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文10篇

媒介批评范文篇1

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媒介批评学专著，称为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它偏重于媒体性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对媒介展开批评。但对大量具体的媒介作品，西欧的媒介批评家们不愿屈尊，往往不费笔墨。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批评不仅应瞄准宏观层面，更要认识媒介的具体活动，把内容批评和媒介制度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对象，构造完整的媒介批评学理论。

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做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看不懂的报纸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

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

如：

“××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

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

个提高’……”。

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

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

了一句空话。

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

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

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

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

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

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三)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又称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综合上述，我们应当在以下涵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2]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和随机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3]，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作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4]。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5]

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作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媒介的客观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作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6]。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7]媒介批评学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惟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作批评的域内对象。

媒介内容较多的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纪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8]

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托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至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斥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关键词：媒介批评学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已经成为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开始研究的一个领域，许多媒介批评家早已活跃在媒介批评领域。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到各类媒体的实践活动。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行为，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注释]

[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参见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德]黑格尔：《小逻辑》39页，商务印书馆，1981。

[5][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载《现代西方文论选》2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6][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289页。

媒介批评范文篇2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2、内外结合——媒介批评与其他批评相结合。如今的媒介是大众的媒介，大众媒介自然要受到来自“大众”的批评，从西方的媒介批评中我们也可以佐证这点。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化学、艺术学到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思想无不出现在媒介批评当中，成为媒介批评重要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与此相吻合的是媒介批评大师不是媒介精英和专门研究媒介的研究者，而是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罗兰•巴特、布尔迪厄、麦克卢汉、阿多诺。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的辐射力太广，影响力太大，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媒介批评者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介研究专家，也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可以是普通受众；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本身有较强的融合性，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等各个方面，因此媒介批评也牵涉到各个领域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一门学问，媒介批评的成长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式、模式和理论。

3、事理结合——理论批评与实践发展相结合。从美国的媒介批评发展来看，媒介批评起初是由业界发起的，对自己实践的一种反思，后经由学界参与理论总结。媒介批评需要结合具体的媒介实践，从媒介实践中来，再回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去。媒介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从根本上说必须来自于对媒介实践的一线观察、思考，即密切关注媒介工作人员、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文化、媒介生态、媒介体制，并适时给予评价，分析其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从而总结归纳出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再将这些鲜活的理论运用到具体媒介实践中，以来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二来为媒介生产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思路、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媒介批评媒介文化媒介研究

媒介批评范文篇3

［关键词］媒介批评；新闻的解读；文本的构成；文本理论

媒介批评者对媒介与新闻作品的解读，包括理解、解释和文字表达，需要掌握文本理论。展示媒介行为与新闻作品的语言篇章，称作媒介文本，媒介批评间对上述文本的解释，即把解释学的方法应用于媒介批评

“解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①“意义”是一个抽象的，很难有明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却是人们最普遍，最常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媒介批评就是批评者把媒介现象的意义通过剖视文本揭示给受众。

一、新闻文本的构成

西方解释学者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②文本之所以被看作是言语的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构造起来的整体。这个整体已经不能还原为它的句子。同样，新闻作品的文本不是语言的简单组合，也不是由导语、主体构成的惟一形式，而新闻事实的有机整体，其意志和心理的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一旦摆脱了报道者的即时性，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具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质言之，新闻文本及它说的东西，已不是记者要说的东西，它表现为文本内容要素的结构方式，揭示内容的外部特征与形态。揭示文本生成与构成的特征与规律，是解读新闻，把握媒介批评对象的主要程序。

新闻文本对于受众来说，是一个思想载体，能够沟通本体论与方法论。正是通过对文本和这个文本世界的分析和解说，人们才达到了对新闻的理解，使认识同现实联系了起来。通常，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指出一个我们所说的东西或事情，我们至少可以将它置于一个对话者共有的、独特的时空网络。而在文本中，就不再有记者和受众的共同处境，指称的直接特征消失在作品中。新闻的指称是新闻文本中所指示的事物，它可能是直接的宣示，也可能是悬置的意图，受众不付诸联想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新闻确实有指称悬置的现象，但这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指称，并不是一切新闻都把自己的意义悬置于文本之外。

下面这条新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闻文本在构成上的这一特点：

“花12万，就是让你淘汰我”

私企老板经营观念惊人

哈尔滨消息“我们花12万元请总经理助理，不是请你来帮我，而是让你来淘汰我的！”17日下午，在和平金属公司招聘现场，一位来自哈市某国企大厂、拥有硕士学位的厂长，被只有小学文化的私企老板抛出的这一观点深深触动。

17日下午，一位“曾管理过5000余人国企大厂的厂长”来到“和平金属”，应聘标出年薪12万元总经理助理一职。在对“企业的效益是谁给带来的”和“总经理助理是做什么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上，这位厂长的含糊其辞不能令私企老板满意。这位私企老板当即提出：“企业的效益就是你自己的！这是我们私企老板与你们国企领导在观念上的本质区别！我请总经理助理，就是要他来淘汰像我这样知识水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管理者。”应聘的国企厂长表示，私企老板的这些“激进”观点让他始料不及。

另一位国企办公室主任在应聘中表示：“老总让我做啥我都能做好，保证每件事都不出错！”对此，私企老板则当场“点评”：不出错，就意味着不开拓！国企厂长感慨道：“我们和私企的确存在观念差距。来这应聘，对我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堂课！”

（《北京日报》2000.4.20）

这篇新闻语言展示的意义，令人深思，而悬置的指称更为丰富，这就是国企厂长为什么没有私企老板那样的观念？私企老板主动找能人淘汰自己，某些国企老板却占着位置不干事，不想让能人代替自己，二者的差别是如何产生的？这条新闻中的意义和记者的意图也许不同，但通过文本却自然地显露出来。新闻的意义悬置，不能脱离文本的语言和内容结构，但它是在新闻事实之外、由新闻暗示的某种更为重要的思想。如果批评者在联想中不纵身一跃，就触摸不到高悬于新闻之上的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新闻文本的内在意义。

新闻文本是个事实复合体系，若干小事实的链结和相互作用，表明文本的外在和内在意义，其构成方式如下：

（一）事实序列形成新闻作品的外在结构，而新闻事实互相揭示的联系则是新闻的内在结构，新闻文本是事实的外在和内在结构的统一。新闻中以人事为核心的事态链，可划分为若干连续性环节，获得事实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互动性。新闻文本的外在结构是这些事态的关联组合，受众凭感官可以观察到；但要显示一条新闻报道的要旨，则要把事实中的若干倾向性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要达到这一报道目的，需要巧妙地安排文本中的事实，让新闻透露某些本质的东西，使受众获得可感性和可悟性。媒介批评面对事实中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一面，不顾另一面；也不能只看文本的外在意义，不看文本的内在意义。新闻文本的外在意义是新闻直接告诉受众的思想，而内在意义是新闻事实的悟性世界，是新闻的潜在思想。

（二）新闻事实是一种被记者消化、加工的事实，在文本中的展示都带有媒介主体的色彩。事实作为被媒介涵化的制成品，是一切新闻文本建构的特征。这不单指事实选择的详略，而主要是指报道的事实带有记者的释义性安排。每一幅电视新闻的图像及其解说，都是被媒介加工的文本，记者的理解飘浮在画面上。可见，新闻的文本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化，借助传播技术隐蔽地发挥作用，越来越产生不可理喻的奇效。

（三）以非语言手段表现记者的倾向，构成新闻文本意义的明确暗示，是文本外在和内在结构的中间状态。对新闻事实评价可用非语言手段表示，一条新闻的是非、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可以通过处理信息的顺序和显化方式透露出来。版面位置、字号对于报纸新闻是常用的非语言涵化，广播电视新闻按一定主题组成有机的序列，包括文字稿、音像素材和播录制等环节，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把关人使新闻信息在总体上得到把握，包括删改、安排播出顺序、撰写评论，让整个节目达到最佳的听觉或屏幕效果。

（四）使用特殊语体润色新闻内容，给文本打上主观烙印，新闻便呈现出特殊的格调，往往带有思想色彩和媒介风格。

文本的语义信息，其实就是指语言载体自身所包含的意义，文本的字、词、句以及某些语段、修辞手法等，都是对语义信息的诠释。离开了语言的载体性诠释，几乎不可能读懂每一条新闻。不管新闻内容和意义如何，语言诠释是由文本的载体性质和类别形成的，了解这一点对解读新闻作品是不可缺少的。

就新闻文本构成的纵向要素，是一个“多层结构”，即由4种异质的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第一个结构层次是语言和建立在语句基础上的高一级的语言构造，可以说是“语言学的现象层次”。第二个结构层次是“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也叫做意义系列层次或“意群”层次。由于有意义的句

子和句子系列展现出具体事实，人物和事件构成特定的有机世界，我们能感受到这一世界的存在。第三个结构层次是由多种图式观相和观相系列所构成，是一个“系统方向层次”，指的是作品陈述的世界。每一种记者观相都是现实的一种被观察到的存在模式，不仅在记者头脑里预先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受众根据经验也有某种印象。第四个结构层次是由再现的事实及其变化构成的展望层次，使人们联想到未来，这个层次包括再现的意向性和再现客体及其变化的方向。

上述这4个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第二个层次是由第一个层次启动的；第三个层次又是由第一、第二两个层次孕育的；最后一个层次则是由前三个层次延伸的结果。从总体看，新闻文本是连动式的层叠结构，可分为深层的暗示结构和表层的再现结构。表层的再现结构是记者自觉构思的结果，批评者常常停留在这个层次而不能把握文本的深层世界。深层的暗示结构是记者所未意识到的，即所谓“内在机制的投射”，对文本整体的传播效果起着决定作用。

媒介批评理论排斥绕开文本的再现层次而走向深层的暗示结构，因为缺乏对作品共时性内容的分析，往往会陷入神秘主义。一般来说，文本的表层结构更多地包含着共时性的特征，而深层结构则更趋向于历时性，体现着文本意义的某些延续。对两种层次的结构，在解读中注意分析和综合把握，能发现记者选择什么样的结构形态。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一种内层的思维结构，即作品潜在的思维状态。这是抽象的，动态的，孕示着文本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成为报道倾向的一种扩充过程。在文本构成的分析中，批评家力求揭示内在的思维结构，才能深入地把握内在意义的组构。

二、由文本解读向批评过渡

面对文本世界中具有意义的各种事实作出自己的理解，追问它们的意义，是对文本进行探究。所以，解读是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不仅表现为对客体把握的技术（方法），也是批评者的基本行为方式。

基于这种认识，解读新闻作品，是对作品文本的理解、解释和建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和交流。有人认为解读“首先是一种感觉活动，人们通过视觉器官认识了语言符号，这些语言符号反映到大脑中转化为概念，许多概念又组合成较大的单位，成为完整的思想，然后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思维活动，联想、评价、想象等”。③这是说，解读的本质有三：一是解读需要“结合头脑中储存的思想材料”；二是解读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思维活动；三是语义信息的筛选和提取要有读者思维的参与，语言材料本身不是信息，必须到文本内容中寻找信息。还有人认为，“解读活动和人的其他活动一样，具有复杂的心理因素，在解读活动中不但可以获取语义内蕴的信息，而且直接影响人的情感、影响人的个性和品格的形成”。④从这些解释来看，解读的内涵包括对作品理解、解释和意义的获取，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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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的“理解与解释”是体现在文本中的精神活动，从文本外部世界理解其“内在的东西”，必然把体验对象的感悟融注到新闻作品中去。批评者希望在对“他人的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扩展自己的世界，获得没有被别人发现的意义。按照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乔治·布莱的说法，解读就是理解和探寻作品的“我思”，“应是一个主体经由客体（作品）达至另一个主体”的过程。⑤换言之，解读新闻，不是简单地对文本呈现的世界加以评论，而是感悟和理解记者在文本中流露出来的意识，发现和认识记者的过程。这是一个从主体经由客体再到记者的探索，反转过来，则是一个与客体有关的主体转移到摆脱了任何客观现实的主体。总括而言，批评者的活动正是与新闻文本的情感和理智的交融与同构。

实际上，一切解读的目的都要克服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陌生和距离，使自己和文本融在一起，从而同化文本意义。这一批评同构能够揭示媒介文本的深层意义。所谓文本同化，就是使最初难以发现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再现自我的理解，把客体的隐蔽意义显化于人们的视觉，并被他人所认同。在解读中，把理解力凌驾在文本之上，向文本敞开自己，接受和创造一个扩大了的自我，使媒介批评在更真实、更深刻的境界中再现现实。所以，批评者的自我创造能力就是发掘文本外在结构不能显露出来的思想追求，在建构批评文本的同时也建构自己，并以另一个文本的创造把自己的机智表现出来。

对新闻文本的解读并非是单方面的解释，而是批评者与文本作者共同破解，把文本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并加以充分地体悟。由于渗入自己的重新开拓，再构出批评者在解读之前所不曾想到的东西，从而使文本的意义更为丰富而厚重。批评者这种能动性的参与，不是对文本“原意”的追索或还原，而是积极的理解、解释和建构过程。这需要批评者以自己的各种感官去品味、去探究，调动全部思索融注入思想悟性。在这里，理解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事象与思想、有限与无限达到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消解了其间的对峙和鸿沟。

解读者的特殊心理活动、独特的情感意志，都将在解读过程中打上印痕，在文本中感悟到的只能是他自己感悟到的东西，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关照和透视。凡是真正优秀的批评者，无不具有这种能动性，无不能够通过表层的文本结构，对文本中唤出的世界作出深层的开拓和创构，见人之所不能见，感人之所不能感。

任何新闻作品都存在“未定点”，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图式框架。我们可以把新闻的“未定点”界定为新闻无须公开说明的一些情况和思想，由此产生的意义缺漏。对于新闻主题来说，称作新闻价值的隐缺。这种情况恰恰使人对新闻的内容产生某种联想。当批评者把文本中的未定点补充起来，新闻批评就铸造了意义圆满。对于记者来说，文本往往是不圆满的，意义的阐发总是相对的，这恰好为批评者驾驭文本提供了难点，也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遇。在解读“对话”中，由于解读主体把新闻价值的隐缺加以填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才获得真正的实现。高层次的媒介批评与新闻解读，绝非仅仅探寻和领悟作品的思想主题，表层地解释文本的结构，而是切入文本的深层领域和内层境界，抵达文本深层的意义。

新闻解读和媒介批评，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这表明解读与批评是一脉相承的，但从本质上看，解读是批评的第一步。解读切入文本的实体，化身于文本，对作品本体进行细致的重构；而媒介批评则是把这种解读表达出来，对新闻文本进行判断和评价，带有浓厚的思辨成分。媒介批评产生于解读，又独立于解读，因为它需要组构一个新的文本。媒介批评超出解读活动，是解读的升华，也是同新闻理论并行的另一种理性化。解读的目的是要达到理解文本意义，批评则不仅要把握文本意义，而且还要创造新的文本揭示这种意义。因此，解读可以加深对新闻的批评，但又不等同于新闻批评。

三、媒介批评中的解释

解释是指对媒介现象及其意义作出说明，以对文本的理解为基础，要把作品放到更广泛的关系中去看它的倾向，并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没有理论层面上的解释，就不会有媒介批评，人们就看不出一篇新闻的更多的价值。

解释新闻作品的前期活动是对它的理解。“理解”这个概念人们通常是这样使用它，即这个概念不仅意味着对记者意指的把握，而且也意味着如何与记者内心世界相吻合这个事实的把握。“理解”包含着认识，像对词义的把握属于真正的认识一样，对意义的把握也同样属于真正的理解。但是，新闻中词义和意义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严格界定分析的目标是必要的。如果要揭示新闻作品中的含义，那么表述含义就是目标所在，这就是解释活动的目的。表述的含义就是作品中文字意欲传达的含义。那么，揭示出它的含义，就体现了批评者的意志，演绎出解释的话语。但这种揭示应是一种客观认识，批评者从记者那里解放出来只是为了使自身有更广泛的理解的可能，以便把与记者的作品发生关联的现实真实地反映出来。据此，把“解释”视为对记者意指的再现和重构，不只是说明本文给我们提供的现有的东西，而且还要阐发那些“未定点”的内容。读完下面这篇新闻，会对这一点有所领悟。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判死刑

新华社讯昨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判决，胡长清因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根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法庭经审理查明，自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胡长清在担任国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期间，先后90次收受、索取江西奥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周雪华（另案处理）、江西金阳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东（另案处理）等18人及江西省商业储运公司的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其中人民币280万余元，美元8万元，港币94万元以及价值97万余元人民币的贵重物品。胡长清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为有关行贿人谋取利益，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

法庭审理还查明，胡长清为了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拉关系，从1997年初至1999年6月，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共计人民币8万元。此外，胡长清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法庭认为，被告人胡长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高级领导干部，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影响坏，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法庭还认为，胡长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并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分别构成了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江西省南昌高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以受贿罪判处胡长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刊2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

（《北京晚报》2000.2.16）

从字面上看，这篇新闻的意指是否只是胡长清的犯罪事实和执行死刑的原因？当然不是，如果我们调动理解的创造性，就会发现记者的其他意欲。比如：胡长清是通过行贿升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说明现行干部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他行贿的8万元给了谁？收受这笔贿赂的人比副省长的权力更重要，为什么没有追究，或者追究了没有报道？这是否在说，在法律面前仍有“优惠者”。反腐败的弹性空间如此之大，胡长清的犯罪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批评者挖掘到这些意义，并在解释中阐述这些意义，才能作出中肯的解释。

记者的意指是新闻作品的原意，隐晦地潜藏在文字后面，新闻作品公开表达的意义称作新闻的文本意义，借助文本结构曲折表现出来，二者的统一和容纳是新闻报道的全部意义。媒介批评对新闻作品的理解不仅探求文本意义，而且要揭示文本背后的原意，准确地对新闻作出解释。

法国哲学解释学的精神领袖保罗·吕格尔，就解释（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与“意义”（meaning）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在解释说明中，我们展开意义与命题的层次；而在理解中，我们由综合从整体上把握或理解了各个部分的意义。”⑥理解和解释的内容都被规定为意义，当意义在整体关系中凸现时，我们就视为理解的实现；当意义被表达或逐次展开时，就是在解释说明。解释和理解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始终是媒介批评中融汇在一起的思维链。解释属于方法范围，理解产生、伴随、完结着解释，因而也包容着解释。它本身并不是方法，但却与解释结合在一起。解释反转来又以分析的方式推进着理解。

传统解释学从来就把理解作为方法问题来研究。在解释一篇新闻作品中，对于字义、作品意义的理解，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恰当的方法去达到理解。方法在这时相对理解而言，要服务于批评。传播解释学解释一部作品，是要通过理解发现作品文字中蕴含着的“原意”或“意义”，这样，理解不过是揭示意义的思维过程和结果，把握文本意义运生的原因。解释始终不能离开理解，或是作为理解的结果，其任务首先是克服历史偏见或个人偏见，以便正确地使用理解的方法。

所有解释的可能性最终都在语言之中，语言的特殊功用是作为理解的外壳，溶合理解的视野并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质上是语言的，在语言之外，没有一个理解和意义的“自在世界”。也就是说，解释主要借助语言才能实现，但不应狭义地认为，解释仅是语言的理解。从形式上讲，理解在非语言的心理层面也可能发生，更确切地说，心理活动卷入语言和非语言方面，但解释只能是语言的。非语言的理解成为可能，是语言提供了心理和文化上的基础，塑造着人的理解力。媒介批评家的解释只能在占有语言之后才会发生，同时要借助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解释新闻中的含义离不开语言，这是指新闻中的语言，同时还包括批评家自己的语言。在新闻中，有许多言外之意可以理解到，媒介批评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解释新闻文本中可以意会到的东西。

人总是在某一特殊历史时间对新闻文本进行理解，那么联系他所生活的背景和眼前的现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可以同时在我们的解释中交互作用，人在历史中理解历史，也在历史的名义下，进入历史的解释。批评者面临一篇新闻，他所得出的结论一旦联想到历史和未来，它的正确性就有可能建立在广阔的时空检验的基础上。每一代人理解自己，是根据他的现在和他对未来的期望，以及他对历史的体验这三向联系展开的。在解释的每一时刻，历史决不能被视作与现在分离的过去，而现在又总指向未来。解释也意味着接纳不熟悉的世界，表现为解释者的视野拓宽，提高对所不熟悉的作品的理解能力。要求对新闻作品的解释达到统一，是对人的理解提出的非历史性的要求。人只要思想着，理解着，就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状态。解释总是多元的。

解释具有创造性，这是来自理解的独到性。媒介批评家不要观察别人的理解，更没有必要服从记者的理解，那样的话，就无法客观地解释文本。解释是理解的外化，而理解同时是创造的过程，创造性的深度和正确程度，决定对新闻作品解释的科学性。创造之所以成为解释过程中要发生的事，在于理解永远是个人的，每个人都在与作品的接触中，瞬间形成了与历史和文化上的交汇，依据生活经验给这种交汇烙上个性。由此推断，批评家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占有他人无法取代的理解视野，容纳他所感知的解释对象。解释者所理解的范围，并不一定是他所理解的内容，有时甚至会与之无关。但另一方面，从认识能力来讲，批评家们不可能在理解中穷尽对象的全部内容。因此，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形成的视野，使解释必然在认识难局中发挥创造性。

在永远无法消除批评主体的个性的前提下，解释媒介时就难免注入个人的东西，甚至歪曲新闻文本的意义。这是媒介批评的最大不幸。但个人理解的视野，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并处在不断变幻的动态中，那么，解释的多元性将迅速消除某些媒介批评家的错误见解。

注释：

①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1版，第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②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1版，第248页

③（奥）夏特•巴姆尔格：《奥地利阅读教育》见《审美教育学》，第1版，第100页，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④曹明海：《文学解读导论》第1版，第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媒介批评范文篇4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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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注释：

媒介批评范文篇5

[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性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今天，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我相信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首先祝贺本次大会圆满召开，也相信本次大会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媒介批评范文篇6

[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性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今天，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我相信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首先祝贺本次大会圆满召开，也相信本次大会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媒介批评范文篇7

论文摘要：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二、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理论与实践即方法论的相互促进。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基本的领域来说，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是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是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三是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

我国的媒介批评概念主要有三种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主要来自传统新闻学的思想，突出对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汪报刊审读”的语境，在当下主要与第二种语境形成勾连，对新闻审读、媒介管理、媒介监督等问题比较关注。

媒介批评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媒介批评的对象。从各论文来看，媒介批评的对象主要包括媒介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媒介行为或活动、社会等。

为使媒介批评更好发展，必须建构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即本土构建。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在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上逐步发展，而且要构建多维的文化视野;把研究对象立足于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大背景下，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把批评的最佳氛围成为对话空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我国媒介批评可以把传统文化批评理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理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等作为合理的资源，建构起以对象为核心，以方法为主体的一个知识体系，使本土构建发挥功效。

媒介批评范文篇8

一、新媒体文学批评的特点

1.自由民主化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带有理论化、专家化特点，批评的声音往往是权威话语。而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则是用平民话语取代权威话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文学之一的网络文学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提供了多元化批评形式，如论坛跟帖、个人博客、微博互动、专家榜单等，大众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个人的审美趣味去评论，观点自由，批评话语直接随意，带有自发性。可以说，个性化的批评方式不仅增加网络文学的阅读量，也促进作者创作内容的更新，网络批评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繁闹景象。批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尽管其中也不乏少数专家学者，但普通草根大众成为网络批评空间的主宰，网络传媒批评彻底颠覆了过去精英的权威话语权，消解了阶级差异和权力关系，主体的批评语言也更加开放自由，这“预示着文化权力关系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体和重构，必然给主导的文学批评形态造成严重冲击”[1]。另外，影视文学批评也更加自由，各大电视台邀请嘉宾评论影视文学作品，有的嘉宾也并非学者专家，尤其是大众都很感兴趣的电视剧、电影大片，其批评者更多的是一般观众，有的甚至是导演和演员自己。新媒体文学批评在互联网、电影电视等媒体技术支持下，充分体现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需求和审美取向，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

2.互动及时性在电子媒介的推动下，网络批评和手机短信文学批评方便快捷、迅速及时，实现了互动交流。互动性是鉴赏、审美、文学批评的关键，没有互动交流的批评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学价值。“新媒体的交互性交流与现代媒体单向性的传播相比，把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共同参与美感体验，甚至难分彼此。这样的审美不是静观和沉思，也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是无边的和开放的。”[2]互动式交流使文学文本的意义更加多元化，可以激发创作者的灵感。如网络文学作者李寻欢谈到自己的作品有人跟贴后的感觉是：“由于是发表在网络上，发表的当天就有人叫好，希望第二天可以看其他新内容，这种感觉督促着我连续10天在一个非常亢奋的创作状态里。”[3]另外，新媒体媒介空间带有虚拟性，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可以使批评者畅所欲言，许多潜在、隐匿的情感均可以自由表达。迅速及时的批评也打破传统文学批评的时空限制，使文学鉴赏批评更加方便快捷，如新影视剧刚刚播出或畅销书刚刚出版，网络、手机等媒介批评反馈就及时出现，这种速度和效率比过去杂志社收集文章、发表批评迅速许多。

3.娱乐通俗化新媒体文学批评相比传统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严肃性等特点，呈现出娱乐化、通俗化倾向。新媒体媒介特征本身就带有“祛魅”性和后现代性，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介的自由开放消解了经典与神圣，出现酷评、娱评乃至艳俗的批评，甚至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批评也可以以电视节目的娱乐方式传播，而使得新媒体文学批评成为个人表演、取悦大众、获取名声的舞台。审美倾向定位于表层的娱乐，以炫酷、恶搞、戏仿等方式嬉笑怒骂，使传统文学批评的教诲言说被平民话语游戏所取代。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说，相比于传统文学批评语言更加活泼生动，灵巧犀利，批评语言呈现口语化、生活化、个性化、随意性，如手机短信文学的语言就颇为通俗：“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煽动男女出轨；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这样的批评语言带有调侃和讽刺意味，批评当下所谓的时髦学问和道德问题。另外，批评形式在媒介影响下，不仅仅表现为文字批评，有时简单的一个符号也可以表达批评者的情绪和意见，凸显趣味性，加之网络形式有字数限制，所以媒介批评往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

4.形式多样性传统文学批评主要以纸质媒介文字为主，而新媒体文学批评形式逐渐泛化。“比如媒体的炒作可以看做是某种形式的文学批评，采用视频方式对文本‘说三道四’是批评形式之一，在网上发起对某一本书的投票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文学批评样式。”[4]此外，网络各种论坛、个人博客、微博互动、手机短信，以及电视访谈、文学专栏节目等充分利用电子媒体优势，影像、声音、色彩、动画调动大众的感官享受，使文学批评更加有声有色，妙趣横生。

二、新媒体文学批评的误区

尽管新媒体文学批评有着传统文学批评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电子媒介所营造的批评空间倾向于感性的、情绪化的批评，缺乏较深的理性思考，呈现较混乱的局面，其庞杂无序、过于庸俗的状态，往往会在市场化与经济利益驱使下偏离真正的艺术审美，导致新媒体文学批评产生了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变化，使新媒体文学批评陷入误区。

1.娱乐化倾向严重过于随意、自由、趣味化的言说使媒介批评注重个体的自娱自乐，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艺术责任、社会影响、审美意义被网络媒体虚拟空间所遮蔽，虚拟主体身份使批评者缺乏根本的道德评价标准，大众往往躲避崇高，逃离沉重话题，削减了文学批评的深度，出现零碎化、媚俗化、平面化的后现代倾向。如在某些文学网站上评选优秀文学作品，有些人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态，评选出庸俗作品排行榜，以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此类批评彻底颠覆了文学批评的严肃性，是缺乏艺术责任的表现。

2.形式过于粗俗网络的匿名特点使新媒体文学批评陷入无聊的口水仗，甚至是恶搞、戏仿、粗俗的批评。著名学者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在网络上有一段争论，白烨说：“他(韩寒)写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短文，进行脏话连篇的谩骂式批评。因为一上来就是这种非理性又非善意的辱骂，使得没有办法进行正常对话。于是，我只好关闭博客。因此，这样一个‘遭遇战’，随之就变成了‘口水战’，并没有真正争论起来。”[5]过度的自由言说有时会伤害彼此真诚的交流，导致对创作者和其他读者的不尊重。

3.新闻炒作趋势凸显新媒体文学批评更加倾向于新闻炒作。“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与传统批评的精英化、学术化、经典化已渐行渐远，呈现出主体大众化、性质新闻化、运作市场化的特点。”[6]媒体批评离不开新闻媒介，“现在的文学批评很多是通过新闻形式，或本身带有新闻的特点，通过新闻报道把文学批评的声音传达出来,把这个时代文学的信息传达出来。”[7]所以新媒体文学批评与新闻信息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没有信息传播也就没有媒介批评，而且信息传达非常及时，“表现为批评的新闻及时性，一部作品刚问世，甚至还没有进入市场就已进入评论，而且是即看即评即发表，具有新闻报道的及时性效果”[8]。另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为了给文学作品做宣传，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进行舆论造势，大势炒作。尤其是影视作品评论的及时性更强，更有甚者直接以新闻炒作的形式传播批评。媒体批评本身具有商业属性，文学作品为了占据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必须借助媒体宣传，如媒体见面会或签名销售等多种形式。这种批评宣传并没有真正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注重批评的轰动效应。这种基于娱乐目的急功近利化评论，失去了文学批评的真正意义。

三、新媒体文学批评的策略

1.确立责任观念批评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一定的使命感，不可随波逐流，迎合媚俗而批评。目前，有许多学者放弃严肃的批评立场，参与网络文学炒作，或爆料名家的生活，或与商家合谋获取利益，这些做法都不利于新媒体文学的发展。批评家应有自己的批评立场与价值观念，对文学现象和文化态势做出中肯、理性的客观评价。

2.运用理性化、艺术化的文学批评语言批评者要注意运用适当得体的文学批评语言。语言风格是文学批评的关键，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媒介的多种功能，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也丰富多彩，但要使文学批评进入更高境界，就不能用很肤浅的语言或简单的符号加以评判，避免运用过于通俗的语言或流行语，而应运用理性化、艺术化的语言，使批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新媒体文学的批评语言有自身的特色，尤其是网络用语、手机短信的语言既要保持大众化的叙事风格，又要避免过于世俗化，应从文学批评语言的审美性入手，对日常语言、网络语言进行比较分析，针对新媒体文学的独特性，在传统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批评话语系统。许多网络文学的批评应巧妙地把握其中的尺度，对网络小说、网络诗歌、网络戏剧及网络散文等文体的批评和解读，要注意与传统小说、诗歌、戏剧及散文批评语言的区别和对比，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既要分析出网络诗歌语言与传统诗歌语言同样的抒情性，又要突出网络诗歌的超文本技术特点及口语化的抒情风格，从而较好地把握网络文学批评语言的个性特征，增强语言的艺术性和文本的精神内涵。同时批评语言要注意沟通性，实现批评者与读者或作者的互动交流，真正建构技术性、审美性、互动性的全新批评话语。

3.正确引导媒体新媒体文学批评需要正确引导。如在一些文学网站上设立学者批评专栏，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对优秀作品进行批评，对读者阅读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同时也可以提高媒体批评的质量。引导式批评需要互动对话，既有专家的引导，也有读者的反馈，更有大众的多元意见，使文学批评真正实现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如托多洛夫所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交汇，对话批评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品谈。”[9]新媒体文学批评有了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介的依托，传递信息更加快捷，反馈交流更加快速，相比于传统学院派的批评更加灵活多变，互动对话性更强。因此，应有效利用媒介优势，使批评既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又追求阅读感性经验的回归，实现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互补互动。

媒介批评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网络媒体；属性；在线文学批评

伴随着科技、文化的演进，文学的载体经历了从口传、石质、竹质、丝质、纸质到电子的变化。在网络时代，文学批评形成了非在线批评与在线批评的存在状态。在线批评作为依托现代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文学批评现象，势必打上网络载体技术属性的烙印。网络在线批评不仅仅是传播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文学批评展现的方式。网络媒体技术属性的多媒体融合、传递的即时性、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媒介资源的丰富化，对在线批评的思维模式、艺术手段、批评内容、话语权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目前，国内对网络写作与网络原创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非在线网络文学批评，另一类是在线网络文学批评。在线网络文学批评指的是网络批评者在网络上直接写作，批评帖子总是首发于大大小小网络文学网站。”这两类批评的对象一致。非在线网络文学批评，主要是传统的学理性批评方式。在线批评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交互性的“在场”特征。“在线文学批评”的提出，规避了对批评对象——网络文学外延的界定，只从批评写作、发表的媒体技术方式上界定，包括即兴式的“跟帖”批评、体悟式的诗话评点、博客评论，口这种分类方式更好地为网络媒体属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提供清晰的路径。

一、多媒体融合，构筑了在线文学批评感性化的思维模式和艺术手段

(一)网络书写的多媒体的符号

网络书写的文字符号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感性化、视觉化的图景。网络语言的创新，层出不穷，如：“斑竹”、“美眉”、“白骨精”。传统词语在网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内涵。如：“恐龙”(丑女)、“青蛙”(丑男)。大量运用数字、标点符号等抽象的符号表达形象的意义，如：88(再见)，：一)(微笑)。

在语音和文字上省略使用：酱紫(这样子)、cc(哥哥)。对事物的可爱化、陌生化表达：东东(东西)、偶(我)。英文简称的使用：DIY(自己动手制作)。图片、视频、音频、动漫的使用，强化了表意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清晰、简单。这种网络多媒体语言用形象取代了概念，以出其不意的组合秩序打破了循规蹈矩的传统语言结构，杨毅认为其“对我们现存的语言美学和语言逻辑，都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冲击和反叛，这种语言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原始性和大众化。”

(二)网络媒体属性对认知方式的改变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写道：“虽然技术的效果并未在意见和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但却逐渐地且不可避免的改变了‘感官作用的比例’或理解的形式。”“原始人重用所有的5种感官——嗅觉、触觉、听觉、视觉、味觉，其思维方式是立体的、感性化的。但是在印刷条件下，文字符号的线性书写只强调视觉，这影响了我们的思考，使思想变成线性的、连续的、规则的、重复的和逻辑的。它使人类的思考可以与感情分开。”嗍因为视觉文化集中于细节，并把细节从整体中分化抽象出来，它推动了人们对事物的抽象深层的认识。与印刷媒介相反的是，电视电子媒介强调的是更多的感觉，是视觉、听觉、触觉的综合，扩展了人们的感觉范围、更大限度完成了人的延伸。麦克卢汉提出，电视电子媒介可能恢复印刷媒介所破坏的感官比例，实现感官的“再统合”。

网络通过潜移默化的“感官综合”，改变着认识世界的手段、思维方式及其表达路径。它使认知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视觉的理性思维，而是借助嗅觉、触觉、听觉、视觉、味觉，综合运用理性和感性的思维方式。它带来了文学批评形式的诸多变化，例如即兴化、点评式等，促进了文学批评语言的更高程度口语化、情绪化和幽默化，当然更带来了批评内容的通俗化．

(三)在线批评是感性化的思维模式和艺术手段

在线批评从抽象、单一的文字形式转变为形象、生动的，同时有图、文、影、音的多维立体表达形式。“网络文学应当是一种超级多媒体语言艺术”(葛红兵)，工具的变化根本地、内在地导致了思维模式的感性化。网络批评呈现短小化、口语化、即兴式、直觉性，结构比较松散，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与传统纸质文学批评重逻辑、强理论的特征迥然不同。利用网络所提供的多媒体符号进行批评，成为在线批评的特征。散宜生，早在1993年中文国际网站刚刚兴起的时候，就被评为“网文八大家”之一，以文学评论见长的他，在1995年7月间就曾对几个活跃在海外网络华文做出精妙的评点。其批评继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精髓——神韵评点式批评。注重整体神韵的评点式批评不可能是铺陈理论、讲究体系、论述繁长，寥寥几句主观意趣，展示出批评者的情趣感悟。批评者阅读网友的作品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与自己的情感意趣相交融吐纳的对象，所以批评者能够穿透作品的枝节、表面而直取作品的神韵和精髓。

再如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作者胡戈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借用了电影《无极》中的人物、场景，套用了中央电视台《法制报道》栏目的框架，通过极富创造的想象力，虚拟了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情节，对《无极》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改造”。这种全新的表达形式所具有的表现力和表现效果，是纸质文学批评所不能比拟的。

二、网络传播的双向性和开放性，打破传统话语垄断，彰显批评争论本性

网络媒体的传播系统本身具有双向渠道。电子邮件、BBS、BLOG、博客等都具有充分的互动功能。受众在一定的技术授权之下可以成为信息的主体。受众可以与传播者进行远距离瞬时地沟通。

(一)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垄断

“网络是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的文化空间，其平等性、兼容性、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它得以保持平民姿态，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人群开启话语权。”网络技术上的平等性，无情地解构了文学批评话语被权威占据、纸质出版的状况。“英尼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方式。传播媒介是人们行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利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改变社会组织原有的形态，打破某些人原有的垄断权。”

在线批评的大众化身份冲垮了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只能由专家学者去写，大众缺乏批评能力的旧观念。“相对来说，网络批评更能表达批评的自由精神。传统批评的发表加之必然地伴随着‘权力审查’…我在这里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种说法的，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审查’，而且有所谓学科体制、学术规范，标准、水平等等‘权力’运作的‘审查’。这样势必就把大部分人排除在批评的权利之外。而且，就是那些够水平、合规范的批评家的表达，也受到相当的限制和束缚，很多个人性的东西也被排除在批评之外。网络批评的运行过程当然也存在隐蔽的‘权力场’，不过相对说来，空间是开拓了许多，自由度也增加了。”

在线批评的大众化主体，既繁荣了文学批评，又能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解读网络作品，更为网络草根受众提供了表意机会。当然，这种现实也提出了批评标准重新建构的问题。

(二)回归文学批评争论本性

在线批评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跨时空、实时互动。作者、读、者、评论者之间，在即时交流即时反馈的“头脑风暴”中引发观点、碰撞见解。加之网络匿名特性，发表宽松，在线批评不管是欣赏还是批驳，直指要害，不隐讳。即时互动批评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规范化、理论化、反馈周期较长的现实，通过互动激发出人的智慧和情感魅力，使喜于阅读接受，增加创作动力。

“比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一书的成功，作者自认为是和网友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的。在线批评与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突出了读者的意见对文学创作起着升华、导向的作用。在线批评加深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三、网络资源的大容量、超文本链接。导致了在线批评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

(一)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在线批评的大容量

数字化指的是在电子信号的传输方式上，用数字压缩(dita1)方式来取代传统的信号模拟(analog)方式。数字化后不仅信息的保真性更强，传输质量更高，而且能够大幅度节约电波频率资源。这种容纳信息的能力，突破了纸质文学批评刊物的刊号、版面限制，存贮了数量众多的在线批评文本，在数量上挑战了传统权威。但同时大量的信息和信息的易得性，消解了受众对在线批评文本的尊重和珍惜。

(二)在线批评通过超文本链接的形式立体空间地组接

“超文本”(hypertext)是运用数码链接和“万维网”技术实现的非顺序访问信息、阅读文本的方法，它带来了文本的多线性、不确定性和能动选择性，使文字书写固定的所指变成“滑动的所指”，话语关联从“线”的纵向诠释走向“点线结合”的横向交织。

媒介批评范文篇10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的具体含义与研究范畴。2000年6月，著者在《电视批评论》中认为，电视批评就是指“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1]此后，经过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结合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电视批评学》中，对这一概念修订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2]。在此前后，胡智锋、周安华、时统宇、徐荃乐、王君超、刘建明、李道新、应天常等各位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重于艺术或侧重于传播对电视批评的概念规范问题进行了论述。[3]

从总体实践来看，这些论述都侧重于从批评本身进行界定，而对其在电视研究中的学科定位与自身谱系却均缺乏必要的观照与清晰地梳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问题，著者借鉴刘若愚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方法[4]，主张把电视研究从宏观体系上整体划分为电视史和电视批评两大门类。这里的电视批评，实际上包含了具体的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见图1-1）。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叙述范围，即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对电视批评整体进行历史向度上的梳理、统纳与评点。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的主要指向是历史的，其次则是分析和评点的（参见图1-2）。

二、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原因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建构上，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已成为中国电视研究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完善电视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虽然自2000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有关电视批评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但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学术视野对电视批评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

在这些著作中，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曹祖龙的《影视批评学大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上海大学出版，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晔原的《电视剧批评与欣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宏生等人的《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张文娟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王艳玲的《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研究的最新状况和最高成果。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侧重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内容体系，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向度上，对中国电视批评现象和理论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历史性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刘建明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工作虽已基本告竣，但其重点却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思想状况的研究而不在对具体媒介领域的分析上，其作为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也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具体媒介批评史的意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早已拥有自己批评史的状况相比，中国电视研究领域批评史建构的滞后与缺失已经让电视批评实践和学科建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遭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和身份质疑。丧失了扎实深厚的史学生长平台，电视批评实践的辉煌也就失去发展的镜鉴和检点的基础，而理应由其承担的指导现实、瞻望未来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这种状况下随之宣告失位，这已经成为令实践者和研究者倍感忧心的问题之一。

（二）研治中国媒介通史尤其是广播电视通史的需要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研究从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出版以来，逐渐步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郭镇之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以电视媒介发展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国电视媒体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间的发展历程。之后，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钟艺兵/黄望南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张庆/胡星亮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陈志昂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04）、乔云霞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等以广电通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纷纷问世。这其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也在1997年简编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但是，这些以“简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学著作却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专题史研究不足的尴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广播电视专题史研究的匮乏与薄弱“使得大部头的‘简史’、‘通史’的内容显得先天不足”，通过对“通史”或“简史”的阅读，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记录，而不能对诸如体制的变迁、制度的建设、节目形态的递进和沿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构电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性专题史（包括文化史、批评史、传播史、艺术史和各种具体形态具体领域内的研究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电视批评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长远切实的层面上对电视媒体传播实践活动形成指导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电视批评现存史料的需要

作为一个有始无终的开放现象，电视批评已经完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批评史实和相关资料。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一年，全国就出版和发表有关电视研究的书籍与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261部/4419篇，5年内增幅达到150.96%和50.41%。无论是从“鉴古”的层面上，还是从“知今”的层面上，对这些史实和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经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为。美国媒介批评家RobertLShayon曾说，媒介批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还要重要，[6]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构，也有着超越电视批评学术研究狭隘一隅的普泛性社会意义。

三、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视野维度

中国电视批评实践一向分为业务性电视批评和理论性电视批评两个大的域畴，业务性电视批评多就业务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诸如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广告等具体节目形态的批评、对节目主持人的批评、对节目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的批评、对电视媒体具体管理和运营环节的批评等；理论性批评则多就电视自身建设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它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本质理论发展的研究；二是对电视外部关系理论的研究,包括电视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三是对电视本体理论的研究。电视本体理论包括电视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电视语言学电视心理学电视美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7]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电视批评业务与理论研究的多重维度，从而也成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必须直面相对的对象和场域（参见图1-3）。

广义的电视批评还包括了电视评论，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等均是其在不同发展向度与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作为电视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电视理念批评承担着对电视研究理论既建构又解构的任务，它既要从鲜活的具体批评实践出发，又需要超越单纯的口头批评实践，将其中的批评意识抽象升华为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念形态。电视现象批评，则以其纷纭变幻、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成为电视批评家为关注的另一项批评内容。所以，对电视现象的批评必须认识到电视现象与电视批评的关系、电视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电视节目也是电视批评的主要对象和立论基础，电视节目的形态是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因此，分析电视节目形态与电视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是电视批评的主要表征。电视创作主体作为电视传播和艺术创造的基源，同样是电视批评所要涉及的重要对象之一，对电视创作者的批评可从技术专业、艺术美学、思想政治、市场商业四个价值取向来进行；从批评实践来看，又可从社会系统、电视系统、创作主体、文本系统四个角度来进行。

从电视批评的空间与范畴来看，电视批评又涵盖了批评的基本理念、批评的审美阐释、批评主体的内在意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文本等内容。电视批评的基本理念有选题视角的针对性，方法理念的科学性、知识的综合性、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等。电视批评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对包括电视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现象、审美表现以及审美理论等在内的内容进行证述阐释。另外，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本人也是构成电视批评研究的一重重要维度，批评家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包括明确的导向意识、开放的美学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敏锐的语言意识、成熟的思维意识、多元的知识结构等，都应该也必须纳入到电视批评史的研究视阈中来。

四、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理论范式

（一）以批评理念变迁为线索的结构体系

理论范式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须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就是指赖以对电视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一同遵守的批评理念与逻辑架构问题。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思维逻辑却会保持相对地齐整和统一。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电视批评理念的变迁和传播形态的沿革具有着贯穿历史古今的线索意义。

以此为基点，观照中国电视批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相对齐整地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最早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极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电视观众，像田汉、吴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接过实践者手中的批评火炬，成为从事电视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他新闻业者和广大电视观众也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二）以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为结构框架的批评模式

现象－系统－模式－概念是建构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所有的现象梳理和历史勾勒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整体观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下，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每一种具体批评理论和对每一个具体批评家的历史评述都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的模式。在这重模式中，批评标准、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三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它们以电视批评实践中的相关概念和话语体系为支撑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批评系统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讲，这重批评模式实际上也是维系主客体之间恒定批评秩序并保持其相应批评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电视批评史中所有的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问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问题、批评家的理论见解和批评对象的实际发展问题、批评整体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问题、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有时会重合）之间的斥合互动问题都有赖于纳入这重模式的沟通和整理之下，这个问题主导着批评史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和叙述效果，也主导着批评史话语表达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维度。

（三）以叙述立场的辩证选择为出发点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尤其是批评史叙述，都无法回避叙述立场的选择问题。叙述立场的选择，反映在具体的建构层面，实际就是指学科建构过程中创构者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问题。历史绝对主义观点、历史相对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了这种叙述立场选择的三分视野。

历史绝对主义以追求历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机械呈现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割裂著述者主观介入既成事实的方式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历史观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悖论，而且对于实践特色极为明显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也明显无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学建构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观因素的渗入，机械的校勘和考订并不能完成批评史所有的历史叙述任务，也更无法达到其助益现实的最高追求。历史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现象和事件，均可以摆脱原有历史情境的制约和规范进行随意阐释和发掘。如果说历史绝对主义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发展的观点的话，那么相对主义则是故意削平了历史发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兼顾了客观性原则和逻辑性原理的统一，在阐释描述历史时不但注意了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考虑到阐释客体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到阐释客体出现以后一切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辩证关系的存在问题，从而相对完整地实现了电视批评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的互通与融合，成为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话语阐释方式和叙述立场。

五、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方法

（一）学理审视与历史体认交融

“批评史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也不是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思考”。[8]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所面对的时间段落虽不算长，但由于电视传媒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批评群体的多样性与活跃性，却资料浩繁，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自然就成为研治电视批评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史学门类，电视批评史必须接受历史发展前存在、学理审视后跟进的治史通则，这就产生了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过去，对其原初情境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又需要立足当下，作现时地观照。解决过去和现在、回望和前瞻难以并行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情感的培养和造就。“历史情感是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强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学情感那样，通过虚构和浓缩，表现得夸张而热烈……历史情感的力量来自它的真实……”[9]这种历史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会为我们在过去与现时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为我们的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建构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台。

（二）宏观论述与微观阐析结合

建构电视批评史和做任何学问与研究一样，既要有宏观层次上的理论、观点、方法、模式等系统的支撑，也要有对具体批评家、具体批评理论和具体批评事件的观照。如果说历史时空和理论维度是一个大的逻辑性建构，那么具体的材料和史实便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砖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当、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完美建设。

叶兢耕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曾说，“研究文学批评就得先从文学批评的本身——批评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寻中间的脉络，也即是史的发展，然后贯穿起来，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学批评史的间架”。[10]这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电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史实资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会自发地给建构者提供研治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术链条和内在逻辑，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论”的构架里来考察，才可能揭示出电视批评发展错综复杂的面貌。例如对于1979年年初中国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的争论、对于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播出后所产生的社会大讨论、对于1990年末播出的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不同批评声音等现象，如果脱离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我们就很难彻底理清它们对于电视传播观念本身、对于电视批评者群体和对于电视制作者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给它们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反之离开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案，历史视野和理论维度也会失去脚踏实地的依著，显得空茫并塌缩。

（三）主次分明与详略轻重并行

由于中国电视批评史所涉及的层面和领域横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诸如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等等，再加上电视媒体领域本身理论研究的细分，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平均用力，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事实上，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总”，选择与删减是其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当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批评史具体领域内的深入研究，诸如文化研究、经济技术研究、艺术理论研究、本体美学研究、产业与传播研究等则需要更为专门的批评史的出现。

（四）史德与史识兼容共生

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由于所牵涉到的评述对象大都还与建构者处于同一时空之下，而且有可能还是自己的师友或亲好，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坚持批评标准实事求是的难度。要做到既不随意吹捧贬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为自己或师友谋取声誉与利益，没有良好的史德无疑是行不通的。史识同样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建构过程当中建构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史识，就无法做到去芜存精、辩伪存真，也就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真实地有意义地总结，也就更无法为电视批评的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提供镜鉴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德与史识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先决条件。中国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11]，美国著名批评史学家雷内•韦勒克的这一观点正好切中了中国电视批评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批评史应该是一个富有提问并具有应答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当下及未来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实践，而不应该只是以一个单纯的被动者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学研究除了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即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现实联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12]电视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性和目的性极为明显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对电视文本的阐释与解析、对电视传播的监督与匡正、对电视功能的引导与疏通，无不同社会现实发生着密切地联系。以电视批评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对电视媒体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多维观照与系统梳理，无疑会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文化调整、媒介解体重构关键时期的中国电视实践，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参考，为其当下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带来指导意义和助推作用。关键词：电视批评史建构维度范式方法

[摘要]：

本文以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为依据，参照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首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相关论述参见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天常《电视批评：在探索中前行》（《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静郁《多生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批评》（中国传媒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

[4]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7]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8]杨冬：《批评史的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郭镇之：《历史与情感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6期。

[10]张国风：《清华学者论文学——《新生报》副刊选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