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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改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1:14:22

媒介改革

媒介改革范文篇1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媒介又称媒体,英文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间之物,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术手段)和通道。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1](P144)马歇尔•麦克卢汉亦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当于眼睛的延伸;广播、扩音系统相当于耳朵的延伸;录像机、录音机的信息储存功能,电子计算机的逻辑运算功能相当于人脑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场话剧或音乐会,观众最多不过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艺传播范围大大扩展。从人类生产力发展角度可以将媒介变革划为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知识经济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媒介的第三次变革相伴而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使信息量和传播渠道急剧增加,人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知识和信息的狂轰烂炸,大众媒体网络四通八达,公共传媒通过卫星传输,电子信号畅通、快捷。[3](P45)当下,我们正处在媒介变革的第三时期,即“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4](《序》)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称我们当今的电子媒体的强大功能为“人工天堂”,声称“依靠电子技术,我们似乎正在不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变得平等起来”[5](P235)“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6]

(二)何谓艺术终结?

19世纪黑格尔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实践范围内,深刻地说明艺术的需要源自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艺术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亦是一种认识活动,是成为满足人的“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要”[7](P38)的活动,一种和日常劳动、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戏”。[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类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艺术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学讲演。在此讲演中,他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他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尔眼里的艺术终结,只是终结了“时代的”艺术,并非“一般的”艺术。换言之,黑格尔是紧密联系时代及艺术实践来感叹其心目中的“经典艺术”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他并没有给所有的艺术下达死亡通知书。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即《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直接提出了“艺术终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被称为艺术的“二次终结论”,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结果又会怎样呢?”[9](P78)

二、媒介变革时代的艺术终结

媒介的大变革,促使了艺术界的大变化,各种空前活跃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导致了各种美学思想的迅速更新和空前活跃的美学形式的探索,对于艺术本身的关注成为艺术发展的主流。艺术从口语时代迈入印刷媒介时代,继而向电子媒介时代转型,这构成了艺术“终结”问题的现实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文学艺术自身质的规定性的变化,科学技术,主要是传播技术,导致艺术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化,音乐,绘画,文学等很多都已经数字化了,艺术的对象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是纯客观的,有人们对它的主观建构,所以,媒介变革的时代,摄影艺术,手机文学,网络文学,图像艺术,影视文学,大众文学,广告艺术等等可能会取代创作主体,对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定义进行颠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艺术与生活是否已变成了一个完全吻合的同心圆?这个问题让达达者们帮你回答,“一切都能成为艺术品”,“每个人都是艺术家”,[10](P107)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艺术家无需技艺,只要用现成品加以摆设,签上个名,便可待价而沽。由此观之,观念代替了艺术,对艺术观念的思辩代替了艺术理论,任何物件和材料皆可成为艺术品,艺术同装饰、技术、展示、事件等可以同义。

媒介变革对艺术的影响如此之大。它修正着我们的艺术气质和文化精神,进而改变着我们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在工业化社会以前,由于信息传播方式、图像技术生产力的低下,以及文化艺术占有方式的局限,美术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它成了少部分人所特有的权力,也是这少部分人欣赏的高级艺术。它在社会中的发展显得如此传统、封闭,譬如要欣赏提香的《西斯廷圣母》或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必须亲临梵蒂冈或弗罗伦萨,艺术的传播仅是小圈子内的鉴赏、评价、及私人收藏。当艺术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以后,传统艺术品那种稀罕、难以接近的状况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社会以自己的大众传媒优势打破了这种少部分人对文化艺术的占有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局限,艺术发展的封闭性也瞬间被击破。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形象的复制对艺术形象传播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现代工业社会恰恰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大规模地将成批复制的视觉形象输入传播媒介,充斥人们的生活,这样所谓的“高级艺术”也就失去了权威小生。事实是,将媒介变革与艺术终结厘定在一个空间里,本身就是一悖论。布迪厄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创造出特定的关于艺术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支配着人们看待艺术品甚至艺术家的看法,他指出:“艺术品及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价值。因为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学不仅以作品的物质生产而且以作品价值也就是对作品的价值信仰的生产为目标。”[11](P276)这里,布迪厄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单纯地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关于艺术品的价值或信仰的生产。

媒介改革范文篇2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二)何谓艺术终结?

二、媒介变革时代的艺术终结

媒介改革范文篇3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要密切关注媒介的业态变化和生态变化，培养符合当前媒介要求的实用性人才。2018年9月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教育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新闻传播专业建设……打造一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新闻传播专业，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目前，新媒体业态的行业环境和媒介特点对新闻人才的新要求和新理念、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新闻学专业细化及其专业方向的改变、媒体融合环境下的课程改革、师资力量的进一步强化改革、实习实践内容形式的改革和完善，以及学生就业方向和就业情况的研究，成为目前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重点内容。目前，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旧有存在的理念陈旧、培养目标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课程体系严重滞后于行业发展、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实训内容过少、师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也凸显出来。为此，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改革刻不容缓。全球视野下媒体融合环境中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模式主要是适应媒介发展、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促进产学研三者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媒介融合的新闻传播环境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当下的媒介形态是媒体融合进一步密切，不同媒介形态之间互动和交融越发深刻，MediaCnvergenceo这个概念已经根植在了我国的媒介环境中。互联网时代全媒体平台、个性化传播、互动性传播等成为媒介生态的主流，进而出现了一系列传播新概念，如“大众人际传播”“受影响的旁观者”等；出现了一系列传播新形态，如碎片化的传播、移动终端的传播；出现了新闻制作的新理念，如中央厨房、融媒中心；出现了一系列新形态的传播问题，如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出现了新的媒体传播平台，如今日头条、微博微信、各类视频网站；出现了新的技术改革，如5G传输、AR技术、人工智能等。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全新的传播形态模式和传播关系。首先，媒介形态由以往的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向全感觉媒介转变和发展，VR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技术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边界区分度越来越低，但是，各个媒介平台的动态化、移动化、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高。其次，新闻传播过程的互动性加强。由于互联网、社交软件和各类实时传播媒介平台的发展，新闻传播模式由单向度变成双向度甚至多维度传播，读者身份转变，从接收信息到制造信息，全民自媒体时代，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从被动到主动，对媒介发展有了本质的影响和改变。新的媒介生态导致新闻传播者的业务内容、新闻传播舆论形态、以不同平台为主的媒体格局和传播理念都有改变。其中，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业务内容扩容，技术型、营销型、策划型、管理型人才，都是媒介融合过程中急需的传播业务人才。高校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要紧跟时代变化，才能培养能满足新媒体业态下的行业需求的全媒型新闻人才。

二、新媒体业态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更新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的核心问题就是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以及怎样培养出适应新媒体业态环境的专业人才。我国传统的新闻学人才培养理念，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模式中，学习了很多经验和方法。但是，无论是西方新闻教育中的“绿眼罩人”或“卡方人”思想，都要落实到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中来。近二十年来，随着媒体业态的发展和新媒介的演进，我国有代表性的高校也形成了具有独到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如强调宽基础、综合性，注重文理交融的清华模式和强调厚基础、自主性，重心智训练的复旦模式等。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新闻学教育也在适应媒介发展、业态变化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在于培养适应我国新闻传播现状、能够承担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以及和国际新闻工作接轨的复合型人才、交叉型人才、全媒体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理念更新要加入新的理念、新的内容、新的教学方法、新的培养手段和新的实践措施，要适应全媒体化的行业需求，要更加突出技术性、兼容性和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机制，要把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传播环境的变化纳入人才培养的视域，要能够和媒体密切合作，重视媒介实践对人才培养的巨大功用和研究其重要效果。全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是融合化、交叉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媒介的融合要求新闻传播工作者掌握以往各个类型媒介的综合的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从新闻策划到制作播出，新闻从业者的业务范围极大拓宽，业务内容空前增加，和受众的互动程度以及对舆论和传播效果的把握准度，也需要逐步提高。所以，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即是由以往针对传统媒体培养单一型人才到现在针对媒介融合业态提出全媒体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理念。

三、新媒体业态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中的课程改革

新媒体业态下的新闻学专业课程改革，要在培养复合型全媒体人才的方向下，准确定位到课程体系中，把课程改革落实到位，同时以恰当的措施推进教学。首先，形成“低年级打好基础，培养阅读习惯形成学习能力，高年级强化技术，训练业务技能适应融媒特点”的课程体系。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改革目标是培养有较强较扎实的新闻理论基础、过硬的业务理论素养，能够坚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同时又能够适应新媒体业态变化，具有全媒体新闻能力，掌握较强技术水平，可以综合处理新闻传播各项工作并掌握媒体演进趋势，有着自我技术更新能力的新闻学专业人才。课程改革过程中，在低年级的课程设置上，要重基础、重理论培养、重全面素质教育和学习能力教育；在高年级的课程设置上，要重技术、重业务训练、重新媒体类的课程、重学科交叉和专业细化的方向培养。同时，形成专业下的方向课程体系也尤为重要。媒介环境的现实要求复合型新闻人才具备多项技能，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高年级技术类方向性课程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新闻传播学课程改革中，增加技术性课程门类，强化技能训练内容，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突出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新媒体的业态环境对新闻学的人才培养有了更加具象化的要求，对新闻从业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当下图文并重、视频优先的媒介融合传播形态，云计算、人工智能、H5编辑形态等技术和方式的变革，要求新闻教育过程中，大幅度增加技术门类的课程和课程中的实践实训内容。同时，也要求高校改善实验实训环境，能够形成模拟仿真的媒介环境来完成一系列的技能训练内容。包括大数据技术、信息采集、信息综合处理、音视频编辑、网页设计、新媒体编辑等一系列新技术在内的实训环节，需要在教学改革中体现，需要在课程实验、实训中强化和完善。第三，在课程改革中增加新媒体类课程内容，完善培养新媒体和融媒体从业者能力的课程内容。新媒体和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维方式、培养手段、技术支撑都在不断演进，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互动化、碎片化、实时化等媒介传播特点要求新媒体类课程增加和完善，如数字新闻、互动新闻、移动新闻、社交新闻等课程内容，应该保质保量地增加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甚至可以形成一类新的学科方向。此外，融媒体对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能力要求空前多样化，不单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传统的采写编评等能力，还需要具备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策划、媒介营销、舆论控制、社交互动、全时报道等能力，同时对全方位的新闻技能也有较高要求，要求学校进行文字、图片、音视频、各类编辑、播报等全方面技能的课程培养。第四，建立跨学科课程改革思维模式，重视学科交叉、理念交叉的课程，形成跨学科、跨媒体的课程。新媒体业态下，需要构建以新闻学为基础和核心，同时注重结合时代特点、面向技术革新、跨行业跨门类的课程体系。复合型的人才需求，也提出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不仅仅落实在新闻学一个学科门类中，要求新闻学和大文科交叉，新闻学和理工科交叉，形成新闻+X的学科课程体系。跨学科的课程首先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从文科的思维模式，转变成文理兼容的思维模式；其次需要跨学科的师资队伍，不同学术背景的教学研究人员扩充到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岗位中来；再次是多样复合的课程构建，全面培养媒体从业人员，从策划到采编，从设计到营销，从内容到技术，从制作到分析，全方位地课程体系建设，能够全面培养适合媒介融合要求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第五，在全新课程体系下的专业方向调整和师资优化。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探索大门类小方向，专业方向细化的课程体系路径，媒介融合业态下，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方向可以细化为新闻学方向、网络和新媒体方向、广播电视方向、广告方向、传播方向、编辑方向、营销方向、出版方向等十余个专业方向，这些细化的专业方向在课程设置中有交叉也有不同。调整课程内容也需师资力量的优化，以往高校重研究的传统导致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师资大多是学术型方向，需向实践型转变，目前我国有多所高校在进行媒介从业人员和高校学生的密切教学互动，甚至是从业者和高校教师深度融合的岗位互动。实践型师资力量的补充，有益于增强课程的应用性技能性培养。

四、强化业务实习和打造多元立体的实习实践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要求突出联合培养的实践优势，提倡与业界的学科共建。培养学生的全媒体运营能力、新闻策划能力、采写编评能力、可视化报道能力、VR采访能力、大数据云数据整合能力等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等，都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立体多元的实习实践平台，让学生进行充分到位的业务实习。各高校在新闻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用突出实践地位，增加实习学分，延长实习实践，落实实习内容等方式，加大业务实习力度。首先，配合媒介业态发展，建立校内综合业务实习平台，成立实验室、工作室。我国多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建立校内的新闻、采集平台，或者承担校内新闻的部分业务工作，以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如，中国传媒大学的白杨网，清华大学的《清新时报》，中山大学传媒设计学院的“谷河传媒”，南京大学的家书编辑部等，还有多所高校的校办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可以成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实习的重要场所。其次，和媒介对接，建立联合业务实习平台。新媒介的业态环境在急遽变化，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媒介平台，传统媒介转型过程中，也在进行各种媒介融合和形态的变化。比如“中央厨房”、融媒中心等机构的建立，提倡“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移动优先”的理念。把高校的新闻学业务实习和媒体、平台对接，可以培养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思维、技能，强化能力训练，提高技能培养水平。第三，以赛促学。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比赛，从比赛中提高业务能力和素养。同时，配合高校新闻学工作室、实验室的建设，让学生的作品得以在各个媒体比赛中体现，既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又能够配合当下的媒介环境锻炼提高学生的复合型新闻技能。除此之外，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中的考试方式也需要改革，提倡多元化考核，强调能力，突出技能性、全媒体性内容的考核，毕业论文的形式和内容也可向媒介作品倾斜，注重体现学生的全媒体复合新闻采编制作的能力。只有通过对媒体现状的深刻分析和认知，进行理念转变、课程体系重构、加强业务实习、改革考核方式等多种变革，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地改进新媒体业态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媒体变革，培养更高质量的有高标准业务能力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实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专家型、复合型、全媒型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韦路，李佳瑞.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的特色与路径：中美比较的视角[J].全球传媒学刊，2020（09）.

[2]李华君.多元、交叉与协同：学科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J].新闻与写作，2020（07）.

媒介改革范文篇4

[关键词]媒介边界；传媒专业；泛系思维；教育创新

媒介边界消融表现在媒介内容生产领地被进入、信息传输渠道边界被侵蚀、媒介产品形态多元等诸多方面[1]。平面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媒体、户外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多媒体高度融合，媒介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乎无边界的具有多功能、全媒体、立体层次的融媒体体系。任何新事物的产生所蕴含的深层思维都能促进社会人才需求与教育变革，媒介边界消融带给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将为解决当前传媒类专业教育中专业优势整合、学生核心技能培养、教育活动实效提升等问题提供现实解决思路。

一、媒介边界消融给高职传媒专业教育带来的现实困囿

媒介边界消融的不只是界限逐渐模糊的“疆土”，还包括专属的业务能力、独占的渠道资源、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媒介边界消融时代传媒类专业教育从术业有专攻的类型媒体细分型传媒人才培养转变到能力整合的功能型传媒人才培养。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面临专业教育定位、课程体系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模式、毕业作品设计等方方面面的诸多现实困境。归纳起来，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客体日益增强的能力整合的功能型职业价值需求与类型媒体细分型专业教育模式下教育活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是教育思维创新上的困囿。(一)媒介边界消融与教育主体媒介专业优势缺失。当前，高职传媒类专业的教育主体即专任教师多数接受的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类型性传媒专业教育，或是在大众传媒业鼎盛时期媒介边界清晰的传媒企业成长起来的，具有优势明显的媒介专业特色。客观上，媒介边界消融形成新型融媒体使传媒业的内涵扩大，教育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盲区；主观上，面对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对媒介的认识无边界化，教育主体过去引以为傲的专业背景和媒介行业优势会被削弱甚至消失。其结果便是，教育主体有可能因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核心竞争力缺乏而不适应当前的教育环境。(二)媒介边界消融与教育客体的职业认同力模糊。从教育的价值理性角度讲，教育客体希望以更能符合个体已有认知水平、满足自身职业发展需求的载体和形式参与教育活动。高职传媒类专业学生对媒介已有认知水平受当前网络化和融媒体的影响，缺乏对细分专业媒介的主动认知。从教育内容上看，当前的传媒类专业设置普遍存在类型细分媒介属性突出、融媒体整合的职业胜任力薄弱的现实，很难满足教育客体对职业认同力的需求。(三)媒介边界消融与传媒类专业教育实效性下降。现有的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的速度显然落后于新媒体技术发展速度，传媒类专业教育拥有的资源有限、对传媒业前瞻性和宏观性的认知缺乏，特别是面对媒介边界消融的新媒体环境对人才的需要，传媒类专业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已明显。这种局限性的劣势在教育活动中将体现在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间的信任关系崩塌上。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他所认同的媒介和传媒知识来源于正在发生的媒介生态。学校专业教育的资源、理念、手段、实训条件滞后，很容易使双方形成不信任关系，教育客体日益增强的能力整合的功能型职业价值需求与传统细分类型媒介专业教育模式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教育活动实效性下降。

二、媒介边界消融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思维突破与创新的价值赋能

任何一个媒介形态的兴起，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媒介产生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上，还体现在其所蕴含的创新性思维上。因此，我们的思考要从单纯关注媒介形态变化延展至所其引起的思维变化及其对各类教育的促进作用、提升教育效果分析上来。(一)融媒体的效应聚变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整体性”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融媒体的效应聚变体现在三个层次的“融”上，即传媒生态、规则和逻辑的“融”，媒介的内容生产模式、媒介形态的选择(传播形态、业态)等基本要素和空间布局的“融”，组织要素、物质要素和人力资源要素的“融”。现行的高职专业目录(据教育部2015年颁布)设置中，新闻传播大类共分新闻出版类、广播影视类2大类23个专业，笔者对应当前融媒体效应聚变的发展现状，对高职专业目录中“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举例”进行分析，试图将招生目录中的专业归纳为传媒内容生产、传媒艺术设计、传媒技术应用等功能型人才类别(见图1)。这已充分反映出当前融媒体的效应聚变需要不同层次、不同功能型的人才，因此，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在办学定位、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活动、人才质量评价等方面需要从整体性思维出发，以培养适应融媒体功能型人才需求为目标探讨其可行性和必要性。融媒体的效应聚变将引发围绕“人和物”的关系链的社会价值深度变革，必将给传媒专业教育改革提供整体思维的价值赋能。(二)融媒体的行业发展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市场化”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传媒行业具有媒体先行理论研究滞后的特点和规律，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传媒教育面对未来，如何理解和认识传媒行业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追随市场变化脉络是关键，因此借助“市场化”思维深刻反思与主动自省，在专业教育中早作判断、研究和探索，以确保专业具有可持续创新的市场动力，在应对媒介边界消融时代的传媒人才培养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新机遇。(三)融媒体的功能型人才需求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能力迁移”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技术变革使得传媒业媒介形态发展迅速，纵观当前媒体变革的趋势，我们很难判断某一种媒介形式能活多久。媒介形态变化万千、层出不穷，传媒行业人才需求逐步从细分的介质型人才转向具有核心技能(或关键能力)的功能型人才需求，3年的时间按照媒介介质培养人才显然难以跟上行业发展变化的步伐。因此，着力培养学生具有普遍的可适用性和广泛的可迁移性的核心技能(或关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将有助于学生储备较好的有益于就业前景和终身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因此，融媒体所带来的对专业素养较高的跨界人才需求更为强烈，跨界人才的需求变化对于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的“能力迁移”思维创新具有较强的价值赋能，而且一旦构建便容易迅速转化为现实效应。

三、以泛系思维原理促进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思维创新

美国教育学家罗韦尔(S.Crowell)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式”。泛系思维是一种跨度大、效率高、具有超越性的网络型思维[2]。思维能力是事业发展的核心，是探索教育改革与教学创新的先导。借助泛性思维的原理，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活动中，把各类“理念”和“知识”重新组合，将不同方法论研究的思维成果进行网联、整合，探究人才培养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使我们更加概括地、更加深刻地从完整和本真角度认识教育活动。过去,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媒介针对性强,比如为电视、广播、图书、杂志(期刊)培养人才,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需要的是功能化的人才，因此，思维的突破是今后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关键，我们尝试借鉴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现代管理学“市场化”思维、中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等其他学科的思维来探讨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与实践。(一)善用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重塑现。有专业共性，培养适合融媒体需要的功能型传媒人才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中国的哲学思想丰富多彩，辩证思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性是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体现。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着力于整体与关系的认识、形成互通互化的关系思维、运用时势运转的思维方式关注转化过程中条件变化和关节点[3]，可以作为解决当前传媒类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指导思路。整体性思维把所有媒介介质的专业看作一个教育共同体,为教育教学提供了一种用以分析、研判传媒类专业教育本质和现象的方法。在传媒类专业教育教学中,整体性思维有助于弥合“学科与介质之争”,有助于统合“内容与传播剥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从专业的价值出发，调和现有专业专属性坚守与专业共性重塑之间的矛盾，以整体性思维突破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与创新，深度挖掘专业人才的“核心技能”(见表1)，基于整体性思维探索专业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面向定位的有效尝试，以全院20多个传媒类专业构建传媒内容生产(新闻与传播)、传媒技术应用(新媒体技术应用)、传媒艺术设计(视觉艺术设计)三个专业共同体(二级学院)，整合相关专业资源，扩大优质资源共享，促进现有专业间在课程、实训、师资等方面的互补共享，着眼于传媒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培养适合融媒体需要的功能型传媒人才。(二)运用现代管理学“市场化”思维，剖析产业人才结构，依据传媒行业发展需要提升专业办学实效。市场化思维是指一种强调一切都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来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思维模式。它反映在教育指导思想中，就是强调教育市场供求关系，强调人才的社会产出效率，也就是从根本上强调学校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市场属性。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能型、应用型和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主体，也是高度依托行业、紧密对接企业、深度融入产业的教育层次。从当前融媒体行业的功能模块、工作内容来看[4]，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功能型特点(见表2)。因此，市场化思维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我们明确了面向传媒全产业链提供信息收集、加工、整理、制作、输出及技术支撑等众多环节培养劳动者的办学定位，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原则紧跟市场职业需求，打破原有专业的限制，对全校传媒类专业进行了梳理，紧密切合市场需要采取关停、改造与新增措施，调整专业布局，优化专业与地方产业的结合，真正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实训课程与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提高人才培养的实效。(三)借鉴中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强化学生核心技能价值，培养具有能力迁移的可持续发展的传媒人才。“土枢四象”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藏府学说中最主要的思想，“中土为枢而司四象”，即以脾胃为中土、枢纽，肝心肺肾四藏为四象，揭示了人体生理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通俗地讲，“土枢四象”模型强调在人体生命系统中脾胃具有核心和关键性作用，其升降启合拨动着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和人体的一气周流，从而决定着人体的生理、机理与病理[5](见图2)。所以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说脾胃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关键。如何突出功能型传媒人才培养的实效，中国传统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思路借鉴，在专业教育中要以学生的核心技能(或关键能力)作为统领整个教育教学系统的中枢，强化学生核心技能的价值，着重培养学生“通过核心技能的学习而促进另一种能力学习”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学生一旦拥有核心技能，就能适用已知的广播、电视、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社交媒体以及未知的介质形式的媒介就业(见图3)。基于融媒体功能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构建专业共同体，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养中强化核心技能的培养，形成了从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融媒体功能模块的专业实训+企业模式的改革创新，为学生能力迁移和提升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培养途径(见图4)。

四、结语

媒介改革范文篇5

（一）优化教学内容

前文已就多媒体教学内容丰富问题提出了笔者的欣喜与担忧，但总的来说，笔者对这个问题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只要教师把握得好，就不成问题。所以，以下就如何优化教学内容作些许具体的阐述。教师根据自己的教案，把想好的教学内容转化为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超文本等多媒体介质的多媒体课件。这种课件形式因为是多种表现力极其丰富的介质组成，因而可以使教学内容形象活泼、引人入胜，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它还可以易化教学内容中的难点。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从而也就可以相应地提升整体的教学质量。反过来说，若只是机械地把教学内容罗列在黑板上，再照着书本宣讲，其效果之低也就可想而知。外在形式决定表现力度，教科书文字与图片结合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已经决定了它只能是表现力一般的载体。如果仅仅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媒介即讯息”这句话，结果往往是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如字面所表达的“媒介”就是“讯息”这么简单不可理喻。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过去我们认为是讯息的传播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与行动，其实是媒介形式本身在产生影响。我们对世界感知的方式由于媒介的变革而产生不同的效果从宏观层面来说甚至会对社会产生连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变革效应。印刷媒介毕竟还只是人类视觉的延伸，随后出现的摄影媒介、电波媒介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颠覆。但他们都只是单一人类原始基本感官媒介的延伸，直到电视媒介的出现。电视媒介不同于其他先出来的媒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对上述几种媒介功能的整合，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

至此，媒介在延伸人类原始感官媒介方面终于达到了一种迷人的平衡。它深刻影响人类的思维与行动，促进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而对人类产生最大规模影响的要数计算机媒介了。本文开篇即以论述多媒体教学，实际上就是主要以计算机为载体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关于多媒体教学对教学方式的创新，后面有专文论述之，这里先就其对丰富教学内容的影响作出阐述。计算机媒介可以说是对上述几种媒介功用集合与优化，它在保存人类资料上比印刷媒介更长久，在保存视频上比电视更便捷，更重的是它还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并分享。一台联网的计算机所蕴含的讯息何其浩瀚！这对教学来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教师可以就某一授课主题在网上搜索资料，然后选择优质有趣而多样的资料跟学生讲课，其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只要你多花点功夫是要多丰富就可以有多丰富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还有别人的心得评论。这样的授课效果有时候是难以预料的。

（二）创新教学方式

多媒体对教学方式的变革是显而易见的。以往教师讲学所用道具无非教案、粉笔、黑板，有创造性的可能还会从学校或家里拿点什么其他道具，终究还是供极不应求。多媒体教学无法提供实体的教学道具，而其极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对学生构成的外部刺激也是足够强烈的。而不管教学方式如何创新，有个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学生是永远处于主体地位的。所以，所有教学方式的创新都是围绕学生主体的创新。这就要求教师在依托多媒体创新的时候脑海中始终都要就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入手。否则，就是舍本逐末。虽然有点片面，笔者还是要提的一点是，多媒体简直就是为教育而生的。试想，人类教育事业虽然主要是但完全不能说只能是在教室完成。同样的道理，教育改革虽然主要是但也完全不能说只是学校教育的改革。笔者认为教育改革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往大里说，它涵盖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还有学校教育。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思想：旧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会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改变，但旧思维与行为习惯的改变与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是同步的。而一旦达到改变的契机，就会“加速并扩大人们的功能”，即人类新的认知会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慢慢出现。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说没有教师的参与也可以是教学。试看如今网上日益蓬勃的网络公开课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多媒体教学与学校多媒体教学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都还是存在的，优劣也都相应存在。但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存在于新事物上的劣会慢慢完善，而存在于新事物上的优则会使新事物逐渐成为常识。

二、结语

媒介改革范文篇6

于是，有好事者向积极鼓吹“媒介产业化”的学者提议，能否学以致用给正处于困惑的媒介经营者们描绘一张中国电视媒介经营未来走向的版图呢？

我也试图为此进行一次严肃的学术研究，然而，我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徒劳无功。随波逐流显得圆滑媚俗，拘谨严肃又无法逮捉其变化的实态。所以，我采用一种另类的手法来进行市场分析三步曲的游戏：第一步，先是描述一些媒介市场的变化现象；第二步，根据其变化推测其引发的问题所在；第三步，在对问题的归纳分析过程中依循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拼凑出市场变化和发展的版图。

第一步：电视媒介市场的若干变化动向

回顾1999年的电视媒介经营，可谓是“一波三折”。上半年是坏消息不断，全国独大的中央电视台新主任入主不久，广告收入踌躇不前，危机四起；城市台的代表北京电视台的改版引发收视率雪崩，收入急挫。省级电视台面对城市台和中央台的夹击，举步维艰，被媒介购买公司戏谑为“中老婆”，“已经人老珠黄没人爱”（1）。

下半年，气氛为之一转。首先是中央台传来喜讯，广告有望突破去年额度，北京台也开始扭转颓势。苦苦硬撑的省级台在哈六厂“盖中盖”的刺激下轻松喘气（2）。然而，在这种貌似“柳暗花明”的氛围之中，也夹带种种耐人寻味的信息：10月底，中央发了一个与广电系统关系密切的82号文件，网台分营、诸台合并和组建电波经营集团的呼声越来越大；11月8日招标揭晓，中央电视台损失了7.6个亿（3），业内人士都心里发虚，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指标，代表着一个无形的价格指向体系。年底的招标情况不好，2000年的地方台广告价格用什么作支点？同时，电信与电波媒介划定楚河汉界各不侵扰，媒介不许上市等等报道接踵而来。11月15日，入世谈判峰回路转，再又掀起波澜。

回顾去年种种事情，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入世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定的进入关贸协议一事，表明中国的改革将融入国际化的背景，且依循国际游戏规则进行运作。随着入世，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得失。就广电系统而言，最关心的问题不外是，当电信市场逐步开放的时候，会对广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不久前，《财经》杂志环绕着这个问题，发表了题为“电视业体制变迁：一大步？一小步？”的封面文章，以湖南电广的经营方式和北京若干制作公司的描述切入了当前电视业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媒介的资本运营，二是媒介的制播分离（4）。证券市场对于电视媒介的一举一动向来神经兮兮，去年5.19的井喷与有线网络有关。今年春节刚过，股市又攀新高，据说是还是得益于网络概念，只不过不是“传统的有线网络”而是带有高科技色彩的“新网络”。

第二，经营改革的“产业化”触点。99年伊始，连续爆出了5个报业集团，致使广电系统跃跃欲试，电波集团呼之欲出。然而，直到年底，关于广电系统的经营改革思路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前面言及的关于广电发展的“82号文件”，其核心内容是：其一，网台分营；其二，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其三，停止四级办台。

“82号文”所掀起的波澜尚未平息，2000年开年又传来国务院高层的声音，组建电波集团，电视可以参与报纸杂志经营，而报业集团又可以进入电波行业。对于“82号文”，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代表广电系统高层的、可以改变广电系统现有经营格局的、带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文件。然而，来自国务院高层的此番议论，石破天惊，广电系统为之肝颤，而广电系统以外的媒介却欢呼雀跃。

为什么？如果说82号文还是一个引导广电系统经营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的话，国务院高层所传递的信息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可能彻底动摇目前的媒介经营格局。虽然，82号文件还存在不少有待商榷的事情；虽然，国务院高层的这个声音背后还响有另类的话语，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两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思考的话，可以发现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高层所传递的有关媒介经营改革的信息其实已经深入触及到了所谓媒介产业化的两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重要的领域：其一，软（台）硬（网络）分离；其二，媒介融合。美国80年代所展开的后来导致其经济实力回升的电信、电波领域的革新，其触点就是“软硬分离”和“媒介融合”（5）。

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媒介经营改革，要比美国单纯的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复杂得多。不久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的媒介经营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上（6）。20年的苦心经营，媒介脱离国家财政拨款而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可以自我谋生的“准产业”，然而，进入90年代下半期，媒介经营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竞争加剧，外部又承受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冲击，经营者都明白，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经营意识和方式的突破，有赖于社会资本的支持。而蓄势待发的巨大的社会资本正好把眼光投射到电视媒介。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媒介可以得到飞跃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此获得一个经济增长的热点，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转换的至关重要的拱杆。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困守在政治话语的迷魂阵中，我可以大胆预言，中国的媒介只能步着国有企业的后尘，陷入老化、冗员、低效的泥潭。任何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只能解决媒介经营的一时之痛，然而，替代不了媒介在市场经济中的自身生存和长久发展。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换言之，直面媒介的现实需求和经营变动，我们赋予它一个概念，这就是所谓的“媒介产业化”（7）。

广电的高层的经营改革思路是否同意这一点我无法知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纲领性的文件已经触及到了媒介产业化的重要领域，并将“软硬分离”作为主干。对于涉及面更广的“媒介融合”，广电系统的态度暧昧。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电视媒介经营改革的思路，不是一个单纯依循产业发展的逻辑进行，内中隐含着市场与行政的双轨操作。既利用市场资源又辅助行政手段构成了整体经营改革的基本框架。

所谓的“双轨操作”，广电高层所传递的经营改革指向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媒介产业的变动吻合？又在什么问题上依靠行政力量辅助经营改革的深入？这种经营改革的指向将对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妨依循82号文的脉络进行第二步的分析。

第二步：对三个动向的分析

一，关于第一个动向：网络经营。

这是广电系统媒介产业化的前沿和焦点。理由有两点：理由之一，在广电系统中以设备硬件为主的网络部门与宣传部门本来就有一定的距离，网络通过“网台分营”而从原来的系统（宣传与经营混合的系统）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理由之二，它存在巨大的市场机会。据有关资料提供，我国的有线电视用户近8000万，每年还在以500万户以上的速度增长，用户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全国1100家有线电视覆盖400个城市和200多个乡镇。据测算，目前广电总局拥有全球用户数量最多的有线网络，价值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再投资100亿元铺设各城市之间的光缆线路，便可以盘活现有网络，将其升值为5000亿元（8）。这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所以才有电信和广电之争。现在双方都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划分势力范围，但是，效果依然不理想。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网络经营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既不属于电信，也不属于广电，应该是属于投资者的，现有的基础可以作价，未来的发展可以投资，谁投资，谁得益。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用行政手段划分势力范围，结果就是楚河汉界，相互制约：广电不能经营骨干网，邮电不能经营城市网，你做你的电信，我做我的节目，最后，市场还是得不到充分发育。回顾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滞后，最大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千方百计维护既得利益的诸侯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广电的有线网络自身经营和整合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同样也是“诸侯割据”的困扰。网络经营的效益在于“规模优势”，城市与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联网的成败，决定了广电网的市场价值。然而，无论是城市网还是省级网，都已经成为当地所有者的聚宝盘，如何说服当地的诸侯，实现全国的联网成为考验广电高层管理才能的试金石。

网络经营其实潜伏着种种可能，关键是看决策者用什么样的思路操刀。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只能回复当年胶着的状态，结局是两败俱伤。解决问题同样只能用产业化的思路。把网络置身于产业的位置，各方通过投资获益。网络市场现在还在一个发育过程，本身就需要吸收大量资金，而吸收资金的前提条件，就必须自身是一个进出自由、方便经营的领域。我们在许多场合说过，所谓产业化，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经营空间和经营资金的问题（9）。

二，关于第二个动向：诸台合并。

随网台分营，大量频道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广电系统的经营格局产生极大的冲击，而作为一种政策回应，在“网台分营”之后是组织建制的重构：广播与电视、有线与无线的诸台合并。

20年来随“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深入，广电系统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经营系统，而这个经营系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基座”（也可以称为原则、方针之类）。第一个基座，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低成本运营的资源共享原则”，例如，网台合一，这是一个资源共享的产物；再如，全国新闻联播，这是典型的信息共享产物。第二个基座，就是“频道资源的‘稀缺性’原则”。广电系统严格的频道审批和管理盖源于此，并由此形成了形成了局－台－频道的金字塔组织建制。

“网台分离”，势必抽走了“低成本运营的资源共享原则”，低成本就变成了“有成本”或者“高成本”，“共享”就向“利益分享”过渡。“网”和“台”在经营上的冲突就会凸现，因为网络需要大量频道的使用和租赁才能生存，这无疑给“频道资源稀缺”拉开了一道口子。其实，从国际电视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先是“频道资源稀缺”的改变，才发生“网络与频道”的分离。“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频道资源稀缺”的改变为“频道资源富裕”，因而导致了整个电波市场结构性的改变。

针对这样的变化，按一般的产业发展思路行事，可能会积极寻找产业发育与社会规制之间的平衡点，修订原来的频道管理法规，适当开放部分的频道，吸纳社会力量开拓频道资源。然而，广电系统则祭出了“诸台合并”这种具有强烈行政色彩的政策。“诸台合并”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的解释是依然承接产业发展的思路，合并的目的在于压缩臃肿的“局－台”行政机构，为发展频道腾出空间；第二种的解释是出于行政组织的计算，优化资源为名，“平王削藩”为实。

中国的电视经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个体独立型”，用业内的术语就是“台独倾向”或称“强台弱局”，早年的中央电视台最为典型。搬离广播局大楼，独立发展，自成一体，数年间滚动成一个“世界大台”；另一种类型就是“群体统合型”，或称“强局弱台”，局为统领，台为傀儡，人财物大权在握，不但承担节目，而且负责投资，在这方面，无锡广电系统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因而也就有了“无锡模式”之说（10）。广电系统的有线电视发展，可以说是毫无章法，与无线台捆绑者有之，与无线台分庭抗礼者也有之。作为广电系统的高层，当然是赞成“强局弱台”，反对“台独倾向”，统合力量，平整山头一直是历届高层组织管理的重中之重。然而，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不可明说的因素呢？有这么一种推测可作参考。所谓“诸台合并”，最直接的受惠者是广电总局和诸省局行政机构，而动机其实也出自总局为将来计。去年国家政府机构调整，广电部几乎被撤销，经过许多努力，由“部”演变为“总局”，聪明人都知道，这样的机构寿命不会太长，所以，有必要为将来的生存开辟一条道路。将广播这类弱势媒介捆绑进来，算经济帐毫无意义，关键是三台合并，势必产生组织建制的重构，原来的台级自然下降，厅局也就成为统领，这可以称其为“平王”之计。而对于有线台，“合并”可以除去独立扰事之徒，壮大自身力量，这又可以称其为“削藩”之举。所谓“诸台合并”是不是隐藏着这种考虑呢？看官不妨拭目以待。

三，关于第三个动向：结束四级办台。

有人说，四级办台可以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干快上的结果，当年是说办就办，各种小台蜂拥而至，成为“长官行政意志”的一个笑柄。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广播事业发展的象征。后一种说法，以官方文件居多。客观地说，对于所谓“四级办台”，业内依旧是毁誉参半，然而，到了今天，一道命令下来，说停就停，且出自官方，这难免引发人们的议论纷纭，飞短流长。其实，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动向有两点，其一，出于何种原因停止四级办台；其二，这种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样市场损益。

就停止四级办台的理由来看，不外乎是以下几点：

强化管理，“治散治滥”，这是比较直接的动因。数年来，地方的小型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在内容的播放和广告经营问题上漏洞百出，所以，在三年前的广电部上层就有“治散治乱，深化改革”一说（11）；

规模经营，优化资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电视台众多而规模过小，在业内就有许多的议论。随经济环境的恶劣，在经济落后地区电视台不但不能为经济增长作贡献，反而成为负担，这也是砍掉小台的动因之一。

从改革的政策思路而言，这其实也是“平王削藩”的一个伸延。既然大思路要假借行政命令“平王削藩”，那么，自然没有理由让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台小藩”放任自流。削大藩同时也削小藩，也就顺理成章。

对于这个政策，目前议论的中心还是停留在该不该砍，如何砍的问题上。反对者通常以“不能一刀切”和“经济发展”的说辞进行抵抗，然而，估计动摇不了广电系统对地方小台的“治散治滥”的决心。1997年，中国的电视台共有923座，然而，到了1998年，只有347座，一年之间减少了576座（12），事实上，在82号文之前，削藩已经开始了。

在媒介经营领域，去年年底报业的一个动向值得我们注意，一些部位报纸杂志也在收编之中。这与停止四级办台的思路如出一辙，政策的核心依然还是“治散治滥”。出于统一宣传口径来“治散治滥”，这可以看成是宣传管理部门的例行措施，然而，今天出台的这个政策，落脚点不只是统一宣传口径，而在于扩大经营规模，为媒介集团出台扫平道路。对于“规模欲望”泛滥的媒介经营层来说，如果有一种政策，既可以统一口径（治滥）又可以扩大规模（治散），管理层当然会不遗余力实行。问题是，规模的扩大化与竞争力的提升有些时候是有关系的，但是，很多场合是没有关系的。盲目地扩大规模，增加的可能只是包袱而不是竞争的实力。年前几个报业集团的成立至今未有理想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其一；其二，削藩之后，必然出现一个市场真空，产生出一系列诸如人员处理、组织收编等等问题。这对于广电系统来说，既有风险也是机会。关键要看，削藩的程度如何和谁能从中把握利用这次机会而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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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2000年的新版图

从上述的三个动向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后电视媒介经营发展的端倪。从整体来看，网络经营是变动的焦点。套用的习惯说法，“网络是个纲，纲举目张”。而网络的发展关键，是看采用产业化角度还是行政部门利益的角度处理，前者，有宏阔的发展前景，其发展必然带动广电系统的良性进程，而后者，我们会在没有止境的利益纠纷中浪费精力，结局是同归于尽。

在政策走向方面，我们推测广电系统的高层很可能推出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整合全国网。所谓“胡萝卜”就是承认开发者的既得利益，用“加盟店”的方式劝诱地方网络进入联网。所谓“大棒”，是现在由广电高层所控制的无形的“卫星网络”和建立在复用技术上的“机顶盒”控制系统。中国有线电视的开发有一个误区，这就是所谓的“低成本运营”和“低收费”收看。为了支持有线网的运营，有线经营大量介入了无线的广告领域，甚至威胁到无线的生存。改变这种现状是很难的，新的方法就是开辟专业频道吸收特殊需求群体，实现所谓的“高收费、好电视”的思路。在复用技术的支持下，数十数百的频道从天而降，而“机顶盒”又成为控制收费电视市场的主要手段。

然而，真正对“诸侯”产生威胁的不是什么“机顶盒”而是，数十数百频道中所隐含的精彩的节目内容。

丰富的精彩的节目内容从哪里来？国内现有的频道节目生产显然是适应不了这个形势发展，最有可能的就是国外的直接输入和国内的生产包装两结合。然而，谁拥有这样的特殊权力组织进行节目的大量进口和加工呢？原来的电视频道的节目质量提升，增设高质量、高收费的电视频道，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节目生产单位－台和频道等原有组织建制重构问题。在前面我们已经有所言及，与网络经营革新同时，台局关系的调整和频道的管理体系变革也就成为经营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离开了网络，台和频道的经营资源就是节目，所以对于将来的“台”的经营好坏，“节目是纲，纲举目张”。如何进行局台的组织结构调整，建立新的管理体系将是广电系统改革成败的第二个关键。

在“强局弱台”,之下进行“诸台合并”，然后，实现“局台一统”，这可能就是广电系统的改革蓝图中的一个重点。换言之，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进行三大台合并，且兼备直播卫星以及全国有线电视，成为一个超大型的电波集团。这个超大型集团，既有国内据点又有国际网络，且兼备巨型的节目流通公司和节目制作基地。

通过以上分析，就广电高层的改革蓝图的思路而言已经逐步清晰，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的几个着力点：第一，在产业经营的思路指引下进行“软硬剥离”，分离出“网络总公司”，统领全国的有线网；第二，利用原有的行政权力，进行组织建制的调整，具体而言就是进行三台合并，有线无线合并，由“诸台合并”设立高度垄断的名副其实的“大中央台”；第三，“大中央台”的设立同时，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剥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制播分离”。所谓“制播分离”，一方面保留电视台对于频道的垄断权力，一方面吸收社会力量充实节目制作，在内容生产方面，新闻节目维持高度的集中同时，让诸如体育、文艺之类的节目剥离电视台，实现社会化生产（参看“广电系统经营改革概念图”）。

“制播分离”成为电视界近来的一个热点。表面上看，出于地方台竞争的压力和对市场危机的预期，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的电视界开始讨论和引进这个国外电视台早已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然而，应当承认，这种所谓“制播分离”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是广电系统逐次剥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种剥离式的经营改革，其实并没有逾越广电高层的一贯思路。在99年年初的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会议上，田聪明就如此勾画过广电系统今后的改革蓝图：“广电系统的改革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从目前各地改革的实践看，事业和技术方面的改革先于宣传，影视文艺方面的改革先于新闻，地方的改革先于中央直属单位。有的省在总结将乡镇广播电视站收归县管，县三台合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由省三台合一，并进行垂直管理。对此，我们支持有条件的省进行改革。从发展上看，最终实现全国广播影视系统的一体化管理很可能是个大趋势”（13）。

使用市场和行政的双手进行双轨的整合，在整体市场发生变动之前完成其自身的改革，这正是广电系统所企盼的且着力推行的事情。然而，这种改革能不能如愿实现呢？今天的中国，任何重大的改革都不能“一厢情愿”，必然是互动而且多元。上述的改革，在网络方面可能顺利一些，但是，诸台合并可能就会困难重重，因为，行政的手段毕竟有限。停止四级办台，可能强化集团力量，也可能成为市场真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社会的力量密切注视广电内部的改革，正在努力寻求机会进入这个市场。就目前的投资形势来看，广电高层与其是担心资金不足，不如是担心一些地方经营者过于短视，为了一时之需，廉价出让属于广电系统的地方有线网的权益（14）。

中国的电视媒介发展了40多年，前半生是纯粹的事业单位，后半截是双轨制的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实际是越来越向产业化发展。从电视媒介的立场来看，希望这种双轨制万岁，永远都是”官商两面“，维持一个偏安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时时刻刻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就内部环境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化归结为“电视媒介的数字化生存”；而外部环境的压力，我们更多归结为媒介所面对的国际化变化。就目前而言，这种变化以外来进入的影响为主，国内电视媒介还是处于一个应变的状态。不要开放，保持垄断，经营者内心都发出这样的呼声，但是，大家也明白，开放，迎接国际化风浪的洗礼，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注：

（1）1999年福州省级台广告部主任年会，实力媒体李志恒的发言。中央电视台为大老婆，城市台为小老婆，省级台是中老婆。

（2）指哈尔滨制药六厂，广告投放量很大，策略也很奇特。

（3）又说损失10个亿，参看1999年11月12日的《南方周末》文章。

（4）2000年2月号《财经》杂志，以此为背景发表了两篇文章：“电视台革命：湖南现象”、“电视人下海：制播分离”。

（5）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妨参考日本庆应大学教授菅谷实的著作：《美国的媒介产业政策》，中央经济社1997出版。

（6）参看2000年第二期《国际广告》文章：“冷眼向洋看世界”。

（7）感兴趣者可以参阅1997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和1999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等书籍所收入的有关研究报告。

（8）参看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加入世贸意味什么？》中关于信息产业的描述。

（9）空间狭窄和资金短缺成为媒介经营的瓶颈。参看《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文章：“中国电视媒介的数字化生存”。

（10）关于无锡模式，可以参看《南方学刊》1999年第6期虞国胜的文章：“我们的路子这样走――组建广电集团的探索和实践”。

（11）参看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刊载的田聪明在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2）参看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关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数字统计。

媒介改革范文篇7

关键词：新媒介;高校计算机;教育改革促进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高职院校进行了关于计算机教育的改革。在现代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成果的基础之上，不断对计算机教育进行深化探索和改革。以此提高学生计算机知识水平，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计算机人才培养机制。

一、计算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模式落后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于计算机的教育还停留在书本知识的传授，学习内容比较单一，同时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采用相对落后的教学模式.如，老师着重于书本知识的讲解，对于课本以外的知识涉及较少。特别是对于计算机实践与运用的主要内容占课程内容比重不足。使得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时缺乏对于计算机知识的和运用能力，缺乏关于计算机的操作和知识的延伸能力。

2.不符合现代计算机人才需求

现代的企业对于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对于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包括对于计算机的创新和拓展，如计算机设计、开发与维护等多方面的需求。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企业对于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具体要求还会不断地提高，因此就需要学校适应环境的改变，对于计算机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此顺应时代的发展，使培养的计算机人才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新媒介对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

1.转变教学模式，深化计算机教育改革

新媒介的涌入可以促进高职院校对于计算机教学模式进行转变，深化计算机教育改革。促进计算机教学模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的教学模式向现代的教学模式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老师为主体，学生根据老师的讲解进行知识的记录和吸收，以此完成对于计算机的学习。而将传统的教学方式转换成现展的教学方式，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将老师的主体地位转化成以学生为主体地位。采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如现代的情境化多媒体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进行教学，情境化的教学氛围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吸收。以及问题型教学模式主要是对于难点和重点知识进行着重的讲解，以促进学生对于计算机知识的掌握，促使整个计算机教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

2.加强新媒介进入计算机教学课程建设

（1）教学内容新媒介进入计算机教学课程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于计算机教学的内容而言，将现代的新媒介引入计算机课程中，将重点知识的讲解和先进的教学思想相结合，最终计算机教学可以更好地满足教学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的加入也可以更好地对计算机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如：以前对于多句话进行阐述，现在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具体的阐述其中的意思。学生在对此知识进行理解时就更加方便和准确。（2）教学方法第二个方面是教学方法的灵活转变。新媒体的介入促使教师教学方法转变。具体表现为对于不同方面知识的讲解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的讲解就可以通过老师的讲解或是多媒体课件的分析以达到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需要实践的部分进行课件具体内容步骤的展示，以此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也不再感到枯燥，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3.改善教学手段

第三方面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教师通过新媒介的应用促使学生在整个计算机的学习过程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教学效果进行分析，以发现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并对于这些不足之处进行改善，并且还能够促进多种教学方式的探索和发展。综上所述，基于新媒介对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这种新媒介的运用对现代计算机教育事业带来挑战和机遇，促进计算机教育的改革。因此现代计算机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落后的教学模式和人才的培养不符合现代对于计算机人才的需求。新媒介对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改革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以此全面促进计算机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李鸣.正确看待计算机多媒体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J].中国电化教育，1997

[2]刘远超.新媒介对计算机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分析[J].科教导刊，2016

[3]彭兆军.现代化媒介对新时代计算机教育的促进作用[J].科教导刊，2016

媒介改革范文篇8

[关键词]传播管理社会化新闻改革环境优化

[Abstract]Thearticleputsforwardanotionof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withaperspectiveof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isexplainedmainlyasdualmeaningofthemarketinizationofmechanismandthesocializationofsurveillance.Bysummarizingthepracticeofsocializationofand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inWesterncountries,thearticleconcludesthesignificanceandstatusquoofitsapplicationsinChina.

[Keywords]SocializationofCommunicationAffairsAdministration;JournalismReform;EnvironmentImprovement

自人类出现以来，传播活动就发挥着信息传递、价值传承、教育与娱乐等功能，成为维系社会进步的纽带，与社会整体利益休戚与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国家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与控制权力逐渐从统治阶级之手分散到社会这一无形的网络中，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历史脉络也日益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中国，人们对传媒的自律与他律并不陌生，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则是一个新课题。诸如在政府行政管理角色转变的条件下，传播管理如何利用好社会资源，发挥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又如，在传播媒介因利益驱动而自律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如何督促媒介带头和自觉地做反腐倡廉的表率等问题，都可以应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思路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将有益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深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成长。

一、传播管理社会化概念的提出

社会化概念来自社会学，指的是社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培养、塑造自己社会成员的过程。19世纪90年代，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已有社会化的提法。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关于一般行动理论》（1951）与《社会系统》（1951）等书中指出，社会成员的角色学习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社会化的涵义已从个人社会化扩展开来，指社会文化内化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要素(如个人，组织；管理，行政；科学，技术等)的过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社会要素要接受社会整合，另一方面，社会环境要进行相应调适，以推动社会化过程的良性发展。[1]

如果把个人社会化与社会要素的社会化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事物社会化的目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事物自身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向社会开放，融入全社会信息、物质和能量循环的过程。

在讨论传播管理社会化之前，首先澄清两个概念，一是“管理社会化”，二是“公共管理社会化”。

通常意义上，管理社会化是指通过社会整合与调适，管理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获得与完善及其社会角色形成与实现的过程。前者是将社会文化内化于管理过程中，后者是让管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因此管理社会化具体指的是管理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化，强调向管理要效益。

公共管理社会化不是前述管理社会化的属概念，它指的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行政改革中推进的公共管理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将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给社会。它的特点是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同时，十分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2]有的学者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核心定义为分权，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分权。鼓励公众及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3]

具体到传播管理社会化，它同时是管理科学社会化及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分支，可以将其界定为鼓励传播行业形成市场化体制的同时，将对以新闻舆论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活动的监督、评价、管理和控制的职能，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媒介自身共同承担的过程。当然由社会分担管理职能，也要运用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

直观地看，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二元复合概念，既指传播活动管理重心向下的过程，由行政转移到市场，又指传播管理活动重心向外的过程，由政府分散到社会。在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初期阶段，传播活动管理重心转换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市场化。在高级阶段，传播市场体制基本成熟之后，传播管理社会化主要指横向的社会化，即由公共论坛、公共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自觉或自发实施为大众媒介健康运行所必要的监督、协调和控制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的确立和完善。

与传媒他律概念相比较，传播管理社会化在内容和范围方面有所拓宽，注重将传播系统及传媒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转换为强调社会对传媒的督责，以有利于保证和维护传媒的公信力，促进整个社会信息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

传播管理社会化，还可以实现多重目的。如充分发挥社会的自主调节功能和舆论机制，为行政调控和立法、司法监控创造条件，能够为媒介提供作为社会整体一分子的与其它成员的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优化市场结构和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信息权利，促进传播媒介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整合的顺利进行。

二、西方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与启示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践，也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其一，机制市场化；其二，管理分散化。西方传播社会化管理的出现和成熟，与传播媒介自我管理的出现与成熟也是大体一致的。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正式出现之前，政府和政党一直是传播活动管理的主导角色。从1450年古登堡改进印刷术一直到今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后期，再至19世纪中期，直至19世纪末。传播管理从政府集权，转变到政党主导，又转变为市场方式。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廉价报纸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买卖关系，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报刊与广告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报刊市场秩序的一部分。传播媒介市场经营者地位的确立，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起点。这一阶段政府对传播活动的管理具有经验色彩。

第二阶段，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下诸因素影响着传播活动：媒介在反垄断的呼声中卷入了垄断进程；电子传媒与报刊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政府对电子媒介立法和管理的高度重视；西欧各国的广播电视国有化政策等，使传播管理社会化进程出现了迂回曲折的特点。产业结构的变化，广告制的成熟、公共关系的兴起、民意测验技术的进步等，也为传播活动增添了新的因素。这一阶段传播管理社会化处于激荡的状态和变革的前夜。但政府的管理手段已更为成熟并具有公共行政的色彩。

第三阶段，从战后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新闻自由程度空前地扩大，西欧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实行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冷战结束和苏东地区新闻传播事业转型，网络浪潮的兴起，拓深了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70年代政府行政公开和信息自由立法，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80年代出现的放松管制，与公共管理社会化浪潮相一致。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体现了从公共事务以政府为核心，转向了以社会为基础。

战后西方新闻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既重申了媒介的自律，也强化了“公共利益”不可动摇的信念。欧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大批传媒职业道德研究、传媒素养研究等，也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提供了支持。美国学者贝特兰（CLAUDE-JEANBERTRAND）在他的《媒介道德与责任系统》（2000）一书中，提出了媒介责任系统（MEDIAACCOUNTABILITYSYSTEM）的概念与方法，站在公共论坛的立场上，对媒介进行表现评估，是传播管理社会化实践的一个例子。

从西方国家传播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传播管理的集中化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它是以削弱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媒介组织的经济权利为代价的。传播管理社会化得益于政治的民主化，也推进着政治的民主化。

其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场和资本巨大的扩张性使得它几乎吞噬了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传播管理活动也被深深地卷入进来。社会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使得对传播管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

其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行与公共利益的地位息息相关。不过，在19、20世纪，在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的过分强调有时反而制约着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实现。

其四，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多元、复杂、曲折的。首先，它的内容和方式是多元的，否则就容易存在集中化的趋势。其次，传播管理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不能脱离现实条件而存在。再次，简单地追求传播管理社会化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

其五，与公共管理社会化一样，传播管理社会化中的分权不等于管理权力的基层化。简单地说，社会化过程是为传播管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传播活动增添更大程度上的现代意义的合意性和合法性，并非全面取代集中管理。美国战后“政府再造”工程，也弊端百出。“小政府、大社会”削弱了政府的财力，使其社会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对应付突发事件不利。

因此，我们把传播管理社会化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我们期望它的存在更能够增加社会的福利和人性的普遍价值。此外，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必须避免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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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管理社会化的责任分担及其整合效应

当代西方国家对报刊业普遍实行私营体制，在广播电视业中虽存在规模不等的公营体制，但仍然鼓励引入市场因素。在媒介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新闻媒介作为公共领域、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的地位。公共事务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它的发生源自公共需求的变动。公共事务的承担是政府的责任，但它不排斥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参与。[5]撇开市场化这一环节不说，在传播管理的分散化方面，西方国家也已形成了许多成熟的运作方式。

例如在美国，对新闻采访报道的内容限制比较少，但对于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着多种管理手段的作用，这些管理手段可分为行政与法制管理、自我管理和社会化管理三大类。

行政管理是专制时代政府集权管理的延续。但现代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这种管理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有限度的管理，而且处于不断的改革中。法制管理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宪法、诽谤法、传播法、电信法等制定法及大量的判例为支撑。在私营商业媒介主导的西方新闻界，是以不触犯法律法规为底线的。

战后西方的行政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特征。其中传播活动的社会化管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

公共论坛的舆论监督，不仅有批评、鞭笞的涵义，而且还包括对传播活动的参与、威慑和制衡等。公共论坛的形式，可以是定向发行的出版物、公开的意见广告、街头游行示威，以及BBS。参与公共论坛的，可以是权势集团、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权势集团包括政党、宗教组织、公司、工会、学术团体等。19世纪末，美国的“扒粪运动”声势不小，历时十余年，但官方和压力集团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对媒介也是一种警策。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

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两类。一是非营利性组织，例如与对传播内容和表现的评价有关的组织。新闻评议会是遍及西方主要国家的专门接受公众、行业或政府委托进行调查、评估、仲裁的组织。二是营利性组织，例如与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有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例如，发行量审计机构、视听率调查机构、公证机构等。营利性中介机构专业水准的提高，同样能对传播媒介的行为能够带来正面的约束。

行业协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行业自治的性质。其最初的目的旨在维护同业利益，制定行业准入门槛，抵制外来竞争。慢慢地，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集中于行业的培训和交流、内部纠纷的调解和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与推广。在西方有大量的行业组织，如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美国全国广播人协会等。

（三）商业伦理的规范

传播媒介的日常经营，不仅与受众构成了买卖契约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以及生产要素的各类供应行业。从事多元化的传播媒介，涉及面更广。因而除了职业伦理之外，具有普遍价值的商业伦理也构成了传播活动管理的重要一环。商业伦理主要涉及传播媒介的真实信息披露、公平竞争、拒绝回扣、拒绝执行低品质业务、积极推动行业进步等内容。

（四）国际组织的倡导

从联合国到各类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中，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公民表现自由权利的推崇。

上述几种方式，都是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横向辐射形式，它们与行政管理、自我管理一道，共同参与对传播活动这一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可见传播管理社会化是开放式、多维度、动态发展的。

传播管理社会化各种方式的整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有利于传播活动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守望者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商业化中迷失。二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政治立场、倾向中，甚至在坚守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中迷失。三是可以避免传播媒介在自由放任的新闻报道中迷失。总之，传播管理社会化，可以更好地塑造传播媒介的社会性品格。一国一地区传播体系的健全、传播实力的强盛，在社会文化价值维系、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更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传播管理社会化与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良性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打开了大门。而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也在为新闻改革的深化创造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已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更深入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言，是由市场化而集团化、产业化，这与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8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是传播媒介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销售并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或过程。从积极的观点看，市场化是媒介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的先决条件。从市场化到集团化、产业化，传播媒介的经营空间越来越大，与财政的联系越来越松弛，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传播管理社会化当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从实践来看，媒介市场化推动了中国媒介舆论监督的勃兴，后者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公众取得了与媒介对话的资格，这又为公众“监督监督者”提供了可能。

传播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既要归因于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要归功于媒介自身在产业化运作上形成的良性循环。《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以给予我们这方面的启示。应该说，《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成果显著，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人事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制片人制等体制创新为基本保障的。

舆论监督环境的改善和成效的取得，使得受众关注媒介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事件的热情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主持正义、坚守良知的媒介，往往赢得相当高的收视率，或刚上报摊就被抢购一空。换句话说，受众对于市场化媒介，具有“用手投票”的权力。作为传播的接受者，受众是媒介服务的对象。同时受众也是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信息的反馈者，对传播过程起着制约作用。受众对媒介舆论审视的理性程度，直接左右媒介舆论的理性度与成熟度。

2003年，舆论界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方面传媒在孙志刚案、SARS信息披露、孙大午案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守望功能，另一方面是风云记者评选和新华社部分记者腐败事件的曝光，彰显中国传播活动作为公共事务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不过，中国的传播管理社会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传媒的市场化机制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传媒的独立品格和社会品格有待完善。

其次，国家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中型媒介如中央电视台仍有待于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

再次，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对于传媒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公共论坛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讲究诚信的商业伦理在行业当中并未叶茂，传媒破坏市场秩序、违背公共利益和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传媒操守与国际公约的规范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应该说，推进传播管理社会化的时代要求是迫切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各种利益冲突的纠葛中，中国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身份发生变化，道德遭遇考验，素质需要提高，亟须社会大熔炉的锤炼。

在目前的许多媒介中，员工被划分为紧密层与松散层。其中紧密层仍然可以视为在体制内的部分。由于惯性使然，这部分只能有限度地社会化。对于松散层，媒介以契约关系来对待，这些员工工作范围以外的活动和生活，将会完全归入社会，对他们的行为的约束，必将更大程度地社会化。这种状况的改善，牵涉到人力资源的流动、社会对于传媒素养教育的重视，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不是某一个媒介，甚至也不是媒介产业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倚仗全社会的努力。

2003年6月，在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为传播管理社会化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次改革停办了一大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部门报刊和基层报刊，推进了报纸行政职能淡化，行政行为与出版行为分离，表明政府正在由“办报”向“管报”方向转变，将促进媒介面向市场，充分利用地域及行业的市场资源，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行政改革政策必将推动中国传播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后者又可以产生正反馈的效果。

从目前来看，在政府逐步完成从经营者向管理者、裁判者的角色转变之后，中国的传播管理社会化实践，仍需在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社会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经验的基础上，从公共行政转向公共管理，进一步推进传播管理的创新。既要立足国情，循序渐进，注意改革方法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又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建立责任分担、引入竞争和利益共享三大机制，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打造健全的国家信息和意见传播体系，以承载和推动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媒介改革范文篇9

关键词：现代化媒介；计算机教育；新时代

计算机是一种用于高速计算的电子计算机器，可以进行数值计算，又可以进行逻辑计算，是能够按照程序运行，自动、高速处理海量数据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备。而现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它具体表现为“心灵、技巧、管理妙、环境好”的严整多层的集成过程。两者的碰撞为军事、医疗、交通、教育等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火花（即计算机现代化）。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领域的应用，为我国教育事业而言可谓是如虎添翼，效果更为明显。由于计算机现代化技术的先进性、高效性，使得计算机现代化媒介为新时代的学生带来了除教师外的新知识领域。而将计算机现代化作为新的媒介对新时代学生教育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计算机教育改进过程中，由于现代化媒介的进入，给新时代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过程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学生计算机教育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现代化媒介对学生计算机教育的促进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计算机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1传统计算机教育的优缺点

传统的计算机课程教学，教师主要依靠教材进行计算机相关知识的讲授。教师占绝对主导作用，教师可以很好地掌握课堂节奏，知识的重现性好。但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的更新性不够，无法反映最新的成果和资料；而且，利用传统计算机教育方式也很难将一些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过程阐释清楚，导致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被动地学习，不能真正理解消化计算机课程，导致计算机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满足计算机教育改革的需求。随着现代化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媒介的出现对传统的计算机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一些新兴的现代化媒体技术进入到了计算机教学的各个领域。现代化媒介的进入给计算机的学习过程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给计算机教育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2现代化媒介对学生计算机教育的促进作用

2.1更新教育观念，改变知识结构

在计算机教育改进过程中，现代化媒介在学生计算机教育的改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化媒介可以更新教育观念，改变知识结构。一部分计算机专业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的潜移默化之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单一，毫无创新之处，无法提高学生对计算机学习的兴趣。现代化媒介的进入，可以以现代化媒介为主导，进行计算机教育的改进，使计算机教师改进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增强知识储备，由此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传统计算机教育中，教师在课堂上只用板书的形式进行计算机教学，现代化媒介的出现使计算机教师掌握了利用现代化技术处理教学信息的能力，并能制作质量较高的教学课件，在课堂上能够熟练的与课件相结合进行计算机教学，让学生对枯燥的计算机知识产生兴趣，从不同方面进行学习。

2.2使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在计算机教育改进过程中，现代化媒介的出现，使教师的角色发生改变，逐渐形成多元化趋势。教师从传统的“传到授业解惑”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学的设计者、学生进行计算机实践的导演者。在这种背景下，在不同的情景中，学生可以摆脱传统的“手把手”式的教学模式，只需在教师的指导下，就可以合理的利用有效的学习资源，通过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获得大量的、最前沿的计算机专业知识，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一来，教师扮演的不同角色都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使学生由消极的知识接受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知识探索者和能力的进取者。

2.3增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性

在传统计算机教育过程中，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困惑时，就必须去找相关教师进行答疑解惑。但是这种方式，由于被地理因素、时间因素等外部条件制约时，不能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现代化媒介的出现，是增强师生、生生之间互动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新兴的现代化媒介，与互联网相结合为教师答疑解惑、学生提问、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探讨、交流和共同学习提供了平台。这种师生之间的探讨方式往往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主动的对知识进行学习与探索。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现代化媒介进行学习和互动，将“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达到了计算机教育的目的。

3现代化媒介对学生计算机教育改进的影响

但是，过多的依赖现代化媒介，在课堂上，会使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面临威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由于现代化媒介带来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教师不能良好把握计算机教学知识的难易程度，使教师授课内容增多、计算机知识本来就晦涩难懂，这样无形中增加了计算机授课难度，使学生无法对知识进行理解并消化吸收，只能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独立思考的过程，导致计算机教学的重点不突出。（2）由于现代化媒介的进入，在计算机教育改进过程中，计算机教育的教学手段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教学目的还是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普遍规律，导致教师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现代化媒介不能很好的适应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科特点，现代化媒介的交互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3）无论所授的计算机课程是否需要现代化媒介，如果在计算机教学中都使用的话，就会使教师失去对教学应有的控制地位，甚至出现一些离开现代化媒介后无法进行教学授课的情况；对于学生而言，如果现代化媒介出现过多，反而会使学生大脑疲劳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降低了学生对计算机课程的热情。（4）运用现代化媒介需要教师具备较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而且要求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可以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有些教师为了彰显所谓的“高大上”，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学习运用现代化媒介，相反却忽略了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研究，导致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教师对整体教学的设计。

4小结

本文主要通过现代化媒介对学生计算机教育的促进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计算机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计算机教育工作者应该正确理解现代化媒介的作用，才能扬长避短，现代化媒介才能被合理运用在日常的计算机教学中，在计算机教学改进过程中真正的发挥作用。

作者:彭兆军单位:郑州财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丛斌,闵维方,刘钊.保研学生与考研学生教育产出的比较分析——以北京高校硕士研究生为例[J].教育研究,2015.3:47-55.

[2]穆建亚.微信场域中高校学生教育管理长效机制的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15.7:127-131.

[3]朱玉彬,陈坚林.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平台的理论构想与工程实践[J].外语电化教学,2015.4:52-57.

[4]范文静,胡晓毅.自闭症儿童计算机辅助教学单一被试研究综述[J].中国特殊教育,2015.8:30-37.

[5]刘大允,李靖茂.论高校和谐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构建[J].教育导刊,2010.3:49-52.

[6]马冲宇,陈坚林.基于虚拟现实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理论、方法与技术[J].外语电化教学,2012.6:28-33.

[7]赵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状及发展[J].科技信息,2011.23:206+210.

[8]佟矿.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3.3:255-257.

[9]李静.浅谈多媒体教学对课堂的作用[J].软件:教育现代化,2015(10):251-252.

[10]高媛.计算机技术对教育的重要影响[J].天津科技,2015.42(2):32-33.

[11]黄海洋.新媒体对高校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路径研究[J].电子制作,2015(11).

[12]倪秀荣.如何通过小学计算机教改提升学生创新能力[J].才智,2015(13).

[13]严军峰.研究教育教学方面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应用[J].新课程•下旬,2015(3):74-74.

媒介改革范文篇10

一、融媒体中央厨房职能创新重构

201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开启了媒介融合改革的大幕，此次改革的核心主要集中在电视板块和网络板块。而山东广播电视台拥有的齐鲁频道、综艺频道、生活频道等山东本土强势地面频道，以其接地气的节目风格，在山东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庞大的中老年观众群体。这一群体与互联网的黏度较低，所以在互联网冲击下影响较小，收视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依然处于较理想的位置。因此，此次改革的战场集中在收视率较低、创收完成不乐观的公共频道、体育频道、国际频道以及新闻中心。此次改革，通过完成网络板块中齐鲁网、看山东客户端与以上频道的合并重构，打破原有独立频道制的管理模式，合并成立融媒体中心。在中心现有的人员配置和硬件条件基础上，与美国团队合力建设融媒体“中央厨房”全景演播室，研发生产适用于网络和电视两端传播规律的融媒体产品，最终达到1+1>2的效果，实现传统电视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转型发展。整体来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在融媒体+“中央厨房”的重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网络勾连下的媒介融合。电视作为传统主流媒体，是百姓接收信息的最主要端口。然而伴随着网络及手机移动端的高度覆盖，信息接收方式发生转变，不受时空限制的碎片化接收成为主流。因此，手机终端等互联网介质成为了当下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主流媒体。而在众多电视机构融媒体改革中，以电视为核心的改革主体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其改革只是完成了“电视+互联网应用”的简单罗列，无论是服从于电视节目的两微还是网页客户端的推送，都是围绕电视服务。山东广播电视台在媒介融合中完成了核心主体的转变：由“电视+”向“互联网+”的质的跨越。以当前主流的互联网媒介消费群体为改革主体，实现广播电视等线性传播媒介为互联网媒介服务的转变，实现以时效性、互动性、到达率更好的互联网产品为主线进行推送播发，勾连传统广播电视等传统节目。达到以互联网产品为传播前沿，以广播电视产品为内容深化的多维传播矩阵。例如：山东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鲁苏联动！寻找92岁抗战老兵》的系列报道中，山东广电与江苏广电实现了“2+2+N”联动模式，打破电视线性传播限制和鲁苏两地时空限制，实现两家媒体新媒体板块“闪电新闻客户端”与“荔枝新闻客户端”异地同频手机直播，全面展现寻找抗战老兵杜希河的寻找过程，让互联网手机用户第一时间了解寻找的最新进程。与此同时，两地电视媒介在网络手机直播报道的基础上，分别在山东广电卫视频道《早安山东》，地面公共频道《新闻午班车》《民生直通车》节目以及江苏广电卫视频道《新闻眼》，城市频道《零距离》节目跟进总结式深入报道，满足电视群体的接收需求。通过两地媒体两种媒介语言的“2+2”叙事报道之后，两地媒体进一步发掘92岁抗战老兵出走原因及跨越半世纪的战友情愫，在国庆节前夕进一步弘扬了老兵精神。实现了从网络到电视，从事件本身到内在情感的“2+2+N”的多维立体化报道。（二）全景式街景演播室的创新搭建。演播室作为电视节目制播窗口，其呈现形式直接影响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山东广电在“新闻立台”的宗旨下，着力提升新闻融媒体演播室制播条件，斥资1.3亿元与美国舞美团队设计打造了国内唯一街景演播室。该演播室完成了从空间布景到中央融媒调度平台的多角度创新。针对“点餐选择”“原料准备”“烹饪制作”和“餐厅上菜”等“烹饪”环节的职能需求，完成了内部空间布景的合理配置。该“厨房”以融媒体调度平台为中枢，实时接收来自于电话热线、两微一端、网站社区等不同渠道的新闻线索，根据新闻价值及地理位置分布与记者数量、信息平衡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调度平台确定当日即时的“点餐选择”并分发任务到具体互联网及电视采写部门，并由其完成外出采访等音视频采集等“原料准备”工作。同时，该中心以新闻内容的剪辑制作为主体，根据各节目组制播内容的差异区分区域。“中央厨房”与传统演播室最大的差异在于完成“餐厅上菜”环节的街景演播室。其区别于以往360度全角度隔音遮光的暗箱演播室，阳面建设为一至四层的落地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实现了电视节目的可视化曝光录制，削弱了主持人与受众的隔阂与神秘感，同时也体现出融媒体电视新闻节目来自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的制作理念。与此同时，街景演播室内置17块互动大屏，增强了演播室的可视性和运动变化。在摄像方面，室内设高清轨道机器人摄像，实现了科技对人力的解放，同时，减少了人员在演播室中的走动，更有利于主持人集中精力进行二度创作。融媒体“中央厨房”全景式街景演播室的搭建极大提升了山东广电电视节目品质和媒介融合速度。（三）人才融合中的职能分配。媒介融合不仅是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更应该是传媒人才的融合和多元能力的提升。换言之，媒介竞争是融媒体技术设备等硬件与融媒体人才的软实力的双重对抗。因此，很多电视台通过一刀切式的人员轮换模式，大量裁撤传统电视制播人员，招聘具有互联网背景的新媒体人员。但在实际工作运行中，由于新进人员对于传统电视的传播制作规律知之甚少，因此，出现了大量多媒介“水土不服”的现象。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在人才融合过程中，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加强人员长效化技能培训，着力打造“一专多能”的复合型融媒体人才。台内传统电视技能人才在发挥其现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技能培训，增强员工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和互联网思维方式。例如：《民生直通车》节目的记者大多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经验，熟悉电视节目的制作规律并深谙民生新闻节目受众的收视需求。山东广电融媒体中心针对这一群体开展各类互联网技能培训，增强其互联网传播意识，使其掌握互联网信息碎片化、即时性的传播规律，在其视频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实现互联网客户端+广播电视等多端制作与分发。而针对新聘人员，则严格把控互联网思维与广播电视技能并存的要求，使其能够尽快满足当前融媒体语境下的多屏传播需求。

二、“烹饪”流程的多维度可视化创新

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采编播”制作流程。然而，这一精细化分工生产的制播模式与融媒体语境下“人人皆记者”“随时随地看新闻”制播方式相比，新闻自身时效性、简明性等特征被埋没。习惯于碎片化接收信息的用户不断抛弃传统媒体。如何打破广播电视线性传播在当前融媒体传播语境下的弊端，实现新媒体的时效性、互动性、碎片化与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的真实性、权威性的融通，成为了传统媒体寻求出路的突破口。山东广播电视台在原有电视业务与网络业务的基础上，实现板块业务的融合重构，同时嫁接新媒体与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的特性，探索出了一套全流程多维度可视化创新“烹饪模式”，实现了新旧媒体的优势最大化。（一）先小屏后大屏的互联网思维播发方式。电视作为党的喉舌，在媒介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众多广播电视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依旧坚守电视主体地位不变，新型媒介服务于广播电视的思路。而在此定位下，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便成为了广播电视的附属品，互联网产品只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多媒体衍生。很显然，在媒介用户大量向新媒体转移的趋势下，这样的发展路径很难在媒介重构中找准定位，甚至会成为新媒介环境中的牺牲品。山东广电走出了一条“先小屏后大屏”的互联网思维播发思路。顾名思义，“小屏”是指以手机屏幕为代表的移动媒介端口，“大屏”是指以电视屏幕为代表的固定媒介端口。在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打破电视为上的传统观念，依托“大小屏幕”实现媒介差异逆向传播。首先，由简单便捷、可操作性强、互动性高、到达率精准的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进行推送，第一时间完成新闻内容的“粗放”传播，让用户对接新闻关注点。其次，记者根据手机传播的粗放内容以及用户第一时间互动反馈的关注焦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新闻内容的“精细”加工，在广播电视大屏传播的过程中，让用户更加深入、权威的了解新闻全貌。与此同时，“先小屏后大屏”并不仅仅是手机传播向电视传播的单向推进，而是根据新闻事件的发展顺序和新闻点的厚薄程度，切断式的完成从小屏到大屏再到小屏的多方向推进，真正实现新闻内容的全媒介、多角度传播。例如：在融媒体策划的《我的中国心》16小时、12个国家全球直播活动中，创作者以“一带一路”上的山东元素为直播线，从山东莒县乡村的一次升国旗仪式开始，跨越美国、玻利维亚、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由全球手机拍客完成不间断追逐直播过程，通过连接直播地点的方式在世界版图上勾画出心的造型。此次直播很好的诠释了“先小屏后大屏”的播发思维方式。小屏手机直播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勾连全球；大屏电视依托《早安山东》《新闻午班车》《民生直通车》等节目，通过“过去式”总结手机策划直播内容，并以“将来式”预告接下来直播走向，完成了大小屏幕穿插互动的全媒体直播。破亿次的流量充分体现出融媒体语境下“先小屏后大屏”的媒介选择必要性。（二）可视化半成品的电视呈现。随着受众需求的提高以及广播电视竞争的日益激烈，新闻片品质极大影响了节目收视率。特别是扣人心弦的内容叙事、现场感强的记者出境、贴近生活的新闻人物采访等因素，成为提升新闻片品质的重点。然而，由于电视节目对于新闻片的精细化追求，新闻的时效性、现场感不断缺失。特别是在碎片化传播的背景下，晚上黄金时段才线性播出的节目往往早已被新媒体传播报道，因此，观看体验不断下降，用户大量流失。基于此类情况，山东广电不断尝试“可视化半成品”的电视呈现方式，把记者正在赶往新闻现场的路上、正在新闻第一线、正在编辑制作的过程、甚至正在配音间合成的情景等不成熟的半成品新闻，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在进行电视影音呈现。这一探索打破了电视传播时效性差的弊端，可以在第一时间传播记者所掌握的最新消息，特别是在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有助于提升新闻现场感。与此同时，在这类连线过程中，将电视制播过程中编辑记者在配音间、剪辑机房忙碌的幕后故事呈现给观众，极大满足了观众的偷窥欲。（三）全天候打通新闻节目内容编排。电视台通过几十年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从台到频道再到节目组的三级管理模式。电视节目也逐渐形成了制片人负责制的组内管理方式。以新闻节目为例，制片人为节目的组织核心，下面分设责任编辑、记者和编辑等各类岗位，诸多岗位密切合作最终完成一档新闻节目。而不同节目之间往往互不干涉，各自为政。因此，在实际新闻采访中出现了同一新闻同时派出多组记者的尴尬现象，这极大浪费了采编资源。山东广电通过“破壁行动”，打破各节目之间的组织壁垒，通过同一岗位统一管理、统一节目类型、统一编排调配的方式，实现全天候打通新闻节目内容编排。例如在《我的中国心》24小时全球策划融媒体直播活动，由山东广电融媒体中心创新报道部和民生报道部合作完成。两部门联手打破新媒体客户端与传统电视直播之间的媒介壁垒，沿“一带一路”中国元素这条主线，通过融媒体中央调度平台统一调度，实现16小时全打通的从手机到电视的穿插编排。此类打通式的内容编排方式实现了同一新闻一次采访多次分发，节约了融媒体制播成本。与此同时，由于播发的渠道覆盖传统媒介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手机直播、两微一端等大小屏幕各个端口，也提升了媒介的传播覆盖率和传播效果。（四）互联网+线上电视+线下活动立体产品序列。传统电视媒介的产品以电视节目为主。而随着媒介构成的多元化以及传统媒介用户的流失，单一的电视产品已经很难在融媒体竞争中占领市场。如何依托广播电视优势，同时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以用户为主导开发新的试听产品，成为广播电视媒体在媒介重构过程中的主要发力点。山东广电依托融媒体中心丰富的媒介及人才资源，打造了“互联网+线上电视+线下活动”的立体产品序列。以《京东618网购节“大牌来了”》为例，这一活动以大数据分析为策划依据，精准锁定京东网购客户群体以及潜在客户的聚集范围，结合山东广电观众收视分布情况，选取了山东本土十个城市作为活动地点，通过调集台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持人作为线下活动主持。与此同时，线下活动还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进行视频、图文直播，并在《民生直通车》等电视节目直播的过程中，通过现场连线介绍活动现场。一系列的媒介手段组成了山东广电立体化的产品序列，这一多媒介融合产品充分展现出融媒体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了策划方案的全媒体呈现，提高了客户的宣传到达率，同时也增加了融媒体中心的广告创收，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山东广电作为本土融媒体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其所创建的融媒体平台+“中央厨房”的可视化创新“烹饪模式”，在小屏带动大屏、半成品呈现、线上线下多维度产品序列等思维及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为当前融媒体语境下各大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完成媒介重构与生产模式创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约翰•菲斯克（JohnFiske）.电视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5.

[3]刘丹凌.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