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十篇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1

    根据《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海关行政处罚有以下几种:

    一、警告

    海关警告,是海关向海关行政违法的当事人提出谴责和告诫,使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以后不再重犯的处罚。警告属于申诫罚,是国家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正式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警告的影响主要是给当事人形成一定的心里压力,造成名誉的损失,面对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警告是所有行政处罚种类种最轻的一种,适用于那些违法行为较轻、危害程度不大的违法行为。在许多违法行为责任的阶梯性设定中,警告是作为最低的一个处罚阶梯。警告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相配合适用。

    警告属于一种无裁量幅度的处罚种类。

    二、罚款

    海关罚款是指海关强迫违法的当事人缴纳一定的金额,通过使其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警示其今后不再发生违法行为。

    罚款是海关行政处罚适用中比较普遍,适用频率较高的处罚种类。这也是和海关行政违法行为多涉及经济利益有关,例如,走私一般都是一种牟利行为,剥夺当事人一定的财产权利,正是击中其要害的一种处罚手段,以警士其今后不犯。

    罚款属于一种带有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法律、行政法规在设定或规定处罚的同时,一般作出了处罚幅度的规定。对处罚幅度的规定有两种方式:(1)直接规定具体限额范围,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没收走私货物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出100万元以下罚款。”此处,就直接设定了100万元的最高处罚限额。(二)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相关联,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走私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应纳税款3倍以下罚款。”这里罚款的数额与走私分子偷逃的税款相关联,一般偷逃税款越多处罚越重。这种处罚设定较好地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另外,从罚款处罚本身来讲,它往往也是可以选择的。从海关目前的罚款条款规定来看,一般是作“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所以,罚款经常和其他处罚种类配合使用,海关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处罚决定。

    三、没收

    没收处罚是海关依法将违法当事人的非法进出境的货物、物品以及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没收包括两部分:一是没收走私货物等非法财产;二是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属于一种无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凡是查证的非法财产和违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确实无法实现没收的,也要追缴相当于没收财产的等价价款。

    海关应予没收的非法财产主要有:走私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进出境环节查获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物品;当事人非法持有的“红油”、“三无船舶”、“无进口证明的汽车”等。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行为人实施走私行为、违规行为,以及其他应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收益。它属于违法行为的不当得利。违法者不应当通过违法行为获利,这既是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也是法律的一种原则。所以,海关对任何违法行为只要有违法所得的,都应当没收。

    没收和罚款都属于财产罚的种类,有时他们的客观表现形式是相同的。例如,当海关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在执行中可能和罚款的执行并无区别,都是要求当事人交付一定的货币。但它们在法律上存在两点本质的区别:(1)罚款处罚的对象事人:而没收更针对非法货物和非法财产本身。也就是说,罚款肯定是非法当事人的财产,而没收就不一定。例如,没收走私货物,在很多案件中,走私分子走私他人的财产,这些财产便作为走私货物被没收,而不论此前是否为走私分子所有;再如,没收多次走私的运输工具,有的走私分子多次利用他人的船只进行走私,那么海关有人不论船只的所有人是否为走私分子而对船只予以没收。(2)罚款一般需要由违法分子在其合法财产中进行支付,使剥夺当事人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收的财产带有“非法”性质,所以,一般认为剥夺的是当事人对非法财产的占有。

    四、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

    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指企业或者自然人经海关允许从事有关业务后,由于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而由海关作出在一定期限内剥夺其从业或者执业权利的处罚。根据《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可以暂停报关企业的报关业务,暂停报关人员的报告执业和暂停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从事有关业务。暂停期限一般是6个月以下。

    暂时停止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在保留当事人从业或执业资格前提下,暂时停止其一段时间的从业或执业,使其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促使其进行整改或者反省,以达到惩罚目的。这种处罚属于行为罚的一种,处罚力度往往要大于罚款和没收等财产罚,当事人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因为罚款和没收使违法当事人损失的财产价值是一定的,违法当事人可以通过以后的生产、经营来继续积累;而行为法中的责令停产停业使违法当事人在一定时期丧失经营、从业的权利,其业务开展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五、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

    该项处罚是指海关依法剥夺当事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执业资格,也是行为罚的一种。海关一般是撤销海关注册,取消报关从业资格。针对主体也是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时海关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的破产,报关员失业。所以,只能针对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主要对以下违法行为采取这种措施:

    (1)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构成走私犯罪或者1年内有2次以上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以撤销其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2)1年内3人次以上被海关暂停执业的;

    (3)被海关暂停从事有关业务或执业,恢复从事有关业务或者执业后1年内再次发生《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

    (4)报关企业、报关人员非法他人报关或者超出海关准予的从业范围进行报关活动,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5)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注册登记为报关企业或取得报关从业资格。

    六、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自然人实施短期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处罚。

    根据《海关法》的规定,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在法律、行政法规等的授权范围内,其既可以行使公安机关的部分职权,也可以实施海关的部分职权。

    2004年11月1日新实施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即赋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的治安处罚权。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处罚条例》第六条规定:“抗拒、阻碍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法执行职务的,由设在直属海关、隶属海关的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抗拒、阻碍其他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应当报告地方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国家授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该项权利,主要是由于在现实执法中缉私警察遇到抗拒、阻碍执法的情事后,限于过去职权所限,不能对违法人员及时给予制裁,必须请求地方公安机关协助,可能造成执法被动和错失良机。同时,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属于公安机构的序列,所以,在执行治安处罚权上不存在执法主体资格的障碍,只是尚未有职权授予。

    缉私警察实施行政拘留和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虽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但两者有所不同。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是对确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制裁的措施,目的是现实惩罚教育功能;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时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目的是排除和防止海关调查可能出现的执法妨碍或者社会危害,例如嫌疑人潜逃、销毁证据,甚至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使保障调查顺利进行的手段。

    七、收缴

    国家授权海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行使收缴的权利。收缴类似于没收,但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往往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存在障碍,但有关财务又必须收归国有的情况下采取的。

    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收缴适用以下情况:

    (1)不满14周岁或者不予处罚的精神病人,携带、邮寄国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这些当事人由于生理的原因,国家法律规定不得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海关又不能允许违禁品过关,所以就适用收缴。

    (2)走私违法事实基本清楚,但无法查清当事人的,海关可以收缴走私货物。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水上偷运环节,有的走私分子为了逃避惩罚,在海关缉私艇上船检查前就跳船逃跑,海关无法查清走私当事人,但走私事实基本清楚。因为当事人不清,所以难以作出行政处罚。但走私货物必须及时处理,所以,国家授权海关予以收缴。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2

根据现行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可将自由裁量权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在行政处罚种类、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幅度内自主选择。它包括在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行政机关依据该条款作出行政处罚时,既可以在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不同处罚种类之间选择具体的处罚种类，也可以在罚款处罚种类的幅度内选择一到五倍的罚款数额。

（二）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上，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它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例如《海关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处理。”也就是说，海关在处理方式上（如变价、冰冻等），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的语义包涵了允许海关作为或不作为。

（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责令当事人履行义务期限的自由裁量权。有相当数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均未规定责令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这说明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如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3条规定：“……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第76条:”……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这里的“限期”期限多长由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

（四）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1条第（3）项规定：“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可给予警告或罚款。”这里的生产活动对海上交通安全是否“有碍”，缺乏客观衡量标准，行政机关对“有碍”性质的认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五）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行政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

（六）决定是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即对具有执行力的行政决定，法律、法规大都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执行。例如《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里的“可以”就表明了行政机关可以自由裁量。

以上可以看出，自由裁量权几乎渗透到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但所谓“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裁量权是有一定之规的权力。

二、在行政执法中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

（一）。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其导致的法律后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是一种目的违法，其特点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实现种种不廉洁的动机。由于是一种目的违法，在确定法律目的和具体行政行为目的方面，难度较大，特别是对行使职权的目的难以取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节、因素和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等方面，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违法。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凡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责任的，其立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这里的合理和公正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合理和公正，即注入了国家意志的，成为法定的合理和公正。如果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不符合立法本意，这实质上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又一表现形式。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依据公正原则予以变更。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由于有不少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便可以自由裁量。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效率原则，如果违反这一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是不正确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审查时，人民法院便可依法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把握好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杜绝自由裁量权滥用

（一）为自由裁量权套“紧箍”。省、市级工商局应当制定制度（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量化，按照违法行为的情节、危害后果轻重、涉案金额大小，将行政处罚幅度细分规定几级几档，每个级别相应地规定出处罚的幅度，量化从重处罚、一般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幅度，相对统一量罚尺度，缩小自由裁量的空间。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3

[关键词]台湾地区；军事惩罚；陆海空军惩罚法

[中图分类号]E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3－0071－03

一、“陆海空军惩罚法”的立法沿革

台湾地区军事奖惩法律制度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把惩罚和奖励分别立法，而军事惩罚制度主要规定在“陆海空军惩罚法”及其“施行细则”之中。

“陆海空军惩罚法”最初缘于1912年4月1日袁世凯时期的“陆军惩罚令”和1914年7月9日的“海军惩罚令”。1920年4月，当时的“立法院军事委员会”鉴于“陆海空军刑法”和“陆海空军军事审判法”已经陆续颁布，于是准备拟定“陆海空军惩罚法”。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0年10月7日颁布施行了“陆海空军惩罚法”，该法共七章四十九条。

从1933年起，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置了“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该委员会设委员5至7人，从军事委员会委员中选任并由“国民政府”派任，指定一人为常务委员，委员过半数出席即可作出决议。决议以出席委员会人员过半数决定，并实行一审终审制，不能申请复议和上诉。按照“国民政府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会务规程”第1条的规定，军事长官被弹劾案件应送该委员会惩戒。

1935年3月7日由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了24条的“陆海空军惩罚法”。到1948年所谓“行宪”后，军人弹劾案件依“宪法”规定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适用“公务员惩戒法”审议，并撤销了“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1950年，台湾地区“监察院”移送监察委员李梦彪弹劾军事长官李宗南案到“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研究法律依据问题时，认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委员资格仅要求有法官及对法律政治素有研究，并没有曾任军事长官的要求，这就造成委员因对军事的隔阂与不内行，在认定事实上可能会产生偏差。而且“公务员惩戒法”对公务员的内涵是否包括军人在内，均有争议。在所谓“戡乱”时期，因为军事紧迫，如适用司法程序，无法达到军事惩戒的时效性效果，主张修改“公务员惩戒委员组织法”与“公务员惩戒法”之后再进行受理。于是，由当时的“司法院院长”向台湾地区最高当局呈报，在未修改法律之前，仍由“国防部”暂时受理并得到批准。自此，军人弹劾案件又恢复到由军事长官适用“陆海空军惩罚法”办理。

1952年12月8日公布了全文25条的“陆海空军惩罚法”，1967年7月5日又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全文26条。时隔四十多年后，于2008年12月30日完成了最新一次修正，2009年4月20日又了“修正陆海空军惩罚法施行细则”的预告。

二、台湾地区军事惩罚制度的变化

陆海空军惩罚法修正案对军事惩罚的对象、程序和救济途径等作出重大修改的同时，增加了有关惩罚时效的规定，使得台湾地区军事惩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军事惩罚的对象。台湾地区军事惩罚的适用对象，依原规定为现役军人和视同现役军人的人。原“陆海空军惩罚法”第2条规定：“本法称现役军人者，谓陆、海、空军军官、士官及士兵在营服现役者而言。”第3条规定：“下列各款人员，视同现役军人：一、陆、海、空军所属军中文官及专任聘雇人员。二、战时国民兵被召辅助战时勤务或参加作战者。三、战时担任警备地方之保安部队官长、士官及士兵。四、战时参加战斗序列之地方民众自卫团队，及其它特种部队之官长、士官及士兵或队员。五、期间之后备军人。”“陆海空军惩罚法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学生的惩罚，按照各军事学校学员生手册规定办理。军中文职人员及专任聘雇人员的惩罚，按照军职人员的相当官阶办理。2008年12月30日修正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删除了第3条，原视同现役军人并受“陆海空军惩罚法”管辖的五类人员不再适用该法处理，也就是说，目前台湾地区军事惩罚的对象只适用于现役军人。

(二)军事惩罚的程序。军事惩罚依照何种程序进行?如果某一行为既应处以刑罚，又应处以军事惩罚时，应如何处理?原“陆海空军惩罚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台湾地区“陆海空军惩罚法施行细则”第17条规定：“涉有刑事嫌疑，经军事审判机关侦查终结为不处分，或判决无罪、缓刑、免刑或不受理之宣告者，其行政过失部分，仍得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在军人的行为既违反刑事法律又触犯了惩罚法时，采取了并罚主义立法模式。同时，“施行细则”第16条规定：“同一过犯行为，已在刑事侦审中，不得开始惩罚程序，其在进行惩罚程序后，开始刑事侦审中，应即停止惩罚程序。”这表明，台湾地区在军人的行为既违反刑事法律又触犯了惩罚法时，采取了“先刑事后行政”的立法模式。修正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规定：“同一过犯，在刑事侦查或审判中者，不停止惩罚程序。但惩罚须以犯罪是否成立为断者，得报经上一级长官同意，停止惩罚程序。”这说明现行台湾地区军事惩罚程序在继续采取并罚主义模式时，把原来的“先刑事后行政”模式改为“刑罚并行”模式。

原“陆海空军惩罚法”没有关于军人惩罚程序的规定，全部依第24条授权“陆海空军惩罚法施行细则”进行规定。按照“施行细则”第10条的规定，军人惩罚案件应依据惩罚权限由各级指挥官或主官裁定执行，如超出权限范围时，应立即报请上级处理。修正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第24条第1款第1、2项规定：“权责长官知悉所属现役军人有过犯行为者，应即实施调查。调查时，对行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应一律注意。”第4项规定“调查结果认为有施以撤职、记大过、罚薪、管训、悔过、降级或禁闭惩罚之必要时，集会议评议”。对于这些较重的军事惩罚，明确规定集会议评议，以适度防止军事长官的行政专权；并在第5项前段中规定“应通知行为人得以言词或书面方式陈述意见”，以使个人权利获得切实的保障。但因为军人所负的职责重大，应以维持战斗力及确保军事安全为必要，各级主官(管)站在第一线与士官、士兵接触，如无法立即对犯错误的人给予快而有效的惩处、达到阻止犯错的效果，就无法领导他们完成各项任务。所以，对于其他低度的惩罚(记小过、警告、罚勤、罚站等)可以不召集会议评议。另外，为维护军事长官的领导权，第5项还规定：“会议决议事项应陈权责长官核定。权责长官对决议事项有意见时，应交回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同意时，应加注理由后变更之。”也就是说，军事长官有最后的核定权。所以，实际上，现行惩罚手段常沦为军事长官个人意志贯彻的工具，对受惩罚军人的权利

保障在程序上有些缺乏。

(三)军事惩罚的救济途径。原“陆海空军惩罚法”第22条规定：“对撤职或管训处分，被惩戒人如有不服，得向上级申诉”；按照台湾地区“官兵申诉处理实施规定”，遇有不当处分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向各级主官(管)或向上一级主官(管)与各级监察部门申诉，也可以向“国军官兵权益保障委员会”提出申请审议或再审议。修正后的第22条规定：“被惩罚人对撤职处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愿、行政诉讼；对其他惩罚处分，如有不服，得向上级申诉。”

修正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中，仍然规定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如检束、禁闭、禁足等，并且仍规定只能在军事机关内部寻求救济程序。而现代法治国家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均实行正当程序。台湾地区“司法院”第392、436、588等号解释都规定，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必须遵守有关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权力分立原则、司法权建制的宪法原理、独立公正的审判机关与程序、比例原则、必要司法程序”以及第396、582等解释规定的有关诉讼权保障的“直接审理、言词辩论、对审制度、辩护制度、最后陈述机会”等一系列制度。因此，有学者在修正案通过前就指出，对剥夺或限制军人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应由法院决定，并应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

(四)军事惩罚权的消灭时效。修正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增加第9条第1款，该款第1－3项规定：“惩罚权因下列期间之经过而消灭：一、撤职：十年。二、管训、降级及记过：五年。三、悔过、禁闭、罚薪、检束及申诫：一年。四、罚勤、禁足及罚站：一个月。前项期间，自过犯行为终了时起算。但行为之结果发生在后者，自该结果发生时起算。惩罚因诉愿、行政诉讼或其它救济程序经撤销而须另为惩罚者，第一项期间自原惩罚被撤销确定之日起算。”第1款第4项规定：“惩罚权时效，因天灾、事变或依法律规定不能开始或进行惩罚程序时，停止其进行。”为规范军事惩罚权的行使，防止惩罚权的滥用和失衡，在参考了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立法体例的情况下，第1款第5项规定，军事惩罚权不适用时效中断制度。因此惩罚权时效停止原因消灭后，继续进行的期间应与前已进行的期间合并计算。

三、台湾地区军事惩罚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军事惩罚对象变化的原因。台湾地区军队中的“文官”，如“国防部长”属于公务员性质，应按“公务人员考绩法”的规定办理，不适用“陆海空军惩罚法”。聘雇人员适用“劳动基准法”，对聘雇人员管理，规定在劳动合同、工作规则等规范之中，不应视同现役军人。

“国民兵”是指与常备兵相对应的一种兵役制度。2000年修正“兵役法”时，废除了“国民兵役”制度。原“警备地方之保安部队”所隶属的台湾地区“警备总司令部”是“国防部后备司令部”以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两个单位的共同前身。“海岸巡防署”成立后，“警备总司令部”改为“军管区司令部”。2000年公布“国防组织法”后，“军管区司令部”更名为“国防部后备司令部”，专管后备军人事宜，“警备地方之保安部队”也随即撤销。因此，“国民兵”、“警备地方之保安部队”，也就不能再视同现役军人。

“战时参加战斗序列之地方民众自卫团队，及其它特种部队”，在台湾地区“兵役法”第38条第2项已有规定，即“依法成立之武装团队，战时纳入战斗序列者，视同现役”。而且，作战时期属于紧急状态，通常已紧急命令或令，其惩罚事项不必要适用平时的法律。“期间之后备军人”，“兵役法”第38条第1项明确规定为现役军人，所以予以删除。

(二)军事惩罚程序变化的原因。把原来的“先刑事后行政”模式改为“刑罚并行”模式，是因为军人的过失行为，可能须同时承担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军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为公法上的职务关系，与公务人员相同，所以应当作出与公务人员相同的处理，且同时可以达到“罚当其时”的效果，以避免因刑事审理程序的冗长，无法作到罚当其时，会衍生部队管理问题，不利于军纪的维护。台湾地区“公务人员惩戒法”第31条规定“同一行为，在刑事侦查或审判中者，不停止惩戒程序。但惩戒处分应以犯罪是否成立为断，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认有必要时，得议决于刑事裁判确定前，停止审议程序”。修改后的“陆海空军惩罚法”与“公务人员惩戒法”的规定趋于一致。同时，在第9条中增加了一项新规定，即“同一过犯行为，已依本法规定惩罚或依法惩戒者，不得再行惩罚”，即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

(三)军事惩罚救济途径变化的原因。修正后的第22条为什么仅规定对撤职处分不服可以提愿或行政诉讼呢?依照“陆海空军官士官任官条例”、“陆海空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等规定，受撤职处分的人，应予以免除职务官及退出现役，完全丧失现役军人身份。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430号解释”规定，军人亦为广义公务员，与“国家”具有公法上之职务关系，现役军官依有关规定申请继续服现役未被允许，并核定其退伍，如对该核定有争执，就会产生军人身份能否存续的问题，损害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从事公职的权利，当然可以通过诉愿及行政诉讼程序寻求救济。撤职会导致被处分者完全丧失现役军人身份，根据该解释应可以提愿或行政诉讼。至于未改变军人身份的其他惩罚仅能依据军事机关内部申诉程序寻求救济。

(四)新增军事惩罚权消灭时效的原因。惩罚权若过久不予行使，将失去其制裁的警惕作用，也会影响到现役军人的权益，必须要求军事长官及时行使。所以如遇到因非可归责于军事长官的事因而不能开始或进行惩罚程序时，应停止时效的进行。

新增惩罚权消灭时效的规定，是为解决原来没有此规定时，导致出现现役军人多年前的过失行为是否还可以予以惩罚，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在参酌“司法院第583号解释”和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7条立法体例的基础上，依应受惩罚行为的情节轻重，分别规定惩罚权经过相当期间不行使的，即不再予以追究，以维护现役军人的权益和法律秩序的安定。

[参考文献]

[1]邱英鹏，现役军人之惩戒与行政救济(硕士学位论文)[D]，台湾地区“国防大学”，2000

[2]高愈杰，现役军人之惩戒制度(下)[J]，军法专刊，2005，(3)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4

关键词：海事 一事不再罚 违法行为 主体 罚款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为了维护法制公平与尊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行政处罚活动中避免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符合行政处罚中过罚相当的要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规定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中也原文引用了上述条文，明确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海事处罚中的适用。

设立“一事不再罚”原则首先基于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防止滥用处罚和超限处罚。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也避免了行政机关从自身利益出发，互相争夺行政处罚权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的情况，符合行政高效的原则。可见在海事执法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行政处罚，但在实际运用该原则中又存在以下一些争议和问题。

1.“一事不再罚”中“一事”的界定

按照《行政处罚法》条文规定的“一事”表述为“同一违法行为”，即当事人完成一项独立完整的违法行为。但在船舶运输具有持续性和往复性的特点，海事处罚活动中如何界定“一事”尤为重要，通常有以下情况：

1.1 海事违法行为的期间

由于航行中的船舶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纠正错误的能力是有限的，再次产生新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小，只有当停靠码头后才具备了改正违法过错或再次违法的机会，所以有观点将“航次”来定义这种持续状态的期间，把港至港作为起讫节点，以完整的一次运输行为作为一个违法行为。一些海事部门在实务中采纳了此观点，但笔者认为这种定义有违“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不能以当事人行为的目的或者违法行为的方式为认定违法行为结束的标志，例如某船舶连续数航次都缺少轮机员一名，因为未被海事机构发现而继续保持着违法状态，只是出于一个违法的意图而在时间上延续着违法的事实。笔者认为持续违法行为分自行中止和责令改正中止，前者中止前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后者责令改正前为一个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后为另一违法行为，不具有持续性。依据《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当事人未按照海事管理机构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改正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属于新的海事行政违法行为连续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经过行政处罚后继续保持原有违法状态的情况，海事部门应当认定为新的违法行为，可以对前后两个行为分别进行处罚。

1.2 持续违法行为

持续违法行为是指某一行为导致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着违法状态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必须贯穿始终地侵害一个行政管理秩序。例如船舶强行通过航行条件受到限制区域，而该受限区域又分属两个海事部门所辖，船舶通过辖区的行为视为一个行为，两个海事部门不得对船舶重复处罚。同样的，若某超载运输船舶先后途经A、B两辖区，若A海事部门未查处违章而在B海事部门被处罚后，A辖区海事部门依据：“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得对该船再次处罚。

1.3 连续违法行为

连续违法行为是指在某一密切的时间、空间范围内，以同一方式重复实施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因为连续行为是出于单一犯意触犯同一构成要件的数个行为，在实务工作中通常认定这种连续行为属于一个违法行为，适用一事不再罚，并将违法的次数作为一个处罚裁量情节予以考虑。如船舶在一段时期内多次未按规定办理签证，海事部门通常只作为一个违法行为对该船处罚。

我国行政法规并没有明确连续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则，但笔者不认同传统的观点和实务中的做法，并进一步将连续违法行为分类并提出“动机说”。笔者认为违反行政法规的连续行为与刑法中的连续犯不同，可具体分为强迫性连续行为和间歇性连续行为，前者是因为客观因素致使无法继续违法；后者是由于相对人主观意志或自身原因暂时停止违法行为。区分两种连续行为的意义在于：强迫性连续行为虽然形式上处于连续，但动机上是相对独立而不具连续性的，当事人通常在连续违法行为发生时都会在违法收益与违法成本间博弈，每次违法都具有独立的动机，对每一次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可以有效控制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抑制违法动机，符合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相反，若连续行为适用本原则将导致当事人利用原则而无限制次数的肆意违法，该原则将成为相对人获得限制处罚的保护伞。

1.4 牵连违法行为

牵连行为是指为实施一个违法的目的，在违法行为过程中的手段或结果又构成其他应受行政处罚的情形。例如某船舶在接受事故调查时故意隐瞒事实而修改航行日志的行为，修改航行日志是为了实现隐瞒调查事实的目的，手段与结果分别违反两项规定。目前我国《行政处罚法》和相应行政规范对牵连行为在行政法领域的定性尚处于空白，但笔者认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是触犯法律、危害社会而应受法律制裁的行为，只是在于社会危害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作为惩戒违法行为规范的《行政处罚法》与《刑法》均属公法范畴，其法理有互通之处，所以从合理性原则和信赖原则的角度出发，对牵连违法行为的定性量罚完全可以借鉴《刑法》的相关规范和理论，采用“从一重处断”原则。

2. “一事不再罚”中“不再罚”的问题

“不再罚”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表述为“不得给于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在实际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2.1 行政相对人选择处罚主体

多个行政主体在对同一违法行为管辖时产生竞合，按照“一事不再罚”原则必定只有一个行政机关有权行使罚款处罚权，按照效力优先的原则通常“先罚有效，后罚无效”，这将导致后罚行为无效，行政相对人可能利用这一规则主动选择处罚的主体从而规避随后的处罚。例如在船舶造成海上环境污染事故中，海事、环保、海洋、渔业等部门都有权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若责任人利用这一规则来主动选择作出在最轻处罚的主体，将严重破环行政处罚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公平性，并会在行政机关内滋生腐败，对于一个法制国家是绝不允许的。

2.2 行政主体“争夺处罚权”

“一事不再罚”原则很重要的作用是基于解决行政处罚中行政主体竞合而导致的多头处罚的问题，但主体竞合问题本身并没有实际得到解决。在海上执法上由于长期以来执法力量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导致执法效能不高，执法权限交叉，遭遇“九龙治水”的尴尬。当行政主体职权交叉时，法律并没有规定先发现者、先立案者或先调查者中应该由谁先做出处罚，行政部门可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难免产生争夺或推诿处罚权的情况，不利于行政机关间的协调与合作，容易产生部门间的纠纷与冲突，也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

2.3 依然允许罚款以外的重复处罚

有学者认为将“罚”局限于“罚款”不能杜绝其他种类的重复处罚。罚款是相对较轻的财产罚，立法者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当事人获得轻罚后可免受重罚，所以保留了行政机关作出停产停业等更重处罚的权力。但在实际中同样存在问题：执法部门利用罚款以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能对相对人进行重复处罚，而且这种对相对人不公的程度往往要大于两次罚款。例如两行政部门均采取暂扣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可能会导致许可证扣留时间叠加的重复处罚，同样是危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与“一事不再罚”原则设立的目的相悖。此外，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本身就是一次性的处罚，应当规定在“一事不再罚”中，避免行政部门间产生管辖冲突。

3. 建议

我国《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实行以来，第24条的“一事不再罚”始终被学术界诟病，也造成了实务部门在具体行政处罚中出现争议。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当完善“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相关解释，明确“同一个违法行为”中“牵连行为、连续行为、持续行为”等问题的界定。二是在立法上要避免“一权多授”，具体操作办法包括：专职部门优于一般管理部门，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而具体竞合关系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处罚主体。最后，以立法的形式合理的扩大原则的处罚适用范围，而不仅局限于罚款。

参考文献：

[1]袁森庚.从法理层面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认识.江苏社会科学[J].2003.（2）.

[2]林沈节.论单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及其处罚规则.行政法学研究[J].2010.（3）.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5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银滩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北海银滩生态环境，规范北海银滩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从事岸线、沙滩、海域、林木保护以及开发建设、旅游观光、生产经营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银滩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区为西至大墩海、东至冯家江、北至规划岸线、南至平均低潮位线的围合范围以及冠岭公园。

建设控制地带为核心保护区(不含冠岭公园)向陆域延伸至200米的范围。

具体保护范围以附图为准。

第四条 北海银滩保护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北海银滩保护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

北海市人民政府负责北海银滩保护的管理、组织、协调和监督。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财政、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水利、林业、城市管理、旅游、水产畜牧兽医、海洋、海事等有关部门以及北海银滩管理机构和北海银滩所在城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北海银滩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北海银滩保护协调机制，协调自治区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水利、林业、旅游等有关部门和北海市人民政府，解决北海银滩保护政策、资金投入、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

第七条 自治区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支持北海银滩的生态环境保护。

第八条 北海市人民政府在开展保护北海银滩工作中，可以依法相对集中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第九条 根据北海银滩保护的需要，北海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实行搬迁安置。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北海银滩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义务，有权制止、检举破坏北海银滩生态资源和环境的行为。

北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设立、公布举报电话，接到举报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十一条 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北海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并向社会公布。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审批前，应当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将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北海银滩建设控制地带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北海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北海市人民政府审批，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根据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需要，北海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组织编制北海银滩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北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应当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或者擅自修改。

确需对北海银滩规划内容进行修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

第三章 陆域生态保护

第十四条 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的陆域以建设沿海防护林、滨海景观为主，提高植被覆盖率，保持植物多样性，绿化美化环境。

第十五条 在核心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永久性建筑物，但经依法批准的安全防护设施、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公益设施除外。

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和在核心保护区内建设经依法批准的安全防护设施、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公益设施的，应当符合北海银滩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按照程序报北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报批的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当附有景观修复、植被保护、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建设、施工单位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景观景物、水体、林木、植被和地形地貌，不得造成污染和破坏。项目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施工现场。

第十七条 严格控制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和地下水保护规划的要求。禁止擅自打井抽取地下水。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砍伐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林木。确需砍伐的，应当经北海市城市管理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批准。

第十九条 经批准的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其绿化指标应当符合自治区的绿化标准要求，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

第二十条 经批准的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其布局、高度、体量、造型、风格、色调应当与周围自然景观和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一条 因开发建设造成北海银滩生态环境破坏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开发建设单位逾期不治理或者治理不符合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开发建设。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新设畜禽、水产养殖场，禁止开挖围塘。原有的养殖场、围塘由北海银滩所在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整治。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北海银滩沿岸、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设置排污口和排污暗管。各类污水应当按规定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第二十四条 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内经营服务网点的设置，由北海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北海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布局，并与周围景物、景观相协调。严格控制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内的经营户总量。

第二十五条 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品;

(二)经营切割、敲打锤击、露天装卸、屠宰、加工等产生环境噪声、粉尘、恶臭污染的活动;

(三)储存、堆放、填埋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腐蚀性、污染性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

(四)采挖植被、开垦、挖沙挖土、新建扩建坟墓、倾倒废弃物;

(五)其他破坏生态环境、妨碍游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海域生态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严格保护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海域水环境及海洋生态资源。沙滩、沙坝、滩涂和海洋生物为海域生态保护重点。

第二十七条 严格保护沙滩的自然性和完整性。禁止在沙滩随地倾倒、抛洒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不得抛洒、丢弃废弃物品。

第二十八条 严格保护沙坝的自然性和海岸景观的完整性，禁止在沙坝上新建、扩建永久性建筑物。禁止损毁沙坝、降低沙坝高度、破坏海岸景观等行为。

第二十九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北海银滩海水浴场及北海银滩近岸海域水质实施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公布。

第三十条 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的港口、码头、装卸站、船舶修造厂和船舶应当配置相应的防污除污设施、器材，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禁止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高、中水平放射性或含病原体的废水及各种固体废弃物、船舶污染物。

禁止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新建船舶修造厂和船舶拆解厂。原有的船舶修造厂和船舶拆解厂应当在北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搬迁。

第三十一条 严格控制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经营沙滩、海上游乐项目的类型及数量。经依法批准经营的游乐项目实行安全责任业主负责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越权审批建设项目、擅自修改北海银滩核心保护区总体规划或者详细规划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新建、扩建永久性建筑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依法拆除违法建筑物。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毁坏或者擅自砍伐林木、采挖植被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城市绿化条例》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品，经营切割、敲打锤击、露天装卸、屠宰、加工等产生环境噪声、粉尘、恶臭污染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储存、堆放、填埋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腐蚀性、污染性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开垦、挖沙挖土、修坟、倾倒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环境保护或者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破坏生态环境、妨碍游览、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沙坝上新建、扩建永久性建筑物或损毁沙坝、降低沙坝高度、破坏海岸景观的，由北海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北海银滩保护范围内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高、中水平放射性或含病原体的废水及各种固体废弃物、船舶污染物的，由北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事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北海银滩新建船舶修造厂或者船舶拆解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xx年10月1日起施行。

海滩万人保护沙滩环保公益活动海南岛是中国最后一片净土;位于海南清水湾的蓝湾小镇，沙滩沙质细腻，踩上去会发出银铃般的声音，被誉为全球仅三处的会唱歌的沙滩，另两处为美国夏威夷和澳洲黄金海岸。

20xx年12月18日，由海南陵水县委县政府、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绿城蓝湾小镇共同组织的万人保护沙滩环保公益活动在蓝湾小镇沙滩顺利举行。伴着习习海风，参与活动的人们沿着沙滩一路前行，认真清理垃圾。

海南作为全国度假胜地，一直备受推崇，每到冬季，人流量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全国雾霾愈演愈烈，慕名来蓝湾小镇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会唱歌的沙滩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

为提升全民环保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保护中国唯一的会唱歌的沙滩，一场以保护海洋，保护沙滩为主题的环保公益活动在绿城蓝湾小镇拉开帷幕。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6

【关键词】航道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 运用

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于具体航道行政处罚中，就存在的合理性与必须性而言是无可置疑的。合理的自由裁量权，是显示航道行政执法公平、公正最好的诠释，是航道行政执法公信力的具体展现，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实践。

1航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概论

1.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权限，也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何谓行政自由裁量权？英国著名法官霍尔斯伯勋爵提出：“自由裁量是指任何事情应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它应该是法定的和固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模糊的、幻想的，它必须在所限制的范围内行使”。

1.2航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特点

航道行政处罚作是交通运输行政处罚的一类，其自由裁量权与其他交通运输行政自由裁量权相比，除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另外又有其自身的特征。

①重视程度不一样。航道行政处罚的主体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航道管理机构（或部门），与其他交通运输部门对比而言，是否重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度相差很大。航道行政处罚案件在实际航道行政执法行为中运用并不多，以我处为例，2014年我处的行政处罚案件是18起，今年至今是4起，尽管如此我处的行政处罚案件数比同在苏州大市内其他同级别航道管理机构相比多得多，但与我区交通运输系统的海事管理机构、公路管理机构和道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管理机构每年都有上千起甚至几千起行政处罚案件相比，我处的案件又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其他部门非常重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都有针对行政案件的情节、危害程度等制定了相应的罚款数等，执法人员在具体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较为容易。由于，在航道行政执法活动中运用航道行政处罚的机会很少，所以我处上级机关及我处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没有具体规定，只有在省条释义中有这样一段话――情节是否到严重程度，属于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②适用的法律规范不一样。以为每个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是不尽相同的，我们航道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在运用过程中，首要任务是服务于本部门法的立法精神，然后才会考虑其他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

③执法环境不一样。与海事、运政行政相对人相对单一相比，航道行政相对人就庞杂，有沿航道的厂矿企业，有专业码头等，有一般自然人，甚至还有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等。在执法活动中，既要维护正常通航标准和保护航道及航道设施，又要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航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及实际运用

截至2015年10月，共有航道法律有2部，行政法规5部，各类规章7部赋予了航道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航道行政执法人员对于每项处罚条款的种类、幅度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自已的选择。因为自由裁量权在航道行政处罚活动中普遍存在，所以在行政处罚活动中，如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有了探讨的需要了。

①认定违法性质的自由裁量。通常，违法行为的定性是基本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的，但在某些特定状况下，执法机关还是可以选择的。

例如对某些特定的牵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违法行为可以分为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其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都可构成作查处违法的依据。例如某公司为新建自备码头而将航道部门修建维护的驳岸拆除。其手段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构成危害、损坏航道设施，其目的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构成擅自新建临河设施。根据上述例子，《江苏省航道管理条例》没有明确是依据其手段行为来处理，还是依据其目的行为来处理。鄙人认为此时应从社会不良影响和危害性后果等综合考虑、看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社会不良影响更广、危害后更大，从而进行选择。

②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违法行为情节的轻重直接关系到自由裁量，也就是量罚情节，一般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两种。法定情节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例如省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要求疏浚、清障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航道管理机构可代为疏浚、清障，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在这里就是法定情节。自由裁量情节就是除法定情节外，其他影响行政处罚轻重的情节，例如当事人是否明知故犯、主观动机等等，裁量时应当予以区分；在查处案件过程中，是否对损害结果采取补救措施，当事人是否积极配合调查，也是影响处罚决定的因素。

③认定违法事实的自由裁量。客观违法事实本是不存在自由裁量的，但违法行为的被发现和被调查一定有时间差的，而行政处罚所依赖的只能是调查得来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如果客观事实与事实事实一致时，也就没了对自由裁量选择的空间。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存在差异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只能根据调查取证得来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后，最后确定违法案件的事实。

④处罚数额的自由裁量权。在各类实体行政法中，罚则规定的数额一般都有一定的范围，例如省条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置、维护专设标志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若某管网公司违法了上述规定，到底是罚款二千元，还是一万元，法规中没明确规定，我处上级机关也没有规定，如何确定这个数额，就成了衡量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了。

3结语

正确运用自由裁量全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更是在实际航道行政处罚活动的现实需要。我们航道行政执法人员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循序渐进，以形成一整套良好的航道自由裁量运作体系，服务于国家依法行政与和谐社会战略。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7

摘 要 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海洋环境污染 刑罚处罚 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8

黄浦区是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面积仅4.16Km2.截止1999年6月底，有上海市户口的常住人口达239，000人，人口密度在所有城区中最高，达近60，000人/Km2.黄浦区内有融购物、旅游、商务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蜚声中外的南京路，有融行政、金融、商业、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人民广场，有可供人们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的上海外滩，因而区内流动人口数量甚巨，高峰时每天达270～300万人，平时每天亦有150万人左右。巨额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对黄浦区的公共设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对行政执法提出了挑战。

一、黄埔区综合执法体制试点的网状

1995年以前，黄浦区设立市政管理委员会作为区政府的协调机构，以解决环卫、环保、园林、建设等执法部门之间管理上的冲突。1995年3月，中央决定在黄浦区进行城区综合执法试点。指导思想是精简机构，撤局建委。于是撤环卫、环保、建设局，建立具有一定市政管理权限的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为加强对几个特殊地区的管理，1994年设外滩风景区管理办公室和人民广场管理办公室，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1997年两机构划归市政委管理；1998年8月设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1997年，区政府又依法设立了四个街道监察队。目前黄浦区综合执法的架构见表1.

由表1可知，目前黄浦区的综合执法体制仍处于建构过程中，基本上是划分了若干执法区，形成点（外滩、人民广场）、线（南京路步行街及区内15条主要道路）、面（街道）分离执法的局面。就执法方式而言，在区市政委内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并存，在外滩、南京路步街街、人民广场（以下简称“三大块”中），外滩只不过实行的是更小范围内的专业执法；就管理区域而言，区内各管理部门执法区域泾渭分明，分离明显，但区域划分明显不合理；从编制上看，区市政委管理范围大，而其执法人员在专业执法这一块数量不足，如园林部门只有三人，一天跑15条主要道路，执法效果可想而知；就主管部门而言，街道执法实际上自成体系，不受区市政委管，街道监察队预算由区政府支出，与区市政委无关。可见，要实现由区市政委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其综合执法功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就执法依据而言，由于目前全国仍然是部门立法为主，这与市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发生了冲突。目前区市政委并无法定的执法权，主要是通过各部门的委托来执法。此外，在同一个区内，虽然各执法队伍在执法性质与内容上相同，但在执法依据上却存在很大差别。街道监察队主要依据《上海市街道监察处罚暂行规定》执法；市政委市容环卫监察队主要依据《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执法：“三大块”的监察队则主要依据市容、市政、环保、公安、规划等领域的专业性法律法规执法。

二、当前黄埔区综合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黄浦区在综合执法方面仍处于摸索阶段，存在着不少隐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法体制混乱。

1目前，市一级领导对如何改革执法体制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据了解，区一级提综合执法模式，而市里则定两地管理模式，强调从小块而不是从整体着手。目前人民广场、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以及区外的陆家嘴、虹桥等地，均实行块块管理。块内管理好了，但块外更加混乱，宏观管理效率并不高。在机构设置方面，市政委不是政府组成部门，市政委主任也不是人大任命，实际上很难使市政委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2目前的执法体制实际上是条块（块块）分治的体制，形成了大量的管理盲区，同时也缺乏应变能力。如人民广场地区实行综合执法后，该地区秩序明显好转，但大量无证摊贩转往人民广场，秩序混乱，延安路一带也出现类似现象。再如根据《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综合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步行街监察队的执法区域有明确界定。12月初，一市民在南京东路外墙转角刚超出监察队管辖范围的地方违章悬挂横幅，由于该地属区市政委直接管理范围，而区市政委只有四人管户外广告，人手不足，结果步行街监察队管了，对违章公民予以处罚。受处罚者不服，以处罚主体不足为由提请行政复议，结果复议时只得撤消原处罚决定。

3部门之间责权利不分，缺乏综合考虑统筹协调，导致管理内耗，效率低下。“三大块”地区的监察队的执法权是基于其它专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如果仅有规章规定专业行政机关必须授予某些权限，若某些专业行政机关并不办理委托手续，监察队就不能行使相关的执法权。通过大量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来使监察队行使执法权，由于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责权利很难划清，各部门也并不见得愿意委托，这将使市、区政府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如根据《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第12条，对于在广场内卖艺、兜售物品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但据了解，工商部门至今仍未委托，原因在于工商部门担心被提起行政诉讼。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而监察队的用人权在区市政委，区工商局无权干预。市工商局曾发文，要求各区工商对于下岗摆摊一律不管，而人民广场地区无证摊贩方面的管理由广场管理办承担责任。这种专业行政部门有权无责，综合执法部门有责无权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执法的效率，使广场监察队管理无证摊贩无法律依据，因而也就不具有合法性。其结果是广场地区无证摊贩泛滥，每年仅小摊贩兜售风筝一项，就导致300多只广场鸽被缠死、缠伤，并引发过一起停电事故。

实践证明，市政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证摆摊现象。调查结果见表2.

另据调查，在人民广场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无证设摊。加强管理后，现在无证摊点聚集在广场外的路一带，同时虹口、闸北等区也因黄浦区加强综合执法力度而成了无证摆摊的重灾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市政管理所营造的良好的市容市貌是一种公共产品，但当黄浦区加强块块执法后，大量摊贩转到其他地区，破坏了其它地区的市容与秩序，给上述地方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这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是不公平的。这需要由市政部门来统管全局，消除这种负效应。建议在理顺体制后，由市政委带头，统筹规划，将本区一些无交通功能的通路，如永安路、新永安路等封闭，建成集市，这样即可缓解无证摆摊带来的管理上的压力。再如人民广场共有43条公交线路在此交汇，有18个公交起点站，游客极多，每天约有100辆外地旅游大巴在此停泊。人民广场地下车库有600个泊位，但由于车库限高2.5米，中巴、大客车进不去，每天只有70～80辆轿车进库，这使该地乱停现象根本无法解决。这是市政缺乏统一规划与管理所产生的恶果。

2.由于我国专业立法体制的影响，再加之黄浦区目前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执法体制，这加剧了立法上的混乱，使当前的行政立法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1在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上处罚标准混乱。以罚款为例，见表3.

这种立法上设定处罚标准的混乱状况，易导致公民产生执法不公平的感觉，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其结果是加大了综合执法的难度，加剧了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2市政府规章中存在大量疏漏，增加了综合执法的难度。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第11条规定，对随地躺卧、露宿、在喷水池中洗澡等违章行为，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但并未制定罚则。国外在这方面处罚是相当重的。如在罗马，在市内喷水池冲凉者被判五天到三个月监禁和40万里拉（约合300美元）以下罚款[1].此外，有些规定未考虑到执法上的可操作性。仍以上述规章为例，该规章第7条规定，任意停放非机动车辆的，由公安机关委托广场监察队予以处罚，但对机动车辆违章停放未作规定。由于公安部门不进广场处理，而监察队无权管，法律规定不适应管理需要，结果机动车违章停放屡禁不止。而《街道监察处罚暂行规定》第18条将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混淆，只规定了按一般程序来处罚。此外，在市容管理方面也无细则可供参考。

3.监察队员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目前监察队员在执法过程中被打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甚至被打残。由于监察队是事业编制，当监察队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纠纷或监察队员被打时，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将其当作民事纠纷来管；而当监察队员被打伤时，法院则依照《刑法》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将之作为自诉案件处理，由被打监察队员自己举证。这些做法严重挫伤了监察队员执法的积极性，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据了解，南京路步行街由于违章现象多，而监察队员不愿管，步行街管委会只得规定罚款指标，逼着监察队员管。

4.由于执法人员对某些法条理解不透，使得执法过程中的某些行政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意味着即使相对人真的违法，执法部门也有败诉的可能，并可能由于重新作出处罚决定而直接导致管理成本攀升。

典型的例子是行政复议主体的资格认定问题。区市政委与各管理办，实际上未将委托、授权、派出机构等名词的涵义弄清楚，认为受委托执法的“三大块”的监察队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对外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当笔者问及为什么区市政委有权复议“三大块”的监察队的部分处罚决定时，得到的答复是：“三大块”的监察队是区市政委的派出机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5条的规定，对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设置该派出机构的行政部门有复议权。为将这个问题弄清楚，笔者查看了一份人民广场监察队的处罚决定书（号码为BNO：0025051）。处罚决定书上清楚地写着广场监察队部分受区市政委的委托，这与区市政委的解释矛盾。实际上，广场监察队不是法人，也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处罚，而只能就受委托部分以区市政委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处罚决定书上的落款为监察队也是违法的）。由于当前未设上海市市政委，复议机关应当只能是区政府法制办。而如果假定设了市市政委，对监察队的处罚决定不服可一状告到市市政委，从管理角度来讲显然是不科学的。

三、关于建立上海市全市综合执法体制的建议-一个法律学与管理学角度的构想

1.以实现法律规定协调、行政流程畅通为目标来整合整个综合执法体制。可将整个综合执法架构设置如下格局。

在示意图中可以看到，由区市政委统一领导和监督各下属管理委员会，各下属管理委员会作为区市政委的派出机构，对外享有综合执法权；对于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规定只能由区市政委来作出处罚决定；对区市政委的处罚决定不服可由市市政委或区政府法制办来复议。同时，取消街道办对街道监察队的领导，取消市政府对“三大块”管委会的领导。各管委会的管辖范围从全区管理便利角度出发，由区市政委划分，区市政委保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权力。区市政委一般不再直接执法或派执法队执法。所有人、财、物的调配权均在区市政委，所有市政综合执法的责任也由区市政委全部承担。管委会与监察队之间是委托关系，监察队仍为事业编制。当然，这个执法体制在整个上海市得以运行的前提是设立上海市市政委，且根据法律规定其拥有市政综合管理与执法权。

1为什么不应由街道办领导和管理监察队？发达国家街道承担的是社区服务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发育与成长是一条必经之路。没有社区的凝聚力与服务功能，城市社会将来稳定与否难以预料，整个城市秩序也将难以控制，这意味着街道行政功能的弱化与服务功能的强化是必须的。上海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初步形成安定安全的社会治安秩序、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并为建成配套设施齐全、环境舒适优雅、管理规范有序、保障功能完善的现代化社区奠定基础”[2].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公众中形成的共识，以及中国城市的历史因素等综合条件，决定了街道必须在社区建设中起领导促进作用。从实际需要看，各管委会的管辖区域划分应以街道为基础，兼顾全区。办公地点可设在街道，这样有利于二者之间的配合。同时，对管委会负责人的任免、调动、考核、奖惩，应规定街道有会签权，以建立街道对管委会的制约机制，强化二者之间的配合。

2就黄浦区而言，建议保留外滩、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三个管委会。这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区域流动人口多，直接代表了上海形象，在整个上海市容市貌的对外展示中具有举止轻重的地位。

3法律上的可行性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要使所设想的执法体制具有合法性，必须解决两大问题：（1）使市政委机构职能配置合理合法；（2）使行政执法（尤其是行政处罚）权限配置合理合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4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依此，可由上海市政府制定一个具体方案，将上海市环保、环卫、园林、建设等部门合并或进行职能分解，同时将其它部门的可以综合的执法职能并入，精简人员，合理设置内设机构，组建成上海市市政委，报国务院审查批准。上海如能领全国风气之先，亦可为全国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做出重大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建议由市政府牵头，联合市人大、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现有专业性行政法律加以梳理，从中理出可以由上海市市政委行使的处罚权，并列出详细清单，由市政府上报国务院请求批准。如果能获得国务院授权，则在行政处罚权配置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也更具可操作性。

从法律上理顺关系，也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利于监督综合执法队伍。目前体制下，行政复议部门有各专业行政主管部门、区市政委（前面已讲过其按法律规定无复议主体资格）、区法制办，让行政相对人无所适从，也不利于对监察队伍的监督。而整合之后，综合执法的复议机关只剩下区市政委和区法制办，有利于行政相对人明了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也利于实施行政监督。此外，整合后可考虑针对全市范围统一立法，立法任务大大减轻，并可避免立法上的混乱与矛盾。

4管理上的科学性及市政府必须采取的对策。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政架构的优点在于其保持了整个行政流程的通畅，它使决策、执行、反馈、监督成为一个闭合回环，使管理具有系统性，使决策与执行分离，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实际上香港也是采取类似做法。香港的市政管理由市政总署和区域市政总署来执行，它们分别是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的执行机构。

此外，考虑区市政委设派出机构，主要是因为这样便于市市政委集中精力进行全市性宏观决策，也便于区市政委进行区级中观决策。两级架构三级管理也便于将来市政委管理领域进一步扩大后仍能照常有效管理。

政府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私人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一个政府机构追求的是预算的最大化。“对官员的激励：薪水、职位、享有的东西、公众中的名望、权力等，其所有这些目标与预算的规模有着正向的和单调的关系。”[3]维持预算最大化的冲动意味着每个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都不愿轻易放弃权力、缩减编制。通过立法实现机构合并与职能分解，可一次性剥夺部分专业行政部门的可以加以综合的执法职能，最大限度地削弱专业行政部门的谈判能力，降低行政成本，这与委托执法有很大的区别。

2.通过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司法解释，或请求全国人大作立法解释，以保证事业编制执法队员的人身权益。这样才不致于导致综合执法部门行政编制恶性膨胀，也利于调动广大执法人员的积极性，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1979年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修订后的刑法对犯罪对象作了修改，即将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工作人员。有些学者对此的解释是：“本罪主要是保护公务活动不受侵犯，将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述更准确，也更符合本罪的特征。”[4]笔者认为这种修改在犯罪对象的界定方面仍有疏漏。实际上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编制的执法队伍和受国家机关委托的事业编制的执法队伍在工作性质上均为执行国家公务。建议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就妨碍公务罪的适用范围作出司法解释，或由市政府、市人大或全国人大召开期间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团向全国人大主席团建议，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适用范围，也可采用相同的办法，对其中第19条“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或适用范围作出司法或立法解释，从法理上和实际需求来说，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相信不会遇到大的障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

注释：

[1]夏书章著：《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2]黄菊：“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载《解放日报》1996年3月16日。

[3]缪勒著：《公共选择》，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58页。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9

第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无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主管机关是执法主体，只能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主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审计机关是执法主体，审计机关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审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是越权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有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赋予审计机关具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资格，审计机关据此完全有权进行处理处罚，不是越权行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审计机关具有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的执法主体资格，有权进行处理处罚，不是越权行为。

二、审计机关能够成为有关法律法规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审计机关开展审计活动依据的法律主要有三类：一是《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以及行政机关共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和审计程序等。二是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对违法行为处理处罚的具体种类和幅度等，数量很大。三是解决审计争议的法律、法规，如《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审计机关是《审计法》的执法主体。根据《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审计机关除了是《审计法》的执法主体外，还可以是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执法主体，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审计法》和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评价、处理、处罚。

《审计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处理。”第四十五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以及采取其他纠正措施，并可依法给予处罚。”这里的“依法给予处罚”是个原则规定，《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审计机关以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为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依据。”

因此，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虽然没有（也没必要）一一规定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但规定在了《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中。根据上述规定，审计机关具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的执法主体资格。不能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某主管机关是执法主体，没有规定审计机关是执法主体，就认为审计机关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某个法律法规，应当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立法含义在1994年审计法起草审议过程中，审计署、原国务院法制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过反复研究，形成了一致意见，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审计法》是审计机关的法律适用规范，起着指引的作用，指引审计机关依照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评价、处理、处罚，其中包括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法律、法规，此时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就成为审计机关进行处罚的准据法，审计机关就成为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执法主体。比如审计机关可依照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具体处罚幅度、数额对违反规定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罚。为了消除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的质疑，审计机关在作出审计决定时，除了引用被审计单位违反的上述规定外，最好将《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并引用。

三、作出上述规定的原因

《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审计机关是宪法唯一明文规定的地位超脱的专门监督机关。审计机关是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专门经济监督机关，地位超脱，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人事和经济利益关系。

第二，《审计法》不可能对各行各业的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统一的处罚规定。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和对象非常广泛，审计机关对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法》不可能对性质不同的各行各业的纷繁复杂的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统一的非常具体的处罚规定，只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若《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不作出上述规定，则审计机关就无法发挥法定作用。按照《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审计监督，发挥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在当前经济领域存在违法乱纪的现象甚至有时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赋予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那么审计机关势必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宪法》和《审计法》规定的作用。

第四，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分清法律责任。如果不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那么审计机关在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违法行为时，自已不能处理处罚，必定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但这样一来，被移送的主管机关必定要重新核实违法事实，重新取证，最后再作出处理处罚决定，这就浪费了行政资源，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如果主管机关不去重新核实违法事实，重新取证，而是直接采用审计机关查出的事实作出处理处罚决定，那么一旦发生行政争议时，就很难分清是哪个机关的责任。所以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分清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是不多见的，管理机关和兼有监督与管理职责的机关在其法律法规中都没有类似规定，这些机关的设立和职能也没有规定在《宪法》中。所以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也不会造成执法混乱的现象。

四、审计实际工作中的做法

2000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有的被审计单位（企业）与其他单位（企业）签订贷款协议、擅自放贷，于是请示审计署：审计机关是否有权依据《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第2号）第七十三条关于“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的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审计署关于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有关审计处理、处罚权限问题的批复》（审法发[2000]73号）指出：根据《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审计机关有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第2号《贷款通则》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审计机关依据《审计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企业上述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权予以制止。

1999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行为，并取得收入，请示审计署可否依照价格法处理处罚。《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审计机关对价格违法行为处理、处罚问题的批复》（审办法发[1999]129号）指出：对违反价格法取得的收入，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1999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超限额留存现金、预算外收入未及时缴存专户的行为，违反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并依据该条例给予罚款处罚。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就审计机关能否依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进行处罚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等问题的复函》（审办函〔2000〕197号）指出：超限额留存现金、预算外收入未及时缴存专户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依据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行为作出罚款处罚，是符合审计法的规定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于2001年修订后，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按照该规定，审计机关对税收违法行为有权作出审计决定，税务机关根据审计决定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就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如何操作的问题，审计署办公厅发出审办法发[2001]202号文，即《审计署办公厅关于转发<湖南省财政厅、审计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关于财政机关、审计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资金缴库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精神是：湖南省财政机关、审计机关在依法检查中查出有因税收违法行为应追缴的税款、滞纳金的，应将检查决定书抄送有关税务机关，并责成被检查单位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税务机关应当根据财政机关、审计机关的检查决定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收缴入库，并在入库后15日内将缴库情况表连同入库凭证复印件及时回复财政机关、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审计机关查补的税收，国税不能计提超收分成，地税不计提征收经费，同时也不参与税务稽查分成。

五、审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应注意的事项

审计机关依照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时，应当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处理处罚不能超出审计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审计机关的处理权主要包括：责令限期缴纳、上缴应当缴纳或上缴的财政收入；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责令冲转或者调整有关会计账目；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审计机关的处罚权主要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措施。审计机关在上述权限内结合具体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超出上述范围就是越权。如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就不是审计机关的权限，审计机关不能行使。

第二，必须是被审计单位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如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规定。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的规定不能适用。如当事人违反《档案法》、《国旗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就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

第三，处理好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关系。《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由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违法取得的资产作出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审计机关必须是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该款规定。所以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另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最新篇10

复议和解与传统复议程序有何区别

行政复议和解与传统的行政复议程序有明显的区别。

传统的行政复议程序是：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复议审理――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撤销、变更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其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复议和解程序是：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在自愿、合法基础上进行和解协商――经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将和解协议提交行政复议机关审查批准――行政复议机关准许和解并终止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也就是说，申请人向海关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受理后，不是只能等待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审查并接受最后的复议决定结果，申请人可以主动向被申请人提出和解，也可以应海关的要求进行和解协商，并在和解协商中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和理由，争取一个争议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处理结果。

通过行政复议和解，可以促进行政相对人与海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缓和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争议的负面效应，彻底化解矛盾，定纷止争。同时，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可以直接根据和解协议确定的内容和履行期限履行各自的义务，无需再经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重新履行执法程序（如调查、告知、听证等）等一系列繁琐的过程，既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及时得到保护，也可以有效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复议和解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适用范围

并不是所有的海关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用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可以和解的范围仅限于海关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海关规章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依据海关是否具有自由裁量权，海关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分为羁束性具体行政行为和裁量性具体行政行为。羁束性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需要恪守行政法定原则，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分明，合法性问题不存在和解的空间。而裁量性海关具体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海关规章赋予了海关在合法范围内一定的酌情处置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变更，以更多体现合理行政的原则。对于这一类行为，海关在裁量过程中拥有酌处权，在行政复议阶段也可以在裁量范围内重新综合考量和审视，并予以调整和变更，从而与申请人达成和解。比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规定了走私行为的构成要件，并规定走私货物应当予以没收，这都属于羁束性具体行政行为，不能进行和解；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针对一些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规定的诸如“处货物价值5%以上30%以下罚款”的处罚幅度，则属于裁量性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存在处罚幅度与过错情节不相当，罚款幅度的自由裁量不合理、不适当等情况的，可以进行复议和解。再如，海关适用合理方法估价时对于多种合理估价方法的选择适用、涉及自由裁量的海关行政许可等，如果是属于自由裁量行为，而不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的羁束性、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的，就都可以适用行政复议和解。

原则

复议和解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合法的原则。在行政复议和解中，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作为被申请人的海关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和解是建立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强迫、威胁或者欺骗对方的方式来达到和解的目的。同时，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海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法律精神和原则；和解协议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只有符合上述要求的和解协议才能获得海关行政复议机关的准许，也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和解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在自愿、合法基础上进行和解协商并就和解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将有关内容形成书面的和解协议书，并由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确认，作为双方依法达成的和解协议的书面凭证。和解协议书中一般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证件名称和号码、职业、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达成和解的结果；

（四）履行和解协议的具体方式和期限；

（五）协议签署日期。

和解协议应当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达成

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期限是60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30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进行复议和解也应当在上述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内达成和解协议，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如果海关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就有关案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则不再有和解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