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论文十篇

生态治理论文篇1

课题组通过专家咨询、实证调研和文献查阅三种方式对指标体系进行遴选，但是，面对初步获取的这些为数众多的指标，必须进一步进行优选才能确定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其一般方法是先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问卷调查进行效度信度检验，最后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以上的思路，本文针对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特点，最后遴选了环境治理技术与装备能力、环境治理产品生产能力以及环境治理服务能力3个指标项，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对回收的23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KMO统计量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具有很好的信度且指标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依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优化了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赋权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组合赋权法

课题组成员卜华白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种指标赋权的方法，该方法属于组合赋权法，是一种将主观赋权（AHB）和客观赋权（Entropy）结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对AHP的主观赋权进行调整，这样就更能保证赋权值的科学性。赋权值的科学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2．1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主观赋权运用AHP法初定指标权重有很多的具体方法，本文采用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权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比较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断矩阵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还是特征根法，其权重的计算结果都难以与“客观存在”的“真权”相吻合，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估计问题，因此，判断矩阵中的元素aij的相对权重不总是等于wi／wj，依据这一情况，有文献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种相对权重计算的“最优解法”即：LLSM法、LSM法则和LOM法求解权数wi，从这三种最优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义不同的目标函数，最优权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过程中，应依据对评价精度的实际要求，给“合理”的目标函数，只有这样，才可求得最为合适的“最优权重”。2．2运用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熵（Entropy）的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热学，是统计物理中用来量度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变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将其引入信息论中，作为系统不确定性（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权法也是一种信息量权数方法，是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评价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指标j的熵值ej；第二步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因数gj，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修正权重，通过以上步骤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权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具体研究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方法及治理对策。

3实证评价———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设U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综合因素集，V代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表评价集，A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A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R代表全体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R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B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模糊综合评价集。

4提升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对策

生态治理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生态文明 教育

[作者简介]刘伟杰（1975- ），女，山东莒县人，东北林业大学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阈下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3YJCZH107）和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态文明教育进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534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9-0055-02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只有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生态意识，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危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也是大学生德育的主战场。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一、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要靠人来实现。这就需要培育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和培养生态道德。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取向。目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体系，大学中以“生态文明”命名的课程也较少，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个别课程，没有面向全体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必修课。在社会教育中，也仅仅是通过一些零散的活动激发人们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由于受众的不确定性以及教育活动本身的不系统性，教育效果不佳。这就需要发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优势，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在教育目标上，要通过把生态文明教育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塑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它是教育活动实施的根本所在。大学生思想品德状况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生态道德理念教育、生态道德规范教育等。

（一）生态道德理念教育

我们不仅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中一切生命体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具有较强的生态道德理念，在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基础上去处理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然而，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意识的特征是：“发展意识浓烈，可持续性观念并未确立；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强烈，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缺乏；环境权利观念发展迅速，环境责任意识相对迟缓；传统伦理观念坚固，环境伦理观念难以破冰而出；工业文明意识突出，生态文明观念仍需澄清。”①这种生态文明意识现状源于长期以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不够深刻，生态道德理念薄弱。因此，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态文明教育首先应促使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界一切动植物的关系。

（二）生态道德规范教育

生态道德规范是大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科研工作中必定要面对和遵守的问题。十报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当前，生态道德制度和规范不太健全，大学生面临许多道德上的困惑和不解。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促使他们对将来生活和工作中可能会面临的生态道德问题有所认识和了解，对相关生态道德规范有所掌握，这在教学观念上具有前瞻性，是对以往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教材具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时又要贴近时代的发展及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学内容必须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力争教学内容紧跟生态道德规范步伐，积极促进学生对生态道德规范的掌握和生态道德素质的提升。

三、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路径

（一）理念灌输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内容的具体分析，研究设计各门具体课程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可以通过几个专题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讲解，也可以在一项生态文明制度确立后及时在课堂上进行阐述，如十报告强调要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保护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规范，这些制度和规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必将相继出台，“形势与政策”课可以发挥紧跟时代主旋律的课程特点，在授课内容中进行专题讲授或简要介绍，使大学生及时掌握相关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第三章第三节讲解“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第五章第二节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重要讲解内容。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八章第四节第六部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讲解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需要树立什么样的生态道德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三章第一节讲“社会存在”内容时，讲解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解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等。总之，通过对各门课程的设计，使学生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系统掌握生态文明相关知识和规范，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二）实践养成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以理论灌输为主，而生态文明教育具有其特殊性，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实践。实践表明，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人们往往会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注意讲究卫生，保护环境；在脏乱差的地方，人们往往会比较随便，随意丢弃纸屑、烟头、垃圾等。香格里拉为了保护环境，不允许使用塑料袋，即使在手里拿着没有丢弃也会被执法便衣罚款50元，便衣随时出现，执法严格。就是这种强制措施使人们在实践中养成了保护环境的观念，保障了香格里拉美丽的风景不被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比书本知识更能启迪心灵，更能培养大学生对自然生态的道德情感。因此，生态文明教育进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养成生态文明习惯。可通过课内实践（主题讨论，征文，演讲，观摩电影、纪录片等）和课外实践（参加环保志愿活动、植树造林、营造校园生态环境氛围、暑期社会实践）等途径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生态文明素养和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是衡量教学效果的关键，但如何衡量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和水平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需要综合考量。需要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内外生态文明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从整体上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考核办法以及各门具体学科分担的具体内容等，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和管理评价体系。只有考核机制健全了，生态文明教育效果才能有所保证。

[注释]

①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63.

[参考文献]

[1]刘春元.生态文明视阈下高校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12）.

[2]孙成武.试析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化意蕴[J].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生态治理论文篇3

用甲氨基阿维菌素毒杀同型巴蜗牛，共分五个浓度梯度:将药物分别稀释至16000倍、13000倍、10000倍、7000倍、4000倍．分别用各浓度药剂喷雾处理蜗牛，每组100只，并设置用同等量蒸馏水处理的空白对照组，分别于24h和48h后记录成活的、死亡的和中毒的蜗牛头数，并记录中毒现象．用核型多角体病毒毒杀同型巴蜗牛，共分五个浓度梯度:分别稀释至1200倍、1000倍、800倍、600倍、400倍．分别用各浓度药剂喷雾处理蜗牛，每组100只，并设置用同等量蒸馏水处理的空白对照组，分别于24h和48h后记录成活的、死亡的和中毒的头数，并记录中毒现象．

实验结果

1甲维盐•高氯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甲维盐•高氯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死亡数量较多，部分出现了行动较正常蜗牛迟缓，身体回缩缓慢的中毒现象．3000倍和3500倍的毒杀效果达99%．效果非常理想．48h后再观察，蜗牛基本死亡，整体毒杀效果达82%，效果较为理想，有大面积推广施用的价值．甲维盐•高氯毒杀同型巴蜗牛效果见表1和图1。

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出现了部分死亡和中毒的现象．死亡蜗牛身体表面粘液减少，肌肉萎缩;中毒蜗牛行动较正常蜗牛迟缓，身体部分无法回缩．4000倍和7000倍的毒杀效果达45%，其余药剂效果均不理想．毒杀效果是出现了足无法回缩的中毒现象，最高浓度的毒杀效果低于40%，效果极其不理想．48h后观察蜗牛死亡数量增多，整体毒杀效果达59%．

从实验结果知，并不是药剂浓度越高，毒杀效果就越好，选择最佳的施药浓度才能取得较好的毒杀效果。此药剂整体毒杀效果达59%，有一定的推广使用的价值．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毒杀同型巴蜗牛的效果见表2和图2．

核型多角体病毒的毒杀效果

按照上述要求用核型多角体病毒对同型巴蜗牛进行药剂喷雾处理，24h后观察，蜗牛出现部分死亡的现象，死亡蜗牛身体分泌大量粘液，并发出异味，身体滑出壳外．中毒蜗牛反应迟钝，身体无法完全回缩，毒杀效果不理想．48h后观察蜗牛，蜗牛出现死亡率不高，600倍浓度的药剂没有出现死亡个体;蜗牛大多中毒，除了最佳施药浓度800倍的药剂毒杀效果达60%其余均低于50%．

从实验结果知，稀释至800倍的药剂毒杀效果达60%，毒杀效果相对较好，其余均不理想，所以，选择最佳的施药浓度对毒杀效果的影响很大．核型多角体病毒是一种新的生物农药制剂，价格相对昂贵，毒杀效果不太理想，不宜大规模推广使用．核型多角体病毒毒杀同型巴蜗牛效果见表3和图3．

讨论

生态治理论文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2-0064-03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生态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主渠道

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课程教学、社会实践，也包括校园文化、大众传媒等。在众多渠道里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4+l”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以下简称为《原理》《概论》《纲要》《基础》等）。

1.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哲学意识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刻地论述，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首先，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且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要懂得尊重自然。其次，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自然界，不断改变自然界。但是自然界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懂得顺应自然。最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因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求而极力掠夺自然界，另外，科学技术的应用不当也会给人与自然的平衡带来消极的后果。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问题，要懂得保护自然。

2.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发展意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无论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到发展目标规划都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发展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将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在发展上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发展、生态发展的重要性。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其次在发展内容上，党的十上提出“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要放到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最后在发展目标规划上，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长远目标中国梦的实现都融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

3.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意识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学习中，积极引导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使同学们能够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与如何对待人生环境有重要关联。”科学对待人生环境，除了自我身心的和谐、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是当今时代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它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利益的维护，也是对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通过对社会公德的学习，要求“大学生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意识，身体力行，带头宣传和践行环境道德要求，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法制意识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中，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还要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具有良好法律素质。其中，在学习公共生活的主要法律规范中就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而设立的。“环境保护法主要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的方针、任务、原则、制度和措施”，“强调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的现状与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容。尤其是党的十以来，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融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而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实际效果如何，值得关注。

从本课题组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调查来看，86.63%的调查对象认为生态意识是大学生必须拥有的一种素养；但是81.19%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的生态意识薄弱，必须加强生态意识的培养。在生态意识的培养渠道中，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获取生态知识、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主渠道，但是影响力不如网络大，64.42%的调查对象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实际效果尚不理想。究其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在教学理念上还不够重视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容，但是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就是少讲或者不讲。在调查中有学生反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概论》课会讲生态文明，其他三门课不怎么讲。一方面由于生态内容分散在各章节，使其在教学中被边缘化，没有引起老师和学生的重视。另一方面，老师和学生本身缺乏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缺乏沟通和整合，没有形成教育合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沟通和整合，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存在讲述内容重复和不衔接现象。首先在教材上存在重复的现象，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中会讲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科学把握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原理》第一章也要讲述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概论》再次论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并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章节都有重复论述。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讲述过程中，所举事例也存在重复现象。这样的重复讲述会让大学生产生厌烦，失去学习兴趣，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另外，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受各自课程内部体系的影响，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也各自为政，衔接不够，没有形成教育合力。

3.课堂教学吸引力、感染力不足

关于课堂教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材料老旧，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泛泛而谈等。首先，在调查中有学生反映，老师运用的案例和图片老生常谈，不如网络中事实材料新鲜，缺乏吸引力。虽然老师们也在努力更新教学材料，但是比起网络材料的更新速度，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新鲜度需求。其次，在教学手段上受课堂规模等条件的限制，主要还是以讲授为主，学生的参与度不够。

4.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

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需要把理论认知和实践践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要求课堂教学的系统讲述，也需要实践教学的及时强化。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很重视实践教学，关于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实践调查是重要内容之一。调查显示，大学生有进行生态意识实践教学的需求，但由于生多师少、经费无保障、实践资源缺乏等原因，导致存在着流于形式、实效性不足等问题。往往老师布置好任务，让学生分组自己找时间去调研，然后提交实践报告了事。认真的学生象征性地在校园做一个调查，拍几张照片，证明做了这个事情。不认真的学生直接挂个名，或者到网上找一下资料，交个报告完事，这样实践教学的目的和功能难以完全实现。

三、提高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实效性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进行专题培训，使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不断提升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历史使命以及课程特点，要求老师能够跟上时代的要求，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不断提升。首先，要对我国国情以及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学习，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教学理念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材料上需及时更新。现实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往往担负着极重的教学任务，在时间上无法保证及时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要增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生态专题培训和调研，这是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大学生生态意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之间增强协作性，进行集体专题备课

进行集体专题备课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讲述，是形成教育合力的重要途径。通过集体专题备课，首先使老师们全面掌握生态方面重复的内容，了解各自讲述的重点和重复程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集体探讨，确定重复交叉教学内容的取舍承接、讲授角度和教学技巧，避免教学过程的内容重复，注重各门课程的配合衔接。这种集体专题备课使生态意识内容在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互贯通、相得益彰，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

3.教学内容进行专题探索，可补充生态选修课

针对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泛泛而谈的问题，首先可以进行专题探索。《概论》课设置了专门章节来讲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和措施等。其他课程虽然没有专门的生态专题章节，但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专题讲述和讨论。《原理》可以引导学生去读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生态的经典论述，从哲学层面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中可开展对生态道德和生态法律的有关专题学习。《形势与政策》可以开展生态意识的提出和重要意义的专题讨论。其次，有条件的老师可以开设一些生态选修课，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等，既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又可以满足学生深度求知的要求，有利于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

生态治理论文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教育

当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中，尚存在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其中难点之一 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科学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 属性，有助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构建符合学科教育和人的成长规 律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和体系。这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效性的关键。

一、 “德目主义”教育来源于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

自从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颁发以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努力贯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际 教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形式的“德目主义”的教 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深化，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所谓“德目主义”教育，是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近年所 批评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即在德育实施过程中，仅以简单原则和规范的形式，从德育所要 达到的目标出发，教条化或口号式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1]。比如，我们要求学生 树立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往往仅以此一维度而直截了当地展开 思想品德课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所以，在高校许多教育工作者（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的印象里，思 想政治理论课目的在于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因而不同于一般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它所要讲解的主要内容，只能是针对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内容 。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狭隘的功利化理解的思维定势：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专门讲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和内容的课程；二是关于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只有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提纲挈领地来负责和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与其他人文与社会 科学同等的学科地位。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且影响至今，但是实际上并不符合《意见》的精神 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按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意见》 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 绝大部分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 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具有十分重要作用。”[2] 现实问题 是，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理解，那么，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就无法摆脱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我们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 也只能是“灌输和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学科内在发展的规律，脱离大学生理性培育的 特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德目主义”教育教学思想的根源正是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表面上看，这种观 点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作为党和国家主张开设的、并由高校所实施的对大学生广泛 开 展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意识形态的特征十分明显。而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 主义原则及其教育，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倡导和坚持的主旋律，也成为党、国家和 政府在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法规时的指导性原则。

然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是20世纪以来最为混淆的一个政治哲学的范畴。按照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 形态的论述，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具有作 为维护统治阶级及其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合法性，是起着维护和推动作 用 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虽然不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批判，但同时也揭示 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和本质的属性：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包含着物 质和精神的不同层面，其中每个层面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适应的，而意识形态就是指那种力 求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价值理论的系统，其表现为“人类对世界、社会 、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理性信仰的混合体，是包含一定价值判断的知识体系”[ 3]。

性其核心在于由特定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并具有导向意义的价值观念系统，或者我们所坚持和倡 导的若干原则或主义或规范的总和。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与经济基础相辅相成的文化价值系统。意识形态从它生成开始就具有 一定的“受决定性”、“滞后性”和“保守性”。但是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又 具有作用于社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文化复杂性”。正如恩格斯在其晚年所指出 的那样：“在每一个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 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4] 。同时，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及其理论系统的意识形态，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历史的和 发展变化的，在其内容、结构和体系上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其中，有关于制度层 面的原则和原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有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规则和原理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解释；有关于道德与法律规范的遵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等等。

第二，作为社会系统的精神层面，意识形态本身同样可分为不同的层面。因为不同的人类群 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系统。每个社会都有着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系统；同样，不同的人 类群体也应有不同于其它的意识形态特点。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性、阶级性和阶层 性。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和开放性社会，由于经济和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也表现出各不相同 的多元化系统，并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整合。同时，在这些多元化系统中 ，因为系统与系统的开放性和关联性，所以，其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一面，即最为基本的层 面。我们经常所讨论的社会公德，就是一种这样具有共性的基本层面。无论是哪个国家，无 论哪个地区，无论什么民族，其社会公德的要求都是基本一致的。其中，救死 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作为社会公德的道德原则，人道主义是 没有国界的，它们不分民族，没有党派，没有阶级之分。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有一些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国际社会所共有的东西。而这种共有 与独有，一般与特殊，是处理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关键。

第三，意识形态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所指出的那 样，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离开它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基础，我们正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 阐明不同的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 程”[5]，可见，意识形态包含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它们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 社会生活。例如，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基石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紧密相关，反映了 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一般关系，同时蕴含着亚当斯密深刻的人文价值关怀[6]。 因此，我们 可以说，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大多数人文与社会科学，诸如文学、哲学、历史学、经 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及其教育，没有多少学科或课程能够做到 价值中立，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建设的功能。事实上，每一位人文和社会 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在于探索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必然是在从事某种意识形态 的建设工作。因此，试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一般人文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既不符合马克 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观点，也不利于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而且 ，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急需从其它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甚至于自然科学之 中，汲取更新和更多的内容和方法，以增强学科建设中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第四，意识形态并非是贬意的而且具有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动力。实际上，意识形态属 性并非是简单保守而贬意的，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仍具有某种积极的保护和稳定的作用。 社会发生革命或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有可能陷入某种真空和发生紊乱，但需要尽快地整 合和统一，否则该社会就缺乏必要的和谐及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强调和重视意识 形态建设的导向功能，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唯独所有的问题。可以说，任何国家和社 会，为了维护其稳定和不断发展，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建设及其教育问题，只是所选择和坚持 的原则以及贯彻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同时，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其 中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其维持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特点，我们也不能期待它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 意识形态灵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体系的关系

科学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前 提。而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特点和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取 得实效的难点和关键所在。因此，相比一般专业课程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 设的难度以及对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的要求会更高和更强。

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困惑，当前在一些教育工作者中仍有一 种“去意识形态化”、走向“价值中立”的倾向和要求，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条和被动局面。然而，这种要求是相当幼稚和不可能的。综上所述，包括诸 多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摆脱其意识形态的属性和职能。事实上，“去意识 形态化”虽然可能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却会履行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职能。马克思主 义已经证明，不存在一种超越经济和政治的纯粹意识形态。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组系 列课程，每门课程可能分属于或接近于不同学科，其中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仍有强弱之分， 具有各自不同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意识形态既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变革，就需要不断创新、整合和发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建设和谐文 化，其中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建设。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树立，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社会价值体系一度处于巨变、甚 至是无序和紊乱状态，越来越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 两会”期间，带头倡导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 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 ，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 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7] 一再表现 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渠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所提倡和建设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 范，怎样使之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内容和体系？怎样依循教育教学规律与符合人的成 长和发展规律？怎样创造与高等教育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艺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教育 教学规律的遵循，不能仅靠教育行政手段来推行和完成，只有通过教师本身的教育智慧和道 德责任感才有可能实现，而教育行政部门为此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从根本的或更长 远的观点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取决于自身不断努力的学科和学术建 设。为何必须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学科规律来建设？这是因为，当我们将思想政治理论课 作为学科建设时，即构建为一种具自身特点的知识内容和方法体系，才能奠定知、情、意相 互 结合的“三观”和“四信”的理性基础。因为理智与理性是一体二面的，“知的一面曰理智 ，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 之心便是理性。数目算错了，不容自昧，就是一极有力的感情，这一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 了什么生活问题”[8]。

因此，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术建设，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对大学 生进行深入而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前提。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术建设 ，使其学术水平和学科地位以及教师的教学素质得以提高，因此将使得大学生乐于追求“真 、善、美”并自觉服膺之，以保证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像春雨一样起到润物无 声的作用和效果。原初大学生可能只是盲从而紊乱的价值观念，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三 观”教育达到“四信”教育的目标。同时，还需要解决当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 设中的学术张力、学术宽容和学术自律问题，这是高校学科和学术性的本质特征，也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的思想保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是被社会实践反复证 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才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纵观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和完善，不仅没有对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还为改 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推动力。早在1978年上半年，由南京大学一位普通学者撰写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经据典批驳了当时盛行全国的“两个凡是”的错误 思想，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经典案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进步，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如今，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新阶段。而高等教育反 映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肩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 术建设理应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原动力。所以，在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与学术开展的 创新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学术理论层面上鼓励学术探索、学术批评和宽容不同意见，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和学术建设取得优秀成果的前提。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建立在 学科和学术基础上，从更加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吸收新的内容、观点和方法，以保证 它源源不断的学术滋养和活力。当然，提倡学术宽容仍然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在学术探讨的 层面，我们应该“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允许不同观点的争鸣，行政领导不宜过分涉及具 体学术问题；但同时还要强调教师的学术自律，鼓励学术反思和批评，即要求教师在开展教 学活动的同时，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关领域，肩负起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神圣职责。 在 课堂教学中，对于尚不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每一个认真和负责任的学者，必须保持谨慎 的态度，经过反思和批评再操作之。因为包括教学题材的选取和处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 选择，甚至于自身的言行举止，每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少年。据调查，目前我国大 学生虽然大多在生理上接近成年，但是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很幼稚和不成熟，受应试教育和社 会负面因素的影响，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不容乐观，而且很容易受到舆论、环境和 不良思潮的影响。所以，大学时期仍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对其进行积极而 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发挥主导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教师的草 率和盲从为学生带来误解或误导。

总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使得 思想政治理论课陷入简单化或片面性，限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进和深化，背离了学科和 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结果欲速而不达，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如果将意识形态 理论及其教育作狭隘、抽象和片面的理解，必然导致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 设中裹足不前和敷衍塞责。实际上，在一些高校教学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 在这种状况。例如，有些教育工作者主张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座化，坚持认为：只要开设一些 时效性和针对性较强的学术讲座，就可以代替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次，上述观点容易 无形中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与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割裂开来，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孤立 无援，人文和社会科学似乎是价值中立的困境和倾向。第三，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中 仍然存在的反复重叠现象，其症结仍然出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狭隘化的理解，唯 恐淡化了意识形态要求的目标和功效。比如，关于集体主义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 其作为道德原则和规范，置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相关章节之中，使得原本活生生的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变为失去了“集体”原始内涵，因而是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个人服从 组织、群众服从领导的道德说教，其教育教学效果可想而知[9]。

为了避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狭隘和功利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高校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有益方法。经我国有关学者考察证实：美国的许多高校同样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它们往往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系列课程，只是科目和课名各异，没有统 一的要求。而且，“美国大学的政治课与专业课、人文课不严格区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课与 专 业课、德育课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统一起来进行教学，并且注重其实效性。除了开设专门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之外，美国大学还特别强调把德育目标渗透到文理各科教学之中，尤其重视 通过美国的历史和地理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通过道德渗透把传授科学知识与培养道德素养结合起来”[10]。

所以，笔者认为，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交叉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 其内容和体系的构建，以及教学程序和方法的制定，不可能局限于仅有的几条原则和规范以 及对这种原则和规范的注释。意识形态的灵魂作用，表现在具体的学科内容和体系之中。在 其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强调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免导致无立场的价值中立或无价值主义； 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也不能重蹈过去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覆辙。在学 科建设中，必须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此时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 是一致的。而一种科学和规范的学科体系应该是：具备相对稳定的，具有既定问题和背景作 为引导的，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原理作为支撑的，包括核心原则和规范在内的，并按照一 定的科学思想和逻辑方法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作为 其中的纲领和骨干，循序渐进得以展开，出神入化镶嵌于其中，使其成为更为符合教育教学 规律的隐性课程。只有如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顺利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困境，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桂生.“德目主义”评议［J］.当代教育科学，2003，(8)：12-13.

［2］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 ］．people.com.cn.

［3］季广茂.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5.

［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 .

［6］梁小民.拯救亚当斯密［J］.读书，2004，(7)：90-96.

［7］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j］.北京:新华文摘，2006（12）：1.

［8］梁濑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2.

生态治理论文篇6

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生态治理论文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生态环境；教育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它被认为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阐释，并非真正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提高思想教育的时效性。

1.概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

邱柏生教授在《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是指一切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及其效果产生各种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之间关系及结构的总和。显然，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和作用，并且在整体上是平衡和协调的。在任何教育生态环境中受教育者都是这个生态环境发展的中心，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运转。

1.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构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构成：

理论教育生态环境。该系统是以教师和学生作为最主要因素，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以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教育生态系统。这是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可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生态系统是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基础。

社会心理生态环境。社会心理环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形成的经验的、自发的心理反应形式，外在表现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习惯、倾向和信念等。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我们都处在特定的社会中，都离不开社会，社会心理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健康和谐的社会心理是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社会心理生态环境的发展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发展。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心理构成了社会心理生态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其他人也相互依赖和影响。教育者要把握社会心理环境发展的方向，及时识别和剔除环境中的不积极因素，确保社会心理环境的良性发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上的丰富的教学资源、在这个平台上活跃的大学生形成了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网络生态教育系统。该系统的出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先进、生动的内容，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特征

主体性。教育生态环境中的最主要因素是教师和学生，即，人。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人的主题性因素，以人为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启导人的觉悟，调动人的积极性，尊重个性，激发人的创造力。

整体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是一个由人、自然、环境组成的不断变化着的有机整体，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我们要从整体上对整个系统加以认识和把握，对各个因素加以整合，形成全面的认识。

实践性。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挥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这就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教学引入实践才能避免教育形式的僵硬和刻板，使学生参与其中，学有所用，从而激发其学习的兴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

顺应新环境、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做出积极地调整，在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优化校园物质环境

物质环境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是教育理念的物化。高校的建筑物、教学设施都应该作为文化的载体，传达文化的因素，精心设计、布局合理的建筑设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受到感染，得到教化。而且，简洁就是效率，整齐、优雅的校园环境下能够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志趣，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2优化校园制度环境

任何组织的有序运行都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校园环境建设的基础是校园制度，良好的校园制度能促进各项工作的有效进行。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过程中，高校可以制定校规校纪以及文明公约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加大执行力度，使文明行为成为学生的习惯，引导学生增强法律意识，遵纪守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2.3优化校园网络环境

互联网的发展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机遇，同时面临挑战。优化网络环境是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高校的网站建设要针对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根据大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议题设置，努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高校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对大学生的服务作用，建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网站，以新颖的形式和丰富有趣的内容提高网站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浏览网站的自觉性。另外，要多宣扬正面的信息，引导和教育学生关注正面的新闻，避免一直盯着网络上负面信息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学生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能辨别信息的真伪，分析信息中所包含的深层的信息。

2.4优化校园精神文化环境

校园精神文化环境是一个学校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是整个校园生态环境的核心，是影响学生行为的潜在的因素。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可以通过树立榜样，宣扬积极向上的先进事例，倡导健康文明、青春洋溢的校园风气，加强学生的自身修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行，同时也建设了良好的校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和努力，这对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时一项新的突破和尝试。

参考文献：

[1] 王国良.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46-47.

[2] 应祥泰.构建"Y一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12）：54-55.

生态治理论文篇8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给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这里所指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通常所说的“生态环境治理”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所指的是一种体制，是一个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系；后者是一种行为或过程，指生态环境的整修、修复，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同义语。

治理理论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其涵义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当代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使得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大。“就治理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而言，是西方的学者看到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也可能存在‘政府失灵’。”为管理好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论就被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为创新体制、机制起着框架性解释和指导作用，构建起区别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等方方面面。”因此，把治理的范畴和方法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构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之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现形式就是要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使民主、协作融入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运行机制，克服基于传统管理理念的旧的监管、建设体制的弊端，更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效益的最大化。

2治理理论对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方法论启示

2.1培育多元主体

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是区别于基于统治和管理的传统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本质特征。培育和壮大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非政府的主体，是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首先任务和前提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过程，就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既包含着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综合性转变，也代表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创新。

2.2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

传统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主体一元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方式是依靠公共权力来推行，表现出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特征。而治理理论强调公民和社会机构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多主体通过参与、合作、协商谈判、反复博弈、伙伴关系等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权力上下互动的过程，其权力运行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

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决定了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适应多主体的治理格局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要实现各种非政府主体有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协调，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封闭到回应，多主体治理格局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即权力从封闭的单向性的运行到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出迅速反应，呈现出互动性，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

2.3丰富建设手段

与政府单一主体一家独大的传统管理体制相应的运行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和法律为主，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使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和方法呈现多样化，除了行政、法律手段外，还包括社会化手段、市场化手段和自治化手段等。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所要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采用单独或多种手段综合使用，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治理的效果和降低治理的成本。

2.4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由“善政”到“善治”

传统的生态环境监管的理想模式为“善政”。善政的构成要素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善政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统治结构之上的，是包含于传统的政治与行政的理念之中。而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统治范畴，它强调了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所追求的是“善治”。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善治”状态下，社会治理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维护和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长久利益和根本利益能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维护。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就是要使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与职能，必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非政府主体进行培育、构建多元主体的建设格局。

3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路径

3.1转换政府观念和职能，简政放权

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作的建设体制，关键是能否培育多主体，创造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条件。单一主体的建设体制式往往重视政府的管控而忽视对被管理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的运行，窒息非政府主体成长的空间与参与建设的平台。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权力运行的空间，把不该管，管不好，可以让社会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去管理，创造出非政府主体参与的空间，为其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

3.2积极培育多元社会主体

（1）通过培育市场主体来培育多元的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当市场完善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才能通过市场的运作得以进行，如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等。

（2）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倡导社会责任和培养公共人文精神，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参与，形成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逐步迈向多主体参与，整体性协作，网络化治理的态势，实现治理结构良性和均衡，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在志愿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弥补政府供给的缺位或低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3）引导公众参与。 转变政府观念，推进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公开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优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建立公众建议意见的回应制度及引导和进一步发挥民间绿色环保等组织的作用。最后是积极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识，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惯性思维，强化自我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3.3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与手段

要完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运行规则，提高执行力，维护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划分行政权力运行边界，为社会化、市场化等手段的使用提供空间。

要强化市场机制在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一是推动自然资源市场化进程，大力探索自然资源定价机制和自然资源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畅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通过政策优惠、财税导向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机构（如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生态治理论文篇9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着力开展四个深入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

绿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崭新形式。在2001年11月23日开幕的“中外中小学校长论坛”上，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体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2]。他率先提出的“绿色教育观”不仅直接指导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的价值研究

（一）实施绿色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长期以来所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生态文明概念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塑具有更鲜明、更广泛的导向性。通过变革经济领域的生产、消费、贸易方式，转变精神领域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创新政治领域权力运作方式，生态文明将多层次、多角度地指引中国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这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形势严峻，森林减少、植被破坏，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水源枯竭、灾害频发、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在主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优势。因此，担负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在重视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将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让生态文明价值观扎根大学生思想，进而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

（二）实施绿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杨叔子界定“绿色教育”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绿色教育”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3]。

高职院校绿色教育的本质是在教育全过程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包括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基础教育、创新教育、心理健康摘 要： 党的十报告关注生态建设，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迎来了新机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践行绿色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念，把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在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同时，注重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三）实施绿色教育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4]

绿色文化资源真实、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全可以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与新方式。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科学协调统一地开发利用绿色文化资源的总原则，区别不同类型、层次与地域特点的资源，根据两门课程的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分类分层、分工协调地充分发挥绿色文化资源的功能。在具体方针上，坚持解放思想、注重实效、推动教学内容充实调整；在教学方式上，大力推动专题式、案例式、访谈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在实施步骤上，找准两门课程利用绿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的侧重点与切入点。

05方案规定，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必修课，课程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绿色教育的主渠道。

生态治理论文篇10

【关键词】新常态；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的过程中，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从此，“新常态”成为了又一个“习式热词”之一。所谓新常态：“新”就是“初次出现的。与‘旧’相对”[2](P4216)。“常态”就是“通常的状态”[2](P531)。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新阶段，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与以往的新状态。“新常态”一词看似是表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但对于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3]的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也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自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许多新的战略部署，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6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同月底，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2015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一些列的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部署、文件和讲话既为我国今后的职业教育如何服务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最终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素质都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势必要进入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而使得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样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地位和处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善，因此，要彻底扭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较为被动的境地，适应当下我国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常态”，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高职教育的新常态

2014年12月，距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半年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角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进一步强调“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4]。其充分表明，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必须要准确认识、科学把握、主动适应、全面服务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方面发挥出高等职业教育更大的作用。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势必将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之中。对于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常态”，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过表述，在其《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度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职业教育，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中都多次提及和阐述了有关职业教育“新常态”的问题。将职业教育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紧密结合，明确了在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蓝图已经绘就的基础上，今后职业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常态”，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更需要树立起全新的高职教育理念，创建与之相适应的运行、管理与评价机制。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常态”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自党的十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更深入发展，以及产业升级调整对人才的需求等素因，对职业教育的关注程度将越来越高，并成为常态。早在2014年6月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5]。总理在会前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时更是强调：“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5]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不止一次的表示过职业教育仅仅是一种教育的类型，而不是一个教育的层次，不应该把职业教育视为较低层次的教育的观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也预示着国家将从制度这一顶层设计层面对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普职连通、中高职衔接、校企合作等方面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国家制度体系。这对于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职院校的发展来说确实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当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同样意味着对职业教育要求的提升，因此，高职教育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

（二）高职院校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通常总是与挑战并存，高职院校的进入不断的迎接机遇、接受挑战的发展阶段将成为一种常态。“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国家发展战略都将为高职院校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但高职院校若想要很好的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以迎接“新常态”所带来的新挑战。高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能否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能够真是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素质；高职院校能否真正落实法律制度对高职教育的引领、推动、规划与保障的作用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高职院校所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而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则需要高职院校从高职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定位与模式、专业与课程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与评价体系等全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2014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回答记者问时明确的表示：“职业教育应该适应市场的需求，哪些短缺就往哪里培训，农业，很多人都在提将来谁来种地，一定要培养将来能种地、种好地、种好高收益的地的农民来，这样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6]2015年8月18日《济南日报》介绍了山东省的“职业院校将有专业‘负面清单’”[7]。其表明对高职院校而言适应、改革、创新才意味着生存，止步不前终将被淘汰。当然，这种改变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它确实为高职院校今后的发展提供较为明确的改革思路与方向。最终促进高职教育发展也进入“新常态”。高职教育发展虽然整体跨入“新常态”，但在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并不让人乐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既离不开国家、社会、高职院校的重视与支持，更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程改革的不断研究与深入进行。只有各方面通力协作，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高职教育“新常态”发展发挥出课程所独有的作用。

二、当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

从国家层面而言，党和政府向来非常重视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早在2004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明确表明了高校中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地位与作用。十年之后的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59号）文件中再次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全面深化课程建设综合改革，编好教材，建好队伍，抓好教学，切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8]2005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对从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全面把握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大力推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不断完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的领导等八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样是十年后的201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通知》（教社科［2015］2号）文件中再次从充分认识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艰巨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重点建设内容三个方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具体到各高职院校中则由于受到重视程度、专业侧重、生源差异、教师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差强人意。

（一）课程地位有待加强

虽然党和国家对于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着明文的规定，但在高职院校中，依然存在更加重视专业建设、专业课程而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有待提高，在一些高职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成为了一门“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的课程。例如有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生均拨款经费名存实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容易沦为学院的“二等公民”；某些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更有部分高职院校以节约办学成本为理由，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采取了大班授课，少则近百人，多则几百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之上，聊天的、玩手机的、睡觉的、忙自己事情的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打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热情，更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效性的发挥产生着恶劣的消极影响。

（二）高职大学生状况复杂

由于高职大学生的录取分数普遍偏低，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而言其知识基础较为薄弱、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强，整体素质差异较大。又由于与普通大学生比，他们在就业和竞争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加之“官本位”腐朽思想的影响，高职大学生往往容易产生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同在，积极与消极交错的价值观和就业观。很多高职大学生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常处于迷茫状态。高职大学生较为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难度。由于当代90后高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加之中学时代对传统“政治”课的错误认识，使其非常容易对高职阶段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偏颇的认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积极性，更缺乏主动性。甚至对思想政治课统一目标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认为政治课是空洞的说教。随着当今就业形严峻和就业压力增大，导致大部分高职大学生更重视以专业课程和技能课程的学习，反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就低了很多。最终造成无法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氛围。

（三）课堂教学亟待改观

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面临的诸多困难面前，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在学生素质较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兴趣；在学院中低人一头、不受重视等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教学研究热情，对课堂教学更是得过且过。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明显无法满足当代90后高职大学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但是却没有及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去展开一些相应的自主学习或是主动去寻求一些相关的培训。最终致使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落伍死板，与学生学习生活实际严重脱节。教学方法单一，教师照本宣科的“满堂灌”教学依旧严重。课堂教学缺乏创新，教学改革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高职院校引以为傲的实践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也非常容易搞成形式主义，真正的社会实践教学由于担心安全稳定问题被束之高阁。这些课堂教学中的现象只能让高职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终在恶性循环之中失去生气。以上种种现状的罗列，只是高职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典型的负面的例子，但是其却足以证明要想真正发挥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在职业教育新常态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以刻不容缓。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

俗语云“教不严，师之惰”。《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通知》（教社科［2015］2号）文件中就“切实提高专职教师整体素质，建设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人才体系”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的任职资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培训制度；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制度都进行详细的规定。其标志着今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进入一个“新常态”。拥有一支政治觉悟过硬、理论知识扎实、道德品行良好、踏实肯干、积极进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是搞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加强教学研究是基础

在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往往因为教学量大，教学任务繁重而比较容易忽视教学研究。但做好教学研究是搞好教学与改革的基础。也只有充分的教学研究才能全面的掌握当代90后高职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才能及时将高职大学生最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引入课堂教学之中。从而有效扭转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学生实际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教学研究，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要挤出时间进行自学，及时将最新的知识与优秀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集体优势，群策群力、互相学习，利用集体教研时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力争做到每一堂课、每一份教案、每一分课件、每一个案例都是精品。此外，还可以组织有效的说课比赛、教学比赛、教案比赛和外出学习培训等也是加强教学研究非常不错的方式。当教学研究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一种“新常态”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势必发挥的淋漓尽致。

（三）变革课堂教学模式是重点

随着现代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在目前的高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虽然在教学方法上较传统的课堂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且在教学方法中增加了案例法、讨论法等多种方式，但“满堂灌”的现象依然存在，“照本宣科”变为了“照课件宣科”。学生不能完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就必须改变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是重中之重，师生间多互动，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应充分利用案例、讨论、情景剧等手段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普及，智能手机与网络深刻影响着当代高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如何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和学生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这一“新常态”进行有效的信息化课堂教学也将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要考虑与解决的问题。

（四）补充有效的教学内容是核心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绝对不能只是空洞的说教，教学内容上一定要将理论知识与高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让高职大学生感觉思想政治课是和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的。尤其是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学生的专业养成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生命感恩教育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才更有助于调动与增加高职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和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从而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高职大学生真心喜爱、终生受益的课程。

（五）加强重视是保障

在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对高职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人文素养的提升，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道德修养的养成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出其他专业课程很难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职业教育“新常态”发展下，高职院校应该更加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发展，恢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应有的地位。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教学研究、培训进修等提供全面的保障。全面的保障既有利于调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研究热情，其最终将更有利高职院校全面人才的培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社会与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总是苛刻和不断提高的，不仅仅需要他们具有出色的技能，同时需要他们具有完整的人格、坚定的理想信念、出色的职业素质、创新精神、健康的心理等等。因此，把握好当今职业教育的新常态，通过有效的教学改革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育能够在实质上提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是各高职院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人民网，，2014-08-11.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ztk/xwfb/2014/gxbjhzyjyggyfzqkxwfbh/xgbd31088/Document/1373573/1373573.htm，2014-06-24.

［4］中国经济网，/xwzx/gnsz/szyw/201412/11/t20141211_4103857.shtml，2014-12-11.

［5］新华网，/politics/2014-06/24/c_126663097.htm，2014-06-24.

［6］新华网，/politics/2014-03/06/c_126230737.htm，2014-03-06.

［7］光明教育，/newspaper/2015-08/18/content_108652245.htm，2015-08-18.

［8］新华网，/2015-01/19/c_11140－51345.htm，2015-01-19.

［9］王殿安：论新常态下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式转变［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4卷第1期.

［10］鲁昕：职业教育，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J］.职业技术，2015•02总第176期.

［11］陶林:高职院校要适应发展新常态［J］.工程价值，2015（5）.

［12］姜大源：对职业教育新常态的寄语与期盼［J］.教育与职业，2015（1）.

［13］王维华：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常态”及其创新［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第1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