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十篇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1

【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观后现代主义知识观高中政治课程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7－0103－01

一 我国现阶段高中政治课程的现状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课程是知识或学科”的课程观来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在现代课程改革中，大致的思路是批判继承“课程是知识或学科”的课程观，提倡“课程是经验”的课程观，后一种课程观强调了学习的主体性，更加强调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新课程的实施要体现学生的生活经验，教师就必须转变其知识观，开发本土的课程资源甚至是乡土的教材，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生活中获取学习的经验。在学习的过程中，它也改变了依据单一学科知识的授课方式，更能体现综合性和交叉性，学习的经验是多元的、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指定的，所以其更具有生成性、塑造性。

关注课程是经验的课程观就不能不提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后现代主义对于教育中知识的理解，更强调内在的主观建构，而否认知识的外在客观性，否定真理作为知识本质的存在，否认基础主义的概念图式和理论体系，倡言返回常识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主张师生的平等对话，在教育过程的个体间以及个体和群体间的互动，个体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诠释和创造，重叙事而不是抽象概念符号的解析。

高中政治课程改革也吸收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如放弃了以往以统一尺度对课程内容进行界定，实现课程内容标准的层次化。原有的高度集中制课程管理政策不适应地方、学校、学生的差异，不利于利用当地的课程资源、不利于调动学校自身的积极性，不利于形成学校特色，不利于学生多方面的丰富个性的培养。高中政治新课程的编制充分考虑了学生学习水平的差异和学习兴趣的不同，依照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学习水平设定了多种课程的内容标准和实施与评价的标准。后现代主义关注本土知识、关注学生生活、关注正式课程和学生所获得的课程之间的落差，这对我们的课程观有很大的启发，给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问题方式。

二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高中政治课程的影响

高中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中，知识与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始终是其中的重点，抛开其他影响因素，单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高中政治课的实施，就必须考虑到课程的设置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下将从课程的设置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两个方面谈谈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高中政治课教学的消极影响。

课程的设置一直是教学中的重点，无论哪种课程观都遵循一定的价值取向，强调通过一定形式的课程设置来实现教育教学目标。高中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中，德育始终是课程设置的重点，目的是引导学生积极地认识、体验和身体力行，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品德和自我修养。后现代主义否定知识的本质，以道德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它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就是相对的，是可以随着个人的经验而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其他学生不应该对某人的选择进行明确的是非判断，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在当今社会有一套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原则，因此它主张价值观是不可教的，应该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在去中心化的价值观下，课程的设置会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无法做到稳定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这对以学校为单位组织的教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不利于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施，也不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目标，高中政治课程是促进青少年在道德、思想、政治方面实现社会化的关键因素，高中政治课承担的功能目的之一就是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使他们具备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品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倡导学校文化、学生文化的主动性，它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展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自由，另一方面却消解了教师、知识的权威，传统的师道尊严固然不甚合理，但教育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适当的教师权威是必要的。后现代主义“没有人拥有真理”的反本质主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教师、知识的权威，也消解了高中政治教育的意义。在没有既定真理、权威的前提下，反本质主义的批判就是一种混乱，一种真正的自大和反叛，这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也是很不利的。政治教师不能以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来组织教学活动，就无法实现其教育目标，更谈不上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了。

三 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观，更是一种人生观、一种社会观，其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反本质的巨大颠覆思想必然与其美好人性的追求背道而驰。一个否定本质追求的人必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不能取得共识的社会，必然不能保证社会的自由，高中政治课程担负着学生品德教育的任务，如果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给高中政治教学带来的灾难将远远大于其启示。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2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知识性质 新课程改革 本土知识

自从斯宾塞在19世纪末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以来，无数的学者都试图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教育观做出自己的回答。现今新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知识作为课程的内容，其中知识的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知识的性质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来区别“知识”与“非知识”或“准知识”，为课程内容的选择提供一个最低标准，将所有的“非知识”或“准知识”等排斥在课程内容之外。另一方面，知识的性质也可以作为比较各种知识价值大小的标准而为课程内容选择最有价值的知识。

知识的性质是指所有知识的一般性质，即所有这些具体知识超越各自认识领域、陈述形式、传播方式等不同而共同分享的性质，是各种不同制式游戏的共同遵守的规则。从哲学上看，一个时代或个人对知识性质的看法也是构成一个时代或个人知识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知识性质的转变必然带来一个时代或个人知识观的转变，从而影响到时代或个人整个的知识生活，如知识的生产、陈述、判断、辩护、传播、控制等影响到一个时代或个人的学习与教育生活。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由来

“后现代”（postmodernismo）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费得里科・德・奥尼斯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选集：1882―1932》。“后现代主义”最初只是文学史、艺术史上一个很不确切的分期概念，在建筑学理论里，它一般被用来指代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建筑风格。但20世纪中叶以来，它迅速成为当今社会最为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界定，理论界对此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认为“后现代遵循另外的原则：它彻底地主张多元性”；福柯则从知识考古学角度，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已有的文献、已有的话语重新审视，从事这种再审视工作的我们这个时代则可称作‘后现代’。如果说从‘自然’（nature）到‘文化’（culture）这样一个建构过程为‘现代’，那么，从已有的‘文化’到‘文化的重构’，就成了‘后现代’”；多尔认为后现代具有下述几个特点：（1）接受复杂性；（2）根基于区域性或情境性；（3）辩证性游戏；（4）尊重不可言喻性。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因此至今尚无一个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确切定义。大致说来，它是对迄今为止已经文本化了的西方文明的一种再审视、再思考和再建构。尽管后现代主义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完整框架，但它毕竟拥有了自己共同的立场，即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不确定内在性、对科学或技术理性的质疑和告别整体性与同一性。

二、后现代知识的性质

20世纪中后叶，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社会，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知识性质的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从而引发了对现代知识性质的质疑和解构。可以说，后现代知识性质的建构是直接立足于对现代知识性质的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之上的，就其批判和解构的目的而言，既包括对现代知识性质的否定，又包括对后现代知识性质的新阐述。从现代知识性质向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客观性到文化性。

后现代知识的文化性是指知识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的制约，与一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符号乃至人生信仰等都不可分割，因而就其本性而言，它是“文化的”而非“客观的”，是“文化涉入”的而非“文化无涉”的，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而非“超文化”的。

后现代知识的文化性是直接建立在对现代知识的“客观性”批判基础上的。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知识所宣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所需要的那些条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来自认识论、科学哲学、女性主义等领域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认识活动之前，先有认识主体的存在；在认识主体存在之前，先有赋予认识活动以视角和最终合法性的社会存在。从来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主体，因此从来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活动、认识产品和对认识产品的辩护。权力、价值、利益、意识形态、理论传统、个人对概念和范畴体系的偏好等文化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它们。因此，没有哪一种人类知识的客观性是绝对、纯粹，而不需要进一步质疑的，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向未来检验开放，同时，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们不需要对前人获得的种种知识进行新的审视、修正或抛弃，并发展出适合于自己这个时代需要的新知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对待那些宣称是“客观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认识那些被客观性剥夺了资格的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当下的知识生活。

（二）从普遍性到境域性。

后现代知识的境域性是指任何的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的；任何知识的意义也不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来表达的，更是由其所位于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表达的；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境域，既不存在任何的知识，又不存在任何的认识主体和认识行为。

后现代知识的境域性是直接建立在对现代知识的“普遍性”批判基础上的。对知识普遍性的解构与对知识境域性的强调和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和解释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知识问题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密不可分。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主张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和视角主义，这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境域性”思想。解释学则以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宣称正是个体的主观经验构成了个体提出问题、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界”，也正是个体的主观经验将以往人们所认为是抽象的、纯粹的真理引入到历史领域，成为历史的真理。

随着知识境域性的揭示，人们开始了对知识问题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评又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知识的境域性特征，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知识的多样性。受政治领域中将西方社会看成是“文明的社会”，非西方社会看成是“未开发”甚至是“野蛮的社会”的影响，知识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所出现的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非西方的知识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并将西方文化的入侵过程看成是一种帮助本土社会“文明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本土知识”的价值及“本土知识”与“西方知识”的互补性，越来越能够接受“知识多样性”和“境域性”的观念，从而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知识交流和传播过程中也越来越能够注意倾听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传统的声音，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避免“知识霸权”或“科学沙文主义”。

（三）从中立性到价值性。

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是指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受到社会的价值需要指引的，价值的要求已经代替求知的渴望成为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原动力，所有知识本身是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的；所有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都是受到权力因素制约的，都是社会总体权力实践的一部分。

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是建立在对现代知识的“中立性”批判基础上的。随着现代知识“客观性”的解构及被“文化性”所代替，现代知识的“中立性”神话也被打破，暴露出其本来的文化和价值特性。后现代思想家认为，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受着社会价值需要的牵引。价值的要求已经代替求知的渴望，成为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原动力。不仅所有的知识都是受到价值的牵引，而且所有知识本身都体现着一定价值要求。即使是具有“中立性”的科学技术，正如利奥塔所说:“古老的原则认为，知识的获得与心灵的教化分不开，这条原则今天已经过时，而且将来会更加陈腐……知识供应者与知识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在倾向于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不再是自身的目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换。”可以说，当代的高新技术，如新材料、新能源、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已归于冷战前后发达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技术要求，也都直接服务于这种技术要求。

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还特别体现在，所有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都是受到权力因素的制约的，都是社会总体权力实践的一部分。社会的权力实践不仅仅体现为“肉体的控制”，还体现为“知识的控制”，尤其是在知识标准上的控制。这就间接地控制了异质性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使异质行为或反抗行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近代以来，大量非西方的“本土知识”之所以受到压抑，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不符合“客观性”的知识标准，这就是西方殖民者企图通过知识标准的控制来达到对殖民地进行社会控制的目的。

三、后现代知识的性质在我国新课程改革中的体现

知识的性质与教育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性质的转变必然会动摇原有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于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从现代知识性质向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引起了“现代教育的危机”，呼唤着“现代教育”的变革。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各个层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进行的，也必然会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此次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知识的一些理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改革课程内容，重建新的课程结构。

我国现行的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分科性、统一性与持续性方面，在国家层面上考虑比较充分，而对综合性、选择性与均衡性方面关注不够，因此，新课程改革在新的学校课程结构中设计了与学科课程相对应的经验课程，与分科课程相对应的综合课程，与必修课程相对应的选修课程，同时针对课程内容的“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纲要》对新课程结构的主要内容做了明确的阐述：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分科与综合并用，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新课程体系体现了基础课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此外，随着知识霸权主义的解构及知识平等性的确立，本土知识理所当然地成为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程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就为“本土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体系提供了契机。发展独立的以本土知识学习和研究为主的“地方课程”，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开发一些与本土知识有关的“特殊课程”或“课外活动”，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了解本土知识的性质与用途。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应使“农村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他技术培训，获得‘双证’的做法”。

（二）在教学过程中消解教师权威，强调师生互动和对话。

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在这种观点影响下的传统教学过程只是简单的“知识位移”过程――知识从教师那里转移到学生那里，教师的任务即把教材中的知识原汁原味地传授给学生，不需要学生加入自己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学习不是知识“储存”地点的转移，而是学习者通过自主活动，通过新经验与原有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来补充、丰富和改造自己的认知结构。后现代课程论专家多尔这样评价师生关系：“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延缓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统一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建议的意义，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所获得的心照不宣的理解。”

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主体性，着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让学生学会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纲要》明确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需要，创造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现代主义知识观深信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真正知识，任何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标准化测试”盛行一时，标准答案成了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与现代主义普遍推崇一元性的做法相反，多元化是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建设性角度的另一个表征是对多元的思维风格的鼓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来解读文本，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因为每个学生个体总是带着各自特有的经验、知识、视角、理想走向课程的，他们对课程的解读是有差异的，让每个学习主体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后现代主义评价方式的基本宗旨。

新课程改革倡导“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这不仅仅是评价体系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评价理念、评价方法与手段及评价实施过程的转变。新课程强调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不断提高和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更关注个体的进步和多方面的发展潜能。新课程倡导成长记录袋、学习日记、情景测验等评价方法，强调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重视发挥评价的激励与改进功能。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William E Doll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胡雅宁.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引发教育场域的变革［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VOL7，（2）.

［4］程红玉.后现代课程观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J］.泰山学院学报，2006.3，VOL28，（2）.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3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师生关系 教师角色 教学观念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内部观点歧义杂陈、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潮。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冲击,我国原有的教育观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学校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例如教师的校本培训、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的创新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本文旨在探讨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师生关系的转变。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渊源及特性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生。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与“现代性”的讨论相关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使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而现代性思想迷恋理性和科学的作用,深信科学技术能够征服自然,它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科技副作用的认识逐渐加深,科学主义及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不断受到人们的审视,在对现代性成果的失望和绝望中,现代性正日益趋向崩溃。

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进行多方位反思的过程中得以崛起和演化,并形成和发展为一种广泛流行并声势逐渐浩大的思想流派。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性[1]。

1.后现代性是历史分期的术语。后现代性往往被一些学者当作划分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术语,但是在具体时间的确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后现代性可以用来指涉现代之后的诸时代,亦即已开始的或正待开始的后现代时期、年代或纪元。

2.后现代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人或主体的非中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创始这一观念的主体已经死亡,随之引出的是表象的终结、真理的终结和意志的枯竭;任何超越性的能指已成为不可能性,能指与所指难以对应,超越性与超人的哲学无法超越高科技对人的束缚;阐释的中心性被置换成支离破碎性,支离破碎性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修辞学、政治学、文学及艺术领域成了无中心的关键词或主题词。

几千年人们所崇尚的“中心”已经打破,“边缘”成了西方大众文化垂青的“中心”。在此,人们拒绝传统的解释学,抗议同一性,倡导异质性及悖论性,赞成对差异性、个别性、特殊性、不确定性,而非一般抽象性的尊重,承认不同生活领域、文化领域、心理领域与性别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3.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性被看做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术语。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指权威的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危机、合法化的危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危机。在此,后现代性被用来指涉西方文化的超验化与合法化的失效,它拒绝任何中心化的元话语与元叙述,认为元话语和元叙述在后现代状况中已失去了社会文化基础。

4.后现代性是多种认识方式的术语。哲学中的后现代性是反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悖论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证伪主义、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不可通约性等认识方式的总称。

二、后现代视野下的师生关系

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课程中教师是单向、独自的权威式垄断,即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或知识传授中的中心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教师成为话语霸权的布道者、控制者,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潜能受到压制。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教师由权威转为“平等中的首席”,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铲除对秩序和权威的服从,鼓励在课程实施中通过师生平等对话、交流与协商的方式,代替教师单向的传授与灌输的方式,通过赋予求知者探究与理解的权利,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共同营造一种探究式的教育过程与氛围。

(一)教师角色的转变。

1.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和引导者。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课程研究的代表人多尔教授说,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并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恰恰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对这种权威保持一种怀疑态度,以促使学生和教师一起进行探索,探索学生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同意帮助学生,使学生能理解自己所给建议的意义,乐于面对学生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彼此所获得的理解。而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教师权威异化现象”。社会和家长深受传统的“学高为师”观点的影响,教师也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认为自己就是人类知识权威性的维护者,把学生当成了知识的接受者,这不仅导致了教师权威的异化,而且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后现代教育观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和引导者,教学过程不只是忠实地执行教案的过程,而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共同开发和丰富课程的互动过程,促进学生发展是教育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和引导者,教师必须打破“教师中心”的师生关系,构建民主、平等、合作的教学氛围,改变学生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把教学视为学生提高自主活动主动建构学习意义的过程,使学生真正成为知识意义的建构者,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发展。

2.课程的实施者――课程的参与者、建构者和评价者。

传统的课程观将课程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知识则是被严格控制的系统机械知识,能变动的范围是很小的。后现代主义主张打破这种思维定势,课程从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由孤立走向整体联系,由重视狭隘意义的理性――抽象思维走向重视课程中渗透关怀的理念。后现代主义者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反对各种形式的二元论,要求在课程组织上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关注课程活动的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相对性,以及个体经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教学由此变成一种动态的、生长性的开放系统,开放的系统要求对外增加课程与社会的联系,鼓励变化,允许流动,外界的各种刺激和影响成为促进内外部之间交互作用从而达成内部重组的手段,课程的意义不是单方面呈现的或传输的,而是通过自传性思考、叙述性调查、修正性诠释、情境化视角、对话互作用创造的,这样就促使教师和学生共同成为课程的参与者、建构者。

利奥塔也指出,随着后现代思潮对知识领域的冲击,教师的使命改变了,他们再也不是学生的传道授业的导师,而成为信息组织与管理专家。教师成为课程的构建者,依据课程标准,开发校内外有效的课程资源,调整课程的进程和结构,建构适合实际教学情景的课程。教师成为课程的评价者,又是课程的具体实施者,既有丰富的经验,又了解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可以有效地收集信息资料进行课程评价,同时对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进行调整。

3.单一的“教学”个体――终身学习者、合作者、研究者。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终身学习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教师在以培养人为目的的工作中,要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不仅要学习新的课程理念,用全新的视角审视课程,而且要进行“充电”,适应新课程实施的挑战。后现念要求教师具有创新意识、学生意识、开放意识和问题意识,强调“一切为了学生发展”,从学生的经验出发,教学要向儿童的生活世界回归。一方面,课程的教材和教学方式都要求是开放的,教师在教学中只是一个协调者,是信息源的提供者,即正确选择有效的信息源和判断信息的可靠性,而不是具体的信息的传输者,教师应为学生的学习尽可能多地提供资源,教师只有认真领会了课程改革的理念,教学方法的改革才能有新思路、新视角。另一方面,学生由于所处的年龄阶段的特点,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学到教师所不知道的知识,因而,要求教师要成为终身学习者,会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所任学科教学中的问题,以适应新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发展的要求。

后现代主义强调合作,教师要教会学生合作,首先要自身学会合作。教师要学会三种合作:(1)与其他教师的合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面对学生外,还要与其他教师进行联系,课程的综合化、整体化趋势还特别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师要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地培养学生;(2)与家长的合作。教师必须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与配合,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与合作,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3)与教育管理者的合作。

教学中的教师应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不只是交给外在的研究者,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寻求答案,要敏锐地观察、判断、探索自己的教学,参与自己的革新行动,可以使课程、教学与教师真正融为一体,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不断提升教师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教师职业的乐趣和价值感、尊严感。它在根本意义上意味着教师对自己的实践的一种考察和反思,它的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让教师“理解”在他的实践中有着内在联系的多种要素的含义,从而使他的实践更具理性特征。

(二)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

从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波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课程知识观向后现代转换的重要标志。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识存在于实际情境之中,是主观与客观及个体与情境交互相融的过程,是个体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与生成的结果,知识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另外,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任何知识都具有境域性,不存在绝对抽象的知识,因而主张知识的多样性。它否定了现代的“知识价值中立”说,认为任何知识都具有价值性,强调知识是文化的产物,而非“超文化的”,不同文化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知识类型和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导致了对教学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化,教学不再是知识灌输的简单过程,也不只是学生智力的发展过程,而是学生学会学习、身心全面发展的过程,同时不再是关注优秀学生的“精英教育”,而是关注每位学生的教育。

1.关注知识的传授――关注学生学会学习。

当代社会,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导致知识经验更新加快,重视知识传授的教学观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传授者,师生之间知识的传递不再是生产者和被加工产品的关系,而是综合信息交流和互动的过程,因此,教学的主要任务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学生能力的培养,“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应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向现代的学生发展的促进者,着重培养学生学习、掌握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帮助学生确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发展元认知能力。新课程要求在学习方式上由接受式向发现式的转变,在发现式的学习方式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索等认识活动就凸显出来了,并且呈现出个体化特征。教师要适应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和选择性,使学生学会学习,采取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

2.关注学生的智力发展――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

传统的课程在很多情况下重智力的发展,轻其他方面的发展,课程学习中无需感情的投入,也不讲求审美体验或精神追求,课程内容是明确的、清晰的、表面的,甚至对充满生机的美丽事物只进行无情的审视和说明。超越唯一的认知,重视儿童身体、认知和情感全面、和谐发展,成了现代教学观念的基本精神。新课程观下的教学应把学生看作是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主体,在与教师的交往和对话中,不仅发展个体的智慧潜能,而且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陶冶个体的道德品质。新课程中,要求教师要从传统的关注学生考试成绩,不能满足学生其他各方面知识的需求,以及忽视学生个人尊严中解脱出来,对学生的关注应更全面。教师要成为学生全面和谐发展、自主发展和个性发展的引导者、促进者,不仅要关心学生所学学科的成绩,而且要关注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习过程与方法及身体、智慧和社会适宜性等方面的全面提高,尤其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关注优秀的学生――关注每位学生。

传统“以分数定优劣”的单一的评价方式影响下的教育追求标准化和模式化,鼓励竞争,忽视合作,学生发展机会不均等,人为扶持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发展,而使大多数学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从“精英主义”向“大众主义”教育的转换。新课程更重视学生学习过程和学校生活的质量,因而也将学生的处境和感受纳入课程评价范围,这其中包含学生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应对每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负责,促进每位学生发展,要注重发展的全体性、全面性、主动性、差异性和持续性。

(三)建立“平等”“对话”“沟通”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受以“礼”、“仁”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中小学中的师生关系大多属于比较典型的主仆型关系,唯师独尊,唯师独从。

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的赫尔巴特式的“教师中心”只是让教师充当文化传递者,杜威等人的“儿童中心”则完全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将儿童置于脆弱不堪的境地,放任自流。后现代主义注意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

小威廉姆・多尔认为,教师无疑是一个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学习者团体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应当尊重、不侵犯学生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保障学生人身安全,尊重学生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独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后现代主义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对话。教师和学生在互相平等、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坦诚交流,彼此间互相包容,互相信任,共同参与,共同设计。在对话过程中,相互认识与了解、信任与关照,各种思想相互碰撞、融合,情感的相互交流使师生双方能够坦诚地沟通,能够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1]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2-26.

[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4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

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在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中，我们主张程颐所主张的“然知之亦自艰”，只有先“明道”，然后才能够“行”的知行观。首先知何为现代道德主张的，何为现代道德反对的。然后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行。其次要像王阳明那样，反对“将知行分做两件事去做”，看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样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准确判断行的后果，从而起到事先告诫的作用，避免自身道德堕落以身试法。最后要时刻牢记王夫之“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明确知行的因果律，良知生善行，恶念有恶果，恶果终遭惩。在日常生活中力争求真知，致良知，行正义，行善事。

(四)古代知行观的认知方式、认识对象、行为模式是现代知行观的基础，现代人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存在脱离古代知行观的现代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知行关系的认知方式主要是思辨、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老子与庄子的知行观明显具有思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痕迹。“不出户”显然难以知天下，“不窥牖”，更难以“知天道”。在这方面，老庄的道家知行观显然没有《吕氏春秋·慎大览》所主张“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更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儒家孔子的“生而知之”可能将知引向主观唯心和先验论的途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又给现代人提供了多个辩证的样本。墨家学派的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知的来源，提倡知的经验论。《墨经》明确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认为知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与外物接触而发生的对外物的模写、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然而，孔子又不是单纯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代表，他又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又为后代人指出了求知的合理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或多或少带有形而上学特性。他们的知行观不能与现代的认识和实践等同，但有相近之处。他们也非常重视从实践得来的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对“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理学家常常把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与“格物致知”联系起来。尽管朱熹的学术思想存在各种内部矛盾，但是他的“知行”观较之程颐的论述有了更多的辨证色彩。他注意到了“知行”相互作用和践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讨论。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真正强调了“知行合一”的是王阳明。他直接反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自己的“良知”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观。明清之际的理学家王夫之批判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他们是朱、王二人是“异尚而同归”。他认为，“知行”的关系是“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知行”两者固然不可分，但有不能够等同起来，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体现出宋明理学“知行”观的演变，总的说来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知行观演变过程。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认知能力，可以认知的对象都比古代人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强大性。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进路显然是现代人研究知行观和社会实践的对象、参照和指南。在现代更加注重实证方式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认知进路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更加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仍然是现代知行观的理论基础。

(五)古代知行观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知与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现代人在处理日常生活、工作等事物中，正确执行知行关系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一条重要原则被提出来。这一原则既是道德践履的基本原则，又是人生哲学的基本原则，还是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杰出人物倡导并且力行知行哲学。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只行不知。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现代人较之古代中国人无论是从工具、理性、对象、能力、知识、物质、休息等方面都较之古代人具有普遍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现代人知的范围、程度、内容、形式、方法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可以说现代人在知的方面绝对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同样，现代人在行的方式、手段、途径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但是，在行的方面却无法断言现代人就实现了对古代人的绝对超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如环境问题、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信仰缺失、丧失诚信、吸毒等社会毒瘤，这些都是知行的脱节和只知不行的具体表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因为这种设计社会生活的知不需要艰深的理论和高难度的探索，它具有明白无误的规范，其症结主要还在于行。中国古代知行观中有知难行易说与知易行难说，这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事件，在个人与群体身上显然是行难于知，知而不行的现实体现。《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行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第十三》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些都是行难于知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人知而不行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范围，明显表现出违背知行关系。这就是现代人正在缺失一种优秀的传统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对与善、恶、荣、耻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行，最难的也是行而不在知。如果真正真知力行，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派和谐，民安国泰。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5

    论文摘要：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等，它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依赖于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多元化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是被赋予的、归属性的，因此也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观上，反对现代元叙事，强调知识的个人化、境域化、建构性；在课程观上，认为课程是提供给学生的现实机遇，是学生的生成与创造过程，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内在性。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的多元化。 

首先，是写作题材知识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日益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中学生在学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知识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刺激。在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完全把中学生卷入一个无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学生已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中学生作文题材变得异常丰富。试看以下一些作文题就可略知一二：《网为何物，恐龙飞舞》、《向前看向钱看》、《搞笑课堂one and two》、《老师们的兵器谱》、《老鼠夫妇西行记》、《一个太空人的遭遇》。成长中的中学生往往对各种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他们尽可能接触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们的某些见识甚至超过教师和家长。因此，作文教学中题材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是写作语言知识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力图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颠覆解放了边缘的、被压倒的话语，使“他者”走上了舞台，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德里达主张“撒播”和“延异”，利奥塔高呼“向统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人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颠覆，形成写作语言知识的多元化。当前中学生对生活广泛关注，对知识不断获取，加之电影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的普遍运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语言。中学生迫不急待地应用到作文中来。如“美眉”“菜鸟”、“大虾”、“灌水”、“顶”、“7456”，等等。这种网络语言经常性被学生应用到作文中来，虽然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作文中依然屡见不鲜。再加作文中英语语言的夹杂，文言文语言的夹杂，中学生作文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出的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倡导课程向儿童经验和生活回归，追求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生态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经验充满思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课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学生在校的经验之中。泰勒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产生的。” “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行动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泰勒认为，教师需要建构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与情境发生交互作用而获得教师所期望的那类经验。后现代主义课程认为学生个人的写作学习经验是复杂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外显的行动，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不仅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动性、多样化的特征。 

其次，经验产生于生态化的背景，这些生态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难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隐蔽课程的影响。因此，经验的产生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混沌”的状态，其规律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 

再次，相对于既定目标而言，经验可能是负向的，它会抵制目标的贯彻。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民主化，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作文立意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如常见的议论文中，学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学生认为自己身正，近墨也没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门”，学生认为到鲁班门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学生们在作文中思古抒怀，品评古人，点拨名人。这些都是产生于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学生任由自己的思维奔驰在写作内容的原野上。 

三、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由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所构成的，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活动课程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强调活动的完整性，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于详细的分析；强调活动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础，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 

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发现写作相关的知识、感受了生活意义，由此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与体验，达到写作经验的生成。写作活动是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最好方式。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能够心驰神游，思想自由，获得写作的最佳灵感。写作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给学生个体带来写作上的启发，客观上促使了写作内容的生成。 

总之，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差异、多元、以及创造性、开放性等，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学生被动、统一接受、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等现状，在知识、经验、活动等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1]张传燧.中国教学论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28. 

[2]欧用生.课程发展的基本原理[m].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1.194. 

[3]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6. 

[4]勒于乐.现代课程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91-192.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6

【关 键 词】解构/知识/真理/启蒙运动

【 正 文 】

根据民意调查，66%的美国人相信“绝对没有绝对真理！”在年青人中，这个比例高达72%。（注：george barna,the barna report:what americans believe,1991,pp.83-85.）

“不相信真理”，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相信”意味着“认为某事是真的”。比如说，“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陈述本身就是绝对真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嘲弄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哲学猜谜游戏，但却很少认真加以思考。今天，并非某些秘传的或反常的哲学家，而是衔头巷尾的普通人坚持对真理的这一看法。

西方文化经历了许多阶段。一种世界观之后是另一种世界观。18世纪，启蒙运动对支配西方文化的《圣经》综合体系发出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占支配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继各领风骚。

许多社会评论家一致认为，西方世界正处在变革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文化转折，它类似于现代性从中世纪衰落中的诞生。这就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WwW.133229.COm这一巨大转折造成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裂。

一、“世界就是文本”：语言的解构

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区分了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他们相信真理是客观的和可知的）与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他们相信人为建构自己的实在）。在后现代时代，建构主义者是胜利者。这对全部生活具有深刻而解放性的意义。（注：waltertruett anderson,realit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1990.p.6.p.x-xi.）

这种后现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相对主义。现代存在主义教导说，意义是由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而后现代存在主义则教导说，意义是由社会团体及其语言创造的。据此，个人的身份和人的思想的内容都是社会的构。旧的存在主义强调异化的个体，他在孤独和标新立异中显示其尊严；后现代存在主义则强调社会身份、集体思想和时髦感。后现代存在主义者回到尼采，不仅强调意志，而且强调权势(power)。解放就是对现有权力结构（包括关于“知识”与“真理”的压迫性观念）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由社会建构的。他们把这一相对主义观点建立在具体的语言观的基础上。这一套理论连同分析的方法，都可以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过去的理智运动是在形而上学和科学领域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连贯的理智方法则是从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旨在揭示文学作品不可能有客观意义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别的问题，包括科学、理性和神学。

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于这样一种论断：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当代学者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著作。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到能指（signifier，如词）同所指（signified，如意义）之间的差别。二者的联系是任意的。在英语中，dog这个声音指涉的是一种动物“狗”，而在西班牙语中，perro这个声音指涉的也是“狗”。这些特殊声音与实际动物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就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使用独立系统中的任意的符号。

后现代语言学家走得更远：词的意义本身是独立的自足的系统中的一部分。当你在词典中查找一个词语的意义时，你就会看到更多的词语。归根到底，一个词语又提到别的词语。我们的语言大部分是由一些抽象物组成的，这些抽象东西指涉的并不是可观察的事物，而仅仅是精神的、思想的（因而也是 语言的）概念。比如，方才这句话的意义就取决于诸如“大部分”、“组成”、“抽象物”、“指涉”、“概念”及“……的”(of)等词的语法功能。

的确，有一些词也指涉日常对象，但日常对象也可以是“符号”，它们和词汇一样可以确实传达文化意义。“狗”和“狼”有什么区别呢？狗是在家里驯养的，狼是野生的。狗的含义是“孩子的宠物”和“人类的朋友”，狼的含义是“孩子的凶险”和“吃人的怪物”。由此可见，“狗”、“狼”一类日常语汇指涉的也是一些抽象概念。

当代批评家像古典批评家分析文学文本的意义那样研究和解释服饰、建筑、时装及其它“非语言的交际”。每一种文化产品都被看作是“文本”，每一种人类的创造都于语言相似。用后现代主义口号来说，“世界就是文本”(the world is a text)。政府、世界观、技术、历史、科学理论、社会习惯、宗教，这一切本质上都是语言的建构。

后现论家谈论“文本间际性”，即，文化生活和理智生活都不过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文本。它们产生更多的文本。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越出我们语言的疆界，我们无法逃离它的局限和要求。既然语言同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则它在我们的控制以外。我们甚至无法为我们自己思考。在很大程序上，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思考。（注：devid harvey,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pp.50-51.）不存在“超验的逻各斯”，不存在客观的意义，不存在我们人类语言界限以外的“绝对真理”的领域。用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口号来说：“我们被监禁在语言的牢房内”。

如果说语言是牢笼，解构主义者便试图颠覆监狱的大墙，以便我们突围。解构主义语言学家主张，从本质上来说，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意义是滑动的、可变的。我们语言的意义系统充满了破碎和自相矛盾。

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反义和排除：“男人”可以定义为“女人”的反义，“自由”排除“奴役”。然而，由于每一个词都是按照它所排除的东西来定义的，所以，每个词都带有它的对立面的“踪迹”。每当我们使用“男人”这个词时，我们就排除了“女人”。“自由”一词的意义取决于“奴役”这一概念——肯定没有那一个词可以用来表达一个彻底自由的社会这一概念。那样，自由就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美国人是自由的”，会使解构主义者想到自己奴役的状况。

二、“怀疑的解释学”：颠覆性阅读

解构主义者同意：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通过语言建构意义。解构主义者进一步断言：社会内在地是压迫性的。尼采说，人类生活和文化是天赋权力意志的表现。马克思把文化归结为阶段冲突和经济剥削。弗洛伊德根据性压抑来解释文化。非弗洛伊德主义的变种——女权主义，认为文化是性别冲突和对妇女的压迫。同性恋理论认为文化是对同性恋的压抑。

尽管这些理论各不相同，尽管解构家们分为很多种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文化的真正意义深藏在表层之下。制度实际上邪恶阴谋（尽管是无意识的）的面具。

从这些彼此不和谐的论断出发，解构主义者提出一种“怀疑的解释学”。他们研究文本，并非要揭示其客观含义，而是要揭示它所隐藏的东西。由于断定语言是权势者的活动舞台，所以，解构主义者通过打破语言的权威以摆脱权威。

“怀疑的解释学”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政治创造，通常被用来为现状作宣传。具有最高地位的文本尤其如此，如“文学名著”，学校所推崇的“经典”，以及文化的“元典”。这些文本享有特权，是因为它们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同性相斥、帝国主义、经济压迫、性别压迫（随便你喜欢什么，反正它们都是文化的隐藏上层建筑）辩护。解构主义致力于一种“颠覆性阅读”。语言并不揭示意义（这意味着一种客观的、超验的真理领域）；相反，语言建构意义。虽然人工语言构造是用来传达真理的幻觉的，但它们实际上也掩饰构成文化的权力关系。解构主义的批评家们详细考察了意义建构过程，揭示了语言的矛盾性，揭示了文本之下的权力关系。意义形成的过程被拆解了。文本因而“被解构”。

解构主义谈论“拷问文本”，以便揭示其隐藏的政治的或性别的议题。处在解构之下，曾一度支配西方文明的经典的“死寂的、白种人的、欧洲的男性”，同样不被信任，遭到流放。

解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权都是可疑的，都是权力游戏的遮羞布。理性、客观真理、科学，举凡一切关于冷静的自觉的理性的西方主张都受到挑战。“不仅真理被放弃，而且保持真理—效果的愿望都被放弃”。（注：patricia waugh,postmodemism:a reader,london,1992,p.4.）

解构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理智上是成熟的，在理论上是言之有据的，从方法论上说是严格的。由于瓦解了绝对真理的概念，所以，解构主义为通俗的相对论提供了根据。

今天的大学尽管表面上仍旧孜孜不倦地追求真 理，但却认为真理并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关门，相反，大学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重新加以定义。

知识不再被视为绝对真理。相反，知识被看作是重新把信息编织到新的范式中。人类建构用来解释人类经验的模式。这些模式——不论其为世界观，还是科学理论——只不过是“文本”，有待经常加以修正。这些范式是有用的虚构，是“讲故事”一类事情。但故事同过去一度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科学“真理”、伦理、法律、历史没有什么区别。（注：stever connor,postmodeasist culture,oxford,1989,p.33）

当代学者努力拆解往昔的范式，使边缘进入中心——重新书写历史以便使之有利于那些曾被排除出权力之外的人——妇女、同性恋者、黑人、土著美洲人以及压迫制度的其它受害者。学者们以怀疑的眼光攻击公认的观念，并且重构新的模式以取而代之。那些欢呼西方文明成就的人被指责为是心脑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这一观念受到“非洲中心论”的挑战。“非洲中心论”赞美非洲是文明的尖塔。男性主导思想被女权模式取代；“父权制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受到挑战，并被“母权制宗教”取代；《圣经》的影响力被“女神崇拜”冲淡；同性恋不再被视为心理疾患，“同性相斥”反而是心理不正常。

无须传统学术所要求的严格证据，这些新的模式就可以被接受。如果说“欧洲中心论”是错误的，则人们会认为“非洲中心论”也同样是心脑狭隘的。如果说父权制是错误的，则人们不会认为母权制会好一些。但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并没有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的观点。关键并不在于真理性；关键在于权力。新的模式“赋予”以前被排斥的一方以力量。古典学术寻求的是“真”、“善”、“美”，后现代学术研究寻求的是“什么在起作用”。传统学术界根据理性、研究和学习来运作，后现代主义学术界考虑的是意识形态日程、政治的正确性和权力斗争。

三、“没有真理，也行”：对启蒙理想的反叛

现代的、后启蒙运动的思想认为，知识是确实的、客观的和好的。它假定理性的、不偏不倚的自我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它假定进行认识的自我作为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中立观察者注视着一个机械的世界。现代认知者积极投身于认识过程，相信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进步，相信科学与教育的结合就可以使人类摆脱在自然面前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束缚面前的软弱无力状态。思想着的自我能认识自身和机械的宇宙。这一理想为以启蒙运动的事业为旗帜的现代知识爆炸开辟了道路。从培根到现代，人类理智探索的目标一直就是揭示宇宙的秘密，以便控制自然、造福人类、建设美好新世界。这一启蒙运动的追求反过来又产生了20世纪现代技术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就是渴望以合理的方式安排生活。它相信，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可以提供用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手段。（注：craig van gelder,postmodernism an emerging worldview,calvin theological jounal,1991:43.）

不管后现代是什么，它都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事业、对现代技术理想和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哲学主张的拒斥。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质疑启蒙运动认识论的核心主张。

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知识内在地就是好的。为了抛开启蒙运动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后现代主义用悲观主义代替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类将解决世界重大难题，也不再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相信，凡尘的生活是脆弱的，人类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新的合作态度，而不是征服态度。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整体主义，这同他们拒绝启蒙运动关于真理是确实的，因而纯粹是合理的信念有关。后现代主义拒绝把真理局限于理性方面，不再把人类理智当作真理的唯一裁判。除了理性，还有通往知识的其它有效途径，这就是情感和直觉。

最后，后现代思想不再接受启蒙运动关于知识是客观的信念。知识不能纯然是客观的，因为宇宙不是机械的和二元的，而是历史的、关系性的和人格性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外在的(out there)客观所与，有待发现和认知。实在是相对的、模糊的和参与性的。

在拒绝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客观性时，后现代主义也拒绝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认知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科学家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样，是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我们的知识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后现代世界观对真理的认识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它承认，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真理，我们以什么方法看待真理，这都取决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世界观认为，这种相对性大大超出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进入到真理的本质之中：没有绝对真理，相反，真理是相对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

据此，后现代思想放弃了启蒙运动对任何一种 普遍的、跨越文化的、永恒的真理之追求。他们专注于某一特定共同体内被认为是真的东西。他们认为，真理是由促进共同体中的个人和促进共同体整体的福利的基本规则组成的。

因而，福柯试图完全祛除启蒙运动的幽灵——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福柯要求学者抛弃伪装的中立性，转而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任务不外是揭示某一时代语言中存在的无作者、无主体、匿名的思想体系。后现代批评家企图这样来摆脱对理性的信赖。

现代主义把真理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并把理性和逻辑论证看作是正当信念的唯一裁判。后现代则质疑通过理性努力可以揭示和证实普遍真理。他们不承认唯有人类理智才可能决定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后现代跨越理性，转向非理性的认知方法，给予情感和直觉以崇高地位。这种对真理的非理性内容的协同模式的寻求，导致后现代意识具有整体主义内容。后现代整体论意味着对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理性的个人的理想的拒斥。后现代人并不希望成为完全自律的个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后现代整体主义意味着人的生活所有方面——情感的、直觉的以及认识的——的综合。

后现代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既然有很多人类共同体，那就必然有很多真理。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多重真理可以彼此共存。后现代意识因而就意味着极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7

（1）近年来西方哲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且它对我国哲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版本，即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主张相对主义，反对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8

（1）近年来西方哲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且它对我国哲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版本，即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主张相对主义，反对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wWw.133229.CoM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9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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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10

关键词：科学观 理科教学 后现代 教学改革

随着科学“元勘学科”的发展，后现代科学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们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从其否定、摧毁之层面着手，而对其建设性的内涵则重视不够”[1]。其实，对后现代科学观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既要关注它在突破科学主义者的静态、绝对、僵化、霸权的思维框架方面的贡献，也要看到它在很多方面走向极端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对于科学教育、教学而言，目前我们对后现代的东西不是了解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认真分析后现代科学观的源流与内涵，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潮绝非空穴来风和恣意编造，它多是对现代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狭隘认识的批判与反思，这对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文化，反思当前理科教学中“科学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现代科学观的核心与困惑

现代科学观是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十六世纪中后叶以来，由哥白尼、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巨大力量使人们对科学本身“刮目相看”。现代科学对世界全面、深刻的解释以及借助技术和大工业的力量对世界的改造，使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预测和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由此，带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现代科学观不断萌发、滋长、生成和扩张。可以认为，现代科学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质观、线性累积的科学发展观、学科体系的科学形态观、被动接受的科学习得观和科技万能的科学价值观。

对于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观强调“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2］科学知识一经发现、证实之后便永远也不会被推翻。与此相应，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累积、不断壮大的过程，是“通过归纳所得并经由观察证实的真命题及其集合的积累”[3]，由此，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发端于观察和止于科学知识（真理）永远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科学本质观和发展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形态持静止、封闭和僵化的理解。一方面，科学的真理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无比膜拜从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用，致使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缺少沟通；另一方面，科学体系内部各门科学之间“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终使对科学形态理解停留在“各门学科之和”的水平。如果科学就是真理、学科和观察归纳的结果，那么势必导致对科学的迷信和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简单理解，最终导致在科学的继承中没有怀疑精神，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科学的习得成为被动、简单的接受活动。对于现代科学的价值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最好的诠释。培根认为科学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巨大手段，是通过认识而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4]，“自然科学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5]。现代科学价值观反映了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利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过去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面对现代科学观人们不免怀疑、茫然和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冲突，一是科学技术万能论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冲突。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是有力而“顺从”的改造世界的武器。但事与愿违，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不断显露，能源危机、生化武器、生态灾难、人口过盛、环境污染等等成为困扰人类的痼疾，对此科学技术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故有科学理解与科学新发现的冲突。比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世界运行具有精确的规律、物质运动严格遵守因果决定论、宇宙的演进将沿着熵增的方向等等，这些观点遭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非线性力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普遍责难，现代科学观在科学内部遭到质疑。三是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元勘学科研究结果的冲突。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等为代表的科学元勘学科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进行交流的特殊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情境性、主体性和有限性，这些明显是对现代科学观的突破与超越。当然，后现代科学观是尝试解决如上冲突最有影响的尝试。转贴于 二、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意蕴

根据批判视角和激烈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现代科学观分为两类，即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观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前者以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其主张的共同点是对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属性的否定。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6]，“反对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和还原论”[7]和“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8]。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力主消解现代科学观中的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真理与道德、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对科学观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后现代科学观贬斥科学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实证、数学和逻辑等理性方法，而且还需要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非理性方法更为重要。费耶阿本德甚至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如果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9]。后现代科学观否认科学活动是纯理性的，是达至真理的途径，重视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的个别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突出科学活动的过程性、发展性、情境性和不连续性，这些都是以往的科学认识所忽视的。遗憾的是，后现代反理性主义走向了极端，“根本否定了事物之后的‘实在’的存在，因而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在差异、流变之中，人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只能采取游戏的态度，而且就连游戏的规则也是不必要的” [10]，过分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将相对性绝对化，这些是不足取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将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将理性的力量无限夸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现代科学观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笛卡尔以来的基础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质”[11]。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批评道：“他们自以为通过借助普遍概念或规律的科学方法把握了对象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存在，实际上却是把对象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具体内容变成了僵化的抽象物。这种作为抽象物的概念或规律由于自身的空洞的普遍性，不仅无法完满地解释任何一个复杂的具体对象，反而成为有效地认识各种对象的障碍。”[12]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主义，认为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不同的理论自有其价值所在。由于承认多视角、多层面透视世界的合理性、平权性，后现代主义者自然地否定事物唯一本质的存在，转而寻求全面的诠释、说明和理解。相应的，后现代科学观衡量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标准不在于它与世界的一致性，而在于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等等。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科学主义者、本质主义者滥用抽象的方法时，抛弃了抽象方法本身，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一大损失，但他强调事物的变化、发展特征，主张动态、全面、具体地理解世界是可取的。

后现代科学观否定真理的存在。在如何对待真理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对其存在持否定态度是主流。自从现代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以来，科学就总是被人们视为“正确”、“合理”、“客观的”、“真理”的同义词，人们逐渐在真理与科学之间划上了等号。然而，实际上科学绝非真理，这几乎是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范弗森、罗蒂等的一致看法。将科学视为真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科学的学习者而言，这不利于学习者批判精神、怀疑精神、求真精神、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无疑人为地设置了障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当然，盲目、简单地否认科学的真理性，既不客观也不合理，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毕竟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进步和成就。其实，科学活动是人类对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无限逼近但永远也无法达到真理。总体上来看，科学知识的真理成分会不断提高，但它并不等于真理。

后现代科学观关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鉴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及其对科学的霸权地位和负面效应所持的批判态度，后现代科学观主张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强调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后现代主义“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历史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特别是与人文文化的联系，强调人的价值取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13]。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不仅是关心人、关心生命、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心人的幸福、关心人的价值的人文思想在当代的呼声和要求，而且也是科学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的导引，人文的进步要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科学“为人”本性的集中体现。

概括地讲，后现代主义者彻底否定了科学即是真理的科学本质观，认为科学不过是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一种，是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不断理解自然和自身的一种交往活动；在科学的发展观方面，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累计”式，而是一个曲折的、非线性过程，科学发展往往表现为科学范式的彻底更迭，其中科学共同体的个人兴趣、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威的影响和习惯信念等等科学活动之外的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如此看来，科学的存在形态已不再是印刷在典籍上的定理、定律、公式和理论，也不是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而是人类与自然不断交往的实践活动；而科学价值观即是规约这种实践活动的指针，这一指针始终指向“为人”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为人”指的是，既为个别的人也要为全体的人，既为时下的人也为未来的人。如此，“为人”便具有了生态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意味。在“为人”的旗帜下“人类中心主义”得到部分消解。 三、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改革的启示

后现代科学观并非空穴来风，后现代科学观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来自科学的内部，也就是说，否定人们对科学现解的恰恰是科学本身。就像近现代科学给科学课程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样，科学的后现解也会给理科教学来深刻的变革。

后现代科学观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理科教学的本质。以往我们更多地将科学视为静态的知识体系、永恒的真理，相应地理科课程设计就等同于对科学学科“忠诚”的缩写，理科课程的内容即是对科学知识“客观”地选择和组织。由此，符合逻辑的理科教学就变成了科学知识、客观真理的传授。后现代科学观启示我们，对科学知识的迷信势必造成理科教学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降低了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科学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可错的人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探索活动，其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活动、科学观念、科学精神，而科学活动是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如果将科学活动暂时的结果——科学知识视为科学的全部，势必会误导人们对科学课程持片面、狭隘、僵化的理解，最终是科学文化的其他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者视野。二是导致科学教学的简单化。既然科学是一种不断演进、变化、发展的动态存在，那么即要求我们的科学教学要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来实现，就像骑自行车是一种活动，骑车的技能必须以活动的形式来传授一样。动态的教学活动意指重视、渗透、体现科学的活动特性，使学生积极参与现实或模拟的科学活动，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科学。三是致使理科教学的重要使命被忽视。这个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学生能力，尤其是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前者不再赘述，至于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合理的怀疑、批判意识、求异精神是其重要前提，显然我们过去的科学观对此很不力，而后现代科学观在消除人们对科学的迷信方面却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理科教学不简单的科学知识的介绍和记忆，更是在不断发展、生成和调整的活动中学生的自我完善与实现的过程。

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目标的启示。后现代科学观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重新定位并没有降低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相反，增加了理科课程的任务。后现代文化崇尚多元和互补，即对同一事物力争多视角、多层面地分析和理解，而不强调某种理论的解释是唯一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文化的多元理解，重视科学的人文性、发展性、动态性、情境性以及意识形态特征，无疑丰富了科学文化的课程资源。这启示我们理科教学目标不仅应该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合理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使其了解科学的社会功用及其负面影响、具备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决策的责任感和素养，等等。在国际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科学教育界普遍认为，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素养教育应是学校理科教育的重要目标”[14]。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理科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至少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和科学审美能力等五个方面。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审美能力是以往我们的理科课程教学所忽视的，实际上，无论作为科技工作者还是合格的公民，这些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理科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工具化了的人，更应该是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有情感、能创新的合格公民。

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运行机制的启示。后现代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有机整体观启示我们，理科教学活动是自主、有机、生成的发展历程，是教师、学生多元主体之间交往、对话的过程。多尔指出，“这种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会话是建构后现代课程的关键”[15]。其实这种不断地生成、发展、活动的理科教学活动思想早在杜威那里就有体现，只不过被大家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由此可见，后现代教学观念强调教学中的平权、民主、动态、交往、非线性与自组织特征，这完全符合后现代科学观中自组织观念的逻辑[16]。对于理科学习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并不断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潮，目前已经成为科学课程学习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科学课程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提出有两方面的思想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文化的建构属性分析，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再则是心理学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总而言之，建构主义学习方式主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体文化”、“为学生提供探究的机会”、“促进学生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动机和活力”等一些议题。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对科学课程的启示与要求远不止于此，这里仅举几点以示说明。虽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不一，但它毕竟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我们至少可以用后现代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对待后现代主义。转贴于 [1]赵树峰.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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