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十篇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

一、网络文学就是后现代文学

第一，网络文学消除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关于文学的概念，在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论述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及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传统的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在网络文学的世界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超文本也得以充分发挥它的独特性，网络作家大量使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把文字融入图像、图形、电子图片甚至是一些影视作品、动画和游戏等音频和视频，创作出了一种超越传统文学概念“文学作品”，削平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鸿沟，同时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是语言艺术”定义的理解。比如，网络小说《望星空》，在人们的阅读过程中，页面自始至终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音乐，文字的背景是美丽的月夜星空，并且每一部分结束后，后面会有一部简短的动漫概述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再有，网络文学中的交互写作，在网络中树立一个故事的大体梗概，下面的故事由网民们每日自主创作，整篇文章由网络世界的不同人共同创作，在故事结尾之前没人知道故事的结局，例如比较有名的1997年的《活着，爱着》等一批网络交互写作的佳作。这类的网络作品完全不符合传统（现代主义）的文学要求，同时，网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结构松散，语言口语化，立意简单等特点突出表现了网络文学将艺术与日常生活混合在一起的文学创作理念，这一类特点足以说明网络文学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第二，作为网络文学发展先锋的代表———网络小说，无论是其创作说法上，还是其创作内容上都跨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网络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主要载体，它的特征全面体现了网络文学的主要特征。顾名思义，网络小说同样也是借助于网络为基础平台传播的，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小说形式。其特点主要是以自由的写作风格为主，在文体上没有任何的限制，作者发表与读者阅读都非常简单，同时最重要的是其体裁多以玄幻类和言情类为主。其中，在十大经典网络小说（《斗罗大陆》《搜神记》《小兵传奇》《魔法学徒》《佣兵天下》《紫川》《天行健》《诛仙》《》《飘渺之旅》）中玄幻类的就占据了7个名额，其余的三个是武侠、历史和穿越。就其题材而言，网络小说已经完全超出了现实主义所涵盖的内容，由真实的世界完全进入了一种由作家虚幻的世界之内。第三，网络文学的体裁也是没有特定性的意义了，无论是网络小说也好，还是网络中的发帖、跟帖、评论，乃至于现在兴起的微博，这些都是网络文学的一部分。这里面，对于发表格式的文本化现象荡然无存。例如网上出现的“老榕”的作品“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这仅仅是一个论坛帖子而已。网络小说更是对文本化的一种挑战，甚至很多小说，就是因为作者的写作受到追捧，而不断进行连载的产物。也有些较有名气的小说虽然具有非常高的人气的，但是居然没有写完结尾作者就收笔了。这在现代主义文学体系内是无法包容的，更是不可能包容的。第四，网络文学已经不再区分作者与读者了，将高雅的文化与通俗的文化融为一体，对于以前的贵族专用文学进行了传统的解析。例如，在网络中对交响乐、钢琴曲进行整编，经常有些视频或者音乐都是对高雅文化的调侃，通过某些网络手段将其通俗化。甚至一些国家大事，在网络上经常出现激烈的讨论，像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将原本贵族化的信息和文化，直接拉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绘画领域中至高无上的代表，现在在网络中，无论是谁都可以为她画上胡子或者是带上眼镜，更有人将蒙娜丽莎的面孔都换成了别人。这就是将高雅的文化，通过网络手段进行了通俗化的传播，让每一位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任何一种“贵族”文化，接触到任何想接触到的信息。

二、最后，网络文化将所有的文化都拆成了文化元素

已经不再区分什么是特定的，什么是哪些范围的，没有任何的文化内涵限制，无论是古典文化也好，现代文化也罢，在网络文学中都把它们拆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元素。还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来说，一万个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万个不同版本的蒙娜丽莎，甚至是更多版本。这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具体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破坏性”就是将文化的整体进行破坏，将其拆分成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并拼接成新的作品。原作品所负载的文化、历史、政治等等所有的“意义”都将被削弱，其内容意义与影像符号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网络文化中被解构，这种衍生的“再创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的，只要再创造着享受这种新创作的乐趣。在网路文学中，无论是持有哪种主义、哪种观点的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网络时代下，文学的不同导致审美标准也变得日趋模糊起来，艺术和非艺术，原创与非原创被人们混淆起来，无论是社会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网络文学也将融合所有的观点和意见，不会阻止任何观点和意见的产生与传播。

作者：张金海 单位：东营职业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2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3

（一）通识教育理念的历史演变及实施现状

首先，从概念的界定而言，通识教育是和专业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其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通识教育经历了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人文教育漫长的历史演变。虽然不同的时期这一理念被赋予了独有的时代特色，但其核心思想始终未变，那就是注重以人为本，在非功利的导向中“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人。”通识教育理念源自西方，从古希腊雅典式的博雅教育到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对自由教育的阐释，再到当今哈佛、耶鲁、芝加哥等国外名校对通识教育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探索，都为通识教育注入了活力，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革新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成熟的理论支撑。与国外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在通识教育理念上的探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令人欣慰的是，通识教育改革理念在我国一流高校初步成效已经显现。然而，在以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全面兴盛的同时，通识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着不小的困境和误区。在学者甘阳看来，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普遍做法是：“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片面追求不断扩大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似乎通识教育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因此可供选择的通选课门类越全、课程数量越多，那么通识教育就搞得越好。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351甘阳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一语道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实施的具体现状。总之，高等教育改革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批判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本质，因为批判出思想、批判出真知，高等教育研究对现存思想的批判意味着革新与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和谐的声音太多，批判的声音被湮没了。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要想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条路子来，首先要抖掉“鞋中的沙子”，了解现状，面对问题，吸纳、融入并创新其他前沿教育理论，方可走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只有敢于揭露并批判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中国特色下的通识教育才会真正地得以实现。研究发现，怀特海的过程教育哲学不仅与通识教育理念有着共同的教育本质和目标，而且其教育哲学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通识教育理念。

（二）过程教育哲学是发展变化、整合创造的有机教育观

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怀特海认为：“使知识充满活力而不是使之僵化，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人类走向伟大和崇高的每一次革命，无不是对各种僵化观念的反动。教育要承担起服务人类、增进自由的重任，就必须超越以被动的方式接受他人的思想，超越现代教育的僵化观念，加强首创精神。”需要指出的是，通识教育理念一味地重视培养学生的身心和谐和博雅精神，各类选修课程表面上开展得热闹非凡，但课程没有设置严格的阅读要求和评价机制，学生接触到的往往只是概论性的、过时的知识，老师照本宣科，学生随便一听，混个学分，最终“博而不精”，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这成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通识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思想主导下是理想化的，而过程教育哲学让通识教育理念成为现实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怀特海的后现代教育观颠覆了传统中机械的、被动的教育模式。在怀特海看来，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联合在一起，对学术展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生命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传授知识，但是它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25因此，大学不是生产合格毕业生的工厂，而是一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激发想象、自由思考、进行历险和创造的地方。后现代教育背景下要求通识教育在坚持培养目标的同时，注重学生自由思考、展现想象力和进行观念历险的教育过程。

（三）过程教育哲学是倡导多元、尊重差异的后现代教育观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是颠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多元化的视角去认知事物，感知世界。每一种教育理念都有其独特的教育目标，同时它们之间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怀特海更加信奉的是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差异性的教育原理：“在教学中，一旦你忘记了你的学生是有血有肉的，那么你就会遭遇悲惨的失败。”的确，在现代的大学课堂，教师参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评价标准进行授课，授课规模宏大，教学手段机械，模式传统，内容陈旧，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而过程教育哲学对尊重他者提出了要求和支持。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其中也体现了尊重他者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使得教师听到学生的心声，“看到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理解了他们的叙述，因而扩大了教育的视界，拓展了通达真理的道路。”总之，过程教育哲学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教育，这是一种有根的、整合的、和谐的、容他的、感恩的、创新的和审美的教育。”这种教育观和通识教育理念都是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的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兼容并蓄、和谐并存将有效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革新，顺应社会变革潮流，培育高质量人才，最终造福人类社会。

二、通识教育理念的有效实践路径

无论谈多么高深的理论，做多么复杂的顶层设计，后现代背景下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理念的革新与转型最终都要落实到教学模式、课程构建、教师队伍和校园文化建设上来。只有积极创新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打造一流教师队伍和营造校园人文氛围，通识教育的实践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一）创新现代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

众所周知，教育的基本模式一直沿用至今的是面对面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近年来，国内外一流高校纷纷推出网络公开视频课，尤其是2012年发端于美国的“慕课”（MOOC）理念的来袭，“对我国高校教师、课程与教学等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甚至其运作模式已经开始从根本上触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根基。”因此，高校必须顺应教育科技化潮流，革新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才能在变革的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各高校要充分利用“慕课”这一新兴的教学平台，结合各自高校的专业特色，整合优化教学资源，打造具有高校特色的精品课程和网络视频课程。通识课程不仅要向本校学生开放，同时要积极推向国家精品课程共享服务信息平台，使得优秀资源得以共享的同时，打造出本校的特色名片，提升其国内外知名度。另一方面，通识教育课程“不是没有任何教学要求，没有任何训练设计的‘通识教育大杂烩’”。通识教育实践的核心是各高校要花大力气构建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为本、以中西方经典著作阅读和讨论为重心的“共同核心课程”体系。无论各高校选定哪些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共同核心课程”一定是构成该知识领域最基本的、最不可或缺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主干课程。而且课程的本质目标一定是统一的，即培养学生具有“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

（二）打造一流的创新型教师团队，优化通识课程教学设计

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要想走向深入、走进核心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要拥有高素质的创新型教师队伍。在我国高校，教授离本科课堂越来越远，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日益严重。怀特海很早就指出了高校陷入一种错误泥沼的趋势———“根据署名发表的作品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价值。”目前我国高校以和主持课题的数量来评价教师价值的评职标准日益被强化，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高校一流的学者和教授需要回归课堂、回归教学，用智慧和博学去感染学生、激发其想象力，“他们需要和学生面对面，以讲座或是个别交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同样，在理查德·罗蒂看来，“一个后现代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应该经常能够提出一些原创的、可以选择的、超越了旧的传统模式的新观念，应该鼓励学生不要盲目地接受书本知识，并学会提出新的问题。”当前各高校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打造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师团队，激发教师智慧和才能，这是通识教育有效实施和深入实践的重要保障。一线的教授和学者需要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去践行通识教育理念。能否培养出符合通识教育目的的博雅人才需要教师精心设计共同核心课程，通识教育实施的成败关键在于通识课程教学设计的优劣。优秀的教学设计一定要立足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根基之上，同时要以中西人文经典著作阅读、讨论的方式进行授课，这也是通识教育的根本所在。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通识教育在一流的高校开展得颇有气象，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一直走在中国通识教育改革的前沿，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与它们培育的丰富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而对大部分高校而言，通识教育之所以难以走向深入，究其原因在于校园文化建设薄弱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校园文化和人文精神关乎学校的本质和灵魂，体现了一所高校的精神、教风、学风和传统。“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同化着校园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着校园文化的熏陶。”可以说，通识教育的高质量不仅来自严格的教学设计和要求的课堂，还来自高校开展的有思想深度的校园文化活动。“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而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培养学生形成品性或品格的教育。各高校通过开展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主题的论坛和讲座等文化活动，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开讲论道，这将极大地拓展学生的人文视野，激发学生去寻求一种有文学气质和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协助年轻学子塑造性格、养成品性。另外，高校要严格把关，提升校园文化活动质量，突出文化特色和专业特色，着重让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实践创造力，推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本科通识教育理念是相辅相成的。“本科教育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掌握科技知识，而且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打破人文与科技的畛域，强调文理交融，大学生对科学的探究和人生的探索在真正意义上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因此，无论是通识教育课堂，还是校园文化活动，教师和管理者都要发挥各自作用，唤起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对智慧和美的追求。总之，我国实施通识教育理念要走向深入、突出本质核心，必须要顺应潮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慕课”教学平台，紧抓“共同核心课程”体系构建和创新通识课程教学设计两条主线。核心课程既要体现人文社科核心内容，又要突出高校专业特色。在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识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各高校需要打造高素质教师团队、优化课程设计和深化教学内容。同时高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逐渐形成通识教育人文传统，立足文化传承，彰显大学的责任和精神，这也是我国实施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

三、构建和谐多元、尊重差异的后现代教育观

在一个注重多元、强调颠覆和建构新论的后现代社会里，通识教育难以独自芬芳。“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从来都不是一种理念在支配，而是由紧密关联的子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过程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有根的后现代教育观，并非对现代教育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扬弃中继承，在颠覆中建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通识教育理念。因此，需要建构一种有根的、和谐的、包容的后现代教育观，以助于我国高校走出当前改革的困境。首先，大学有着自由、宽松的教育土壤，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理想家园。在怀特海看来，学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因此，从宏观上说，高等教育必须实现由专业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的转变，“将人才培养重心从物转向人，体现个体价值的创造与社会生存相统一。”从微观上看，教学模式上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颠覆传统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注重学生的创造精神和自由发展，这与通识教育理念和过程教育哲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次，后现代教育观注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意识和问题意识，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而后现代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并尊重来自学生的不同声音和观点。同时，从学生的独立见解中老师同样会获得启发。最后，后现代教育观是注重以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有机教育和生态教育理念。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提出学校的功能不能仅仅着眼于研究，更应该为“生活做准备”，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为社会、人、自然的共同福祉服务，“要使学校成为学习集体合作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地方，应该教授学生与他人、自然界和谐相处”。

四、结语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 俄罗斯 后现代 内部成因

作者周露，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后现代主义是俄罗斯20世纪末非传统、非经典的美学体系，是转型时期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出现与繁荣有着多重原因。首先这是在社会历史、哲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对乌托邦理想幻灭的美学反应。文学获得了自主和独立，意识到其符号的本质和戏仿的天性。由于以往传统的艺术形式、尤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得到全面阐述，所以年轻的艺术家们必须创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美学体系。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世纪末俄罗斯文化领域的后花园：“深受苏联学派影响的二三十岁的作家们，一直在寻找普斯托塔和涅。他们不能轻易摆脱长期播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唱片中的夏伯阳、母亲和青年近卫军。出路只有一条。把唱片反一面放，让文本吞食文本，最终在头脑中形成梦寐以求的虚空。”①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家重新审视了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观念，正如B・鲁德涅夫所言：“文本不反映现实，而是创造新的现实，甚至创造许多互不关联的现实。”②此外，计算机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可对大众心理施加强势影响的当代媒体都促进了这种有关现实观念的产生。

对于俄罗斯早期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如韦涅・叶罗菲耶夫、萨沙・索科诺夫等人）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个人的私事、对自由的追求，而非谋生的手段、博取功名的工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才从地下走到地上，形成独特的美学流派，鲜明地反映出世纪末的文学特点。后现代主义一词本身来自国外，包括其中许多概念和术语，如“类像”、“互文性”、“混宙”、“作者之死”等均属于舶来品。但是，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后现代主义一词还蕴含着特殊的含义，它蕴含着对白银时代现代主义的记忆，蕴含着对白银时代哲学与美学探索重要性的承认。在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经常能遇见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布留索夫这些白银时代大师的名字，如维・佩列文的后现代小说《恰帕耶夫与普斯托塔》与维・叶罗菲耶夫的《别尔嘉耶夫》。现代主义文本中的主题、题材、形象均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摹拟，纳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戏仿中。与此同时，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向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伸出了橄榄枝，似乎在为这一百年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判中，经常出现两个误区：首先，把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外部因素绝对化，绝对归因于“赫鲁晓夫解冻”、“戈尔巴乔夫改革”、“铁幕”落幕及西方影响这些外部社会政治条件；其次，断言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沿着“地下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的走向来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同时也应该关注俄苏文学本身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影响，即使在前苏联所谓的“官方文学”、“受审查文学”内部也能观察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内部成因。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所言：“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主义者，就有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③

一

诚然，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正式登陆比西方晚了将近3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之外的外部原因有关，即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政治特点有关。“在俄罗斯由于政治与社会文化原因，这一进程（即指后现代主义――作者注）是变形的。”④但是“即使于1917年10月在俄罗斯社会历史上发生的那场大变革，都不应视为文学历史进程的转折点……无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间，都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作家竭力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对国家革命变革的感觉。”⑤

苏维埃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艺政策无疑终止了20年代现代先锋艺术的发展，使先锋艺术在30年代初画上了句号。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闭关自守使苏联远离了西方文化，自然也包括对后现论的认识与探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政治生活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贝利亚被捕及判死刑，苏共二十大召开及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终止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的出版为标志，开启了苏联历史上所谓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解冻倾向首先表现在苏联读者开始接触到来自于西欧、美国、东方的哲学、美学、绘画、建筑、文学、电影领域的经典著作（如尼采、弗洛伊德、海明威、加缪、萨特、王尔德等人的作品）。其次，一些受禁作家(如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普拉东拉夫、曼德尔施塔姆、纳博科夫及其他一些白银时代哲学家)的作品在苏联境内出版。此外，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文学进程的本身还能观察到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锋派、现代派的萌芽。他们走上了纯艺术的探索之路，其导师为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彼时尚年轻的诗人布洛茨基还在艺术探索中。

由解冻带来的异端思想引起了对单一划整的苏联意识形态体系的冲击，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文学领域则出现了地下文学。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在苏联涌现出许多新的文学团体（如斯默克、利安诺佐夫派、切尔特科夫小组等），出现了新的、改版后的文学艺术出版物（如《青春时代》、《涅瓦》、《我们的同时代人》、《文学问题》、《俄罗斯文学》、《语文学》等），地下出版物开始纳入文学进程。“……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正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开始形成。艺术不仅是后现代主义变形初始阶段的表达者，也是其独特的促进者。”⑥新的哲学体系在总体上形成了。

当然，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甚至60年代初的苏联，还完全谈不上对之前的文化传统（经典文学、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合乎逻辑的、有充分根据的后现代主义审视，这种审视往往带有局部的、碎片化色彩。解冻时期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新的俄罗斯文学很快被迫重新转入地下。因此，如果断言在5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就形成了后现代思想的牢固基础或者后现代艺术创作的坚固模式，的确还为时过早。但是除却文学之外（思想和社会政治的）的因素，恰恰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形成和巩固了艺术美学的新发现，不仅见证了文学发展阶段的新开端，而且见证了业已清晰地表现出来的文学新潮流的活力。安・比托夫（《普希金之家》的作者）、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作者）和其他许多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家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他们是名噪一时的“前后现代主义”文集《大都会》（1979年）的发起人与参加者。

在后政治化的苏联，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各种美学艺术形式的合法化和正统化依旧首先与非文学因素相关联：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政治改革，同一化与均衡化战略被多元化与差异化替代，社会政治性质的改变促使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可以作为完整的、具有全新的美学意义的文流展现自己。

俄罗斯学者И・斯科罗潘诺娃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形成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其作为文学流派的确立期，其美学基础为后结构主义的论点‘世界如文本’，文化的跨文本解构成为其艺术实践的基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为合法化时期。”⑦但是显而易见，该划分破坏了标准统一的原则：前两个时期从后现代主义文流形成的阶段来考虑（形成期与确定期），而后一个时期是以后现代主义文学走出地下、合法化的原则来考虑，也就是说，依据的是另一个评价标准。毋庸置疑，斯科罗潘诺娃的划分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的，但还可以更精确一点：如果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化与非合法化的角度考虑，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地下期与合法期；如果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演变性质考虑，那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后期为后现代主义潮流在当代文化领域出现的萌芽期，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为形成与确定期，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可以视为后现代潮流在一切文化领域的繁荣期，从新世纪开始进入沉淀期。虽然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也可以只分为两个时期：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为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形成期（与地下时期相吻合），80年代中至21世纪初为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发展与繁荣期（与合法化时期相吻合）。

二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后现代主义的浪花，或者说前几十年积聚起来的“地下文学”，在80年代中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得到了大爆发。因此形成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迫于反映国内社会现状、政治制度变化、国家机制解构的需要，似乎新的现实需要新的美学手段、新的反映现实的规则，才诞生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新的创作手段的成熟，如同意识形态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必然受到前一阶段文学成果的滋养。虽然受到国家政治思想体制的限制，但是后现代之前的苏联文学，并非完全听命于党和政府的指令，百分之百地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与规定。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无疑促进了文学新规则的产生，但同时也需要依赖于艺术本身的革新。

如果从今天的观点以及与后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苏联“官方文学”或者“受审查的文学”可以被称为“经典文学”或“传统文学”。就题材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战争文学、集中营文学、乡村文学、历史文学、城市文学和所谓的“四十岁一代”文学。当然，这些题材还不能穷尽50~80年代的所有文学样式。然而，通过这些文学类型，已经能够探究当年文学进程主要潮流的产生与发展，进而探寻后现代主义特征在“经典文学”内部产生与准备的过程。下面一一加以说明。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视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新潮流的开山之作。在苏联的战后文学中，小说的主人公第一次不是一位英雄、一位积极行动的人、一位先进人物，而是一名普通士兵。作者有意把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塑造成一位毫无特殊之处的普通人，这标志着文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转折或回归：文学从描写受社会变革和规章影响的特征转向描写民族的、传统的特征。著名评论家赫瓦托夫在《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一书中指出，肖洛霍夫“没有给予主人公特殊的履历、杰出的个人品质”，他竭力赋予主人公的命运以普遍性，“竭力强调索科洛夫人生之路的平常性”⑧，突出主人公的人民性。从强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层面）转向强调个体的内心世界及个人品质（道德层面），主人公的非英雄化、平民化，对于随后几十年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苏联文学中新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主人公的出现，推动了当年所有文学题材的发展。1957年邦达列夫出版了中篇小说《营请求炮火支援》，贝科夫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都是从邦达列夫的《营……》走来的”。的确，《营……》一书开启了战争文学的“新浪潮”，又被称为“战壕文学”或“中尉文学”。40~50年代西蒙诺夫等人笔下恢宏的战争场面被狭窄的战壕、寸土寸地的争夺所替代，多主人公的布局让位于对一俩位主人公的刻画，客观的叙事手法让位于自白式的独白，长篇题材让位于短小精悍的中短篇（如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贝科夫等人的小说）。主人公视角的改变、意识思维观点的转换导致了对战争时期事件的新看法，拓宽了战争题材的边界，揭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20~30年代苏联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战争题材的传统观点之外，第一次提出了背叛、临阵脱逃、被俘这些问题，并指出其根源并非在于主人公个体出生于“富农-小资产阶级”家庭这类简单肤浅的解释，而在于苏联国家政权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其与法西斯极权体制有着根源上的相似性。在战争文学中表现出去英雄化的倾向。这样一来，在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明显区别的战争文学中，呈现出有利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产生萌芽的文学内部的因素，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冲破束缚，揭露战争的阴暗面，抵抗体制与教条。沃伊诺维奇于60年代末写的战争讽刺小说《士兵伊万・乔金的生活与奇遇》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该书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1988~1989年在俄罗斯出版。

集中营文学几乎与战争文学同时并行发展，索尔仁尼琴的短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以视为集中营文学的标杆之作。由于集中营题材的特点，该类作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反体制、反制度的精神，他们的创作原则就是探讨“极权的苏联政权与严酷的集中营体制”之间的相似性。无怪乎，最初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之一《监禁营》（多夫拉多夫作）与80年代末最杰出的后现代小说之一《守夜人》（库拉耶夫作）均以集中营为题材创作。

在60~8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乡村文学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乡村文学有力地、艺术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分化过程，试图探讨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卫国战争、集体化运动之后现代悲剧性冲突的根源，开始涉及到伟大的社会变革与现代人道德退化间的相互关系。在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拉斯普金、舒克申等人的创作中，通过一系列普通的、平凡的、毫不起眼的、真正来自民间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这也是乡村文学对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最宝贵的贡献。

乡村文学大多着眼于过去，美化传统农民生活，主人公（特别是老一辈的农民）都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一些理想化的完人。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我们都习惯于将过去理想化。”乡村文学中的主人公与过去联系得越少，与当下联系得越紧密，越表现出“转向”、“错位”、“不安”和“不自信”的性格特征。与完美的、理想化的主人公一起，在乡村文学中也出现了现代类型的主人公：处于中间的、边缘状态的人物，他们“一只脚踏在岸上，另一只脚踩在船上”（舒克申语）。他们心灵的无序预示着个体至上原则的危机以及精神价值的贬值。他们的双面性与分裂性、人格解体的过程在维・皮耶楚赫的讽刺先锋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

如果乡村文学植根于俄罗斯民族土壤、以农民生活方式为基础，那么城市文学则主要植根于精神文化传统。批评界经常把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相对立，实际上它们两者不仅不对立，而且还是并行产生与发展的。如同乡村文学一样，城市文学也提出了个体的自我价值、个体原则的开发、现代人本体贬值这些尖锐的问题。城市文学的创作者们同样强调主人公的不积极与不完美。城市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具有多种面孔、多重声部。尤・特里丰诺夫笔下的主人公不停地进行着交换、反省，感到过着一种“另类的”、“他人的生活”。安・比托夫笔下的主人公同样“不具备真正的面孔”，带着拼凑的思维，过着一种“非自己的”、“偷窃来的生活”。后现代主义“世界如文本”的公式几乎首次出现在比托夫的小说中：《普希金之家》的主人公是位研究俄罗斯文学文本的语文学家，他本人也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比托夫的作品中都贯穿着互文性、戏仿、荒诞、作者与人物的极大融合（在后现代诗学中定义为作者之死）。比托夫感兴趣的不是描写的对象，而是其表现手段。“他的句子似乎超越了本身，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是饱含深意。”⑨也就是说，在城市文学中能观察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以下这个例子可以作为旁证：1979年比托夫将短篇《告别金钱》投到《大都会》文集，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称其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拜门帖”。

最后，“40岁一代”文学是离后现代主义文学最近的文学流派。“40岁一代”文学又被称为“普遍平庸的”文学、“普通大众的”文学、“公共住宅一代的”文学、“简易住房现实”文学，从这些称谓里已可看出“40岁一代”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40岁一代”文学在60至80年代的苏联文学进程中首次引入了“无支撑主题”、“一无是处的主人公”、“充满情感矛盾的主人公”、“随波逐流的主人公”、“突出个人主义的主人公”等概念。相比其他文学流派而言，在“40岁一代”文学中，如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一样，作者表现出对主人公的“冷漠”，好比一位冷静的、无动于衷的编辑，自然地接受一切，即使在评价层面，也不积极干预所发生的事（即所谓的作者之死）。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正常的。“40岁一代”文学中所呈现出的戏仿、荒诞原则一点也不比城市文学中的少，其风格的精致与优美达到了很高水准。

总之，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苏联文学内部已具备了“另类的”、非传统的、离经叛道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与条件。诚如匈牙利文论家卢卡契所言：“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影响。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⑩可以这么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接受与成长的过程，就是它与俄苏经典文学发生联姻与碰撞的过程。

注释：

①Кедров К. Пустота спасёт мир //Известия. 1997，15 мая.

②Руднев В. Словарь культурывека. Ключевые понятия и тексты.М., 1999，С. 223.

③【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④Забайлов Л., Шапинский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Прометей, 1993，с. 71

⑤Лейдерман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3 кн. М.: УРСС, 2001，Кн. 1，С. 13.

⑥Забайлов Л., Шапинский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Прометей, 1993，с. 4.

⑦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2-е изд., испр.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0，С. 71.

⑧Хватова 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Шолохова. М., 1970，С. 338-339.

⑨Курицын В. Книга о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е.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2， С. 194.

⑩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

参考文献：

1．Т.Т. Давыдова. Русский неореализм.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этика, творче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М.: Наука, 2005.

2．И.С. Скоропанова.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Наука, 2004.

3. 淼华编：《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5

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体育课一直是学生们最喜爱的课程之一，学生喜欢体育课并非是体育教师教学好于其他科目的原因所致，而是由于体育自身得到健身娱乐功能吸引着学生们的参与热情。但目前学校体育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体育教师存在言语粗暴、过于严厉甚至要求苛刻的现象，特别是一些缺少教学经验，年轻的教师，当一些学生不能很好地领会教师所教的动作技术时，教师就会觉得是因为学生太笨，得出朽木不可雕的结论，然后大发脾气的情况，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也不利于教师自身的职业发展。究其原因是缺乏对学生的关爱，这是与后现代教育思想严重背离的。另外，当前体育教学还存在机械式的教学，为了教授技术动作而教学，不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和灌输，长此以往势必会使学生逐渐对体育课感觉越来越无聊，甚至产生反感情绪。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反对长期以来被中外教育领域看作是现代课程“圣经”的泰勒式的“机械课程论”，这种机械教育视学生为机器，把教育作为一个机械的过程。即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学生学习的好已坏仅仅是凭借学生对知识接受的多少来评判，而容易忽视额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所以这种教学方式在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审视下显得机械、简单、刻板、僵硬的特点。学校体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其次，还存在强迫式体育运动情况，参与体育不是来自于学生内心的情趣所致，而是一种强迫，家长强迫孩子运动、老师强迫学生运动。体育运动变成了学生负担，体育不能给学生带来快乐，而恰恰相反是无休止的烦躁与痛苦，这样的一种被迫运动状态如何能使身心得到锻炼，最多也不过是及格万岁罢了，“其结果是学习对学生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苦役；不是灵性的滋养，而是精神的荒芜”正如美国教育家卡伯莱早在1916年一针见血指出，“我们的学校在一定意义上是工厂，学生在其中作为原材料将被制成产品以满足生活各式各样的需求。后现代教育思维认为，学生是鲜活的生命，不是机器，不是制造社会工程的零件。学习、考试都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活出生命，活出尊严，活得快乐，活得舒展；而不是活得机械，活得萎缩，活得憋屈，活得痛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教育是把学生引向‘活’路，而不是用无生命的知识积压他们本来存有的创造空间，把他们逼上死路。”

2.后现代教育观点给学校体育的启示

2.1体育课应重视身心合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情感教育

体育教师应懂得视学生的身心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反对分裂学生的身心。我们面前的学生不是身心分离的，而是身心一体的，他们是“整合成一体的人的存在。”因此，整合教育强调对学生身体的重视，强调学生身心愉悦对学习的重要性。因为人的身心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在怀特海看来，“当教师进入课堂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是使他的班级的学生在那儿高兴。

2.2注重学生的运动参与与感受

运动应该是一种宣泄，一种释放，或者说是一种享受，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时能够体会这种参与的良好感受要比学生被迫的学到一点点技能要重要的多。在我看来，参与的热情和感受的获得要比技能本身重要，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学生在学校有机会学习，但是在课程结束不久，由于疏于练习和缺少参与的条件和机会，他们就会迅速的忘掉学习过的动作技术，而当时获得的感受是很久甚至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因此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2.3学校、家长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体育学习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各级学校、家长、甚至全社会对于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关注不够，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机会也是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之下，美国很多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都会把学生的体育特长、体育参与等情况作为一项指标来综合考核学生是否能被入取的标准。

2.4体育教学要更多地接触自然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6

詹姆逊强调他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区别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至少表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的显著差异。詹姆逊读过的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间接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接触到的。的这两部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为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对阿尔都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又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前辈和楷模，因此阿尔都塞的必读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詹姆逊的必读书。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詹姆逊与中国学者产生分歧也产生交融的一个契机。同一种文化理论的不同读法，以及同一种世界通过不同理论视野的观察凸现巨大差异。这正是这场演讲的魅力所在。

“文化”这条线索，不仅贯穿了北大演讲的内容，也从此以崭新的含义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都变成了“文化”通串下的现象。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了对应性的时代划分，即对应于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应于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对应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代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新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尚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最后两个领地自然和无意识也被殖民化和资本化了。被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抹煞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自身的疆界，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与商品生产的密切关联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因此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詹姆逊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或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等。总起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他对这些概念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次演讲[1]构成了詹姆逊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得以全面系统发展的端倪。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零散的单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自己的这种理论，北大演讲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他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61）论述的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语言的牢笼》（1972）则以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为研究客体。如果说这些研究著述与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理论上和知识构架上的准备。北大演讲为他后来对后现代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契机，激发了他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热忱。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西方的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透视、分析和批判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推向了巅峰，这部著作也因之被誉为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詹姆逊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见解，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演讲对中国学界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詹姆逊来华之前，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和袁可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加以介绍和概括批评，属于综述性文章。在概念、术语和表述上具有深刻后现代文化理论内涵的一种批评话语此时尚未出现。1986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接触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及其全新的理论话语，开始领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激发了他们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热情。[2]此后不久，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这种批评话语和思维方法也被应用到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并以此阐述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现象。这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后现代”热潮。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以“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为主题的研讨会；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电影、小说等领域也都先后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1993年），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等，虽然这些初期的理论阐述仍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进的地方（即使是被译介的西方后现论也仍属形成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尚未展开。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也不是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以某种变体出现，[3]并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论著频频问世，如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1994年），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等。这期间关注后现代主义和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比如刘峰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1986年），唐小兵的詹姆逊访谈《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1986年），伍晓明、孟悦的《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1987年）、王逢振的《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7年）等。随之出现的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反思，如董朝斌的《文化的现代困惑———读〈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9年）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积极思考。

事实上，与德里达、利奥塔、哈桑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在中国更受欢迎。

首先，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使得他重新激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种社会学热情。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播下了种子，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成了中国人民惟一的信仰，也是建国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惟一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自然会减弱人们对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的敌意和疑虑，而且，他的分析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听众来说，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对后来的全球化，都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态度，大多数情况下都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尽管他的身份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话，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没有丝毫的敌意，反而抱有厚望，他受到欢迎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了。詹姆逊的到来，使得很多学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信心。

其次，詹姆逊以讲学的形式亲口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直观的方式描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对文学、建筑、绘画、广告、摄影、电影等文化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了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更为后来接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铺垫了道路。在理论上，他所涉及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开始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走出本质主义的模式，从多重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和文化，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

再次，中国国土上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为接受詹氏理论做好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大量的西方大众文化形式涌入中国，健美操、迪斯科、交谊舞、卡拉ok、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消遣性报刊、畅销读物、娱乐电影、录像、家庭肥皂剧、流行电视连续剧、现代广告、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潢、时装表演等具有娱乐功能的文化工业，仿佛一夜之间遍及中国大地，生产出无深度、市场化、媚俗化、形象化、游戏化、机械复制的消费产品，让人们在体验娱乐的同时失去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正是詹姆逊描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他用来描写和批判这些文化现象的理论也便轻易地随之在中国落定了脚跟。

在文学领域内，当时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向“后新时期”转型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已经萌芽。1985年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先锋派小说家，如刘索拉、徐星、苏童、王朔、格非、孙甘露、余华、马原、洪峰、残雪、叶兆言、吕新、刘恒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他们怀疑文学的崇高和审美性，进行不同程度的语言实验，玩叙述的游戏，强调写作的表演性和操作性，让能指和所指在作品中相互追逐、碰撞、互融、颠覆，从而消解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呈现一系列“二元对立”，使之成为专供批评解构的元文本，因此多具娱乐功能，而少具认知价值。此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旨在打破艺术的雅俗界限，消解深度结构，使用戏拟和反讽手法，使诗歌结构具有破碎性，反映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此外，注重“平民意识”、崇尚“经验的直接性”，表现平民生活，致力于“稗史”的一种新写实小说也应运而生。总起来看，随着文化商品化的冲击，写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出现了拼凑文学、受委托文学、传媒文学、消费文学和议价文学，这些都是“表征危机”和“后工业文化”的症状，[4]亟待一种理论来予以分析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恰逢其时。如李欧梵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各种潮流的汇聚，其中有历史、民族国家、现代性等，要描述和表现它们，中国学者必然会选择后现代文化理论。何况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所谓的全球系统，而适合于描述这一现状的就只有后现代主义了，“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大杂烩’的状态，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5]

詹姆逊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不仅是其理论自身和中国的现状所使然，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密切关注。他撰文评论茅盾、老舍、鲁迅的作品，希望能充实自己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因而从反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6]，他把第三世界文化置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之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7]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药》都是典型的民族寓言。詹姆逊主张在研究文化现象时用一种文化来反观另一种文化，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他后现论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者脑中必不可少的‘认识映象’和手中的历史地图册”[8]，以帮助他全面认识和反映后现代社会。

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内部对其霸权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文化表示同情，肯定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好感，可以说有一批中国学者就是在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的启发之下走上了后殖民批评的道路的，如张颐武、王一川、张法等人。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聚焦于近现代以来的西化殖民倾向，对中国文化进行“去殖民化”的批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语言文化文本，[9]寻找民族性（地域性、汉语独特的句法结构和修辞策略等）和本土性。张法、张颐武、王一川都提出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华性。[10]他们积极倡导詹氏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注重文学的本土特点和独特传统，给各种带本土性的文学以生存的权利。他们希望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发掘，创造本土性理论，在国际理论界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11]他们提倡“第三世界”把自己的文本视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寓言，并积极地将“民族寓言”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中。[12]乐黛云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也持乐观态度，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同于过去封闭的‘文化本位’或单纯的‘本土文化’”，是对“过去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重构，它本身就是作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13]

但是，即使对像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全盘接受的。他们的敏锐意识和批评实践使他们能够看到西方理论（包括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张颐武等人的本土性、中华性源于詹姆逊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是民族主义的，与真正的后殖民批评相悖，因此予以批判。[14]郑敏先生指出，詹姆逊强调民族主义“对于本世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煽动力”，很容易激起他们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妨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15]韩毓海也指出詹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及其民族寓言的企图是要为生活在后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人们制造出一个用来认识自我的“他者”，一个“认识映象”。如此看来，詹氏的文本与被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罗钢认为詹姆逊并没有摆脱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仍然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他者”来看待，[16]因此他和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并未把该文收录其中，相反却收录了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该文进行后殖民批判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李世涛指出，不能照搬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结论，因为语境不同，如果不适当地强调文化“民族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有可能掩盖民族文化内部的矛盾。[17]黄应全认为，詹氏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个虚构的概念，“民族寓言”本身也不是对第三世界文学所作的如实描述，而是“西方文论最新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是他发明出来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他的“第三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镜像’，“只不过是西方文学自身的投影而已”。[18]这些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詹姆逊在后来有关全球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论述中修改了这一说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逊的著作陆续在中国出版，研究詹姆逊学术思想的文章、硕士和博士论文日益增多，论述他学术思想的专著或专章探讨相继问世，他来华讲学或参加中国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活动更加频繁。然而，无论他后来在国际文坛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他后来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全球化批判多么重要，无论他后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到何等高度，他在理论上的“千里之行”都不可否认地“始于”北大演讲的“足下”，如果没有那时播下的种子，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丰实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这是詹姆逊1983年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为题所作的演讲，该文1984年经修改扩充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题发表。

[2]笔者曾采访过在中国的后现代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王宁教授，他表示当年虽然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詹姆逊的讲座，但读过《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之后，他才感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于是1987年开始翻译佛克马、伯斯顿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并且开始进行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3]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参看王宁，“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in boundary 2, 24.3 (fall), 1997: 19-40，《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载《当代电影》，1990（6）：4-19；《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1）：71-85；《中国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5]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99（5）。

[6]这是作者在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故的同事罗伯特·艾略特举行的第三次纪念会上的讲演稿。1989年由张京媛译出发表在《当代电影》第6期上。

[7]同上，234－235。

[8]韩毓海，《詹姆逊的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载《上海文学》，1993（11）。

[9]“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文艺争鸣》，1992（4）；及张颐武，《在边缘处追寻———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等文。

[10]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2）。

[11]参看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1990（1）；《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载《读书》，1990（6）。

[12]张颐武，《反寓言艺术：中国的选择》，载《美苑》，1996（1）。

[13]乐黛云，《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及其前景》，载《电影艺术》，1991（1）。

[14]参见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载《文艺争鸣》，2000（5）；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载《文艺报》，1999-03-11；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载《文艺报》，1999-07-31。

[15]郑敏，《从对抗到多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4）。

[16]罗钢，《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文艺研究》，1997（3）。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 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不否认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那么，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就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问题，并理应是建立在对这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诚然，在当代中国，每天都有人在对中国文论提着问题，作着思考，发着议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在对中国文论提问题，作思考，发议论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这就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并在对其有准确把握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应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呢?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文化现实处境。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及其现实问题，都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背景中，显示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文化样态。尽管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景观(这一事实，诚然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度放大 ，然而，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由于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而产生颇多抵触，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而更多的地方还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甚至一些边远农村还处于刀耕火种、蒙昧落后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的推进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参照系。很明显，在西方，现代性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反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它标举理性精神，与蒙昧的传统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它在带来社会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的感性维度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启蒙现代性”极端发展所造成的弊端的质疑与批判，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要现性推进其现代性进程，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反思，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现代西方社会所曾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 ，它在不可逆的时间之维不断“去蔽”而达到“澄明”，这也许对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由“启蒙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在“现代性”中所占据着的这种最深层的基础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 )，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砚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极左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 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 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这是其一。

其次，还要消除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是有价值的，它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

显然，此种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及其产生的担忧，是在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看待。的确，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民族性成了一个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李西建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文论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甚至产生所谓“失语症”的隐眭焦虑，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很明显，这种“根”关涉到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但现代性与民族性又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的，民族性也不能丢。谭好哲曾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中指出，现代性与民族性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学术语境，现代性是其价值追求，民族性是其文化身份的保证。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表里。¨ 诚如斯言，从历史上看，尽管现代性最早出现于欧洲，但在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进程中，任何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一种交互重塑的关系，一方面，民族性通过现代性重塑而具有现代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而获得文化身份。但笔者要补充的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仅仅就是如此，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不仅仅在于获得文化身份，更在于通过这种民族性的重塑，不同的民族一国家作为一种能动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民族一国家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赋予现代性不同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使现代性呈现出多元发展路向。而实质上，全球化发展至今使得即便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也不再是那么纯粹的“西方”了，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当今的现代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因此，全球化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扩展，而且构成了推动现代性进化的重要动力，并使当今的现代性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性并非一元，而是一源多元的。

消除对现代性的疑虑及其狭隘的一元理解，以更加开放的理论态度清醒认识并确立这种全球化演进中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发展的新路向，深刻了解全球化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对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与现代转型无疑是有益的。文论发展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现代性，它是以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为前提的。那么，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如何才有可能呢?显然，又是以双方之间的话语平等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不是以哪一方为中心，否则就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话语”暴力，而谈不上什么对话。笔者认为，这就需要从根本上做到两个超越。一是在中国文论界的内部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层面的纷争与纠葛，在对待问题分歧时，多一些学术立场上的彼此宽容与理解，少一些计较个人、集团利益的排挤与打压；多一些学术意识与学术关怀，少一些权力之争与利益、资源分配的考量，从而消除某些利益驱动的话语霸权中心。二是在对待古今中外不同文论话语的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或西或中或古或今的时空区隔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理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上，着眼于现实问题，从根子上解构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中心主义。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问题，而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文论都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不应构成什么中心。

只有这样，在多元共生的话语平台上，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建构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才有可能，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很明显，这种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不是也不应是仅仅为了转型而转型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对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实及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并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从而实现人的更加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始终不能背离的人学基点，也是一切人类活动所不能背离的基点，显然，这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了，只好留待另文详论。

参考文献

[1][16]赖大仁．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8(5)．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3]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8]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6]Zygmunt?Be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Cambridge：Polity，1991．

[7]汪晖．死火重温[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J]．文艺争鸣，2007(3)．

[10]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 的趋势 [J]．文艺争鸣，2007(7)．

[11]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J]．文艺争鸣，2007(11)．

[12]布鲁斯 ·罗宾斯的与会发言[R]．“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武汉大学，2006年6月 17日至20日。

[13]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 的构建[J]．文学评论，2007(5)．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西方文论；有效性；否定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30-09

张江教授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不利于文艺和文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

一、“强制阐释”是历史的必然

何谓“强制阐释”？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按照这个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的。比如，《尚书・虞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毛诗序》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11.14.130.136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意识形态论，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说，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该说是“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预设的前提，要求文艺作品的文本话语为其一定的政治道德目的服务的，要符合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并不顾及甚至消解文学指征。例如，孔子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毛诗序》把《周南・关雎》归结为“后妃之德”，都是背离文本实际的主观判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4]66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解”在起作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一，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与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先秦时代都是指的“技艺”，后来才逐步转移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劳动之上，到了18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才把文学艺术视为“美的艺术”。因此，即使到了18世纪以后文艺逐步要求审美的自律性，然而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依然顽强地进行着“强制阐释”。其二，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中，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性，仍然是一种驱动“强制阐释”的强大动力，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5]50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否则就肯定要被颠覆和消解，哪怕它再具有文学指征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其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非审美和非文学的实践的。我们认为，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由于长期受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往往成了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注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6]1。然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忘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的他律性，并以此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其四，这是因为文学的本质规定性不可能由文学指征和文本话语来单向度决定，它是一个多向度的结构整体。按照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Abrams）的观点，决定文学的要素至少应该有四个：世界、作者、文本、接受者，而仅仅强调文本话语和文学指征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文学本质。而西方文论的发展恰恰是在这四者之间逐步转移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我们看到，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受制约于文艺的内部构成的变化。一般来说，文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作家（艺术家）、作品、阅读者（接受者）。这四方面的主要的文艺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注意和研究的程度有所侧重，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论研究和文论体系。在从古希腊罗马文论到启蒙主义文论之前，自然本体论和摹仿说使文论家主要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因此，社会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比较受重视，启蒙主义文论以后，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认识论和表现论的逐步兴起，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就形成了文论的主要方面，弗洛伊德学说和人类学本体论的流行，使得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大行其道，一些文学史、文艺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文艺史的编撰，都突出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20世纪上半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流传，社会历史的文论研究曾经成为西方文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尤其以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文论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们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文论研究中的马列文论共同占据了世界文论的主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解释学美学、语言和话语理论等共同影响下，当时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以研究阅读者、接受者为主要倾向的接受美学及其文论研究。这种接受美学思潮很快由欧洲传到美洲，又形成了读者反应理论。文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艺术家、作品转到了读者。当然这种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研究很难有可操作性，因而具有科学性的成果至今很少，故而，人们的研究又不得不回到了社会及其历史，这就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论研究。在20世纪整个一百年的历史中，由于语言学转向，在社会研究和作家研究的逆反心理式的反抗等原因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的研究成为科学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文论、英美新批评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英国“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文论、法国叙事学、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符号学文论等等，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成为文论研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思潮。当然，同样也由于形式主义之类文论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又由艺术作品的封闭研究转向了社会历史，而文化批评的文论或跨文化的文论研究则明显显示出把这四个主要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向，这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文论的一个优长之处。不过，文学和艺术的自律本性却不能消失在文化的他律性之中，否则，文论研究又会重新开始分割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发展及其规律的一个重要借鉴[6]5-6。

因此，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决不能以“强制阐释”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恰恰相反，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时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此外，我们理解，张江的“强制阐释”还应该有另一层更加深的含义，那就是，西方文论从近代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中国文论（包括文艺批评）的强制性输出，使得西方文论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形成了人们所谓的“失语症”。

实际上，这种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其一，这是因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西方强势文化面前的弱势文化，西方文论也就趁势压倒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而成了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这是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其二，这是因为中国文论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着整个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文学艺术本身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中国现当代文论再也不可能运用传统的文论思想的一套理论和话语体系，为了适应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现当代文论不得不采取了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和话语模式。这也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其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因而中国现当代文论也就是通过俄苏的列宁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且逐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曾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论进行了“强制阐释”，可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步清醒过来，力求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直到今天我们力图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来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因此，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二、西方文论的话语特征分析

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

张江教授说：“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先看场外征用。其一，人类的知识系统最先就是以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西方哲学尤其如此，西方的“哲学”本义就是“爱智慧”，所以一切关于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知识都包含在哲学之中，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系统理论是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后来分化出来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西方文论的确立标志。它的真实摹仿说就是反对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说的结果，是他的四因论本体论、灵魂论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的建构；它的悲剧论、史诗论是古希腊文学艺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雄霸欧洲文坛一千多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西方现代主义文论所代替。因此，西方文论是自然而然地从西方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它必然地受到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决定和制约。这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一个优势。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科学、系统、完整的体系。不像中国传统文论思想那样，就事论事，就诗论诗，或者从伦理（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论说文学作品，即使是像《文心雕龙》那样的鸿篇巨制也还是受到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才组成一个体系，然而，在接受西方文论之前，中国传统文论仍然是以诗话、词话、评点、批注为主要形态，虽然其中也不免哲学思想或者伦理思想的指导，但是直觉感悟和情感体验的话语方式，毕竟使人难以从整体上得到总体印象和直接感受。这样的“场外征用”似乎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征。其实，中国传统文论也是起源于经学的，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不过它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没有体系化。其二，正如张江教授所说的：“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实际上，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在跨学科引进时，并不是一种横向移植，而是主要运用了其他领域和场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比如，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绝不是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也不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我们必须看到，格雷马斯的阐释也是一种可行的阐释方式。现代阐释学不同于古典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作者赋予的，而可能是多方面的、读者看出来的，所以用数学矩阵读出来的文本意义，其有效性不应该简单否定。反对“场外征用”的结果只能是把文论和文本意义的阐释定于一尊，不可能不封闭自己。即使某些“场外征用”还是不完善的、幼稚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借鉴，吸取其成功之处，避免其失误之处。比如，弗洛伊德的“升华”学说文论，把欧洲文学史通过《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绎，说成是“恋母情结”的历史，当然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的，但是，它指出了人类的之类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不是非常英明的，足资借鉴的吗？其三，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还必须“场外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观点理论。很难设想，一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完全从文学文本的内部建立起来。似乎翻遍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历史，还没有这样建构起来的东西。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从“场外征用”的，也许这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核心思想。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学科高度发达和交叉融合的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跨学科的“场外征用”。当然，这种“场外征用”，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而且是符合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包括自律性和他律性的规律）的“场外征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有效的。

再看主观预设。张江认为：“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其一，按照现代阐释学，任何阐释都是有“先见”（Vorsicht）的理解和解释。现代阐释学的奠基人是海德格尔。他完成了从认识论阐释学到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变。他从人的此在性、历史性和人存在于语言之中等观点出发，认为理解并不是人的认识活动和方法，而是人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他还提出了前理解（Vorverstehen）的概念，包括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所组成的理解的“前结构”。这些直接启发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分析了审美理解的构成条件─客体（艺术文本）必须是一种具有意义统一性的对象；就主体而言，理解总是与理解者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的。他指出，在阐释学所有必要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总是一个人自己的先行理解，这种先行理解来于与同一主体相关联的存在。（《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种“先行理解”（或称“前理解”，Vorverstehen）构成了所谓“超越性预期”，也就是处在历史和传统中的主体对艺术文本意义的预觉。因此，理解（Verstehen）是在前理解的传统和历史的框架内进行的。理解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偏见）进入理解过程的。审美理解就是“视界融合”。所谓“视界融合”就是历史视界与现在视界的融合。因此，审美理解“必然包含着历史与正在理解者的现在之间的调解”。（《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就表明，审美理解并不是单纯的对审美对象的理解，它必定包含了理解者的参与。审美理解是一种解释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对话[6]346.348.349。因此，张江所谓的“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是任何阐释所不可或缺的。其二，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似乎阐释结论不应该是前在的；可是，对于文艺理论来说，阐释结论似乎应该也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文艺批评当然要运用一定的文艺理论来对具体的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所以文艺批评的阐释结论就应该是文本的视界和批评者的视界的“视界融合”，因而分析和评价的结论看起来不应该是前在的，而是后来得出的。但是，对于一种文艺理论来说，只要它已经确立为一种成型的理论，就必须有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那么，用一种固定的文艺理论去分析和评价一种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其所能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从逻辑上来看也就可以说是一种前在结论。张江教授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问道：“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这种发问，西方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听到了，除了嗤之以鼻，还会有别的反应吗？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还有许多作为“先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思想文论、邓小平理论文论等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或者准确地说“主体预设”，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生产论、文学意识形态论、文学特殊掌握世界方式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论、世界文学论、资本主义与某些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论、悲剧论和喜剧论、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论、艺术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原则，列宁的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两种文化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反映论美学原则、艺术家要观察新事物论，普列汉诺夫的劳动先于艺术论，艺术的形象性特质论，艺术与社会生活、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论，斯大林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论、民族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高尔基的劳动对文艺起源的重要作用论、艺术的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思潮论、典型创造论、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浪子”论等等，的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性质分析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论、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论、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关系论、文艺的生活源泉论、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关系论、文学批评论、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论、反对“全盘西化”论、艺术的“标新立异”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方针、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论，的文艺对立统一关系论、文艺的民主作风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论、文艺规律论、时代精神论、典型人物论、艺术真实论、艺术修养论，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论，社会主义文艺的形象性、真实性、思想性原则，文艺的多样化原则，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文艺工作者对人民负责论，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表现力论，文艺工作者团结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原则论，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论，坚持文学批评论，等等[7]3-28。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进入了文论家和批评家的意识以后，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

再看非逻辑证明。张江教授所谓的“非逻辑证明”指的是：“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

张江列举了西方当代文论逻辑论证上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它们是理论创新之中的问题，似乎并不影响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张江举普洛普的故事学研究来证明所谓的“个案举证”非逻辑证明。他说：“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作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这种批评似乎有失公允。普洛普分析了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而得出故事学的功能性规律。这应该是很有西方实证主义精神了。我们认为，“这种从民间故事的不同形态中寻找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和功能系统的方法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一种直接的引导。”[6]308实际上，普洛普并不是单纯用归纳法来形成自己的理论，而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前提下，即在演绎法的前提下，再以归纳法来构成理论，所以在逻辑上是没有大问题的。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应该进行修正或补充。而且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这种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似乎不应该忘记。事实上，中国传统文论最缺乏的就是实证的科学精神，往往是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式再进行文论的经学注解和阐释，“宗经”“原道”是根本，至于具体文本是可以裁剪的。《毛诗序》把《周南・关雎》指为“后妃之德”才是“个案举证”，后来成为相当长时期的权威理论，直到朱熹注诗以后才有所改观，然而，《毛诗序》的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仍然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阐释”。就在批评了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以后，张江提出了所谓的“本体阐释”来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并呼吁建立“文本统计学”，这种文本统计学要统计多少文本才不是“个案举证”呢？101个？就是1001个，也还是一种归纳法理论，随时都可能遇到例外。

张江又以精神分析文论来说明西方当代文论的循环论证。他说：“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事实上，精神分析文论的建构实实在在是科学实证的。弗洛伊德首先是在大量的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诊断基础上提出了恋母情结和力比多，然后从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神话传说中举证，把恋母情结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接着发现了《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例证，从而认为，欧洲文学史就是一部恋母情结的历史，反过来证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形式上看起来确实是循环论证的。但是，这种论证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至少是具有相对真理的。人类文学史上以和恋母情结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作品，至少不是个别现象，当然也不是绝对普遍的现象。所以，如果从实质上来看，在循环论证的背后确实潜藏着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文论的实证科学精神。再说，这种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在辩证逻辑之中就是可以破解的。就像所谓“解释学循环”，在部分与整体之间永远具有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过程，但是，在辩证逻辑之中这种循环论证就可以化解了，也就是换一个角度即可能得到跨学科的互证。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循环论证却是缺乏实证精神的，主要就是祖先、先王、先贤、先哲的思想的循环论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滚雪球”式的注解、传注、集解、注疏、疏证的文论体例，最终就是要证明经学的权威性。

张江还批评了西方文论的“以假说证实”。他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这个问题，以波普的“证伪理论”的角度来看，似乎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切科学理论，如果不能证伪，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而且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发展了。文论假说在中外文论史上比比皆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言志说、缘情说、意象说、意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境界说，西方传统文论的摹仿说、镜子说、反映说、再现说、表现说，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唯意志论、直觉说、移情说、心理距离说、符号说，英美新批评的“张力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矩阵说、异延说、视界融合说、文学场论等等，都是一些假说，而且实践也只可能证明它们的部分真理性和部分有效性，实际上也不存在全能全智的学说，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文学理论学说相继出现，互相补充，相反相成。西方当代文论的假说同样是在科学实证的精神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特别是那些“场外征用”的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哲学最新成果而形成的假说，都有着一定的科学实证根据。西方文论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反思批判旧有文论假说的演化史，可以说是一种“剥洋葱头”式的发展史。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异延说，一切都成了不确定的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论经过了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达到了“社会本体论转向”（包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精神本体论转向”和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转向”），又走向了“实践转向”的道路，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生活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之中。这正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如果有那么一种被证明了就永远是真理的理论，那么文论的发展和生命就终结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式微和现代转型，其契机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论家和批评家们就纷纷转向了西方文论的种种有效性假说，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论、现代转型的中国传统文论，并且正在整合它们，以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

再看反序认识路径。张江教授说：“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张江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论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其认识路径出现了混乱。首先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文学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的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批评不是依据文本的实际内容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其次是抽象与具体的错位。抽象可以指导具体，但必须是从具体上升为理论的抽象。在实际批评过程中，抽象应该服从具体，在具体批评中丰富抽象，而不能用抽象消解具体。但很多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成不是从文学的具体出发，而是从理论的抽象出发，改造肢解具体，造成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再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中，诸多流派和学说，不能将局部与全局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体系。从局部始，则偏执于一隅，对文本做分子级别的解剖分析，但却仅停留于此并声称文学总体就是如此，以局部充当总体。从全局始，则混沌于总体，对文学总体作大尺度的宏观度量，以宏观取代微观，弃绝微观分析。当然，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

张江的这些分析，貌似有理。是啊，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实践出发概括和总结出来。但是，他忘记了理论的形成并不是经验的直接、简单的归纳和提炼，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的过程。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形成，我们都了解得那么全面了吗？它们都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局部与全局的分裂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也不可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我们主编了一本《西方文论教程》，把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作了分析和反思，我们觉得张江教授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够审慎的。

其一，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并非直接的实践就可以生成理论。古今中外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大部分都不是文学艺术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的文论学说是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自己的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文艺创作谈对文论的形成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应该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美学观上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泰纳、勃兰兑斯、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荣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马尔库塞、本雅明、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等，都不是文学家，但是，他们是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们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文学实践的某一个方面，建构了某一种文论体系，反过来对西方文学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或者阻碍了某一时代的文学实践，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要求每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直接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做法，是一种十足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那种直觉、感悟、体验式的感性化形式，是优劣参半的，必须以西方文论的理论化、体系化、科学化来加以补充。这也就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现之一，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的理由。

其二，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来看，就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言，具体文本必须服从抽象理论，抽象理论是分析具体文本的指导原则。任何具体文本分析，都必须把文本的具体形象及其构成因素拆卸为符合一定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的元素，从而评价它们是否符合一定的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来决定对它们的高下文野、是非曲直的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感性的具体活动及其结果，而是一种知性的抽象活动，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活动及其结果。因此，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的那些诗话、词话、曲话、评点、传注等形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多义性、玄学化、神秘化、诗意化倾向，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的抽象的理论化、明确化、科学化来加以克服。中国近代文论对古代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摒弃了一些语义不明确的范畴概念，以西方的文论概念来重新阐释一些可以改造运用的范畴概念，如气、意、风骨、意象、意境、比兴等等。然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至今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必须参照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才可能逐步完成。如果，仅仅关闭在传统文论的圈子内，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完成，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基础也就无法形成。

其三，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如何破解“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可能做到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所谓阐释学的循环是指，我们必须根据局部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根据整体来理解局部。对于这个循环，有不同的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循环沿着文本来回移动，而当文本被完满地理解时，这种循环就消失了。这时就获得了“顿悟”，解释者就把自己完全置入作者的精神之中，从而消除了一切关于文本的难解之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被理解的“前结构”所规定的。因此，完满的理解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循环的消除，而恰恰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看法。他认为，阐释学的循环在本质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支配理解的是一种“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我们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靠着“前理解”去理解整体，而对整体的理解又被对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和理解所规定，从而反过来又校正我们的前理解。这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而正是这才真正揭示了世界的本体和意义[6]349-350。因此，对于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阐释，就需要不断调整人们的“前理解”，以前理解为中介来辩证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且不断敞开这种关系。也许西方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处理这种关系还有所偏颇，比如，西方文论偏向于宏观把握文学，对微观注意不够，像英美新批评那样的“细读”文论还比较少。然而，正是这种偏重宏观的西方文论，可以与偏重于微观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互补，建构起比较全面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这同样也表现出西方文论的有效性。

三、“强制阐释”论的形而上学

“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它一是视野狭窄，二是以偏概全，三是主观臆断。

其一，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视野开阔。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西方文论包括了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强制阐释”论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全盘西化”的文论建构倾向，其主观愿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从整体上完全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除去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西方文论参照系，势必就会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论的组成成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还要看到西方文论的优长之处和不足之处是并存的，而且在总体上对中国文论建设是很有启发的。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给我们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文论视野，给我们跨学科的透视的文论视角，启发我们建构起科学、系统、完整的文论体系，克服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伦理化、直觉化、神秘化所带来的某些不足之处。我们认为，为了在21世纪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我们就必须认真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论思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相互关系。尽管当今中国还不是后工业社会，也不具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的具体境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全球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美学（文论）也必然相互影响，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文论）当然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参照系和背景之一。同时，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美学、文论的因素多元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规律都必定是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的借鉴。而且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的建构，经过了20世纪的曲折历程，在20、21世纪之交初步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即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美学（文论）的现代转型为基础，以西方美学（文论）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融汇中西，沟通古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为此，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的相互关系也就刻不容缓了[8]1。

其二，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全面审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即使西方文论有着张江教授所说的那些“强制阐释”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对待西方文论，不能以偏概全。比如，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形式。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一种“重写现代性”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现代性”。它的旗号是彻底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特质在于：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它采取的是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西方后现代哲学主要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德勒兹的、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等，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也加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写现代性的“语言游戏”或“文化批判”之中，因此可以称为“文化现代性”[8]4-5。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等等文论主张，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它们的具体论点，分析它们的利弊得失，全面审视它们，做到“洋为中用”，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它们作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吸取它们的成功经验，摒弃它们的失败教训。从总体上，完全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特色的文论的建设。

其三，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从当今现实出发。中国当代文论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臆断，因为它那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制阐释”。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一书中，分别对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的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生存美学的文论、崇高美学的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欲望美学的文论、文学场论文论以及重写现代性、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关系。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美学与实践美学是同步发展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创立之初，实践美学就已经在拒斥启蒙主义美学（文论）的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它与后现代主义重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当然，由于其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即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从而比起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更合乎现实地解决着有关美学的理性，主体性、个体性等现代性问题，更有力地消解了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永恒性、必然性，为美学（文论）问题中的确定性、普遍有效性、合目的性、必然性等问题提供着实践辩证法的解决。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最具有建设性的当代美学（文论）形态之一，它将在批判（考察、清理、审查）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基础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做出应有的贡献[8]20。因此，从当今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仍然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为此，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参考文献]

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16（社会科学版）.

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5-18.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张玉能.西方文论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9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而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具有理论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规范与学科建制的社会学理论，已经逐渐让位于社会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社会学的”到“社会的”的转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规划，社会理论影响并包含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众多学者的独立活动。福科、德里达、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女性主义深刻地启发了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这些理论的综合则“代表了当代知识生活的最令人激动的进展”。相比之下，专门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纪许多引领潮流的欧洲理论视角，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都拥有不少相同的理论前提，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相同的假设，人们才能够将它们综合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质疑是各种批判理论的核心而持久的特点。启蒙时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倾向逐渐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明确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物”，它像科学描述“自然”一样描述所谓“社会法则”（sociallaw）。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观点把“社会现实”冻结为“本体论的冰块”，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sexism）以及对于自然的统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马克思则尝试通过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这些关于“社会本质”的表征进行“解冻”。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发展都吸收了20世纪后期来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洞见（尤其是法国的“后理论”），使得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发展成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分析——从大众媒介到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化门类。

马克思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会世界的静态表征的核心术语是历史性（historicity），即社会模式的历史流动性。社会的历史性意味着过去的与现在的社会模式是可以通过受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与社会努力来加以改变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改变的“社会法则”。而且爱因斯坦与海森堡以后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也证明，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不是一种哲学的建构，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变世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学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必然放弃客观性。马克思就是一个既客观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会分析家。

无疑，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实证主义因素。

总之，这里有一道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辉光的精神长廊，这里有一批密切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探索者。这里先介绍下面几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西马批判理论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本雅明：救赎的美学》（1996，第二版）。通过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的权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论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沃林审视了当代思想界四个主要流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观。他试图揭示这些理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现论和价值的重要批评，在什么地方它们的贡献退居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沃林的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寻求通过与其它理论的磨合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地位。他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解读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指出该学派不同人物实际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概念，而且在整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理性本质的看法怀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表现出把理性与支配结合起来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的一个侧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为了回应每况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发起了一次“理性主义的转折”，从而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评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诺的艺术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乌托邦功能的观点，但他认为阿多诺将美学体验降低为实用主义功能，因此对艺术的看法带有过分的倾向性。沃林同时对阿多诺理论中的精英特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艺术不仅应该对哲学家和批评家有意义，而且还应该为形形的受众敞开大门。在此，沃林将阿多诺的现代主义框架抛在脑后，而倾向于认同一种后现代观点，以寻求艺术与日常生活和大众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这一立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有可能在将艺术融于当代生活中时，完全丧失其潜在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美学”对于当代文化的理想的发展，仍是一个有效的安全阀。

本.阿格（BenAgger）

本.阿格，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校区学系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理论中心主任，著有《享乐资本主义：一个意义批判理论》1989，《话语的衰落：后资本主义里的阅读、写作和抵抗》1990，《统治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公共社会学：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动》2000，《自我与社会》2002等著作。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今天，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纯熟运用，文学阐释中也对之频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人文类的书店。德里达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学科。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的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

本.阿格还提出，要划分建树型后现代主义者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则以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为特点。

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马克•波斯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福柯、马克思与历史》、《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等，编译著作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鲍德里亚文选》、《理论与当代文化》等。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

波斯特还深入批判了那种将赛伯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张。他认为，在赛伯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互联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作为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是标志这新的权力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建立起来。波斯特发问，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赛伯空间，人们还能继续保持先前植根与地域的种族身份？他认为，有了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网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而与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马克.波斯特还在他的《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一文中发表了一通榔头与德国的高论，蛮有意思：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

斯蒂文.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贝斯特，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校区人文科学与哲学教授。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与凯尔纳这两年在国内风头正健，他们合写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论：批判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和《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都在国内正式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贝斯特认为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20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Best、凯尔纳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凯尔纳，哲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哲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和《波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两篇文章。前者探讨了批判理论的两个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与区别，凯尔纳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实际上，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凯尔纳还对当代批判理论的“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的波德里亚进行了论述。波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反应。凯尔纳认为，我们已经跨进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前的时代受到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发现或找到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础，可以相互沟通的并互补的。二者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论的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Bronner）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批评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137－07

后殖民理论是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殖民理论成为后现代之后席卷全球的文化批评思潮。作为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广义文化研究的一支，后殖民理论反对此前在英美学术界流行的新批评的文本解读和文学性讨论，致力于考察西方政治实体与第三世界民族的文化转换和文化再现问题。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武器，后殖民批评是后殖民理论的地方化、本土化和民族化。后殖民批评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关注本土文化在殖民化之后的问题，性别、教育、语言、阶级、种族等是其分析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的切入点。在中国，因为多起政治文化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走向保守，文化批判的锋芒消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政治上的挫折警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恰逢萨伊德所开创的后殖民理论登陆中国，多种历史合力造就了中国后殖民批评。中国后殖民批评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登陆后，中国学界借助其理论视角和方法考察中国当代文化文学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命题。本文选取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典型命题，结合后殖民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分析其理论逻辑和阐释局限。

一、中国提出的后殖民批评命题

后殖民理论的主题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时展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走向何处?如何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症候?新世纪的文学理论该如何创新?这些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焦虑。基于后殖民理论的启示和中国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面对当代的文学文化问题，中国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后殖民批评命题。

首先是第三世界文学理论。1989年，美国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杰姆逊的本意是以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关联补救西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非政治化倾向，其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得到了中国学人的广泛认同，中国学界就此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命题。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殖民活动伴随着对非两方文化的宰制，东方主义是与东方无关的西方意识形态，东方文化在此被改写被扭曲，因此，对殖民历史反诘的逻辑必然就是呈现第三世界文化的本真状况。这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需要重新书写被西方涂抹的历史，重新发掘本土文化的资源以对抗西方，第三世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此被突出。杰姆逊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对立并把第三世界同质化，其整体主义立场忽视了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的性别、阶级等差异，这就为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尽管萨伊德等人一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再反对文化本真书写的可能。作为杰姆逊理论的中国回应，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具有系统的理论建构并实践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批评。

中国后殖民批评家认为，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是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具体的文化和语言中推导出的特具丰富人文特点的文学批评，它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加以考虑，并站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上发言。论者指出，第三世界本土主义强调自身文化的价值，强调由本土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文化处境。论者把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文化命名为“后乌托邦”。所谓“后乌托邦精神”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理想，它包含对第三世界母语与文化的捍卫、对民族特性的争取和对民族被西方所压抑的“潜历史”记忆的释放。论者认为，所谓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实际上是将原来在第一世界批评中隐含着的被压抑、被刻意忽视的第三世界变为新中心的尝试。在提出第三世界理论构想之后，论者以之为视点来展开其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在其批评实践中，中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品中的男、女对立被解读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立，女性在身体和语言方面受到的压抑和剥夺被视为第三世界生存边缘化的隐喻；第六代批评家的语言批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在论者看来是对西方中心的解构；当代江苏作家对历史的挪用被看作是“打捞属于人民自身的记忆，从边缘发现那些片断的、无始无终的、存在于无意识领域的第三世界的历史，乃是第三世界文学对抗第一世界文化机器无所不在的压抑、阻滞的必要的策略。”在中国后殖民批评那里，第三世界文化对立于西方，其意义同于中国当代转型期文化。论者认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是中国当代的主要矛盾，“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压抑和吸引以及第三世界的认同、拒斥、逆反成了一种文化的主题。”中国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的基本主张，就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与反抗，一切当代中国文化文学文本在论者看来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在全球后现代文化中，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是任何一个第三世界作者的困境的中心”。

其次是中华性命题。中华性命题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登陆后，中国学人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文化的处境和未来走向这一问题的当代回答，是重建中华文化的理论宣言。论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有华夏中心情结，在近代，这一中心情结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摧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一次次试图重新返回中心，其中技术主导、政体主导、科学主导、主导和文化主导是这期间先后有过的五次重心转移。中国90年生了文化巨变，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的市场化、审美的泛俗化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论者认为，中华性具有容纳万有的胸怀，其根本就是中华文化圈的建构。中华圈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人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概而言之，中华性命题包含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和上层建筑，其时空结构是21世纪中华文化圈。论者建构了一个超越国家政体的中华文化中心。

复次是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失语症论者看来，西方文化的强大使我们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五四”时期中国学习西方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西方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边缘化。因此，要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主义，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要回归本土文化，创造自己的文学理论。在文论失语症论者看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其原因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文论失语症就是这种大破坏的后果。论者认为，返回中国传统文论，界定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对中国古代文论予以现代转换并具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策略，而“汉语批评”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它表达了文艺学界创造中国文学理论的强烈意愿。

最后是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批评。在屈辱的百年文化之后，在新时期开放之时，张艺谋被推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的焦点上，成为中国文化崛起和融入世界的象征。在对张艺谋的评论中，影响较大的是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语境看张艺谋及其电影，其主题是从意识形态视角拆解张艺谋的电影神话。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以异国情调主动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论者认为，张艺谋电影是寓言型艺术，其特征是高度空间化，即故事发生在时间流之外的某个静止孤立的空间中。寓言型文本偏好抽象化，偏爱意义的含混性以及表达上的反常态，“在这种寓言性文本中，‘中国’被呈现为无时间的、高度浓缩的、零散的、朦胧的或奇异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由于从中国历史连续体抽离出来，就能在中西绝对差异中体现某种普遍而相对的同一性，从而能为西方观众理解和欣赏”。张艺谋满足了西方无尽的好奇心和不求甚解的心里，但他向西方观众提供的不是真正地历史化的中国，而只是稗史化的中国，即属于非正统或非正式的逸闻趣事、乡村野史或奇风异俗意义上的中国。西方人欣赏这类稗史，会更加满意自身正史地位的牢不可破；对照中国的愚昧、蛮荒等边缘特征，会更加感到自己中心地位牢固。论者认为，西方奖励张艺谋并不意味着他已走向世界、进入中心或成为世界一流，而恰恰证明他是在边缘，因为颁奖权在西方人手中，西方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颁奖，试图以此去支配中国电影的命运，张艺谋是西方在第三世界显示自己中心权威的战利品。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受到国际化大众文化的商业利益的驱动和胁迫，背离了精英知识界所制定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这一原则：张艺谋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随着张艺谋走向国际化的大众文化而走向消解。

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理论逻辑

对照后殖民理论，中国后殖民批评具有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呢?其阐释局限何在?从当代文化语境看，它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下面分而论之。

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立场不是批判而是与现实和谐的肯定性阐释，其“新新中国”的批评模式，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中国现代性文化转型的角度阐释中国当代文化现状，它肯定了中国新的政治权威以及新的经济文化现实。在论者看来，批评就是构造新的中国文化强大的想象性图景。在对“人民、和平崛起、脱贫、新中国、新时期”等权威话语的借用中，论者就在不自觉地制造着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文化想象。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弥合主流权威和民间的裂缝，试图制造权威和大众之间的“共识”，而不是开拓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当代知识分子虽然不是明确地为某种权威意识形态辩护，但也并不是站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立场批评权威话语，而是一方面回避权威，一方面沟通大众，致力于构造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的和谐图景，并把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敌对指向西方他者。从“第三世界文化、后新时期、新新中国形象、中国梦”等概念的运用可以看出，论者关注的是中国转型期间的文化总体性。在整体文化的构造中，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得以伸张，社会文化差异得以整合，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充当着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其理论所指是中华文化在百年现代性历程中的命运。中国第三世界文学批评是中国式的文化批评，它缺乏西方后殖民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的性别、阶级、阶层、种族等基本视点和解读策略，文学反映的时代焦虑、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权力腐败、专制主义等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被忽略了。中国后殖民批评者不是从“支配与从属”的角度分析文化霸权与文化支配，而是从文化普遍性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批评策略过滤掉各个阶层的文化具体性，文化研究的政治性被消弥了。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超越性的文化，总体性的代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很可能只是某个阶层利益的文化表达，是一种掩盖阶级分层、性别差异和边缘人权利的霸权文化。从其对萨伊德的借用看，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把萨伊德误读为东方与西方的对抗，无视萨伊德对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批评，其对于现实的肯定性姿态与后殖民理论的批判性对抗立场相反，与萨伊德所提倡的业余知识分子的角色相背。经济的崛起和政治文化的滞后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现实，是对现实高唱赞歌还是洞悉盛世背后的危机，这是中国后殖民批评和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差异。从当代文化政治身份的角度看，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秉承的是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徐贲指出，本土主义理论的根本弊病是掩饰了本土环境中的政治，“本土主义理论以国际性的压迫关系来取消本土压迫关系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实际生存处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仅顺应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压迫性的官方权力利益，而且还由于这种‘政治’话语效果，成为第三世界中官方民族主义和内政我行我素的文化阐释人。”知识分子需要一个他能够为之代言的群体，民族顺应了这一需要，本土知识分子就在与西方对抗的为弱势群体代言的自我定位中取得了本土文化中的强势身份，他通过把自己与本土官员摆在同一的弱势地位而否认了本土中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实际意义，其后果是掩盖了本土现实中的种种压迫关系。因此，本土批评理论在本土范围内是保守性的。这样，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政治伦理价值、社会改革理想以及涉及敏感的压迫关系和文化暴力形式的具体抗争内容，成为一种纯粹为了标榜差异或特殊性而与某个他者对抗的话语作秀姿态。

中华性命题认为，现代性既然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或客观的规律，那么现代性就会呈现为各种形态，中国的现代性就有不同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式。中华性对多样性、差异性的标举来自后现代思维，但它对本质性的寻求又与后现代思维相背。作为一种激进的对抗性批评理论，后殖民理论反对本质化的民族主义，其激进性表现在对一切导致不平等的霸权话语的批判上，而中华性却抛弃后殖民理论的意旨，变成知识分子保守中华文化，重建华夏中心以对抗西方霸权的元话语。中华性命题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在：秉承中西对立，延续近百年来中华文化返回中心的意图。中华性对民族国家内的权力话语视而不见，对民族内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漠不关心，这一命题因为一方面在形式上承续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而具有本质主义倾向，从而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立。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绕过西方，中华性仍然包含西方现代性，这就导致了其理论的矛盾。把西方的历时性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再到后殖民)空间化地移植到中国，以这种理论在西方的批判对象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这种错位导致了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对抗模式，即以西方／中国、现代性，中华性对举。这样，中国后殖民批评变成了反对西方的文化本土主义思潮。

借助后殖民理论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所产生的问题，这就导致“失语症”命题的提出。“失语症”牵涉的问题众多，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20世纪的文论建设，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如何看待中西文论在思维方式和阐释限度上的差异，如何认识文学理论与本土经验、借鉴西方与阐释中国、传统文论与中国当代审美体验的关系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失语症论者的诸多论断存在疑问。首 先，文论失语症提出的前提是20世纪中国文论已完全西化，但20世纪中国文论到底在何种程度和什么层面上被西方化是需要讨论的。在我看来，百年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大多停留在知识论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文论背后的文化精神还没有融入当代中国，比如，中国20世纪的文论主流是现实主义。在从巴尔扎克到经典思想家再到卢卡契等人那里，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是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主张文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工具，要求文艺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这样，在西方是边缘的批判性的文学思想在中国却变成一种排他性的权力话语。中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差异甚大，特别是联系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来看，并不能得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完全来自西方这一结论。其次，失语症论者大力批评“以西释中”，认为西方理论隔膜于本土经验，从而否定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合法性。这就否认了理论的普遍性。同是面对语言艺术，西方文学理论并不隔离于中国文学现象。事实上，当代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解读、原型批评理论对中国神话和文学母题的研究、新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批评等都取得了有效的实绩。一切理论都有自己的限度，超越其限度则可能产生误读和歪曲，即使西方理论运用于西方文学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理由。作为对文学奥秘的揭示，多理论意味着多视角，多视角则可能赋予文学多方面的意义。失语症论者所提出的“汉语批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等命题均停留在理论本身，而文学理论的创造应根植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观念的创新。文论失语症把后殖民理论的“对抗”即对一切权力话语的批判转化为中西文化的对抗，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中国文论的失语，这就遮蔽了当代中国文论建设面临的具体困境。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学术生产力的低下，而学术生产力的解放才是文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关于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批评存在诸多疑问，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到底为什么认可张艺谋?中国后殖民批评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认定张艺谋是迎合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没有西方人自我阐释的第一手证据，仅凭从电影文本中寻找到的所谓“表意策略”就认定张艺谋是“迎合”，这种认定难道不是纯粹的臆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后殖民批评在指认张艺谋的“迎合”时，没有引证一条西方文献，没有一个注释表明他们的认定是有根据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自我阐释权的问题。张艺谋为什么在西方受欢迎。西方为什么奖励张艺谋，我们必须倾听西方人自己的解释。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没有在对话中理解西方，而是肆意地揣测西方，代西方发言。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类似于萨伊德所批评的西方的东方学家，后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代东方发言。为了纠正非此即彼的误区，超越东方主义局限，我们需要在多元对话中，在主体间的相互阐释中获得真理。为了证实或证伪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为了尊重西方的阐释权，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看西方是如何看待张艺谋电影的。

查阅互联网和学术期刊网，总结西方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普通观众多是从人文观念肯定张艺谋对人性摧残的批判，西方媒体和学界除了肯定张艺谋电影的摄影、造型、音乐等方面外，更多的是文化政治的批评，即结合张艺谋的个人遭遇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把张艺谋的电影看作是对政治的隐喻性批判。对比可见。中西批评的旨趣差异甚大。中国大众以张艺谋走向世界成为一流，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英雄而欢呼：中国后殖民批评家认为张艺谋是按照西方的资本意图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而获得了西方的认可：中国肯定性的批评肯定了张艺谋的艺术手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小心避开其电影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关联。与这些批评不同，西方批评以电影直指现实，从电影分析走向政治批判。西方文化政治的批评好像句句都是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回应与驳斥，证明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纯粹是主观的臆想。当代解释学告诉我们，文本的结构制约了解释的主观性。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现实，一是在西方获奖，二是在中国受审查。三是受中西观众所欢迎。中国后殖民批评忽略第二点，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揣测张艺谋在西方获奖的原因，以先在的后殖民理论为视点去寻找张艺谋文本中的东方主义因素，这就过滤掉了张艺谋的现实的政治文化意义。而西方的政治批评把电影文本关联于当代中国政治，最为契合张艺谋的文本现实，因为，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现实不是西方的现实，而是张艺谋本人、文本主题以及文本的生产和传播所处的现实。张艺谋在中国的困境仍然是政治性的，西方的评论就是根据这一现实解读张艺谋的政治文化含义，而这一主题在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中完全阙如。相反，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肆意揣测时常令人惊骇，比如，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以时空凝固化的修辞刻板化中国，其目的是为了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认知。但在西方评论界看来，张艺谋电影中的时间的模糊化和空间的凝固化，是其意图批判当代中国现实而又成功地逃避电影审查机制所运用的有效策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接受张艺谋是在满足自己的东方主义优越感。基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原因，中国当代批评家不愿意或者看不到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反而指责张艺谋的电影是在迎合西方，他们自觉地去除了后殖民理论的政治性，在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中自娱自乐，他们对权力噤若寒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甚至把文本的敌对指向想象性的西方他者，这对于以理性和批判自居的知识分子真是一个讽刺!

中国经济的崛起增强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力，张艺谋把中国的丑陋暴露给西方，这自然就伤害了民族文化的尊严。中国后殖民批评是民族主义情感的理论化，它以过度的敏感神经揣测西方，拒绝揭露中国的原始和丑陋，害怕伤及中国文化的强大，其背后是中华文化崛起的华夏中心文化观。中国后殖民批评把张艺谋放置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化内部来审视，这样。张艺谋的艺术创新和文化政治的积极意义就无法呈现。中国后殖民批评反映的是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他们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文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是既惧又傲：既想吸收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毕竟是强势)又惧怕强势文化的霸权(后殖民理论)；试图抗衡西方文化(中华性、重返世界中心)又对自身信心不足(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在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否定是在妖魔化中国，而西方的肯定则是对其妖魔化中国的掩饰，这种自大又自卑的心态在张艺谋电影批评中表露无遗。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解构主义难有文化建设的意义，因为，从中国立场赋予张艺谋电影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以对抗西方才是最好的反击西方的策略，是夺回自我阐释权和文化尊严的最好方案。但是，后殖民批评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中西语境中对张艺谋都持否定态度，这就显示出其虚无主义缺陷。事实上刚好相反，是西方批评界赋予了张艺谋正面的积极的文化意义。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迎合论”纯粹是一种臆测，这种主观臆测与中国大多数对张艺谋持肯定性的看法不同，也背离了张艺谋本人的意愿，更缺乏西方的证据。如果说，伟大的理论都承担着伟大的伦理，那么，中国后殖民批评则只有巧智，相比于 萨伊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对底层的关注和现实的参与精神，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的凌空蹈虚令人唏嘘。

三、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话语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