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十篇

媒介文化论文篇1

如何理解当下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文化的共生性问题。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生共荣、亦此亦彼的关系。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均是依媒体而存在，依媒体而发展。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在谈到大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关照大众媒介本身，从大众媒介自身传播特征的转变，及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做出深刻分析。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自身制造与传播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全部的时候。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霍尔就曾在1977年界定过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他认为。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戴安娜·克兰特别强调，有时媒体为了达到这种三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目的，往往运用下面技巧：(1)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重要性：(2)根据占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剥削其他社会阶级的程度，掩饰或隐藏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3)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集体解决办法；(4)兼收并蓄各种对立的或有分歧的视点，从而缓和它们之间的差异；(5)通过掩饰社会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一种社会和谐的幻象。因为社会系统内部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媒体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社会和谐和完全接受主导意识形态。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介的政治意义都突出体现在其工具性、引导性方面，这是媒介文化的规律性使然。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

3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

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从消费主义去考虑的，一是反映在媒介在推进人们生活消费方面，二是媒介自身也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消费的商品。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媒介促成的传媒产业、文化消费，方兴未艾。在今天，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商、受众的消费市场。这种媒介消费一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去实现的：

其一是大量对生活类商品的报道，包括对广告内容的选择等。久而久之，这样一些报道对受众起到一个对消费生活的诱导和引导作用。

其二是媒介节目，特别是电视的大量娱乐性节目，为受众提供充分的消遣功能。这种娱乐化以近年来的“超女”为典型，包括一些情感类节目。

以这样两个途径为主要载体内容，融市场、媒介、文化、受众为一体，导致了当下我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急剧扩张，媒体在其中不仅成了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引导者，更是实践者。以致像默多克这样的传媒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展望中国时，都不无溢美的指出，中国已经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

媒介的传播便利性，信息的有用性、使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而这种消费从另一个方面，也大大地滋养了媒体本身。同时，大众消费为受众制造了一种便利、简捷的商品民主化，有时甚至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一个成熟的、发展中的媒体，在今天，其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产品，而是影响人们消费生活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诱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牢固地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充斥其生存空间。

4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

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更多是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去考虑的。不管是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是詹姆士·弥尔顿，他们对公共领域都有精到的论述。在当下公共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柯伦(1991)曾讲过：可以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共领域中一个标准的中立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广泛获得影响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讨论；所有参与者一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理性的辩论，共同做出决策。这些结果转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大众传播通过为公共辩论提供阵地并把个体的公民重新组成一个以舆论为形式的公共团体，从而完善了这个辩论过程。

而美国的罗森甚至强调，“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英国的麦克奈尔在谈到公共领域建设时，特别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要从五个方面深入其中：

第一，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作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

第二，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四，媒体必须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

第五，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

这五个方面，包括了告知、育民、议政、监督、通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在公共领域建设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有所作为，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在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引导方面，大众媒体已经比较自觉和主动地设置一些议程，且收到较好效果。不管是对非典的报道，还是孙志刚事件的监督，特别是今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及先前的奥运圣火传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媒体，第29届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将如何?5媒介文化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媒介化了，人们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信息人、媒介人。人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不仅已经程序化，实际上许多都已经文本化了。媒介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讯、流媒体、即时新闻、播客与博客、数字通讯等。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地被媒体所包围，成了围城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媒体完成的。在这个围城中，媒体文化不仅仅是生活内容，也是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也是精神享受。但是，有一个现象往往被人们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即：现实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轻，虚拟环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其次。媒介围城亦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公共性越来越多，私密性越来越少，更多的内容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

诚然，大众媒介最主要的社会意义还体现在如何有效地推进、促进受众形成一种共识创造了快捷条件。这主要是可以借助传播理论来架构一个人们都易于接受的形式或模型，提供一种事实，同时包括对这种事实的欣赏与解读。1989年，由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提出的“阐释包”的方法是其中的有效形式之一，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

6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

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是指西方把媒体看成是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提并论的四种权力。其意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对自由的理解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的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就曾提出：

其一，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因此放松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是宪法赋予媒体的一种保障，也是媒体的天职。

其二，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在真实和虚假的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

其三，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

其四，传媒业应成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企业，按照自由经济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其兴衰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程度。

其五，表达自由是寻求真理、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好办法。

一般讲，媒介不能作为一种权力。有专家提出“今天的大众传媒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源泉”。甚至有专家明确提出新闻传媒拥有两种权力，即：一是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力，二是评价事实、表达舆论和监督社会的权力。我比较赞成新闻是一种媒介影响力，不仅对一般受众，也是对政治家。英国离任首相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走上政治舞台，得益于媒体成就了政治生涯。他曾坦白的承认：“作为领导人物，除了为真正重大的事务做决策之外，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应付媒体。因为媒体的覆盖和影响大。媒体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围绕着媒体。”

对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学界早有不同看法。约翰·菲斯克从“知识就是权力”切人，解读媒介权力。他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构建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关键。知识的权力必须尽量在两个维度上行使自身。首先真实控制“现实”，使实在变成可知的事物，它使得作为一种推理建构来创造它成为必要，这种建构的专制性和不适当都尽可能地被掩盖了。第二种努力是要让这种推理(因而也是社会政治的)建构的真实被那些其利益也许不必通过接受它而被服务的人作为真理接受。推理权力包括建构一种现实(感)并尽可能广泛而顺利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现实的努力。

而约翰·菲斯克根据电视新闻从权力与抵制的两个坐标进行考察，他特别注重人们是通过生产事实来统治。新闻是一种社会控制媒体，有非常重要的“推理”职能，通过这种推理，实现对“事件”的控制，而这样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推理权力，就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权力了。

实际上，新闻告知人们的已经早已不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文本传播，更多的是夹杂了许多统治阶级主导价值观的东西。“新闻是一种破碎的意象的拼贴，每一个意象都会产生更多的意象，唤醒更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类像——一种没有原件的完美拷贝。新闻是意象的意象，最终的超级现实主义。历史档案在今天新闻中的应用否定了历史的差异，它否定了历史性并将所有的事物都瓦解后揉进了一种后现代的当下之中”。

对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来讲，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更多的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作为舆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其次是把提供资讯服务作为公意民意的监督功能，这种公意、民意是在提供资讯中形成的，是在知晓中达到对政府施政的监督作用，或者说是“守望”功能。

我们应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我认为，要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有很强的公信力。二是要彰显和谐，三是与时俱进、突出创新。、

1建设一个公信力强的媒介文化

媒介公信力，说到底是媒介在公众当中的一种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当下，建构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首先要解决好党报、主流媒体的示范意义，影响作用。

媒介公信力，要注意凝练媒体理念。媒体理念是沉积的品牌，是一个媒体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不懈努力铸就的文化形象，其影响力是久远的。媒介理念成就媒介影响力、公信力。近年来，国内许多报纸在凝练理念，铸就公信力方面颇下功夫。像湖北日报的“责任铸就公信力”，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河南日报的“时代高度，中原向导”。南方都市报的“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广州日报的“追求最出色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高层次读者，高品质内容，高品位格调，高水平形象”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彰显媒体个性的媒体理念和办报人的新闻理想与职业追求。

笔者以为，党报以及央视和省级卫视，在引领建构有公信力媒介文化中，要充分彰显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领唱作用。其一，体现主流媒体在解读党的政策，资讯服务方面的权威性，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这种解读，要体现关注公共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吸引读者文本价值方面。其二，在构筑公共舆论平台方面，彰显两个喉舌的沟通作用，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其三，在舆论监督方面。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的原则。其四，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媒体的职业操守上，要树正气，要在解疑释惑等方面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当下新闻媒体的属性使然：意识取向的新闻事业与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转型时代的格局使然：进退交织、新旧交替，观念交战；思想多元的价值使然：启蒙的使命责任；信息爆炸的困扰使然：信息超市与信息精品店，信息原料与信息营养。

2建构一个和谐的媒介文化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和谐文化”，这对媒介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机遇是讲为媒体文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说挑战是讲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自古就有“和”的传统，从孑L子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仁为美”、“中庸之为德”，一直到“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一种“和”的精神，爱国、爱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精神。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凸现，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这恰恰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深层原因。郑功成教授明确提出当下社会中的“十大不和谐因素”，即：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四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七是效益与公平失衡；八是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失衡；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十大不和谐因素，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二是利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媒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之矢的作用。舆论引导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大多数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它们往往集中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就是普遍性的特点，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诱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引导舆论中，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思想，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因此，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经常不过断地去琢磨，精心策划。防止片面性。做好舆论引导，要深刻理解同志5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的，“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3建设一个创新的媒介文化

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意志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媒体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直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等，广播电视、数字通讯、网络、新媒体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虚拟环境，对传统的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转模式上看，由以往的行政拨款支撑媒体运转，到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

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免费信息享用者，成为当下媒介信息的主动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特别是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大众化消费，转变到今天的分众化消费、小众化消费，受众使用媒介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MP3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核心要素，受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上帝。

从体制上。媒体已从过去的事业单位、事业性质，转变为今天的企业单位、集团性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从职能上，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教育本位，向服务型功能转变；从过去的“护”、“褒”，转变到现在的宣传引导与舆论监督并重。特别是加入WTO后，给我国的媒介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做出任何承诺。但中国已经“人世”，中国报业已经“人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做出积极的正面应对。

新闻领域里面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得它所彰显出来的已不再只是一门单纯的学问或学科，有时甚至更加世俗化了。比如，新闻更带有：一种突出的功利性；一种更大的意志性：一种太多的包装性：一种极强的工具性：一种背反的异化性；一种渐现的失落性等。新闻明显的成为党派斗争的舆论工具。信息已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现在，媒体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也因媒体的这种工具性而堕落。政治家们都非常在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反应。笔者以为，今天的新闻正经历从“无我”到“有我”，由“传”变“源”这样一种转化。过去一段时间或者在几年前，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共舆论的主体。今天，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时代，草根民众已经在社会公共舆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不管你承认与否，由过去那种大众传媒登高一呼，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大众传媒在主导、引导公共舆论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媒介环境称之为“后大众传媒时代”。

新闻客观性受到严峻挑战。客观、公正，是新闻的本质与准则。但是在今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均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反应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新闻人物报道中的欺骗性；媒体发展中的经济依赖性；利益集团对媒体的制约性；受众对新闻时效普遍要求；政治事件中的价值冲突性；政府机构对新闻报道的监控等。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文化必须创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体制。比如：在创新体制方面，以往我们是计划经济，事业单位，不存在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养活自己。既要担负起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能，又要在市场的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的途径。因此，从体制、机制上要创新。比如近年来成立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文化产业等。在创新形式方面。不管是广电还是报纸、网络，受众的品位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媒介文化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上下功夫，包括媒介质态、形态等方面。

这种创新的媒介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不竭的创新能力。今天的媒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受众消费文化，受众是否消费，爱看不爱看，爱听不爱听，爱买不爱买……，受众真正成了媒介文化生存发展的衣食父母。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在产业模式上。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在管理模式上。要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在竞争模式上，要从同质竞争到策划竞争；在发展模式上，要从规模竞争到品牌竞争；在话语模式上，要从灌输说教到平等传播、从概念套话到陈述事实、从官腔官话到亲民近民、从长官意志到公共话题等。尤其是对主流媒体来讲，要克服党报党刊边沿化的倾向，回归主流，充分利用核心资源、独家资源、传统资源，彰显权威。

媒介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非一朝一夕，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赋于它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点、时代特色。“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只有这样，媒介文化才能在小康社会中的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较大贡献。

媒介文化论文篇2

［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着眼，论述了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负面效应和对策，启示媒介工作者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模式。［关键词］机制市场经济传播模式产业化负面效应对策“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美］乔治·索罗斯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一、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二、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1.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2.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3.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三、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2.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3.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4.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注释：斯盛编著：《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林之达著：《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P20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曹自学：《传播学与科技传播》，载于《科技传播研究》，P17。周鸿铎：《产业化集团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总趋势》，载于《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P617，1998年9月第1版。

媒介文化论文篇3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成效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什么是校园文化呢?校园文化是一种朝气蓬勃的青年主流文化，它以学生为对象，以校园为空间，是师生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成果。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精神内核，它能够激发莘莘学子追求高尚、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它关乎到一个学校的和谐稳定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校园文化是一种动态的青年主流文化，并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办学类型有不同的校园文化。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由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高职教育相对本科教育而言学制短，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扶持力度有限，教学模式以工学结合为主，理论教学为辅，强调技能性操作，因而高职校园文化因其鲜明的办学特点而有别于本科院校、成人教育及中小学校园文化。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传播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由校园旧媒介文化不断向校园新媒介文化转变，过去借助广播、校报、宣传栏等旧媒介传播校园文化，现在则主要借助校园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传播校园文化。在校园媒介传递信息的转变过程中，校园媒介的传播路径由单向转为多向;由直线、平面转为立体;由慢速转向高速;由个体转向群体;由单一方式转向复合方式，在此过程中注重将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进行无缝衔接。高职校园文化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产物，高职大学生是新媒介的受益者和推崇者，当社会转型之下的高职校园文化与新媒介相遇时，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了。

二、解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

高职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高职校园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呈现出双向建构的局面，一是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成长和迅速普及，高职校园文化已经从小众化的青年亚文化走向“普泛化”的整体青年社会;二是自媒体时代，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主体都是网络世界的参与者与者，“人人皆记者”成为应然状态。新媒介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高职校园文化的同时，又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据了解许多高校学生团体相继在新浪微博、搜狐微博、腾讯微博等国内知名网站开通微博社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介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新媒介为公共空间和交流平台，在新媒介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对校园公共事件都可以去表达、去评论;同时在这一公共交流平台，大家通过传播信息建构具有媒介特色的新型校园文化关系，在解构原有校园师生双向度交流的文化生态时，拓宽了师生的社会视野，赋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首先，新媒介从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影响了高职校园文化。新媒介平台的海量信息将社会媒介文化与校园媒介文化密切联系起来，在重塑高职大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高职大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上网，发帖，追踪热点新闻，关注焦点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上一些正能量信息通过新媒介的传播能积极影响高职大学生的成长，而社会上一些负能量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会对高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的出现解构了高职校园文化的旧格局，高职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的碰撞使高职校园文化出现了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其次，随着互联网、电脑、手机的普及，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网看八卦新闻、网游，成为很多高职大学生宿舍生活的重头戏，新媒介给高职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1、一些高职大学生不懂得自我约束，通宵达旦上网玩游戏，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世界中，经常旷课、迟到，严重影响学业;2、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世界，导致长时间待在宿舍，足不出户，出现了自我封闭，与他人交往、沟通能力减弱的症候群现象;3、新媒介的出现，使过去的读“字”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很多高职大学生依赖图像信息，减少阅读兴趣，导致思维单一，平面化，缺乏创造性;4、由于高职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成熟，他们缺乏批判思维，网络传播的暴力和色情信息令青少年的身心特别容易受到损害，从而降低自身的道德标准与约束;5、面对网络海量的商品信息，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冲击着高职大学生的消费理念，使其变得缺乏理性。6、信息化时代，高职教师原有的知识信息优势正在被打破，教师知识信息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文化出现双向建构的局面，解构旧的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

三、重构:高职校园文化新生态

如今新媒介通过对信息的传递，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影响高职大学生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同时，解构了他们对传统人伦道德的认知，重构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高职大学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介。一方面，随着新媒介的广泛普及，无论是高职校园中的学生社团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新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已逐步渗透到学生社团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化层面上讲，新媒介改变了高职大学生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并为他们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新媒介利用它的影响力改变高职大学生的意见并影响社会变化，例如高职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上“微慈善”、“微公益”、“微志愿”、“微环保”等活动。同时社会化的媒介又在小范围内引导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在解构原有高职校园文化关系，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对高职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

1.人际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度沟通交往向双向度甚至多向度交往转变

21世纪是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化的网络信息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以电视、电脑、手机为平成信息无障碍接收。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人际交往方面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沟通。例如QQ、MSN、人人网等聊天工具的出现，可以使高职大学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实现跨时空的、一人同多人的多向度交流。在此背景下，高职大学生的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面对面的双向度沟通方式限制，开始向多向度的沟通交往方式转变。

2.虚拟性人际传播出现

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高职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高职大学生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的人际传播拓展到了校外、省外，甚至是国外，年轻的学子在拓展自己人际传播的同时，真实和虚假的人际网络也在悄然形成。例如高职大学生在微世界中，将自己的情绪和个性通过网络语言、图片展示真实的自己和虚假的“异己”，例如“萌”与“装”。尽管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人际传播拓展了资源，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有时难辨真伪，虽然现在政府提倡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大家都不愿意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真实的信息，如果全部实现实名制，在网络上“吐槽”的自由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人际交往的双方在新媒介环境下采用匿名方式，增加了交往双方的隐蔽性，从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具有虚拟性。

(二)校园文化中的信息传播

1.信息传播自主性

一方面新媒介网络信息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丰富了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的便捷性和即时性，高职大学生在这一网络媒介信息平台上的自主性增强，高职大学生能随时随地在新媒介世界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新自己的博客、微博、拍客、微信等等。相对于旧媒体时代，高职大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文化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高职大学生利用微信、微博等媒介平台，对校园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曝光、跟帖、发表评论、点赞，依靠新媒介这一公共空间建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传播方式。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多彩的，一方面，他们喜欢在微博、微信上爆料，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微博、微信进行维权，以捍卫他们在校园生活中的自和话语权。随着高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逐步提高，大部分学生在微博和微信上的话题都本着为学校负责任的态度，真实性比较高，即使有个别学生在微信中出现对学校的不当言论，经过教育后能够主动撤贴、声明、道歉。

2.信息传播的公共意识

高职大学生虽然在高考中的应试分数低于本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公共意识弱于本科生，相反高职大学生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群体，例如高职大学生对微博上呼吁解救流浪儿乞讨、免费午餐、春晚、两会、克里米亚公投等国内外热点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他们对此热点话题进行发帖、评论及行动。高职大学生以微博、微信为平台，建构人与信息的互动方式，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高职院校在思政实践课中推广校园微公益活动，通过开展此类活动，增强高职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

(三)校园文化中的群体传播

1.网络里的游牧民族

高职大学生由于高考失利，认为自己在职业学院接受的是三流教育，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前景也没有足够的信心，现实中的失落使得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期望从虚拟中去寻求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觉得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经常“宅”在宿舍里，给人一种“不与人交往”的印象，他们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交流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世界。“在Web2.0环境下，网络已经结成一个个以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和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血缘与地缘的限制，而是随‘网缘’进行互动。”高职大学生经常游弋于各种媒介之间，依“趣缘”与同好结成联盟，虚拟社群之间积极互动，网络友谊逐渐发展起来，各个讨论版、聊天群会不定期地在现实世界组织聚会活动，以培养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在网络中结成的友谊会因“趣缘”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组织中的个体成员在兴趣发生变化后会离开组织，转而投入别人的阵营。因此网络虚拟组织成员流动率非常高，高职校园网络文化中的组织，就像是网络中的一个游牧民族，时刻处于迁徙流动中。

2.ACG、Cosplay、“御宅”、“拍客”

众所周知，高职校园文化相对本科院校校园文化而言，内涵建设滞后，高职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高职大学生对网络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呢?我们以ACG为例，日本的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和电玩游戏(Game)在内容上相互借鉴，故被合称为ACG。ACG代表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虚拟世界是平面的、二元的，虚拟世界对一些高职大学生来说比现实世界更精彩、更自由，但是虚拟的世界毕竟是虚拟的，一些高职大学生由于沉迷网络，难以自拔，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逐步退化，但是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自己的朋友圈，他们的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仍以ACG中的Cosplay为例，Co-splay是英文costumeplay的简称，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游戏中的角色。Cosplay把网络世界中虚拟的人物搬迁到现实世界中。自控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分清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而对于自控能力弱的学生则要加强引导，把他们从虚拟的世界中及时带出来。“御宅”是指沉迷于网络动漫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高职院校中存在这种人，但为数不多，多数高职大学生还是开朗阳光，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光花在运动场和现实版的人际沟通中。“拍客”是指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各种数码设备拍摄的视频，通过网络编辑处理后，上传、分享、传播影像的人群。在新媒介环境下，高职大学生人人都是拍客，甚至高职院校的某些社会实践课程，需要学生当拍客，记录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并上传到网络上去，例如高职院校的实践课程“微公益大赛”就是一个记录高职大学生人人当拍客的过程。

四、新媒介对高职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积极意义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人类社会沟通与交流方式的伟大变革和创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方式。同时，新媒介的出现也影响着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们。首先，它变革着高职大学生的思维方式。高职大学生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更新是新媒介环境下的时代主题，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影响了其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与走向。其次，它为高职院校师生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高职大学生更乐意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校园中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的需求，从而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再次，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校园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移动终端网络为标志的电视、电脑、手机建构了一种新的全媒体时代，在新媒介环境中，高职院校师生每天几乎都与媒介接触，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共享便捷、即时、多样、丰富的校园文化信息。

(二)消极意义

媒介文化论文篇4

作为此次会议的学术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研究员近年致力于麦克卢汉美学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认为，“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内在精神却被相对地忽视了，这个精神是美学精神，是以想象性文学所代表的人文价值”。在这一共识下，国内外学者对麦克卢汉美学问题展开讨论。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包亚娜•玛特吉兹(BojanaMateji)重点讨论了新媒介艺术的美学特质问题。王莹认为，“地球村”是一个“媒介美学”概念或“美学媒介”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地球村”所具有的媒介和美学双重含义。李昕揆基于麦克卢汉经典文本，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麦克卢汉媒介美学的核心观念。刘玲华认为麦克卢汉“马赛克”式文风和主题集中之间具有统一性，并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进行了美学审视。对麦克卢汉的文艺研究根植于美学思考。在国际麦克卢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部主任多梅尼可•谢弗尔—杜南(DominiqueScheffel－Du-nand)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对麦克卢汉的文学问题采用“定量研究法”。她希望采用不同的文本研读技巧来识别那些文学史中重复出现的流派并理解其核心因素，因为正是这些流派和因素使我们通过媒介研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语料库抓住了文学传统的功能。尤西林教授关注麦克卢汉的“冷媒介”概念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将艺术视为一种冷媒介，并揭示了冷媒介艺术尺度的意义。陈奇佳教授则依托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传统文学问题展开新思考。他从《水浒》的刊刻问题入手，指出了伴随媒介变化所出现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与复兴。陈海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网络小说的研究相结合。他通过对网络玄幻小说的超越对象、灭神情节和修炼行为的考察，发现其具有视觉性而非听觉性、世俗性而非神圣性、技术性而非技艺性等印刷美学特质。国荣认为媒介与文学应是一种共生关系。她从自身经历的有关“文学终结论”的讨论谈起，反思了该命题的“名”与“实”。与之相呼应，赵冰展开了对麦克卢汉和理查德•霍加特的比较研究。

二、麦克卢汉的传播学延伸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在传播学领域不断激发学者的灵感，学者们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当代思考，获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美国的张先广(PeterZhang)教授探讨了《易经》与麦克卢汉作品之间的联系。他把《易经》视为一种元媒介，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到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前身，并评价了《易经》在数字时代的应时性。丁国旗研究员则将麦克卢汉与马克思进行了比较，重点讨论了“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这一主题。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信息的意识形态背景，或政治势力的介入。麦克卢汉将媒介和技术夸大到极致，忽略了技术必然会成为压抑人的工具这一发展方向。许德金教授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出发点，结合当今媒介的特点，提出媒介的9种含义。作为国内译介麦克卢汉及媒介生态学的先驱，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并勾勒出麦克卢汉热的三次高潮。梁虹教授讨论了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一以贯之的口语文化问题，她认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关口语文化的思考对今天仍具有深刻意义。加拿大的马克•阿德里亚(MarcoAdria)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新媒介时代的变化。他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参与性和开放性，进而指出学习麦克卢汉就应该继续提出人类世界的新媒介问题。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的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ChristinaSchachtne)教授采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分析当前媒体和文化景观的转变。她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文化含义而非内容的研究为媒介研究引入了新视角。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约翰•阿米蒂奇(JohnArmitage)教授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电话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电话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人的延伸”，而是美国的延伸，它正在生产社会文化崩溃的新形式。作为另一种对麦克卢汉的回应，有学者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了批评。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安德里亚•菲力波维茨(AndrijaFilipovi)博士通过对当代人类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和技术观念。他认为无论是麦克卢汉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延伸，还是后人文主义传统所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命自身的问题。只有发展与非人类本体论、无人性及后人类相反的人类本体论，人们才能用钻研的眼光来接近同时代。蒋原伦教授也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热媒介与冷媒介的提法，第二个问题是媒介四定律的内容。他认为媒介研究的方向是在大的背景中将具体媒介的功能分解出来，并关注它们的互动效果，而不是站在媒介统一论的立场下断言。

三、麦克卢汉的人文维度

麦克卢汉思想的人文内涵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艾琳娜•兰博迪(ElenaLamberti)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坚实的人文主义背景。她的研究以此为视野，试图恢复麦克卢汉研究的人文主义根源。英国剑桥大学的乔纳森•哈特(JonathanHart)教授则讨论了媒介、文化和理论的关系。他和与会者分享了他与麦克卢汉的渊源，并且介绍了许多麦克卢汉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这为理解麦克卢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是麦克卢汉，整个媒介生态学派都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李西建教授有感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反省与理论预见，以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为主旨，结合消费时代“泛娱乐化”现象，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鲁东大学的何志钧教授对媒介生态学派的生态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着重讨论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等内容。他认为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

四、麦克卢汉的文化延伸

媒介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大众媒介　消费主义　时尚　文化选择机制　布波族

一、大众媒介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影响

1　大众媒介的快乐哲学与欲念刺激

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温饱问题大体解决后，生命的意义成为重要问题。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有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虚：一是推动消费、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商人；二是为商人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快乐哲学理论家们。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而商人将追求快乐的手段引导到了扩大物资资源的消费上，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两个层面的解释：其一，人们不是在真空中选择商品，而是在特定的销售环境中；人们的购买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销售环境的影响；其二，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三种动机：(1)炫耀——人类消费的动机有所升华，但是消费早就成为、并依然保持为炫耀武器库中最重要的一支；(2)模仿上层阶级；(3)显示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消费动机，不仅为了显示和证明地位，也是为了显示和证明身份。大众媒介利用了这一哲学，并将欲念刺激作为吸引受众的主要手段，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1)其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宣扬人生应以享乐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充分调动各种各样的视觉和听觉模式将美丽、浪漫、奇异等文化特性巧妙地与商品融合在一起，赋予了商品新的形象和符号。这种形象和符号不仅是包括物的外在形式，更包括暗示着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了人们压抑在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在这种信息环境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满足。(2)建构消费意识形态，采用多重媒介手段，向受众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它们设定的话题上来，形成一种形式上的“舆论强势”。在这种强大的媒体宣传氛围中，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媒体无形中为人们确定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中心生活方式：尽管媒体“客观”地向受众提供有关其它社会群体消费、生活方式的看法，但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境况和生活模式下，并最终形成一个基本一致的消费和生活式样。大众媒介在“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的过程中，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置于了一个微小的位置。于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就在这种大众消费的兴起中，在目前来看被中低层阶级称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中，逐渐完成。难怪，ewen在其《意识的领袖》中就提过：“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

2　大众媒介影响下的青春亚文化

青春亚文化是指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下，以青年为文化主体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这种以“亚”姿态出现的文化，作为最没有历史负担、最活跃、最激进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它的重要性正与其三个层面的“亚”属性密切相关：

其一，被动的“亚”含义。中国社会的青春亚文化没有形成独立运行机制，故不可能有其的合法位置：(1)作为前文化形态被压抑在社会正统文化体制下——其文化表现(形式、内容)都在正统文化(成人文化)的禁锢之中；(2)其被正统文化(高雅文化)吸收、提炼、改造，丧失青春力度，软化成适合在正统文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处于附属地位的文化表现。

其二，现代化进程中“亚”的另类含义。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展开现代化进程，“祖先崇拜”被“青春崇拜”所打破——以未来替代传统，以未定代替确定——这是一个走向未来无限发展的社会中必然的文化思潮。青春亚文化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现代都市文化中更具有导向性和代表性地位，开始获得独立性与合法性。

其三，积极的“亚”含义。青春亚文化的合法性和独立，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其他文化类型、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亚”状态：拒斥主流，不屑成为主流；大张旗鼓，却追求独立姿态。当其内容形式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非常技术地利用、整合，并持续不断地主流化、大众化时，其便会自发地排斥非青春化或泛青春化的成果，转而去创造新的亚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始新一轮的反主流化及反流行化。这种以流行反抗流行、以时尚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集合了青春亚文化的三大显征：青春感性冲动，青春偶像崇拜，以及都市文化模式。其与大众文化在深刻的对峙冲突中又有着深刻的统一。

大众媒介充分利用了这种统一。针对青春感性冲动，大众媒介将青春亚文化桀骜不驯的姿态、青春躁动的不安收入囊中，尽情为他们展现一个充满欲望的“无限大社会”。利用其“对未来无限性和未定性的信仰和渴望”以及先天“对秩序和规则的反叛”，开始塑造出“极端神奇化、扩大化的青春形象”，将当代青春个体的欲望对象化、偶像化，以“青春偶像造神运动”去实现个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其以其强大而富有变化的制作手段，实现“强力”的魔弹，但同时，其又进行着偶像的否定和毁灭活动：不容许持续膜拜，不断以新的替代旧的偶像。这种替换游戏瓦解了受众的情感，刺激了受众的欲望，成功地将偶像崇拜替换把成媒介依赖和媒介欲望，这种受制于现代市场经济整体运动的文化商业活动带给当代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并不是青春本身，而是青春亚文化自我剥离(非青春体验和自我表达)的负面影响。

3　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批评

针对这种消费主义、物欲(商品)时尚的盛行，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功利的，物质的，而最优秀的文化应该是非功利的，所以现代社会要为精英文化保留园地，这些声音认为：大众媒介对目前令人担忧的文化选择机制应负起更多更有效的责任，并为寻求更好的机制而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等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变得积极而广泛，并重新意识到以消费为核心的快乐哲学并不能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空白和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倡导者与执行者，但其毕竟主要只是以“代言者”的身份，并没有完全丧失应有的警醒。所以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大众媒介作为文化产业链条的其中一环，既有着经济实体策略上的改变，更多的却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偏颇作出了反思，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暗暗吻合，虽然没有大声造势，却早露端倪——文化与反文化的相融，精英原则与大众原则的贯通，物质与非物质的并行。大众媒介的这种思考恰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新阶层“布波族”以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相对应。

三、布波文化与大众媒介的“布波”趋势

“这个时代高学历精英分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受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这些受反精英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生活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他们)创造了第三种文化。高学历精英们并未主动去创造这样的融合，它是数以百万计想两全其美的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了。文化和反文化已经两相融合，要指出谁吸收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波希米亚人和布尔乔亚人阶级已经彼此吸收了。他们从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所谓布尔乔亚式(bourgem’s)的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布波族(bobos)。”

消费依然是最集中体现这种新文化、新时尚的地方，但已与以往不同。布卢克斯归纳出这个新阶层在消费上的7项法则，并从中透视出布波族在消费上的两大特征：

第一，反物质倾向。主要体现在法则一“只有俗气的暴发户才花大笔的钱在奢侈品上。有教养者只会把大笔的钱花在必需品上。……花钱在炫耀性的展示品上是种罪恶”；法则五“高学历精英分子该摆出略低一筹的姿态。……拒绝地位的象征符号。……摩登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吸收受压迫者的文化。”

第二，对区别性的追求。体现在：法则三“花大把钱在任何有专业品质的事物上”、“必须在小事上力行完美主义”；法则四“原始质地最重要”；法则六“花大钱购买以前很便宜的饰品”：法则七“喜欢的商店是可选超乎其所求而不关心价钱等俗事的商店”。比如，不买名牌皮鞋，而买登山鞋，买价值4400美元的高级自行车，买世界上最好的拉取式淋浴喷头，圣诞树上挂着的是1930年的老式灯泡，请工人在石头地板上打出一些磨损的痕迹来，买法国特定土壤中生长的迷你马铃薯，等等。

布波族拒绝奢侈浪费，崇尚教养；在身为平等主义者的同时，又适度地炫耀自己的品位；讨论无负担的共同基金，尝试可以丰富心灵或能燃烧卡路里的健康法则；修复古迹、整理旧建筑、拯救旧社区、改造旧仓库，每三两布波族的汽车保险杠上就有一辆贴着“拯救……”；不强迫推销自己的观点或生活方式，相信没人可以掌握完整的真理，偏好容忍谦恭、与人沟通。这些靠教育养成的精英阶层，受过反精英教育“他们在大学读到的社会学告诉他们，消费主义是一种疾病”。无论到哪里，都试着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多样、更具启发性。

折射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其意义不仅是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也是一种新时尚，更是一种民主制在经济、文化上的表现机制的重新选择：将布尔乔亚的赚大钱高消费和波西米亚的崇尚精神而非物质的个性融合，兼有跻身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实力和反物质主义的态度。只有二者相加，才构成这个社会的地位新标准：一个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小说家，比一年赚五千万美元的银行家更加受到尊重。布波文化是非物质的曙光，将时尚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转而将时尚的内涵延伸为态度、举止、装束(某种商品)的组合。这种新时尚中的物质含量没有此前的时尚多，它靠着很多非物质的东西来支撑——时尚中物质含量呈下降的趋势。

媒介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应对媒介及文化市场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已刻不容缓。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大力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 教育 、加强媒介自律以及完善社会疏、堵机制等是有效的应对手段。

当前，媒介及文化市场已与未成年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深刻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它使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思想道德观念、心理 发展 等方面烙有浓烈的时代印迹，并表现出新的发展和提升;但另一方面，它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巫待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断泛滥的黄色信息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

1.目前在我国，黄色信息正随着文化市场的扩展、大众传媒种类的增加以及传媒载体的普及而泛滥。如舞厅、卡拉ok厅、录像厅、足吧等场所中，不断充斥着色情及变相色情服务;文艺广告、文艺舞台、出版物、展览中出现的不正当的性暴露;影视媒介中的色情镜头;描写性暴力、性虐待等方面的淫秽书刊、音像制品;电话媒介中的黄色信息台;手机媒介中的“色情笑话”和“荤段子”等。尤其在 网络 媒介中，由于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制作成本更低、扩散传播手法更加容易和隐蔽，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网络色情业应运而生，未成年人已经是网上色情信息的重要浏览群体，而且有的人还利用网络介人实际的色情交易。www.133229.Com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诱使未成年人形成错位的性爱观、早恋甚至性犯罪。首先，媒介及文化市场中对情爱、性爱的过度渲染给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未成年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冲击，从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性爱观发生错位。主要表现为崇尚低级感官刺激，对性爱放荡不羁、无所谓。其次，导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早恋。据某调查显示，受访教师有44.3%的人认为目前早恋的学生在增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色情信息的“启蒙”和推波助澜。再次，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引发未成年人性犯罪。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未成年人都承认曾接触过不良书刊、音像制品，而且表示这是导致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关于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原因，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色情渲染论”，该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性犯罪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受到了色情的渲染，色情文化使部分青少年身心深受毒害，并导致其坠人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暴力内容对未成年人形成显性与隐性双重伤害

1.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是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甚至是其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据北京市少管所有关人员介绍，该所关押的犯抢劫罪、伤害罪、盗窃罪的未成年犯人中，有63%喜欢看电视暴力节目，喜欢看凶杀打劫的书刊录像。据统计，大约有77%的研究结果认为，媒介暴力会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暴力。如1992年，美国心 理学 会发表其经历6年研究媒介暴力内容的观点认为:暴力内容增长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会引发模仿的行为，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目前，暴力网络游戏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推广，它通过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音响、活泼的三维动画等多种 现代 化手段的演绎，使未成年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多重感官同时获得感知刺激，犹如身临其境。他们在一次次暴力砍杀、射杀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裁，反而会得到加分、升级等鼓励和重奖，这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不言自明。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还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性格和心理等身心健康问题造成隐性的、远期的消极影响。从思想、心理方面看，由于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反复强化与刺激，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使对方屈服的有效方法，从而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心理定式。从性格方面看，暴力信息的强刺激会对一部分未成年人形成粗暴甚至凶残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还非常容易引发恐惧心理，使一部分未成年人的性格趋向懦弱。从远期行为上看，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强化，会直接导致部分未成年人产生日后的暴力犯罪。如从1969年起，美国影视及社会行为 科学 顾问委员会就曾对影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指出，三年级男孩对暴力节目的偏爱与他10年后的犯罪行为有着极高的正相关关系。

三、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冲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构建

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正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初期与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目前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对“游戏”规则的把握，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90%以上的影响是来自传播媒介。在各类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良信息高频度传递情况下，在大量未成年人毫无戒备的心理条件下， 自然 会导致未成年人对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各类不良现象习以为常，使他们的价值取向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尤其在 网络 这个虚拟世界，相当多的未成年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限制与自律，无诚信、欺骗、谎言、谩骂等道德缺失现象随处可见。

四、媒介使用不当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使用媒介毫无限制，严重危及未成年人的生理健康及学习生活。从生理上讲，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媒介使用毫不受限会对未成年人身体的正常发育起到破坏作用。据调查，73%的受访学生感到由于较长时间观看电视或坐于电脑前，使得眼睛疲劳、视力减退;引起头、肩、颈椎及背部疼痛。并且，由于客观上减少了肢体协调性活动，和户外运动，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全身生理系统的不协调和不充分发育，会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2.过度依赖图像媒介，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图像媒介所引领的视觉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富有娱乐化、游戏化成分的图像媒介非常容易接受，但是一旦未成年人对其过分依赖，就会逐渐对文字阅读这种有难度的活动不感兴趣甚至排斥。这不仅会造成词汇量减少、语言驾驭能力退化、语言缺失，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抑制未成年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辨能力，使思维简单化、平面化。

媒介文化论文篇7

了摘要: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书法艺术“去传统化”成为社会常态、由精英垄断艺术走向人民大众、经历现代科技技术的冲击之后浴火重生，成为世界民族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朵均丽奇葩而异彩绽放。借助电视媒介，书法艺术将走出国门，担负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同时，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一、中国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中国书法艺术的媒介传承变化始终受着社会发展的影响。本雅明说，在人类艺术活动中，“艺术生产关系也一般地决定于艺术生产力即‘技巧’，当艺术生产关系与艺术生产力发生矛盾、阻碍艺术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技术革命，新的艺术技巧(技艺)就会产生，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把艺术向前推进”。从文字诞生之初的龟甲兽骨、铜器、竹简尺犊、青铜刻石、纸张直至当今社会电子网络媒介，可以说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催生新的传播媒介，以适应文化传播的需要，担负起书法艺术文化传播的重任。

    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纵观书法历史，无论是古文字时期的甲骨、青铜，还是有秦以来的刻石、竹简木犊、绢帛等，均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载方式在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形成了风采各异、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风格。书法艺术传播媒介每一次的变迁都会对书法艺术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回望历史，在现代电子网络媒介出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传承变化对书法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时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贴”时期;三是近代社会的“图像印刷”时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会最为原始的一种摩拓复制书法艺术作品的技术，它的出现使一些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传播范围的拓展成为可能，通过摩拓复制技术，使书法艺术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得到了迅速传播，也从而使书法艺术在唐代的上层社会迅速得到普及，书法艺术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这也是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文化核心艺术的一次重要的传播技术的革新。宋代的刻贴是对.唐朝摩拓传播技术的又一次创新，刻贴的出现使复制技术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贴复制使古代书法艺术经典以一化身为千百，促成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普及，同时也成为后世书法家借以“推广”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刻贴来印刷出版自己的书法作品集，类似于现在的书法作品专辑。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运用刻贴来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书法家。近代图像印刷水平的进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术的使用，较之前者，图像印刷逼真度、数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图像印刷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古代书写图像被展示出来了，而且其传播范围也越来越为广泛。

    进人当代社会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网络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书法在当代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通俗化的阶段。此时的书法艺术借助电子网络媒介传播的优势也出现了视觉转型，书法艺术已从书法家书斋的案头艺术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也不再是当代文人的身份标签，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养，只要能够认识汉字，就能进行书法创作，甚至借助电视的话语权而转身成长为“书法家”。书法家借助电视来推销自己，已成为当代社会书法家“增势”的一个捷径。同时，电视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离地观摩学习古代书迹法帖，为书法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现代电视媒介让书法艺术走出书斋，走向世界

    书法艺术由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所必备的书写“技能”，到现代社会中“视觉文化艺术”身份的悄然转攀，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书法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还停留在“技”的层面时，受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此时的书法是“书法家”独居书斋相对封闭的个体劳动产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古代文人书斋的案头艺术品，人际传播是其主要传播方式，书法艺术精英化传播是这个时期书法艺术传播的常态。当科学技术发展催生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成为当前社会主导传播媒介的时候，电视媒介强大的传播功能彻底打破了书法艺术这种延续千年的精英化的传播态势。同时，电视传媒强大的视听传播功能和跨越时空的传播特性，让书法艺术不再像往昔那样“深藏闺中”。借助电视传播的及时性、视听性、延时性、现场直播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书法艺术迅速从文人的书斋走向了人民大众生活，成为全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人人享有书法艺术、使用书法艺术、传播书法艺术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观照，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而使传播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极其有力的，在适当的时候和情景下，这种无形的舆论力量会转化为不可扼制的物质力量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借助电视媒介传播的功能，成长为书法艺术家的历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遥远和艰辛。通过电视推广自己和自己的书法艺术则是当代书法艺术家首选的一条捷径，这种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书法大师们所不能想象的。古代书法大师要想在书法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们穷其一生来为之努力的。历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铎尚需“五十自华”。试想，当明朝以董其昌为代表  的一大批书法家为使自己的书法艺术流传千古而借助  “刻贴”的传播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书法艺术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其身后数百年白娜代社会中，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来推广自己书法艺术的广度和深度是那样的强大，社会的影响力又是那样的深远。

   当代的书法艺术家们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书斋案头，他们放下了传统文人的矜持，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带着自己的书法艺术作品走进了社会大众生活的名利场之中，在作品价格的博弈中来彰显自己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此时的书法艺术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频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过书法展览、互联网络、电视媒介等形式传播书法艺术文化信息，从而促使书法的技艺空前地普及和提高。电视全程再现书法艺术的动态创作全过程的现场直播功能，更是把书法这一书斋文化带进了社会大众生活之中，让寻常大众欣赏书法艺术家创作书法过程的随时性，成为书法学习的常态。电视媒介的最大优点就是它不仅能逼真地传递书法作品，而且能够把书家的创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供学习者研究，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拟的。面对无数“天下第一”书迹的仿真及多层面的视听解读，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当前社会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国际信息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交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电视媒介跨越国界的覆盖范围和传播的面对面功能，也使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外朋友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全方位地推介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万外国朋友在学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国文明简史》一书中说:“中国的上层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视觉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艺术则是书法。”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当代社会，书法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它正在转换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则已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电视媒介集视听传播手段于一身，通过影像、画面、音声、字幕等多角度传播信息，传统媒介中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像电视一样拥有那么多的受众和那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其传播媒介的变革息息相关，媒介的每次技术革新均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及传播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在中国一经出现，就被书法艺术所青睐，并迅速与之联姻，催生出了电视书法艺术。电视书法讲座、书法艺术家访谈、电视书法文化的专题片、电视书法大赛等形式各异的书法电视节目充斥电视荧屏，书法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向了寻常大众。此时的书法艺术在电视的作用下，出现了对传统的书法传承方式的颠覆，这种变化让世人学习书法的方式呈多元化态势。通过电视媒介，学习书法完全可以借助电视现场再现的特性，让学习者跨越时空，如身临其境一样观看书法大师们创作书法的全过程，回归书法艺术学习的原点。我们既可以从电视屏幕上或音像制品中欣赏到名家书法作品，清晰地看到书家的执笔及每一点画的运笔变化等，把学书过程中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场模拟，又可以从他们的运笔过程及书写者的讲解声中轻松地学到书写技法。

媒介文化论文篇8

话剧班底主创挑战好莱坞经典叙事，并将之呈现于电影银幕，这既是一次跨文化改编，也是一次跨媒介实践。放眼国内电影界，《十二公民》更是一次有意义的题材创新与类型探索。但同时，影片也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跨文化、跨媒介改编的得失何在？本文将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从不同版本的生成语境、《十二公民》的改编策略、人文诉求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不同版本的生成语境：颂扬民主、反思历史与凝视时代

重拍经典，是历史与当下的互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经典故事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被讲述，总会蕴含着相通的人文精神与人类情感，反映着相似的社会问题，这正是电影文本得以跨文化改编的基础。就《十二怒汉》及其诸多改编版本而言，偏见/公正、仇恨/仁爱、暴力/宽容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二元命题就是其恒定的轴心。而环绕这一内核，不同版本又被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导演的个人风格打上了鲜明印记，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手法和美学面貌。

在这条跨文化改编链条最顶端的，是由雷基纳德・罗斯编剧、1955年登上话剧舞台的《十二怒汉》。旋即，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对其进行改编，电影版《十二怒汉》于195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从时代背景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刚飘过美国上空，政治领域的白色恐怖依然残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对立，各种矛盾与偏见此起彼伏。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此时是综合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德国表现主义风格和美国本土“硬汉派”推理文学的“黑”的黄金时代。因故事多以底层社会为背景，黑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社会的阴暗面。这阶段好莱坞的侦探片大都带有黑的特征，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观众的推理愉悦与冒险，因此扑朔迷离的线索埋伏、跌宕起伏的剧情走向、阴森颓败的戏剧氛围、恐怖血腥的视听效果甚至蛇蝎美人的香艳演出都成为了此类影片颠簸不破的类型经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影坛风向下，《十二怒汉》选择以古典主义戏剧理论“三一律”构建框架，以精悍的表达、极简的布景、凌厉的剪辑直指戏剧矛盾的核心，于黑之外别出心裁，剔除了过多表现手法对观众造成的干扰。它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贫民窟男孩是否杀害了养父――这正是其他推理悬疑类电影的核心要义――而是意见不同的陪审员们如何通过民主制度达成了嫌疑人“无罪”的共识。换言之，导演的落脚点在于制度和理性，借助一个案件模型生动地展现了陪审团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向观众科普着“无罪推定”“合理质疑”等现代法律观念，以电影这种最具公众宣传效力的艺术形式标志了美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陪审团制度并不能保证将每个罪人都绳之以法，但在其合理运作的情况下，可免蒙冤之人于牢狱之灾，是对个体利益的尊重和保障。对民主制度的自信使影片从黑那种愤世嫉俗的悲观阴郁中走出，即便是对社会矛盾的犀利揭露也都保持在光明且充满希望的调性之中。在电影结尾我们看到，判决结束时已雨过天晴，8号陪审员（建筑师）与9号陪审员（老人）在检察院门前的阶梯上亲切握手，影片以一个闭合式结局象征着不同阶级间的友好、尊重与共荣。

《十二怒汉》问世半个世纪后，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十二怒汉：大审判》（以下简称《大审判》）作为出色的翻拍片，于2007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延续了美版密闭空间内剑拔弩张的激烈交锋，又将视野扩展到法庭之外，通过对车臣男孩刺杀俄罗斯军官养父一案的讨论，串联起一幅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的宏大画卷。法庭之外，对车臣战争场面的闪回再现着伤痛的历史记忆。法庭之内，无论是主线案情还是陪审员各自的身世经历，都可见车臣问题对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甚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何以化解冤冤相报的民族仇恨？基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背景及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影片给出的答案是：以宽容、以悲悯、以仁爱。剧中，8号陪审员在审判之前将随身携带的圣母像置于体育馆一角的书架上，犹如将整个审判过程置于东正教的上帝视角下。影片的终极旨归实际上继承了俄罗斯的古典文学精神，是良心的叩问与救赎，是律法之上的道德审判。不同于《十二怒汉》“雨过天晴”的闭合结局，当陪审员们集体判定车臣男孩无罪后，导演于法庭之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虽然2号陪审员决定暂时抚养被无罪释放的男孩，但在如此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无力的法律制度下，男孩独立后境遇会如何？判决结束后，天色渐晚，风雪交加，8号陪审员独自返回体育馆取回圣母像时，一直穿梭在体育馆内的麻雀也翩然落于书架，唧唧叫着抖动翅膀。他为麻雀打开窗，任其选择去留，继而带着圣母像离场。麻雀不再留恋温暖的庇护所，纵身跃出窗外，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恰似被释放的男孩，以鲜活的生命力不屈地对抗着现实处境。作为表意符号的圣母像与麻雀象征着对心灵秩序的守护，象征着由悲观绝望之处升腾的不灭希望。就这样，影片以宗教立场达成了对冰冷现实的诗意超越，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达成了对未来的展望。影像落幕后，导演再次以字幕形式向观众发出追问：“法律是永恒的，是至高无上的。可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哲思由戏里延伸至戏外，营造出余韵绵长的艺术效果。

当西方经典文本跨越了文化与制度的屏障，原故事框架还能否站得稳、立得住？这是对主创改编功力的巨大考验。美、俄两个版本在对现实问题发起讨论后，又分别侧重于对民主制度的弘扬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而《十二公民》则更注重以严肃而犀利的目光坚守着对这个时代的凝视。身兼编剧与导演的徐昂巧妙地用本土社会环境承接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此达成西方经典在中国的平稳着陆。陪审团的制度基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为了使陪审团对一桩谋杀案的讨论成为可能，导演给出了这样的设定：某政法大学的虚拟法庭正在讨论一起甚嚣尘上的真实案件，12位陪审员是被生拉硬凑来的学生家长、保安、小卖部老板。其中，8号陪审员的真实身份是检察官，他被导演安插在陪审团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保证陪审团的讨论能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相对理性、有序地进行，既为影片叙事的合理展开扫清了诸多障碍，又带有国家机关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政治寓意。毕竟，与其说本土化改编的重点在于搭建完全真实可信的生活逻辑，倒不如说在于贴近本土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这样才更容易激起观众共鸣与思考。模拟法庭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其中映射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都绕不开的。片中对“富二代”嫌疑人的裁决过程就如实还原了充斥着暴戾之气的民间生态及舆论场域――众口喧嚣之下实则无人倾听，偏见与仇视横行，理性与善意缺席。当忿恨慢慢发酵为恶意，肢体暴力、语言暴力、道德暴力就此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主演何冰所说：“我们没有陪审团制度，但在网络上，类似的争论每天都有发生。大家交换意见时前三句还能好好说，到第四句就骂起来了。”{1}正是因为如此，当故事抽丝剥茧地在一个看似毫无现实基础的设定下展开时，当十二位陪审员间的针锋相对碰撞出当下社会生活中以贫富矛盾为主的种种矛盾时，模拟法庭的悬浮感逐渐被感同身受的代入感所取代。观众的自身经验缝合于影片中呈现的中国式怪现状，原生自西方的故事_始在跨文化转译中焕发生机。

二、《十二公民》的改编诉求：培育公民精神、问诊社会症候

在笔者看来，徐昂导演选择重拍一部屡次被翻拍的经典电影，创作诉求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以“公民”为题眼，弘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和崇尚公正、尊重生命的法律意识；二是影片引入了当代中国中诸多的现实问题，为时代症候把脉，起到了一定的揭露与批判作用。

首先，我们从“公民”这一题眼入手。十二位陪审员的出身、职业、阶层各不相同，共处一室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起初，十一位陪审员都自私冷漠、鼠目寸光地盯着自己的大生意、小买卖，企图草率结束这场虚拟的游戏。再加上公开举手投票时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十一位陪审员迅速宣判了“富二代”的死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被他们置之不顾，甚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是无知的。8号陪审员的一句“我就是想讨论讨论”才使得陪审团走上沟通与和解的正轨。在他的据理力争与耐心说服下，陪审团放下偏见、接纳多元，对案情的讨论不再从自身经历、小我立场出发，而是尝试客观、理性、严谨地质疑与思考，去伪存真，并最终“向真理低头”。比较来看，《十二公民》的模拟庭审实现了类似《十二怒汉》的宣教功能，但并非是对陪审团制度的科普，而是对普通百姓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司法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启蒙。除了再次普及“无罪推定”的法律观念、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外，导演还着力于对日常公共生活和交往行为的探讨。对于当前社会的各种交往行为来说，只要不触及法律底线，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通用规范。更需警惕的是，人们的认知活动与交际行为所依据的，往往是中国社会历来推崇的“经验”二字，且在经验的基础上固执己见，拒斥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推理。针对这种共同价值的断裂与交往话语的混乱，导演倡导一种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企图以客观理性、自由独立的公民精神取代交往中盲目、偏狭、顽固等情绪性因素，同时对整个社会可以通过沟通与协商建立一种普适性的交往原则抱有乐观期待。影视如镜像，《十二公民》的戏里戏外、法庭内外存在一种互文式的同构关系。无论是对于剧中人还是大银幕下的观众来说，这场充满仪式感的模拟审判都是探寻公民身份、培育公民精神的起点。

其次，正如导演自陈：“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我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反映中国社会的现状。”{2}《十二公民》勾勒出一副对当下社会还原度颇高的浮世绘，既营造出平实可信的生活质感，又饱含着社会内涵和现实反思。贫富矛盾和地域矛盾是影片着重展现的问题，但导演并非以阶层压迫与对立的既成事实为切入点，而是基于传播学、心理学的视角，描绘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观念与情绪上的紧张关系。片中“富二代”弑父的主线案例，无疑呼应着现实社会中“李某某案”“富二代杀妻案”“富二代飙车案”等举国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媒体时代，永无止息的信息推送和群体传播的极化效应强化着各类人群的标签属性，使得“标签人群”在大众认知中的刻板印象逐步加深，这成为了公共交往中难以跨越的感与思维定势。无论在网络互动还是现实交际中，人们常常不把对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结交，而是将认知建立在媒介话语和坊间流言上，甚至以最大的恶意做出揣测。如“富二代”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经被媒介构建为“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因此几乎全部陪审员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富二代”确实杀害了其父。又如4号陪审员与大学生女友的关系被众人暧昧地调侃为“干爹”与“干女儿”，就仿佛所有男富商与女学生的情侣关系必然涉及钱色交易，这种联想路径明显受到以博眼球为目的、被大肆渲染的桃色新闻的影响。富商的一句“这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虽略带喜感，也达成了对这种社会偏见的直接反驳。影片中的地域矛盾主要由身为北京房东的10号陪审员引出，在其与5号陪审员（蒙冤的犯人）和11号陪审员（来自河南的校园保安）的口角纷争中展开。当外省人/他者的刻板印象在自身唯恐利益受损的防御性心理机制中发酵，房东毫不留情地向这些“假想敌”开了“地图炮”。

除此之外，9号陪审员（空巢老人）一段对57年“反右运动”的痛苦回忆让影片于社会批判之外延伸出了历史反思。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对父亲恪守着传统意义上孝道，却无法处理好与儿子的关系，这又带有些许民族文化的当代审视意味。然而无论是在审判桌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在将最尖锐、最敏感的症结与痼习一一呈现之后，影片趋向于各阶层间的差异弥合与价值融合，给看似无法调和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想像性的解决方案。敌视、污蔑、攻讦等态度都是不同阶层文化、群体文化、地域文化、时代文化相碰撞引起的排异反应，摒弃成见、耐心倾听、理解包容才是冲突的和解之路。

毫无疑问，徐昂导演有着善于发现社会问题的敏锐眼光，以一部《十二公民》万花筒般展现了人性百态与社会万象。然而，想表达的过多反而导致了叙事容量超载，很多涉及到的问题都来不及深入挖掘，只勾勒了皮相，却没有触动筋骨。一部不到两个小时的影片，理应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更为凝练、更有层次的方式展现社会问题，并留出可供延伸思考的空间。如在片中，成功商人与市井小民的矛盾、本地房东与外地租客的矛盾、小卖铺老板与学校保安的矛盾等各种冲突交缠，但这些矛盾的呈现方式是散乱而拥挤的，且带有互不连贯的跳跃感，颇似电视民生新闻的社会热点扫描。每个人物、每对关系只能仓促展开，草草收笔。

三、《十二公民》的改编策略：叙事肌理与美学呈现

回顾美、俄两个版本，《十二怒汉》长于单刀直入的锋利精悍、新颖别致，实现了对类型电影的开拓；《大审判》胜在放眼河山的沉郁厚重、满而不溢，致力于对电影语言的创新。两种个性鲜明的叙述策略与美学风格各具魅力，与它们的创作诉求巧妙融合、相辅相成。那么，初涉影坛的徐昂导演是用怎样的戏剧性冲突驱动叙事、用怎样的视听语言来对影片进行整体把握的呢？

首先，就《十二公民》的叙事手法而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两条线索的合力来构建戏剧性，推动剧情发展：一种动力来自对“富二代”嫌疑人是否有罪的细致推理，可以称作“推理线”；另一种动力来自十二位陪审员情绪的起伏和情感的宣泄，也就是“心理线”。它的“推理线”基本上沿用了《十二怒汉》的主体构架，所起的功能相当于叙事模版，因较原版改动不大不做过多讨论。而“心理线”中，人物的性格、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都充满了东方式的伦理色彩，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导演如何排这条本土化“心理线”。

在密闭空间内，人物之间性格、观念的矛盾主要通过台词、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现，表演艺术自然成了整部电影的形式内核，也是“心理线”外化式的呈现。优秀的演员是导演理念最佳的贯彻者，即使没有大场面、强动作，十二位貌不惊人的专业演员依然以火花四溅的表演艳惊四座。借助经典叙事的强大生命力、本土化的鲜明人物设定以及演员们的精湛演技，破旧体育馆内始终涌动着因由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形成的张力。纵观整部电影，故事发展的节奏基本上是由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与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两个角色带动的，二位主演一正一反，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剧情发展。一身正气的8号陪审员所代表的是中国法制改革进程中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形象{3}，负责摆事实、讲道理，抽丝剥茧的推理过程是在他的引导下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保持着温和、理性的态度，这与何冰本人儒雅、克制的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十分相符。但也有几场情绪起伏极大的戏，如先愤怒地扔掉3号陪审员的稿纸又拾起道歉的桥段，何冰将强压怒气的隐忍刻画得十分到位，在大银幕上甚至看得他轻微抽动的面部肌肉，足见深厚的表演功底。3号陪审员负责与8号陪审员“作对”，是反对派中的核心主力。韩童生以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将这位老北京的哥诠释得漓淋尽致，“显”的是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和冥顽不化的偏激固执，“隐”的是妻离子散的不幸经历和披星戴月的劳碌人生。二者巧妙地融合到一个角色身上，隐藏的心灵创伤又无时无刻不投射到暴躁易怒的外在表达上。人物形象的树立由表及里，层次丰富，令观众时而厌恶生恨，时而满怀同情。此二人外，7号陪审员的饰演者钱波也表现得极为出彩，将一位市井小卖铺老板的既趋炎附势又仇视权贵的嘴脸演绎得活灵活现。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某些人物设置具有服务于矛盾搭建的从属感，人为编剧、主题先行的痕迹过重，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标签化甚至漫画化。对角色内心及人性的挖掘亦不够深入，如对曾蒙冤入狱的5号陪审员和推销保险的11号陪审员只进行了浮皮潦草的表面摹写，这种着墨不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群像的失衡。此外，影片中有几次“自陈身世”及“自我宣泄”段落存在着情绪积淀不足就自行引爆的弊病，动作行为的背后缺乏通顺的心理逻辑与情感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叙事的流畅程度。

其次，我们再来参照《十二怒汉》与《大审判》分析徐昂导演对电影语言的运用。

作为一个绝大部分剧情都在密闭空间内展开的影像文本，创作者对背景空间的设计、对道具的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谓的“空间”，不是一种烘托剧情的外在手段，而是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切切实实地参与着故事内在逻辑的构建，呼应着上文讨论的叙事肌理。《十二怒汉》的故事构架与表演方式都充满舞台剧质感，导演又以堪称经典的场面调度提高了影片的吸引力。狭窄的房间、卡住的窗户、坏掉的风扇在引得陪审团坐立y安、频频擦汗的同时，这种参差不齐的运动感也避免了枯燥无味的单一画面，给观众带来感同身受的闷热感、急躁感与幽闭感。密闭逼仄的空间以及越放越低的镜头角度将所有情绪压缩到极限，形成了一种“挤压型”的空间叙事。《大审判》对时空背景进行了与主题基调相应的改动：季节为冬天，地点在一所破旧、空旷的小学体育馆。具有纵深感的空间布局在观影效果上使密闭性降低，同时也呼应着影片的叙事手法――于案情之外又带出一部俄罗斯苦难史的“发散型”叙事。在体育馆内部，镜头的角度、透视、景别及运动方式都在错落有致地变化着，陪审员们不再燥热难耐地聚集在桌旁，而是不时在宽敞的空间内四处走动，与双杠、篮球架、旧电视等各种道具形成互动。同时，庭审过程还穿插着车臣男孩的成长历程（倒叙蒙太奇）以及男孩身陷囹圄的情景（平行蒙太奇），导演驰骋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打破了原作的空间限制，开拓出更广阔的视野，使得新作更加丰盈饱满，营造出承载着社会变迁的史诗感。除了对空间造型的运用，两部导演也都特别注重自然界元素在电影中的视听表达。如《十二怒汉》中的雨声和《大审判》的光效，既调节着故事节奏与画面色调，又照应着人物心理与宗教蕴藉，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戏剧张力与艺术感染力。

《十二公民》的时空设置杂糅了《十二怒汉》的天气设定与《大审判》的空间设定，但在空荡荡的体育馆里，闷热程度明显降低，缺乏一种催动情绪的灼热感和压抑感，也没有对体育馆内的诸多道具进行有效利用。若从镜头语言的方面考虑，摄影机只是平稳地记录了一场舞台剧，一则空间没有发挥酝酿情绪、参与叙事的功能，二则电影作为视听艺术的特色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末尾有一段扶老携幼、其乐融融的和谐戏码，可以看作是《十二怒汉》结尾的本土化，表达了主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温情期许。奏响“主旋律”本无可厚非，但“主旋律”需要高明、得体的表现手法，这决定着观众对主创意识形态诉求的接受程度。由于室外场景中过于明显的棚内光以及颇似公益广告的表现手法，这场导演自己印象最深的戏反而变成了遭到颇多非议的“光明的尾巴”。“光明的尾巴”要怎么添加才能既具有宣教功能，又让观众感同身受，这对于导演来说还是一个尚未攻克的难题。

《十二公民》在宣传期曾打出“戏剧电影”的旗号，但所谓“戏剧电影”，并不是戏剧与电影的机械叠加。纵使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但从本体论的维度考量――除去那些旨在跨界与颠覆的先锋作品――戏剧的主要特性是以舞台化的形式感与表演风格来制造冲突与张力，集中地展现情节、表达主题。而电影的本质终究要落脚于镜头、视点和蒙太奇，以场面调度、声光效果与剪辑技巧来增强叙事的表现力。基于此，“戏剧电影”理应得益于二者、又脱胎于二者，进而幻化出新天地。遗憾的是，《十二公民》的主创并没有在“戏剧”与“电影”的交叉地带实现创新与突破，依然用话剧思维统筹、运作整部影片，景别变化、镜头运动、蒙太奇语言等电影化手法欠奉，导致话剧形式与电影质感明显失衡。刚刚从小舞台迈向大银幕，如何使戏剧艺术与电影艺术完美交融、互相成就，徐昂导演的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现在的种种不成熟之处正是未来的提升空间。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净化说”，到布莱希特的“教育剧”构想，再到哈维尔所强调的“解放的感觉”，戏剧在审美、娱乐功能之外也被赋予了教化功能、批判作用与启蒙品格。那些人性中的晦暗复杂之处，以及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文化困境，都在戏剧构筑起的文化空间中得到了想象和关怀。《十二公民》最突出的意义正在于内在地秉承了戏剧艺术的人文精神与责任意识，逼视着当代中国社会中最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价值领域的混乱无序和交往理性的严重匮乏。虽说在艺术表现力上，《十二公民》还远不及《十二怒汉》与《大审判》的大师级水准，但在当下娱乐至死、票房为王的电影创作环境与市场生态中，它的时代意义与议题价值值得被称许。在重明星而轻叙事、重奇观而轻内涵的批量化快销品之外，它如一股清流自成风景，充满反其道而行的魄力与勇气。这部以严肃态度讨论严肃问题的电影能成为话题，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它激发着人们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舒缓着社会焦虑，为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人们提示着一条摒弃成见、彼此尊重的和解之路。放眼国际舞台，《十二公民》的意义更在于以艺术的形式开启了一条中西文化与制度的对话之路，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审视与文化自觉，标志着一种无法用票房搭建起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界呼唤着更多具有责任意识、社会担当与人文情怀的诚意之作。

注释：

{1}《何冰：国人不会有话好好说》，[EB/OL].（2014-10-20）[2017-3-10]http：//.cn/m/c/2014-10-20/01184226630.shtml.

{2}转引自李裴然：《中国版：不能好好说话》，《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期。

媒介文化论文篇9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教授与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蔡骐教授合著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的出版，正好有助于解答我们心中的这两个困惑。该书是对媒介竞争的文化路径的一次有力构建与可贵探索，是对这种呼唤与要求的理论提升和现实回应。两位作者都是新闻传播学界非常活跃且成果丰硕的年轻学者，该书也是他们姐弟两人近年来最新的合作研究成果。从理论立场到内容表述、从逻辑线路到体系架构、从微观个案到宏观视野、从材料淘漉到观点凝练均表现出作者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全书共5章，分别为“透析媒介竞争”“定位、形象与策划：中国报业竞争策略研究”“创新、整合与品牌：中国电视业竞争策略研究”“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总字数约40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是国内传媒学术界研究中国媒介发展与媒介文化建设的可喜收获，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索媒介竞争的文化特质，尤其是业界人士如何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把握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具有极强的理论借鉴与现实指导意义。

该书同时囊括了关于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的研究，并注意到了这两大课题的有机结合及内部互动关系，而不是将其简单相加、机械组合，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及宏观大局的独特认识及熟稔把握。且不说媒介及其传播的目的性、能动性，传播的内容与模式，都对文化发挥着内在的作用，实际上，媒介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既是文化积储、再生、扬弃、建造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价值的新陈代谢与一定文化形态的自我提升。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乃至精神空间，主要是由大众媒介缔造与建构的，它们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媒介的竞争及其文化表现又制约着社会的精神文明状态，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培育适宜的文化传播环境，使媒介竞争适度有序，才能形成健康和谐的媒介生态，从而为媒介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一片沃土。而探寻媒介竞争的文化路径，有利于在竞争中实现媒介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开发，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这不仅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媒介努力寻求自我完善的时代呼唤。

《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从我国媒介竞争在其历史流变中的现代指向起笔，探讨根源，分析个案，寻找对策，构建文化。作者资料掌握详尽，研究视野开阔，理论观点独到，逻辑结构谨严，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书中既有对媒介竞争的宏观考察及深度解析，又有对中国报业及中国电视业具体竞争策略的实证分析；既有对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仔细梳理，又有对在媒介竞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在系统的理论思维与学术体认中，该书不仅为广大媒体从业者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战技巧，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尤为可贵的是，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其他媒介文化研究图书，《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克服了人们通常试图面面俱到以求完整而实际上却大而空的弊端，以个性化的专题选择构筑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章节，用“竞争”与“文化”作为主线贯通全书，以线串珠，以珠引线，将个案融入学理，结合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传媒发展的现实，用对策来具化理论，以理论来推演对策，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而又开阖自如的学术自足体，从而同时集聚了理论的张力、学术的魅力及应用的活力，在与读者的开放式交流与互动式对话中实现意义的拓展与价值的共生。

综观《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媒介文化理论的创新意识贯穿始终。书中对报业竞争的根源与现状的剖析，对电视改革与话语策略的探讨，对报纸定位、形象、报道策划及新闻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开发的分析，对电视节目创新与整合策略的剖析，对电视业走特色化与差异化生存之路的研究，对全球化大潮与媒介竞争、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考辩，以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的构想，均建立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是立足于中国媒介文化发展的实际所做出的富于理论创新意义的探讨。作者从媒介竞争的不同层次与方面，以其内在联系组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研究的整体框架，形成了一个经过思维过滤后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起点在于对媒介竞争的哲学审思，从而为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演绎的前提；其现实基础在于对报业竞争、电视竞争的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从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面为媒介文化建设开辟了经验化的策略通道,并通过媒介自身发展的事实为中国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比照空间；其理论目标在于理清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建设的关系之后，为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坐标与逻辑理论。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火花，比如在“透析媒介竞争”一章中，在比照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的“媒介融合”与中国的媒介发展现状之后，作者指出，尽管对我国传播媒介来说，“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但在媒介竞争的变局中，中国的新闻传播也正顺势而动，从规则、流程到渠道、方式都在发生巨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另外，诸如“报纸的定位与错位竞争”“中国传统主流报纸的形象创新”“电视节目创新的五大策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等主题，也都体现了两位学者的学术敏感与创新精神。

《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如透析媒介竞争时，作者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到理论和实践相联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哲学阐释与理论构建相交织；而在分析中国报业与电视业竞争策略时，又综合运用了个案剖析、实证分析、政策解读等多种方法，从而解决了以报业和电视业为代表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建设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在讨论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时，作者主要运用了理论思辨、历史分析、比较研究、个案剖析等方法，从对媒介生态的思考中分析了媒介如何走出无序竞争的状态。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一章中，作者引入了女性主义、消费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西方理论，在中、西方不同理论背景与文化环境的相互比照中，探寻中国特色媒介文化建设的规律。总之，作者在对相关媒介现象及其问题的分析中，始终渗透了自己的认识、体验，并用自己的眼光来考量媒介现实、分析媒介规律，不是凌空蹈虚的泛泛之谈，而是语出有据，析之成理，彼此系联，互相参照，形成了系统且独到的路径。这一路径不但重视媒介理论建设及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且着眼于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发展中的新实践和新动向，以动态的眼光预测媒介竞争的良性发展与媒介文化建设的长远未来。

媒介文化论文篇10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