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十篇

媒介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篇2

1.1融合阶段数字技术的出现在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的同时，也给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逐渐消亡，而是提供了一个不同媒体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媒体借助数字技术拓展发行渠道这一重要方面。传统媒体目前主要包括报纸和广播电视。众所周知，报纸的发行必须以纸质印刷物为依托，再经过物流手段，最终才能得到有效传播，因此传播能力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广播电视则以电磁波为传播载体，但只能传播声音信号和图像信号，对媒体的市场覆盖率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为了摆脱这种制约的不利影响，许多传统媒体开始将目光望向了互联网技术，将其作为新的发行渠道。由于在互联网环境下，任何一种媒体形态都可以被传播、下载以及，因而使得传统媒体的内容在发行能力上有了显著提高。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来进行跨区域信息传播可以有效降低发行成本，这也是目前众多媒体寻求网上推广的原因之一。

1.2深入融合阶段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带动下，当前的媒介合作早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和主流传播形式。但随着这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不同媒体之间依然泾渭分明，并未达到一种形态上的真正融合。在未来的发展中，由于数字技术对传媒领域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以数字技术为根本依托，整合众多其他传媒方式的崭新媒体平台，甚至会形成网络、传媒、通信三者的最终合流，并延续以往的服务和功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2媒介融合的不同类型

2.1内容载体融合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宽，使信息传播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一变化使媒体受众对信息内容的需求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规模化信息的巨大需求，同时这一需求又反过来刺激各类媒体对内容的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分为专业型和个体型两类[2]。专业型的规模化生产有着较强的权威性，而个体型大多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只要拥有终端设备就可以实现内容的自由上传。这一类型虽然内容制作能力有限，但在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传播正越来越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和好评。

2.2传播渠道融合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传播渠道的独立化及逻辑化是其最为明显的发展趋势。独立化指的是信息内容的传播渠道将从目前存在的传播机构中独立出来，使传播渠道与信息采集、生产及制作等其他方面走向合作，衍生出独立存在的媒体产业[3]。逻辑化指的是在整个信息传播的所有流程中，其中涉及到的众多合作者不必为其他环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担心，整个信息产业链会为用户提供类似于专用通路一样的无障碍终端，因此技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考虑。

2.3接收终端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技术融合与应用融合两个层面。首先来看技术融合，台式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在目前所有电子设备当中处于顶端，但同时不具有便携性而难以普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虽然体积较小，但在性能方面存在一些不足[4]。因此可以大胆设想，未来硬件设备的发展在保证处理能力得以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同时会将外观的微型化作为其基本追求。

3结论

媒介技术论文篇3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新媒介技术 新媒介 亚文化 互动

当今社会,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技术更新速度飞快。面对新旧媒介建构的信息环境,一种可感知的现象是亚文化的繁荣。新媒介对亚文化有直接影响并为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平台,同时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需求也促进了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一、新媒介与新媒介技术

现阶段,新媒介技术主要指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随着技术创新及运用的加快,新媒介技术不是常量。不仅如此,一种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其用途也不确定,即一种技术之所以为媒介技术,不具有天然合理性。比如网络媒介,它本不是媒介技术,而是军事通讯网络;我们不会将军事网络定义为大众媒介。技术用途从来不由技术特性决定,而由技术特性与社会特定需求共同决定。“从经济学家到生态学家,从文物研究者到历史学家,人们对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世界的变化情况持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然而讨论技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议程表却往往都是由新技术的倡导者们制定的。”①因此,我们定义新媒介技术需要综合考虑各层面因素对技术用途与技术构成的作用。总之,新媒介技术就是时间上立足于现时态,在量或者质上区别于旧媒介技术,并且与特定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信息传播领域内的技术。

相对而言,新媒介较为复杂。英国学者理查德•豪厄尔斯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静候作者对新媒体的论述。”新媒体的研究困境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极具变化的领域,即使是最时兴的研究,到它成熟时就可能已经过时了。其次,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已经建立起来的重要文本和经典文本还很少。第三,甚至是‘新媒体’的定义还有待解决。”②他的概括主要从时间与研究文本来界定,但笔者认为,新媒介(或新媒体)同样可以参考前文对“新媒介技术”的理解方式。

新媒介出现的时间比较难把握。“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和杰拉尔•埃梅里合著的《新媒体》一书认为‘新媒体’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东京信息大学教授桂敬一在《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中提出‘80年代初出现新媒体热’的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媒体中心主任约翰•帕夫利克教授的《新媒体技术》一书在‘回顾历史’的章节里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千年之交的媒体’,这个时段虽有较大伸缩性……尽管各家说法很不一致,但与多数学者将新媒体崛起看作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结果大体一致。”③新媒介把时间限定在“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结果”就可与传统媒介区别开来。在量与质的区别上,新媒介量上的现象是媒介的社会分布与技术数量。新媒介理论上可遍及全球,技术数量上由多元技术构成。比如纸质媒介与网络媒介在技术数量上的差异极大。新媒介的质主要体现为不可替代性。“必须始终牢记这个形容词最强的含义:‘新’是指某种东西的替代物,哪怕是短暂的,但决不会倒退。”④新媒介的不可替代性显然就是“交互性”与表面的平等交流。

在新媒介与社会互动方面,矛盾之处是新媒介的普遍商业化与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中,定义新媒介必须考虑商业化的影响,这是当代新旧媒介区分的一个重点。旧媒介时代存在商业化与社会责任的博弈,而当代却是一边倒的市场导向,以企业要求驾驭新媒介应用与学术研究。因此,“重要的不是技术发明,而是社会革新,即某一社会对技术的使用。”⑤总之,新媒介就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被个人、组织或社会普遍采用的前提下,以传播互动性和表面平等、生存方式的商业化为特征的各种技术有机体。

二、亚文化

在文化研究中,主导性文化被称为主流文化,与之相对则是亚文化(Subculture)。主流文化是指“体现着时代的主导思想,支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⑥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每个社会都有文化主流,而且文化主流都被统治阶层定义,大众既不享有主流文化解释权,也缺乏解释途径。媒介是主流文化极为重要的推动者与维护者,“主流媒体呵护主流价值观”是一个准确的概括。

亚文化是指“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不同,它们不否定主导文化,仅仅是在某些方面忽视主导性文化而已。”⑦比如不同的职业亚群体,不同阶层的生活圈子。

新旧媒介的亚文化存在差异――新媒介传播大量的亚文化。比如电子游戏文化、跑酷文化等在网络上得以繁衍并形成亚文化群体。新媒介亚文化存在强势亚文化――传媒文化。传媒文化的传播范围极广,并跨阶层、职业、爱好等而受到多数人欢迎。在传媒文化兴起之前,文化大多着眼于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文化形式,它们都不是以满足好看或好听的需求为目的,而是促成受众去思考。”⑧因此,传媒文化没有门槛,“它几乎是人人参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不要求你去寻找意义,作品无所谓理解与不理解,完全取决于受众接受的感觉,当你感觉到很舒服、很快意,那么它就是你喜欢的传媒文化作品。换句话说,传媒文化是否有市场取决于受众直接的视觉、听觉感受,感官的判断代替大脑的判断。”⑨总之,在新媒介的推动下,亚文化群体获得了分享与繁荣的平台。

三、技术与社会互动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一种情境定义,它是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做出的。”⑩如果我们将“情境”运用于传播学研究,“情境”就必然涉及媒介。于是,媒介就成为建立、改变与重塑信息系统的手段与平台。梅洛维茨(Meyrowitz)认为,“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的界限中应该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作关键因素。”在信息传播的领域,一种新媒介被引入信息环境,它带来契机并促使信息环境变化。在忽略其他社会因素的前提下,新媒介为信息环境带来信息“增量”,使不具话语权的人有了言论机会,从而形成不同于主流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新亚文化群体。因此,新媒介成为各种亚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我们知道,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职业传播者处于主导地位,公众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媒介环境中,公众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变信息环境的可能性,使各种亚文化及其群体在新媒介(主要是网络)上得以繁荣。

在传统媒介信息环境中,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极为缓慢。亚文化群体主要是协会或团体,一般都具有实体场所,有固定行政人员,要经过行政审批。在新媒介信息环境中,亚文化传播绕过了行政审批,所属群体不需建立实体场所,在虚拟社区中互动。从理论上讲,新媒介技术的创新与运用为亚文化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无限的技术支持。从数码产品、电子游戏、地方文化风俗、休闲旅游到飙车族、追星族等群体,都因其特殊爱好与偏向而具有区别于大众常识的特点――既有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又有异样的价值取向。

新媒介既有工具性意义,又有文化意义。对新媒介的憧憬体现了人对机器的强烈渴望。一种新手机的问世会吸引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职业传播者一阵狂热。关于新手机的测评报告、用户体验、FANS联盟等共同建构了一种文化奇观。新媒介技术,如3G、Web2.0的出现,又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各种研究论文与报告层出不穷,形成了“研究者群体”;随后建立各种专业网站和论坛,成为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技术与社会互动,并在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影响是理解技术与文化之关系的一个视角。

四、结语

从技术角度出发理解新媒介(技术)是不准确的。“虽然传媒科技确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但传媒科技有其存在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以及其他的种种因素。脱离了这些‘生产关系’,技术决定论就显得有些单薄。”因此, “技术与社会互动”是分析新媒介(技术)的可行视角。“随着人们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技术对社会或者社会对技术的单向线性的作用转向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技术与社会互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带有某些异端色彩,但现在几乎成为正统学说。甚至在80年代末,像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决策部门,还几乎不能超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视界……但到90年代末,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成了合理的、流行的主题。”

在新媒介与亚文化的关系上,两者处于互动状态。新媒介技术进步与应用为亚文化提供发展与壮大的机会,而文化多样化与文化繁荣又为新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供新需求,同时也成为塑造新媒介的使用方式(如商业取向或公益取向)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①[英]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郎淑华、迟文成 译:《历史的震撼――1900年之后的技术与全球历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前言

②[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葛红兵等译:《视觉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2、225

③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现代传播》,2008(5)

④⑤[法]巴尔,埃梅里,张学信 译:《新媒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7-8

⑥⑦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01、205

⑧⑨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

⑩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3-284

媒介技术论文篇5

[关键字]媒介融合 技术逻辑 制度逻辑 组织逻辑 文化逻辑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初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1984）于《自由的技术》中提出，当时，浦尔教授将媒介融合表述为“各种媒体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在该定义中，媒介融合的本质被认为是不同技术上的融合，是两种或者更多种技术融合后形成的某种新的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

继浦尔教授之后，美国新闻学会Andrew Nachison在技术的基础之上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更强调了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平台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随着web 2.0技术出现的社会化网络，高度的互动性和参与性的特征呈现，不仅是对新闻行业操作方式的改变，对整个的传媒行业，包括电视、报纸、广播、广告等各分支领域在内的行为模式乃至思考方式都进行了巨大的改观。

Andrew Nachison实际上深化了浦尔教授的概念。浦尔教授的媒介融合停留在技术结合的基础层次，媒介融合将以技术的融合作为基础和导向，而Andrew Nachison则看到媒介在更深层次也就是社会层面的融合。但无论媒介融合进行到了何种程度，技术总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技术的逻辑作为基础的逻辑也应该在社会历史发展序列中被首先考量。

一、媒介融合：研究与实践进程的四种逻辑

学者Dahlgren Peter曾经定义和重构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和出版行业，以媒介逻辑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框架。而作为定义这个框架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Dahlgren将其描述为媒介的特殊的制度化组成因素、整体的技术和组织构成以及用户的文化能力，这三者共同作用于媒介之中所呈现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从产生到呈现的过程（Dahlgren，1996）。学者Mark Deuze在对多媒体进行理解和分析时沿用了Dahlgren的框架，也从制度、组织和技术以及用户三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并对Dahlgren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但前后两者的研究都仅限于新闻行业，更多的是基于新技术出现后产生的多媒体（multimedia）对新闻业的影响。而基于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媒介融合，已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改变，更多的牵涉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本文认为，研究者的视角需要超越基于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新闻行业的改变，超越媒体所存在的个体组织，将其放到社会历史的变迁序列中考量，才能更好地对媒介行业内出现的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文献研究和实践案例的分析，部分沿用并扩展了Dahlgren和Mark Deuze用以分析新闻出版行业和多媒体的逻辑框架，试图从技术、组织、制度及文化四重逻辑方面对媒介融合进行研究和分析，并通过现实案例的对照分析，来回答上文所提出的问题。

二、媒介融合的技术逻辑

1.内容共享与渠道统一

在新的、融合的媒介中，相对于媒介融合的其他方面，媒介的技术和组织的整体属性能够更明确地为人所观察和定义。特别是现今的媒介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多媒体的内容管理系统（CMS），类似系统被新闻行业组织所广泛使用。这种类型的系统在生产方面有两个来源：一是媒介行业内的开放资源交换。这种交换和在以往媒介融合的早期的第四个阶段（内容共享阶段）理论界的论述异曲同工，是基于技术发展之上的内容行业内的交互，但更多的不同是凸显在技术层面的，网络技术和数据传输通讯技术为内容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途径。另一个是在商业软件市场上购买。这种在商业软件市场上购买的网页编辑语言（如XML）可以自动在同一个对外的渠道运用，包括声音、视频以及文本在内的各种平行的数据库资源。因此，从单纯的技术角度来说，媒介融合的技术逻辑更多的是指在媒介内容搜集、提供方式与手段、共享途径方面的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主要指网页和网络编辑、数据库、应用程序、通信及交互等）技术使得更多的媒介内容表现形式以一种统一的姿态为受众呈现媒介试图表达的内容。这种技术的变迁在三个方面具有突出的特征，并左右着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媒介制度的变迁。

2.融合技术的特点：存储、传输及多媒体

第一个特点：超大容量存储。这类型的存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网络连接前提下的存储形态，如移动硬盘、U盘等；其次是借助互联网的存储，它在互联网的高速信息传输速度的基础上将信息存储于异地的介质空间，用户需要时借助网络即可调用。早期多为网盘存储的形式，而现在出现了云存储，如苹果公司的产品icloud。这两种存储方式互补，将整个社会基于数字技术的存储空间无限放大。本地存储的容量扩展带来了单机任务处理的扩展；而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调取则提供了信息编辑存储、传输、处理的社会化渠道，推动了信息的集约化批量处理。产业规模经济理论认为，批量生产带来的是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因此，这样的技术转变使得媒介的运作更符合现代产业社会的运转规律。

第二个特点：超大信息量的双向传输。在传统媒介时代，虽有一定的受众反馈渠道及形式，但总体来说，大众传播还是以单向度的传播为主，反馈的信息及渠道并不属于大众传播系统。随着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大众传播系统的主流技术，信息从传播者到受众及其反向的过程时差几乎缩减为零。各种社会化网络，如facebook、twitter中，传播者几乎在的同时即可收到受众的反馈信息，甚至和其进行讨论。在模拟技术条件下的传播系统中，信息反馈渠道异于信息传播渠道；而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及反馈渠道则合二为一。此外，数字信息传输的渠道容量远超模拟技术时代。扩展的网络带宽使得信息真正的“高速传播”成为可能。

第三个特点：多媒体融汇。这项特性最为显著为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个体所体验，并成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新技术的强大融合力量。多种媒介形式被数字技术统一于一种平台，但同一种信息形式却有多种不同格式，并且每种格式都有着相对应的操作软件。例如，宽带文件下载时，有RMVB、AVI、MKV多种不同格式；在手机等移动媒体中，又有MP4、3GP 等格式。多媒体融汇的背后是复杂性逐步增强的兼容控制体系，因此，现代社会的数字世界里每天都有众多的插件汇入网络，软件升级周期也逐步缩短。

3.聚合的新闻

业界对媒介融合的可能及发展方式在技术支持下的探索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结构化的具有融合特性的多媒体信息组织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多媒体信息组织囊括了遍及全球的分支系统，而每个分支系统都至少包含了一种以上的媒介形式（Mark Deuze，2004）。所有的媒介组织都或多或少开始考虑或选择跨媒介合作的形式，使得在这种迹象出现之前原本相对独立的新闻工作人员、新闻编辑组织或新闻机构的部门进行协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媒介融合不再仅仅局限于不同功能媒介组织间的跨媒介合作和不同部门的协同工作，而出现了新的局面，同时，媒介融合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在现实的媒介组织的实践中也逐渐清晰。在早期，各种不同的媒介如广播、印刷等媒介和网络进行了在线的物理组织的联合。如英国的财经时代（Financial Times）的在线网站，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WGNTV/Radio和CLTV的联合经营（Boczkowski，2003；Gentry，2003；Stone and Bierhoff，2002）。2001年，国际媒介创新咨询集团（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ulting group）的创始人Juan Antonio Giner在国际报纸市场营销组织（INMA）学刊中表示（Giner，2001），超过7成的报纸总编表示他们的记者在其他不同于报纸的媒体中经历过至少一年的体验学习。报纸开始成为“24小时的信息传播机器（24 hour information engines）”。广播媒介，如CNN，在当年也开始成为24小时的信息提供者。同时，Giner（Innovation，2001）也认为，媒介鲜明的分类已经成为过去，数字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已经成为现在，而多媒体的组合（Multi-media integration）则是未来。INMA的主编Earl Wilkinson也在2001年新加坡报业会议中表示，全球主流的报业公司已经普遍接受未来报纸将以多媒体、宽带为导向的信息形式为主的观念（quoted in Giner 2001b）。

三、媒介融合的组织逻辑

1.组织变革：来自于技术的推动

在讨论媒介融合技术逻辑的基础之上，本文考虑将技术逻辑和组织逻辑放在一起论述。因为这场“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都是以技术作为先导的，即技术的变化带动了技术所牵涉到的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和技术变迁紧密相连而受到技术变迁最直接的影响的，不论是现代社会的其他行业，还是媒介行业，都是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媒介行业的产品是包含了社会动态、公众意见等内容在内的各方面信息。因此，在信息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信息从源起，到经过媒介，再由媒介到达受众，并由受众反馈给媒介乃至信源的整个过程，以及不论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个体或群体而存在的“把关人”或媒介组织，还是受众及传播途径本身，都深刻地打上了技术变迁的烙印，构成媒介组织的“人”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也包含在内。Mark Deuze等学者在对多媒体新闻业的研究中已经展现了媒介从业者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的转变，肯定新技带来的内容管理系统（CMS）和数据库等技术为新闻行业及其从业者带来的转变，工作变得更加及时而方便，内容和信息的呈现形式更加立体。而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企业组织紧密相连。随着不同媒介组织之间物理联合程度的加强，媒介融合的业界实践也不仅仅止步于多种不同媒介形式的联合生产经营，媒介逐步走上了集团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新闻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N——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组织

CNN是全球著名的新闻组织。考察CNN的经营结构，便不难发现美国媒体强强联手、实现集约经营的特征。CNN新闻集团（CNN Newsgroup）经营有十几项新闻业务，而它本身从属于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TBS），母公司特纳广播不仅经营有线电视网，还包括电影公司、家庭录像、音乐、出版等。

CNN旗下新闻业务有新闻频道（CNN）和焦点新闻频道（CNN Headline News）等10项，而其中6项为卫星有线电视网项目，另有2项为广播业务。这10项业务都在互联网上设立了网站并进行电脑间的传送。此外还有政治新闻、个人订阅（My CNN）两个，为订户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服务。整个集团在网上共设置12个网站，相互链接，用户可以为一项信息迅速跳转至相关内容所在网站，整个系统传播新闻迅速有效，形成了合力的组织优势。

参照CNN的组织构架与相关资料，可以了解CNN在管理及运作方式上的特色，这就是：细密的专业分工和整体协调是CNN高效管理的两个方面，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共享是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的重要保证。CNN派出的报道组，要为CNN的所有频道提供报道，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个特定节目作报道，以避免同一组织内部不同部分在同一事件中冲撞。

此外，在集团下的CNN从业人员，和国内按权力层级划分体系不同的是，CNN的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的网状，记者按区域分工，负责其所在区域所有新闻事件从发生到传播的完整过程，其余工作人员（如电视制片等）按照职能划分工作，并分化出针对互联网进行工作的工种，各种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员相互连结，发挥团队效用，形成组织合力。除其网状结构之外，CNN总部设置了一个国际国内任务台，一端连接新闻采集，一端连接各种需求，相当于是这个职能部门而非个人成为整个组织的运转核心。

通过透视这个现代社会最大的新闻组织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可以看出，建立在融合的媒介技术上的专业分工和整体协调保障了4000人运转一个庞大组织的可能性。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媒介从业人员的工作相对独立，新技术推动了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同合作（包括营销、销售、运作节奏、人员及管理等层面）；在组织而非个人成为管理者后，制定预算、战略和时间进程也开始逐步统一；而组织微观层面的其他方面，包括为保障竞争力所提供的培训和人员配置（包括雇佣和解雇），都开始由于个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方式的转变带动了整个组织工作方式的转变而开始一系列变革。

四、媒介融合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技术逻辑源于技术形式特有的规定性，那么，制度逻辑则充分体现着人类作为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的支配态度。

反映到媒介自身的变化，融合的多媒体新闻组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此期间，全球的媒介公司都开始在原本独立的雇员、编辑部及其他部门中选择至少某种形式的跨媒介合作或协同作业。在2001年的一项对200名媒介总监的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在当时正计划或已实施整体合作战略。因此，这段时期的媒介多处于物理上的联合状态，例如使用不同技术或内容提供方式的媒介组织面对新形势尝试联合经营，形成大的媒介集团。因此，基于对现实社会中媒介实践的观察，各种理论都倾向于认为世界各地的媒介组织都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超过一种渠道来提供他们的核心新闻产品。

而对新闻记者的调查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记者缓慢但逐步习惯于他们的“媒介母本（mother-medium）”以在线的形式存在，而这一现象和在线记者的独立角色意识增长紧密相关（Deuze and Paulussen，2002；Singer，2003）。同时，也有专家学者研究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融合的最优模式（optimal model），即线下的媒介母本通常在线上伴随有网络的副本。

这些业界呈现的变化表明，技术所带来的媒介行业操作上的变化使得Manuel Castells所说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合能效果”得以发挥，而在这种效果发挥的基础上，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使早期简单的操作发生变化开始渗透到媒介企业的各个层面。在技术和组织形态产生变迁的基础上，媒介的利益群体、利益认同、组织构成等各方面都相应发生了变化。美国南加州大学的Jonathan D。Aroson教授在其论文《因特网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中用一个图例展示了电信/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动力模式。在其模式中，不同领域（包括技术、营销、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这些社会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其他结构彼此勾连，共同维持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可持续运行，面临挑战时又进行适度调整。由此可见，在技术和组织变迁的基础上，媒介融合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又上升到了新的维度。

五、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

1.书写和视听的整合：“超文本”和“元语言”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载体便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字。这种载体也造就了人类沟通中的书写系统和视听系统。在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中，各种沟通模式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元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成而整合到了一个系统中。这种变化将文本、意象和声音整合进入同一个系统，在公众可以轻易获得读取路径且开放的条件下，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在全球网络上互动。这种改变确实改变了以往社会技术条件下沟通的特性。

2.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

“融合文化” 一词最初由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2004）提出，随后Mark Deuze（2007）的研究呼应了这种新提法，但是，他们当时并未清晰地界定融合文化。纪莉（2009）认为，融合文化的概念须从融合文化的文本、传播主体以及结构三个方面切入探讨。在此，由受众参与和互动生产而带来的新兴社会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讨论融合文化。在融合文化概念提出后，有关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探讨大致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1）新型媒介形态中，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已不再明显；2）媒介活动与商业媒介权力；3）媒介融合前景：融合文化范式与集体智慧管理。

媒介融合中的融合文化以受众参与和互动生产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式文化和互动式文化。受众的参与和互动是融合文化的生产方式。受众参与和互动的媒介文本生产，打破了印刷出版、电影、广播、音乐、电视和电脑之间的分际，是一种综合文字、图像、声讯和视讯的丰富的多媒体形式的网络出版，从而生产和创造了融合文化。由于受众的参与和互动具有广泛性， 融合文化还是一种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或曰“草根文化”。维基百科、百度知道、博客、播客、社交网、威客等，都是融合文化的表征。受众参与和互动以生产融合文化是由传播新技术驱动的，传播新技术为受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在对数字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研究中，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 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他针对媒介融合的著作《融合文化：新旧媒体碰撞之地》、《粉丝、博客主和游戏玩家：探索参与式文化》，以及个人博客“一个学者粉丝的告白”等，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作为最早研究数字化时代受众身份转变的媒介学者之一，Henry Jenkins在理解参与式媒体活动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方面处于最活跃的前沿领域。而在Henry Jenkins的理论中，根据新媒体所带来的不同的媒介接触和解读媒介内容方式的新特点，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媒介融合中出现的新的消费者和传统的内容生产者；2）媒介消费者的行为及其权力的构建；3）新型的全球媒介活动及商业媒体权利的消失；4）集体智慧的管理和融合文化范式。

首先，媒介融合不只是一个商业机遇（corporate branding opportunity）；它代表的是媒介力量的重组和媒介经济学的重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媒体资源的扩张导致“混合媒体生态”（hybrid media ecology）的出现。在这样的媒体生态中，商业的、业余的、政府的、非盈利的、教育的、激进的和其他类型参与者以更复杂的方式与他者互动。这其中的任何一类参与者都有能力生产和传播他们的媒体内容，同时也被这种新型媒体生态所赋予的新能力和新责任所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单个消费者的关注已经转移到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网络之上。这种情况下，谈论个人化的媒体已经没有意义，更应该讨论的是社会化的媒体（socialized media）。YouTube， Second Life， Wikipedia， Flickr， 以及MySpace，等等，都可以看做是草根创造力群体的汇集空间，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同时塑造共同的媒体环境。因此，面对这样的转变，传播过程中作为“人”的主动角色而存在的个体也开始呈现新的特征。

媒介技术论文篇6

一、莱文森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来源

莱文森的思想来源是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发展逐渐演变而来，通过他对麦克卢汉的关系与媒介环境学派的诞生以及后来的自己开创的新新媒介――数字传播，成为他的媒介思想的核心。

先驱人物有帕特里克・格迪斯、刘易斯・芒福德、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格迪斯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芒福德是城市生态学创始人；沃尔夫主张语言相对论，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朗格是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他们是该学派的遵纪人和旗手，他们的学问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走向成熟。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登场。其中的三位代表人物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瑞，国内学界已相当成熟了。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林文刚、德里克・德克霍夫、兰斯・斯特雷特、埃里克・麦克卢汉，前四位的著作已陆续引进国内。

人类在经历了口语社会和文字印刷社会之后，以1844年电报的发明为开端开始步入电子社会。之后，广播、电视的加盟，每一次都把电子社会推向新的阶段。莱文森经历了数字时代从起步到今天过程，他主要考察的正是当今的媒体―――数字传播。不仅研究数字传播，莱文森还亲身参与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1985年，莱文森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与妻子一起跳进了数字技术的洪流，创办了“联合教育公司”――一个主要从事远程教育的机构。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生物。作为网络教育的先锋 ，莱文森在20多年的网络教学中充分体会到了网络的神奇。网络传播的这些特征具体形象地演绎了麦克卢汉的洞见――“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地球村”、“非集中化”趋势。所以，于莱文森而言，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日薪月异的“数字时代”一点都不玄奥，而是尽在生活之中，可出可感。

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补救性媒介”、媒介的技术史分期等都是莱文森的学术贡献，他的媒介观点是在阐述媒介技术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的不断论证与媒介发展的再现展示，给读者以生动易懂的阐述了他的媒介环境学观点，因此，理解媒介技术史分期是理解莱文森媒介研究思想核心的前提。下面就对莱文森的媒介技术史分期做一个大概系统的阐述。

二、莱文森的媒介技术史分期

媒介技术史是从知识获取到技术传播而后到现在的学说著作媒介的思想认识，纵观媒介的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拟自然演变系统，它无所不在并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人，媒介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紧密的连在一起。它的产生和发展要系统的，分段式的去认识。

要概括媒介技术史的分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知识进化的三段论，生成――批评――传播。他借用坎贝尔的生物进化三步论（生成新器官或有机体的阶段；淘汰不适应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繁殖幸存的特征或物种阶段），推出只是成长过程中类似的三部曲：生成或创造新思想的阶段；借助批评淘汰不正确思想的阶段；传播尚未证明为不正确思想的阶段。

（二）技术发展的三阶段论：玩具――镜子――艺术。技术首先被设计成玩具，接着被用作现实的代替品，最后就超越了现实并创造了新的现实。其辩证逻辑可以表述为玩具――镜子――艺术，或前现实――现实――后现实。以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为例，起初被制成鞭炮，用作玩具；接着被用于生产和战争，成为工具；最后被做成烟花，成为艺术。

（三）当代媒介的“三分说”。他把当下媒介分为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等三种，完成了理论上的突破，对学界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旧媒介制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它们是空间和时间定位不变的媒介，比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话、电影等。旧媒介的突出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专业人士的生产。

（五）新媒介指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使用者可在根据自己的时间收发邮件，使用网上书店、网上留言板、聊天室等。

（六）新新媒介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滥觞于20世纪末，兴盛于21世纪，例子有博客网、维基网、“第二人生”、聚友网、脸谱网、博客网、掘客网、优视网、推特网等。其界定性特征和原理是：1.其消费者就是生产者：2.其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3.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4.新新媒介一般免费，付钱不是必须的；5.新新媒介之间的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6.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7.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守门人；8.新新媒介使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

媒介环境学把媒介环境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根主线。莱文森的思想主要在于媒介环境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的结构平衡问题、媒介演变的规律以及媒介发展的趋势。所以，媒介技术的分期成为了解其媒介环境学思想的主要路径。

三、媒介技术进化的根本动力和演化机制

媒介技术的根本动力可以理解为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1979年，莱文森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这个理论。他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人性化趋势”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得到灵感。他效仿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把人比喻为“自然环境”，然要对技术和媒介做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认为，媒介的演化服从认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总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

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从19世纪印刷术的诞生到摄影术和电报的发展，从电话和留声机的问世到无线电的发明，这都说明了，技术随着发明者为自己想法创造出来的成果被人们有选择性的应用后产生出不可预测的结果，是信息技术得到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延伸。

旧媒介的兴起于衰退，新媒介的产生于发展就很好的说明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它可以看做是补救性媒介的发展与变化。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简单地说，他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性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人性化”。

四、媒介环境的变革

在媒介环境学派里面，对媒介发展规律研究最多的是麦克卢汉和莱文森。莱文森认为，媒介发展的全部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完善过程，每一次媒介变革都是就旧媒介的修正与补救。在完善旧媒介的同时，新媒介又会出现新的缺憾。

（一）旧媒介产生，发展，和新媒介的临界点

我们说印刷机产生现代世界，广播产生集权制下的听众，但这并不是说，媒介制造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将其强加于我们，而是说，媒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使新的世界诞生于斯，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开辟的路径是长期蛰伏的倾向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创造的过程并不受我们控制，因为发明创造往往会产生一些无意为之的结果。但我们又会看到，媒介之所以产生影响，那是由于我们选择它们，是指在与对手竞争中存活下来。我们选择了拼音字母表而不是象形文字、有声电影而不是无声片，计算机而不是打字机。我们常常发明并可以委派媒介去完成补救性任务，家用录像机即为一例，它是电视获得回放的功能。

印刷机使新教改革成为可能，因为它使人人能读到《圣经》。此时的路德主张，人人都应该自己读《圣经》。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民族国家、公共教育、资本主义兴起等，它们都考印刷术运行。旧媒介与新媒介的分界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前半叶是电报术与摄影术，这是光化学革命和电子革命的两轮信息革命，19世纪和20世纪，发明的速度飞速发展，在计算机以前，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等都发挥的了塑造这个世界的作用。

个人电脑及其延伸是卓越的媒介，既促进读书和一心多用，还是人能同时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新媒介与旧媒介的转折点。

（二）新媒介的产生，过度到新新媒介

文字处理技术问世以前，书写的媒介一个接一个出现，每一种媒介都曾对书写的错误进行矫正，这就使文本的修改越来越困难。每个阶段文字保存的持久性都有所增加，它付出的代价也相应增加。文字处理生成的文本比铅笔写成的文本容易修正，和打字机手稿一样容易保存，一旦接入电脑的传输网络，用文字处理写就的文本就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开来，且容易收藏，在传播和保存两个方面，文字处理的文本都大大胜过装订成册的文本，而且，只要这种文本，以电子文本的形式保存，它就比铅笔写的文本更容易修正。考虑到文字处理的上述种种优势，我们就可以领会到这一场革命的重大意义了。

（三）人们开始用电脑来使用新媒介发电子文件，出版刊物，在线文本的阅读也使人们相互之间能够自由的随时随地的沟通，作者既出版人的时代到来。网络社区的兴起，使读者变为作者既生产者。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网络社区和电子邮件，加强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新媒介促进了新新媒介的发展和产生，现在，脸谱网，万维网等都是新新媒介的主要依据，这些网站使我们可以交友，发表意见，微博也是现在新新媒介的代表，我们开始在微博上发表论坛，是媒介信息大众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情有何进展，微博都可以知道，而且可以发表意见，想成舆论，完全打破了，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单一化趋势，形成网络多元化，信息大众化的转变。

莱文森对新新媒介的定义就是多媒体网络的演变体。“媒介环境学”不是简单的“媒介研究”所能加以概括，也非表面看起来那么杂乱，媒介环境学的演化发展是基于历史的发展演化及人们的发现创造、运用、传播的复杂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在宏观的社会发展中对事物的产生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不断产生――影响――传播再产生的循环系统，在这个复杂的演变环境中，有着类似于自然界的适者生存的媒介技术选择机制，通过人们的客观选择进行着发展与演变，并不停地对人们的社会无时无刻的产生着影响与改造。

五、结语

媒介环境学的历史演变，为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这门学科的创建虽短，但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财富，媒介技术的演化通过对历史的回望分为了三个阶段，玩具――镜子――艺术，通过这些的形象的描绘对媒介的发展及其演变进行了论述，新旧媒介的区分于相互依存的例子也反映了，媒介环境这个类似大自然系统的复杂网络传播，充分的说明了保罗・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莱文森的思想精髓就是媒介的“软决定论”，在其媒介理论著作7部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思想重点是新新媒介。莱文森是一个乐观主义思想家，对于媒介的研究是乐观的，有预见性的，他的思想将会继续影响世人，继续给与我们新的财富。

参考文献：

[1] 李明伟. 知媒者生存[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2] 保罗・莱文森. 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 保罗・莱文森著. 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

[4] 保罗・莱文森. 新新媒介[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

[5] 保罗・莱文森著. 莱文森精粹[M]， 何道宽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1

[6]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7]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伦汉[M]， 何道宽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8] 保罗・莱文森. 思想无羁[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媒介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媒介 技术 社会关系 理性

哈罗德・英尼斯曾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②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初次接触多伦多学派的观点时，不仅惊讶于其种种论断，甚至会产生言过其实且一厢情愿之感。但他们的思想却启发笔者重新思考技术、媒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并日益接受其中一些观点，虽然仍对所有涉及“决定论”的理论保持着谨慎与天然质疑。

媒介的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信息时代”，这种划分乃是由于传播媒介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同时，这种划分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口语传播时代”对应的是蛮荒的石器文明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对应宗教/皇权文明时代（或者叫封建文明），“印刷传播时代”人类开始进入世俗文明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则对应着现代工业文明，正在发展演变中的“信息时代”则是后现代文明，一种多元化的文明阶段。可以看出技术、媒介与人类社会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

一、技术决定一切？

媒介发展史告诉我们，媒介是在技术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技术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得到了“技术决定论”的支持。技术决定论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其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是自主的，一旦产生便会发生其影响；技术变迁将导致社会变迁。③

根据技术决定论学者的观点，“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④，技术包含了一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以及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给人类的，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技术遵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新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⑤。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最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出现在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一书中。波兹曼在书中把人类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专业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这也是“迄今为止文化存在的三种形态”。⑥以波兹曼描述的技术专业文化阶段为例，西方的技术专业化根源于文艺复兴前的欧洲，那时有三项重要技术发明诞生：机械表、活字印刷术和望远镜。“机械表等为那些致力于创造财富的人带来规模化生产，并奠定了社会组织现代形式的基础；活字印刷术改变了口耳相传的传播形式，使人逐渐摆脱家庭、神父的强大口语传统的影响，摧毁了世界宗教社群的凝聚力；望远镜的出现摧毁了地心说，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点”。

随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我们看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飞速进步和自由开放的巨大力量，神权世界开始坍塌。技术专业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与传统的必然联系，科学的神圣性越来越被世俗的有用性所替代。一种实用的知识观开始流行：科学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明，只有机器才可以为人类创造财富⑦。

显然，尼尔・波兹曼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倾向。与此相反，学界还有一种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⑧。

二、媒介与人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说：“作为内容的讯息并不重要，相反倒是传播讯息的方式即媒介手段才是重要的”。⑨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和现代信息社会，信息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变化的是信息的自由度、信息价值的实现度。媒介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信息的表现形式，决定着信息与生产、生活具体行为相结合的能力。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则媒介技术从属于生产力，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发展的促进，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促进，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任何媒介技术（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任何社会关系的变动归根到底都是人类需求的变化。每一种新媒介形式的诞生，都是因为现有的媒介不能满足人类当下的传播需求而产生的。“早先形式的性能达到巅峰时，就会出现新颖的对立形式”⑩。当一种旧的媒介形式之性能达到巅峰时，它对信息生产的推动作用就会急转直下，于是另一种更适于信息传播和价值释放的新媒介随之诞生。

对此，保罗・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救性媒介”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的演化理论。他指出，一切媒介都是“补救性媒介”，补救过去媒介之不足，使媒介更具人性化。在媒介演化中，人有两个目的或动机：一是满足渴望和幻想，即“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整个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媒介的改进。”⑾

媒介的发展是要不断满足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求，这是媒介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媒介、新技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在变革着社会关系，而变革社会关系，又是在促进和创造新的需求，这是相辅相成的⑿。

三、我们的困境――理性能否战胜贪婪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本是自然界众多生物中极其普通的一员，但拥有了一种支配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简言之，是从人在理性的支配下所创造的工具中获得的，也就是从技术中获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技术使人类实现了从动物到人的提升。

但是，人的理性真的靠得住吗？人类身上所具有“动物精神”能被有效控制吗？人类为什么保有“动物精神”，进化直到现代文明阶段而仍威力巨大？所谓“动物精神”，是指人们无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出的。信息完整或信息对称的情形通常不存在，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⒀事实上，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的动力多半来自“动物精神”的范畴。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然而，“动物精神”带来并不全是硕果累累，现代科技对人类发展的负面作用已表现在诸多方面，这是人类无法抑制自身“动物精神”的体现。以环境问题为例，我们知道，人类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态危机，它已构成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严重威胁。这一危机的形成，固然有深刻复杂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但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所附带的负面作用，无疑是重要因素。首先是科技发展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其次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正遭受严重破坏。

技术进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初衷，也是其最高目的；但仅仅靠人的理性似乎无法抑制技术的负面效应，而现实正朝向技术悲观主义者所描绘的方向演进。人们关注对自然界的改造利用和控制，而不太在意对自然界平衡的保护；关注对物质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不太在意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世界的追问；关注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而不关心其应用的后果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如果只将技术当作一种实用性的工具和手段，那么它既可以用作善的力量来服务于人类社会，也可以作为一种恶的力量被人们用于恶的目的。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的过程。过分强调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将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技术本质上是实现人的基本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不能将手段当作目的，陷入异化之中。媒介的发展也是同样道理，技术进步决定着媒介的形式，人却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而要做新媒介技术的主人。

参考文献

①钟晶晶，《突破人类交流困境的努力――从媒介技术演进看博客的兴起》，《新闻记者》，2006 （3）

②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③李硕，《技术决定论浅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④Jacques Ellul：Technological Society[M].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64

⑤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M].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7

⑥⑦[美]波斯曼 著，何道宽 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⑧李宏伟，《技术的价值观》，《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5）

⑨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

⑩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

⑾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l

⑿孟盈：《论媒介与社会关系在发展中的交互促进》，《复旦学报》，2010（4）

⒀孙涤，《人的理性与动物精神》[N].《南方周末》，2011-6-21，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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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新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学视角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8-02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同时也面对着更加多样的大众。如何理解新媒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如何把握并更好推进新媒体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思考的问题。

一、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深奥到通俗，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理论工作者和精英理解掌握到被广大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传播活动。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提出5W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传播过程都是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要素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具备了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是在传播过程中起着控制、选择、加工、传导作用的人或者组织，在中国的传统媒体视界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主要的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播媒介主要有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以及文化艺术活动和课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就是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以它为指导的各项实践活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体现。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理论大众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增强理论大众化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播媒介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传播手段。除了人际传播，在当时使用最多的就是出版物的传播，书籍和报刊在当时是最有效率，最能体现工业化的传播媒介。在中国革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传播者都努力运用当时新的传播媒介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不断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要求之后，如何使新媒介成为思想舆论的重要载体，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新媒介的发展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新机遇

一般而言，新媒介指所有与传统媒介相比较，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有相当创新的媒介平台和机构。它们借助于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传播技术为驱动，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介运用新技术或与新媒介融合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媒介。

当代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实时传输技术。相比于传统媒介，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首先是传播过程的双向性，这大大改善了传统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的被动地位，增加传授双方的互动性，每个受众都可能是传播者。其次，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了，因为多媒体技术为人们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条件，传播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强。再次，新媒介技术打破了资源垄断。传播资源的丰富化将改变少数大众传播机构垄断资源的状况，为更多的社会成员、群体和组织成为能动的传播者提供了基础条件。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传媒形态，改变了传媒格局，给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一）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空间

新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无边界性，让信息自由流动，公众不仅可以获取政府门户网站的权威信息，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播客、微信、QQ、论坛、飞信等获取民间信息，这种集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优势的新媒介，能够综合运用文字、图画、视频等多种表现符号来传递信息，且能长期保存信息，便于受众及时查阅，流媒体技术的发展，还能让受众边下载边看。当前，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借助新媒介的优势，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体系，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率

新媒介的传播效率主要表现在资料的传递速度和信息的搜集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传播达到了以秒计算，甚至是与事件发生几乎同步的速度，其“直播”效应满足了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迫切需求。

新媒介的复制、粘贴、超链接等技术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载、群发信息。信息的蔓延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加。新媒介的更新速度和查阅资料的快捷，使得公众更易于接受，如要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只需直接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几秒钟的时间就会显示海量的资料：有相关的专题报道，有专家解读和群众学习心得，还有中央宣讲团宣讲会议精神的视频。

（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质量

新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介的单维、直线的传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双向互动”、“多点互动”的，它更形象，更生动，也就更具渗透力。新媒介的信息表现方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图片、视频的表现符号，打破了人们接受传统媒介信息的习惯，作为受众来讲，他所接受的信息不仅仅是点对面的信息，还有根据个人需要设置的点对点的信息，诸多点对点的信息里，受众可以直接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进行解读，而不必完全接受传者所发送的所有信息，受众可以选择自己的信息空白点，直接点击想要了解的信息，也可以根据自己已经获知的信息，提供线索，发表意见。

新媒介技术可以实现传播互动，激发公众主动性，同时它赋予公众的话语平等权，使得公众的主动参与性被激发出来。运用这种双向互动模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信息和资料在不断的互动中传播、整理和优化，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又创造和提供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质量。

三、新媒介的发展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挑战

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空间大大拓展，信息传播急速发展，传播互动大大激发公众的主动性，与此同时，困境和挑战也随之而来。

（一）新媒介传播的互动性导致话语权的转变

新媒介的互动性造就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话语权的重大变迁，话语权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新媒介境况下，大众由倾听者变为对话者，由信息的接纳者变成了信息的者，大众能以各种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异议。党和政府在传统的媒介境况下拥有的话语权优势已经被削弱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民众的引导作用，这不但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被弱化，更可能造成民众被误导的情况。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性弱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大众是传播的受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大众化的内容，新媒介传播的去中心化，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新媒介境况下的大众深受去中心化的理念的影响，张扬个性、拒绝权威、摒弃主导，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产生质疑。

（三）信息渗透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

新媒介的超链接和超级存储量让新媒介承载着海量信息，这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带来便利，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会被信息的海洋淹没，传播受众面对庞杂的资料无法选择。同时，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的自由性、高效性，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生和广泛传播寻找到了一张良好的温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置身于更加艰难的环境之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

四、新媒介技术发展境况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新媒介传播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只有主动把握和用好新媒介，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平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更加有效。当前的马克思传播体系必须将新媒介纳入其中，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和传播能力，如在新媒体平台上多视角、全方位、个性化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通过互联网、手机、户外新媒体宣传重大理论问题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找准理论传播的着力点，做到先声夺人，抢占思想引领的制高点。传播方式可以寻求权威性与通俗性的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宣传和普及，改变传统媒体中单一、被动状态，运用在线视频、网上访谈、博客、网上论坛以及短信、动漫等多种表现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创造了全方位地实施多媒体战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新媒介传播中的主体地位。

（二）在新媒介技术的境况下，要规避新媒介的负面影响必须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的素质

要不断地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传播者应用新媒介技术的能力，保证传播者具备媒体融合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同时在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一定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能够针对受众进行解疑释惑，帮助受众关注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能在庞杂的信息资源面前保持正确的立场。

（三）把关新媒介，做好传播媒介的“把关人”

传统传播媒介通过对大众进行“灌输”式的传播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播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介情境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这更需要把关新媒介。所以通过新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引导，还要避免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传播的质量和效果进一步把关，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对信息资源优化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切实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周小华.论新媒体技术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创新[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1）.

媒介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媒介 偏向 人性化 平衡

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提到：“既然绘画在它的模仿中所用的媒介或符号确实是和诗所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诗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①莱辛所指出的诗与画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这两种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问题。媒介环境学派的出现，使得媒介的偏向性问题开始突破文艺理论的圈子，被集中且深入地讨论：“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三个理论命题之一。”②最早集中研究媒介“偏向”问题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③尼斯特罗姆则概括了媒介的七种“偏向”，分别为：思想、时空、政治、社会、形而上、认识论。论者认为，以往学者对媒介偏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效果论上，却忽略了其在本体论层面的偏向性：媒介发生偏向的原因是由于其选择了不同的模仿对象并试图将其极致化“延伸”而导致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媒介“模仿的偏向”。

一、媒介模仿的对象：人的感知模式

康德曾说：“我们在外部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这句话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媒介与人类的关系：媒介是现实生活和我们自身感官之间的中介，我们借助媒介所感受到的外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媒介是人类用以服务自己的感官的，因此，它的发明和改造都是模仿人的感知模式而进行的，是对人类有机体的各部分——包括五官、四肢甚至具有认知功能的中枢神经的模仿，正如莱文森所说“这种技术不仅要体现一个理念，而且它体现的理念要能够延伸、反映、复制或取代心智功能和认知过程。”④然而，人类的感觉器官如视力、听力、记忆力等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上是有一定生理限制的，所以媒介对人类的感觉器官除了模仿，还担负着“延伸”的职能，也就是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例如，电话这一媒介是模仿人的听觉功能，并在其空间广度上做出了延伸，即使是可视电话、网络电话等媒介，它在模仿人类听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下面的表格呈现的是不同媒介所对应的模仿对象——人的各类感官，以及在此程度上所做的延伸。

媒介之所以发生“模仿的偏向”，一是由于媒介模仿的人类感官类型不一致，导致其功能的差异，如电话模仿的是人类的听觉和语言，而书籍模仿的是人类大脑的线性思维；二是由于媒介在履行其“延伸”的职能时，常以牺牲人类某部分感官的方式，让另一部分得到最极致的发展，这样的“偏向”其实就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说的“自动截除（auto amputation）”和“麻木（numbing）”的概念：只挑选一种感官对付强烈的刺激，只挑选一种延伸的、分离的、截除的感觉用于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技术使创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⑤媒介在进行极致化延伸时产生的“偏向”导致了人类各部分肢体包括中枢神经的“麻木”，使大众过度依赖媒介而不是真实的感官来了解外部世界，从而被浩瀚的媒介信息所湮没，这是众多媒介批评者对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几乎每一种技术在被广泛应用时都会因为其“模仿的偏向”和“极致化的延伸”而招致非议。如阿伦特就对印刷术持消极的态度：“有很多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作品除了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⑥波兹曼对电视的负面评价：“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⑦凯尔纳对数字技术也充满忧虑：“在拟真的世界中，大众沐浴在没有意义的媒介信息中，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大众由此寻求的是奇观而不是意义。”⑧

二、作为“纠编机制”的人性化趋势

媒介所招致的骂名是由于其在改进和演化的过程中，总是以延伸某部分感官，牺牲另一部分感官为代价，因此给人类带来的是感官被“截除”的麻木。然而，以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学者却对媒介充满乐观，他的信心来源于媒介技术的另一个特点——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1979年，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⑨他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乐观地认为媒介具有“人性化趋势”，并能够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的进化，凡是符合代人类传播特点的媒介就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好的媒介。基于这一理论，莱文森又提出“补救性媒介”的理论，他认为人类能够在媒介进化中进行理性选择，后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的补救和补偿，媒介技术将越来越完美。⑩按照莱文森的观点，“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媒介偏向性问题的“纠编机制”。

1、起初，我们享受虽非意料却也平衡的传播环境（目力、听力和记忆所及的范围）

2、接着，我们促进媒介发展以突破上述环境局限，但在寻求平衡突破中付出了代价，在寻求其它人性要求中做出了牺牲；

3、不断追求保存并继承自古以来人在延伸方面的突破，恢复人在自然的交流环境中丧失的人性要素。⑾

第一阶段是口耳相传和拼音文字的时代，媒介的发明只是对感官的简单补充，人类还是主要依靠视觉、听觉等生理器官。第二阶段，人类开始谋求通过媒介增强、延伸自己感知器官的能力，这是印刷术大放异彩的机器复制时代和电子时代，但是过度的延伸使媒介的偏向严重以致“平衡的感知环境”受到了损害，人们开始对媒介技术充满忧虑；第三阶段的媒介，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开始追求“平衡感”，使人的感知和交流回归自然，媒介的“人性化趋势”开始显现出“纠偏机制”的作用。

事实上，媒介的发展路线是一个趋向于圆周的图形，因为媒介对人类感官的模仿及延伸是以人类最原始的，最自然的交流方式为目标的，任何与人类生理机能不和谐的媒介都会引起体验的不适而遭到淘汰。例如：“广播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局限其实是适应了人类原有的深层的传播方式，即只听不看的传播方式，而且适应与这一模式相伴的社会现象：多重任务的智能。”⑿再如，照相机的镜头，是对我们视觉系统的复制和延伸，而电影则是用具体化的方式把心智活动加以复制和外化。摄影技术从黑白照、彩照、再发展到电影和二、三维图像、全息图像，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机器和人的感知的对应从少到多，最后就产生了色彩、动画和第三维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后，媒介的模仿对象到达空前的综合：视觉、听觉、大脑各种思维、语言能力都集聚在一起，弥补了其他媒介技术不可避免的“偏向”，成为“人性化趋势”最明显、最集聚的媒介。

“偏向性”和“人性化趋势”是媒介在发展进程中两个对立互补的特征：“偏向性”使人类的感觉器官得到延伸和放大，虽然打破了各感觉器官之间的平衡，但却使其超越生物极限和阻碍，成为人类文明强大的推动力；“人性化趋势”则有利于媒介克服其自身的技术弱点和文化弱点，让媒介批评者和大众更理性、更全面地看待媒介技术下的人类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两组影响媒介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将以何种方式塑造媒介的面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基金项目：本文系“暨南大学优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模仿”的裂变——从“原型”到“仿像”的传播现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50503560】

参考文献

①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7

②林文刚 编，何道宽 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31

③[美]哈罗德·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保罗·莱文森 著，何道宽 译：《思想无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9

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译林出版社，2011（7）：60

⑥[德]汉娜·阿伦特：《人类的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M].自由出版社，1967：352

⑦[美]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5）：121

⑧[美]瑞安·毕晓普、道格拉斯·凯尔纳等 著，戴阿宝 译：《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8）：16

⑨⑩⑾⑿[美]保罗·莱文森 著，何道宽 译：《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3、51、86

媒介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意识形态；大众媒介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attract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However，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is not well reviewed among domestic researchers. Frankfurt School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media domination and takes mass media as an ideology to be the legal foundation for state sovereignty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hrough the media manipulation and fraudulent conduct， mass media not only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social-culture negativity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clear away the influence on children from domestic environment conceiving criticism and negativity， thus helped create one dimensional man and society. Although such criticism is mainly on the media as ideology in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worthy for our introspection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 ideology; mass media

一

在西方学术史上，“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1]。但是，在众多的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这类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而且也是对传播特别是对大众传播给予最多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论源头。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内容与传播有关，因为他们深信传播对获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这些研究成果，被传播研究的先驱之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关于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1941)一文中，称之为最早的“传播批判研究”。[2]这些传播批判研究，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在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对媒介及其控制的问题的研究在其整个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通常不愿把传播与其他因素从它的整体系统中分离出来”[3]，而更愿从整体上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并竭力与“实证理论”明确区分开来。霍克海默就说过：批判理论不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4]法伊（Brian Fay ）在分析中指出，批判理论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对整体的现实的社会状况进行批判考察，以此来揭示通常隐藏在日常活动过程中的弊端和危害，进而实施变革、加以规范。[5]波洛克和考克斯（Pollock and Cox）说道：我们“在准备塑造这个世界时阅读这个世界”，在揭示对立利益的冲突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6]对此，亚力山大（Jeffery C.Alexander）认为：实证理论仅依赖于苍白的“技术理性”，而批判理论则依靠“批判理性”发挥作用；“实证理论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接受世界，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把超越作为出发点，”主张按照理想模式来改变世界。[7]

因此，批判理论所持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甚至是抗拒现实的立场和态度，并“有一种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难的意识，......不信任‘中间路线’的思想或话语的‘整体化’模式”[6]，但关心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关心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冲突，试图以一种现世乌托邦来纠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同样，在传播批判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想要做的，也是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国家干预”理论也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起点。

从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就开始了对国家的考察。战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家理论大体上可以据此分为两种，即前一时期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和后一时期的现实的国家理论。

激进的国家理论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为代表。他们认为，自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后，也许它存在着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但就其现实的种种形态而言，它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独裁主义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组织的恐怖统治”，以及通过满足国民一定程度的需要而使其“自愿服从”的高超伎俩。无论是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还是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都是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理论家们对社会的绝望心态，深深打上他们苦难经历的烙印。如果说他们的激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影响到它的客观性。

战后，在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而提出了显然更为客观的现实的国家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独裁主义国家“有组织的恐怖”已不复存在，并已转变为“福利国家”，即它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为舒适和安逸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换言之，随着硬性控制的消失，软性控制开始勃兴。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提出“现代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持续调整，使国家和经济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哈氏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并非一种单纯的维持，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意图的塑造。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时期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国家理论发展迅速，其观点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控制的性质和方式也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独裁主义国家也好，福利国家和现代国家也好，它们对社会的控制只有方式的不同，功能和效果则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任何国家类型中都是存在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三

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仅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术语，它源于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著作，被其看作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10]。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3]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1]。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诺即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慌言”。[12]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慌言”。[13]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权力的统治。因此，意识形态已成为维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表示，批判理论就是要“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4]意识形态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有研究者认为“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乃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也不为过”。[15]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对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主要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他们眼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

按照韦伯（Marx Webber）的说法，资本主义活动的组织方式是“自由劳动之理性”，亦即“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一切活动无不浸润着这种工具理性。韦伯将工具理性向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合理化”过程。[16]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这种“合理化”进程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它鲜明地体现在交往和沟通的技术化——作为沟通手段的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媒介的运作之中。那么，这种工具化的目标又指向何处、体现在何处呢？马尔库塞说：“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17]，即使政治统治得到承认，也就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以维持既定统治的持续存在。

显而易见，媒介的工具化无非是充当维持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工具。所谓合法化，哈贝马斯认为，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们当作正义的存在物而加以认可和承认。因而统治的合法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媒介的工具作用就在于充当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18]对于媒介工具化的具体体现，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描述再也准确不过了：“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一句话，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4]

四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对这一论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才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但是，把大众媒介作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进行批判，并指明起意识形态性质的，主要是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这两个人正是通过论述媒介成为意识形态，来提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的。换句话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实际上是他们的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论据。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1993）“文化工业”一章中，把体现启蒙精神的技术在交流活动中应用而形成的媒介组织体系——文化工业，当作他们的技术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通过对文化工业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才提出了“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著名论断。阿多诺在论述文化工业时，一落笔就以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也被认可为意识形态。”在“文化工业”一章中，阿多诺以他那贯彻始终的悲观态度，论述了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对社会的压制和对现实的神化。这些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比起早期的统治实践来，要更为微妙和有效。利用欺骗而非暴力，它几乎是彻底地消除了个人的反抗意识，一劳永逸地维持了既定的存在。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就其本质而言，是科技的意识形态奴役。[8]

当然，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并不完全等同于“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因为按照美国学者马丁·杰的说法：“如果认为他（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基本上归之于技术或大众媒介本身则不大确切”，因为阿多诺真正关心的是“技术的帷幕背后的东西”，即支配技术的社会力量。[12]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与其说是媒介的奴役，不如说是支配媒介的社会力量——统治者的权力对社会的奴役。

对媒介成为意识形态进行全面而深入论述的，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93）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而这种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马尔库塞超越了阿多诺在“技术中立性”上暧昧不明的立场，明确提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因而不能把技术本身同使用它的人以及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9]“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17]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技术中立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今天的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再区分开来了。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技术从来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因此，“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 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9] 在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中，包含了不少媒介意识形态论断。甚至可以说，媒介实际上被马尔库塞当作他所批判的科学技术的一种具体对象和主要代表。在他的眼中，技术是相对笼统、抽象的，但是媒介却是具体、实在的。媒介就是技术的外化，技术的代名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助长虚假意识的同时，又使人意识不到这种虚假性而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从马尔库塞对文化、艺术双向度的丧失，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对语言的操作化、功能化、从而形成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促使这两种转变发生的，正是大众媒介。这些不但鲜明地体现出阿多诺的思想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马尔库塞的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说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已包含在马尔库塞的科技即意识形态的论述中。

总之，上述二人虽均将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媒介作为他们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和重要内容，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媒介及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含义，而这种不同含义又来自于他们对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在阿多诺看来，技术由于受权力的全面控制而成为意识形态。媒介组成文化工业，而文化工业由于受到国家的全面支配，已成为维护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并因此而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却认为，媒介成为意识形态，不但因为技术受到全面控制，还因为它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把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技术设计和技术自身也有一定的“罪过”。因此，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外在原因是国家的全面控制，内在原因是自身所包含的统治的先验性。

五

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操纵和控制功能。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媒介已经具有了操纵和控制人的意识的魔力。阿多诺在《意识形态》（1964）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8]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

他们指出，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具体地说，作为统治合法化工具的媒介，其操纵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传播内容的左右和控制。完全被国家控制的媒介组织，必然要传播统治者要求传播的规定的东西，而禁止那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东西。“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8]并且“一切媒介为维护既定现实的总动员，已经协调了各种表现手段，以致越轨性内客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9]那些在内容上超出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微弱声音。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媒介的传播过程就是一种内容的肯定和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既是在不断维护意识形态，更是在不断地塑造和再造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媒介通过内容上的肯定和否定，宣传为合法的。

二是对媒介语言的规范与约束。与规定性内容的传播相应的，是媒介在传播这些内容时使用的是规定的语言。作为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媒介组织积极确定自己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阿多诺说道：“从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都一目了然地采用了规定的语言”[8]。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中的各种材料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制作的媒介产品，都是通过相同的技术手段和特定的语言而形成的。当然，这种“规定的语言”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来自于权力的强制性规定，并受其全面管理。

三是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与操纵。这种对传播内容和语言进行规范化后的媒介“产品”，最终通过大众传播过程到达个人，到达整个社会，并作用于个人和社会。从媒介的运作来看，大众传媒尽管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但却是以一种软性的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关于这种方式，马尔库塞这样认为：“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的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8]这种方式没有要求人们服从和屈服于这种思想；相反，它让人在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大至出版自由，小到信息接收自由）中以一种个人选择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肯定和同一之中的选择。就个人的接收而言，由于国家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媒介，媒介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内容，限定了人们对媒介和内容的选择范围，因而这种“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实际上是在一种间接的、隐形的强制性的框定中作出的。但这种强制无法为人所意识，因为选择是由他自己作出的，是他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自由”选定的。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社会意识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即最终达到了操纵、控制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一致化”和“规范化”，就是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但是，恰恰在这种意义上，媒介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即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

六

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是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又一重要因素。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因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假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及媒介对人的奴役看起来要比早期的以粗暴方式进行的统治要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媒介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制造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马尔库塞指出：“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9]。被国家掌握的大众媒介自然会本着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把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来宣传和灌输。日积月累，媒介就能够制造一种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虚假统一性，从而使个人感到他的利益就等同于权力拥有者的利益，权力利益的损失就是他个人的损失；对统治者利益的侵犯，也就是对他个人利益的侵犯。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媒介组织的欺骗性。马丁·杰在谈到这种欺骗性的后果时说道：“特殊和普遍之间的虚假统一在一些方面比社会矛盾的冲突更为不利，因为它能把它的牺牲者安抚进入被动接受状态”[12]。那么，媒介怎样才能使它的欺骗持续进行并最终达到目的呢？这就是制造一种“虚假需求”，进行新一轮的更为深入的欺骗，使这种需求得到虚幻的满足，从而抑制真实需求。

2.制造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存在着一种“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或者是那些由统治者的需要转变成的个人的需要或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要求制造出来的个人需求。[9]大众媒介一直不断地制造出这些虚假需求，并且努力使人们感受到并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消除饥饿者而又拒绝运用经济实力”式的满足，是一种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满足，因而是一种虚幻的满足，一种欺骗性的满足，一种“剥夺人权的满足”[19]。“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8]。通过这种欺骗性满足，媒介使个人真实需求受到抑制，却使统治者受益匪浅。

3.美化、幻化现实。在制造和满足虚假需求的同时，媒介还通过竭力美化现实、制造关于现实的幻象来欺骗群众。因为统治者不愿意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充满恐惧和无奈的现实中，不愿意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压制的真实愿望，所以就通过媒体对现实进行掩饰。具体的手段就是“神化定在”，把现实理想化。“文化工业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8]受理想化的虚假现实的蒙蔽和欺骗，个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回避自己的虚假性的虚假意识。由于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真正苦难，意识不到理想化的现实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个人认为媒介宣传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现实如同媒介宣传的一般美好。带着这种认识，个人会迷醉于虚幻的现实中不可自拔，乐而忘返。阿多诺指出，不可否认，借助这种迷醉，受众可以摆脱现实，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虚幻的摆脱，是对现实的逃避而非对现实的改变，是以对现实的顺从而非对现实的抗拒。因而，受众“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好像和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8]。 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介组织的欺骗不是建立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强制。媒介的运作和管理，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这一切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们永远都是被规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8]阿多诺用一句希特勒德国时期的讽刺话来说明这种状况：“任何人不许挨饿和受冻，谁要是这样做就让他进集中营”[8]。他戏称这句话可以刻在所有文化工业的大门上。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得接受这种虚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欺骗性满足，接受这种强制，否则，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人，最终被社会抛弃。媒介拥有的这种强制力量的实质，正是意识形态所拥有的软性的强制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充当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对社会的拒绝反倒被拒绝，个人的意识已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因此，在这个受新的意识形态成功操纵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我们”而活着，人和社会正趋于“单向度”；人本应是媒介的主宰，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隶；社会“除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存在，除了屈从于现存状况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行为模式之外，意识形态没有留下什么东西”[20]。

七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分析显然具有否定性、悲观性、宏观性和思辩性的特点。马尔库塞曾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的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9]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媒介对否定性社会文化的有效遏制，他们深知个人的渺小和媒介的无奈，只能怀抱着一种“文化赎救”理想，苦苦探寻“赎救”的可能途径，在人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情态中发出一声声“没有希望”的咀咒式呼救。同时，由于他们的分析被限制在特定的时代，其思想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种相对模糊的态度和较为宽泛的视野，在避免了当代政治风险之后，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只能以不成正比例的状态呈现。

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理性化”的抽象性话语，也被实证学派的理论家认为难以捉摸、不易验证，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他们以宏观的视野研究和关注的媒介运作以及媒介和社会、媒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把许多社会弊端归罪于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显然又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反向的”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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