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十篇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1

第二条对渔业违法的行政处罚有以下种类：（一）罚款；(二）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渔具；（三）暂扣、吊销捕捞许可证等渔业证照；（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

第三条渔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从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减轻渔业违法行为后果的；（二）配合渔业执法部门查处渔业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有；（三）其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渔业行政处罚的。

第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从重处罚：（一）一年内渔业违法三次以上的；（二）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较重的；（三）渔业违法影响较大的；（四）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两项以上规定的；（五）逃避、抗拒检查的。

第五条本规定中需要处以罚款的计罚单位如下：（一）拖网、流刺网、钓钩等用船作业的，以单艘船计罚；（二）围网作业，以一个作业单位计罚；（三）定置作业，用船作业的以单艘船计罚，不用船作业的以一个作业单位计罚；（四）炸鱼、毒鱼、非法电力捕鱼和使用鱼鹰捕鱼的，用船作业的以单艘船计罚，不用船作业的以人计罚；（五）从事赶海、潜水等不用船作业的，以人计罚。

第六条依照《渔业法》第二十八条和《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鱼具、吊销捕捞许可证。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一）毒鱼、炸鱼的，在内陆水域，从轻处罚的处以二百元至三千元罚款，从重处罚的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在海洋，从轻处罚的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罚款，从重处罚的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二）敲（舟古）作业的，从轻处罚的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罚款，从重处罚的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三）未经批准使用电力捕鱼的，在内陆水域处二百元至一千元罚款；在海洋处五百元至三千元罚款。

（四）擅自捕捞国家规定禁止捕捞的珍贵、濒危水生动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执行。

（五）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不用船作业的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用船作业的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六）非法使用鱼鹰捕鱼的，处以五十元至二百元罚款。

（七）违反禁渔期（休渔期、保护期），禁渔区（休渔区、保护区）的规定进行捕捞的：1、在内陆水域，从轻处罚的处以五十元至三千元罚款，从重处罚的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2、在海洋，不用船作业的按内陆水域的规定处罚；用船作业的，按渔船主机功率处罚：主机功率（千瓦）从轻处罚（元）从重处罚（元）

不足14.7及非机动船500-30003000-1000014.7-不足147.1800-1000010000-20000147.1以上1000-2000020000-50000

（14.7千瓦=20马力；147.1=200马力）

第七条依照《渔业法》第二十九条和《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对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除责令当事人赔偿损失外，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依照《渔业法》第三十条和《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未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罚款按下列标准执行：（一）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以五十元至一百五十元罚款。

（二）内陆水域机动渔船和海洋非机动渔船和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三）海洋机动渔船，按主机功率处罚：主机功率（千瓦）从轻处罚（元）从重处罚（元）

不足14.7200-30003000-1000014.7-不足147.1500-1000010000-15000147.1以上1000-1500015000-20000（14.7千瓦=20马力；147.1=200马力）

许可证未经年审、未携带许可证、未按规定悬挂标志进行捕捞

的，按本条前款规定处罚。

第九条依照《渔业法》第三十一条和《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对有捕捞许可证的渔船违反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一）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以二十五元至五十元罚款。

（二）内陆水域机动渔船和海洋非机动渔船处以五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三）近海机动渔船处五十元至三千元罚款。

（四）外海渔船擅自进入近海捕捞的，从轻处罚的处三千元至一万元罚款，从重处罚的处以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

第十条依照《渔业法》第三十二条和《实施细则》第三十三第规定，对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以及涂改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并处罚款。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一）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对违法双方各处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二）涂改捕捞许可证的，处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第十一条违反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一）对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二）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第十二条捕捞国家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中未达到采捕标准的幼体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超比例部分幼体，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从重处罚的，可以没收渔获物。

第十三条违反《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擅自捕捞、收购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的，没收其苗种或怀卵亲体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渔业企业的渔船，违反《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近海捕捞的，依照《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三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八条规定，擅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依照《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令其离开或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

第十六条我国渔船违反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渔业条约和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可处以罚款。

第十七条违反《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在鱼、虾、贝、蟹幼苗的重点产区直接引水、用水的，未采取避开幼苗密集区、密集期或设置网栅等保护措施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依照《渔业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需处以罚款的，除按本规定罚款外，依照《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船长或者单位负责人可视情节另处一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第十九条凡无船名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而从事渔业活动的船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两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予以没收。凡未履行审批手续非法建造、改装的渔船，一律予以没收。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2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光，男，1959年2月10日出生，泰国人，居住泰国曼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

    二、 案件的基本事实

    1999年7月17日，上诉人陈少光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76航班从泰国抵中国汕头机场，随身携带人民币40万元，经中国汕头机场海关旅检大厅进境未进行申报，被被上诉人的查验关员查获并扣押该笔款项，同时开具了323785号海关扣留凭单。2000年4月26日，被上诉人作出汕关查2000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陈少光于1999年7月17日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GZ376航班从泰国抵汕头机场，进境时选择无申报通道，被海关从其随身携带的密码箱中查获人民币40万元整，其中39.4万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以上事实，有海关旅检现场查验记录、查问笔录、相片、海关扣留凭单等证据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二）项、第五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决定没收陈少光走私进境的人民币39.4万元。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海关总署）申请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陈少光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00年6月2日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 裁判情况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陈少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实施双通道制的监管场所进境携带国家有数量限制的人民币现钞超过海关规定的数量且数量显属较大未向海关申报在选择走无申报通道？又称绿色通道？时被查获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原告认为其没有走私的故意和实施走私行为没有走进绿色通道的意见缺乏事实根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采用邮寄方式送达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文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应提供送达回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规定计算确定没收原告走私人民币39.4万元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提出被告没收其人民币39.4万元没有法定依据和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判决维持海关的处罚决定。原告陈少光不服一审判决，向省法院提出上诉。省法院于2000年10月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三个法律问题。

    （一）关于上诉人携带40万元人民币进入无申报通道是否违法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规定》（以下简称《通关规定》）第七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所谓“无申报通道”，应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批准实施双通道制的海关监管场所，海关设置“申报”通道（又称红色通道）和“无申报通道”（又称绿色通道）供进出境旅客选择。除依规定必须向海关申报外的其他旅客，可不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直接选择无申报通道进出境。1993年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第43号令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规定，国家货币为限制进出境物品。《通关规定》第八条第（三）项规定，携带人民币现钞6000元以上或金银及其制品50克以上者，应向海关申报，并将申报单证交海关办理进境手续。本案中，上诉人携带超过限量的巨额人民币入境，依照规定应办理申报手续，但上诉人直接选择了无须办理申报手续的无申报通道入境，显然违反了上述《通关规定》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属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上述法规规定的走私行为，是正确的。

    （二）被上诉人的汕关查20009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部分没有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否属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处罚决定书要求列明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本案汕关查20009号处罚决定书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两条具体规定。一是第三条第？二？项：“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二是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三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适用法律显然是符合处罚法规定的。但处罚决定书没有引用海关总署令第43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第（一）项第4目认定人民币为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也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三）项认定陈少光超过6000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的法律事实，而直接陈述39.4万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属走私行为。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缺陷。但是否属法律适用错误？笔者认为，这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而是事实认定上的缺陷。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认定事实部分是否必须附加论述，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的规定来看，法律规范是证据的一种，应予列明。另外，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从依法行政的角度上，明确援引法律规定，增强文书的说理性，也是提高执法水平的客观要求。二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陈述事实时没有具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第（一）项第4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三）项，按照严格依法行政的要求，确有不完善之处，但适用的其他法律法规正确，不适用上述条款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处罚。这是准确的。

    （三）关于处罚决定书等文书的送达，没有附送达回证是否属处罚程序违法的问题。

    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是法院审查的一个主要内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送达处罚决定书，没有附送达回证属处罚程序违法，是没有依据的。关于处罚决定书的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本案上诉人是外国人，行政处罚决定书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邮寄送达附送达回证而是要求以回执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邮寄送达附送达回证，目的在于方便受送达人签收，作为送达凭证。本案被上诉人的告知书、处罚决定书均已邮寄给上诉人，上诉人亦已收到上述法律文书，送达的目的已达到。不附送达回证，并不产生未送达的法律后果，没有附送达回证不属处罚程序违法的问题。一、二审确定被诉的处罚行为程序合法是正确的。

    一、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光，男，1959年2月10日出生，泰国人，居住泰国曼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

    二、 案件的基本事实

    1999年7月17日，上诉人陈少光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76航班从泰国抵中国汕头机场，随身携带人民币40万元，经中国汕头机场海关旅检大厅进境未进行申报，被被上诉人的查验关员查获并扣押该笔款项，同时开具了323785号海关扣留凭单。2000年4月26日，被上诉人作出汕关查2000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陈少光于1999年7月17日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GZ376航班从泰国抵汕头机场，进境时选择无申报通道，被海关从其随身携带的密码箱中查获人民币40万元整，其中39.4万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以上事实，有海关旅检现场查验记录、查问笔录、相片、海关扣留凭单等证据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二）项、第五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决定没收陈少光走私进境的人民币39.4万元。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海关总署）申请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陈少光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00年6月2日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 裁判情况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陈少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实施双通道制的监管场所进境携带国家有数量限制的人民币现钞超过海关规定的数量且数量显属较大未向海关申报在选择走无申报通道？又称绿色通道？时被查获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原告认为其没有走私的故意和实施走私行为没有走进绿色通道的意见缺乏事实根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采用邮寄方式送达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文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应提供送达回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规定计算确定没收原告走私人民币39.4万元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提出被告没收其人民币39.4万元没有法定依据和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判决维持海关的处罚决定。原告陈少光不服一审判决，向省法院提出上诉。省法院于2000年10月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三个法律问题。

    （一）关于上诉人携带40万元人民币进入无申报通道是否违法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规定》（以下简称《通关规定》）第七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所谓“无申报通道”，应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批准实施双通道制的海关监管场所，海关设置“申报”通道（又称红色通道）和“无申报通道”（又称绿色通道）供进出境旅客选择。除依规定必须向海关申报外的其他旅客，可不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直接选择无申报通道进出境。1993年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第43号令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规定，国家货币为限制进出境物品。《通关规定》第八条第（三）项规定，携带人民币现钞6000元以上或金银及其制品50克以上者，应向海关申报，并将申报单证交海关办理进境手续。本案中，上诉人携带超过限量的巨额人民币入境，依照规定应办理申报手续，但上诉人直接选择了无须办理申报手续的无申报通道入境，显然违反了上述《通关规定》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属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上述法规规定的走私行为，是正确的。

    （二）被上诉人的汕关查20009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部分没有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否属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处罚决定书要求列明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本案汕关查20009号处罚决定书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两条具体规定。一是第三条第？二？项：“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二是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交纳关税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三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适用法律显然是符合处罚法规定的。但处罚决定书没有引用海关总署令第43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第（一）项第4目认定人民币为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也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三）项认定陈少光超过6000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的法律事实，而直接陈述39.4万元人民币没有向海关申报，属走私行为。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缺陷。但是否属法律适用错误？笔者认为，这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而是事实认定上的缺陷。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认定事实部分是否必须附加论述，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的规定来看，法律规范是证据的一种，应予列明。另外，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从依法行政的角度上，明确援引法律规定，增强文书的说理性，也是提高执法水平的客观要求。二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陈述事实时没有具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第（一）项第4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第八条（三）项，按照严格依法行政的要求，确有不完善之处，但适用的其他法律法规正确，不适用上述条款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处罚。这是准确的。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3

海事执法人员对该船实施现场安全检查，检查发现该船机舱内配备一台移动式潜水泵，并通过胶管连接机舱内的一条直通舷外的固定管路，涉嫌将机舱底积存的含油污水直接排放出舷外。执法人员对其《船舶油类记录簿》（机舱处所部分）做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船本航次从上海驶人天津途中，在威海对开一带海域存在一次舷外排放行为。于是，执法人员对其涉嫌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向海洋排施污染的行为进行深人调查取证，当事人也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教育后主动将设置在机舱内的潜水勇绍咎设备予以拆除，并修复了油水分离设备。最后，海事局以该船舶的排污行为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二条为由，依据《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该船罚款五万元整。

这一做法是否正确？该海事局对不在其辖区水域的违法排污行为是否享有管辖权？

分析意见

本案主要涉及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确定。所谓行政处罚的地域管辖，也称为行政处罚的区域管辖或属地管辖，是确定行政处罚主体之间依职权实施行政处罚的地域范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行政处罚法》确立了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的一般原则。对于何为“违法行为发生地”，《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海事行政处罚案件由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海事管理机构管辖，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款所称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初始发生地、过程经过地、结果发生地。”

行政主体实施处罚的前提是其享有相应的管辖权。具体到本案，xx海事局发现、xx船在威海对开一带海域违法排污并对其实施了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对地域管辖的规定，有权管辖的行政处罚主体是违法行为初始发生地、过程经过地、结果发生地的海事部门，但本案中违法排污行为发生在威海对开一带海域，x x船在广东水域并不存在任何违法排污行为，船舶在威海对开水域违法排污的结果也没有波及广东水域，只是在广东水域发现了船舶有上述违法行为而已。换言之，违法行为发现地的海事部门对不在本辖区水域发生的违法行为究竟有没有管辖权？

按照通说，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实施地和违法行为结果地，并不包括违法行为发现地。《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八十四条也没有明确将违法行为发现地包括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有除外条款的规定，即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另有确定地域管辖的其他原则，也可以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管辖权。但是，与船舶违法排污有关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没有明确规定违法行为发现地的海事管理机构享有处罚权，因此，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本案中的xx海事局不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应当移交给有管辖权的海事部门。

事实上，由于船舶流动性大，海事执法实践中经常发现有些船舶发生违法行为地，不在发现违法行为的海事部门本辖区内，如发现违法行为的海事部门对该违法行为不享有管辖权，不利于有效、及时查处违法现象。因此，在将来立法中确立地域管辖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到海事行政执法的特殊性，从提高执法效率和便民等因素出发，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立法的形式将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现地作为确定地域管辖的例外原则。

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条 （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任何船舶及相关作业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废弃物和压载水、船舶垃圾及其他有害物质。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船舶垃圾接收、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船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

（二）不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或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

……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4

[摘要] 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具体研究某一类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将更具有利于指导实践。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因此，本文对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加以深入探讨，按照遵循公平与效率的原则，研究如何运用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海事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价值体现；程序控制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惩处的权力。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制裁权，行政处罚权从法条中产生时起就带着自由裁量权的性质。“灵活掌握处罚是当代的进步，因为它把每个具体案件作为具体案件对待，给其以适当的处罚，立法机关所应做的是规定哪些行为应受惩罚，规定通常可以接受的惩罚极限，然后允许裁判机关决定给予每个具体违法者以恰如其分的处罚”。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要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在法定裁量权限内，自行判断、自行确定是否处罚、处罚内容、处罚幅度等，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处罚。因此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就是授予了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实体法本身无法控制该裁量权不被滥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要具备实体法的依据，就具备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 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 “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 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 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 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平、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 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3、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动作的程序中，赋予相对人必要的程序权利，就能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而实现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的目的。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给予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了解情况、陈述理由和要求，赋予他们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得到告知和教示、申请听证等程序权利，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超出“自由”的范围成为一种无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表明身份程序。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执法证明或授权令，对表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权利的程序。这一制度对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言，它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公开其身份的方式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同时，这一制度还为行政回避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行政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后、之中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行政教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教示的方式上，由于教示是一种灵活的程序行为，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都可完成。但个体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最有利于相对人、最能达到教示目的选择。教示的时间，可以根据教示的不同内容和行政程序的不同阶段，在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进行。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前者包括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后者包括说明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如政策形式、公共利益、惯例、公理等。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质量要求，说明理由之瑕疵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必须给以合法、合理的解释，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它可以迫使行政主体更加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行政，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的过程的制度。回避制度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规则。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听证制度。听政制度作为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公平、民主的一种程序制度，已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听证制度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公民运用这些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进行“自卫”或“抵御”，以抵抗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政处罚行为，并缩小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5、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指规定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所规定的各种时间上的限制，行政行为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6、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除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外，要强化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不能因为行政不当不属于违法就不予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同时要靠行政机关内部操作来解决。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一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因素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海事机构可根据上述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有关本单位行政处罚的标准，这样，不仅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也便于实现本单位行政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上述各种制度将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环节上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但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制度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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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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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6]王海东主编：《国际国内海事法规全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5

【摘要】通过分析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在开展反窃电工作中的情况，对窃电处以违约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在查处窃电中寻求证据谈了自己的想法。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反窃电 违约金 行政处罚 证据

一、前言

盗窃电能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和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窃电行为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更造成了电力设施的损坏，形成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威胁着电网的安全。窃电之风的难以刹住，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错误地认为“窃电不算偷，窃电不犯法”；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诱惑，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等，把窃电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牟取暴利的手段，因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窃电，形成了由过去个人窃电发展到现在单位窃电的现象。同时由于电能具有发、供、用同时完成和无影无踪的特点，窃电手段大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使用高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较大，查处窃电案件不可能像查处其他盗窃案件那样“人赃俱获”，这给电力企业查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各地的供电公司对窃电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态度，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自江西省人大1999年颁布《江西省反窃电办法》，截至2003年，先后有6个省、市就反窃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规。上海电力公司对反窃电工作历来重视，就松江供电分公司而言，2003年全年共检查户数为47985户，查获窃电户212户，补收电量70.1万千瓦时，补收电费38.18万元及违约金98.82万元。然而，在反窃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需完善和改进。以下是笔者对此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二、对目前处理窃电行为“违约使用电费”的法律探讨

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窃电行为的处理依据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外，主要操作办法是《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一条规定：

“本公司对查获的窃电者，除立即制止其窃电行为外，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本公司可报请上海市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本公司可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细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对窃电者补交电费同时收取了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实际上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有了惩罚的性质，而这种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值得商榷。

“违约使用电费”是“违约金”的一种形式。根据法理我们知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是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合同条款之一）。但目前现行的供用电合同中，对窃电的违约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2）是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额损害赔偿金）；（3）是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约定（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关于违约金的性质，一般认为，现行合同法所确立的违约金制度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制度，而基本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制度。即使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实际损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属性。因为根据《合同法》，如违约金数额过高时，违约方可请求人民法院适当予以降低。但现行的三倍违约金使用电费，则明显的带有惩罚性质，这与《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冲突。

窃电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条规定：“ 盗窃电能是违法行为”有明确的阐述。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仅处以“违约使用电费”的恢复权利性措施的民事制裁是不足以有威慑力，况且这种恢复权利性可行性尚值得商榷。我认为：窃电行为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故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其违法情节必须使违法者承担受惩罚的责任，即需要追加其承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新义务。对于窃电这种违法行为，处以惩罚性措施的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是恰如其分的法律制裁。

三、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探讨

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惩罚权的活动；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管理活动；行政处罚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序较犯罪低。根据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我们发现若供电公司作为企业对窃电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则存在行政处罚主体不合法的现象。

我国《电力法》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该条款明确了供电公司是一企业组织，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目前，上海的电力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即该处具有对上海的窃电行为有行政处罚权，但由该处进行对上海地区窃电行为的处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行政处罚原则上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因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制裁权。但是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组织编制管理的现状，《行政处罚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目前，上海电力公司各供电分公司都具备行政机关委托的条件，每个供电分公司都成立了反窃电的班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用电检查证》；在用电检查工程中，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技术鉴定方面，上海市电力公司也具有良好的条件，如在表计的鉴定，线路电能损耗鉴定方面都有一流的仪器仪表进行技术鉴定。因此，我认为，供电分公司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被委托组织的条件，只要电力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委托，供电公司就具备了行政处罚权，这也是目前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方式。那么对打击窃电行为，保护国家资产，维护电网正常运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有效地遏制窃电行为。

四、对查处窃电行为中证据的法律探讨

在查处窃电工作中，进行用电检查就是寻求窃电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供电部门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那么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势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我认为：对窃电行为进行取证，是一种自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很容易出现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在反窃电工作中依法取证是遵守法制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用电检查中供电企业应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经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后，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工作。用电检查人员实施用电检查前应当按规定填写《用电检查工作单》，方能赴用户执行查电任务。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给予配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用电检查，是确保查处窃电行为合法的重要前提。

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用电检查人员在进行用电检查中，不能凭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即使是经营特别丰富的用电检查人员，也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现场的情况，从现场的细节中寻求窃电的证据。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许多复杂的窃电行为中寻的证据。我认为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必须要克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的心理。特别对于举报的案件，一定要克服这种心里倾向和偏见，客观全面的收集窃电证据，不能只收集或使用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证据，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而弄需作假，甚至是制造或使用虚假证据。

目前，我国法定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等七种。我认为在反窃电工作中特别要注重物证；鉴定结论；视听材料四种证据。物证是以其内在属性、外部形态、空间方位等存在的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现在大多的窃电行为，大多都有物证可寻，如“U”字窃电，跨越表计窃电等，都有明显的物体和痕迹。鉴定结论是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的意见。对于私自开启表计封印的窃电行为，表计强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定窃电行为的重要证据。视听材料是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其他电磁方式记录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就要求用电检查人员，在查处窃电过程中，注重对视听材料的收集，如对现场录像、拍照的工作的开展。

五、结束语

上述种种，不仅要求我们的用电检查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唯如此才能避免在对反窃电的处罚中处于被动。在反窃电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其重中之重。我党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们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反窃电工作中贯彻法制化，是一种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转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相信，只有依法打击窃电的行为，才能真正打击窃电的歪风邪气，保护供电企业正常运营，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崭新的供用电秩序。

参考文献：

《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6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7

关键词： 农电工作 法律法规 基本概念

一、农电工作中常用法律法规的基本概念

农电工作中常用的法律法规是调整人们在农田类电力建设、生产、供应使用及电力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农田电力类的电力法律、法规、规章等一切规范性文件。截至目前，农电工作中常用的法律法规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

二、违背农电工作中常用法律法规要承担的责任

1.民事责任

这一部分主要是财产责任，相应人员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是赔偿损失，具体分类包括：第一是违反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第二是违反供用电合同的责任；第三是电力运行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民事责任的主要条件有：第一，发生损害事实，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的后果，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第二，相关责任人存在民事违法行为；第三，责任人的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是由于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义务而要负责的任务，是由国家行政机关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具体分类措施包括两种：第一种是行政处分；第二种是行政处罚。

3.刑事责任

构成农田工作犯罪的电力违法行为包括：第一是窃电构成犯罪；第二是破坏电力设施构成犯罪；第三是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第四是、、构成犯罪；第五是妨害公务构成犯罪。

三、农电工作中常用的法律法规

1.电力设施的保护法律法规

电力设施的保护法律法规主要有《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其中，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包括：第一是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第二是电力线路设施；第三是有关的辅助设施。电力设施盗窃与破坏行为的表现包括：第一是危害发电、变电设施的行为；第二是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第三是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从事法律禁止的行为；第四是违法作业或其他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

除此之外，保护电力设施的法律法规在运行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管理工作应到位；第二，做好电力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三，发现有违规、违法的行为，必须及时制止；第四，出具整改通知，申请强制执行；第五，在处理疑难问题时，应注重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当电力法规与其他法规有冲突时；保护区与产权问题有冲突时；遇到比较难缠的居民时。）

2.违章用电与窃电行为的法律法规

违章用电的违约行为主要指违反供用电合同，窃电性质的窃电行为包括轻微窃电，属于违约行为，是民事侵权的范畴，相应的供电企业可以直接依据《供电营业规则》和《用电检查管理办法》追究窃电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是一般窃电，除了具有民事侵权的特征外，主要属于行政违法，是行政处罚的范畴，兼有民事侵权和行政处罚的双重属性，窃电者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应承担行政违法责任。供电企业应依据《供电营业规则》和《用电检查管理办法》追究窃电者的民事赔偿责任。与此同时，供电企业还应申请公安机关、电力行政主管机关，依据《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行政处罚；第三类是严重窃电，除了具有民事侵权、行政违法的双重特征外，主要属于刑事犯罪，是刑法制裁的范畴，兼有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三重属性。窃电者既要承担民事责任，又应承担行政违法责任，更重要的是应承担刑事责任。在窃电证据提取、窃电金额确定及法律适用方面遇到的困难较多，影响供电企业的积极性。

3.触电事故的法律法规

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高院关于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细则》、《供电营业规则》、《用电检查管理办法》、《农电事故调查统计规程》等。具体来说，当遇到不可抗力；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引起触电事故；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等行为后，相应的供电企业可以免于负责。还要进行产权划定，便于产权界定后，作为划分责任的依据。

四、结语

依法工作是农电工作运行的基本准则之一，本文总结了农电工作的几种基本法律法规，并对这些法律法规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能够促进农电工作依法运行。但由于笔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因此，本文如有不到之处，还望各位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8

【关键词】渔业法律体系；中国；日本；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06-02

一、前言

对于近现代渔业法律体系的建设而言，我国的起步要晚于日本。日本在1949年即颁布了《渔业法》，而我国在1955年开始进行渔业法律体系建设的时候，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也只是针对当时国营机轮拖网渔业和群众帆船渔业的纠纷，设置了机轮拖网渔业的禁渔区，此时还并没有一套正式的法律来规范渔业的经营和发展。直到1986年，我国才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该法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渔业法律体系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基于一些历史的原因，我国渔业法律体系建设起步晚是情有可原的。由于和日本国情不同，加之历史、社会以及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国现行渔业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文章试图通过比较我国与日本法律法规方面的异同，来得到一些有益于我国渔业法律体系建设和渔业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宏观上的比较

据我国2003年统计，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体系中，专门法律只有一部即《渔业法》，其它涉及渔业的相关法律14部，其余为渔业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法规、规章。总体上，我国的法律数量少，单行法律少，缺乏与法律相关的具体实施细则，涉及的领域窄。许多法律面临着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作为补充，这让法律效力和执行力大打折扣；由于将重点放在养殖、捕捞以及渔业资源的增殖与保护上，通过我国法律体系可以明显看出对于渔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的相关法律起步晚，数量少，因此造成了在保护渔业环境和维护渔业生产经营者利益上的矛盾较为严重；对于渔业金融、保险以及水产业振兴等领域，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做约束和调整。

日本的农业法律体系建设有100多年的历史，约有130多部法律，其中涉及渔业的基本法律有14部，相关法律9部0，单行法律多而完备。对于每一部法律都有相应的具体实施细则作为补充，保证了法律的执行效力；涉及的领域广泛，诸如水产资源的开发保护、沿岸渔场的开发与振兴、渔业生产组合、渔业灾害赔偿、渔船损害赔偿、渔业金融、渔业保险等，各个领域都有单行法律作为基本法来约束不同方面的行为，使得每一种特定的渔业活动都有法可依，保证了渔业行业稳定有序公平的发展，保护了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三、关于立法

日本渔业立法程序清晰，权责明确。作为三权分立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上虽然是由国会来制定关于国民权利义务的法律，但现在委任立法越来越多，即法律规定一般性的原则，而实质性的内容则交由行政立法。政府在提出法律议案前，要先召开审议会进行反复的研讨，审议会研讨后提出法律草案交由主管部门审批，最终通过才可以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渔业法律体系的历史比我国久远，该体系内容完备而丰富，可调整范围十分广泛。

我国由于立法技术上的不足，上位法与下位法、同位法之间有时会产生冲突，这让法律在执行的时候陷入了尴尬的局面；部分法规与规章居然和现行渔业法律相抵触，亟待重新修订或废除；法律用语不够严谨科学，法条不够细致缜密，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调整范围过窄，主要集中在养殖与捕捞，过于关注经济上的发展导致对于其他方面的忽视诸如渔业金融、保险、环境保护等；在渔药、渔医、渔具等渔业相关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少之又少；我国于2000年和2004年对于渔业法实施了修订，但并未修订相关的《渔业法实施细则》。导致该法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与基本法脱节，执法效力受到严重影响。

四、关于立法精神

关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内陆的河流、湖泊很少，内海较多，因此主要的渔业发展都是在周边海岸上实施。所以日本的《渔业法》基本适用于国内的渔业生产活动；而我国地大物博，内陆河流、湖泊众多，海岸线绵长，海洋渔业和内陆渔业的情况极不相同，在捕捞作业、加工、管理、运输、面向市场和发展战略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仅靠一部《渔业法》来规范，势必有不妥当、不完善的地方。在海洋渔业、远洋渔业上的法律建设的薄弱甚至空白，说明立法主体对海洋渔业发展战略思维的欠缺或不够重视，这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五、关于渔业权

我国实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渔业自然资源、渔业水域为国家和集体所有。《渔业法》中的养殖证制度和捕捞许可制度正是基于此项国情而建立的。2007年之前，我国并未明确确定一种基于物上的权利，即“渔业权”。直到2007年颁布了《物权法》，才明确确定了“渔业权”，这让我国渔业法律体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虽然如此，在关于渔业权方面，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第一，在《物权法》中，关于“渔业权”只有一句“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表述，法条不够明晰具体，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还是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护；第二，我国的养殖证制度和捕捞许可证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未明确规定对全民所有的养殖水域、滩涂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使用权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养殖证的有效期限等；未对发放捕捞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做出全面的统一规定；第三，渔业资源的权属关系不够清楚，在《渔业法》中，没有明确“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具体范围，导致关于渔业水域归属的纠纷和触犯法律的行为等。

日本在1949年实施《渔业法》时，就明确规定了渔业权的概念，将其视为物权，且对于渔业权的主体、有效年限、出租、转让、抵押、补偿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详细明确的法条规范。如渔业权的主体限于渔业经营者并有法定的优先顺序；渔业权的存续期限根据渔业权的不同分为5年和10年等。关于渔业权清晰、明确的法条规定，使得该法权责明确，有效地保障了渔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六、关于渔业权的具体法条规定

日本渔业法规定，渔业权和入渔权的取得是要经过都道府县的批准的，而都道府县在接到申请时，必须参考海区渔业调整委员会的意见。而海区渔业调整委员会则要根据渔业权或者入渔权是否妨碍渔业调整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申请者是否遵守相关的劳动法令等方面的情况给出参考意见。也就是说，在日本授予渔业权及入渔权，政府是必须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的。这对于渔业的科学发展、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有利的。

而我国渔业法规定，水面、滩涂的使用权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取得，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够得使用权。渔业捕捞权则一般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主管部门根据渔船马力指标决定是否发放捕捞许可证。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中对于“渔业权”的授予并未提到关于参考专业人士意见的条款，只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划拔、竞标等方式授予，也并不考察申请者或者竞标者的关于妨碍渔业调整、遵循相关劳动法令的情况。这种简单的方式有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容易滋生腐败，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开公正公平，也并未考虑对于环境是否友好，发展是否科学，容易走上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渔业长期良性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

七、关于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

对于违法者的处罚力度，日本要比我国严重很多。处罚力度轻且执法不力也是导致我国知法犯法、触犯渔业相关法律事件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

日本渔业法中规定，对出租渔业权或者拒绝、妨碍、逃避渔业执法人员的检查、不回答质问、或作虚伪陈述等行为之一的，可以处以6个月以内徒刑或30万日元（现约合人民币2万元）以内的罚款；对于使用违禁鱼法（爆炸、投毒）进行捕鱼作业的，以及对违反渔业权规定、违反渔业许可或者指定渔业许可的限制或条件经营渔业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万日元（先约合人民币13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我国渔业法规定，对于买卖、出租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非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处以罚款；对拒绝、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可以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使用违禁鱼法（爆炸、投毒、电力捕鱼、敲鼓作业）作业的，处以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捕捞许可证规定的，没收渔获物和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通过以上法律条文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渔业法中，对于各种违反渔业法的行为，法度较严，基本都要直接追究刑事责任；渔业生产经营者忌惮这样较为严苛的法律，则不敢轻易触犯，因此渔业生产活动秩序较我国更好，违法事件较少。我国渔业法中，只对于妨碍公务和使用违禁鱼法捕鱼的情节较为严重者才追究刑事责任，且并无详细说明何为情节较为严重者，界限模糊；并没有对于虚假陈述方面的法条陈述；并无关于罚款的具体数字陈述。这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给部分渔业生产经营者带来侥幸心理；加之执法不力，我国触犯渔业相关法律法规事件屡禁不止。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9

笔者没有看到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全文，不了解其详细内容。但从报界披露的情况来看，这次修改的幅度相当大，尤其是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以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做出了许多新规定。应该说，这是一个顺应新形势要求的最基本的公安行政法。例如对于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也将受到处罚，处罚的种类较以前增多，处罚的力度也大幅度提高，还新增加了过去未规定的必要的警察强制措施等等。这一切，印证了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说过的一句名言：“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同时伴之以加强监督和限制的历史。”

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扩大了警察的权力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是否相应地做到了对这种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这是笔者所最关心的。还是伯纳德·施瓦茨教授说得好：“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

笔者从所看到的材料来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拘留处罚时把条例规定的拘留天数1日以上15日以下，细分为1日至5日、5日至10日、10日至15日三个档次，尽可能避免行政拘留处罚幅度上的随意性，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也是立法进步的表现，甚至可以认为是保障和尊重人权思想在立法中的体现。问题是整个草案是否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从已经披露的内容来看，这个草案对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是非常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决不仅仅表现在行政拘留方面，还涉及警察行为的方方面面，例如增加多种行政处罚种类以后如何正确掌握并处手段方面，在罚款幅度大大提高后如何合理掌握罚款金额方面，在警察有权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时如何正确行使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方面等等，都会遇到行政行为种类、方式、手段、幅度、期限、程序等等方面的合理选择问题。如果警察不懂得或者不善于正确、谨慎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那将会给自然人、公民和社会组织带来灾祸。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在过去治安管理条例赋予警察自由裁量权比较小的情况下，警察滥用权力的情况常常发生，而大幅度地扩大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新形势下，如果失去有效的控制，其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自由裁量权运用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特别要注意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自由裁量权只有当它为公众谋福利并符合于法律的授权目的而被行使时，才不会受到人民的责难，才不会沦为贻害人民的专断权力。因此，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的立法还是执法，都要坚持“权为民所授”和“权为民所用”两大原则。需要警惕的是失去控制的警察自由裁量权会成为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造成警察专横。而对它的立法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篇10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二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编制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水体的环境功能要求；

（二）分阶段达到的水质目标及时限；

（三）水污染防治的重点控制区域和重点污染源，以及具体实施措施；

（四）流域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确定大、中型水库坝下最小泄流量时，应当维护下游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并征求同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第四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提交《排污申报登记表》。

企业事业单位超过国家规定的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在提交《排污申报登记表》时，还应当写明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原因及限期治理措施。

第五条企业事业单位需要拆除或者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申报，并写明理由。环境保护部门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1个月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并予以批复；逾期不批复的，视为同意。

第六条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的总量控制计划，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其他水体的总量控制计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体的总量控制计划，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确定。

第七条总量控制计划应当包括总量控制区域、重点污染物的种类及排放总量、需要削减的排污量及削减时限。

第八条对依法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水体，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总量控制计划分配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该水体的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应当确定需要削减排污量的单位、每一排污单位重点污染物的种类及排放总量控制指标、需要削减的排污量以及削减时限要求。

第九条分配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照科学、统一的标准执行。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向该水体排污的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对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发给排污许可证；对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总量控制实施方案确定的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并安装总量控制的监测设备。

第十二条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国务院批准的省界水体适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第十三条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的水环境质量监测规范执行。

第十四条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专业规划，并按照规划的要求组织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第十五条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按照国家规定的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的营运单位，应当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抽测检查。

第十六条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应当向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交治理计划，并定期报告治理进度。

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检查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的治理情况，对完成限期治理的项目进行验收。

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因不可抗力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治理任务的，必须在不可抗力情形发生后1个月内，向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延长治理期限申请，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审查决定。

第十七条环境保护部门和海事、渔政管理机构对管辖范围内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者佩戴行政执法标志。

第十八条环境保护部门和海事、渔政管理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时，根据需要，可以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下列情况和资料：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二）污染物治理设施及其运行、操作和管理情况；

（三）监测仪器、仪表、设备的型号和规格以及检定、校验情况；

（四）采用的监测分析方法和监测记录；

（五）限期治理进展情况；

（六）事故情况及有关记录；

（七）与污染有关的生产工艺、原材料使用的资料；

（八）与水污染防治有关的其他情况和资料。

第十九条企业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或者减少排污，并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作出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经济损失、人员受害及应急措施等情况的初步报告；事故查清后，应当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作出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危害、采取的措施、处理结果以及事故潜在危害或者间接危害、社会影响、遗留问题和防范措施等情况的书面报告，并附有关证明文件。

环境保护部门收到水污染事故的初步报告后，应当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污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组织对事故可能影响的水域进行监测，并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时，必须立即向就近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造成渔业水体污染事故的，必须立即向事故发生地的渔政管理机构报告。海事或者渔政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通报情况，并及时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水污染事故发生或者可能发生跨行政区域危害或者损害的，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事故危害或者损害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通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需要采取的防范措施等情况。

第三章防止地表水污染

第二十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划定；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水利、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有关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其他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协商提出划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协商不成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水利、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有关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第二十一条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水质，适用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二级保护区内的水质，适用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第二十二条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保护，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超过国家规定的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第二十四条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用于灌溉的水质及灌溉后的土壤、农产品进行定期监测，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

第二十五条在内河航行的船舶，应当配置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污设备，并持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合格证书。

船舶无防污设备或者防污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应当限期达到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六条在内河航行的船舶，必须持有海事管理机构规定的防污文书或者记录文书。在内河航行的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必须持有油类记录本。

第二十七条港口或者码头应当配备含油污水和垃圾的接收与处理设施。接收与处理设施由港口经营单位负责建设、管理和维护。

在内河航行的船舶不得向水体排放废油、残油和垃圾。在内河航行的客运、旅游船舶，必须建立垃圾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在港口的船舶进行下列作业，必须事先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

（一）冲洗载运有毒货物、有粉尘的散装货物的船舶甲板和舱室；

（二）排放压舱、洗舱和机舱污水以及其他残余物质；

（三）使用化学消油剂。

第二十九条船舶在港口或者码头装卸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腐蚀性、放射性货物时，船方和作业单位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污染水体。

第三十条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强制打捞清除或者强制拖航，由此支付的费用由肇事船方承担。

第三十一条造船、修船、拆船、打捞船舶的单位，必须配备防污设备和器材；进行作业时，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废弃物污染水体。

第四章防止地下水污染

第三十二条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水利、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饮用水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量、开采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提出划定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的水质，适用国家《地下水质标准》Ⅱ类标准。

第三十三条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利用污水灌溉；

（二）利用含有毒污染物的污泥作肥料；

（三）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四）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

第三十四条开采多层地下水时，对下列含水层应当分层开采，不得混合开采：

（一）半咸水、咸水、卤水层；

（二）已受到污染的含水层；

（三）含有毒有害元素并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层；

（四）有医疗价值和特殊经济价值的地下热水、温泉水和矿泉水。

第三十五条揭露和穿透含水层的勘探工程，必须按照有关规范要求，严格做好分层止水和封孔工作。

第三十六条矿井、矿坑排放有毒有害废水，应当在矿床设置集水工程，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第三十七条人工回灌补给地下饮用水的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的水质标准，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处以罚款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绝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海事、渔政管理机构现场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排污费的，除追缴排污费或者超标排污费及滞纳金外，可以处应缴数额5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处以罚款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含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向水体排放船舶的残油、废油，或者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生活垃圾，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存贮固体废弃物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的，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溶洞排放、倾倒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排放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企业事业单位使用无防止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无防止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的，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处以罚款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处以罚款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处以罚款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处以罚款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按照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

（二）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

第四十四条不按照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由颁发许可证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置排污口、安装总量控制监测设备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或者改建项目未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超过国家规定的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码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细则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或者被处以警告、罚款的单位，不免除其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