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十篇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1

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在工作中努力践行“四个关系”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后，上海市工商局充分认识到工商部门在利用外资工作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做好《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以“四个关系”为指导，进一步鼓励外商增加投资，积极促进利用外资结构优化，着力提高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能力，有步骤地推行了各项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聚焦服务宏观经济发展，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加快外资经济发展

做好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商部门的重要使命。正确处理好增加外资总量与提高引资质量的关系，通过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加快上海外资经济发展。

1.大力扶持外资私募基金发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引资质量，引导外商投资金融行业，上海市局与上海市金融办、商务委和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等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商榷，共同起草制定支持外资私募基金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政策支持。经过努力，2010年4月15日，市政府转发了由市金融办、市商务委和市工商局联合出台的《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截至2010年10月底，已有1户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落户上海，为合伙企业，出资总额1亿美元；已有39户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落户上海，注册资本(出资总额)合计1.54亿美元。

2.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方法，努力优化外商投资政策环境。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时出台了放宽企业出资期限和债权转股权创新政策，缓解企业出资难的实际困难，减轻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2010年10月底，已有293户外商投资企业受惠办理了延长出资期限的变更登记，涉及金额合计约11.3亿美元；已有31户外商投资企业受惠办理了债权出资登记，债权出资金额合计约3885万美元。积极配合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推进进程，推动境内自然人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的试点工作。经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等部门磋商，2010年4月以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名义正式出台了《境内自然人在浦东新区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试行办法》。该政策的出台也进一步扩大了投资渠道。截至2010年10月底，上海市已有30户境内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合计2134.1万美元。

3.促进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切实将提高外资质量与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着力推动上海经济转型。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中介服务行业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将调研成果转化为落地政策，起草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中介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包括优化市场发展环境、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改进政府管理服务等内容的15条政策，引发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二)聚焦提升政府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执法机制，促进企业有序发展

按照正确处理扶持企业发展与实现依法监管关系的要求，结合诚信体系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通过优化配置政府管理资源，积极创新市场监管方式，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为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营造更为公平、有序、统一、和谐的市场环境。

1.探索优化企业年检工作，创新年检工作模式。在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率100％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无纸化网上年检工作，真正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查、网上反馈、网上公示、网上办结的网上年检工作模式。同时，坚持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工作理念，完善企业年检申报备案办法，对守法诚信企业实行申报备案、简易审查、当场办结，对有违法行为或异常情况及重点行业企业实施重点审查。

2.探索试行远程行政指导，努力提高监管效能。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试行远程行政指导，探索柔性监管工作模式，开发完善电子邮件群发的软件系统，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各类行政指导信息，努力实现行政指导信息计算机系统发送的自动，企业与工商部门的互动，以及市局与分局、工商所的联动，有效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效能。

3.探索构建信用制约机制，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从2006年开始，在浦东新区试行将企业不良记录相关责任人员的信息纳入上海市企业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供社会公众查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我们正在研究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将严重违法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员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广泛为企业、银行、政府及相关部门查询使用，构建对违法失信企业的信用惩戒机制，通过科学利用监管成果，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三)聚焦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创新服务工作方式，推动建立法治政府

如前所述，创新服务方式要与坚持依章办事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始终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工作要求，强调政府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时间短一些，费用低一些，微笑多一些”，更要讲求制度规范，政策规范，通过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到位。

1.主动推进外资并联审批，提供更为高效的政府服务。营造便利化的投融资环境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努力目标。为此积极与上海市商务委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起草制定了《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并联审批操作规程》，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并联审批。截至10月底，已有1028户外商投资企业参加了设立登记并联审批。企业领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共计平均用时5天，远低于以往15～20天的办理时限。

2.全面开展电子政务建设，提供更为透明的政府服务。自2003年开始，实行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网上登记工作。2010年1月1日，为适应形势

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上登记企业范围，推出了外商投资企业网上登记服务系统。通过“外网申报、内网预审、现场提交、一次办结”的工作模式，从制度设计层面全面提高服务质量。2010年1月到9月，共办理网上申请3160户(次)。

3.建立完善走访联络制度，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政府服务。为更好地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建立了企业注册官联络人制度，按照“定员联系、定期回访、定时反馈”的三定原则，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专人服务。该制度的实施有效拓展了登记机关的服务领域，在积极宣传工商法规政策的同时，也及时收集到了企业发展的第一手信息资料，为政府宏观决策、企业理性投资提供科学的依据。

(四)聚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妥善把握审查标准，有效防范潜在风险

在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同时，我们始终密切关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花花公子”事件的妥善处理到代表机构登记的严格审查，再到近期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认真把关，我们把防范潜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作为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中之重。

1.认真把握产业政策，促进外资经济健康发展。随着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规定的实施，我们及时适应承担产业政策审查的全新职责，对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以合伙企业形式从事国家禁止的外商投资项目的，一律不予登记；对于从事外商投资限制类项目的，要认真审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主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对于产业政策限定于合资、合作的项目，不得登记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同时，与上海市商务委、建交委等部门建立项目评审机制，积极参与外资并购联合审查，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和规范，提高国家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

2.有效加强审查职能，严格代表机构市场准入。2010年2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进一步提高了代表机构的准入门槛。《通知》规定，代表机构隶属的外国企业必须存续两年以上，代表人数必须控制在4人以内，驻在期限从原来的三年改为现在的一年一登记，同时还增加了资信证明、存续证明等相关公证、认证手续的递交要求。应该说，这四大变化明显透露了国家收紧代表机构的管理意图。再结合《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又进一步加大了工商部门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的审查职责。为此，我们进一步发挥登记职能，严格窗口审查要求，坚决把好代表机构的市场准入关，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国家的政策导向。

3.加强机构培训，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为进一步规范企业申请登记的行为，我们充分利用中介机构的平台作用，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日常指导，并多次开展中介机构业务培训活动，统一其业务规范和业务流程，强化案例教育，帮助机构总结审查材料的经验，提高机构对递交材料真实性的辨析能力。对于部分信誉较差的，在登记过程中曾提供虚假材料的机构，加大查处力度，予以批评、警告，以尽量减少登记材料出现偏差。

二、求真务实、紧密结合，在实践中继续提升“四个关系”

(一)进一步发挥“四个关系”对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指导作用

1.要继续加深对“四个关系”的思想认识。“四个关系”是周伯华局长在深刻分析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面临的新形势基础上，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外资工作的总体要求。因此，从事外资工作的工商干部要认真学习，加深对“四个关系”科学内涵的理解，深刻领会只有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才能更好地达到“四新要求”工作目标，才能更好地履行外资市场主体准入管理的重要职责，切实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要把“四个关系”与国家利用外资政策有效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的落脚点就是进一步做好利用工作，因此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按照总局党组提出的“增加总量、扩大规模、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十六字方针，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提高引资质量，切实发挥“四个关系”的现实作用。

3.要把“四个关系”与开展具体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对“四个关系”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更要与实践工作相结合。作为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我们觉得更要结合本地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既要切实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要求，体现工商总局的工作要求，也要体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

(二)切实推行各项具体措施，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上海市工商局将进一步紧密围绕如何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这一主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外资登记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完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全力以赴，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扶持外商投资金融业发展。加强对新型金融业态的探索研究，加大对创业投资，融资租赁，融资担保、保理，资产管理，非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等业态落户上海的扶持力度，加强对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等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发展。

2.深化外资行政审改工作，推动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以利用外资新方式为契机，结合上海市企业并联审批的工作要求，探索在浦东新区和其他条件成熟的区域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直接受理登记。

3.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创新便捷高效的申请渠道。按照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建立健全“授权登记+远程核准+网上申请”登记模式的工作要求，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网上登记服务系统，实现“外网申报、内网预审、现场提交、一次办结”网上登记工作目标。

4.探索开展市场秩序评析，客观评估监管成效。开发完善能够自动生成市场秩序状况评析指标数据的计算机软件，对上海市市场秩序状况开展科学评估，客观分析监管执法的效果、效率和效能，有效提高监管执法的预见性。着力整合市场监管信息资源，进一步创新外商投资企业监管方式，努力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高效能监管。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2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特点越来越显著。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来。因而，研究地区第二产业竞争力，分析第二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从而制订提升产业竞争力措施，已经成为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沿江八市第二产业竞争力基本情况分析

产业竞争力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个地区的某种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由许多因素决定，如产品的价格、质量、服务等，这些最终都将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上体现出来。从产业竞争力的结果来看，一个地区某种产业竞争力高低可表现为国内市场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力（本文主要考察出口竞争力）和人才竞争力等方面。表1、2、3分别反映了江苏省沿江八市的第二产业的对比情况。

某产业国内市场竞争力可以用市场占有率来反映，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从总量指标上分析，2000年沿江八市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苏州最高达870.10亿元，其次是无锡达683.16亿元，最低为泰州市191.19亿元，高低级差约为680亿元，而苏中三市分别排在第4位（南通）、第7位（扬州）和第8位（泰州），且苏中三市的第二产业平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苏南低268亿元。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这两个总量指标看，2000年，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最高的为苏州，分别为2396.50亿元和588.97亿元，最低的为泰州市，分别为443.80亿元和115.38亿元，工业总产值的高低级差为1952.70亿元，工业增加值的高低级差为473.59亿元，苏中三市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排在第5位（南通）、第6位（扬州）和第8位（泰州）。

从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八个城市的第二产业在各市GDP中的比重大致一样，约为50%，但每个城市第二产业占沿江八市总GDP的比重是不同的，苏州最高占25.51%，无锡占20.04%，苏中三市合计占22.76%（低于苏州一个市的比重）。在工业产值占八市总产值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占八市总增加值的比重指标中，苏中三市总计分别占19.40%、20.91%。在人均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工业增加值这两个指标中，苏中三市都位居后三位。

从第二产业人才竞争力来看（见表3），2000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总数最多的是苏州，为156.26万人，其次是南通，为138.39万人，扬州为75.74万人，位居第6位，镇江为59.96万人，居第8位。就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指标而言，泰州最低为28.20%，南通为31.39%，扬州为34.12%，在八市中处于最后三位。而最高苏州市为49.78%，表明泰州、南通、扬州第二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数比苏州分别少21.58、18.39、15.66个百分点。在科技人员占工业职工总人数指标中，南京最高达37.53%。苏中三市中最高的为扬州，比重为20.57%，仅排在第四位，泰州居第五位，南通居末。

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考察出口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反映了一个城市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用该城市工业品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来反映。沿江八市1998-2000年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3。

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第二产业出口总额最高的是苏州，为104.81亿美元，最低的泰州市为3.29亿美元，约为苏州的1/32，而其第二产业出口总额占八市总出口额的比重仅为1.52%。

由表3可以分析，2000年与1998年相比，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呈上升态势的有苏州（上升近1个百分点）、南京（上升0.25个百分点）；基本处于持平的有常州、泰州和扬州；其余各市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灰色关联度评价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系统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系统若干数列的曲线与标准数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紧密程度，曲线的几何形状越接近，其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关联序则反映了评价对象与标准对象的接近次序，即评价对象的优劣次序，灰色关联度最大的评价对象为最佳。因此，利用灰色关联度可以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比较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评价对象（比较数列）和标准对象（参考数列）

设评价对象为m个，有n个评价指标，同时设比较数列为：

Xi={Xi(k)|k=1,2,Λ,n} (i=1,2,Λ,m)

参考数列为：

X0={X0(k)|k=1,2,Λ,n}

确定各指标对应的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评分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W={Wk|k=1,2,Λ,n}

其中Wk为第K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r(x0(k),xi(k))

式中，r(x0(k),xi(k))表示比较数列Xi与参考数列第k个评价指标上的相对差值，称为Xi对X0在k点的关联系数。ξ称为分辨系数，且0

计算灰色加权关联度r(X0,Xi)

评价

根据灰色加权关联度r(X0,Xi)的大小，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建立评价对象的关联序，关联度越大其评价结果越好。

沿江八市第二产业竞争力灰色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本文选取反映第二产业竞争力的指标，指标名称及其释义见表4。

采集2000年八市的指标值数列并确定参考评价数列

由于篇幅关系，文章省略了原始数据值。对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以消除量纲不一致而引起的误差。参考数列选取每一个指标中的最大值。处理结果见表5。

确定评价因素的权重

根据专家评分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r(x0(k),xi(k))

取各个城市的数据数列作为评价数列，用Xi表示，i=1,2,…,8。选取每一个指标的最大数值作为参考数列，用X0表示。取ξ=5，计算得：

r01(1)=0.5323,r01(2)=0.6823,

r11(3)=0.5855,r01(4)=0.5643,

r01(5)=0.4962,r01(6)=0.4727,

r01(7)=0.5217,r01(8)=0.3333

同理得r0i(k),i=2,Λ,8;k=1,2,Λ,8。

计算灰色加权关联度r(X0,Xi)，建立关联序

r(X0,X1)=0.5200,r(X0,X2)=0.6545,

r(X0,X3)=0.5600,r(X0,X4)=0.6932,

r(X0,X5)=0.5171,r(X0,X6)=0.6668,

r(X0,X7)=0.7212,r(X0,X8)=0.7836

关联序：

r(X0,X8)φr(X0,X7)φr(X0,X4)φr(X0,X6)φr(X0,X2)φr(X0,X3)φr(X0,X1)φr(X0,X5)

竞争力评价分析

从关联序可以得出，苏州市由于其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万元工业产值能耗，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四个指标都处于沿江八市的第一位，而其其余四个指标也都排在前几位，因而，苏州市第二产业竞争力处于沿江八市的第一位，其二产业竞争力最强。镇江市在沿江八市中，第二产业竞争力最弱，原因在于镇江市有四个指标排在最后一位，分别是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指标、万元工业产值能耗指标、新产品率指标和科技人员占工业企业职工总数比重指标。扬州市第二产业竞争力在沿江八市中排在第六位，其竞争力最强的指标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排在第二位，其余指标都排得较后。灰色关联分析的结论与沿江八市第二产业竞争力基本情况分析是一致的。

提高苏中地区第二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在继续发挥资源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近几年来，苏中地区工业竞争力大多体现在制造业和轻纺工业，这一趋势表明苏中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为主，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状态变化、相对优势状况的变化（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江苏苏南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导致轻纺工业丧失竞争力），发挥苏中的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当地条件的加工工业。

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及苏南地区的辐射作用，延长产业价值链，提高产业附加值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发展梯度，而苏中地区的整体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要赶超发达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状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摆正心态，准确定位，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及苏南地区的辐射作用。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既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兼并、合资等方式进行，也要在政府层面上，通过省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规划指导，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展开。要逐步把在发达地区已丧失竞争力的下游产业，转移到苏中地区，与苏中地区的上游产业相结合，延长产业价值链，提高地区工业产业的附加值。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

以开发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型企业为载体，以引进跨国公司（集团）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改进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道，提高招商成效。切实办好现有外资企业，鼓励增资扩股和外商独资，发挥以外养外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地方劳动力和特色产品优势，吸引国际企业投资开发，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同时探索境外上市、发行境外债券等多种利用外资方式。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提升企业竞争力

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来稳步规范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大集团参与地方企业资产重组，实施挂靠联合，发挥专业化协作，做大做强地方骨干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本运营效益。同时，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强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一批“小巨人”。要把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新技术园区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竞争力。

充分发挥地区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积极加强与地方科研院所的合作，大力推进产学研联合，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独资建立研发机构，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积极稳妥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撑体系与工作机制，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发挥政府投入导向与杠杆作用，加大财政、税收、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制。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总部经济；城市；分工合作；路径；联合利华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021—03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赵弘，2004）。总部经济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一是总部集群对城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总部在大城市集群发展，通过规模效应、产业带动效应、知识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等，加快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增强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二是总部与制造基地分离实现不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总部经济通过将总部布局在大城市，生产制造布局在中小城市，充分利用大城市丰富的人才、信息和技术等战略资源优势和中小城市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一般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的优势，实现企业功能链、价值链与不同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大城市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总部经济以企业为载体，以区域资源差异为前提，以利益共享为基础，发展总部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共同发展。

一、总部经济推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总部经济是深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一种新的有效模式。“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布局模式，能够突破原有城市之间主要在产业分工、产品配套层面分工合作理念和模式的局限，提出不同城市之间功能分工与功能配套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图-1）。即：大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管理和决策等总部功能环节，中小城市发展生产制造功能环节，这种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与合作模式，能够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互补，产生不同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收益。

其次，总部经济优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资源配置。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将总部及研发、结算和营销等高端环节，迁到具有良好基础条件和服务环境的大城市，而把加工制造环节布局在具有成本、劳动力优势的中小城市，不仅能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创新，更能够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促进大城市的战略资源和中小城市的常规资源两个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佳配置（图-2）。同时总部经济增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大城市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与周边中小城市建立产业链上下游不同功能环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大城市的扩散溢出效应，将丰富的科技、信息等资源、技术创新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技术转让、信息传播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向周边中小城市的制造基地辐射。

最后，总部经济提升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大城市而言，总部一般从事决策、管理、研发和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的增加值、税收等指标高，产出贡献大的特点，总部聚集发展提高了中心城市经济的集约性和规模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总量和发展效益。中小城市则通过发展生产制造基地，直接增加当地的经济总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通过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径分析

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在不同区域进行空间布局的表现形态。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径有很多，其中，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小城市迁移模式是大城市企业按照总部经济模式实现“总部一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一种重要模式。近年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由于地价高涨、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将生产基地迁出的企业案例很多，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上海大众将桑塔纳生产基地迁至江苏仪征，北京爱慕内衣将生产基地迁到吴江，等等。

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小城市迁移模式是指大城市企业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中小城市和地区，企业总部仍留在大城市，实现“总部一制造基地”分离布局。这种模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资源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城市发展对环境保护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企业所在行业进入以买方市场为主的成熟期，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行业利润微薄，企业将难以承受高昂的生产成本，市场竞争力逐步下降。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将不得不考虑搬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制造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其次，中小城市丰富而低廉的常规资源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生产基地外迁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发展空间充足，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加之其丰裕而低工资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及其他物质资源以及政府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至这些区域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上述两大背景下，企业迫于所在大城市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为降低生产成本，就需要采取搬迁的模式来实现其持续发展。如果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基地全部进行搬迁，则又面临着诸多风险，如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缺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研发技术人员，企业在中小城市可能面临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等问题。因此，企业在搬迁过程中，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即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而将总部环节仍留在大城市，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优势，又能充分利用中小城市的土地、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优势。

三、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城市分工合作的效应分析

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而将总部留在大城市，不仅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且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和地区，必然会对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以及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等。

（一）对总部所在大城市的经济效益

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和其他区域，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生产基地外迁能够为其他适宜大城市发展的产业腾出充足的空间，发展那些符合大城市资源特点（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其次，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留住总部的这种模式为大城市发展制造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北京为例，在京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具有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中，制造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高达49.4%。再次，总部聚集将带动大城市生产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部战略决策对信息、决策咨询等服务产生需求；总部研发创新、设计功能对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生需求；总部营销活动对市场调查、广告、物流等服务业产生需求；等等。

（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

一是避免了区域间的合作走向竞争。随着大城市制造成本上升，区域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增强，甚至出现了争项目、争投资的恶性竞争态势，制约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企业通过生产基地外迁这一总部经济模式能够为区域间竞争重新走向合作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二是为区域间基于制造业内部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可以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开展制造业不同功能链环节的合作，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三是拓展了区域间开展“生产一服务”合作模式。企业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还可以促进大城市的“服务”与中小城市的“生产”间的合作，建立基于“生产一服务”这一新的合作模式，拓展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范围。

四、企业案例：联合利华

联合利华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之一，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和英国伦敦。联合利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员工达17.4万人。在2010年度《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21位，营业收入达553.52亿美元。联合利华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合肥和潍坊等城市设立了10多家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早期，联合利华生产基地主要在上海，2002年公司出于调整组织结构、降低经营成本的需要，先后将上海的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后，给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运输成本减少、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后效率提升，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了30%左右。二是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壮大了整体规模。上海工厂搬迁至合肥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2003年原合肥利华洗涤剂公司仅产洗衣粉7万余吨和委托加工部分香皂。截至2008年底，该工业园累计总产值达到200亿元，已成为联合利华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三是通过工业园建设，将原来分布在上海、合肥等地的数家工厂进行了有效整合，解决了生产经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了联合利华的组织架构。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4

【摘要】 校企联合培养会计本科人才的实践能力，有多方面的必要性。明确联合培养实践能力的目标，合理组织联合培养的实施过程，正确处理实践教学面临的各种关系，高校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就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培养；会计本科人才；实践能力

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55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应届毕业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而会计学专业作为近年来求职者数量进入前十位的专业，更遭受了激烈就业竞争的挑战。这就迫使许多高校重新调整会计学专业的办学模式，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会计本科人才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以增强就业竞争力。而加强会计本科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仅仅依赖高校自身条件是难以做到的，还必须借助企业的资源与条件，也就是需要与企业联合。

一、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必要性

会计本科毕业生大部分都进入企业从事财务会计或其他管理工作，而以往企业较普遍地反映了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教学不充分、毕业生实践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会计本科人才不具有企业所期望的能力与素质。再加上扩招后毕业生的逐年增加，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与企业联合，加强会计本科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就成了一个十分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一）专业理论学习的需要

各高校依据会计本科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相应设置了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和专业方向课程体系。无论是税法、经济法、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专业基础课程，还是财务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税务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专业方向课程，操作性都很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二）开展专业实验、实习的需要

根据教学需要，各高校都开设了大量的实验、实习课程。其中，有些实践类课程在校内进行，只是根据模拟环境下的业务进行的，无法真正取代实际环境下的业务，还需要到企业上岗实习作为补充；而有些实践类课程则必须在校外的企业或单位进行，如认知实习、毕业实习。

（三）实施实践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企业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对此，各高校开始进行实践教学改革，为会计本科生增设了一些校内专业模拟实验课程和校外实习课程。这些改革需要联系企业的实际业务，恰当确定实践教学内容、合理安排实践教学课程，并进一步编写教材、安排师资、组织教学。联合企业开展实践教学改革，将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需要

在企业实际环境中实习，学生将会学到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获得校园内难以获得的能力。通过深入企业，学生能真正了解到企业对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从而更加努力地锻炼专业实践能力，学习观念和就业观念也因此变得更加成熟。

（五）增强高校办学能力的需要

学生的质量代表着一所高校的办学能力，只有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高校，将有负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最终将被市场所淘汰。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中，高校联合企业的能力，反映了其办学能力的大小；增强办学能力，就必须增强其联合企业的能力。

二、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

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的精神，充分借鉴国内外高校对会计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笔者认为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可概括为：将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成为具有宽广的财务会计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具备较好地从事会计、审计、理财及其相关经济管理工作的具有一定专业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改善培养人才实践能力的设施与条件，完善培养人才实践能力的师资与结构，采取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与手段，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专业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便是校企联合培养实践能力的目标。这种专业实践能力也就是会计人才正确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又可以分解为：公关与协调能力、职业判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会计处理能力、税务处理能力、资金管理能力、管理软件操作能力等。

三、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实施

与企业联合培养会计本科人才的实践能力，不仅是开展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而且是全面提高会计人才素质的重要环节。许多高校都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使实践教学时数达到了总学时数的20％左右。要使学生能够 “零距离”上岗实践，并实现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就应做好如下工作：

（一）合理设置实践教学体系

为增强会计本科人才的实践能力，应在合理安排专业理论课程的前提下，突出专业的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进一步增加实践教学的学时比重，重组实践教学体系。一般来说，会计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由认识实习、课内实验、实验课程、综合实验、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几个部分构成。根据能力培养的不同要求，并经过科学的论证，确定实践教学的方式：校内模拟实践还是校外企业实践。专业课程的手工模拟实验、计算机模拟实验、财务软件模拟实验等一般在校内实验室进行，由专业教师或实验教师担任，也可以聘请企业中富有经验的财会人员担任。这些校内实践课程的良好开展，可以为校企联合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打下成功的基础。而认识实习、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必须深入企业进行的实践活动，高校需要与企业联合，由企业财会人员在处理业务的现场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能接触实际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其他培养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合理设置的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培养，会计本科人才的实践能力应能够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二）精心挑选拟联合的企业

由于企业环境下的专业实践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决定着培养会计人才的实践能力必须与企业相联合。遵循“合作共赢”原则，让企业从联合中获益是高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校企联合可持续开展的关键。在校企联合中，高校能够帮助解决企业财会工作甚至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难题，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上水平，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这是企业对高校的期望。同时，学生能够将所学的最新理论知识和业务处理方法带到企业中，并能够承担一部分企业的具体工作，可缓解企业专业人员一部分工作的压力，这是企业对学生的要求。而高校主要依据各项具体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完成去挑选企业，一般愿意选择各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经营管理规范，设施齐备，专业人员素质高、能力强，能够对上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业务指导，并能够接纳较多的学生开展实践活动。而行业内优秀企业只愿意与同样优秀的高校开展联合工作，而不接受一般高校的合作要求。因此，高校应了解企业合作的动因是否合理、提出的要求是否恰当、指导的能力是否具备，依据“合作共赢”原则，精心挑选出真正两厢情愿的合作伙伴。

（三）合理选择实践工作岗位

应依据各项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任务来相应确定适合的实践工作岗位，企业会计岗位一般有：出纳、财产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往来结算、总账报表、稽核，档案管理等等；电算化会计岗位有：软件操作、凭证处理、审核记账、电算维护、数据分析等等。例如，实习会计手工处理工作，可把学生安排到未实行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各会计岗位上；而实习成本会计工作，则应把学生安排到开展成本核算的车间、分厂或厂部的成本费用核算岗位。有的实习时间较短，如1周，比较多地采用对某会计岗位观摩实习的方式；长于1周的实习，一般要求实习时应承担某个岗位的具体实际工作，而不能仅停留在观摩层次。 　（四）加强实践教学过程控制

首先，根据实践课程的教学大纲，由校内指导教师与企业指导教师共同制订实践教学指导办法，作为严格实施实践过程和评定学生实践成绩的依据。其次，要强化过程管理，规范实践教学环节，这是实施实践教学、确保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实践教学前，校内指导教师要进行教育动员，让学生重视实践教学，明确目的、内容、安排和考核标准。实践过程中，企业指导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工作安排，让学生了解工作要求，指导学生掌握工作方法，督促学生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学生还应按照学校要求做好每天的实践记录（或日记），以反映实践中的具体情况、问题和收获。实践结束后，学生应对整个实践过程作全面的总结，提交实习总结报告；企业指导教师对学生工作表现和效果做出评价，并给出成绩；校内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总结报告和企业指导教师的评价意见，以及学生实践的整体效果做出实践教学总结报告。

（五）总结交流实践教学经验

联合企业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需要有一个探索实践教学规律的过程。理论教学必须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会计高等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是高校会计学专业不可动摇的办学宗旨。总结交流实践教学经验，可以在班级、年级里交流，还可以在校际间交流，总结主要是实践教学的得与失、利与弊，交流主要是探讨克服弊端的良策与措施。其中，特别要关注企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作用的发挥情况，以及与高校预期的差别大小。如果差别不显著，说明校企联合培养是成功的；否则，就必须要重新挑选拟联合的企业，甚至需要重新设置实践教学体系，并采取更严格的实践过程控制手段。总之，总结交流经验是前一个实施过程的结束，又联接着下一个实施过程的开始，并为下次实施提供借鉴。

四、校企联合培养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当前，经济全球化、会计国际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新理论、新方法、新法规、新制度不断涌现，社会对会计人才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本科人才不仅应掌握最先进的理论知识，例如：我国新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外贸会计理论、高级财务管理等等；而且还应拥有更全面的实践能力，例如：财务报表分析能力、财务软件系统操作能力、网络会计处理能力等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开展，最终都是为了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而实践能力的提高不仅离不开以最先进的理论为基础，更离不开在企业实际岗位上的专业训练。岗位上的实际训练能让学生获得课堂上难以培养的素质，如：服务社会观念、事业心和责任心、团队精神等等。

（二）正确处理好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的关系

由于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实验室已经在高校普及，财务软件和财务模拟实验软件也已经运用于实验室，使得会计学专业的许多专业实践可以在校内模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会计专业学生赴校外实践的压力，也缩短了到企业实践的时间。但由于模拟实践资料的局限性和模拟软件设计的滞后性，使模拟实践难以达到真正仿真的效果，公关与协调、职业判断、综合分析等能力无法得到明显提高。因此，对认识实习、课内实验、实验课程、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实践类课程，应根据课程性质和学校实验条件，科学安排哪些在校内实践、哪些在校外实践。由于校外实践教学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取消性，我们必须坚持与企业联合开展校外实践的人才培养工作。

（三）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据调查，会计本科人才的就业市场主要在于公司制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企业和单位要求会计人才应具备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种能力，具备财务与会计、税收与法律、审计、计算机、管理、金融、外语等多种知识。因此，会计本科人才培养不能满足于简单核算型人才的培养，而应兼顾管理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掌握英语、熟悉国际事务的人才培养。当前，我国各行业发展迫切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管理型会计人才，而不同行业对会计人才的具体要求又有差别。高校就需要加强会计本科人才对各行业业务处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适应各行业会计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较好地解决企业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加强会计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不仅能为大中型企业提供能胜任工作的高级会计人才，而且能为中小企业输送具有全面能力与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会计人才的能力与素质将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影响着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企业参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有效机制，不断提高会计本科人才的教育质量，是高校会计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工程总承包企业国际化 市场进入模式 内在特性

1、引言

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已不满足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纷纷进军国际工程市场。工程总承包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际工程市场的进入模式有哪些；二是如何选择适合工程总承包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市场进入模式。

2、工程总承包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有四种：出口模式、契约模式、投资模式和战略联盟模式，这些是大多数通用行业的市场进入模式，不能将这些模式进行简单的套取来获得工程总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的模式，需要结合工程行业自身的特点，来建立适合工程总承包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市场进入模式。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总结，得出工程总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的基本的模式有十三种，分别是BOT项目、独资项目、合资项目、项目联合体、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分公司、办事处、战略联盟、许可经营、目标国、援建项目、项目换资源。

2.1 BOT项目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通常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BOT 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

2．2 独资项目

独资项目是指企业不依靠外部的资金来承接项目，独自承担项目的全部风险和所有利润。这种模式并没有考虑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有项目的时候就进入目标国承建项目，在项目完成后就退出该国。

2．3 合资项目

合资项目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通过合资的形式来承接国际工程项目。由于一些项目需要带资承包的，一家公司无力提供全部的资金，需要与另外的一家或几家公司合资来完成该项目，这样就形成了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的模式。

2．4 项目联合体

项目联合体是在国际工程国际分工越来越明确的趋势下形成的一种合作模式。工程业发展迅速，一些项目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一家工程企业只能承接项目中的一个部分，为了取得工程的中标，会与别的工程企业组成项目联合体来投标。

2.5 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建立一个共同拥有的独立企业进行投资和经营，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2.6 独资企业

独资企业就是通过在目标国新建一个独立的公司来进行投资与运营，企业独资承担所有承接项目的全部风险和收益。

2.7 分公司

分公司是总公司为了国际化的发展，在目标国设置分支机构。分公司不同于独资企业，它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受本公司的管辖而不具有法人资格。

2.8 办事处

办事处是非独立核算的非法人机构，不可以有购销的行为，不用交税和报税，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资源承诺度比较低。

2.9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就是一家或是两家以上的工程企业或是跨国公司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项目合作、同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联合行动。

2.10 许可经营

许可经营是许可证持有的企业将将企业的注册商标、专利、技术等有限的授权给目标国的企业使用，获取被许可方相应费用。

2.11 目标国

目标国商是为国际工程企业提供目标国的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和金融方面的信息，使工程总承包企业能够迅速准确的了解目标国的市场信息。

2.12 援建项目

援建项目是工程企业为目标国无偿或部分无偿的建设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设施等基础设施，或者为目标国提供无偿的技术支持。

2.13 项目换资源

项目换资源的目标国是一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工程总承包企业通过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或是企业建设项目来获取自然资源。

3、不同市场进入模式的内在特性及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

之所以对应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 公司会选择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 是因为不同的进入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性, 能适合公司对特定环境的需要[1]。Hill，Hwang和Kim[2]将市场进入模式的特性分为三种：控制、资源承诺和传播风险。控制是指操纵企业资源, 进行运营和战略决策的权力[3]，工程企业在进入目标国承接工程时，采用的进入模式不同，那么对企业资源的控制程度也是不同的，企业的技术资源和资产资源是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以企业必须在进入目标国市场之后依然保持对企业资源的控制权。资源承诺是指专用资产如果用于其它用途就会不可避免会丧失一定价值的特性[3]，资源承诺度高的模式，在退出目标国时，付出的成本比资源承诺度低的模式高。传播风险是指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时, 比较优势被该国企业不正当利用的危险，由于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时必须依赖技术、营销或管理方面的一定优势, 在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时, 就会面临传播风险[1]。本文对上述十三种进入模式内在特性的总结为表1。

表1 不同市场进入模式的内在特性

在选择市场进入模式不仅仅要考虑模式本身的内在特性，还要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因素，张一弛、欧怡[1]总结获得了较完整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其中外部影响因素为目标国家的市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及企业所在母国的市场、政策、生产等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战略、国际经营经营、自身资源、所处行业及产品的知识价值、隐含性、适应性等因素。

工程总承包企业在进行国际化发展时，须选择合适的市场进入模式，在深刻了解每种模式的内在特性的条件下，综合考虑影响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各种因素，选择出最合适的市场进入模式，为国际化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一驰，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J].经济科学，2001（4）：13-14.

[2] Hill, C., Hwang , P. and Kim, W. ( 1990) . An elcetic theory of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1：117- 128.

[3] Kim, W. And Hwang, P. (1992) .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 entry mode choice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irst Quarter ：29- 54.

作者简介：彭素荣（1986-），女，湖北黄冈人，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工程专业09级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6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国家、省市的决策要求，全力落实开发区党工委在2014年初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三项中心工作，重点抓好“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稳定、积极扩大进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积极稳妥实施‘走出去’战略”等5项重点工作。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坚持以转型升级为抓手、加快外贸转变方式，努力促进进出口稳步增长，持续推动经济技术区外经贸科学发展。

二、工作措施

1、稳、保、促外贸，促进外贸转型升级，改变外贸发展方式

一是加强联系沟通，深入外贸企业及时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加强引导扶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加大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有发展潜力的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外贸企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发展动态，积极做好进出口运行监测，重点监测订单、成本、汇率、卖价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及时出台、调整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二是充分利用广交会这个平台，为本土企业积极争取更多参展机会；着眼长远，积极谋划解决本土企业展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尤其要加强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招商。三是巩固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培育周边市场；要调整结构，围绕杭州的转型升级，加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整合，建立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进一步推进服务贸易发展，

2、建立开发区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实行海关、质检、国检、工商等部门联动工作

进一步强化全员工作意识、服务意识和协作意识，努力做好各项为企业服务工作，大力营造工作团结氛围。努力打造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为外经贸企业提供有力服务保障。加快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政府、市场和第三方的资源，构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指导以及政策咨询、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服务。与海关、质检、国检、工商等部门经常保持业务联系，及时沟通协调，统一开展行动，提高工作力度。

3、深化信息平台作用，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服务

为了维护我区开发区生化医药行业正常的、公平的出口贸易秩序，强化该行业对外贸易预警意识，提高我开发区生化医药行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少该行业出口贸易损失，并结合我开发区生化医药行业的实际情况，我们申建立了杭州市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同时，建立对外贸易预警信息联络员队伍了，由重点监测企业专设信息联络员，组成联络员队伍，做好预警信息的统计和汇报工作，定期上报对外贸易信息，按季度完成企业的预警信息统计分析报告和综合性预警信息报告。切实有效地推进了开发区生化医药行业的预警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预警工作的实效。做好今年“一个基地、一个预警点”的申报工作，努力开拓相关工作，完善工作台账，做好企业宣传，为开发区外经贸发展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抓手。

4、完善制度，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为保持我省外贸进出口平稳发展，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贸易平衡，提升我省经济综合竞争力，省财政设立了促进进口专项资金。根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省财政厅、省外经贸厅研究制定了《促进进口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此，我们与区财政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各个部门、企业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好钢用在刀刃上。

同时，我们完善为企业申报各项资金的工作，力求每一笔资金都能准确、及时的帮助企业申报成功。

5、强化宣传，完善企业风险体系建设

为了给开发区外经贸企业的出口保驾护航，不遗余力地向企业宣传出口信用保险，通过各类培训会、企业面对面的走访，加大企业对其的认知程度，进一步完善企业风险体系建设。

4月28日，为了宣传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外贸预警、防范及应对，外贸合同风险，知识产权及跨境投资等内容的交流咨询，我们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号路城市彩盒四楼一号会议室，举办了政策与法律服务团进驻外贸预警点专题服务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有省商务厅和市外经贸局的领导、招商局领导和外经贸科、综合科50人以及萧山、江干、橡胶企业和开发区32家企业。

三、工作成果与收获

2014年，我区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外贸进出口总值为美元，同比增长%，其中出口美元，同比增长%；进口美元，同比增长%，进出口总体保持协调发展。

四、工作问题与不足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7

外联部新学期工作计划书

随着新一学年的开始，我们也开始了外联部新一学期的工作。身为学生会唯一对外和具有商业气息的部门，担负着对外与各企业交流合作、对内与各部门协调的重担。以下是我部新学期的工作计划。

一、初期本部建设

1、新学期开始，纳新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会认真做好新成员的招募和培训的工作，为外联部将来更好的发展打下基础。培训的过程中会多给新人实践锻炼、自我思考和做决定的机会，同时也会给每个新干事印发一份普遍适用的外联工作教程，供他们参考学习，在培训过程中会认真总结出自己以往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新人多走过去自己的弯路、死路。

2、同时，我部还会努力做好部门的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外联的制度建设是迫切的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外联的持续性和可发展性。

3、纳新完成后，由干事自行结伴分成若干组，定组长，明确组内的分工，在初期开展组与组之间的策划书写作竞赛，提高干事们的策划书写作水平。

4、创新外联方式，规定每组定向熟悉一家企业，(例百脑汇、时代、赛博、颐高等)，并与此企业建立长期的联系，鼓励组员与对方企划部工作人员长期联系交流。

5、部门的考勤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人做好不难，但要让个部门的人一起做好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人每一次迟到、每一次的缺勤都会影响整个部门的成绩。所以，本学期我们必须在考勤方面严格要求干事，不能让这些事情再影响到我们的部门。

6、建立评优制度，每次外联工作结束后，对表现突出的干事予以表扬和鼓励，提高部员工作的积极性。

二、中期外联工作

本学期的主题活动较多且活动安排紧凑，金牌主持人大赛、宿舍文化月、感动天中人物评选、元旦晚会因此给我们的外联机会和任务自然也就增加了。

1、做好一次活动的策划。与多大家交流、多关注身边(例天大，南大，医科大等)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让我们做出的外联策划更加的新颖、更能吸引商家的注意。

2、与过去有过交流的商家保持联系，通过过去的了解和经验试图再他们身上再次寻求合作的机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努力建立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合作机制。

3、拓展外联的方式，尝试挖掘出新的商家(例中国联通)、寻找新的商机。为外联工作增添的机会和可能。

4、尝试借助外联这个平台与校外的公益组织，环保组织，慈善组织联系，让同学们服务于社会，让同学们受助于社会，丰富同学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5、鼓励干事们交流工作中的经验和收获，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6、做好赞助后期的信息反馈工作，学校与商家合作应该是双赢的，我们要为学校负责，为商家负责。

三、后期的总结

每一次工作的结束都是在为下一次工作的开始做准备，一次工作中或多或少所收获的信息和经验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工作中的总结与交流。

1、 总结失败或成功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2、 理清每次的外联方向与对象，避免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8

一、**市工商联概况及履行职能情况

**市工商联成立于1952年6月（当时称“”）。因历史原因，市工商联在“”期间停止活动。1980年，经市委同意恢复工作。1992年9月，市工商联成立党组，同年增挂“**市商会”牌子。2003年1月，“**市商会”更名为“**市总商会”。截至目前，全市四县三区、市开发区已建立或恢复工商联组织、基层商会82个，现有餐饮业、药品零售业、服装业、美容美发业、眼镜业、农资业、浙江投资企业等7家市直属行业（异地）商会和43个基层行业商会；会员总数4205个，其中企业会员2146家、团体会员49个、个人会员2168人。市工商联机关下设办公室、会员部、经济联络部和信息调研部4个部（室。

根据工商联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任务，近年来，**市各级工商联（总商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工商联和市委统战部的指导下，按照“创业、创新、创优”要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能，发挥优势，开拓进取，为全市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截止今年9月底，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达79414户，同比增长21.0%；其中私营企业户数达到11809户，同比增长24.0%。全市私营个体企业总注册资本1437947万元，同比增长48.7%；其中私营企业总注册资本1287863万元，同比增长51.3%。全市民营经济实现税收152915万元，同比增长38.2%，占全市全部税收的53.9%，比去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全市民营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24635万美元，同比增长109.7%，占全市全部外贸企业的17.0%；其中出口额20298万美元，同比增长135.2%，占全市全部外贸企业的31.4%。全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98528万元，同比增长61.5%，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3.2%，比去年同期提高7.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私营个体经济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10581万元，同比增长97.6%，占全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7.0%，比去年同期提高8.6个百分点。多年来，**市工商联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参政议政，为加快全市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全市各级工商联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全市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近年来，全市各级工商联先后开展了全市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调查、私营企业8‰抽样调查、来连投资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情况问卷调查、年度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工商行业组织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科教文卫和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情况调研、财政扶持资金政策落实情况等系列调研活动，形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报告和政协集体提案、建议。其中在省政协九届二次全会期间提出的《关于加大省财政对苏北市县担保机构建设专项扶持资金力度的建议》被采纳后，省财政给我市拨付了18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关于加大民营经济目标考核力度》的提案被市目标办采纳，市政府办专门发文将民营经济的各项指标体系首次纳入全市年度目标考核范围，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省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市工商联的省政协委员共提交了7个有关加快港口建设的提案和建议，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工作正在积极落实之中。先后获得省工商联第二届和第三届调研成果评比的一、二、三等奖和组织工作奖。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非公经济人士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奉献”，是党中央赋予工商联光荣的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工商联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促进了非公经济人士队伍的健康成长，全市工商联系统现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327名，其中担任县区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的有302名，市级45名、省级9名、全国1名。经各级工商联推荐，近两年来，先后有37家民营企业和27名企业家获得了国家和省、市级139个项次的表彰。其中鹰游纺机有限公司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表彰的就业先进民营企业，恒瑞医药、天明机械获省工商联、省总工会表彰的“双爱双评”先进单位，恒瑞医药、康缘医药、九龙房产等获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等表彰的纳税先进民营企业；康缘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娅获国务院表彰的“劳动模范”，鹰游纺机有限公司员工于素梅获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表彰的“热爱企业优秀员工”，鹰游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良获省工商联、省总工会表彰的“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嘉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步道、天明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明立获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授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贡献奖章；天明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明立、太平洋石英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士斌、鲍鱼王酒楼行政总厨陈权被推荐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近年来，全市各级工商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同时大力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承担社会责任，投身光彩事业，积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2004年“铁本”事件发生后，市工商联及时组织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引导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和主动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借助外力发展不动摇。同年6月成功举办“中国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论坛暨沿海城市商会联谊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亲自到会并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做了深入分析，要求民营企业家正确对待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给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极大的鼓舞。近年来，全市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捐款累计已达200多万元。其中市工商联常委企业九龙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尤建霞在我市实施3个光彩事业开发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引进了苏宁电器、文峰大世界等大型商业企业，安排社会就业2000多人，2002至2005年共捐助修路、扶贫、拥军等资金237万元，被评为省“光彩之星”。

（三）加强组织建设，切实发挥行业商会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市工商联企业会员结构不断优化，恒瑞医药、康缘药业、轻工商场等一批改制型、规模型民营企业加入了工商联组织。在发展原生型、本土民营企业会员的同时，还注重把规模型、外向型和外来投资型企业会员作为重点发展对象。近两年全市纳税排名前20名的企业有四分之三是工商联会员。目前，全市工商联系统已建立82个乡镇（街道）商会和50家行业商会（其中市级7家、县区级30家、乡镇级13家）。各级行业商会在引导会员企业积极融入港城发展大局，当好政府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助手”和服务会员企业发展“亲商、富商”的“帮手”，参与扶贫、助学、拥军等各类光彩事业、公益事业捐赠活动，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助融资、化解矛盾，带动当地群众勤劳致富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活力明显增强。市联美容美发业商会积极组织参加全省“万店诚信”活动，作出公开诚信承诺，开展免费咨询，设立行业投诉中心。市联眼镜业商会组织会员统一办理生产许可证，方便了企业，节约了办证成本，受到会员和质监部门的欢迎。赣榆茶果业商会在组织会员带动百姓致富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海州市场商会在宣传税收政策、协助融资、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会员的广泛好评。

（四）坚持服务立会，着力开展各项经济服务工作

全市各级工商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立会，积极在政策环境、招商引资、融资、信息、项目、人才和培训等方面开展有效服务。全市各级工商联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自加压力，努力融入全市招商工作大局，着力“完善两个机制、搭建三个平台”，即进一步完善与市开发区、县区政府和有关开发园区的合力招商机制以及沿海十一个城市商会交流合作机制，通过与苏南、浙江、广东等80家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工商联缔结友好商会，搭建起友好商会招商、行业商会招商和会员企业“以商引商”等三个商会招商服务平台。目前通过这一平台，已有苏宁电器、文峰集团、瑞邦药业等一批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陆续在我市落户发展。特别是市浙江投资企业商会在组织会员企业开展“以商引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市浙江投资企业商会会员企业实施的总投资52.3亿元的31个新开工项目中已实际到位市外资金17.36亿元，为我市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市工商联还积极配合市委组织部和市发计委共同参与了省“333工程”苏南企业家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投资考察洽谈会等，引荐500多位市外客商来连考察、合作洽谈，会员企业以商引商，引进资金达5亿元。市县（区）工商联先后20多次牵头组织银企、银政座谈会和担保公司参加的贷款项目推介会，获得银行承诺贷款项目78个。2005年全市工商联系统共协助会员企业落实到位贷款资金3.22亿元。实施了信息服务“双百过千”工程，初步搭建起一支近百人的商会信息员队伍，总商会网站与会员企业链接100多家，通过网络与民营企业家开展政策和商务信息互动4000条（次）。在调研基础上实施了市县（区）驻会领导与20个会员企业重点发展项目联系责任制，定期召开政府、商会、民营企业发展项目联系会议，切实推动重点项目的进展。主动配合劳动人事部门开展民营企业人才用工服务，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全省再就业援助联动大型招聘会”、“全省大中专院校、技校、职校毕业生大型联动专场招聘会”等各种招聘活动，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1000多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意向书。与市外经贸局、财政局合作，组织会员企业申报和实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开展开拓国际市场的商务知识培训工作；配合市质监局、经贸委等部门组织会员企业开展质量管理培训和考证工作；与市法制办联合成立市民营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为全市中小企业提供八项免费法律咨询及服务。这些服务的开展既得到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认可，也得到了民营企业家们的欢迎。

二、当前地方工商联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逐步重视，工商联的职能作用也日益明显。但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要真正把工商联造就成为有活力、有凝聚力的组织，还面临着诸多实际困难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商联的职能定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工商联组织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据1952年的政务院组织通则，工商联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私营工商业者，主要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政策法令，组织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指导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当时的工商联实际上起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工商联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新时期。1991年，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及时制定出台了关于工商联工作定性定位的中央15号文件，明确了工商联的任务主要是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该文件的出台，为工商联指明了政治方向，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党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不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定性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的工作对象也由接受改造和教育的原工商业者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进一步明确了工商联是公有制体现了助手的作用，目前现有的职能定位难以适应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要求和作用的发挥。

二是工商联工作缺乏有力手段。工商联是以统战性为主的人民团体，是政协的组成单位，而非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上下级工商联之间也属于松散型的指导关系，因此实际工作力工商联作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的作用难以发挥，开展活动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

三是县区工商联工作受到人力、财力、物力制约。四县三区中，部分工商联是人员编制少、活动经费少和办公条件差，有的甚至处于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场所的“三无”状况。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影响了工商联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对工商联工作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为了借鉴先进工商联的工作经验，推动我会工作上新台阶，我会先后多次组队前往浙江杭州、萧山、义乌、金华，广东顺德、珠海和江苏苏州、无锡、南通、镇江等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考察学习工商联工作，受到较大启发，结合我会实际，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党和政府的强有力体系是做好工商联工作的根本保证

做好工商联的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工商联的正确方向，有了这种支持，就能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贡献。深圳总商会的改革、南通市行业商会的推进发展，我会近几年工商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2004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优秀服务单位，承办“中国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论坛暨沿海城市商会联谊会”和服务“务应推进全民创业”两项工作获得嘉奖2004年—2005年获得省工商联先进集体的表彰等等，无不体现党和政府的支持力度、广度和深度。

（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工商联工作的重要前提

在浙江、苏南等地考察期间，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工商联干部都能够积极调整心态、摆正位置、自加压力、开拓创新，以奋发进取的敬业精神投入到服务工作中，为地方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会员们的好评，推进了工商联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我会近几年来积极录入年轻干部，使机关干部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得到很大改善，并大胆启用优秀年轻干部走上中层干部干部岗位，为工商联工作增添生机和活力。因此，建设一支敬业、懂经济、服务意识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完成工商联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

（三）参政议政是工商联必须牢牢抓住的首要职能

作为政协组成单位，工商联首要职能和任务是参政议政，这也是党和政府赋予工商联的政治任务。工商联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就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交团体提案、报送社情民意，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实际意愿，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环境。这是工商联组织性质的直接体现，也是扩大工商联影响力、增强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如徐州市工商联把团体提案和社情民意工作打造成为工商联工作的品牌，每年提交反映民营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团体提案都在30件以上，连续4年占到市政协团体提案总数的半数以上。强大的参政议政力度有效增强了徐州市工商联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十分注重调研工作的领导和调研成果的转化，市委、市政府领导给予工商联的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批示的比较多。

（四）服务会员是增强工商联凝聚力的主要途径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会员是工商联立会之本。正如企业家们所说的“工商联有活动才有活力，有活力才有凝聚力”。杭州市萧山区工商联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根据会员企业的需求建立了“萧山区民营企业网”，为民营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产品搭建了网上信息交流平台。金华市工商联承办的“浙江省民营企业科技洽谈会”，共有3000余名民营企业家和27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180位专家教授参加。杭州市工商联成功组织召开的“长三角十五城市民营经济和商会工作合作与交流机制”首次会议，有力促进了浙江区域内民营经济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和发展。包括我会首倡并成功组织召开的“中国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论坛暨沿海城市商会联谊会”，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会员参加工商联活动的积极性，增强了工商联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工商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步得到体现。

（五）行业商会是工商联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

行业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行业商会就越重要。工商联要为面广量大的会员搞好服务，就必须大力发展行业商会，并以行业商会为抓手为广大会员提供各项服务。南通启东市委、市政府根据民营经济发展需要，采取行政行为帮助工商联一次性组建了11个行业商会，并把95％的非公有制企业纳入行业商会管理。绍兴市建筑业设备租赁商会针对有些建筑设备中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际，要求会员企业增强自律，对质量不合格的钢管、扣件予以淘汰，保证了建筑设备的安全可靠性，消除了建筑施工中的安全隐患，保障了人身和财产安全。杭州市工商联服装商会举办了“杭州女装中国万里行”活动，组织会员企业在北京、上海等10个大中城市进行杭州女装巡回推介活动，扩大了整个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六）强化经济性和民间性是商会的发展方向

工商联具有统战性、经济性和民间性。统战性是工商联的政治属性，是工商联区别于其他的一般商会和协会的优势所在。但相应的，我们应该看到其经济性和民间性体现的不够。而商会作为工商业者自发成立并得到当局承认的自群众组织，天然具有经济性和民间性，代表着广大非公经济人士的切身利益，真实反映着他们的诉求。因此，在充分发挥工商联统战性的同时，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商会作用的发挥上来，用好“商会”这块金字招牌，在商言商，通过探索企业家办会、强化行业管理、加强教育培训、招商、代表行业利益对外谈判等多种形式壮大商会实力，这样才能为会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满足会员更多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工商联（商会）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而工商联（商会）影响力的提高，可以得到党委和政府更多的重视，从而在引导会员企业发展经济、促进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工商联（商会）工作的开展进入良性循环。在2004年我会对66家私营企业的调查中，非公企业家的反映也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对于制定行业经营规范、市场营销、信息的中介工作、组织考察或专项讨论会、举办企业管理培训班、疏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等这样的服务功能，希望由民间团体和民间自律组织来做；对于扩大宣传企业和企业家的知名度、政策解读等服务，私营企业主更多希望由政府来主导做。在改进工商联工作的建议中，他们认为“工商联更好地体现商会职能作用，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和“希望提请中央制定新文件，加强工商联的作用”是首要的问题；其次有81.8％的调查对象认为“各级党委把工商联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定期研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62.1％的私营企业主认为“工商联改进机关作风，多深入到企业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意见和要求，代表了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也对新时期工商联工作注重发挥商会职能寄予希望，应该得到重视和加强。

四、对做好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几点思考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创新工商联的工作思路和举措，不断强化工商联的职能尤其是商会职能，不断拓展工商联的工作领域，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国务院《若干意见》要求，切实把工商联工作融入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切实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联系我会实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统战性，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代表人士也相应的产生强烈的政治诉求，我们要认真贯彻“团结、引导、帮助、教育”的方针，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推荐优秀的非公经济人士参加政协、人大及其他组织。强化参政议政职能，把调查研究工作贯穿于工商联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紧紧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每年确定系列调研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力求形成有一定分量的调研材料，并及时向党委和政府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充实代表人士队伍，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把素质较高、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家发展吸纳进入代表人士队伍。加强媒体宣传和政治推荐工作，发挥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示范带头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各类光彩事业和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和谐港城建设作贡献。

（二）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增强行业商会活力

各级工商联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五自”方针组建的行业商会，与市场经济有着极强的相容性，已经成为工商联团结、帮助、引导、教育会员的重要载体和组织建设的主要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将由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为“服务型”。这就为行业商会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要做到工作制度创新、工作内容创新、工作程序创新。按照“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的自律性组织”的要求，积极促进园区、市场和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中民营企业相对集中，会员需求明显，领头人、积极分子活跃的行业商会的组建，加大中心城区工商贸密集区街道商会的建设力度。新成立和调整的乡镇商会力求由企业家担任会长。积极建立与行业协会的定期联系制度，主动加强与行业协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联系，创造条件，将其作为团体会员吸收到工商联中来，促进工商联工作的开展。

（三）强化经济性和民间性，不断完善和发挥商会职能

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之一。要充分发挥商会的代表、协调、服务和自律功能，围绕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根据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需要，以灵活的机制、敏锐的市场经济意识，切实为企业牵线搭桥、排忧解难、搞好服务。探索成立按市场化运作、独立核算的会员服务中心，为会员提供信息咨询与、出国（境）考察、会展服务、教育培训、企业维权、招商等服务。强化信息服务，为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最新的政策导向和商务信息；积极加强银企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积极帮助民营企业申报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推进民营企业国际市场业务的开展；认真开展为会员企业维权活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完善合作机制，不断增强工商联工作合力

要切实按照国务院今年颁发的36条《若干意见》要求，建立与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工作情况汇报机制，定期不定期向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领导汇报工商联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要加强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完善工作联系机制，定期与政府对口部门举行工作会晤，与政府相关部门合力做好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要坚持政府、商会、民企定期联席会议制度，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进一步完善沿海城市商会合作与交流机制、友好商会合作机制，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广泛联系企业家的优势，积极配合招商主体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活动，引导会员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力加快自身发展。

（五）加强工商联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加强工商联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把工商联机关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不断提高机关干部的综合素质，努力建设一支作风正派、廉洁奉献、爱岗敬业、会员信任、求真务实的工商联机关干部队伍。坚持企业家副会长轮流值会制度，每月安排企业家副会长参加工商联机关会务工作，使企业家副会长每年做到“四个一”：即参加一次工商联驻会领导班子会议，参加一次同级党委、政府召开的需要工商联领导参加的有关会议，参加一次其他需要工商联领导参加的有关重要活动和走访一次会员企业，使企业家副会长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于工商联工作的理解和认同，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同时也使工商联的工作更加贴近会员企业的需要，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按照“重激励、硬约束、严考核”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工商联系统目标任务考核工作，强化干部的目标管理意识和创新、创优意识，坚持月讲评、季交流、半年自评、年终考评制度，推进工商联争先进位，着力开创新时期工商联工作新局面。

五、关于加强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市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工商联在促进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工作中肩负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具有其他政府部门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特殊职能。为此，我们建议：

（一）市委、市政府加大对工商联（总商会）工作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工商联的桥梁、纽带、助手作用，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维护权益、服务经济、对外交往和协调指导功能。市政府研究有关经济工作、工商政策和重大商务活动、各种会议，以及市领导有关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外事活动，能安排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二）改革和完善基层商会的治理结构。一是县区及其以下商会会长由企业家担任，并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以体现其民间性。二是引入民主竞争机制，除会长在推荐的基础上，由同级党委考察提名外，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商会按《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产生。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9

各位企业家朋友，同志们：

刚才，会长代表工商联通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市工商联今年以来的工作，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讲的非常好。

下面，借会议机会，我就进一步加强市工商联工作、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谈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肯定成绩，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工商联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市的统一部署和安排，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回归正轨，呈现积极向好态势。半年来，市工商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目标，引导广大企业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在物资保障、稳定就业、捐款捐物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疫情时期，市工商联又围绕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困难开展走访调研，及时向市委反应情况、提出建议，并适时创新工作载体，打造了党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很好地发挥了市委、市政府沟通联系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说，全市能取得战胜疫情阶段性成果，经济社会各项发展逐步回归正轨，离不开广大工商联会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辛勤劳动和积极贡献，凝聚着工商联和广大企业家的心血和智慧。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给我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难题，但同时我市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加速突破、加速崛起的基本态势没有变。面对压力动力并存交织的局面，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工商联承担的责任将更重，发挥作用的空间将更大，领域将更宽。因此，市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市委“历史古城、文化名城、生态水城、宜居新城”的目标定位，“工业强市、文旅兴市、产业旺市”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用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统一思想，进一步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扎实工作，努力把工商联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成效。

二、发挥作用，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我市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发展经济是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主旋律，市工商联必须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突出工作重点，准确自身定位，认真履行职能，努力促进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要引导民营企业坚定信心。在刚才学习的的讲话中，总书记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总书记的讲话还列举了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内需市场规模超大等等一系列保证经济发展趋势长期向好的特点和基础。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经济发展整体降幅在不断缩窄，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市工商联要经常性收集整理中央、省、市对经济形式的分析研判，帮助企业家及时了解最新形势，要重点打造好工作载体，畅通党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及时反应情况、解决问题，引导民营企业坚定发展的信心。

（二）要帮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近年来，我市经济总量不断发展，但是从产业龙头企业来看，目前市内开票销售超十亿元企业5户，超亿元企业43户，全市50强企业中我市只占了5家，“顶梁柱” “大块头”企业在全市的比重依然较少，我市民营企业多少还存在着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管理方式落后、品牌意识不强的现象。这其中，既有外部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对此，工商联组织要做好全市民营经济人士的团结工作，组织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帮助，共同发展。同时，还应积极鼓励民营经济人士保持拼搏奋斗的“初心”，勇于闯大市场、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努力把企业打造成领军型、旗舰型一流企业。

（三）要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疫情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是一次全产业全行业的洗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们要推动民营企业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敢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瞄准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我市的战略机遇，把企业的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与市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主动适应产业、消费提档升级的大趋势，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发展定位，进一步找准转型升级的方向，推动企业向产业和价值链条的高端迈进。

（四）要引领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市工商联要有效创新思路举措，积极引导全市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致富思源、回报社会。要引导广大民营人士切实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回报社会的立足点，使企业发展转变为提升全市经济贡献值，转变为扩大就业和群众增收的有效举措。要引导广大民营人士切实把服务大局作为回报社会的着力点。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信息灵通、经济专业的优势，在推进全市招商引资中积极作为。同时，积极将自身发展与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借力发展、借资扩张，提升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要引导广大民营人士把依法治企作为回报社会的切入点。增强诚信守法意识，以正确处理劳动关系为重点，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要引导广大民营人士把道德自律作为回报社会的支撑点。切实加强思想修养，提高精神境界，保持积极向上、情趣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积极投身、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谐中作出积极贡献。

三、提升素质，求真务实，努力加强工商联队伍自身建设。

在当前新的形势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要求工商联的工作对象、职能和任务做出适应性变化，全面加强工商联自身组织建设十分必要。

一要打造学习型机关。新时期新形势给工商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工商联干部要扎实开展学习政策理论、经济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做到真学真会、真懂真用，塑造一支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会做经济工作的工商联干部队伍，进一步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二要打造外向型机关。要树立大商会意识，走开放式办公的路子，充分发挥工商联组织的资源优势和广大会员的参与作用，不断增强工商联组织力和凝聚力。要切实加强会员队伍建设，重点发展有实力、有代表性的生产型、科技型和外向型的民营企业会员，不断壮大代表人士队伍。要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和管理，真正重视、真心关怀、真情关爱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排忧解难，搞好服务。

三要打造创新性机关。市工商联要紧密围绕服务发展、服务企业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坚持统筹兼顾，利用工作舞台大、活动面广的优势，善于找“抓手”、建“平台”、树“品牌”，扩大服务覆盖面，全面提高工商联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开创工商联工作新局面。

最后，希望工商联的同志以及各位企业家与时俱进，团结奋斗，充分发挥优势，开创工作新局面，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篇10

【关键词】 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 员工成本粘性

【中图分类号】 F2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3-0024-08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政治关联关系的普遍存在，它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部分民营企业希望与政府建立起这种关系。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从计划经济逐渐步入市场经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政府对各种稀缺资源仍然有很大的控制能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与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资源的获取能力上不用多说。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不仅要与国有企业竞争，还要与同属于弱势地位的其他民营企业竞争。因此，民营企业需要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找到突破口，它们发现政治关联将会是这种体制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非正式替代。另一方面，我国“关系”文化根深蒂固，它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对待，而且会在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中有所体现。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官员常常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企业，企业则可利用这层“关系网”获得更多好处。

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确实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利益，比如税收优惠、融资便利、行业准入等，这或许是政府“扶持之手”起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政府通过政治关联关系对企业进行了政治干预，企业为此会承担政府的一些社会目标，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绩效，这表现出政府“掠夺之手”的作用。

考虑到成本常常是大多数企业重点关注和管理的对象，员工成本一般在企业成本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为了更多地保护劳动者，该法制定了一些解雇员工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最低工资标准等条款，这无不增加了企业的员工成本。为了探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刘媛媛、刘斌通过实证分析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人工成本粘性变化，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粘性并具体表现为薪酬粘性[ 1 ]。成本粘性是指在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的增加量大于同等业务量下降时成本的减少量，这也是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它对企业的员工成本将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用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来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同时，本文试图从政治关联带来的社会负担是否是促成这一影响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保护作用更大还是损害作用更大。

本文将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相联系，透过社会性负担这一视角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

（1）现有文献中讨论过政治关联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本文试图从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这是目前文献中很少涉及的，可能为政治关联究竟增加了企业员工成本还是减少了员工成本提供一些有力证据。

（2）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过社会责任或社会负担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可以深入分析政治关联带给企业是更多的政治干预还是政治庇护，使企业更加明确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两面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

（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的普遍存在性、特性和对其影响因素都进行了大量研究，采用独特视角，利用政治关联这一外生变量探讨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让企业正确认识成本变动规律。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对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模型的设计以及变量的界定和度量；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和社会责任的增加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包括租金、土地、政策等都由政府掌控，产生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也自然希望能够加强与政府的联系[ 2 ]，这体现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一种制度的不完善。另外，我国传统的“关系型”文化根深蒂固，政府会根据与企业的亲疏程度而区别对待，因此，企业会积极拉近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以上两个方面都促使企业迫切地希望与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

然而，不管是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的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取它的过程都是艰难和漫长的，并不像国有企业建立之初就和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营企业需要为政治关系的建立付出很多成本和代价，维持这种关系也同样如此。同时，失去这种关系是很容易的，加之这些资源再生能力很弱，所以丧失了政治关联关系的潜在损失极其高昂。因此，民营企业一旦获得了政治关联，会有很强的内在经济利益驱动来维护其政治关系[ 3 ]。

企业为了维持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在政府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政治关联企业可能会为了政府分担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表明，为了保持民营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利益，政治关联企业比非关联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为雇员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强，企业的雇员规模越大，薪酬成本也越高[ 4 ]，这也是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过度雇佣。在郭剑花的研究中，将雇员负担作为政策性负担的替代变量，同样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承担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 5 ]。

同时，由于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背景，比如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等，其曝光率更高，因此可能会受到更多媒体、公众的关注。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提升，企业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和范围都会相应增大，即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的可见度成正比。那么，企业的可见性越高，受到的压力越大，对制度压力的遵守程度越高[ 6 ]。因此，政治关联企业会更加注意自身的行为，积极履行好对员工和社会的责任。

以上分别从正面和侧面两个方面说明了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可能为了维持与政府的关系而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政治关联和社会负担的减轻

我国一些上市企业承担着众多社会责任，其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上市企业有着显著不同。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国有企业在建立之初就承受着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负担，比如促进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负担。加之国有企业的高管多少存在政治晋升的职业诉求，那么为了得到政府的更多关注，体现他的政绩，国有企业的高管会使他管理的企业更加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因此，经济目标不再是国有企业建立的唯一目标，社会目标将与其并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经济目标应该是其首要考虑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离不开股东的支持，因此保护股东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民营企业的初创生存阶段，它们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目标是通过使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来保护自己、合伙人或所有股东的利益[ 7 ]。因此，在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够的环境下，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关系来获得相对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政府的各种优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的雇佣规模、超额员工规模以及劳动力成本，但是却减少了民营控股公司的员工规模、超额员工规模以及劳动力成本[ 8 ]，即政治关联关系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有所降低的。

民营企业聘用政治关联高管是为了让政治关联高管运用他们的关系为企业获取更多利益，从而达到企业绩效的上升，相比于非政治关联高管，企业将给予更高的报酬。因此，排除个别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高管为了自身政治前途迎合政府的可能性，他们会为了自己更高的报酬而提高资源利用率来积极控制成本，提升企业的业绩。研究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报酬业绩敏感性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政治关联公司的员工冗余程度较低[ 9 ]。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机制是不同的，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是为了获得各方面的优待，有利于他们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对于社会责任他们没有很强烈的意识或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须的；政治关联对于全部民营企业来说，由于政治关联高管对报酬业绩更为敏感，那么相比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他们更倾向于积极控制员工配置、降低人工成本。

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关于政治关联对证券监管的研究，他们都发现当上市企业有违规行为时，企业的高管可以利用政治关系来游说政府官员，达到影响、阻挠和拖延监管部门调查的目的[ 10 ]；或是运用政府资源降低媒体、市场的关注度，降低企业的营业风险[ 11 ]。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关联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规避管制、放宽法律政策对企业的约束，这可能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些利益关系造成的。由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上市民营企业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当地政府官员和企业可能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当政治关联企业为保证自身经济利益，不得已有某些违规违法行为时，政府能对其有一定的庇护作用。@种庇护的方式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官员的关系让有关监管部门放宽调查要求，二是当有关于企业的负面新闻曝出时，政府能帮忙予以压制。民营企业对于就业这一社会负担来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若企业需要大量裁员或降薪时，即使外界媒体、监管机构给予压力，但在政府的庇护作用下也不会给企业造成太大影响。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政府的保护作用，政治关联企业相较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采取裁员或降薪措施来控制成本。

综合以上两大方面可以推测，政治关联企业更加注重成本的管理，加之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各种好处，包括政府对其的保护，因此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有所减轻的。

（三）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

Stephen Brammer和Stephen Pavelin在研究中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缩减为员工、环境和社区三项。由此可见，对员工的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显得较为重要。另外，《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却给企业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也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中。《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成本的直接影响主要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增成本，二是回归成本，三是违法成本[ 12 ]。其中，新增成本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较大，主要包括劳动者无过错情况下企业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的经济赔偿金和员工试用期的最低工资标准等所增加的工资额。因此，政治关联不论给企业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责任，还是更少的社会负担，本文都将围绕员工成本进行讨论。

在成本习性的传统模型中，成本和业务量存在线性关系，即企业业务量上升和下降的变动幅度是对称的。然而，该传统模型太过于理想化，在实际情况中，企业的成本并不可能无限降低，即成本粘性是指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的增加量大于同等业务量下降时成本的减少量，这与传统的成本习性观点相矛盾。Anderson et al. [13 ]使用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开发的数据库，通过对1979―1998年美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进行观察，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具有不对称性，进而首次发现了成本粘性。因此，本文通过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来讨论企业业务量上下变化时企业员工成本的变化情况。

政治关联一方面加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可能是为了分担政府扩大就业、控制失业率的目标而雇用更多劳动力、支付更高的薪酬，在业务量下降时，也不会进行过多裁员。另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被外界关注的程度增大，因此对制度、法律的遵守程度更高，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背景下，政治关联企业对该法律遵守程度更高。当业务量下降时，企业将会严格合法地支付给解雇员工经济补偿金，若这部分支出已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企业很有可能选择减少裁员。但当业务量上升时，企业会因为生产力的需要积极增加劳动力资源。因此，政治关联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会进一步加剧，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大。

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有所减轻的。一是体现在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机制不同，加之政治关联高管比非政治关联高管有更高的报酬敏感性，因此，在资源优化和控制成本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二是体现在政治关联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微妙”关系，政府是企业的一顶“保护伞”，对企业有一定的庇护作用。即使《劳动合同法》用法律的形式来对企业的行为加以强制和约束，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但是民营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保持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经济不景气或业务量需求下降时，企业来不及考虑过多的社会责任，甚至不顾及法律的约束，大力裁员，尽管可能遭受外界压力，但政府也会对其有所保护；而当经济繁荣或业务量需求上升时，企业也将会合理利用资源、尽量减少员工冗余，适当地扩大劳动力资源。因此政治关联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极小，甚至会出现反粘性。

根据上述原因，本文提出竞争假设：

假设1a：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大，并且其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大。

假设1b：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小，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或反成本粘性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员工成本、营业收入等变量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高管的基本信息来源于Wind数据库，高管政治背景均由手工统计。样本选取沪、深证券交易所2008―2014年的A股上市民营企业。本文是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数据从2008年开始。

在原始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处理：

（1）剔除ST、*ST、PT类特殊处理的企业，因为其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已不正常；

（2）剔除金融保险业，因为该行业具有特殊性，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则财务数据不统一；

（3）剔除实际控制人非个人的企业，因为实际控制人非个人时，如某部门、集团，则其政治关联指数无法判断；

（4）剔除当年上市的企业；

（5）剔除员工成本、主营业务收入为负的样本，因为负数无法取自然对数；

（6）剔除没有连续两年数据的样本，因为模型需要滞后一期的数据；

（7）剔除数据资料缺失的样本。

最后，共获得1 203个样本企业，5 340个观测值，其中2008年331个，2009年412个，2010年475个，2011年764个，2012年1 019个，2013年1 177个，2014年1 162个。

（二）模型设计

根据Anderson et al.（2003）用到的成本粘性的对数模型，首先提出员工成本粘性存在性的基本模型：

In■=？茁0+？茁1×In■+di，t×？茁2×

In■+？着i，t （1）

其中：i表示第i个公司；t表示年份，取值范围为2008―2014年；di，t是一个虚拟变量，若第i个公司t年的业务量较t-1年有所下降，则置1，否则置0；？茁1表示营业收入增加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茁1+？茁2则表示营业收入减少1%时员工成本的减少幅度。如果员工成本存在粘性，则应该有？茁1>？茁1+？茁2，即？茁2

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因此在上述模型中加入变量政治关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模型如下：

In■=？茁0+？茁1×In■+di，t×？茁2×

In■+di，t×？茁3×In■×POLITICALi，t+

di，t×？茁4×In■×Growthi，t+di，t×？茁5×In■×

EIi，t+di，t×？茁6×In■×AIi，t+di，t×？茁7×In■×

LEVi，t + di，t×？茁8×In■×ROEi，t +■？茁j×

Industryi，t+■？茁k×Yeari，t+？着i，t （2）

其中：所要研究的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茁3的符号上，若？茁3显著为负的话，那么POLITICAL的值越大，则？茁2+？茁3×POLITICAL就越小，因此绝对值即成本粘性程度就越大，这样就说明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关联能促使员工成本粘；反之，若？茁3显著为正的话，那么POLITICAL的值越大，则？茁2+？茁3×POLITICAL就越大，甚至大于0，则说明员工成本粘性程度越小，甚至出现了反粘性现象，说明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三）变量的定义

1.成本变量――员工成本

本文研究的是员工成本粘性，因此成本变量取而代之的是员工成本。员工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二是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职工薪酬”年末数与年初数之差，两部分加总即为企业的员工成本。本文用cost表示员工成本。

2.业务量变量――主营业务收入

本文借助大多数文献的方法，选取营业收入作为业务量的替代，这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反映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业务量的变化情况，并且易于获取数据。本文用revenue表示营业收入。

3.政治关联

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本文采用相关文献的方法，即具有下列三个条件之一的企业可认作为政治关联企业：一是企业高管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二是前政府官员经商创办企业；三是企业聘用前政府官员为高管。

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在以往研究中普遍采用虚拟变量进行表示，即只讨论高管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然而这样的度量方法不够严谨，尤其在我国官本位传统观念中，行政级别越高，其政治影响力和受关注的程度越大。所以，本文除选用虚拟变量度量外，还借鉴了邓建平和曾勇的研究，以企业高管在或曾在政府、议会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关联程度进行赋值[ 14 ]，并且构造了政治关联指数。

政治关联程度的具体赋值标准如表1。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针对高管具有多个政治身份时，选择其最高级别的赋值作为该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

本文分别考察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情况，构造了3个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指标：

（1）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如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一人具有政治关联，不论其政治关联程度高低均赋值为1，否则为0。

（2）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总指数（Political-total）：高管个人的政治关联程度不能反映整个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赋值进行加总，对于担任多个职位的高管只能计算一次，最终得到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

（3）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若高于当年样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强，赋值为1；若低于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弱，赋值为0。

因此，模型中政治关联变量POLITICAL包括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Political-total）和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这三个变量。

4.控制变量

根据国内外研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Growth）反映地区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密集程度（EI）用企业员工数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资本密集程度（AI）用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负债水平（LEV）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表示；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平均余额的比值表示。

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说明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员工成本变化量、营业收入变化量的均值分别是0.21和0.14；收入下降的平均值为0.25，表示在所观测的所有样本中有25%的企业表现为当年比去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政治关联程度的平均值为2.07，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后，为了更好地检验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其中POLITICAL变量所选指标是Political-sf，即政治关联有无。结果表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不超过0.5，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同时，本文对政治关联的其他两个度量，即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均作了相关性分析，并且结果显示都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基本模型进行回归，证明民营上市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表5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增加的幅度为0.527%；当业务量下降1%时，员工成本减少的幅度为0.527%-0.261%=0.266%。即同等业务量的变化幅度下，员工成本上升的幅度（0.527%）大于其下降的幅度（0.266%），t存在前面所讨论的成本粘性，从而证明了民营上市企业普遍存在员工成本粘性，并且成本粘性程度为0.261%。

接下来将主要讨论的解释变量POLITICAL带入，分别是政治关联有无、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表6中（1）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由于？茁3为正，则可能成本粘性程度？茁2+？茁3×Political-sf=

-0.197+0.158×Political-sf的值虽然为负，但已接近于0。相比于成本粘性基本模型中的员工成本粘性程度0.261%下降较多，即表明政治关联有无对员工成本粘性为负相关的影响，支持了假设1b。

表6中（2）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同样？茁3为正，仍然表明政治关联程度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同时，由于Political-total的变化取值范围为0到11，因此？茁2+？茁3×Political-tatal=-0.201+0.0358×Political-total的值极有可能为正，即不存在成本粘性，而是反粘性，这再次支持了假设1b的观点。

表6中（3）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9%；当业务量下降1%时，？茁3为正，？茁2+？茁3×Political-st=-0.185+0.127×Political-qr的值虽然为负，但仍然接近于0，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员工成本粘性的程度，表明政治关联强弱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支持了假设1b。

上述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皆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当政治关联程度较大时，员工成本粘性将不存在，或员工成本为反粘性，即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裁员或降薪来控制成本，这是因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有保护作用，即使裁员会发生经济补偿金，非法降薪会发生违法成本等调整成本，但政府的保护作用可能使企业减少这方面的调整成本；或者即使造成了来自员工、监管部门等外界压力，企业也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当业务量上升时，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可能更注重员工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不必考虑过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员工成本的增长幅度不会太大，最终造成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降低，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讨论了企业整体员工成本的粘性，考虑到当经济下滑或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首先可能是通过调整员工规模来对成本进行控制。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刘媛媛、刘斌的模型，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用工粘性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由表7中（1）、（2）、（3）回归系数得知，系数？茁3仍为正，表明政治关联对用工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即政治关联程度越大，用工粘性越小，甚至呈现出反粘性。此外，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数量的增加幅度大致为0.456%左右，前面分析得知总的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左右，则员工数量增加幅度大致占了总员工成本增加幅度的88%，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工规模上，即当经济上升或业务量增加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当业务量下降1%时，系数？茁3的大小超过了总的员工成本粘性模型中的？茁3，因此，在员工成本粘性中，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用工粘性程度为？茁2+？茁3×POLITICAL，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增加，用工粘性程度会接近于0，甚至为正，即存在用工的反粘性。因此，对政治关联企业用工粘性的分析均支持了假设1b。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背景，利用我国民营上市企业2008―2014年的数据，从两个方面讨论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通过保证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而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来保持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同时，由于受关注程度加大而更加遵守法律制度，从这两点出发，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假设。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机制不同，民营企业高管比起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经济目标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因此他们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资源来提高对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保护，对其违法行为也可有所庇护，从这两点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假设。

通过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小，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或反成本粘性越大。

同时，在对用工粘性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说明当业务量上升或下降时，企业首先是对用工规模进行控制。尤其是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并更敢于采取裁员措施。

至于结论背后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关联身份的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特别是当企业业绩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采取降薪或减少冗余员工的做法，以此来节约成本。这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身份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正如田利辉、张伟（2013）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但却减少了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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