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范文10篇

后现代性范文篇1

要了解和把握经济法的现代性,应从“现代性”一词作为哲学范畴的角度加以考察。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1〕

这种观点受到普遍认同。具体地说,现代化在更多意义上有可物化的形态与体现,如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化、信息化、知识普及化以及意识形态理性化等方面。现代性则常常被视作既定的反思时代精神、反映文明变迁规律的哲学范畴中加以理解。有关“现代性”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比较著名的概念界说有如下三个。〔2〕

一是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二是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三是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学者宋林飞的概括基本有助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现代性对立于传统社会,代表着革命、创新与动态。〔3〕

现代性的知识谱系不妨概括为:知识可被无限探寻,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福祉;客观性不仅是好的,也是可能的;基础主义是知识的模式;认知个体是认识过程的典型主体;实在的结构具有理性,遵循某种有序的型式。〔4〕这是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内在的把握现代性社会属性的语境线索。

从启蒙运动中得到确立的理性、科学和自由,实质的构成了现代性的内核。作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法具有的现代性同样反映在法范畴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上。简言之,法的现代性实质就是指法的理性化。现代法律所具有的公开性、普遍性、自治性、权威性、合理性、确定性、层次性、可塑性等特征,〔5〕可视作法的理性化、现代性的直接体现。现代性的法范式意义在于法律型秩序成为社会合法性基础的理性选择与确证。韦伯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中,具有实现合理功利预期色彩浓厚的目的理性压倒感情、信念、习惯等人的传统行为动机与范式,也就决定了理性法律、法治成为社会秩序的主导模式,体现现代性的现代化过程其实不过是祛魅(排除神意与一般情感)的法治化实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无非都是法治理念、威权、实施、影响的系列化、具体化。法律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不能脱离公平、正义、秩序、社会和谐发展,法律通过有效实施获得对社会和个人的真正影响,这些现代法治的元素均体现着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

二、经济法的现代性分析及其合法性危机

与民法等部门法相比,经济法尽管具有法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在产生的历史条件、伦理基础、具体价值追求、权利义务配置模式、实施方法、法律责任设定等方面仍有着相当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上述方面所体现的不同现代性正是经济法独立、区别于其他法的重要标志。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可以看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特殊方面。严格意义上的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强调对平等主体地位的确认和交易自由的倡导,价值追求体现个体的私权至上,伦理基础是直接的功利主义,在权利义务配置与责任设置上反映的是一对一的单一关系和明确的后果承担。经济法发轫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问题频现阶段,其伦理基础侧重功利主义之上的公平和正义,哲学背景是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行为方式上表现为政府依法干预经济生活和介入主体自由活动,权利义务安排不再是严格的对称或直接性。民法不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经济法则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民法属于深植人类习惯中并有趋同性,即属于自治型法,经济法则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深刻着回应型法的烙印。〔6〕

有关经济法现代性的主要体现,笔者赞同张守文先生概括的: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以及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7〕

有专家认为经济法是后现代法。有文章分析: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对经济主体地参与作用十分重视;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对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含义,故经济法当属后现代法。〔8〕

笔者认为,经济法在主体自由、工具理性方面的现代性有不同于民法等传统部门法的特点,但是并不能以此就断定经济法是后现代的。从作为经济法核心的竞争法(反垄断法)的定位与价值追求来看,主体自由依然是其根本立足点。如果说法是后现代的,那么法学范畴内就不再具有明确的法学概念,审判也完全成了法官个人的恣意,秩序化的制度也完全予以解构,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无规则状态。〔9〕所以把经济法视作后现代法显然没有法理依据。

蕴含自身独特现代性的经济法,其作用越发显现,但即便这样的法范式更新,仍有许多弊端与问题,其中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与经济法的缺陷不无联系。典型的市民社会是面对绝对主义权力而主张自己获得自由的近代市民社会,是以经济的自律为基础的自律的独立的社会,市民社会的首要的根本构造是仅有“自由的个人”而成立的;国家的任务只不过排除经济的障碍这样一个消极作用而已。〔10〕

经济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使国家从消极角色转为积极干预者。现实是国家权力遍及社会各角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社会的自我调节与自由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理由似乎已很充分。工业化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复杂性只能用不受束缚的、果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来管理———即由法治的对立面的实用主义———或者是用其他某种繁衍而生的官僚主义来跨越“无人统治”的门槛。〔11〕在广义上理解,国家行政干预行为有着合法性外衣,有的直接就以经济法名义做出。这样的干预显然超出现代法律的理性,起码在国家行为合法性上受到深度质疑。

经济法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的来源之一便是认识论上的偏差。即现代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们希望有目的地控制社会关系特别是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信地宣称自己拥有策划社会变化和社会秩序的能力。而且这种控制欲常被通过法律进行实施,就像新政时期的议会所例证的,它反复试图通过立法重新架构美国经济,这可以被理解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重组社会秩序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在法律之中和通过法律表达自己的冲动。〔12〕

经济法在很多时候被叙述为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之法,但这种由公益或福利之名的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都有让人担忧的地方,进而影响到其自身的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13〕这种福利法缺陷在于:它基于生活保障考虑涉及对劳动、安全、最低收入等许多方面,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形式的缺陷,但也导致了政府权力对个人的自由的限制压缩,恩赐式的专断有违其干预的初衷;行政机构基于执行的目的超越立法变相执行,违背了民主原则和法治精神;福利法范式往往把争议归结为分配正义,把权利理解为可被分配的份额、可以分割的物品,显然歪曲了正义和权利的真实含义。从结果来看,国家所谓的善意修正调节措施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正如沃尔夫所说,“在修正某种不平等的努力时,可能产生另外的不平等,或分配的不平等恰恰产生于试图纠正不公正以外的其他努力。”〔14〕追求实质的正义在更严重的程度上侵蚀了法律的普遍性。〔15〕由此,经济法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社会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经济法嬗变及和谐理念确立

对后现代性的理解往往是建立在与现代性的对比阐述上。从哲学角度考察,典型的现代性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释,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若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控制事件的手段;而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16〕

相比现代性信奉的基础主义、无限认知,后现论则主张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认为理论只能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的部分的观点,而且所有对于世界的认知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限制。不管有关后现论的解释差别有多大,它们都远离了欧洲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形成于其中的基本概念系统,都要求走出这个概念系统,并认为它已过时,因而对它不予理睬。〔17〕

现代性的框架这样构架了我们: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于中理性出现于故事制造之前,理性创造范式,并在外部观察范式;而在后现代性所讲述的故事中,故事出现于理性之前。我们的逻辑与方法,我们的客观性与观察是被叙述的,即它们被编织在一种故事中。〔18〕

尽管后现代在很多领域成为时兴的思想方式与评判工具,但解构、消解之后无论是哪种后现代主张都很少提出指向性的构建方案。因此,在知识领域,现代性依然是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范式,我们的观念就在这种范式中存在与体现,我们实践的价值最终也还是由现代性谱系决定。

后现代性对经济法的作用明显:承认经济法作用、功能的有限性,反对国家干预的无边界与主观善意至上,做到有效的依法授权干预和有限的控权治理;结合价值理性来改造工具理性,经济法制定上注重价值评价内容和社会整体进步观念,实现经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

融入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更加强调宪政控制与国家行为定位,可以一定程度缓和或解决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从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来看,国家只能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政治实体,它是有限的、受到了公民权利强有力制约的政府和国家的权力体系,在此这些权力体系的合理性是由法律或宪法所规定的,立宪的理性使得国家具有了合理的正当性。〔19〕

历经守夜人到善良家父式的角色,在嬗变后的经济法看来,国家这种虚构不再是用法律来实施统治的、同性质的韦伯式的硬性结构,而是软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性国家,它随着公民主张的转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不去干预市场的各种特权。在这种变迁之中,新的国家行为出现了,而旧的国家行为则消失了。〔20〕意即经济法无论是价值追求还是制度设计都需要彰显人本、多元,国家在经济法中的地位转型为公共服务型和良性权力的参与者。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前提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资源兼容其生的社会,是一个有效平衡协调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是行为文明、规范、制度化的社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21〕

后现代性范文篇2

关键词：网络传媒；后现代性；微电子媒介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哈桑、罗蒂、詹明信到博德里拉、德勒兹、鲍曼，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界讨论的热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之后更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哈贝马斯—利奥塔”之争，这场争论使“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整个西方文化界广泛传播，后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问题富有戏剧性地弱化了原本大众熟知的意识形态和霸权概念，文化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与其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阶段，不如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后现代性以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出发点，倡导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文化模式。雅克•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用西方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先验话语、传统性、合法性和集中的元叙事”解释了在后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中，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支离破碎性在文化传媒及艺术领域成了关键词。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当中所表现的精神文化领域中的裂变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媒介作为传播介质，其内在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使得传播内容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媒介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电子时代的到来，酝酿出了刺激性强、跳跃性大、感官调动强烈的阐述方式；可一旦淹没在海量的垃圾信息中，再严肃的消息也会被电子媒体那些碎片散落的表达、铺天盖地的广告、光怪陆离的图形所湮没。面对信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波兹曼说：“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不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立的媒介迷宫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新闻信息日益膨胀的数字化时代。

二、网络传媒后现代性的表现形态

（一）碎片与解构。大量凌乱无关的碎片包围和充斥着当下的生活，信息的碎片化使人们的注意力不能持久。网站开始关注普通大众的观点，宏大叙事与主流话语被解构了，以个体为主的“微型社会态度”显露出来。从时间到语言表达上，碎片化趋势呼吁推进信息整合。在适应时代潮流的碎片化，瞬间捕捉信息、有效快速浏览条目的同时，我们应当学会从碎片中提取，而不是让碎片分散注意力。（二）符号化与模糊性。信息社会“先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说：“媒介往往以交互叠加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新的媒介方式的出现没有意味着旧的媒介消失。”微博自诞生便以广泛的影响力使用户数量迅速攀升。在这场“微革命”中，网民自我创造、自我流行，网络新鲜词、网络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各种信息符号使得网络语言迅速崛起，网民会将日常生活中所遇之事与网络标签对号入座，诙谐嘲讽、形象犀利，迅速走红。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逐步交互融合的趋势下，传播力度倍加增大。网络语言的兴起有多种原因，或为张扬个性，想要与真实生活中表达习惯不同，引起别人注意；或为掩饰个人私密信息，形成了大量的标点数字符号、音阶汉字、外文字母以及语法不通的病句杂糅在一起的表达形式，模糊性成了网络语言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三）世俗化与庸俗化。物质的极大丰富深深刺激了大众备受压抑的享受消费型的生活欲望。人们开始关注生活的细腻性、街头巷尾的奇闻轶事，于是便催生了传媒“世俗化”倾向。世俗化和低俗化或媚俗化完全不同，它体现的是一种符合人们原本欲望的基本消费的实践。这种后现代特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随时随地晒日常，突显平民性和娱乐性。人们不再仅仅将建筑生活的伟大理想当作个体的现实追求，反之人们更注重日常生活和精神的满足，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理想精神和主流价值建构的消解。大众媒介对受众需求的重新认知和定位充分体现了“受众本位”意识的回归，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电子媒体平台上得到了践行。

三、网络传媒的后现代性表征成因

（一）网络传媒的生态环境。微电子媒介所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使信息流模式由单向进化为多元，形成新闻传播的去权力化和去中心化倾向。在“多对多”新形式的传播界面下，实现新闻与社交之间的全新整合。微电子个体媒介无须经过其他人同意就可以实现多重复合的信息流动。个体独立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体话语权加强。微博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与移动网络相结合，移动通信设备将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无缝连接。网民们以新诉讼群体的身份逐步摆脱对由专业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的依赖，开始公开发表个人意见。民意民声使得微博在舆论传播模式的重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是意见领袖还是达人、明星，第一时间内转发消息都可以看成是对于新闻传播传统模式的调整。微电子媒介传播迅速、交互自由、门槛低和成本低使得网民舆论常常走在正统渠道信息发现和传播的前面，形成强大的力量。（二）大众传媒面临的挑战。从技术角度看，由于数字技术的更新，报纸电台的信息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使传统媒介以新的形式延续：报纸通过数字转码将整个版面搬到荧屏上；电台广播经过数字化处理之后，高保真的音频文件既可以在音频读取设备中播放也可长久存储。新媒体的诞生不是淘汰传统媒体，而是开拓创新，为传统媒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从发展史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形式的媒体都有自身的优点，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取代另一个。但目前电视与网络融合的趋势已极为明显，不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是不言而喻的。从专业分工来看，大众传媒网络化之后，新闻信息专业机构的特点和优势更为突出。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专业的新闻机构。另外，重大新闻的深度报道和连续追踪，纯粹的商业网站的能力尚未达到，而且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专业新闻机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数据库，这些优势无可比拟。（三）人文学科多元化解读。第一，新闻学。网络传媒成了将现代化逐步引向后现代的一种主要推力。中国网络媒体起步初期仍遵循定时原则。这说明传统媒体的时间观念仍旧束缚着媒体网站。21世纪，及时已经代替了原有的时间观念，成了大多数新闻网站的时间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得网络新闻要素从及时转到实时，这一系列时间观念的变化标志着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模式思维上的转变。实时性时间观催生了新的报道形式——“图文直播”，既保留了电视的优势，又能够在现场报道中加入独特的播报范式，网络媒体正极力追求实时性。近几年，网络新闻“全天候”的概念也逐渐显露出来：网络新闻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还要做到24小时待命。网络媒体的有效性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支持，它不仅要做到提高覆盖水平，还要有改革的理念和持续改进的系统。第二，社会学。马克•波斯特在《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中采用三种不同的信息方式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历史划分：第一阶段是口语社会，第二阶段是文字社会，第三阶段是数字化电子时代。显而易见，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信息化是前提，网络化是目的和结果。计算机网络不仅在技术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也直接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重建了人类的互动过程、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作为现实社会的翻版，“网络社会”一词中的“社会”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成为一个超越现实的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空间，网络社会抽象先进的体验方式让这种“虚幻”世界有了一个特定和有效的隐性保护。信息高速公路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通信同步异步交互，实现通道多向化，促进了人类交流方式的更新换代。第三，心理学。网络传媒用户与传统媒体用户有着不同的心理体验。虚拟的网络媒体受众在虚拟环境中更平等，忽视了沟通的社会阶层差异，不管是官员、明星还是普通大众都可以平等地交流，同步同时获取信息。在人类历史上，网络虚拟社会真正达到了将个体从“中心外扩散”的传统组织体系中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等级制度。网络结构的这种“扁平化”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塑造出了一个高应变能力且有效的组织体制模式。另外，网络媒体的及时互动性、快速的信息交互传播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让受众的角色转换不再受到任何偏执的限定。大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可以主动控制并筛选信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受众对网络媒介新闻传播的参与已经变得独立，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积极性得到了提升。

四、问题与展望

（一）迎接个体时代。什么是个体时代？简单来说，当社会发展意向为个体提供自主存在或独立创造的空间急剧加大，能够达到个人独立的力量超过了被动控制的专制和阶级的可能，这就为个体独立创造了自主性的社会优势。“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自从1776年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之后就一浪高过一浪地喊到了当今时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针对性别阶级、地区规模、等级体系的运动此起彼伏。网络传媒的大众化使低成本的微电子媒介平台普及千家万户，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无须再被他人的声音领导前进。网络媒介使个体时代由规划走向现实。每一个人都是无法代替的个体，即使自我表达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也会因为是个性的表达显得弥足珍贵。进步的时代不是专属精英，它应该让所有人都有出场权。在这个时代里，个体孕育着巨大的创造能量。（二）网络传媒带来的问题。21世纪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时代。受众的信息知情权、传播权和参与权将受到上网实时性的影响，这关乎信息移动终端的持有程度，这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会使不能上网的人群在特定时间内被排除在全民公共事务的探讨外。这种“缺口”将继续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扩大，人们对于信息的掌控参与会出现不平等。另外，个人欲望和好奇心是接发信息和信息交流驱动器，小集团内部的微繁殖将导致“信息茧房”。人们在类似于自己想法或成员之间形成非正式小组，产生“信息回音室”，格子中的人只选择倾听自己喜爱的东西和自身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观念偏激、过度自信和极端主义倾向。最后，传播的扁平化会带来信息垃圾化和滥用信息过载。信息技术使原来的意见领袖和主流信息不复存在，从不同的通信节点的媒体中心发送的信息源源不断，学会筛选无意义信息将比自由选择信息更加重要。（三）理性面对微时代。“微”已成为这个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微博给民众提供了娱乐社交和个体声音散播的渠道，也使得政府部门的管理沟通变得更直接，倾听民意变得更简单；对于企业来说，微博催生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打开了新的广告模式；而相比传统媒体，微博能提供更广阔的信息，有更为快捷、便利的传播渠道。微电子媒介以互动性强的优势，对人民群众个体话语的实时通信和及时传输，使得民众声音的个性化得以凸显。尽管当前微博“V”实名制已拉开帷幕，但互联网中依然存在大量隐匿者的事实不容忽视。微博平台与专业化、权威性的新闻媒体依然有差距，因缺少把关人，微博的质量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一些微博上炮制的假新闻和谣言不经求实求证便随意在网络上传播，在社会上难免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微博、朋友圈、个人主页中涉及的文化、道德以及政治素养等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微博形成开放分散的信息交互会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思想道德、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相互撞击，从而导致网民产生思想道德上的迷惑甚至心理上的冲突。在承认微电子媒介保障了民众权益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网络公民的素养和培养网民正确的道德观，克服非理性利益甚至不正当的情感诉求迫在眉睫。在微电子媒介充斥社会角落的当今时代，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华，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微时代面临的首要任务。

作者:杨倩胜辉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0.

［2］曹然.传媒的后现代性预言：狂欢、异化与迷失——从《娱乐至死》看当下传媒文化［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5-6.

后现代性范文篇3

论文摘要：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宪政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宪政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⑨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后现代性范文篇4

关键词：媒介文化；电视文化；后现代

依托于科技的发展，当下正处于媒介融合的“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背景之下电视体现出与其他新媒体相互融合的特征，使得电视的传播方式得到了扩张，传播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更深入的渗透到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弗•杰克逊说过，“在电视这一媒介中，一切其他媒介所包含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不见了”，通俗来说指的电视的传播方式可以使得数以亿计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关注同一话题，获得事件的参与感。影视文化顺理成章的上升至具有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之一。在当今这个时代，以互联网、微信、微博、手机APP客户端作为电视舆情传播的载体，电视观众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区别于以往的“沉默的大多数”，现如今电视观众可以随时随地的发表关于电视剧的评价。“互联网+”时代也推动着电视影像的传播方式的变迁，进一步拓宽了传播途径，将电视影像的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电视是一种用于图像和声音传播的技术型产品，依托于其特有的传播方式，电视传播的影响力超出图像或声音自身的影响力。从技术原理上来看电视利用电子技术作用于静止或活动景物的光点交换环节，传递电子信号并在远程覆盖的接受屏幕上出现影像重现。

一、电视艺术的定位

电视究竟是艺术还是传播媒介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相关学者，一些观点认为，从本体上来看，电视以较高的效率对文化信息进行了传播，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播媒介。与电影相比电视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影响力更强。电视是一种更为逼真，极具立体感的全息化的信息传播媒介，电视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具备了影像、声音以及运动多个方面的信息，能够给观众带来一种独特的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从全息性上来看，电视与电影均体现了这个特性，但这种共性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电视的全息性所展现的内容，其真实性更突出；而电影的全息性旨在营造出一个逼真的虚幻空间，具体而言，电影展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出于迎合观众精神世界的需求的考量，电视更偏向于展现现实的生活，提高观众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从本质上说，电影更加注重艺术文化性，媒介性位于次要位置，电视的媒介性居于首位，艺术文化性居于次位。大多数电视节目，如新闻、体育比赛转播等，做大限度的呈现出事物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如艺术人生等节目也体现了电视的艺术表现功能。综合来看，电视艺术是电视的传播功能同传播内容相互影响、融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形态，主要指的是凭借电视的载体功能，以观众审美为出发点塑造审美对象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电视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属性。退一步而言，尽管电视的艺术性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然而把电视舞蹈、电视歌唱等节目归入艺术是不可辨驳的。

二、电视文化的后现代性

在上文对电视艺术作出定位的基础之上，接下来对电视文化的后现代性作出探讨。一些观点认为，电视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制约着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诉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电视的诞生与后现代文化意识的崛起具有一定的时间同步性，电视渗透到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后现代艺术提供了描述对象。物体通过电视荧幕的包装转变成了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符合消费品，这也体现着电视典型的后现代性媒体属性。超现实的类像逐渐转变为现实本身是后现代性文化最为突出的表现特征，当今的时代逐渐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电视是构成这种类像的重要的来源之一，对于符号化世界的构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而言电视文化的后现代性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表现：现实与超现实的有机结合，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直接、具象化的传播特点。沿着这个思路出发，在电视节目当中，艺术与日常生活逐渐的融为一体，符号表意的深度不复存在，体现了电视的现实性。就超现实的一面而言，电视营造的一种符号化的类像，并能够将这种符号化的类像传播至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符号化的类像产生了符号的循环和增值。拼凑与狂欢性，电视信息每天都在规律性的流动，将零碎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使用其特有的技术手段构建出节目自身的序列。对于电视节目中每个元素而言都面临着竞争，连贯表意连贯的叙述面临着拼凑作品的冲击，主题鲜明受到不规格形象的挤压等等。电视也后现代审美的日常化的最直接证据。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艺术的确具有去符号深度、内容零散拼凑化等特征，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意识形态欺骗性；电视文化呈现出直接性、意识形态性、生产性以及商业性等特点，因此以事实为依据辩证的看待电视艺术的定位以及电视文化的后现代性，有助于电视文化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米娜娃•莫依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探析——趋势与代价新时期中国转型特征探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9)：69-70.

[2]曹真明.中国电视艺术理论研究新思路试探——析中国电视节目中的艺术共性[J].四川戏剧，2016(2)：30-34.

后现代性范文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电视剧音乐;文本符号;文本结构;文本风格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其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各领域都有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诞生于欧洲的流行音乐在20年代中后期同样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流行音乐从西方进入中国并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自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后，流行音乐又逐渐与电视剧艺术相融合，形成了电视剧音乐这一新型的音乐表现形式，拥有独特的艺术形态与创作手法。音乐文本，即人们视觉可见的以种种符号所呈现的各类音乐文件。［1］据此释义，电视剧音乐文本包括但不限于音乐中的文字、乐谱等形式。电视剧音乐文本在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其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成为了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对电视剧音乐的创作影响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见端倪，电视剧音乐歌词作为承载音乐表现的重要文本形式，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为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创作特征。

一、文本符号:“所指”的“不确定性”

音乐是一种艺术符号，歌词文本作为音乐符号系统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符号。从语言学角度上看，歌词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部分电视剧音乐的歌词不再追求传统的写作范式，趋于无序化，表意充满了模糊性。即便是熟悉的意象进行组合，单独的字词或许可以从能指的角度看到一些涵义，但完整句子与段落中的“所指”却毫无头绪，体现出了无序、解构与反形式。正如利奥塔认为的:“后现代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在原则上并不受制于先前确立的规则，也不能运用那些熟知的规范来对它们做出判断。”［2］在电视剧音乐歌词的文本创作中，很容易就能够找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不确定”性对歌词符号的影响，此类歌词中充满了怀疑和否定。同时，歌词句式之间也是以“碎片化”的形式来进行断裂和分割，例如电视剧《过把瘾》中的音乐: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情有几分是温存/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爱情的晦涩难懂的确适合在后现代主义充满不确定与分裂分割的语境下去表现。就电视剧本身的主题来看，歌词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含糊不清、难以辨明的爱的深意。众所周知，电视剧音乐是为电视剧的表情达意和人物塑造等功能而服务的。电视剧《过把瘾》围绕着爱情展开了一段三角恋的叙事，展现了爱情的模糊、坎坷与磕绊。剧情紧贴现实，却又不着眼于三人之间的纠葛关系进行刻意煽情。所以，该电视剧主题曲的歌词创作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与电视剧的剧情和主题是相符的。再如电视剧《一仆二主》的主题曲《遇见》的歌词: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电视剧《一仆二主》将经典歌曲《遇见》进行了重新的诠释演绎与表达，剧情所展现的“主仆恋”“差异恋”本身就与传统的世俗不相容，符合后现代反叛主流的特征。歌词使用的意象看似通俗，遣词造句也并不晦涩，但所勾勒的意境却让人难以琢磨。再加上细腻的女生唱腔，更凸显女性在现代丛林生活中的徘徊、孤独、迷茫。后现代主义诞生在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中，物质的高度膨胀，人们的内心却愈加空虚孤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愈来愈少。同时，伴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达，人们交流不再仅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科学技术反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危机”，在这首歌曲中，歌名为《遇见》。阴天、地铁、排队、号码牌这些凌乱散漫的词语搭配，找不到创作的“主体”，也是“无意识”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怀疑和否定。

二、文本结构:“零散化”的“拼贴”

根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的观点，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3］在当代电视剧音乐文本中，同样有大量碎片化的歌词“拼贴”，其表现为随意的组合和搭配，不讲究语法和规则，也不注重平仄押韵的变化。消解了歌词句法的固定搭配，去中心、去结构化。杰姆逊将“零散化”视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主要美学特征，其认为:“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零散、片段的材料就是一切，它不会给出某种意义组合或最终‘解决’。”［4］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电视剧歌曲的文本创作不再追求传统的创作范式与规范，而是散乱无序地进行叠加，没有意义与章法，不讲究逻辑结构与起承转合，甚至在其中难以找到其中心思想。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电视剧音乐的文本愈加浅薄、突兀与追求个性化。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嘀嗒》就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无深度、无逻辑甚至无关联的“拼贴”: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时针它不停在转动/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小雨她拍打着水花该歌曲失去了传统歌词文本范式的创作，颠覆与消解了现代主义的权威与既定，开始追求不同以往的创作模式与个人风格。再加上演唱者慵懒、自由、写意的表达，似乎也更能激起观众对于剧中所描绘的爱情圣地的向往。

三、文本风格:“重构”的“种类混杂”

哈桑揭示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第二个特征是“重构”的美学特征，其中的突出特点就有“种类混杂”，哈桑所谓的“种类混杂”又可以称为“四不像”或“大杂烩”。这是一种专事拼凑、仿作的“副文学”。在电视剧音乐文本中，“拼贴”和“种类混杂”的运用看似类似，实则不同。“拼贴”更多强调的是各种完全不同的、杂乱无序的、毫无关联的东西胡乱地拼凑在一起;而“种类混杂”强调的是性质类似、相近但特征或风格不同的几种东西放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让受众形成突兀又和谐的审美特征。如徐佳莹的代表作品《身骑白马》: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歌词的前半部分是典型AAB式的流行歌词结构，而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则“杂糅”了台湾的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的选段，让听众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这种将传统的高雅的戏曲与通俗的流行歌曲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的创作模式。再如热播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凉凉》: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夭夭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该首电视剧音乐采用的是中国风的创作风格，无论是从歌曲的曲调曲式还是旋律风格都具有传统中国音乐的特征，且歌词中大量堆砌了传统诗词的常用意象，如:“桃花”“春泥”等词;将苏轼的名句“不思量，自难忘”也用在了歌词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歌词中除去这些古风古韵之词，又杂糅了如痛痒、牵强、假象等当代惯用的流行音乐词汇。当二者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没有突兀之感，在重构中实现了音乐文本的和谐美感。现代主义哲学看重启蒙、旧书、推崇自我存在的感觉，后现代主义则相反，并打破了工具理性的启蒙，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冲击理性思维的共通性，无论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将来、东方与西方似乎都可以为后现代所混合，所重构。通过这种“雅”与“俗”的结合，使得听众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两种艺术门类的差别，同时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组合实则有着更多的包罗万象的组合意义。诸如此类的音乐还有在《甄嬛传》《琅琊榜》《大秦帝国》等电视剧中都有体现与使用，在当代音乐创作中融入了中国古典音乐的词、曲创作技法，甚至将电子音乐与民族音乐相融合。随着诸如此类的风格混杂电视剧音乐的日益流行，“种类混杂”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特征已经成为了音乐文本的重要表现手法。

综上可见，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电视剧音乐创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消解了现代主义下的传统歌曲创作方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中的去中心化、多元化、间断性、散漫性、拼贴性等精神实质。后现代主义作为饱受争议的文艺思潮，其对音乐的创作影响是积极促进还是消极反叛，目前看来还是一个值得研究与讨论的问题。［5］但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音乐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拼贴”“杂糅”“不确定”等后现代思想颠覆了原有的创作范式，表现出了不同的文本意义，显现出非精英的、通俗的、流行的、媚俗的倾向。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大众传播文化中，这一趋势也受到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然而，这无疑也降低了电视剧音乐的审美价值与思想内涵。巴尔特曾宣告“作者之死”，认为文本生产出来之后，作者便走向了“死亡”，作者的死亡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正是读者决定了文本的意义。［6］所以，电视剧音乐文本后现代性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接受，更多的要交给受众来解读与评判了。

注释:

［1］陈荃有．音乐文本编辑:由实践到理论的提升［J］．音乐探索，2013(04):27—31．

［2］Jean－Francois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M］．Trans．GeoffBennington＆BrianMassumi．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6:81．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77

［4］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39，260．

［5］秦汐．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音乐的审美转向［J］．北方音乐，2019(05):7—8．

后现代性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电视；现代性；后现代性

一、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20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

根据现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电视自身的历史与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的现代性界定为这样几个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维度：A、电视认知的现代性；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电视认知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理性，主要通过电视的认知性节目如新闻、纪录片等体现出来。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电视制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的产业特征。因为只有电视作为产业，其法权关系才准确。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现代性才强。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二、中国电视的现代性特征

1.电视认知的理性发展道路

中国电视文化主要由大陆电视文化与港台电视文化构成，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电视认知体现出一条“宣传价值——新闻价值，文学特征——信息特征，平面报道——深度报道……”的理性发展线路。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早期，基本是电视宣传——电视政治宣传。作为时代的政治意志的简单传声筒，电视，其理性高度匮乏。后来，对新闻价值的强调，使电视作为事实反映的工具的特征体现出来，电视理性萌芽。而20世纪90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使电视理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

我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是80年代主要由报纸发展起来的。它极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而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解剖新闻事实，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深度报道是我国新闻主体性理性发展的标志。但因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80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并未充分发展起来。90年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改善，深度报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电视语言的成熟，形成了90年代蔚为大观的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潮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90年代深度报道的标志性作品。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把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当下的极致。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外，各城市台、各省级台后来连县级台也先后创办了各种新闻评论栏目。它们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实、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理性得到张扬。

专题片、纪录片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中国90年代的纪录片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使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无疑也反映了电视理性的发展历程。理性往往与冷静、客观紧紧相连。《望长城》之后中国电视界对客观纪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理性和电视的现代性的探索。思考者从前台淡出，实际上是让真正的理性出场，纪录片的解说词从80年代的“情感外露”向90年代的“情感内敛——无情的解说”演化，说的越来越少，理性与反思却越来越多。说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标志。将观众视为对等的对话者，并将镜头聚焦民间，一种平等、民主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贯彻，也是电视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使纪录片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历史档案，有学者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认定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①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

2.电视审美的现代性考察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现代社会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越来越多地镶嵌进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而形式本身越来越重要，“洋气”与否成为电视审美的基础标准。对高新技术带来的审美效果的追踪和追求，已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与“性”相关联的审美，已不再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认。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现代性。

3.电视制度的现代性方向

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产业属性的逐步增强。产业属性推动着电视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趋向合理高效。

产业属性使电视机构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属于官方。电视机构的主体性在与其他政府机构及社会实体的动态界定过程中不断清晰，主体性的增强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张扬，而制度浪漫主义得到遏制，因为制度效果越来越成为与电视机机构自身前途紧密相关的因素。

产业路线使电视机构的根本立足点是市场，是受众，这无需繁琐的理论证明，而是电视机构安身立命的前提。“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自然而然地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现代问题。从批判的立场，当然可以视文化工业为巨大问题，但将文化工业放在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却无疑是一种现代进步。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理论，实际上解释了文化的现代性的普遍机制。电视也不例外。换言之，产业化是电视制度现代化的总的特征。产业化使电视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衔接以效益为目标，分割清楚而又唇齿相依。电视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明星制等微观制度得以充分发展。电视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从而，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秩序才成为可能。电视事业电视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才有最坚固的制度保证。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趋势要求中国电视走集团化道路。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电视集团化的最大动因在于国际竞争的背景——这其中也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电视应以整体的产业面貌参加竞争，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只有这样，中国电视才能真正发展，最终在国际的电视产业竞争中确保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利益。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将集团化理解为产业化的一个步骤，一种必然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国电视的产业运作相当不充分，电视业的现状与发展要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造成当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多方面障碍与困难。这也表明，中国电视制度现代性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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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电视文化的后现代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和转型，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重要领域。后现代话语在理论领域内，重心集中在对现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怀疑者被怀疑，科学和民主的绝对价值被颠覆，德国式的抽象理性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解构成了后现代的基本理论姿态。与此紧密相关，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内，后现代话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后现代主义根源于那种从现代性的“梦中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失望、无奈的情绪，它攻击现代主义的精神贵族的操守，消解绝对意义与价值，消解中心，消解深度，充满平面化色彩与虚无感，后现代主义更多地看中存在的物质形式，对生活采取“潇洒走一回”、“万事无所谓”的态度，“怎样都行”，多元化风格明显。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走向极致的反动，是理性走向极致的反动。在某些特征上，后现代性近似于复归前现代性——感性泛滥、价值朦胧与混乱，但它与前现代性有着质的区别，分别处于“正——反——合”的一段辩证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后现代是包含了现代性历程后的嬗变，后现代的合理内核在于其现代性的基因，在于对现代性的极端化的修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泾渭分明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往往是共时同行而又相互纠结的两条线索。

中国电视文化的两个主要板块——港台电视文化和大陆电视文化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港台电视文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后现代色彩。这与港台的社会性质、电视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香港的商业文化特色，使电视的娱乐性特别强，后现代性明显。

对于中国大陆有没有后现代文化，很多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谈论后现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陆电视文化也没有后现代可言。实际上，这种见解难免偏颇。中国社会内在差异性很大。就整体而言，或就大部分地区——农村而言，后现代还是无根之木。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那些经济文化都已高度发展的大都市，文化工业、消费社会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后现代土壤已经具备。实际上早在80年代后期，电视文化有一个明显的通俗化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被学者认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电视剧的变化是个明显的标志。1990年《渴望》播出，就标志了中国大陆通俗剧的大规模兴起。而通俗电视剧被认为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平面化、无深度、零散化等。②

考察今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后现代性，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今日中国都市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与热情已经不可小看，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都迥异于他们的父辈，实际上与他们的兄长辈也有很大出入。反对认真、反对太累，追求物质上的收获，怀疑真情与理想，“玩电脑”、“玩艺术”、“玩人生”、“玩朋友”，持后现代主义人生态度的“新新人类”正茁壮成长。这些“后现代人”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兄辈、弟辈，甚至也影响他们的父辈，而他们即将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正是他们日益成为不断都市化的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的核心，暗暗地影响着电视屏幕的文化走向。近几年电视审美文化似乎向娱乐文化全面靠拢，与他们不无关系。现在电视越来越深地介入流行歌曲的创作与传播，电视播放着越来越让老人听不懂、缺乏提炼、缺乏主题与意蕴的歌词，越来越多的明星与电视“分形同气”，电视剧的“戏说”一时蔚然成风，历史在影视作品中几乎清一色成了“娱乐化历史”，各电视台娱乐游戏节目隆重推出并形成热潮。在传统理性眼睛中的“无聊”、后现代性的“有趣”中，娱乐节目似乎可以让人在彻底远离责任、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结构的感性空间之中，只管感受轻盈松弛、酣畅欢快。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西方文化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中国大陆电视的后现代色彩可能更加浓烈。

四、什么样的电视现代化

现代化，按照最基本的语言规则，是“使……成为现代（的）”，也就是“现代性的实现”的意思。因为后现代性是根植于现代性之中，作为现代性的最新发展因素，包含了传统现代性中缺乏的一些新的因素，因此，“中国电视文化现代化”的逻辑内核的确定应当以前述电视现代性的几个维度为依据，加上后现代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合理配置。这种说法有点未雨绸缪的意味，但正是我们今天来思考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所应有的学术立场。这里有一个如何区分后现代的合理因素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将后现代的颓废外衣视为后现代的根本标志与合理因素，而实际上，正是，也只能是后现代性中的现代性因素，即理性，不是绝对理性与绝对价值，而恰恰是对于理性的理性，经过反思之后的多元化立场与宽容的文化态度，才成为后现代的合理因素。

最日常的语用中的现代化概念，除了需要逻辑地确定其内核之外，还有比较的含义在里面：纵向的革命性变化，横向的发展水平的比较。比较的含义就将现代化纳入了“历史”与“世界”的框架。文化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世界各地文化向当今主流文化过渡和融入的一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讲，现代文化源于西方文化，从其时态上讲，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各种传统文化，这一融合过程对传统文化而言，也就是文化现代化。”③对电视文化的现代化考察，也需要这样的视野。

因此，综合起来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的理念就应该包括这样几层意思：1总体上，中国电视文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电视认知的理性充分发展；3中国电视审美文化具有高度的时尚性、现代性；4中国电视文化应是叠加、层累了多种文化成分的“合金文化”，应是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5中国的电视制度符合产业属性的需要……这样，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目标，一个作为体系的目标。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坚持现代性的路线，积极发展电视理性，增强电视审美的多样化，推进电视制度的产业属性。通过努力实现现代性，汲取后现代性的合理内核，最大限度地遏制与转化其消极面，全面推进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注释：

①时统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兼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J］，《电视研究》，1998（3），21

②曾庆瑞：《电视剧原理》［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321

③鲍宗豪：《当代社会发展导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05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伟光编：《中国电视论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2］刘炘：《电视重构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后现代性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后现代性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

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宪政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宪政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⑨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后现代性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电视；现代性；后现代性

一、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20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

根据现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电视自身的历史与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的现代性界定为这样几个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维度：A、电视认知的现代性；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电视认知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理性，主要通过电视的认知性节目如新闻、纪录片等体现出来。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电视制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的产业特征。因为只有电视作为产业，其法权关系才准确。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现代性才强。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二、中国电视的现代性特征

1.电视认知的理性发展道路

中国电视文化主要由大陆电视文化与港台电视文化构成，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电视认知体现出一条“宣传价值——新闻价值，文学特征——信息特征，平面报道——深度报道……”的理性发展线路。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早期，基本是电视宣传——电视政治宣传。作为时代的政治意志的简单传声筒，电视，其理性高度匮乏。后来，对新闻价值的强调，使电视作为事实反映的工具的特征体现出来，电视理性萌芽。而20世纪90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使电视理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

我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是80年代主要由报纸发展起来的。它极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而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解剖新闻事实，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深度报道是我国新闻主体性理性发展的标志。但因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80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并未充分发展起来。90年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改善，深度报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电视语言的成熟，形成了90年代蔚为大观的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潮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90年代深度报道的标志性作品。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把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当下的极致。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外，各城市台、各省级台后来连县级台也先后创办了各种新闻评论栏目。它们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实、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理性得到张扬。

专题片、纪录片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中国90年代的纪录片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使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无疑也反映了电视理性的发展历程。理性往往与冷静、客观紧紧相连。《望长城》之后中国电视界对客观纪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理性和电视的现代性的探索。思考者从前台淡出，实际上是让真正的理性出场，纪录片的解说词从80年代的“情感外露”向90年代的“情感内敛——无情的解说”演化，说的越来越少，理性与反思却越来越多。说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标志。将观众视为对等的对话者，并将镜头聚焦民间，一种平等、民主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贯彻，也是电视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使纪录片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历史档案，有学者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认定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①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

2.电视审美的现代性考察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现代社会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越来越多地镶嵌进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而形式本身越来越重要，“洋气”与否成为电视审美的基础标准。对高新技术带来的审美效果的追踪和追求，已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与“性”相关联的审美，已不再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认。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现代性。

3.电视制度的现代性方向

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产业属性的逐步增强。产业属性推动着电视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趋向合理高效。

产业属性使电视机构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属于官方。电视机构的主体性在与其他政府机构及社会实体的动态界定过程中不断清晰，主体性的增强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张扬，而制度浪漫主义得到遏制，因为制度效果越来越成为与电视机机构自身前途紧密相关的因素。

产业路线使电视机构的根本立足点是市场，是受众，这无需繁琐的理论证明，而是电视机构安身立命的前提。“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自然而然地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现代问题。从批判的立场，当然可以视文化工业为巨大问题，但将文化工业放在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却无疑是一种现代进步。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理论，实际上解释了文化的现代性的普遍机制。电视也不例外。换言之，产业化是电视制度现代化的总的特征。产业化使电视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衔接以效益为目标，分割清楚而又唇齿相依。电视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明星制等微观制度得以充分发展。电视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从而，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秩序才成为可能。电视事业电视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才有最坚固的制度保证。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趋势要求中国电视走集团化道路。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电视集团化的最大动因在于国际竞争的背景——这其中也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电视应以整体的产业面貌参加竞争，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只有这样，中国电视才能真正发展，最终在国际的电视产业竞争中确保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利益。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将集团化理解为产业化的一个步骤，一种必然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国电视的产业运作相当不充分，电视业的现状与发展要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造成当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多方面障碍与困难。这也表明，中国电视制度现代性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三、中国电视文化的后现代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和转型，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重要领域。后现代话语在理论领域内，重心集中在对现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怀疑者被怀疑，科学和民主的绝对价值被颠覆，德国式的抽象理性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解构成了后现代的基本理论姿态。与此紧密相关，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内，后现代话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后现代主义根源于那种从现代性的“梦中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失望、无奈的情绪，它攻击现代主义的精神贵族的操守，消解绝对意义与价值，消解中心，消解深度，充满平面化色彩与虚无感，后现代主义更多地看中存在的物质形式，对生活采取“潇洒走一回”、“万事无所谓”的态度，“怎样都行”，多元化风格明显。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走向极致的反动，是理性走向极致的反动。在某些特征上，后现代性近似于复归前现代性——感性泛滥、价值朦胧与混乱，但它与前现代性有着质的区别，分别处于“正——反——合”的一段辩证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后现代是包含了现代性历程后的嬗变，后现代的合理内核在于其现代性的基因，在于对现代性的极端化的修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泾渭分明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往往是共时同行而又相互纠结的两条线索。

中国电视文化的两个主要板块——港台电视文化和大陆电视文化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港台电视文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后现代色彩。这与港台的社会性质、电视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香港的商业文化特色，使电视的娱乐性特别强，后现代性明显。

对于中国大陆有没有后现代文化，很多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谈论后现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陆电视文化也没有后现代可言。实际上，这种见解难免偏颇。中国社会内在差异性很大。就整体而言，或就大部分地区——农村而言，后现代还是无根之木。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那些经济文化都已高度发展的大都市，文化工业、消费社会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后现代土壤已经具备。实际上早在80年代后期，电视文化有一个明显的通俗化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被学者认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电视剧的变化是个明显的标志。1990年《渴望》播出，就标志了中国大陆通俗剧的大规模兴起。而通俗电视剧被认为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平面化、无深度、零散化等。②

考察今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后现代性，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今日中国都市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与热情已经不可小看，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都迥异于他们的父辈，实际上与他们的兄长辈也有很大出入。反对认真、反对太累，追求物质上的收获，怀疑真情与理想，“玩电脑”、“玩艺术”、“玩人生”、“玩朋友”，持后现代主义人生态度的“新新人类”正茁壮成长。这些“后现代人”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兄辈、弟辈，甚至也影响他们的父辈，而他们即将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正是他们日益成为不断都市化的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的核心，暗暗地影响着电视屏幕的文化走向。近几年电视审美文化似乎向娱乐文化全面靠拢，与他们不无关系。现在电视越来越深地介入流行歌曲的创作与传播，电视播放着越来越让老人听不懂、缺乏提炼、缺乏主题与意蕴的歌词，越来越多的明星与电视“分形同气”，电视剧的“戏说”一时蔚然成风，历史在影视作品中几乎清一色成了“娱乐化历史”，各电视台娱乐游戏节目隆重推出并形成热潮。在传统理性眼睛中的“无聊”、后现代性的“有趣”中，娱乐节目似乎可以让人在彻底远离责任、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结构的感性空间之中，只管感受轻盈松弛、酣畅欢快。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西方文化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中国大陆电视的后现代色彩可能更加浓烈。

四、什么样的电视现代化

现代化，按照最基本的语言规则，是“使……成为现代（的）”，也就是“现代性的实现”的意思。因为后现代性是根植于现代性之中，作为现代性的最新发展因素，包含了传统现代性中缺乏的一些新的因素，因此，“中国电视文化现代化”的逻辑内核的确定应当以前述电视现代性的几个维度为依据，加上后现代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合理配置。这种说法有点未雨绸缪的意味，但正是我们今天来思考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所应有的学术立场。这里有一个如何区分后现代的合理因素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将后现代的颓废外衣视为后现代的根本标志与合理因素，而实际上，正是，也只能是后现代性中的现代性因素，即理性，不是绝对理性与绝对价值，而恰恰是对于理性的理性，经过反思之后的多元化立场与宽容的文化态度，才成为后现代的合理因素。

最日常的语用中的现代化概念，除了需要逻辑地确定其内核之外，还有比较的含义在里面：纵向的革命性变化，横向的发展水平的比较。比较的含义就将现代化纳入了“历史”与“世界”的框架。文化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世界各地文化向当今主流文化过渡和融入的一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讲，现代文化源于西方文化，从其时态上讲，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各种传统文化，这一融合过程对传统文化而言，也就是文化现代化。”③对电视文化的现代化考察，也需要这样的视野。

因此，综合起来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的理念就应该包括这样几层意思：1总体上，中国电视文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电视认知的理性充分发展；3中国电视审美文化具有高度的时尚性、现代性；4中国电视文化应是叠加、层累了多种文化成分的“合金文化”，应是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5中国的电视制度符合产业属性的需要……这样，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目标，一个作为体系的目标。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坚持现代性的路线，积极发展电视理性，增强电视审美的多样化，推进电视制度的产业属性。通过努力实现现代性，汲取后现代性的合理内核，最大限度地遏制与转化其消极面，全面推进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注释：

①时统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兼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J］，《电视研究》，1998（3），21

②曾庆瑞：《电视剧原理》［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321

③鲍宗豪：《当代社会发展导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05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伟光编：《中国电视论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2］刘炘：《电视重构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后现代性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后现代性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

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宪政领域，早已有学者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宪政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公务员之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参考文献：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后现代性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电视；现代性；后现代性

一、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20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

根据现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电视自身的历史与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的现代性界定为这样几个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维度：A、电视认知的现代性；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电视认知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理性，主要通过电视的认知性节目如新闻、纪录片等体现出来。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电视制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的产业特征。因为只有电视作为产业，其法权关系才准确。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现代性才强。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二、中国电视的现代性特征

1.电视认知的理性发展道路

中国电视文化主要由大陆电视文化与港台电视文化构成，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电视认知体现出一条“宣传价值——新闻价值，文学特征——信息特征，平面报道——深度报道”的理性发展线路。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早期，基本是电视宣传——电视政治宣传。作为时代的政治意志的简单传声筒，电视，其理性高度匮乏。后来，对新闻价值的强调，使电视作为事实反映的工具的特征体现出来，电视理性萌芽。而20世纪90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使电视理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

我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是80年代主要由报纸发展起来的。它极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而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解剖新闻事实，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深度报道是我国新闻主体性理性发展的标志。但因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80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并未充分发展起来。90年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改善，深度报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电视语言的成熟，形成了90年代蔚为大观的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潮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90年代深度报道的标志性作品。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把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当下的极致。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外，各城市台、各省级台后来连县级台也先后创办了各种新闻评论栏目。它们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实、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理性得到张扬。

专题片、纪录片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中国90年代的纪录片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使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无疑也反映了电视理性的发展历程。理性往往与冷静、客观紧紧相连。《望长城》之后中国电视界对客观纪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理性和电视的现代性的探索。思考者从前台淡出，实际上是让真正的理性出场，纪录片的解说词从80年代的“情感外露”向90年代的“情感内敛——无情的解说”演化，说的越来越少，理性与反思却越来越多。说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标志。将观众视为对等的对话者，并将镜头聚焦民间，一种平等、民主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贯彻，也是电视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使纪录片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历史档案，有学者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认定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

2.电视审美的现代性考察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现代社会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越来越多地镶嵌进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而形式本身越来越重要，“洋气”与否成为电视审美的基础标准。对高新技术带来的审美效果的追踪和追求，已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与“性”相关联的审美，已不再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认。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现代性。

3.电视制度的现代性方向

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产业属性的逐步增强。产业属性推动着电视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趋向合理高效。

产业属性使电视机构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属于官方。电视机构的主体性在与其他政府机构及社会实体的动态界定过程中不断清晰，主体性的增强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张扬，而制度浪漫主义得到遏制，因为制度效果越来越成为与电视机机构自身前途紧密相关的因素。

产业路线使电视机构的根本立足点是市场，是受众，这无需繁琐的理论证明，而是电视机构安身立命的前提。“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自然而然地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现代问题。从批判的立场，当然可以视文化工业为巨大问题，但将文化工业放在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却无疑是一种现代进步。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理论，实际上解释了文化的现代性的普遍机制。电视也不例外。换言之，产业化是电视制度现代化的总的特征。产业化使电视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衔接以效益为目标，分割清楚而又唇齿相依。电视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明星制等微观制度得以充分发展。电视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从而，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秩序才成为可能。电视事业电视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才有最坚固的制度保证。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趋势要求中国电视走集团化道路。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电视集团化的最大动因在于国际竞争的背景——这其中也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电视应以整体的产业面貌参加竞争，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只有这样，中国电视才能真正发展，最终在国际的电视产业竞争中确保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利益。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将集团化理解为产业化的一个步骤，一种必然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国电视的产业运作相当不充分，电视业的现状与发展要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造成当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多方面障碍与困难。这也表明，中国电视制度现代性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三、中国电视文化的后现代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和转型，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重要领域。后现代话语在理论领域内，重心集中在对现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怀疑者被怀疑，科学和民主的绝对价值被颠覆，德国式的抽象理性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解构成了后现代的基本理论姿态。与此紧密相关，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内，后现代话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后现代主义根源于那种从现代性的“梦中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失望、无奈的情绪，它攻击现代主义的精神贵族的操守，消解绝对意义与价值，消解中心，消解深度，充满平面化色彩与虚无感，后现代主义更多地看中存在的物质形式，对生活采取“潇洒走一回”、“万事无所谓”的态度，“怎样都行”，多元化风格明显。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走向极致的反动，是理性走向极致的反动。在某些特征上，后现代性近似于复归前现代性——感性泛滥、价值朦胧与混乱，但它与前现代性有着质的区别，分别处于“正——反——合”的一段辩证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后现代是包含了现代性历程后的嬗变，后现代的合理内核在于其现代性的基因，在于对现代性的极端化的修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泾渭分明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往往是共时同行而又相互纠结的两条线索。

中国电视文化的两个主要板块——港台电视文化和大陆电视文化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港台电视文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后现代色彩。这与港台的社会性质、电视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香港的商业文化特色，使电视的娱乐性特别强，后现代性明显。

对于中国大陆有没有后现代文化，很多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谈论后现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陆电视文化也没有后现代可言。实际上，这种见解难免偏颇。中国社会内在差异性很大。就整体而言，或就大部分地区——农村而言，后现代还是无根之木。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那些经济文化都已高度发展的大都市，文化工业、消费社会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后现代土壤已经具备。实际上早在80年代后期，电视文化有一个明显的通俗化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被学者认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电视剧的变化是个明显的标志。1990年《渴望》播出，就标志了中国大陆通俗剧的大规模兴起。而通俗电视剧被认为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平面化、无深度、零散化等。

考察今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后现代性，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今日中国都市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与热情已经不可小看，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都迥异于他们的父辈，实际上与他们的兄长辈也有很大出入。反对认真、反对太累，追求物质上的收获，怀疑真情与理想，“玩电脑”、“玩艺术”、“玩人生”、“玩朋友”，持后现代主义人生态度的“新新人类”正茁壮成长。这些“后现代人”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兄辈、弟辈，甚至也影响他们的父辈，而他们即将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正是他们日益成为不断都市化的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的核心，暗暗地影响着电视屏幕的文化走向。近几年电视审美文化似乎向娱乐文化全面靠拢，与他们不无关系。现在电视越来越深地介入流行歌曲的创作与传播，电视播放着越来越让老人听不懂、缺乏提炼、缺乏主题与意蕴的歌词，越来越多的明星与电视“分形同气”，电视剧的“戏说”一时蔚然成风，历史在影视作品中几乎清一色成了“娱乐化历史”，各电视台娱乐游戏节目隆重推出并形成热潮。在传统理性眼睛中的“无聊”、后现代性的“有趣”中，娱乐节目似乎可以让人在彻底远离责任、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结构的感性空间之中，只管感受轻盈松弛、酣畅欢快。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西方文化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中国大陆电视的后现代色彩可能更加浓烈。

四、什么样的电视现代化

现代化，按照最基本的语言规则，是“使……成为现代（的）”，也就是“现代性的实现”的意思。因为后现代性是根植于现代性之中，作为现代性的最新发展因素，包含了传统现代性中缺乏的一些新的因素，因此，“中国电视文化现代化”的逻辑内核的确定应当以前述电视现代性的几个维度为依据，加上后现代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合理配置。这种说法有点未雨绸缪的意味，但正是我们今天来思考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所应有的学术立场。这里有一个如何区分后现代的合理因素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将后现代的颓废外衣视为后现代的根本标志与合理因素，而实际上，正是，也只能是后现代性中的现代性因素，即理性，不是绝对理性与绝对价值，而恰恰是对于理性的理性，经过反思之后的多元化立场与宽容的文化态度，才成为后现代的合理因素。

最日常的语用中的现代化概念，除了需要逻辑地确定其内核之外，还有比较的含义在里面：纵向的革命性变化，横向的发展水平的比较。比较的含义就将现代化纳入了“历史”与“世界”的框架。文化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世界各地文化向当今主流文化过渡和融入的一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讲，现代文化源于西方文化，从其时态上讲，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各种传统文化，这一融合过程对传统文化而言，也就是文化现代化。”对电视文化的现代化考察，也需要这样的视野。

因此，综合起来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的理念就应该包括这样几层意思：1总体上，中国电视文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电视认知的理性充分发展；3中国电视审美文化具有高度的时尚性、现代性；4中国电视文化应是叠加、层累了多种文化成分的“合金文化”，应是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5中国的电视制度符合产业属性的需要……这样，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目标，一个作为体系的目标。公务员之家

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坚持现代性的路线，积极发展电视理性，增强电视审美的多样化，推进电视制度的产业属性。通过努力实现现代性，汲取后现代性的合理内核，最大限度地遏制与转化其消极面，全面推进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杨伟光编：《中国电视论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2］刘炘：《电视重构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