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制度论文十篇

海关制度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海关;和解制度 论文论文摘要：新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对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的和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就和解制度适用对象而言，在未涉及专利权时，在海关的两种执法模式下该制度都可适用。但在涉及专利权时，权利人只能在依申请保护模式下和收发货人达成和解。和解制度有四种具体适用情形:依职权和依申请模式下的和解、认定侵权后放弃追究侵权人责任的和解和对侵权货物追认授权的和解。在和解制度实施过程中要正确处理行政保护与和解的关系、正确把握和解的行使时间、正确行使和解程序、和解案件性质上不涉及刑事犯罪。 2009年7月1日，海关总署第184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正式施行。与海关总署114号令相比，184号令更加顺应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在立法宗旨方面更倾向于尊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注重权利人与收发货人的利益平衡，赋予权利人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184号令第27条第3款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与收发货人就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达成协议，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协议，要求海关解除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除认为涉嫌构成犯罪外，可以终止调查。” 尽管我国确立了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的和解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基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一制度所涉相关问题加以剖析，以期对完善该制度有所裨益。 一、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和解制度所涉理论问题 (一)和解制度与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模式的关系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执法)主要有依申请保护和依职权保护两种模式。依申请保护，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涉嫌侵权的货物向该货物进出境的海关依法提出申请并向海关提交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海关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对涉嫌侵权的货物采取扣留措施。依申请保护属于事后保护，是在权利人提出申请后，海关对涉嫌侵权的货物进行扣留，但不对货物的侵权状况进行调查。依职权保护，是海关在对进出口货物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现涉嫌侵权的货物时，依职权主动中止放行货物并采取调查处理措施的保护措施。以职权保护属于事前保护，一般是海关对涉嫌侵权货物中止放行后，再向权利人发出书面通知让其确认是否侵权。当然，依职权保护是以权利人在海关总署备案为前提，而且海关在调查结束后必须做出侵权与否或者无法判定的判断。 由于和解制度规定在184号令的第四章(依职权调查处理)中，可以认为我国是将这一制度置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执法模式下的。但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和解制度仅可以发生在依职权保护的执法模式下。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私权一般指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权利，它与公权相对应，具有私人(个人)性质，它涵盖了一切不为法律明文禁止的个人行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和解制度正是产生于尊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注重权利人与收发货人的利益平衡这一背景下，因而在依申请保护的执法模式下，也应允许和解的存在。 (二)和解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界定 按照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传统理解，其范围一般是指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但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的规定，海关应当按照或者参照相关条例对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实施保护，184号令增加了有关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的规定。 基于此，我国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和解制度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客体除了包括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外，还应包括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的专有权。 (三)和解制度中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界定 作为和解制度中最关键的权利主体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其内涵和范围在184号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184号令第3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及其人(以下统称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即将进出口的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根据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显然，该条只是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本人及其人，并没有对权利人的具体范围进行明确。另外，现行的其他海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对此问题也都没有直接规定。笔者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是海关所保护的知识产权客体的权利人，只有他们才可以向海关申请备案保护。根据上述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定，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商标注册人、专利权人、著作权人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人、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人以及他们的人。 二、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的和解制度的适用对象 如上所述，在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就保护的客体而言，无论是在依申请保护还是依职权保护中，我国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是不加区分的。而欧盟及美国等国则是针对不同对象加以保护。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的和解制度不能对所有情形都一概适用，而应针对不同适用对象分别进行。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涉及专利权的情形 由于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的专有权的专业性、技术性稍弱，海关执法人员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依职权介人和解制度中也可以利用相关知识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所以笔者认为，在未涉及专利权时，和解制度在依申请保护和依职权保护两种执法模式下都可以适用。 (二)对于涉及专利权的情形 由于专利权的技术含量较高，在海关运用知识产权主动保护的几率几乎为零。据统计，在我国2007年查获的侵权商品中，侵犯专利权的商品3621340件，占查获侵权商品总数小于1%，价值达11782064元，只占全部案值的2% o此外，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将海关运用知识产权主动保护专利权排除在外。因此，笔者建议，对此应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将其排除出海关依职权保护的范畴，直接由权利人进人司法程序加以维权。在此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只能在依申请保护模式下和收发货人达成和解协议。 三、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和解制度的具体适用情形及规制 (一)适用和解的具体情形 1.依申请保护模式下，知识产权权利人与收发货人通过和解而不向海关提出保护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权利人发现即将进出境的涉嫌侵权货物，可提出保护申请，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未提供担保的，海关不得扣留货物。可见，《条例》既赋予了权利人依法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权利，也赋予了权利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保护的权利。因此，有可能出现权利人在发现即将进出境的涉嫌侵权货物后，与收发货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不提出保护申请的情况。 2.依职权保护模式下，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并书面通知权利人后，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或者不提供担保的，海关不得扣留货物。此种情况类似于上述依申请保护模式，因此，也有可能出现权利人接到海关关于发现侵权嫌疑货物的书面通知后，与收发货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 3.权利人认定侵权后放弃追究侵权人的责任。权利人一方面确认货物侵权，另一方面与收发货人和解，放弃追究侵权人的责任。 4.权利人对侵权货物追认授权。权利人对侵权货物追认授权，使原本的侵权货物变成合法授权货物。 所以，笔者认为，虽然和解制度是规定在“依职权调查处理”一章中，但在上述四种情形下都可适用和解制度。 (二)对和解适用的法律规制 184号令中只是规定了允许当事人和解，但未明确如何对和解适用具体情形进行规制，笔者从上述四种情况出发，提出如下对和解适用进行规制的观点。 1.对于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就一般情况而言，是否进行边境保护由权利人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这是“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必然要求。但是，对于损害公共利益、人身安全和国家对外贸易秩序等方面的进出口侵权货物，任其出人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此时应允许海关在权利人没有提出保护申请情况下进行自动保护，赋予海关对货物进行主动扣留并开展侵权调查的权力。 2.针对上述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权利人已经认 定了侵权行为，所以即使当事人达成和解、权利人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也不会影响海关追究收发货人的行政违法责任。 3.针对上述第四种情况，从民事权利的运用角度出发，权利人追认授权并无不妥，且效力也可溯及既往。而且现阶段的许多案件之所以会被认定为侵权，是因为已经取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的收发货人未履行相应手续或未与知识产权权利人沟通好所致。笔者认为，因追认授权而获得“合法身份”通关的货物，原则上应承认其追认效力，同时海关应谨慎处理，综合考虑货物的实际状况、权利人的权利行使状况、追认授权的目的、获得追认授权的货物进出口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撤销追认。因此，在处理追认授权问题时，应限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既要考虑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照顾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中实施和解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行政保护与和解的关系，维护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私权，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允许双方当事人和解是尊重其私权属性的表现。但知识产权毕竟不同于物权、债权等传统意义上的私权，它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才可获得，在使用和许可过程中都需要公权力的介人，所以带有强烈的公权色彩。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就是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来达到维护权利人合法私权的制度，行政处罚是其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手段。因此，在和解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能颠倒行政保护与和解的主次关系，只能将和解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处理特殊情况的制度来对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将和解作为选择性的程序，而非处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二是严格把握启动和解程序的条件，笔者认为权利人和收发货人都有权提出和解，且达成协议后，须经海关审核同意才可执行;三是和解不影响行政保护的实施，行政保护过程中的调查期限不因和解而中止，若在期限内不能完成和解，则仍由海关做出认定和处理，其认定和处理的结果不因和解的实施而改变。 (二)正确把握和解的行使时间 184号令未对和解的行使时间做出规定，笔者认为，既然法律允许当事人之间和解，在刑事案件的范围外，海关应采纳宽泛的立法态度，自权利人和收发货人接到海关扣留通知之日起至海关法定调查期限终止之日止，都应允许当事人之间和解。一旦双方达成和解，海关对涉嫌侵权货物的调查、认定、处置、处罚等一系列执法环节将被省略，必然节约海关行政资源，降低执法成本，达到行政资源优化分配的目标，实现海关、双方当事人的“三赢”。 (三)正确行使和解程序 184号令中规定的和解并不同于民事调解，民事调解中一般来说法院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和解制度是平等双方当事人在海关行政干预外经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因此，笔者认为，在施行该制度时应坚持简化程序，减少行政干预的原则。 1.不要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司法原则。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海关经调查后，只要没有涉及犯罪，就不必为和解结果提供事实认定。 2.海关应当在和解中保持中立，仅需保证双方能有通顺的沟通即可，不需为和解的达成或破裂提供意见，更不能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左右和解的结果。 3.不授予和解双方以反悔权。一旦和解正式达成，海关即应终止行政保护程序，双方当事人都不得因反悔而申请继续原先的行政保护程序。 4.海关不对和解协议的实施负责，和解协议仅具备民事协议的性质。184号令没有赋予海关保障民事协议履行的职责，因此，在和解制度中没有设置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而一旦双方因履约问题产生纠纷，需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 (四)和解案件性质上不涉及刑事犯罪 知识产权的使用和许可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公序良俗和国家对外贸易秩序，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有公权色彩。虽然我国现已允许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发货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海关也要经过调查，只要有构成刑事犯罪之可能的，海关就不会赋予当事人和解的权利。因此当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知识产权且构成犯罪时，海关边境执法等公权力就必须介入，不允许当事人和解而逃避责任。 此外，27条中规定“海关可以中止调查”，是授权性规范表述，这表明法律赋予了海 关在处理此类情况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海关调查发现涉嫌侵权货物影响恶劣，侵权货物进出口将损害国家对外贸易秩序等情况时，即使当事人达成了协议，海关仍然可以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论做出相应的行政决定

海关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 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使“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备受关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对软实力的阐释：“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1]，从而使“文化”与“政治、外交”并列，构成软实力的三大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也因此获得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的定义[2]。约瑟夫·奈的这一概念是针对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衰落论所提出的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在缺乏对宏观理论进行精细研究的能力时，需要通过中层理论的研究实现“文化软实力”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衔接。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成为学界各领域争相研究的主题，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从区域这一中层领域来诠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文化软实力上承国家文化软实力，下接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发展，是对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表述，体现了国内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

不同地域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任务。近年来，山东面向海洋，积极拓宽新的发展思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海上山东”，到“东西结合、共同发展”、“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五大板块”、“一体两翼”，直到现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获批，山东半岛的海洋战略取得了丰厚的成就。[3]但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意识薄弱、海洋人才缺失、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制约了山东迈向海洋的步伐。对如何加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实现山东半岛蓝色辉煌的必由之路。

2、海洋文化软实力概念与特征

2.1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目前为止，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尚未获得完全定义。新概念的产生要基于与其相关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这里的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海洋软实力、海洋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三项。

首先，海洋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作为以海洋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包括与海洋相关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但它与海洋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海洋软实力虽然在文化之外还包括了政治、外交等内涵，但这些软实力的形成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海洋文化软实力虽然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但其海洋文化的内涵通常也与海洋发展战略中所蕴含着政治理念、外交政策息息相关。可以说，海洋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软实力提升的必要手段。

其次，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由物质、制度与观念组成[4]，相应地，海洋文化则由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层面组成，海洋文化软实力也可从物质、观念、制度这三个层次进行把握。具体来说，海洋物质文化是人们认识、开发、保护海洋能力和活动的物质体现，而物质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种物质产品中涉海技能、知识、愿望的凝聚、体现和寄托的程度，是对海洋物质文化产品进行生产的能力；海洋观念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海洋的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而观念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一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海洋制度文化包括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明文典范规则等，而制度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关注对涉海行为活动的结构和规则加以确定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果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实践特点的体现程度、与其他文化的整合能力。因此，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文化在凝聚力、影响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再次，文化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文化软实力作为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显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但两者的属性和特性依然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从战略层面来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关于文化资源使用、配置的基本思路与决策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隶属海洋发展战略，是其中关于海洋文化发展事业的部分；其次，从涉及区域来看，文化软实力涉及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关系到所有文化事业相关群体，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主要与涉海活动群体及涉海地区的相关群体有关；再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文化软实力立足本土，通过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进行内在价值的提炼来发挥其影响，而海洋文化软实力由于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影响更多地直接体现在与异文化的对接、交流过程中。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这一专门领域的文化软实力，但海洋在当今时代的战略意义及其固有属性使得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别于文化软实力的其他专门领域。

由此可知，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以海洋事业的发展为依托，以涉海活动、涉海群体及涉海地区的文化价值的提炼所带来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发挥为目的所形成的国家软实力，是物质、观念和制度三个层面在海洋文化凝聚力、传播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2.2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特点

海关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Arcgis 海域使用论证 利益相关者 叠置关系图

中图分类号：P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在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其核心部分之一。在海洋资源开发中，一种资源的开发可能影响到另外一种或多种海洋开发活动，另外新建项目也可能会引起与周边原有和已经规划的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产生[1]。因此，明确界定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并分析项目用海对其影响，是整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海域使用论证可行性结论。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能较为明确、清晰地显示项目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而能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可信度。

目前，笔者已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海域使用论证项目，在以往对海域使用论证利益相关者叠置图绘制过程中，仅仅用Autocad软件依据海岸线图层、宗海图图层，对照卫星图片显示构筑物，勾绘出利益相关者，由此，只能显示利益相关者的大致位置和关系，对于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只是定性分析，未能在图上显示。

Arcgis具有强大的地理空间分析、图形配准、线性定义、面积量算、地图表达、制图输出等功能。利用Arcgis这些功能可以比较直观、快捷地获取项目用海区域位置信息、利益相关者地理信息、彼此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范围程度等，通过这些关键信息分析，可以方便地界定利益相关者，从而能强化利益相关者分析内容。

1 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要素分析

底图 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如1：50000数字底图），或采用项目所在区域的海图。

开发利用现状 可采用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中显示的用海现状，并从项目用海区当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借阅周边最新的用海现状材料（海域使用权证），同时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的构筑物现状。

宗海图 直接引用宗海图绘制人员所绘制的宗海图。

资源环境影响范围 引用数模专项人员针对项目用海所做的数模扩散范围（悬沙扩散、溢油扩散等）进行叠加。

关系 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用海现状的距离，影响范围。

2 Arcgis在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应用

针对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所需的组成要素，arcgis能利用配准功能、空间分析功能、线性定义等完成该图的制作。

2.1 底图的形成

底图如果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arcgis能直接导入使用，并显示相关地名信息。如果是要采用区域海图，可利用arcgis的“Georeferencing”工具结合“四点法”（四个已知坐标的控制点）对海图进行配准[3]，一般配准海图都采用该方法，但如果要求是WGS-84坐标系的话，就需要对控制点坐标转换。而现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所涉及的图件一般都是WGS-84坐标系的[2]，由此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利用arcgis先导入数字底图中的岸线图层，结合“Layer”工具条中的“Shift”、“Scale”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重合，再使用“Add Control Points”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中的岸线重叠，最后用“Georeferencing”进行校正完成配准。

2.2 开发利用现状的导入

首先，Arcgis导入的数字地图中已经显示部分的开发利用现状；其次根据收集到的最新的周边用海现状（海域使用权证），将海域使用权证上的宗海图坐标点导入arcgis中后绘制出用海范围，如果坐标不是WGS-84坐标系的，同样需要先进行坐标转换；最后如果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海区还有其他构筑用用海现状，可同样采用上述“岸线配准法”配准卫星图片，再绘制出构筑物用海范围。

2.3 宗海图及资源环境影响范围的显示

项目用海的宗海图图层由海域使用论证宗海图绘制人员绘制形成，arcgis直接导入宗海图图层。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包括项目用海产生的悬浮物扩散范围、溢油范围等，根据数模计算人员所做的悬浮物、溢油数模扩散模型范围数据点，利用acrgis的空间分析功能“Spatial Analyst”中的“Kriging”形成悬浮物、溢油等扩散范围。

2.4 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显示

经过上述步骤，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已经显示了项目用海范围、周边开发利用现状位置及范围、项目产生的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区域地理位置信息（数字底图或海图）等。现利用arcgis中的“ArcCatalog”功能建立“line features”，绘制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距离。最后利用arcgis形成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坐标系等最终形成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

3 结论

利用arcgis的地理空间分析、配准功能、地图表达等功能准确、完整地绘制了海域使用论证的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清晰地显示了用海项目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的关系、影响范围和程度，能较为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的可信度，最终也提高了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Z].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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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e 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 R.Clark，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 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海关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控制权获取 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 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 （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 o m e s-C a s s e r e 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 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Teng （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 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 i 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 & Gray，1994；Pfeffer& 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 &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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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 研究生培养 全过程管理 质量保障体系

研究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及创新型人才的主要资源，其培养质量是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科研能力水平及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培养类型日益丰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各高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2016年3月，河海大学全日制在校研究生10268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811人，博士研究生2457人；非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4042人。本文针对河海大学研究生全过程培养管理实践，通过搭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从运行、监督、反馈等方面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一、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的总体框架

按照系统论和协同论的观点，结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是指为保障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不同主体（包括学校、相关学院、相关管理部门、导师、任课老师等）作用于核心对象（研究生）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相互协调运转而形成的管理方式。根据系统内部主体的相互关系，将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构架分为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三个子机制和运行机制，从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及相关教育创新计划等方面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监督机制是指依据研究生培养的相关制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督导专家等相关主体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反馈机制是针对研究生在校培养及职业发展等具体情况，对不同主体进行信息跟踪并收集反馈意见。根据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建立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组成结构见下图。

图 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组成结构

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运行实践

1.执行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全过程管理。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河海大学紧跟国家研究生教育趋势和要求夯实学生知识体系，围绕“水利特色，世界一流”的目标，完善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坚持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和内涵式发展为引领，体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研究生培养的区别，强化全过程培养链管理，实现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制订并实施了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包括博士、学术型硕士、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建设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规范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明确提出课程学习、文献阅读、开题、预答辩、答辩、毕业等每个环节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具体执行环节和内容如下表：

表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的执行环节

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非学位课程细化为公共课程及人文素养、工程素养、职业素养课程几个模块；实践环节从原培养方案的6学分增加到10学分，并且明确顶岗实践的具体要求包括工程认知、实践专题研究、工程案例比较、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实践交流能力。

2.深化课程建设内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优化课程设置，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注重学术学位课程的前沿性，强化科学方法训练和学术素养培养，改革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推进与国际高水平学者共建的研究生课程，打造研究生精品课程和教材，按照大讲堂的思路开设博导讲座，将综合素质课作为硕士研究生的非学位必修课程列入培养方案，融合本校研究生和留学研究生课堂教学等教学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注重提升实践和创新能力，改革专业学位教学内容和方式，加强案例教学，将职业资格考试相关科目融入新的培养方案选修课程。

3.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建设国家研究生创新中心。河海大学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大力支持下，以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机制为先导，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水问题及西部水电开发中重大工程建设，先后建设“长江黄河研究生培养基地”（2003年）、“西部水电开发研究生培养基地”（2004年）和“际水利土木环境研究生培养基地”（2006年），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水利水电建设高层次创新人才。

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河海大学聘请海内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开设了不同学科的前沿课程，成功举办了“2004年全国水利、环境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2009年‘环境变化与水文过程’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2012年‘港口、航道、海岸与海洋工程科学前沿和技术创新’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2013年‘岩土工程与结构安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2014年‘水利水电工程科学前沿与技术创新’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2015年‘水文学及水资源科学前沿’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及“2015年长三角‘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研究生论坛”，充分发挥了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优化了研究生知识结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监督机制

1.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动态监控培养过程，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河海大学按照42个一级学科和12个专业学位类别，分别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培养标准和方案、建设课程体系、开展质量评价等，改革评价监督机制，加强培养过程的质量管理。

2.实行研究生培养督导制度。

加强对培养质量的监督与指导，完善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机制，聘请20位治学严谨、经验丰富、有较强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专家为学校研究生培养督导专家，成立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专家工作小组。印制督导工作手册，明确督导主要工作内容：抽查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学位论文计划与选题、文献阅读报告，巡视与监督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评阅和答辩等各个环节，检查与评价教学质量及相关软硬件配套。定期召开督导专家会议，反馈研究生培养的整体情况与建议，举办研究生座谈会，调查了解研究生的知识体系与培养目标的适应情况。

3.加大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力度。

强化学位论文抽检和盲评，实行国家、江苏省和学校三级学位论文抽检制度，制定《河海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河海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目前，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在申请答辩之前，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组织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网上评审，实行全覆盖双盲评抽检评议；硕士研究生在申请答辩之前，学位论文交由研究生院质量与监控办公室实施抽检，并送至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评议，同时学院采用抽检和全盲评方式对其进行评议，评审专家按照不同学位类型的要求对论文提出评议意见，严把出口标准，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

4.健全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机制。

完善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和答辩后修改等制度，严格答辩委员会和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在各个环节的职责。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示范答辩工作，组织博士、硕士进行公开答辩，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头效应，在学生中凸显榜样的力量，强化学位授予单位、导师、研究生的质量意识，加强学位授予管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四、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反馈机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与研究生培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河海大学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例如研究生慕课课程、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盲审系统的开发使用等。通过分析研究生线上学习、论文评审和情况、研究生选课情况的数据等，建立研究生培养管理过程在线反馈机制。同时，发现并搜集反映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运行状态和存在问题的状态数据，加强基于数据进行教学改革和培养方案调整的目的性，从过程上建立质量反馈机制。

同时，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从结果上完善外部评价体系。河海大学主要通过深化全过程培养和质量监控，做好在校生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培养质量反馈，改革评价监督机制。建立毕业生发展质量跟踪调查和反馈制度，按学科、专业邀请用人单位和社会机构参与毕业生跟踪调查，分别就课程体系、毕业生竞争力、岗位适应能力、专业能力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开展人才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分析，充分发挥联合培养校企和基地作用，形成培养质量反馈渠道，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这项工作是学校研究生教育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

河海大学全方位管理取得实效，2013年至2015年，河海大学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1项、江苏省2015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3项、“2014年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五、结语

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涉及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主要由运行、监督、反馈三个子机制构成，其实质是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中建立质量保障系统和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深化课程建设、实施教育创新计划以确立质量运行机制，依照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相关规定、教育教学督导制度，加强学位论文与论文答辩的监控，根据在校生、毕业生跟踪调查情况及用人单位、社会机构的反馈意见以完善运行质量反馈机制。通过持续深化和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构建具有河海大学培养特色的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从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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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声场模型，简正波，水声学

 

1.引言

从不同的物理角度看待波动方程，可以建立不同的声场模型，对应不同的数值解算方法。随着波传播理论的发展，海洋声学领域中的多种数值模型应运而生。根据不同的声场模型选择不同的声场计算理论是提高声场计算精度和计算速度的重要方法之一。现有的声传播模型大致可分为简正波模型、射线理论模型、抛物方程模型、快速场模型和多途展开模型。这些模型是水声学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其中，简正波模型是比较经典的声场模型，它具有模型精度高，物理意义明确的优点，目前广泛应用于水声学研究。

2.简正波模型原理[1]

简正波模型假设声场环境与距离无关，然后利用分离变量法求解波动方程。首先把海洋看作硬质海底，水深为常数的水层。声速c(z)与介质密度r(z)是与深度有关的函数。点声源位于zs处，这样声场应满足非齐次赫姆赫兹方程，由于是圆柱对称的，非齐次方程可写为：

（1）

带入边界条件后，可以解出在远场条件下，声压场可以表示为

（2）

式中: kn为第n号简正波的波数，βn为简正波的指数衰减因子，un(z)为正交归一的本征函数，r为声源距离，z，zs分别为接收水听器和声源深度，w为声源角频率。简正波解是波动方程精确的积分解，它是用简正波(特征函数)来描述声传播，每一个特征函数都是波动方程的一个解，把简正波迭加起来，以满足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就得到简正波解。

3.基于简正波模型的计算程序――KRAKEN程序[2]

简正波模型的精确解很难得到，目前工程上常用数值解法得到简正波模型的解。目前，基于简正波理论的声场计算软件有KRAKEN，SNAP，SNAPRD和ORCA，但是还没有能够快速解算三维声场的理论模型。下面介绍常用的一种简正波计算程序――KRAKEN程序。

KRAKEN是在直角坐标系和柱面坐标系下处理径向相关问题的简正波程序，其中与径向相关的解采用绝热耦合简正波方法给出。KRAKEN程序可以自由选择绝对软、绝对硬、均匀半空间等边界条件，能够处理分层介质环境，考虑了界面的粗糙度和弹性介质的情况，并可计算表面和底部平面反射系数。求特征值的方法有效的保证收敛。，水声学。

KRAKEN程序实际是由很多子程序组成，不同子程序完成不同的任务。按其功能主要完成下面3个任务：

（1）模式计算

模式计算程序包括KRAKEN、KRAKENC及KRAKENL，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只要选择其中一个。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读入环境文件（ENVFIL），计算出各阶简正波的波数，相速度以及深度方向的声场值等，并且存入到MODFIL和SHDFIL中。

（2）声场计算

FIELD：计算水平方向上各点的声场值。对于环境与距离有关的问题采用绝热近似或单向耦合模式。

FIELD3D：使用绝热近似理论计算三维可变环境问题的声场。需要输入一个附加的海底环境参数文件FLPFIL。，水声学。

（3）绘图程序

PLOTSSP:绘制对应声场环境的声速剖面图。

PLOTMODE:绘制计算出的各阶简正波模式。

PLOTTTLT:绘制某一确定深度上沿水平方向的传播损失。

PLOTTLD：绘制某一确定距离上沿着深度方向的传播损失。

POTFIELD：采用直角或极坐标绘制二维声场传播损失图。

PLOTXYZ:绘制声线图。

4.数值仿真

声场计算是水声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水声学。下面分别给出几个典型的海洋声场环境，生成环境文件然后利用KRAKEN程序计算出海水声场的分布，并分析计算的结果。

假设某海水声场海深2000米，海面是绝对软边界，沉积层厚度为200米，海底是硬质海底。海水中声速、沉积层声速以及密度已知，声源位于440米处，声源频率50Hz。

利用生成的环境文件，用KRAKEN程序计算生成模式文件MODFIL，用模式绘图程序PLOTMOD将该声场的简正波模式绘制出来，如图所示。图1是第1、2、10阶简正波幅度随深度分布图，图2为所有的简正波模式，共有21阶。

图1 频率50Hz时第1、2、10阶简正波模式

图2 频率50Hz简正波模式分布图

利用计算出的模式文件和生成的FLP文件就可以将上述海洋环境下的声场分布绘制出来，如图3所示。由图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混合层声道，声波能量集中在声源深度440米的一个声道层内，这一仿真结果和声速梯度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图3 声场分布图

5.结束语

简正波模型虽然精度较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当简正波阶数较多时，简正波计算量增大，因此简正波不适合处理高频深海问题，而适合低频远距离求解，能够给出声场严格的解析解。，水声学。第二，求解宽带信号或脉冲信号时，简正波理论只能进行逐个频率单独计算再叠加合成，计算量很大。，水声学。第三，对于非水平分层介质问题，对海底地形、声速、密度等海洋环境参数变化剧烈的传播问题只能用耦合简正波方法，但其计算量非常巨大，对于实际应用是不可取的，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理论计算，作为检验其它方法的标准。，水声学。第四，本征方程的求解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研究表明，只有几种特定的介质情况能够获得本征方程的严格的解析解，而在绝大多数海洋环境中只能通过数值近似方法求解。这些近似方法有WKB近似[3]、WKBJ近似、WKBZ近似等。由于这些原因，简正波模型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受到限制，目前国内外学者正致力于研究快速精确的声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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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海洋产业关联；海洋产业结构；综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海洋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并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国内学者主要就海洋经济理论和海洋产业结构理论成果进行了综述，极少涉及国外研究成果（乔翔，2007；张金珍、张敏新，2010）。

本文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海洋产业关联与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评述。

1 海洋产业关联研究

国外关于海洋产业关联的研究不多，更侧重于研究某一具体海洋产业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Briggs等（1982）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了海洋渔业的发展。Jin等（2003）构建了海岸带经济的投入产出模型，并用1981年至1991年的渔业相关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还与Managi等（2005）借助墨西哥湾的相关数据，测度出技术进步对石油开采的影响系数。Herrera（2004）研究了海洋生态旅游与国际贸易、商业捕鱼、商业捕鲸等相关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Kwaka（2005）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探讨了海洋产业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表明韩国海洋产业存在着前向、后向产业关联以及对生产的拉动效应。

从国内相关研究看，学者们多从产业层面研究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以及海洋产业之间的关联。王海英、栾维新（2002）从生态系统联系、空间依赖性、技术依赖性、开发的强相关性等方面进行了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间的相关性分析。综合运用了灰色关联、结构分析、相关分析、贡献率分析等多种方法，宋薇（2002）对海陆产业子系统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于谨凯、曹艳乔（2007）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基础上，结合海洋产业关联的特点，建立了海洋产业关联的一般模型、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关联、海洋三次产业关联的模型。

关于海洋产业之间的关联，国内学者多用统计计量方法测度海洋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叶持跃（1999）建立灰色关联度动态分析模型，并用其对各主要产业间关系展开动态关联分析。许长新等（2002）借助产业关联参数分析海洋产业的关联性， 并就江苏海洋产业关联性展开了实证分析。姜国建等（2006）描述了海洋生物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张燕（2009）构建了海洋产业综合实力、海洋产业结构转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3个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法，评价沿海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协调度， 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海洋经济综合实力三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吴明忠（2009）借助海洋经济推动力系数以及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指标， 研究了江苏海洋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程度。韩立民等（2010）以海洋服务业增加值和海洋服务业内部三个行业作为参考序列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中国海洋服务业经济内部的优势产业依次为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张丹（2011）利用灰色模型比较了辽宁省各海洋产业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关联度，研究表明各海洋产业中对辽宁省海洋总值贡献率最为突出的是海洋渔业和海洋船舶工业。总体上看，海洋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较多关注海洋产业间关联模型的构建和关联程度的定量测度，对海洋产业间相互关联和融合的机制分析较少。

2 海洋产业结构研究

2.1 海洋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关于海洋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学者们比较认同海洋产业的演变和发展基本遵循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为主导， 再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动态演变规律（张静等，2006；陈可文，2008）。关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曹忠祥（2006）揭示了其一般的演进规律：以海洋运输、海洋水产、海盐等传统产业为支柱的起步阶段；逐步转变为以海洋石油、海上矿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船舶等海洋第二产业为发展重点的高速发展阶段；以海洋运输、海洋信息、技术服务、滨海及海岛旅游等海洋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高级化阶段， 即海洋经济的“服务化”阶段。

2.2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则及政策建议

国内学者比较认同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经济效益、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和环境以及综合效益等原则，认为海洋产业结构趋于协调是海洋产业未来优化升级的方向， 应该在协调化的基础上凭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和加速海洋产业升级（徐质斌等，2003；陈可文，2003；李宜良，2009）。关于海洋产业优化升级应采取的措施，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较少。Smith和Lalwani（1999）分析了英国海洋知识产业――海洋培训、研究及教育业的发展及其管理对提升传统海洋产业的影响。Doloreux和Melanc-on（2009）分析了海洋科技行业中创新支持机构的运作协调机制以及其技术及标准化服务在加拿大魁北克沿海地区的商业化及应用。国内学者则比较认同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并加快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和成长、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组建大型海洋产业集团、加强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等政策（陈可文，2003；李宜良等，2009）。此外，关于海洋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海洋服务业的作用，黄蔚艳（2009）从系统功能角度，提出构建由基础系统和管理系统构成的现代海洋产业服务体系。吕惠明（2011）认为对区域海洋服务业进行定位，选择适当的主导服务业，须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在原有基础上稳步摸索，综合考虑各项因素。

2.3 海洋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关于影响海洋产业结构的因素，学者们较多利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周洪军等（2005）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及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影响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关因素，找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海洋产业的相关对策。周罡（2006）通过研究发现海洋主导产业的选择、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海洋环境资源的制约是影响海洋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马洪芹（2007）分析得出金融抑制是影响我国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因素，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才是适应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发展模式。姜军（2007）提出产业结构的不同是导致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通过构建熵、产业变动率、海岸线的经济集中度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四个指标，把我国沿海的11个省市划分为四类。张耀光等（2010）通过锡尔熵指数、变差系数等定量方法，分析了海岸带利用的结构和海洋经济区域间的差异，研究表明资源条件、区位状况、环境影响、开发历史、发展战略是辽宁省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

2.4 海洋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及预测

关于海洋产业评价的指标及模型，董永虹（2002）以宁波地区为例，采用灰色线性规划方法，建立了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模型。王永生（2004）提出了我国海洋产业评价的一系列指标，并进行了测算分析。刘洋等（2005）利用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拟合建立模型，为优化海洋三大产业结构提供了数学模型支持。

关于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整体评价，郭越（2004）分析了全国产业与我国海洋产业的异同，以及海洋三次产业、海洋第二产业各部门、各海洋产业间的相互关系。吴凯等（2006）构建了模拟模型，估算出2005-2020年间我国海洋三次产业的比重和海洋产业的年增长率。赵昕等（2006）通过标准结构方法，测度并评价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结果表明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基本处于合理水平。关于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及预测，学者们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经过了海洋产业恢复发展期、曲折前行期和大发展三个时期（姜旭朝等，2009），并对我国未来的海洋产业结构演变阶段进行了预测（刘明，2010），提出各个阶段海洋产业的发展重点与区域发展模式（张耀光，1995；王海英，1998），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王海英，2002）。

关于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评价，韩增林等（2007）从静态、动态及结构效益等角度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辽宁海洋产业结构层次偏低，调整速度较慢，增长稳定性较全国平均水平偏低， 海洋产业仍处于初级不稳定发展阶段。黄瑞芬等（2008）通过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霍夫曼系数等指标，分析并比较了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结构，给出了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翟仁祥等（2010）构建了产业结构熵指数、产业结构变动幅度K值等指标，分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和海洋产业部门结构两个层次，定量测度出江苏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方向及效率。学者们还具体分析了辽宁省、环渤海地区、湛江市的海洋产业结构（纪建悦等，2007；等，2010；吴海燕等，2011）。

3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现有国内外研究分别运用产业关联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海洋产业的关联程度、结构演变的规律、特征及影响因素等。但深入分析海洋三次产业各自内部结构变动趋势或具体行业间关联机制和作用的成果较少。此外，目前海洋经济发展已进入“服务化”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海洋产业关联和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海洋服务业的作用，但对其作用的认识和研究并不深入。究竟海洋第三产业如何融入到海洋第一产业和海洋第二产业中，融入的模式与路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海洋第三产业促进海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优化升级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如何？如何建立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并评价其产生的绩效？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将为研究海洋产业关联和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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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批准号：13ZK0416）。

海关制度论文篇9

论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思想

经济全球化研究进展综述

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分析方法

从治理方式看我国未来机构投资者的制度创新

论企业公共关系促销策略

青岛海洋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论山东半岛区域旅游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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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审判中的当庭确证

“联合”的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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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对立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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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制度论文篇10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指明海洋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导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总方向.要建立海洋强国，海洋经济是基础和前提，而海运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海运业发展强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海运综合竞争力仍然相对较弱，处于发展低谷和调整期，与建设海运强国的目标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借助海洋强国战略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海运业，提升海运国际竞争力，将我国由一个海运大国转变为海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海运强国建设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不同角度单一方面探讨海运强国建设的内涵.在航运企业方面，PANAYIDES等和WEI等对航运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业绩进行探讨和分析.在海运政策方面，魏东和陈红彦认为应加强海运服务贸易方面的相关立法，推进海商海事法律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在海运安全方面，文华等建立海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张丽娜指出要加强国际合作，重构海运反恐立法格局.在海运人才方面，高飞和石淼探讨海运强国战略下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发展等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在海运竞争力方面，SUREZ等指出“金砖四国”海运实力增强，威胁传统海运强国地位；李晨等基于钻石模型中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海运环境保护方面，顾伟红分析海运温室气体减排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解析海运温室气体减排市场机制，建议市场机制的甄选以“共区”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VIANA等量化海上运输气体排放及其对沿海空气质量的影响.此外，也有少数学者从多角度分析海洋强国建设问题，如王杰综合考虑“软”“硬”两方面建立海运强国的考核指标，但只是理论分析，缺乏客观考核依据.可见目前仍没有具体、全面、客观的针对海运强国的评价体系，很难评价我国海运的发展现状.

本文结合海运强国建设的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提取海运强国建设初始指标池，组织专家访谈深入探讨海运强国建设影响因素，编制海运强国调查问卷，运用信度和效度分析最终确定海运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1编制海运强国调查问卷

目前，我国学者对海运强国评价体系研究还不充分，因而构建海运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和要求还不明确，而这些原则和要求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为此，本文特组织政府部门、海运企业、港口企业和海运院校相关人员进行两次集中讨论，设计调查问卷，并根据初始指标池中每项影响因素出现的频率，挑选出与海运强国最相关的32项，生成海运强国调查问卷.该问卷的评价项目见表1.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海运强国影响因素重要程度进行解释.本次问卷的积分采用利克特5级量表，其中：不重要取1；重要取3；非常重要取5；介于不重要与重要之间取2；介于重要与非常重要之间取4.本次共发放250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计217份，回收有效率为86.8%.

2海运强国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是验证调查问卷精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信度分析可以很好地识别那些与整个问卷关联性不大的项目，为进一步地修改问卷量表提供统计理论依据.效度分析显示问卷调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本文运用信度和效度分析对海运强国调查问卷进行研究，以调整问卷结构，提高问卷的可信度.

2.1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调查问卷的一致性程度或可靠性程度，最常用的内部信度系数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α），该系数是测量调查表内部信度的指标，该值越大，表明项目之间的一致性越强.一般认为Cronbach α在0.7～0.8之间表示信度相当好，在0.8～0.9之间表示信度非常好.此外，指标体系中指标是否值得保留，可以通过“删除该项后的 Cronbach α”（Alpha if Item Deleted）直观地得到，如果“删除该项后的 Cronbach α”大于Cronbach α，则说明删除该指标会使Cronbach α值上升，指标体系信度增加，因此应将该项删除.经统计，本调查问卷的Cronbach α为0.835，表明本调查问卷的信度非常好.指标体系各项目“删除该项后的Cronbach α”见表2.表2中X3，X5，X12，X18的值分别为0.842，0.843，0.837和0.841，都大于本调查问卷的Cronbach α，说明删除该指标会使Cronbach α上　2.2效度分析

效度即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测出所需测量事物的准确程度.效度是问卷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影响整个研究的价值.常用于调查问卷效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内容效度分析、准则效度分析和结构效度分析.

准则效度分析是根据已经确定的某种理论，选择一种指标或测量工具作为准则，分析问卷题项与准则的联系.若问卷题项与准则相关显著，或问卷题项对准则的不同取值、特性表现出显著差异，则该题项为有效题项.本次调查问卷是首创的，所以暂不作准则效度分析，仅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分析.

2.2.1内容效度分析

内容效度指所设计的题项能否代表所要测量的内容或主题.对内容效度常采用逻辑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逻辑分析一般由研究者或专家评判所选题项是否“看上去”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单项与总和相关分析法获得评价结果，即计算每个题项得分与题项总分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是否显著判断是否有效，相关系数越大，问卷的内容效度越高.本调查问卷各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458～0.663之间（见表3），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各项目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529.这表示该问卷的全部项目鉴别力很好，内容效度高.

2.2.2结构效度分析

结构效度指测量结果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最理想的结构效度分析方法是利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或整个问卷的结构效度.因子分析的主要功能是从量表的全部题项中提取一些公因子，各公因子分别与某一群特定变量高度关联，因此这些公因子可代表量表的基本结构.通 过因子分析可以考察问卷是否能够测量研究者设计问卷时假设的某种结构.

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测量KMO（KaiserMeyerOlkin）值，该值越大表示项目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调查问卷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KMO值为0.712，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的χ2值为537.989，且sig.值小于0.01，代表项目间存在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KMO检验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相关矩阵的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共提取公因子8个.依据公因子中各项目的含义，定义8个公因子分别为：海运业宏观发展环境、海运及其产业链发展、港口、海运船队、海运企业、人才与技术、法律法规和安全与保障.

3海洋强国评价指标的确立

以文献和专家访谈为基础，建立海运强国调查问卷，通过对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的分析，最终生成包含8维度、28个指标的海运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国家海运业宏观发展环境是建设海运强国的基础，强大的海运船队、现代化港口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海运企业是竞争力的核心，完善的支持保障系统、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以及公正的法制体系是引领性的主要支撑.  

（1）海运业宏观发展环境是建设海运强国的基础.建设海运强国需要国家综合国力的支撑，包括国家经济、政治和海军实力.综合国力是一国海运业在全球推进和强制执行相关标准的支撑，科学的税收政策是提升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的基础，强大的海军实力则是海运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2）海运及其产业链发展是海运业的直观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竞争时代，必须有效整合海运产业链（包括货主、航运、港口、造船、金融、教育等）各个要素，形成海运产业链互为需求、供给的互动机制，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水平，整体参与国际海运竞争，才能形成核心发展能力和持续创新动力.

（3）现代化的港口体系是海运的重要节点.要与其他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形成专业化运输系统，必须建设现代化港口体系，保证吞吐能力适度超前、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完善、信息畅通、安全高效以及环境友好，同时建设具有满足国防和战略运输物资需要、适应船舶大型化的深水码头，提高港口的国际竞争力.

（4）强大的海运船队是充分满足海上运输需要，有效保障重要物资海上运输的基本条件.为此，必须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保障以大宗散货、集装箱和滚装为代表的专业化运输船队结构合理，吨位规模位于世界前列.

（5）建立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海运企业品牌.实现国内大型海运企业和机构运营全球化，形成有实力、有规模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以大型港口城市为依托，形成航运要素集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6）重视高素质海运人才培养与海运技术发展，形成功能完善、具有规模的海运教育、培训和研发系统，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海运技术创新，建立海运信息服务平台，为海运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储备.

（7）建立公正的法制体系，形成与国际接轨、与国内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海运法规体系.建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规范执法系统和完善的执法监督机制.完善参与国际海运事务的机制，推进世界海运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建立.

（8）完善支持保障系统.降低海运事故率，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管理信息化、航测自动化、监控与搜救立体化的海上支持保障系统，使之具有较强的维护国家权益、履行国际公约和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4结束语

在文献回顾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编制海运强国调查问卷，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研究，确定包含海运业宏观发展环境、海运及其产业链发展、港口、海运船队、海运企业、人才与技术、法律法规和安全与保障等8个方面的海运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将调查问卷应用到海运强国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可以客观、全面、大规模调查海运强国影响因素，基于信度和效度的定量分析使该体系可靠、有效，各指标选择精当，可为今后海运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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