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1

如何理解当下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文化的共生性问题。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生共荣、亦此亦彼的关系。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均是依媒体而存在，依媒体而发展。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在谈到大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关照大众媒介本身，从大众媒介自身传播特征的转变，及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做出深刻分析。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自身制造与传播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全部的时候。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霍尔就曾在1977年界定过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他认为。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戴安娜·克兰特别强调，有时媒体为了达到这种三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目的，往往运用下面技巧：(1)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重要性：(2)根据占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剥削其他社会阶级的程度，掩饰或隐藏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3)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集体解决办法；(4)兼收并蓄各种对立的或有分歧的视点，从而缓和它们之间的差异；(5)通过掩饰社会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一种社会和谐的幻象。因为社会系统内部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媒体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社会和谐和完全接受主导意识形态。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介的政治意义都突出体现在其工具性、引导性方面，这是媒介文化的规律性使然。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

3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

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从消费主义去考虑的，一是反映在媒介在推进人们生活消费方面，二是媒介自身也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消费的商品。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媒介促成的传媒产业、文化消费，方兴未艾。在今天，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商、受众的消费市场。这种媒介消费一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去实现的：

其一是大量对生活类商品的报道，包括对广告内容的选择等。久而久之，这样一些报道对受众起到一个对消费生活的诱导和引导作用。

其二是媒介节目，特别是电视的大量娱乐性节目，为受众提供充分的消遣功能。这种娱乐化以近年来的“超女”为典型，包括一些情感类节目。

以这样两个途径为主要载体内容，融市场、媒介、文化、受众为一体，导致了当下我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急剧扩张，媒体在其中不仅成了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引导者，更是实践者。以致像默多克这样的传媒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展望中国时，都不无溢美的指出，中国已经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

媒介的传播便利性，信息的有用性、使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而这种消费从另一个方面，也大大地滋养了媒体本身。同时，大众消费为受众制造了一种便利、简捷的商品民主化，有时甚至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一个成熟的、发展中的媒体，在今天，其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产品，而是影响人们消费生活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诱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牢固地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充斥其生存空间。

4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

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更多是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去考虑的。不管是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是詹姆士·弥尔顿，他们对公共领域都有精到的论述。在当下公共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柯伦(1991)曾讲过：可以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共领域中一个标准的中立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广泛获得影响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讨论；所有参与者一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理性的辩论，共同做出决策。这些结果转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大众传播通过为公共辩论提供阵地并把个体的公民重新组成一个以舆论为形式的公共团体，从而完善了这个辩论过程。

而美国的罗森甚至强调，“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英国的麦克奈尔在谈到公共领域建设时，特别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要从五个方面深入其中：

第一，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作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

第二，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四，媒体必须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

第五，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

这五个方面，包括了告知、育民、议政、监督、通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在公共领域建设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有所作为，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在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引导方面，大众媒体已经比较自觉和主动地设置一些议程，且收到较好效果。不管是对非典的报道，还是孙志刚事件的监督，特别是今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及先前的奥运圣火传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媒体，第29届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将如何?5媒介文化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媒介化了，人们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信息人、媒介人。人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不仅已经程序化，实际上许多都已经文本化了。媒介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讯、流媒体、即时新闻、播客与博客、数字通讯等。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地被媒体所包围，成了围城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媒体完成的。在这个围城中，媒体文化不仅仅是生活内容，也是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也是精神享受。但是，有一个现象往往被人们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即：现实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轻，虚拟环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其次。媒介围城亦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公共性越来越多，私密性越来越少，更多的内容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

诚然，大众媒介最主要的社会意义还体现在如何有效地推进、促进受众形成一种共识创造了快捷条件。这主要是可以借助传播理论来架构一个人们都易于接受的形式或模型，提供一种事实，同时包括对这种事实的欣赏与解读。1989年，由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提出的“阐释包”的方法是其中的有效形式之一，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

6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

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是指西方把媒体看成是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提并论的四种权力。其意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对自由的理解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的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就曾提出：

其一，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因此放松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是宪法赋予媒体的一种保障，也是媒体的天职。

其二，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在真实和虚假的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

其三，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

其四，传媒业应成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企业，按照自由经济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其兴衰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程度。

其五，表达自由是寻求真理、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好办法。

一般讲，媒介不能作为一种权力。有专家提出“今天的大众传媒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源泉”。甚至有专家明确提出新闻传媒拥有两种权力，即：一是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力，二是评价事实、表达舆论和监督社会的权力。我比较赞成新闻是一种媒介影响力，不仅对一般受众，也是对政治家。英国离任首相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走上政治舞台，得益于媒体成就了政治生涯。他曾坦白的承认：“作为领导人物，除了为真正重大的事务做决策之外，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应付媒体。因为媒体的覆盖和影响大。媒体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围绕着媒体。”

对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学界早有不同看法。约翰·菲斯克从“知识就是权力”切人，解读媒介权力。他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构建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关键。知识的权力必须尽量在两个维度上行使自身。首先真实控制“现实”，使实在变成可知的事物，它使得作为一种推理建构来创造它成为必要，这种建构的专制性和不适当都尽可能地被掩盖了。第二种努力是要让这种推理(因而也是社会政治的)建构的真实被那些其利益也许不必通过接受它而被服务的人作为真理接受。推理权力包括建构一种现实(感)并尽可能广泛而顺利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现实的努力。

而约翰·菲斯克根据电视新闻从权力与抵制的两个坐标进行考察，他特别注重人们是通过生产事实来统治。新闻是一种社会控制媒体，有非常重要的“推理”职能，通过这种推理，实现对“事件”的控制，而这样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推理权力，就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权力了。

实际上，新闻告知人们的已经早已不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文本传播，更多的是夹杂了许多统治阶级主导价值观的东西。“新闻是一种破碎的意象的拼贴，每一个意象都会产生更多的意象，唤醒更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类像——一种没有原件的完美拷贝。新闻是意象的意象，最终的超级现实主义。历史档案在今天新闻中的应用否定了历史的差异，它否定了历史性并将所有的事物都瓦解后揉进了一种后现代的当下之中”。

对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来讲，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更多的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作为舆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其次是把提供资讯服务作为公意民意的监督功能，这种公意、民意是在提供资讯中形成的，是在知晓中达到对政府施政的监督作用，或者说是“守望”功能。

我们应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我认为，要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有很强的公信力。二是要彰显和谐，三是与时俱进、突出创新。、

1建设一个公信力强的媒介文化

媒介公信力，说到底是媒介在公众当中的一种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当下，建构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首先要解决好党报、主流媒体的示范意义，影响作用。

媒介公信力，要注意凝练媒体理念。媒体理念是沉积的品牌，是一个媒体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不懈努力铸就的文化形象，其影响力是久远的。媒介理念成就媒介影响力、公信力。近年来，国内许多报纸在凝练理念，铸就公信力方面颇下功夫。像湖北日报的“责任铸就公信力”，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河南日报的“时代高度，中原向导”。南方都市报的“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广州日报的“追求最出色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高层次读者，高品质内容，高品位格调，高水平形象”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彰显媒体个性的媒体理念和办报人的新闻理想与职业追求。

笔者以为，党报以及央视和省级卫视，在引领建构有公信力媒介文化中，要充分彰显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领唱作用。其一，体现主流媒体在解读党的政策，资讯服务方面的权威性，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这种解读，要体现关注公共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吸引读者文本价值方面。其二，在构筑公共舆论平台方面，彰显两个喉舌的沟通作用，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其三，在舆论监督方面。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的原则。其四，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媒体的职业操守上，要树正气，要在解疑释惑等方面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当下新闻媒体的属性使然：意识取向的新闻事业与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转型时代的格局使然：进退交织、新旧交替，观念交战；思想多元的价值使然：启蒙的使命责任；信息爆炸的困扰使然：信息超市与信息精品店，信息原料与信息营养。

2建构一个和谐的媒介文化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和谐文化”，这对媒介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机遇是讲为媒体文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说挑战是讲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自古就有“和”的传统，从孑L子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仁为美”、“中庸之为德”，一直到“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一种“和”的精神，爱国、爱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精神。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凸现，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这恰恰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深层原因。郑功成教授明确提出当下社会中的“十大不和谐因素”，即：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四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七是效益与公平失衡；八是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失衡；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十大不和谐因素，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二是利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媒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之矢的作用。舆论引导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大多数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它们往往集中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就是普遍性的特点，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诱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引导舆论中，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思想，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因此，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经常不过断地去琢磨，精心策划。防止片面性。做好舆论引导，要深刻理解同志5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的，“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3建设一个创新的媒介文化

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意志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媒体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直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等，广播电视、数字通讯、网络、新媒体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虚拟环境，对传统的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转模式上看，由以往的行政拨款支撑媒体运转，到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

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免费信息享用者，成为当下媒介信息的主动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特别是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大众化消费，转变到今天的分众化消费、小众化消费，受众使用媒介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MP3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核心要素，受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上帝。

从体制上。媒体已从过去的事业单位、事业性质，转变为今天的企业单位、集团性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从职能上，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教育本位，向服务型功能转变；从过去的“护”、“褒”，转变到现在的宣传引导与舆论监督并重。特别是加入WTO后，给我国的媒介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做出任何承诺。但中国已经“人世”，中国报业已经“人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做出积极的正面应对。

新闻领域里面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得它所彰显出来的已不再只是一门单纯的学问或学科，有时甚至更加世俗化了。比如，新闻更带有：一种突出的功利性；一种更大的意志性：一种太多的包装性：一种极强的工具性：一种背反的异化性；一种渐现的失落性等。新闻明显的成为党派斗争的舆论工具。信息已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现在，媒体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也因媒体的这种工具性而堕落。政治家们都非常在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反应。笔者以为，今天的新闻正经历从“无我”到“有我”，由“传”变“源”这样一种转化。过去一段时间或者在几年前，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共舆论的主体。今天，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时代，草根民众已经在社会公共舆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不管你承认与否，由过去那种大众传媒登高一呼，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大众传媒在主导、引导公共舆论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媒介环境称之为“后大众传媒时代”。

新闻客观性受到严峻挑战。客观、公正，是新闻的本质与准则。但是在今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均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反应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新闻人物报道中的欺骗性；媒体发展中的经济依赖性；利益集团对媒体的制约性；受众对新闻时效普遍要求；政治事件中的价值冲突性；政府机构对新闻报道的监控等。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文化必须创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体制。比如：在创新体制方面，以往我们是计划经济，事业单位，不存在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养活自己。既要担负起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能，又要在市场的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的途径。因此，从体制、机制上要创新。比如近年来成立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文化产业等。在创新形式方面。不管是广电还是报纸、网络，受众的品位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媒介文化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上下功夫，包括媒介质态、形态等方面。

这种创新的媒介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不竭的创新能力。今天的媒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受众消费文化，受众是否消费，爱看不爱看，爱听不爱听，爱买不爱买……，受众真正成了媒介文化生存发展的衣食父母。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在产业模式上。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在管理模式上。要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在竞争模式上，要从同质竞争到策划竞争；在发展模式上，要从规模竞争到品牌竞争；在话语模式上，要从灌输说教到平等传播、从概念套话到陈述事实、从官腔官话到亲民近民、从长官意志到公共话题等。尤其是对主流媒体来讲，要克服党报党刊边沿化的倾向，回归主流，充分利用核心资源、独家资源、传统资源，彰显权威。

媒介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非一朝一夕，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赋于它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点、时代特色。“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只有这样，媒介文化才能在小康社会中的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较大贡献。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2

在国内，相比新闻学研究而言，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较短。而就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历程来看，从一开始就以接受“主流研究范式”为主。所谓“主流研究范式”，根据麦奎尔的归纳，是指以自由—多元的社会理论为前提，从功能论的角度，以量化为主的手段研究传播效果的范式[1]。相形之下，传播学的“另类研究范式”则较少地被国内学界关注及了解，此种格局直到今天依然如是。所谓“另类研究范式”，麦氏归纳为采取社会批判的观点，反对价值中立，拒绝传播的传送模式，对于媒介技术与信息采取一种非决定论的观点，采用诠释的视角和质化的方法，倾向使用文化或政治—经济理论，广泛关注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对立的根源[2]。媒介文化研究就主要包含在此类范式之中。然而，“为什么直到如今国内的传播学研究都是如此格局”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审视媒介文化研究内部的状况，倒是可能提供一份源于自身的解释。通过梳理2008全年的相关研究，应该能够基本窥得目前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及研究状况。

就研究内容来看，笔者将其归纳为阐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对策性研究等三种类型。本文将对其分别梳理。

一、阐释性研究

所谓“阐释”并非“罗列”也非“翻译”，而是一个理解与再探究的过程，它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虽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它对于澄清认识、深化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阐释性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呈现”，而更在于通过“呈现”阐明研究对象的意义，或者说被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作为能指的对象，而更应是其所指。因而，阐明“是什么”绝非易事。

就2008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一）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汪振军勾勒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大致图谱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总的来看，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关注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他同时认为，媒介文化研究作为媒介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改变以往技术主义的新闻传播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魏先努则就整个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的解读与改写进行梳理，他指出，伴随理论日益发展，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进行着不断改写和扩展，从单一、不变的文化观扩充到多元、复合、变动不居的文化观。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界限日渐蚀解，多种亚文化不断浮出水面，与主导性文化平起平坐。从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揭露到文化霸权观念的提出，再到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众彩纷呈的描述，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边界、包罗万象的概念。[4]

从过往的研究来看，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览式的介绍与描述居多，而对其每一个人、每一种理论的深入研究比较少。这种局面在2008年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有所聚焦的研究。

首先是基于具体文本的研究。

殷琦的研究聚焦于美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这本书，对其中的受众观进行解读。他认为，费斯克的观众理论最大的硬伤在于，其研究观众的积极性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维度的强调。时代不同，受众所呈现出之状态亦不同，每个时代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言以蔽之。[5]

刘宝娜和苏冠元则对罗兰•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作一分析，他们认为该书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媒介文化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被自然化的神话，并提出了解神话的策略。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批判，并大大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创建了带有文化批评色彩的符号学理论，对以后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6]

其次是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钟丽茜对雷蒙德•威廉斯对都市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传媒技术与传媒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状展望传媒文化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威廉斯对城乡两种文明的研究，对今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艺很有启示意义。因为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城市化变革相当早、都市文明发展得非常成熟，而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地方处在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进程中，两种文明的交织与抗衡正是我们面对的论题，借鉴西方学者对都市文化的评析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和艺术创作。同时，如果我们能清醒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呈现的东西方文明与新旧模式混合、错置和交叉的状态，有可能扬长避短，在多种艺术场域的叠合中激发创造的活力、找到深入把握现代生活的审美路径。[7]

来向武和赵战花则对本雅明的媒介批评理论做一探究，他们认为本雅明的研究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开创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提出的“灵韵”概念上，也体现在其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话语对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声中首先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在学派内部开创了肯定性话语的痕迹。此外，本雅明独特的写作方式也具有揭示多重意象的意义。[8]

荣耀军认为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反思现代性”的主线，其涉及的重要问题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他选取“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从本雅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基本观点。[9]

杨光和王德胜则以阿多诺、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分别探讨媒介文化的现代美学批判、媒介文化的通俗美学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后现代美学思考。他们指出，在媒介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的关系问题上，从现代美学批判到通俗美学分析再到后现代美学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的、逻辑的变化的过程。其中，一方面，媒介意识形态问题经历了一个由虚假意识到中性化意识形态再到符码化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超越性”到“功利性”再到“同构性”的意涵变化过程。[10]

李曦珍着重探讨以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分别是如何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电视文化和电视媒介本身展开意识形态分析的。[11]

季中扬则对席勒以降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乔治•巴塔耶的“快感文化”思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快感文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满与反抗。同时，他强调要厘清“快感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之间的界限，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并非快感的真正解放，恰恰相反，快感被规训了、被盲目地耗散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反叛的力量。[12]

应该说2008年此类研究文章较2007年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关注点（包括人物及文本）也有所扩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来的英美文化研究学派都有所观照，然而就论述的内容及观点来看，相较前人的研究并无明显突破，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

相比之下，这一类研究文章数量较多。而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国内的媒介文化现象。

首先，不少研究者都将媒介文化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分析。

比如覃晓燕将“恶搞”文化置于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其内涵、特征的界定，探寻恶搞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机制，她认为“恶搞”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更多代表的是草根文化或平民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质疑与反思。它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和内在的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思想性是恶搞文化的内核所在，解构与重组是恶搞文化的实质，互文性、去中心性和集群性是其三个显著特点。[13]

宋妍则研究“恶搞”文化繁荣的媒介环境。她指出网络为“恶搞”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反过来，繁荣的网络“恶搞”文化又反哺了传统媒体。她同时指出“恶搞”体现了媒介文化认同的危机，“恶搞”文化最终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14]

孙伟则关注网络文学，他认为在以网络媒介技术为基础、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网络文学让文学表面性地完成了“文学的回归”，文学终于回到了民间，成为每一个人把玩、娱乐、消费的具有文学性的文化产品。[15]

郑坚把目光投向了各种传媒样式塑造的后现代小资现象，他指出所谓的小资情调兴起于大都市，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以现代媒介为介质大批量地生产和消费。它是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的产物，代表着都市中间阶层中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上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这个阶层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购买能力，独特的文化背景又使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并且特征鲜明、追求新异。小资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特征使得他们成为最适合于被媒介建构的一个群体。当代小资传媒文化中，将现代都市物质生活消费和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旅行、服饰、娱乐、家具、室内装潢，乃至美容护肤、喝酒、饮茶等，全面“提升”为一种审美对象和文化消费，这就是小资品位和格调的真正意义，这是由逐渐发达的现代工商业体系所建构的美学形态。而这正是小资身份认同的现代特征。[16]

阚乃庆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分析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他认为电视的低俗化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姿态，是作为大众文化集中体现的电视面临国际化的趋势和新媒体的挤压而呈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电视崇尚娱乐、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丧失宏大主题、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电视遭遇了“后现代主义”而自然呈现出的“本能”状态。因此，当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为娱乐狂欢的内容，开放与多元的姿态，复制与粘贴的制作手法，戏仿与解构的话语。由此带来了四个文化悖论：简单与复杂，浅薄与深沉，媚俗与独立，“近视”与“宏观”。[17]

闫顺利和王雪则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总结出后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诉诸主要有三个特点：商品性，不确定性以及肤浅性。他们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媒体的塑造，人们的审美疲劳及审美错觉，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情绪的产生，社会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意识出现转型。[18]

其次，不少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尤其是本土媒介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及框架中进行分析。

例如姚休和李哲莹对“电视平民化”现象进行了文化解读，他们认为电视平民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电视媒介发展的自然选择。他们指出电视平民化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动因背景：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大众文化的勃兴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文化基础，数字技术的升级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技术基础。电视平民化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向平民阶层转移，审美价值趋向平民趣味，平民互动颠覆传受关系等方面。[19]

郑西帆则探讨了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行“本土化”的意义及代价，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视角到本土平民视角，以及从规范化、普适化叙事、包装到本土化、个性化叙事、包装两个层面的文化编码转换。同时，他指出在肯定“本土化”也应该警惕并克服打着“本土化”旗号实则低俗的节目趁机而入，或者认为“本土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当做法。[20]

施旭升从历史的维度探讨50年来中国电视的文化属性、价值取向及其立场选择，他认为作为一种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电视，既区别于传统的民间叙事，又有别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叙事；或者说，它既是一种当代大众传媒中的历史叙事，又是为了满足大众审美娱乐需要的审美叙事。他指出，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电视来说，惟有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审美化的趋势下，坚持电视文化叙事的人本化立场，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避免走上一味媚俗的歧途。[21]

此外，还有研究者将新媒体纳入了分析。

刘蓓蓓认为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文本以其持久、绝对于声音的优势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方式。手机短信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联络与交际的工具，它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平台，是一种自由空间的延伸，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周志强认为今天的传媒已经分裂成两种基本形式：与国家叙事紧密关联的传统传媒（主流传媒），与私人叙事紧密关联的新传媒。前者立足于消费意识形态，后者则逐渐形成一种娱乐意识形态。[22]

任晓敏则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化传播媒介，网络文化范式最基本的特征，是克服主客观的分离，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23]

最后，则是一些个案研究。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及其所捧红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2008年，热度不减，继续为人所探讨。

何璟莉认为，《百家讲坛》的文化传播通俗而不低俗，生动而不浅薄。“百家讲坛”热反映出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她认为，大众传媒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使之成为提高国民素质、沟通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24]

骆玉安认为，《百家讲坛》的成功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共生的产物，是学者精英通向大众的一座桥梁。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承担载体，已经脱离了具体的节目形式，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它让专家学者走近大众，让文化知识走向百姓，大众在消费它所承载知识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消费它本身。同时，他也提出，今天的社会中成为媒体“学术明星”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已使得诸多学者过分推崇大众传媒的作用。精英学者开始对传媒趋之若鹜，在传媒中又受一定规则的约束，这样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专注性以及学者对学术的自主性就双重丧失了。[25]

詹昌平认为，“易中天现象”是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方面适应社会时代宏观背景、契合社会文化心理趋向的产物，透露出社会文化心理的最新气息，也体现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信息传播改革方向，在人性化、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等方面给予现代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许多启示和期望。[26]

总的说来，这类文章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内容再到分析框架都比较丰富，对于当下媒介文化的突出特征及焦点问题都有所涵盖，同时，就研究层次来看，从微观的个案分析到中观乃至宏观研究都有所呈现，因而，整幅媒介文化现象阐释性研究的图景较为立体。不过，就个案研究来看，被关注的对象过于狭窄，基本都是围绕“百家讲坛”展开，这固然是近年来的热点，但是对于纷繁复杂的媒介文化来讲，值得关注的个案还有很多。学术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不宜过多地被热点牵着走，而应该以学术的标准去选择真正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个案，从而达成理论贡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对于媒介文化现象进行的阐释研究中，部分带有批判性研究的特征或者含有批判性研究的因素，但都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性研究，它们均以较大篇幅的描述与阐释为主，无论从研究指向还是从研究取向来看，都不属于批判性研究的范畴，因而笔者未有将其划归后面的批判性研究。

二、批判性研究

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源头还是从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批判性”都是它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根据JamesCarey的说法，“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在英国文本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特别是围绕着它们的不对称与对抗关系展开。……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论中汲取灵感，把权力视作广泛扩散物；又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集中研究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保障协调；它还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汲取灵感，运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社区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27]”媒介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包含在这样的叙述之中。

就整个批判性的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主要是基于文本本身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研究），还有一类主要是基于文本生产的政治经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当然，这两者并不可截然分开，相反，一项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应该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就2008年的媒介文化研究来看，批判性研究的数量较少，能将上述二者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数量则更少。

在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首先，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

例如，蒋晓丽和刘路认为在传媒的影响下，新的追求物质享乐和精神消费的现代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被建构，而与此同时，受男权意识审视、挤压和支配的边缘化女性形象仍在不断地被强化。在传媒的“她世纪”，女性作为媒介消费的主要受众群，仍然难以逃脱媒体强大的影响和作用，陷入了被消费和消费自我的双重诱导之中。[28]

蒋建国则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媒消费主义的存在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过度偏向于娱乐化、商业化，其价值导向的错位将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受众的媒介消费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29]

朱晓明将广告所宣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隐性霸权”，他认为在广告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前，大众除了认同广告的意识形态利益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意识内容以适应消费社会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地选择。就这样在广告宣传的意识形态利益和大众生活观念的非自觉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模式运动，运动如何开展完全掌握在商业利益集团手中，而大众却只有顺应和肯定，根本无力反抗。因为广告在推行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中已将受众个体塑造成了意识形态主体。[30]

范叶妮则将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探讨置于美国类型电影的分析中。她认为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31]

其次，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

王爱玲和洪晓楠指出，在全球化信息传播格局中，网络媒介开创了更契合的信息延伸空间。从全球信息分布的格局来宏观分析，网络文化显示了“文化全球化=文化西方化=文化美国化”的线性换算关系。但具体到一个民族、一个个体的新媒介使用特性及价值流变过程发现，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并非在网络媒介平台中肆意而放纵的进行意识形态的操控。技术赋予人更多的主体性并在其中管窥到了文化自觉。[32]

杨忠艳则将目光投向动画业，由此透视儿童媒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她指出发达国家在儿童媒介文化传播过程中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掌握着话语主动权，将本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动画片的形式进行对外输出，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使得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威胁。[33]

再次，则是结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媒介文化研究。

牟维珍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媒集团实施集中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拓展自己的网络，行销其文化产品。而传媒及其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传媒集中化必然对于传媒市场结构、多元文化和传媒公共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并破坏传统新闻事业和民主规则。[34]

那么首先从数量上看，相比阐释性研究而言，2008年的批判性研究明显就少很多，继而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来看，都比较有限。其次从研究主题上看，主要集中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历来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但仅仅聚焦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开掘，这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以目光，扩展思路。再次，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媒介文化研究更是寥寥，笔者从各类可及的学术期刊上仅仅搜寻到一篇，而这类研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较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而深化批判性研究。就目前整个媒介文化研究领域来看，将两者结合既是明显趋势也是显著特点，而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应当是未来媒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对策性研究

就国内研究来看，这一类文章比较多见，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所谓“对策”也多为宏观建言而非具体措施。宏观建言并非不可，也并非可无，但是就“对策研究”的出发点来讲，它更是一种侧重于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为了对具体的现实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指导性、切实可行的对策。因而，虽不如某些理论研究那般抽象，但真正有效的“对策研究”也并不容易达成。

自2004年9月19日，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社会”就是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词汇。新闻传播学领域围绕该命题展开的研究不少，2008年也不例外。

方延明教授指出，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媒介文化对此负有神圣的责任与使命。对此，要充分认识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民本意义、权力意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公信力强、文明和谐、与时俱进、富有创新力的媒介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35]

易正天针对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结合我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现实，指出新闻传媒应充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作用，为营造良好的传媒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她认为，尊重客观现实，以高度的责任意识进行报道是根本；媒介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从个别时期的矛盾趋向长期的和谐发展；媒介应该搭建一个社会交流的平台，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健全新闻媒介的传播机制，以完善的新闻传播法规规范大众传播活动。[36]

毛家武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精英文化的冲突与裂变，主流文化面临挑战，大众文化的离散于平面化对中国的媒介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需要确立理性的、科学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以及契约型的文化模式。[37]

王润兰和何文茜指出，精英文化在电视传播中的缺失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问题，它将对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首先，有必要改变电视节目评价标准，引入满意度和目标收视率，以修订单纯将收视率作为评价节目标准时所产生的误差；其次要建立专业化的付费频道，使电视台摆脱唯广告和收视率是从的被动局面；再次电视精英文化在保持其内容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同时必须要做到“软着陆”。[38]

田丹丹则认为，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面临被异化的窘境，为了实现人自身向更高层次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媒介与人也必然要实现和谐共处以求双赢发展。因而媒介应加强自律，加强媒介管理和立法，同时，人也要学会科学合理地使用媒介。[39]

对策性研究，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类型，不过在媒介文化的研究中，这种类型的研究为数并不多。毕竟媒介文化研究基本不属于实务研究的范畴，因而以对策研究的方式来做此类研究，无论难度还是可行度都是个问题。就2008年的此类研究来看，最大的不足即在于此——对策难以与微观层面的现象/问题直接对接，从而易显抽象空洞，无所谓不当，但却缺乏对于落实途径的具体论述。

四、总结

总的说来，2008这一年的媒介文化研究从数量与题目涉及的广度上来讲都比较丰富，虽然与新闻学及主流传播学路径的研究规模尚不能比，但毕竟“五脏俱全”，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象阐释抑或批判及对策研究，都包含其中。不过相比之下，阐释性研究的数量明显多于批判性研究，而在对西方理论及相关文本的阐释性研究中，部分作者对于一手文献的占有及解读尚显不足，因而某些观点存在偏颇甚至误读之嫌。而在批判性的研究中，被关注的话题还稍显狭窄、不够丰富，部分作者对于理论工具的使用稍显生硬、有所欠缺。就对策性研究来看，作者们所提出的“对策”普遍宏大而抽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之嫌，缺少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建议。因而，从整体上说，目前国内媒介文化研究尚有不少空间值得探索与钻研，这需要我们每位研究者的切实努力。

[注释]

[1]参见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参见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参见汪振军：《走向媒介文化研究》，《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3期。

[4]参见魏先努：《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的解读与改写》，《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5]参见殷琦：《历史维度中的积极观众——对费斯克<电视文化>中受众观的解读》，《新闻界》2008年第5期。

[6]参见刘宝娜、苏冠元：《现代神话——一种意义产制的方式》，《安徽文学》2008年第1期。

[7]参见钟丽茜：《现代都市文明与影视艺术——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评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8]参见来向武、赵战花：《游离的幽灵：本雅明对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9]参见荣耀军：《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批评中的主体型像——丛本雅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0]参见杨光、王德胜：《当代西方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三种形态》，《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11]参见李曦珍：《电视即符号——西方“电视镜像”符号批判理论概要》，《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2]参见季中扬：《论“快感文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求索》2008年第7期。

[13]参见覃晓燕：《后现代语境下的恶搞文化特征探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14]参见宋妍：《培育“恶搞”文化的媒介之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5]参见孙伟：《网络文学预言更高发展阶段的大众文化》，《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6]参见郑坚：《当代传媒场域中的“小资”文化解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

[17]参见阚乃庆：《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及其文化悖论》，《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8]参见闫顺利、王雪：《“后现代”背景下的文化困境及其出路》，《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9]参见姚休、李哲莹：《“电视平民化”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20]参见郑西帆：《“本土化”：改变电视文化编码的意义及代价》，《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21]参见施旭升：《作为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电视》，《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2]参见周志强：《在媒介裂缝中走失》，《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5期。

[23]参见任晓敏：《媒介文化传播中，网络媒介的“聚合力”和“扩张性”分析》，《科教文汇》2008年第2期。

[24]参见何璟莉：《从“百家讲坛”热看电视媒介的文化传播功能》，《美与时代》2008年第2期。

[25]参见骆玉安：《精英与大众：当代传媒的文化抉择——以<百家讲坛>为例》，《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9期。

[26]参见詹昌平：《“易中天”现象的现代语言文化信息传播意义》，《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7]参见[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

[28]参见蒋晓丽、刘路：《传媒“她”世纪的女性消费与消费女性》，《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9]参见蒋建国：《符号景观、传媒消费主义与媒介文化向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30]参见朱晓明：《非暴力强迫——广告霸权的文化解读》，《现代广告》2008年第5期。

[31]参见范叶妮：《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以美国类型电影为例》，《新闻界》2008年第1期。

[32]参见王爱玲、洪晓楠：《软实力竞争与网络媒介的文化自觉》，《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3]参见杨忠艳：《从动画业透视儿童媒介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今传媒》2008年第2期。

[34]参见牟维珍：《传媒集中化的文化批判》，《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

[35]参见方延明：《今天，我们应构建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新闻界》2008年第4期。

[36]参见易正天：《从媒介文化的历史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的启发》，《中国电力教育》2008年第2期。

[37]参见毛家武：《冲突，裂变，创新：中国文化与中国媒介文化的现状与出路》，《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动漫文化传播

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上。动漫是文化全球化跨文化传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当下世界各国民族文化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动漫作为文化领域的一个分支，由于其跨国界性和易传播性，可以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每一个受众，并使受众产生文化认同，进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鉴于动漫跨越疆界的文化辐射力，它在体现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更肩负着树立国家形象的职责，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正是鉴于动漫在跨国界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本文在对文化视角下动漫的特点进行详细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它所具有的潜在的文化输出功能与形式，希望能为我国动漫作品制作中的民族文化呈现提供一些借鉴。

文化视角下动漫的内涵

动漫是一种视觉文化。动漫首先是一种文化，再者它是以视觉影像为中心的，是一种视觉文化。所谓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动漫同样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它主要凭借视觉图像传递文化信息，因此从视觉文化的定义可以得出动漫也是一种视觉文化。同时，动漫还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往往呈现出“浅显”与“通俗”的特征，常常表现为一种可视化的形象狂欢，这种视觉形象所传递的信息很容易被广大受众理解与接受，也正是这种视觉上的形象狂欢使动漫逐渐成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视觉文化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动漫中的视觉图像能够轻松地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语言文字的障碍，而且这种视觉形象往往承载着一定的民族文化，在动漫传播过程中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视觉形象能够直达人的心灵，使受众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和是非善恶观受到动漫中所承载的他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改变，并能使传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轻松地渗透到被传播国，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良好的国家形象。

动漫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载体。美国著名学者Napier认为，“动漫是一种媒介，而不单单是电视或电影，更不单单是一种艺术风格”。动漫作为一种媒介，是对民族文化的再现，也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要很好地理解动漫，对传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唱动漫正是靠这一点来激发受众产生了解传播国文化的欲望，一方面它通过本身所承载的内容来传播文化，让受众通过动漫内容了解文化;另一方面它能够使受众产生了解传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即试而使受众主动去了解传播国的文化。动漫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载体，首先体现为一种视觉形象，需要人们通过视觉去感知，在人们感知的过程中将文化传播出去并植人人的心灵。而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动漫无疑也承担起了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由干动漫有着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巨大力量，能够使受众在享受视觉形象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传播国的文化，并使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受到传播国文化的熏陶与改变，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播载体，动漫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是其他文化传播载体所不能比拟的。

动漫中文化的传播

题材。动漫的题材直接关系到动漫产品的故事内容与文化氛围，因此是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早期的动漫作品大都改编自童话、神话、经典小说等，当时在动漫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采用此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_L降低风险，因此各国早期的动漫大都是通过题材来传播本国文化的。例如，迪士尼早期的电影动画片大多从欧美传统文化中取材，如《白雪公主》、《罗宾汉》等，这种题材取自传统文化的动画片都打着鲜明的美国文化的印记。

动漫题材之所以会成为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是因为动漫题材中往往包含着属于一个民族的特定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能够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典型的民族文化背景，它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动漫传播的过程中，这种题材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与受众原有的知识背景产生共鸣，并对受众记忆中的知识体系产生强化，从而使这种带有明显国家烙印的文化信息通过动漫题材传递给每一个受众，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传播国的文化。动漫的题材虽然可以进行文化输出，但是在题材的选取上，一定不能照搬照抄已有的作品，不能没有创新。我们在通过动漫题材进行文化传播时，既要对传统题材中思想文化的精髓进行吸收，又要根据时代的文化风尚和意识形态进行改编，使剧本既保留民族文化色彩又不失时尚感，这样才能通过动漫题材将本国的文化思想传遍世界。

场景。动漫场景中有些元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意义，这些元素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很容易被受众识别，使受众在识别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动漫中的民族文化所感染，产生一定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场景中添加一些符合剧情大背景且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传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动漫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务员之家

在场景中加人适当的民族文化元素，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是日本，在日本动画片的许多场景中都能看到诸如樱花、和服、武十刀、富士山等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元素。漫天飞舞的樱花、漂亮的和服、代表英勇气质的武士刀以及雄伟壮观的富十山等一系列元素不仅仅是被简单地罗列在场景之中，而是通过动画技术将这些元素的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使受众在审美的过程中对这种民族文化产生憧憬与向往，并在受众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也正是动漫区别于其他文化传播形式的关键所在，它可以通过动画的完美表现，在世界各国树立起本国的良好形象。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动漫这种独特的文化输出功能，也因此提出:希望通过本国的动漫艺术进行“动漫外交”和文化输出，争取做到让人一听到“日本”，就立刻想到“明快、温暖、漂亮和Cool。动漫场景中的元素可以借助动画技术将一个民族的形象与文化表现得非常唯美，这也正是其他文化传播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人物形象、。动漫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以动漫形象为基础，动漫文化是通过动漫形象来进行提纯，并将某种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附着在动漫形象上由于动漫形象能传达角色性格、个性特征与故事情节，其气质个性、动作举止、外在形式都能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能够直接体现动漫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对于受众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因此它也是动漫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

在动漫传播的过程中，动漫形象会逐渐转化为财富，并转变成一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的性格、生活习惯等都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和是非善恶观念。迪士尼一只小小的米老鼠，竟然不动一刀一枪地把美国价值观轻易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但极大改善了美国人在当地的口碑，而且也影响了各国的价值标准、审美情趣甚至生活习惯产正是这种具有品牌效应的动漫形象才能有强大的力量，跨越国界将传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只有这种具有品牌效应的动漫形象才能更好地诊释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而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民族气质传递给受众，这也正是动漫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化传播中的魅力所在。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4

1大众媒介的快乐哲学与欲念刺激

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温饱问题大体解决后，生命的意义成为重要问题。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有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虚：一是推动消费、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商人；二是为商人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快乐哲学理论家们。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而商人将追求快乐的手段引导到了扩大物资资源的消费上，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两个层面的解释：其一，人们不是在真空中选择商品，而是在特定的销售环境中；人们的购买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销售环境的影响；其二，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三种动机：(1)炫耀——人类消费的动机有所升华，但是消费早就成为、并依然保持为炫耀武器库中最重要的一支；(2)模仿上层阶级；(3)显示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消费动机，不仅为了显示和证明地位，也是为了显示和证明身份。大众媒介利用了这一哲学，并将欲念刺激作为吸引受众的主要手段，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1)其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宣扬人生应以享乐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充分调动各种各样的视觉和听觉模式将美丽、浪漫、奇异等文化特性巧妙地与商品融合在一起，赋予了商品新的形象和符号。这种形象和符号不仅是包括物的外在形式，更包括暗示着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了人们压抑在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在这种信息环境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满足。(2)建构消费意识形态，采用多重媒介手段，向受众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它们设定的话题上来，形成一种形式上的“舆论强势”。在这种强大的媒体宣传氛围中，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媒体无形中为人们确定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中心生活方式：尽管媒体“客观”地向受众提供有关其它社会群体消费、生活方式的看法，但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境况和生活模式下，并最终形成一个基本一致的消费和生活式样。大众媒介在“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的过程中，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置于了一个微小的位置。于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就在这种大众消费的兴起中，在目前来看被中低层阶级称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中，逐渐完成。难怪，Ewen在其《意识的领袖》中就提过：“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

2大众媒介影响下的青春亚文化

青春亚文化是指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下，以青年为文化主体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这种以“亚”姿态出现的文化，作为最没有历史负担、最活跃、最激进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它的重要性正与其三个层面的“亚”属性密切相关：

其一，被动的“亚”含义。中国社会的青春亚文化没有形成独立运行机制，故不可能有其的合法位置：(1)作为前文化形态被压抑在社会正统文化体制下——其文化表现(形式、内容)都在正统文化(成人文化)的禁锢之中；(2)其被正统文化(高雅文化)吸收、提炼、改造，丧失青春力度，软化成适合在正统文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处于附属地位的文化表现。

其二，现代化进程中“亚”的另类含义。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展开现代化进程，“祖先崇拜”被“青春崇拜”所打破——以未来替代传统，以未定代替确定——这是一个走向未来无限发展的社会中必然的文化思潮。青春亚文化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现代都市文化中更具有导向性和代表性地位，开始获得独立性与合法性。

其三，积极的“亚”含义。青春亚文化的合法性和独立，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其他文化类型、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亚”状态：拒斥主流，不屑成为主流；大张旗鼓，却追求独立姿态。当其内容形式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非常技术地利用、整合，并持续不断地主流化、大众化时，其便会自发地排斥非青春化或泛青春化的成果，转而去创造新的亚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始新一轮的反主流化及反流行化。这种以流行反抗流行、以时尚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集合了青春亚文化的三大显征：青春感性冲动，青春偶像崇拜，以及都市文化模式。其与大众文化在深刻的对峙冲突中又有着深刻的统一。

大众媒介充分利用了这种统一。针对青春感性冲动，大众媒介将青春亚文化桀骜不驯的姿态、青春躁动的不安收入囊中，尽情为他们展现一个充满欲望的“无限大社会”。利用其“对未来无限性和未定性的信仰和渴望”以及先天“对秩序和规则的反叛”，开始塑造出“极端神奇化、扩大化的青春形象”，将当代青春个体的欲望对象化、偶像化，以“青春偶像造神运动”去实现个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其以其强大而富有变化的制作手段，实现“强力”的魔弹，但同时，其又进行着偶像的否定和毁灭活动：不容许持续膜拜，不断以新的替代旧的偶像。这种替换游戏瓦解了受众的情感，刺激了受众的欲望，成功地将偶像崇拜替换把成媒介依赖和媒介欲望，这种受制于现代市场经济整体运动的文化商业活动带给当代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并不是青春本身，而是青春亚文化自我剥离(非青春体验和自我表达)的负面影响。

3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批评

针对这种消费主义、物欲(商品)时尚的盛行，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功利的，物质的，而最优秀的文化应该是非功利的，所以现代社会要为精英文化保留园地，这些声音认为：大众媒介对目前令人担忧的文化选择机制应负起更多更有效的责任，并为寻求更好的机制而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等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变得积极而广泛，并重新意识到以消费为核心的快乐哲学并不能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空白和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倡导者与执行者，但其毕竟主要只是以“代言者”的身份，并没有完全丧失应有的警醒。所以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大众媒介作为文化产业链条的其中一环，既有着经济实体策略上的改变，更多的却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偏颇作出了反思，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暗暗吻合，虽然没有大声造势，却早露端倪——文化与反文化的相融，精英原则与大众原则的贯通，物质与非物质的并行。大众媒介的这种思考恰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新阶层“布波族”以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相对应。

三、布波文化与大众媒介的“布波”趋势

“这个时代高学历精英分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受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这些受反精英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生活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他们)创造了第三种文化。高学历精英们并未主动去创造这样的融合，它是数以百万计想两全其美的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了。文化和反文化已经两相融合，要指出谁吸收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波希米亚人和布尔乔亚人阶级已经彼此吸收了。他们从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所谓布尔乔亚式(bourgem’s)的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布波族(Bobos)。”

消费依然是最集中体现这种新文化、新时尚的地方，但已与以往不同。布卢克斯归纳出这个新阶层在消费上的7项法则，并从中透视出布波族在消费上的两大特征：

第一，反物质倾向。主要体现在法则一“只有俗气的暴发户才花大笔的钱在奢侈品上。有教养者只会把大笔的钱花在必需品上。……花钱在炫耀性的展示品上是种罪恶”；法则五“高学历精英分子该摆出略低一筹的姿态。……拒绝地位的象征符号。……摩登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吸收受压迫者的文化。”

第二，对区别性的追求。体现在：法则三“花大把钱在任何有专业品质的事物上”、“必须在小事上力行完美主义”；法则四“原始质地最重要”；法则六“花大钱购买以前很便宜的饰品”：法则七“喜欢的商店是可选超乎其所求而不关心价钱等俗事的商店”。比如，不买名牌皮鞋，而买登山鞋，买价值4400美元的高级自行车，买世界上最好的拉取式淋浴喷头，圣诞树上挂着的是1930年的老式灯泡，请工人在石头地板上打出一些磨损的痕迹来，买法国特定土壤中生长的迷你马铃薯，等等。

布波族拒绝奢侈浪费，崇尚教养；在身为平等主义者的同时，又适度地炫耀自己的品位；讨论无负担的共同基金，尝试可以丰富心灵或能燃烧卡路里的健康法则；修复古迹、整理旧建筑、拯救旧社区、改造旧仓库，每三两布波族的汽车保险杠上就有一辆贴着“拯救……”；不强迫推销自己的观点或生活方式，相信没人可以掌握完整的真理，偏好容忍谦恭、与人沟通。这些靠教育养成的精英阶层，受过反精英教育“他们在大学读到的社会学告诉他们，消费主义是一种疾病”。无论到哪里，都试着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多样、更具启发性。

折射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其意义不仅是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也是一种新时尚，更是一种民主制在经济、文化上的表现机制的重新选择：将布尔乔亚的赚大钱高消费和波西米亚的崇尚精神而非物质的个性融合，兼有跻身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实力和反物质主义的态度。只有二者相加，才构成这个社会的地位新标准：一个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小说家，比一年赚五千万美元的银行家更加受到尊重。布波文化是非物质的曙光，将时尚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转而将时尚的内涵延伸为态度、举止、装束(某种商品)的组合。这种新时尚中的物质含量没有此前的时尚多，它靠着很多非物质的东西来支撑——时尚中物质含量呈下降的趋势。

大众媒介，自然不会忽略这种文化价值选择的出现，它深刻地意识到：单纯的物质主义已经庸俗化，已经无法提升区别性的功能要求，正在失去生命力；而这种“把最典型的布尔乔亚阶级的消费活动变成最典型的波西米亚艺术、哲学、社会活动”的观念，虽然是渐进的，但必然导致消费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如此，在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旧同盟并不松动的时刻，其已开始积极将这种“布波文化”渗透到自我的变革中。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而此刻，这“新的尺度”正是不可逆转的“布波”趋势。大众媒介定将在传达这种讯息的同时，拭目以待一个后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5

I．“赛博文化”的兴起及其同原有媒介文化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展开的崭新场所。“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概念因而开始出现。有关资料表明，“赛博文化”的概念同“赛博空间”的概念分不开，并且是在“赛博空间”的概念出现后出现的。最早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一词，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再仅出现在科幻想象中，而是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20世纪90年中、后期，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一些网上的文化娱乐形式纷纷出现，吸引了爱好新潮的上网者。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关注。

到今天，“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来说，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网站上的娱乐频道／板块、随意轻松的网络文学、色彩缤纷且闪动不停的Flash动漫、生动诱人的网上电子游戏、别具一格的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互动式的视频点播等，已非陌生的事物。电脑网络显然已成为全新的文化载体。对于条件具备而已上网的网民来说，网络正在渗透进其文化经历，融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在网上冲浪享受多样化的文化作品、游戏娱乐，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同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电话交谈、发送贺卡完成节日礼仪，通过鼠标一点完成商务通信，通过访问政府网站了解政务信息、享受电子政府提供的便利，通过到BBS上贴帖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由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因特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尚未真正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因此，这些网络上的文化形式（传媒网站和参与网络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是提供这些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重要生力军）还没有能像传统的媒介文化形式那样广泛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它们在网民一族，尤其是在天然地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偏好的青少年网民中的流行，毕竟标志着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的态势，已经出现。在那些因特网的普及率已超过25％和普及率甚至已接近或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更是已成现实。

试以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为例。根据以研究因特网著称的美国Pew研究中心（）2002年12月29日的题为《依靠因特网》（CountingontheInternet）的研究报告，美国网民已占全国人口的60％，40％的美国人上网已满3年（以上），因特网在美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信息工具。21％的美国人透露他们在从事各种任务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因特网。①可见因特网已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2002年12月底我国大陆网络用户数已达5910万，虽然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甚小，但鉴于按年龄分布，30岁以下（包括30岁）的用户占71.9%（18岁以下，17.6%；18－24岁，37.3%；25－30岁，17.0%），网络在热爱新潮的我国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些研究者在大中学生中进行的有关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正在融入他们的生活。例如，根据2001年5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市区中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的调查，42.2%的杭州市中学生几乎每天上网；51.2%的杭州市中学生网民承认因特网已经多少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对各种网络功能的使用而言，使用率超过50%的功能有网络游戏（62％）和聊天室（54.4%），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则达到48.6%。②又如，一家网站于200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的有关校园网络文化的调研发现，59%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的调查对象甚至认为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见在交大，上网正在变成大多数青年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他们一般如何度过在网络上的时光呢？调查对象中选择“与朋友聊天，互相沟通联络”的达55.5%；选择“时事新闻”和“娱乐”的双双达52.5%。③网络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的崛起，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载体，但是载体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承载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这些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冒出，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以过去的文化积累为基础。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④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其观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由网络承载的“赛博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因特网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符号世界依托的载体的角度来说，“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可说也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它与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的诞生所催生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形式，如上述提到的网络文学、Flash动漫、视频点播、网上电子游戏等，都并非全然从虚无中突然冒出，而是包容了过去的传统的文学、动漫、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形式的某些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许多提供文化娱乐的做法，都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多媒体电脑为信息传输的出入口的因特网本身，融合汇聚了（电子）通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特点。当然，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形式相比，后出现形式倾向于凸显网络特点的程度较大些。例如，将较早出现的网络文学与较晚出现的Flash动漫相比，后者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成分显然较前者多。

“赛博文化”同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一些特征的传承上。从阶段“赛博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它已经显示出继承了乃至强化了既往的“媒介文化”的轻松娱乐化与多样化特征。而就大众化／平民化来说，网络作为创新事物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普及率，使之尚没有像传统的大众传媒那样在全世界深入到社会下层中，而真正走向大众／广大平民是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的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影响网络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走进社会下层的原因（撇开经济实力等因素不谈），就网络本身来说，并非由于网络承载的文化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精英化的或者说阳春白雪式的（事实上在所有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因特网上，精英化不可能成为其文化内容的主流特征），而是由于网络在使用技巧／技能上“准入门槛”尚较高：既不像电视那样简单到人人一学就会，也不象印刷传媒那样已经通过文字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普及而不成问题；网络的操作技巧要在世界各地为广大公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成员掌握，尚须经历一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网络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孕育着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势：（1）鉴于内容的通俗化，享受“赛博文化”并非在内容上高不可攀；（2）网上海量的文化信息和网络传播的全球化、互动化、个性化特征使参与网络文化交流魅力很大；（3）因特网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网络文化的潜在受众规模日益扩大；（4）电脑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一次又一次使操作简单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脑和网络使用技能有望不断简化，而且电脑和网络应用技术课程的普及正在使这些使用技能走向普及，从而使网络的技术“准入门槛”降低。

II．“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

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由全新的电脑网络载体承载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已开始形成既往的文化形态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一些特征。

首先，开放性是“赛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赛博文化”具有向全球用户开放、向各种文化形式开放、向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开放、随时开放的特性。作为全球性的传播载体，网络使人类精神交往活动——信息传播活动以及由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在因特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参与了世界信息沟通，但是从信息范围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印刷传媒一般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发行的，广电信息的大都也没有超越国界。虽然卫星电视直播的兴起意味着超越国界的电视节目播送，但是毕竟卫星直播电视只是电视中的部分，而且卫星电视的“落地”需要“准入”，对此进行控制相对容易。所以传统的大众传媒称不上是全球性开放的传播系统。而因特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用户使之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系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性交互式电脑网络。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在最大程度上趋于消失，因而，因特网就同全球化的交往活动的普遍化相伴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也就具有全球共享的特点。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网上得到展现和交流，这使网络文化具有融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潜能。当然，在各国发展和力量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这也为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当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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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层次、多层面的聚合和复合，是“赛博文化”的又一不同于既往的文化形式的特征。在因特网上，呈现文化内容的符号形式是复合的、聚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而且人类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活动都可在因特网上聚合，人们并可仰仗因特网这一复合型传媒进一步从事以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为核心的行为（如网络游戏、网上投票选举等）。在电视大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伴随着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通过电子传媒“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世界范围的信息传播日趋方便迅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仿佛紧缩成了“地球村”。在因特网迅速崛起的今天，当我们将因特网同电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最能验证“地球村”概念的，是因特网而不是电视。电视虽然能够图声并茂、生动逼真地将世界各地的动态等呈现给广大公众，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却无法用于“地球村”的“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因特网则兼收并蓄了人际通讯手段如电话、电传、书信等等和大众传媒的某些成份，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网民们，就其日常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层次的）都能在世界范围展开这一点来说，是最典型的“地球村”村民。

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各个层面的凸显，是“赛博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因特网技术的交互性／互动性为网上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交互／互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在因特网上，多元的、多层次的主体――不论是个体的网络用户还是作为机构／组织的网络用户还是网络媒体机构，都是处于不断互动的网上交往过程中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是由这些主体在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各个层次的传播互动中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当然，互动／交互性本是交往活动中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精神交往活动中，反馈较弱以及传受角色分工明确、固定等局限性使职业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在传播决策中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交互主体性难以得到很好体现。而在因特网上，不仅是电子邮件往来等人际传播层次的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性处处凸显，而且即使在面向所有网民公开的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互动、多元的受众主体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这一层面也凸显了出来。当然，应当承认，参与网络传播的所有主体也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尚未进入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之前，交互主体性地位的跃升并不意味着各类主体的力量的完全对等。在网站与网民的关系中，网站仍然是主导的方面，在决定其文化内涵方面显然具有主导作用。虽然网民也可以在某些网站上建立网页，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但网站对其依然可以进行管理。而在正常情况下，网民则显然无法擦掉网站各内容频道／板块中的内容。可是，如果将网民同传统传媒的受众相比，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其同网站、上网的各种机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经常互动，也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当然还有人们讨论得较多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这也是网络文化的明显特征。在网上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仰仗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复合型特征，把各种交往行为和一些原本由实体／物质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的行为搬上网，这同以往传统传媒中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虚拟性应有一个适度的认识。“虚拟世界”毕竟不等于实体／物质世界，毕竟还是有许多物质行动是不能虚拟地完成的。例如，在虚拟的商场购物，还是要等商品真正送到用户手中方能真正完成购物行为（而这一物流环节一般还是要在物质空间展开），否则虚拟购物就会形同虚设，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时扮演吃饭到底填不饱肚子一样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虽然网络带来了符号行为的拓展和创新，虽然在信息化时代符号行为的确日益重要，但符号行为毕竟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全部，不能取代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由于网络传播尚不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传播形态，由于“赛博文化”尚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其特征的显现自然而然地也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传播学界应不断追踪这一“进行”状态，不断加深对网络文化的了解。

注释：

①PewInternetResearchCenter(2002).CountingontheInternet.获自网上，

④【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电脑之家译网工作室《校园网络文化行调研报告》，2002年，获自网上，URL地址：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孟建等《网络文化论纲》，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公务员之家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参考文献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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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注释：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②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④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⑤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⑥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⑨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paradigm）。⑩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⒀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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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⒁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⒂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⒃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⒄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⒅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⒆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⒇

符号学的流行也直接影响了新的媒介教育范式的产生。这种新范式从符号和结构入手，把媒介教育的内容设立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学生，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媒介信息，并进一步告诉学生在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其次，让学生了解所有的媒介内容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媒介象征，并不是原始的事实本身，但由于我们都通过媒介来认识与了解周围的世界，因而这种媒介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利用一定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来制造神话，以及来操纵受众以达到其牟利目的或引导受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导向。由上可知，这种媒介教育的主旨是教会学生对媒介表征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因而，这种媒介教育的范式被称作“表征范式”，这也是目前欧美媒介教育中的主流范式。

综上所述，欧美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表征范式”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今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欧美高校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教育也正在沿着“表征范式”的路径往纵深发展。欧美各国的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统一在“媒介认知能力”（medialiteracy）这一术语下的美国的媒介教育的迅猛发展，(21)必将使全球的媒介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AndrewHart(ed),TeachingtheMedia: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9

②DominicStrinati,AnIntroductiontoTheoriesofPopularCulture,Routledge,1995,p10

③OscarHandlin,‘CommentsonMassandPopularCulture’,inNormanJacobs(ed)MassMediainModernSociety,TransactionPublishers,1992,p108

④StanLeRoyWilson,MassMedia/MassCulture,2ndedn,MaGraw-Hill,Inc,1992,p5

⑤JohnStorey,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PopularCulture,2ndedn,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8,p106

⑥AndrewMiller,ContemporaryCulturalTheory,UCLPress,1994,p35

⑦FRLeavis&DenysThompson,CultureandEnvironment,GreenwoodPress,1977,pp3-5

⑧Ibid

⑨LenMasterman,‘Foreword:MediaEducationRevolution’,inAndrewHart（ed）,TeachingtheMedia: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1998,viii

⑩DavidBuckingham,‘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JournalofCommunication,Winter1998,pp33-4

⑾SamuelLBecker,‘MarxistApproachestoMediaStudies:TheBritishExperien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vol1,1984,pp66-80

⑿Raymond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8,p256

⒀StuartHall&PWhannel,ThePopularArts,Hutchinson,1964

⒁RobertEInnis,‘Introduction’,inRobertEinnis(ed)Semiotics:AnIntroductoryAnthology,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5,vii

⒂ArthurAsaBerger,SignsinContemporaryCulture:AnIntroductiontoSemiotics,Longman,1984,ix

⒃GraemeBurton,MoreThanMeetstheEye,2ndedn,Arnold,1997,p33

⒄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Hall,DHobson,Alowe&P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1980

⒅GraemeBurton,MoreThanMeetstheEye,2ndedn,Arnold,1997,p64

⒆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StMartin''''sPress,1998,p68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

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

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

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

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

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

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2]。

2．发表时间分布

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

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

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

3．涉及媒介类型

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

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

1．一般理论研究

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

2．政治问题

（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3]

（2）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John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

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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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

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John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

4．社会问题

（1）种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

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

（2）性别

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

（3）青少年影响

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

（4）特殊“族群”

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

5、媒介自身

（1）媒介报道

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2）虚拟空间

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

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

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

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

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

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

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

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

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

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

注释：

[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

[2]顾宁：《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

[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

[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

[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二、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理论与实践即方法论的相互促进。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基本的领域来说，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是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是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三是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

我国的媒介批评概念主要有三种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主要来自传统新闻学的思想，突出对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汪报刊审读”的语境，在当下主要与第二种语境形成勾连，对新闻审读、媒介管理、媒介监督等问题比较关注。

媒介批评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媒介批评的对象。从各论文来看，媒介批评的对象主要包括媒介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媒介行为或活动、社会等。

为使媒介批评更好发展，必须建构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即本土构建。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在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上逐步发展，而且要构建多维的文化视野;把研究对象立足于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大背景下，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把批评的最佳氛围成为对话空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我国媒介批评可以把传统文化批评理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理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等作为合理的资源，建构起以对象为核心，以方法为主体的一个知识体系，使本土构建发挥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