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路及批判

摘要：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场域和语境，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思想特征。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有机性缺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建构起“有机范式”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路”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意涵，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作为“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理论限度和实践缺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机性

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有机性缺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更新”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过程哲学相融合，建构起自身独特的理论范式，并自称“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型构其“后现路”，①试图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摆脱现代性局限和弊端的后现代性质的理论方案。现有学术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聚焦于基本内涵、历史出场、生态价值、批判取向及其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而缺乏对其“后现路”的梳理和辩驳。这就使得在对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认识不清，对其理论逻辑及其实质认识模糊，从而存在片面夸大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倾向。系统明晰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代视阈论”的逻辑进路及其可能性和局限性，是深化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

一、“有机性的缺损”：“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本体论”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问题域。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语境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具有“时代性”“现代性”的典型缺陷，集中表现为“有机性的缺损”。（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局限”。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有缺陷的现代性假设”，经典马克思主义带有“现代性”的局限。具体表现为：其一，坚持“社会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马克思“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1]。其二，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忽视和否认观念、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思想、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和“副现象”，是社会经济因素的表象和派生物，对历史发展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2]。其三，认为工人将最终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反抗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四，认为自然界仅是阶级斗争的“背景”和唯物主义的“质料”、原材料供应者及工作场所，没有充分分析自然界和非人的动物界。其五，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主张消除一切市场力量。其六，马克思主义囿于“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3]，缺乏实践性。其七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是“普遍性”的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4]。（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认为列宁仿效沙皇模式，建立了具有强大权威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意识形态保留了俄国宗教传统的主要特征，如“东正教强调公共集体、支持统治权威”[5]的特点。尽管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但在某种程度上，俄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及其习俗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之西方价值观念影响更大。俄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然而，俄国马克思主义领导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预先确定的、普遍适用”的理论，没有意识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深受其文化和宗教模式的影响，没能有效借鉴和融合俄国具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如“追求共同福祉的社会文化价值”“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6]等，没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建基于俄国特定的基础之上，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离和疏远，造成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以致丧失了政治领导权，从而走向解体。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实施形式具有鲜明的“俄国特色”，但俄国领导者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僵化性”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和实践缺陷。（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审视了德里达、齐泽克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绝不可能总是在场，它仅仅只是可能，即使有任何可能，也只能是可能，它甚至必须一直是一种可能在场或或许在场，以便它还是一种需要。”[7]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批判现行体制的武器、方法和态度，只是“不在场的”批判哲学，而非现行世界秩序重构的哲学选择。齐泽克解构了人性和自然的概念，认为“自然”皆在人类影响之内。因此，应以变更的消费方式替代所谓回归自然初始状态的方式来影响环境。他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体是国家组织和运作方式外的人们；制定严厉、平等的限制消费和污染的措施；必要时诉诸暴力甚至恐怖行动”[8]的具体建议。戴维•哈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暴力行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创建虚拟资本和信贷来解决输出资本、开拓市场这两大问题。这种方式将导致输出地区劳动力和资本的贬值。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德里达、齐泽克聚焦于探索理想化激进变革的方式，但这些变革方式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社会智慧的潜能和可用资源，解构性多于实践性。哈维的观点局限于其广义和全球的视阈，不能建构出适合特定社会经济系统的具体性、可行性和实用性方案，三者都无法建构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9]。西方的大多数思想争论都囿于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两种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重视具体的文化、宗教等因素，将解构与建构相结合，才能建构“有机的”“可行的”现实方案。

二、“建构有机的范式”：从“后现论”到“后现代实践”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有机性的缺损”，无法为“后现代”语境的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主义由“现代”到“后现代”、由“无机”到“有机”的转换，是其“后现路”的主旨追求。所谓“有机”，即“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10]。（一）“有机科学”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自然科学基础，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科学作为科学基础。第一，有机的语境化的知识。有机的知识指的是形成于组成部分之间和各组成部分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的知识体系。[11]第二，相互联系的系统科学。物理学、量子力学、系统生物学等学科研究了时间与空间、空间几何与物体质量、观察者与观察对象、遗传信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揭示了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第三，新有机科学。有机生物学破除了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迷信，表明“微生物是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处于有机的联系中”[12]。生态系统理论表明，每个有机体都与其他有机体、环境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当代意识研究改变了单向的思想分析，重视身心、大脑与整个身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物理学、化学、系统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当代意识研究等为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基础。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应重视与具体国家、民族、地区等历史、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是有机的、双向的，而非决定论的、单向的”[13]。（二）“有机融合”的理论旨趣。有机科学既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根据，亦是其科学资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借鉴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建构新式的马克思主义，为避免和解决生态危机、人道主义灾难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机融合，由此建构其“后现代语境”“后现代视阈”的理论体系。1.“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尽在马克思”和“把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的态度，主张以“后现代”的态度“更新”和“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和时代语境（现代性语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是适应新语境（后现代语境）的需要。其认为，应保留“马克思社会经济分析的核心原则，破除19世纪在欧洲占主导的现代主义假设”[14]，拒斥现代主义的传统（如体系哲学、线性历史观、消极人性观、人类例外论、自由放任市场等），开创“后现代”语境下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四个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一是以无限开放的历史观取代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程，主张历史过程论，反对历史决定论；二是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状态，不承认社会趋于“完美”的发展趋向，更不认同任何性质的未来社会设想（如共产主义社会等），“发展过程取代了趋向完美的过程”；三是坚持马克思关于阶级、资本和权力的核心理论，否认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重视思想、信仰、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因素的作用，认为经济、文化等因素是“平起平坐”的；四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背景下思考人类与地球的共同福祉，担当起拯救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过程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过程思想是“后现代”范式的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过程思想，如《易经》阐释了天地万物以自发的和创造性的方式相互作用，于过程中产生了无数有意义的联系模式。儒家思想认为人是共同体中的人，人在社会关系网中实现自我，推崇理想的社会交往形式———“仁”。道家认为人是流动变化的整个宇宙过程的一部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佛家传统“华严宗”认为每个现实存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佛教中的禅宗强调当下时刻经验的首要性，人们将在这里获得禅悟。中国传统医学建立在人的身体与整个宇宙相互贯通和相互作用的理念基础上，认为人的身体是宇宙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虽生于“前现代”，然而其核心内涵具有“超越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元素、特征和价值。这些过程思想具有“关系实在论、非确定性的影响、审美价值及公私平衡”[15]四大特征，与过程哲学（有机哲学）具有相通性和亲和性，能够为建构新式的后现论范式提供资源。3.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如果说中国传统智慧是中国的“过程哲学”，西方的过程哲学主要指代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其理论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相互联系性；二是变化的过程性，“没有什么可以保持不变，唯一不变的是过程本身”[16]；三是有机整体性，“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17]。中国传统智慧“天”“气”“理”等理念倡导整体观，过程思想整体论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整体性的思维相一致。“过程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有机联系。把它们三者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实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不仅仅是作为一门抽象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式。”[18]鉴于中国传统文化、过程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三者具有“天然的关联和深层的亲和性”，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科学为科学基础，将“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过程哲学三者“有机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视阈的转换，建构了一种新式的“有机的”马克思主义，并自称为“后现代视阈”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现实主张及其具体实践措施。（三）“有机的”实践诉求。有机马克思主义重树了一种“有机的”实践形式，包括指导原则、政策指南和具体措施，是一套完整的实践方案。就其指导原则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两极化，其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虚假的”民主。“人类例外论”的传统哲学视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为工具、手段和资源，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追求短期利润，注重“局部性”和“短期性”的利益，牺牲了他人和环境的长远利益。鉴于此，“后现代视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践指导的四个原则：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和长远的整体视野[19]，以扭转人类错误的观念，引导人们树立过程性的、整体性的、人道的、可持续的有机视野和科学观念。就其政策指南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环境利益取代商业利益作为未来国家谈判的首要目标。通过全球性的合作，以“全球性”的方案应对“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来解决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权力、财富、消费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义观取代资本主义“得其应所得”的非正义观，限制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等行为，以保护生态“有机体”、社会“有机体”和人的精神“有机体”的“有机性”。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措施，主张转变经济指标和GDP的评价标准及其评价模式，以“生物圈的繁荣”取代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步及其幸福生活的标准，提倡以社会善来衡量社会进步的经济理论[20]；推崇家庭农场、有机农耕和粮食生产的本地化，主张回到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如放弃农药、化肥等，以中等农业作物轮作和生物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等；提倡制造业的本土化，以此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推崇手工生产以解决失业问题，“消耗更少”，“浪费更少”；呼吁限制资本统治，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借助价值观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提倡采取系统和整体视角，追求社会与环境长远利益的可持续性管理；彻底摆脱资本和占有绝大多数资本的少数人对银行的控制，主张废除现行的银行系统，建立基于信贷而不是基于资本的银行业[21]。总的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政策指南和具体实践是有机的统一整体，体现了有机的生态思维观、共同福祉观、长远的整体视野和关注阶级不平等等人道主义观念，具有“本土性”“过程性”“有机性”的鲜明特征。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路”的可能与局限

有机马克思主义置于后现代的语境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和修正。其将“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过程哲学相融合，形成有机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后现路”。明晰此种“后现路”的可能与局限，既是正确认识其理论的内在要求，亦是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和客观需要。（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路”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2]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损害了生态、社会和人的精神的“有机性”，反思、批判和解构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现代政治制度维护富人利益，实则是非正义的和反生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相结盟，造成生态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有机马克思主义承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向和批判精神，坚持马克思联系和发展的世界观、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资本、阶级等基本观点仍然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诊疗手段”和“替代方案”，仍然大有可为。“一般而言，‘后现代’包含现代性之后、超越现代性甚至反现代等含义。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超越和怀疑，甚至是整个排斥现代性观点。如果现代主义代表一种确定性和肯定性，那么后现代则代表不确定性和否定性。”[23]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抽象的、僵死的统一性，反对基础主义、还原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不同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在消解现代性和传统的形而上哲学的过程中，走向一味解构和拆解的极端，有机马克思主义既“破”又“立”，既“解构”又“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它可以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提供实践启示。马克思强调生命的存在以人类生命、其他生命形式和自然界三者的统一为前提条件，三者分离是“非自然的”“非生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像以往的生产方式，改变自然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自然往往以商品的形式被客体化。”[24]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癖”只注重短期效益、局部利益和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非人动物界的生存权益，进而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它反对个人主义和孤立、静止的观念，推崇联系和发展的世界观，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界是“有机”的整体，各组成部分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推崇整体性的共同价值观和有机的生态思维方式，推崇绿色GDP的生态实践形式。“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25]有机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论”“有机思维”等观点能够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提供实践启示。2.它为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过程思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的生活方法，批判抽象的哲学形态，关注实践，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是一种“有机的”思维方式、一种“生成”[26]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为当代生态文明危机的解决和人类文明样式的转变提供动力。它启示我们：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提升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自信；应深度挖掘和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增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机性”“过程性”“整体性”“共同体取向”的核心主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路”的局限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路”虽然对解决生态危机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其理论和实践同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容易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窠臼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地球和非人的动物界都具有其“内在价值”，如“美”“和谐”“整体”等。在马克思看来，遵循自然价值论并不等于承认和遵从所有生命生存发展的权利。“如果水螅由于身上有自然界生命在微弱地跳动，就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体内有生命奔腾怒吼着的狮子又怎么会没有生存权利呢？”[27]也就是说，自然界不同物种之间具有其进化的食物链关系，单纯地遵循万物都有自然价值的观点违背了自然界自身进化的规律，容易陷入“生态中心论”的理论惯性和实践陷阱。有机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论”与马克思所批驳的“自然价值论”存在相通之处，那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人类、地球和非人的动物界的共生关系，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神秘性。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生物圈的繁荣”取代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的第一标准，推崇本土化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和制造业等。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称并非回到远古，也并非反对工具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然而，以生态环境权益取代人类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实际上是以毁损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保护生态权益，在其实践中容易走向反技术、反增长的极端。马克思肯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同时反对技术决定论，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非人存在物的关系。“马克思确实把自然的价值视为相对于人而言是工具性的，但对他来说，工具性价值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或物质价值。它还包括自然是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28]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路”潜藏着“深绿”特色的“生态中心主义”。2.“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意涵第一，“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规律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作用，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人类仅仅是改革浪潮中受支配的个体。有机马克思主义驳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线性的历史观”，主张以“无限开放的历史观”取代“历史决定论”，以“历史过程论”取代“历史终点论”。这种观点存在两点谬误：一是否认和忽视人类主体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主体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历史的变革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阶级将通过变革自己来解放全人类。“历史过程论”实际是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目标的否认。二是误解了“历史决定论”。社会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而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偶然性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与其它偶然性相补偿，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9]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无限开放的历史观”取代“历史决定论”，以“历史过程论”取代“历史终点论”，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走向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和折中主义。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忽视和否认了观念、哲学、宗教、思想等因素的作用，认为思想、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的“副现象”，是社会经济因素的表象和派生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本人曾专门针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进行解析。他强调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本人，都认为经济因素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因素不是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唯一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现实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30]“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空洞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各种法、政治、法律、哲学等上层建筑因素同样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但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上层建筑作为偶然性的作用，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着经济基础这一必然事件。换句话说，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是经济基础这一必然事件发挥作用所采取的“形式”和“表象”。有机马克思主义批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规律论，主张对其修正和更新。其过分强调和夸大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提倡“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误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界视为阶级斗争的“背景”、唯物主义的“质料”、原材料供应者和工作场所，没有充分分析自然界和非人的动物界[31]；主张“更新”马克思的自然观，加入“突现论”，把自然进化的维度由“生物维度”扩展至包括“思想、文化、世界观、宗教、精神”等所有维度的进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2]。“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3]“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4]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动植物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35]。马克思强调，人离开自然界或脱离人类来谈自然界都是抽象的，容易造成人类与自然界的对立。人类、自然界、非人的动植物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劳动创造人与人类社会，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无视自然规律，导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损害了自然的“生态权益”，造成了生态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有机马克思主义歪曲和误解了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是对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矫枉过正”。第四，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囿于“抽象理论争论”，缺乏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6]。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忽视实践的作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和灵魂。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法兰克福等学派为例，以偏概全，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区别。第五，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普遍性”，片面强调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主张消除一切市场力量。这种观点隐含错误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具体情境，是教条式的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使用。“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37]。“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8]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工具，而非“普遍适用性”的现成理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9]。可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和“修正”，部分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如“经济决定论”），具有基于“西方语境”而错误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惯性和理论局限。

四、结语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以有机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糅合“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有机的”理论范式。有机马克思主义这种“后现路”是否可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具体维度上来。从“有机融合”的“应然维度”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更新”和“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其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理论体系，不适合“后现代”的当今语境。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内容的批判，实则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其主张以“后现代”范式的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如相互联系性、过程性、有机整体性思想）“纳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实则是“画蛇添足”“有中生无”。经典马克思主义内含相互联系性、过程性、有机整体性等思想。“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0]“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境遇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41]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机融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存疑，其“有机融合”的“应然”维度经不起推敲，存在“为融合而融合”“矫枉过正”的倾向。从“有机融合”的“实然维度”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事实批判”的资本、权力、生产等基本原理，抛弃和消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无产阶级）、动力、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等“价值判断”的理论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思想”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念基础”，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分析的“手段”和“工具”，而非根基的“理念基础”和“哲学基础”。因而，马克思主义、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来统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抛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内核（历史唯物主义）的“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42]。囿于资产阶级狭隘的视野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语境，受阶级性质、意识形态、社会背景、个人生活经历等影响，有机马克思主义“后现路”实则是西方语境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与实践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由于“理念基础”“相对主义”“矫枉过正”等理论缺陷和实践局限，其旨在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替代性选择的“后现路”，在实践中潜藏着走向“绿色乌托邦”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倾向。对此，我们需以正确的态度慎待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纳其合理论点和有益资源，以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符妹 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