别是配合东京审判，取证工作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些证据，为后来的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在广东犯下多起战争罪行的田中久一

根据国民政府和战犯处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1945年12月按军事区域划分，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法庭直属国防部，其余9所分别隶属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庭长刘贤年，检察官蔡丽金、吴念祖。

在此之前，各地高等法院已经开始大规模审判汉奸，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相关证据。审判初期，各地法庭的主要目标是日军宪兵、监狱官员。他们在当地作恶多年，民众容易指认。

广州法庭审理的第一案，是驻汕头日军宪兵杀害军队情报人员的案件。1945年7月，汕头日本宪兵吉川悟保、黑木正司等，捕获军186师驻汕头情报主任郭伟杰及属下11人，日军宪兵将这12名情报人员杀害于汕头机场。在法庭上，吉川、黒木等承认了罪行。但汕头宪兵中队长松永平司大尉拒不认罪。声称他当时在广州开会，回来后才得知此事，所以不能承担责任。但同案犯证实：松永早已掌握了郭伟杰等在汕头从事情报工作的线索，指示部下相机行动，所以松永作为宪兵主官，应负首要责任。据此，广州法庭于6月12日宣判，将松永、吉川、黑木三人判处死刑。

对这些日本低级军官的审判，主要是他们长驻一地，所犯罪行易于取证。但法庭初期在这些宪兵、特务身上费时过多，而对侵华战争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军高级将领未进行重点审理，偏离了审判的大方向。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三种罪行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经过取证和筹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并于同年5月3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开始审判。

东京审判为中国对日审判明确了大方向。为了广泛搜集证据，东京审判罪行调查组回国，5月11日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督促各地法庭搜集证据。为此，南京国防部派出战犯罪行调查督导组，分赴各地进行指导。

在东京审判的引导下，国内审判将重点集中到日军在华制造的集体屠杀事件上，并重点审判负有战争罪行责任的日军将领。广州法庭最重大的审判，是针对日军驻华南派遣军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

田中久一，日本兵库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37年晋升陆军少将。1938年初任驻台湾日军参谋长，参与侵华战争。1938年9月日军进犯广东，田中任第21军参谋长。他派密探到广东沿海侦察布防情况，主持制定作战方案。10月4日田中下达命令，日本空军出动飞机百余架，对广东各地进行狂轰滥炸。仅广州一地，死伤平民达10余万人。10月12日，田中指挥日军7万余人从惠阳县的大亚湾等处登陆，很快占领淡水、惠州、博罗等地。10月21日广州沦陷。1941年田中将在粤日军编为华南派遣军第23军，他先后任该军参谋长、司令官。同年12月指挥日军攻占香港。1944年12月参加“湘桂会战”，攻陷柳州、南宁等重镇。同年12月，他兼任香港总督。侵华战争后期，田中久一是侵粤日军最高指挥官。

田中久一在广东期间，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广州法庭将审判集中在两起罪行上。1944年7月，田中久一为准备参加“湘桂会战”所需物资，命令部下派人到台山县勒索粮食。该县三社乡民众奋起反抗，日军800多人将三社乡团团围住，杀死乡民245人。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开平南楼，俘获中国守军7人，拖至附近中国银行楼前，屠杀肢解，并将尸体抛入水中。1946年7月11日广州法庭对田中进行第二次庭审时，开平南楼证人司徒克罗当庭作证。田中申诉下属所做之事，他不知情，也不能负责。 鉴于田中不认罪的态势，广州法庭检察官追加，根据战犯处理条例中的38项罪名，指控田中犯有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滥炸不设防地区、劫掠等14项罪名。7月15日继续庭审，田中的违反战争法规罪事实为：1942年1月进攻惠州时，屠杀平民2000余人；1944年10月攻占广西蒙墟后，将俘获的军士兵集体屠杀。违反人道罪事实为：1942年1月出动飞机六架，对惠州若瑟医院进行轰炸。这样，就将田中的罪行上升到战争犯罪的高度。

此时，上海美军法庭追究田中杀害美军飞行员的责任，将其引渡到上海受审。广州法庭认为田中在华南罪行严重，不能由美军宣判，又将田中引渡回广州。经过长达四个月，十几次庭审，在9月30日终审时田中终于承认：“日中之战争，实由日本政治家观察错误，至有今日之祸，应接受审判。在战争中日军不免有可责备之处，但日军并非全般如是。停战之时，23军尚有14万之众，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而广东之交接与秩序，比各地日军为佳，希审判长予以注意。部下如有非法犯罪行为，本人甚表遗憾。” 1946年10月17日，广州军事法庭以战争罪等14项罪名，判决田中久一死刑。1947年3月27日在广州执行枪决。

广州法庭审判田中久一，在各地法庭中历时最长，庭审次数最多，表明中国审判人员为了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正审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通过大量取证，将日本战犯的罪行由单纯的杀人、掠夺、酷刑上升到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也使日本战犯低头认罪。从而体现了中国审判水平的迅速提升，在中国法制史上也值得充分肯定。

审判日本间谍

各地军事法庭除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外，还对与其相关的一些案件进行了审理。

对日本侵华以前和侵华战争期间，以外交官和各种身份在中国从事特务间谍工作的日本人，国民政府都将其列入战犯。因此，各地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都受到严厉惩处。

广州法庭于1947年4月审判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判决书称：“自（民国）三十年至日本投降止，该战犯利用在澳门之特殊势力，专事搜刮物资搜集情报，监视各国驻澳人员活动。并收买汉奸黄公杰组织密侦队，供给枪械，专事暗杀我方人员。”在泽荣策划指挥下，先后将驻澳门情报人员梁彦明、林卓夫，中山县侦缉队长黄仪，第七战区第三纵队情报主任李秉元、鲍家琪等杀害。据此，法庭宣判泽荣作及其部下山口久美宪兵少尉死刑。

在抗战期间与日本人合作或共同犯罪的外国人如何处理，1945年12月4日战犯处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外籍人士与日人勾结，危害中国及盟邦，构成战罪者，系属共犯，可依战争罪犯处理办法第14条处理之。”

1946年5月底，广州行辕将海斯等7名纳粹德国间谍引渡到上海，交美军法庭审理。德国陆军大尉海斯在华南主持谍报工作，直属上海阿尔哈尔的德国特务总机关。该谍报机关于1943年在广州设立，常窃听由重庆拍至外国之电报、中印军运无线电报，其工作至1944年已达到最高峰，所得情报每十日向上海总机关通报一次，并与日军联络，刺探我方军情。该机关设立公司为掩护，勾结奸商套取物资，企图建立敌伪华南经济基础，破坏我战时经济体系。罪行查实后，这些德国间谍都受到应有的裁处。

外籍间谍的线索，主要是美军提供的。1946年1月，美军葛雷中尉检举法国维基政府驻澳门领事西门及意大利女子贝安加谭有间谍嫌疑。广东高等法院将贝安加谭拘押审讯，“对其于战争期间，往来沪粤港等地，与日敌周旋，及与西门领事同居各经过，均做详细之研讯。” 美女间谍上法庭，引起轰动。后因证据不足，贝安加谭被拘留一年多，最终没有判决。

日军侵华战争中，作为占领地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有很多人被征召参军，与日军一起对中国军民犯下罪行。战后国民政府下令将这些人与日本战犯同样处理。1947年4月，广州军事法庭判处台籍战犯李安死刑。李安原系日军驻广东增城警备队翻译，1944年间因强买不遂，将平民陈光痛殴，致其重伤身死。又因勒索平民蔡森未遂，指其为游击队，指使日军将蔡残杀。军事法庭以勒索残杀罪指控李安。经法院审讯，蔡森之母出庭作证，法院判处李安死刑，于4月18日在广州执行枪决。

在审判过程中，有人对台湾籍战犯与日军等同身份提出质疑。1947年5月13日，广州《中山日报》发表崔龙文的文章《战时台籍人犯不应作战犯论》，指出：“台湾人犯作为战犯论，实有不当。因敌人始称战犯，台湾人根本是我国同胞，不是敌人。台湾人在战时若有为敌人做爪牙，倚其势力加害民众的行为，即应作汉奸论罪，不当作战犯论，其中界限不可不分清。”

日本军人制造的民事犯罪，也受到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8月，广州法庭审理日军大尉副官川久保龟吉及属下六名士兵，1944年9月从梧州撤回广州期间，在开平掳掠中国儿童陈国兴、吴东明、何志强三人，强迫其充当厨役案件。日本投降后，日军于9月16日乘车开赴集中营。川久保等将三小童藏匿车上。途中因发生车祸纠纷，中国警察上前排解时，发现车上木箱中藏匿中国儿童，即将日军七人及儿童一起归案。 10月15日，广州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日军辩称三儿童不是掳掠来的，而是在梧州受人托付带回广州。在军中无强迫劳役之事。12月5日法庭宣判：川久保等三人以强迫人民当夫役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余三人宣判无罪。

据《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录》统计，广州法庭共审理判决日本战犯166人，其中死刑51人，无期徒刑16人，有期徒刑44人，55人宣判无罪。

以上各种类型案例表明：国民政府对日审判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审判日军犯下的罪行，而且追究了与侵华战争相关的间谍、外籍罪犯，以及为虎作伥的韩国、台湾地区籍战犯。对起到支持日军侵华的经济犯罪，也给予相应处罚。这些案件的审理，从不同侧面证实并进一步深化了日军罪行的揭露。

冈村宁次无罪判决的严重失误

在肯定国民政府对日审判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各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进展参差不齐，留下了许多遗憾，甚至是历史的错误。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政府一直和美国保持一致。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为了将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最可靠的盟友，提出对日宽容政策，包括保留天皇，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放弃对日的战争索赔等。配合美国政策，也提出对日宽容政策。因此，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在南京国防部召开会议，白崇禧主持会议并讲话，声称“战后对日政策，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故处理日本战犯，亦当秉承昭示”。根据白崇禧的定调，会议做出六项决议。内容包括：

对日本普通战犯之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已拘战犯，限于本年底审理，查明罪行。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处分，释放遣送返日。业经判决徒刑之战犯，移交日本内地执行。

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

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责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

由于上级要求限期结案，各法庭的审判不可能深入细致，出现了成批审判，匆忙结案的现象。到1947年下半年，北方因国共内战日趋激烈，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些法庭只得草草收场。广州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在1947年底结束。

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的最后一幕，是对冈村宁次的审判。

冈村宁次，1884年生。长期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和军事阴谋活动。1938年任日第11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作战。1940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1941年7月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1944年11月就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除东北和台湾之外的全部侵华日军。

冈村宁次在华北是共产党、八路军最强劲的对手。1941年，冈村宁次调集数万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造成约270万平民的死亡。日本投降后，冈村执行重庆国民政府的命令，指挥日本军队统一向国军投降，而不向靠近华北日军的八路军投降。冈村的行动受到国民政府的欣赏和嘉许，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导致1946年内战爆发。冈村具有和共产党作战的丰富经验，为军方倚重，虽然冈村与其他日本战犯一起被关押，实际上充当了的军事顾问。所以冈村被捕之后，延迟到1947年8月23日，才首次出庭受审。高层酝酿为冈村开脱罪责，作无罪判决。为执行命令，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费尽心机，起草判决书。1949年1月26日下午宣判冈村无罪。

《判决书》提出的理由是非常牵强的。特别是把冈村的案情，仅仅局限在他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不足一年的时段内。此前冈村在关东军、华北派遣军的经历，竟然无一字提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国民政府完全回避日军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犯下的战争罪行，特别是冈村指挥的华北大扫荡，表现出明显的袒护。这个判决书实际是为冈村提供的辩护书，其行文用词，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是站不住脚的。

冈村被判无罪，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1949年1月28日和1949年2月5日，中共两次发表声明，将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斥之为“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这两个声明都是撰写的，上海《申报》2月1日转载了中共1月28日声明全文。在统治区敢于发表中共的言论，是很罕见的。表明上海新闻界对的判决敢怒不敢言，而借中共声明表达自己的心声。

对冈村的无罪判决，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因此也抹杀了其他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成绩。中共中央的声明收入了《选集》第四卷，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对日审判被否定，很少有人提及。国人几乎已经将它完全遗忘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从借鉴国际经验入手，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从制定审判法规、组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对战犯的界定和罪行认定等方面，为后来的审判奠定了基础。在审判过程中，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协商，修订政策，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审判。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众多审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

二、中国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重要配合。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为主要表现在中国境内，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构成了东京审判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为东京审判裁定日本战犯犯有反人类罪、反和平罪提供了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东京审判也引导了国内审判，使国内审判由最初的复仇审判转到对重大犯罪事件的审判，惩办了一批日军高级将领战犯，提高了审判的质量。

三、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对审判有很大的影响。在组织审判、搜集证据时，没有涉及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范围，致使日军的许多罪行没有被收录，造成很大的缺陷。国民政府不顾事实，竟然宣判冈村宁次无罪，是完全违法的行为。因为这个错误的宣判，使共产党全面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审判。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8

一、培养正确的审计职业判断意识

审计职业判断在审计计划和审计方案制定，审计证据收集、评价和整理，内部控制系统的评审，抽样审计，分析性复核等具体实践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审计人员要面对实际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经济事项，依据有关规定，做出专业判断，并对这种事项进行记录和反映，而且还要向决策者提供决策的备选方案，因此，审计人员在主观上树立职业判断意识，是提升职业判断能力并能够真正运用职业判断能力的前提条件。审计人员必须要从过去只需要根据审计制度的明确规定作简单的是非判断向职业判断迈进，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从更广泛和开放的视角思考审计环境。

二、提高审计职业判断能力

审计判断的基础是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审计人员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即审计理论、审计准则、会计原理、经济管理、计算机操作及数据库、网络技术等知识，这是提高审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基础。内部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持续的自学、后续教育、外出培训，吸收新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从书本中学习有关审计判断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和领悟他人审计判断的技巧，以及形成审计结论的逻辑思维过程和判断过程，把握审计方法和审计程序，把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的内在规律，明确审计责任，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有效完成工作。

审计经验是从审计实践中获得的，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是在不断训练、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不仅需要审计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质，而且还要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和较强的洞察力，因此，审计人员更要在实践中学会分析、判断、总结，积累经验，对审计中不断出现的复杂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业务以及各种影响因素，能够做出准确的职业判断。审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经常探讨出现的新问题，做成功与失败的总结，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锻炼思维能力，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可以直接参与经验丰富、审计判断水平高的审计师的审计工作过程，从中边观察、边领悟，或在其亲自指导下开展工作，直接从审计过程中获得审计判断的经验，这是审计师提高职业判断水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三、加强审计职业道德建设

只有诚信的审计人员才能客观、真实地进行审计工作，加强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强化职业道德意识，提倡和监督审计人员依法审计、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是提高审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重要保障。只有加强诚信教育，强化审计职业道德建设，才能夯实审计职业判断的精神基础，促进审计职业判断的健康发展。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9

“我搞这个改革，获得很多支持，省法院和县领导就一直很支持；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我是爱出风头。我就是想在法制史上留下一个名字。我和我的孩子讲，希望以后在讲到审判史的时候，有一个马锡五审判方式，后面有一个雷钧的法官制改革。这当然是我开玩笑的。但我这一生如果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完了，就可以很安慰了。”

采访时，这个张口即释放出如黄河流水般奔腾豪放歌声的人，对他发起推行的这项改革的动机和未来设想，深入展开了阐述。

现行审判制度的五大弊端及其渊源

《中国改革》：目前，整体的改革已经走入深水区，司法改革处在徘徊阶段，基层法院搞改革也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什么动因促使您要发起黄陵法院的改革呢？

雷钧：早在洛川法院任副院长时，我发现凡是判决的案件都必须上审委会，会议太多，我有点烦，我想让会议变得少一点。同时，在基层，刑庭的案件少，很好办，民庭的案件多，又比较难，行政庭则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个案件。我想要改变这种情形。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思考现行审判制度的弊端。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改不可。

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法院所处的法治环境是较为恶劣的，基层法院更是如此。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体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为行使。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实践中，由于人大的司法监督方式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导致一些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特别是对个案的监督往往演变成恣意干涉。另外，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本来彼此独立、相互制约，但实质上法院的人事、财政、物资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审判活动必然也要听从他们，尤其涉及行政机关自身的案件，更是令法院难以独立审判。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配置下，司法受行政干预在所难免，法院独立审判的法治本位得不到确认。毕竟，司法权威产生于司法活动之中。没有独立审判活动，何来司法权威的树立？我国现行的审判模式，抑制了法院司法权威的真正实现，即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难以得到有效搭建。

《中国改革》：那么，您认为要如何树立司法权威呢？

雷钧：我认为一是要从立法层面上保障法院的外部独立，通过立法赋予法院在组织与财政方面的独立性，这是法院独立的基础；二是从司法系统层面上保障法院的内部独立。我国现阶段依据宪法规定的原则，检察系统实行的是上下级“领导”制，法院系统实行的是上下级“监督”制，但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较大，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官资格任免、升迁基本取决于上级法院。所以，基层法院作为最底层的法院，要实现真正的独立确有困难。

与此紧密联系的一个现状是：基层法院法官独立的法律人格得不到尊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政治上无法中立。政治上的中立指的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政党、对政治保持公正超然的态度，不参与党派纷争及有关政治活动，忠实宪法、忠实法律、忠于职守，必须排除权力、人情、利益的干扰，公正公平、客观真实地分析证据，认定事实，作出裁判。而我国的审判制度使法官必须服从政治需要，甚至服从长官意志；二是精神上得不到独立。法官的精神独立实质是要求法官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具有公正执法、公平裁判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独立审判。但我国现行法官管理模式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都使法官必须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领导指挥，无法实现独立。

要树立司法权威，还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基层法官的法律文化提升受到限制。司法公正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法官的活动，取决于法官的文化素养。而法官文化素养的提升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知识层面的提升，二是经验方面的提升。我国的《法官法》、《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都对法官培训作了规定，但培训人员、培训力度都明显不够，基层法官的培训更是流于形式。他们受到的法律培训与法官职业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加之现有审判模式实质上要求的是法官专业化，即民事法官专民事、刑事法官专刑事，使法官的知识结构单一。法官的执法活动专业化，不符合职业化要求。加之我们的法官缺少三方面的交流：一是内部交流少，法官相互之间、庭室相互之间几乎各行其是，很少相互交流经验；二是同级别的法院之间交流少，一个法院对自己长期形成的固定模式、传统经验很少从外界借鉴新经验加以充实和改进；三是基层法院与法律院校之间交流少。法律在不断更新，法律法规在不断变化，不断增加新内容，而基层法院和法官消息相对闭塞，我甚至发现有位法官在判决中引用已经废止了的司法解释。所以，基层法官的法律文化提升受到了限制，阻滞了基层法院的公正执法活动。

《中国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审判组织形式，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与监督。您似乎觉得审委会的功能有点错位？

雷钧：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有人提议的，该提议不仅得到了会议认可，还在后来的立法中被法律化。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法院内设的最高审判组织，担负着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以及指导其他与审判活动、审判工作相关事宜的重任。但目前的审判实践已证明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设立的初衷，审判委员会均由院长负责，副院长、相关庭的庭长共同组成，很少有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实质上成了法院行政领导的又一场所，成为审判活动行政管理化的重要特征。这导致了司法权遭遇行政权的强制干预，势必影响司法公正。

《中国改革》：您以上谈到的中国现行审判制度的五大弊端，似乎可归纳为一点：即司法权遭遇行政权的干预。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雷钧：我国审判制度的明确化始于1932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出台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该条例确立了我国红色政权中的审判活动规则。审判活动基本上是根据当时党的政策、党的行动路线、甚至党的领导人的指示而进行的，可以说司法活动始终是行政领导下的活动，是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很大程度上是实体性大于程序性，即我们的司法活动不注重程序性规定，有违程序正义、有违司法独立、有违公正公平原则、有违审判活动的中立性原则，给审判活动加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带有极强苏联审判模式烙印的马锡武审判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样，表现出了司法的高度集权，行政限制过大。应当肯定马锡武审判方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也是必要而且必须的了。

黄陵改革的意义和未来设想

《中国改革》：您怎样具体展开“去行政化”的努力？

雷钧：基于对我国现行审判制度存在弊端的分析，我深感忧虑，才开始了对司法改革的思考与探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酝酿之后，先是在洛川县法院实行案件交叉审理，结果行之有效。然后在2002年底调任黄陵法院院长后开始试行法官制改革。运作初期，我将这一改革定为“主审法官制改革”，随着不断的运行、总结，我发现“主审”一词容易与合议庭制下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相混淆，经过论证，最终将我们的改革确定为法官制改革。法官制改革时，我注重解决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流程管理三个大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点化解了审判资源短缺、审判效率低下等方面的矛盾。具体的举措我就不再重复了。

《中国改革》：在会议中，我听到不少对于你们改革的肯定意见，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作为改革的发起人，您认为黄陵改革的意义何在？

雷钧：我们改革方案中的流程管理、案件责任追究等运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司法活动的杠杆作用，显现了法官居中裁判的权威性。严格的流程管理提高了办案效率，法官对案件的终身负责制确保了案件质量，这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法院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树立了法院和法官公正、公平、高效、廉洁的执法形象。但我认为这项改革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诠释了行政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现阶段，行政领导是法院整体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工作仍然是服从于行政领导。在审判实践中，外部行政领导和法院内部领导对案件的裁决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我们的法官制改革从宏观上讲，更加重视行政领导，但在审判活动中却最大限度地弱化了行政领导，使行政服务审判，而不是行政领导审判，甚至干预审判。目前，在我们法院已经形成了法官的地位最高、权利最大、责任最重、待遇最好的良好局面。

《中国改革》：如您所说，黄陵的改革淡化了法院内部行政对审判的领导，实现了还权于审判，还权于法官的突破。但还没有彻底实现法院内部行政与审判的分离。您对未来的改革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设想？

雷钧：法院内部行政是指领导法院日常工作和审判工作的法律所规定的、由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和机构。法院内部行政与审判活动密不可分，目前我国的法院实行的是体系下的管理模式，即法院的工作也要服从于政党领导，这本身是对的，问题是如何去领导。是服务性的领导方式还是指令性的领导方式。我们的改革就是实行由指令性向服务性的转变。我认为，要使法院内部行政与审判彻底分离，必须通过改革形成以下模式：

行政审判工作经验总结篇10

各位代表：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两项评议”工作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司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并深入开展了自查自纠。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    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区法院司法工作回顾

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区人大关于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重点抓好审判、改革、队伍建设三件大事。通过努力，各项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高，法院改革稳妥推进，队伍形象逐步改善，较好地完成了维护稳定、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的司法工作任务。

（一）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2003年以来(至今年6月底)，全院共新收各类诉讼案件3354件，办结3126件（包括上一年的未结案），正在办理301件。其中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15件，一审判处犯罪分子590人，共有457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审审结民商事案件2667件，行政案件19件；办结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5件。

1、狠抓案件质量，力求公正司法。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是人民法院能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所在，因此，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审判公正，始终是我院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纠纷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尽管我国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新类型案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可适用的案件呈上升势头，这些都给法官办案增加了新的困难和压力。面对这些新情况，为保证审判工作质量，我们在充分发扬过去一些好的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案件质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我院的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确保依法审判。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法庭质证、认证以及法院调查取证等证据制度，不断完善庭前证据交换、举证期限、证据失权的认定和处理等制度，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刑事审判既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罪犯，又确保无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强化人权保障力度。去年为贯彻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的“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要求，对新刑诉法实施七年来审结的2000余件刑事案件进行了自查，未发现超期羁押现象。通过自查，进一步增强了质量意识和审限意识，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高度重视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及时总结前阶段“严打”整治斗争工作经验，认真研究并建立了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除继续保持对各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外，通过集中公开宣判等形式，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震慑潜在的犯罪倾向。民商事审判强调调解工作，积极运用调解方式止纷息讼，在审结的2667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1736件，调解撤诉率为65%。对群体性纠纷和矛盾易激化案件，坚持从大局出发，精心组织审理，强调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疏导工作，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行政审判坚持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支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区进程的原则，积极受理，慎重审判，注重协调，确保稳定。

——强化审判监督力度。去年成立了审判监督庭，实现立审、审执、审监相分离，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在审判流程中的不同环节，运用排期、审限监控、质量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地进行。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共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5件，纠正错案2件。

——树立精品意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修订和完善了《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改革若干意见》，结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现有的诉讼文书样式重新作了调整，统一了9种既符合证据规定，又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诉讼文书制作样式。同时，组织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肯定和推广优秀裁判文书制作经验，发现和解决当前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以评优活动的开展，促精品意识的树立。

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全院的审判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案件上诉率、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减少。

2、狠抓办案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如果没有效率，公正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这是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过去对审判效率不重视，审判管理运行机制落后，造成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除加强对法官的效率意识教育外，着重通过推进法院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来提高审判效率。

——完善和落实简繁分流制度，扩大简易案件审理范围，规定除了必须由审委会研究的案件外，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尽量适用。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快速、简便的优点，及时处理简易民事纠纷，提高诉讼效率。一年半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2241件，占民商事总结案数的84%，当庭宣判率保持在40%以上。

——进一步完善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理制度，对事实清楚、被告人无异议的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在保持审判组织与程序完整的基础上，简化和调整庭审环节，提高庭审效率。审结的415件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有255件，占刑事总结案数的61.4%，二十天内审结的案件占38.5%。

——重视诉前调解、庭前调解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对于双方争议不大的纠纷，规定在立案的同时必须当场进行调解。一年半来，立案庭诉前调解案件12件(另有20余件未进行登记)， 及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讼累。同时，庭前调解已成了我院审理民商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宜调解结案的，在庭审之前一律先行进行调解。一年半来，通过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占调解结案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减少裁判文书制作时间，加快送达进度。尝试调解文书格式化制作，对民间借贷等带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案件，制订格式化调解书，做到当庭调解、当庭制作调解书、当庭送达，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

3、强化服务意识，贯彻司法为民宗旨。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便民措施和做法，努力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加强诉讼指导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向当事人送发《诉讼风险提醒书》、《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指导当事人完成各项诉讼活动。注重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司法救助，确保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发挥“维护国防利益巡回法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的作用，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强化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涉及抚养费、赡养费、退休金、劳动报酬等案件，优先予以执行，保证申请执行人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一些行动不带来了被动。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执行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虽然近年来加强了队伍的管理和教育，但仍有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群众时有反映。个别案件的执行人员对于申请人提供的即时执行线索未能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映，使少数长期寻找困难的被执行人可能因执行人员反应偏慢而得以再次躲避，从而可能错失了来之不易的执行机会。有的执行人员对于执行工作的过程不注意及时记载，即执行案卷中未能反映所做过的所有工作，不便对申请执行人作出合理的解释。

3、业务素质方面。少数法官不注重审判业务知识的更新，对法律的规定尤其是立法的原意、立法所追求的目的缺乏深入地理解掌握，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导致机械办案、适用法律上的武断等现象时有发生，使办案的质量不高。比如，客观地说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那种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证据的认定上，而随着我国立法（包括大量司法解释的制定）进程的加快，尤其是证据规则的明确规定，应该说自由度是越来越小了，至于依据有效的证据对法律事实一旦确定，法官就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裁量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我国法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少数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学习，机械地理解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了审判工作中的“大胆”、武断。少数法官由于业务不精，在具体审判工作中不会、不敢正确运用释明权，从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诉讼指导不力，且极易使部分当事人产生一些本可避免的误解。还有少数法官制作的法律文书缺乏说理性，甚至还会偶然出现破句、别字，使法律文书欠缺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

4、司法作风方面。有的法官不注意慎言慎行，特别是在接待当事人过程中表态偶显草率，有时虽是法律之规定但只考虑自己方便却未能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给予指导，落实司法为民上还有欠缺。有的法官办案作风尚不够深入细致，不大愿意做过细的教育说服工作，尤其是在裁判作出后不愿意做认真的解释工作。个别法官在庭审中遵守审判纪律不够好，驾驭庭审的能力还不够强，庭风庭貌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庭审中小动作过多、偶尔还有随意走动等不严肃现象。极个别法官还存在工作方法简单、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的现象，执法形象不佳。此外，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法官行使职务方面的廉政监督，但对干警职务之外守法情况的教育和监督重视不够，以致发生了一名职工非职务性犯罪，影响了法院队伍的整体形象。

5、廉政建设方面。在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监督方面，我们虽然采取并落实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但在如何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约束机制方面尚缺乏深层次地研究探讨，缺乏真正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措施。虽然缺乏明确、具体的证据或查而无果，但有关个别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正常、个别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还时有反映，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队伍的管理、保持对队伍的警钟长鸣仍是我们丝毫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