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处罚实施条例十篇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1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相关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越来越多的原进口许可证或配额证管理的商品转为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目前，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商品已达2000余种，涵盖了众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敏感商品，例如汽车、钢材、原油等，上述商品已为当前海关监管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进口货物经营单位在办理报关业务过程中将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申报为非许可证件管理商品的行为时有发生。现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对涉及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申报不实的行为作出了处理规定，但由于许多进出口经营单位对上述规定缺乏正确理解和认识，既不能正确对待海关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也不能采取适当措施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给海关执法工作造成了困难，对企业自身权益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问：自动进口许可证明是否属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所规定的“许可证件”？

答:进出口许可制度是国家贸易管制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国家根据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状况和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况以及其他政策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类商品的进出口实行限制的制度。

根据《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凡属于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如进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进出口金银产品、精神药物等，进出口货物发货人在向海关申报时必须交验国家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相关批准文件；不能提交许可证件的，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专门明确了“许可证件”的含义。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许可证件”是指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当事人应当事先申请并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准予进口或出口的证明文件。《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所规定的“许可证件”并不仅限于国家实行配额或其他限制性管理措施的限制进出口货物所需的证明文件，凡是需要经过当事人事前申领并由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颁发的进出口证明文件都属于“许可证件”范畴。根据《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自动进口许可证明是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的收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须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申领的证明文件。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自动进口许可证明完全符合《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关于“许可证件”的特征描述，属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所规定的进出口许可证件范畴。

问：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申报不实海关如何处理？

答:与其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不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申报不实构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所规定的两种违法情形:一是当事人实际进口货物为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商品，但其向海关申报时不能提交有关自动进口许可证明，构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无证进口”行为;二是当事人实际进口货物与申报情况不符（将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申报为非许可证件管理商品），构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所规定的“申报不实”行为。在执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的“无证进口”行为，海关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涉案货物作出不予放行决定；对于当事人的“申报不实”行为，因自动进口许可证明同样属于进口许可证件，海关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当事人处货物价值5%以上30%以下的罚款。

问：不予放行货物如何处理？

答:进出口货物因不能提交相关许可证件及海关作出不予放行的决定后，如何处理上述直接关系到货物所有人或收发货人的切身利益，是进出口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有关规定，“无证进出口”当事人在此情况下有三种处理方式可供选择：

一是积极争取补办有关许可证件，以使货物顺利通关。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2

第一阶段，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行为的，即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决定，发出责停通知书。执法部门随后检查通知书并对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即:发责停通知书———发检查通知书———立案调查。第二阶段，执法机关发出检查通知书后，如发现涉嫌违法行为即发放责停通知书，再立案调查。即:发检查通知书———发责停通知书———立案调查。第三阶段，发出检查通知书后，发现有涉嫌违法行为的先立案，然后再发放责停通知书。即:发检查通知书———立案调查———发责停通知书。目前，我海洋行政执法部门均按照该程序处理海洋行政违法案件。

二、责停通知书发放的条文依据

关于责停通知书发放的依据在《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9条有明确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行政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四)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42条第5项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依法对海洋工程进行现场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五)责令违法者停止违法活动，接受调查处理。同时，《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9条也明确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在海上实行联合执法，在巡航监视中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应当予以制止并调查取证，必要时有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处理。”上述三项规定是实践中海洋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海域类、海洋工程类以及海洋环保类行政违法案件中，发放责停通知书的法条依据。

三、发放责停通知书行为的法律性质

《海岛保护法》中，仅在第47条、第48条、第50条中出现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字眼，而上述条款属于法律责任中的处罚条款。那么上述条款是否可以作为在海岛行政执法中发放责停通知书的依据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分析发放责停通知书行为的法律性质。

四、发放责停通知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作了如下定义: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毁损、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据此，可以看出:首先，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暂时，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做出不以相对人行为违法为前提，也不必然导致行政处罚。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顾名思义，是以相对人行为违法为前提，是在立案后发放的，以行政处罚为归宿(情节轻微，不予处罚为例外)。其次，行政强制措施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子做出了处分，是一种可复议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责停”并未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做出处分，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可复议或诉讼。再次，行政强制措施做出后都有后续解除措施，而“责停”是以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为归宿(情节轻微，不予处罚为例外)，并无解除措施。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发放“责停通知书”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措施。

五、发放责停通知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目的是保障行政决定的内容得到实现。而“责停”是在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前，立案之后做出的，没有一个行政决定作为其做出的前提，因此“责停”不符合行政强制执行的构成要件，不是行政强制执行。

六、发放责停通知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3

海洋环境一旦遭受污染，其影响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持续时间之长，绝非简单的数据就可以量化。此次溢油事件对整个渤海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资源及养殖户、居民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康菲公司作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难逃其责。

二、制度缺陷

（一）海洋环境信息公开法律责任制度缺陷

溢油事件信息之所以迟延向社会公开，其中一个原因固然和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失职有关，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国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法律责任制度还存在一定缺陷，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环境信息公开有所涉及但规定极少，也不完整，也没有对海洋环境信息公开责任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向可能受到危害者通报，并向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此条例虽然规定了污染者的信息公告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国家有关海洋环保部门的信息公开的义务。此外虽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执法的依据，但该条例的规定也不够详细。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安监总局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也只是对信息“内部报告”规定得非常详细，乃至具体到以小时计算；例如国家安监总局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较大涉险事故，其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分局。”但是对于信息何时告知公众、怎样告知，却规定得十分笼统，甚至该由谁去告知都不明确。

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又有其固有的特殊性，单纯依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无法得到充分体现的。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政府对于重大公共事件应对处理的情况要公开，但是对公开采取的方式、公开范围并没有具体规定，对企业信息公开责任也没有任何规定。环境保护部虽然制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并没有相应的制定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致使海洋环境信息公开责任仍然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从而使得追责渤海溢油事故信息公开严重滞后的责任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作支撑。第二，对于不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的相关规定即便是有也比较原则笼统，现实执行性较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不公开、延迟公开、公开错误信息、拒绝公开、瞒报这类事件也缺乏明确有力的追责性条款。《环境保护法》第11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环境状况公报”，但对于政府未能及时履行职责、公布相关环境信息，要负什么法律后果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规定了政府不公开政府信息的责任，但对于该条规定来讲，原则性较强，实际操作性差，具体表现在：第一，要求责令改正的惩罚性不够强，对相关责任人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只有当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延迟公开信息的情形仍在持续时，才有可能责令相关人改正。而假如该情形已不存在，则责令相关人改正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第二，没有衡量情节严重程度的量化标准。现行法律法规对情节严重程度的情形、标准没有进行明确说明，因此，情节是否严重全在于法官自由裁量。

（二）海洋环境污染者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缺陷

1．严重污染海洋的处罚过轻海洋石油开采一旦出事，受污染面积就会相当广泛，带来的损害也是无法估量。按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只能对康菲公司处以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罚款，这样一条关于罚款限额的法律规定对经济实力强大的跨国石油巨头来说，是根本无法起到惩戒和警示作用的。国外对海洋石油开采安全的约束制度中，首先就是重罚。在发达国家，罚款都是天文数字，一旦发生海洋污染，罚款足以使企业倾家荡产。去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件，美国政府向BP公司开出的首张清理油污罚单就高达6900万美元，罚金高达210亿美元。同样是海洋油污，我国的行政处罚与美国的处罚竟相差之大，可见我国的海洋环境法律是不完善的。不少专家都表示，目前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1999年修订颁布的，相比于12年前，如今30万元早已远不足以惩罚肇事企业、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2．对提供虚假报告没有明确追责条款虽然国家海洋局在2011年7月30日对康菲公司下达了“两个彻底”的期限，但期限届满后，康菲公司非但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积极完成国家海洋局的要求，还恶意提交虚假的事件处理报告给国家海洋局，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公然漠视公众利益，性质非常恶劣，为此，法律应当严惩。然而，对此种行为的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

3．对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没有明确追责条款溢油事件发生后，虽然国家海洋局给康菲公司严令下达了“两个彻底”的期限，但期限届满后，康菲公司根本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在规定限期内完成国家海洋局的要求。对此行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给予具体规定,唯一可以参照适用的是《环境保护法》第29、39条对限期治理责任的相关规定。然而限期治理往往会导致迟延不决的现象，排污单位或个人拖延治理有效期限的行为，使有权机关作出的限期治理决定有可能变成了一纸空文或错过了治理时机，从而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

4．对隐瞒事故没有明确追责条款信息不公开，公众自然无法知晓企业的所作所为，监督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只规定了发生海洋污染事故者的像受害者的通报和向管理部门报告的义务，而没有明确规定企业信息公开义务。事实上，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康菲公司不但没有对社会公开信息，反而还刻意隐瞒事实真相，严重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完善建议

（一）增加海洋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为了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笔者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增加海洋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1．加重行政部门不公开海洋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无救济就无权利，权利要想得到充足保障，就必须依赖于责任与救济制度的长远发展，如果权利遭受侵害，不能通过追究侵害方的责任得到补偿，那么权利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我国法律对政府机构不公开应该公开的环境信息、公开了不该公开的环境信息分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为了保障权利的充分行使，在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时，对于海洋环境监管部门不公开海洋环境信息的行为，不但要规定责令改正，而且还要加大处罚力度，对相关责任人员直接给予行政处分。

2．对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给予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对情节是否严重的情形进行判定时，一方面要考虑有关主体不公开信息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另一方面还要重点看该信息所指向的环境事件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力的大小程度。以此为依据来断定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给予当事人不同处分。

3．应当增加对于拖延公开政府信息责任的有关规定没有正当理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拖延公开海洋环境信息，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视情节严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以此避免当前很多政府部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GDP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得污染环境的事件隐报瞒报漏报的现象滋生。

4．建立对公众海洋环境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制度公众是否有权利向政府主管当局申请提供环境信息，公民在知情权受阻的情况下有哪些救济措施，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因此为了充分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应当规定其环境知情权受到侵害时，应采取的救济方式，是行政救济还是司法救济。

（二）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由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间接性、潜伏性、持续性以及伴随性等特性，势必使海洋生态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侵权损害，因此最高数额30万元的行政罚款远不足以弥补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失和修复需要的成本。因此，笔者建议，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相对人的行政责任，强化对污染海洋行为的惩治力度，从而促进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和海洋环境保护。

1．提高行政处罚的数额对于提高行政处罚的数额，笔者认为不妨可以借鉴一下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之前，《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对水污染事故行政处罚的最高限额是100万元人民币。如2004年，四川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损失3亿元，肇事单位仅被罚100万元。而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这一规定并未将罚款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确定了一个比例，“上不封顶”。相应地，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罚款数额，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可以是几亿、甚至几十亿，让企业不敢污染，对违法望而却步，以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此外，在给予康菲公司罚款的同时可以考虑去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实践中大部分从事海洋开发、开采的经济组织财力都非常雄厚，单纯依靠罚款难以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威慑力。因此，对其直接责任人员如果能够科以行政处罚，那么对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和海洋环境保护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增加行政处罚种类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海洋环境污染行为规定的处罚种类太少，本文建议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有必要增加处罚种类：首先，对海洋污染事件直接负责的主管及非主管人员，都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无论其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显示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只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与行政处分，而未提及污染者的行政处分。建议不但设立对污染事故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而且要处以行政拘留，以此提高行政处罚的惩罚力度。其次，扩大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的适用范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来看，海洋环境保护法只对倾倒废弃物严重行为给予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其他行为并未涉及，因此应当扩大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情形的适用范围，彰显法律的震慑功能，维护海洋环境权益。

3．扩大可处罚行为的范围整个渤海溢油事件对于康菲公司的处罚无非就是罚款、停止作业，可处罚行为范围过窄，则容易助长企业污染环境的嚣张气焰，因此建议增加《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可处罚行为的种类。首先，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人治理海洋环境污染不力的行为一律进行处罚。其次，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人提供虚假报告的行为进行处罚。在渤海漏油事故中，康菲公司多次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报告，其行为本身就相当于在现场的一种弄虚作假行为。建议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增加污染者向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编造虚假情况的，可以予以警告，并处或者单处罚款，性质恶劣、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处以行政拘留这样一项规定。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4

    一、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表现

    何谓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最近，本人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通过调查，笔者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海事机关行使执法权力的重要方式，是有效制止违法行为的法律手段。它作为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法律的适用、证据和事实的认定等行政执法问题影响较大，这一权力行使是否得当对于树立海事执法机关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执法中，海事执法人员往往不太容易把握执法尺度。因此，对自由裁量权问题有较多的困惑。

    调查中，笔者发现，近年来由于上级部门纠风力度的不断加大，多数海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已充分认识到自由裁量权与部门、行业不正之风乃至腐败之间的关系，许多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进行了规范。如在处罚幅度上，许多部门结合实际自觉地将自由裁量幅度尽可能减小，有的限定了执罚的最高额度，有的制订出了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有的索性将处罚额度规定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额度；又如在运作方式上，许多部门通过加大内、外部监督等方式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约束，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尽量做到 “公平”、“公正”、“公开”。尽管如此，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通过现场调查发现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反复无常。对同一艘船舶的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的航次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裁决结果，时重时轻；对同一船舶，不同航次、不同违法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的处罚，但处罚结果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通过对我们对收集的一些外地的处罚资料来看，各地执法人员在进行行政处罚时运用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大。如某一艘船在三个航次中都超载运输，并且每次都被查处，并进行了处罚。但是这三次的处罚结果都不同。在这三次处罚中，对超载这一违法行为的罚款分别为10000元，900元和300元。又如在我们检查的一条船舶，在从徐州装煤炭到南通的行程中，一共被罚了六次款。按规定该船的六个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都差不多，但这六次处罚的额度从200至1500元不等，裁决的结果随意性比较大，没有一个相对具体处罚标准。从以上现象来看，各地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的大。

    （二）差别对待。吨位相等的不同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的违法行为而有不同的裁决结果，或者是吨位大的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违法违法行为其处罚的金额要低于吨位小的船舶；不同船舶，同一性质不同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处罚，但处罚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如某地查处的两条船舶，两条船的吨位都相差不大，而且两条船的违法行为都一样，都是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不足，按规定两条船的处罚结果也应差不多，但从处罚的结果来看，两条船在不同的时间处罚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一条处罚了300元，而另一条却被处罚了800元。

    （三）对减轻行政处罚条款的滥用。减轻行政处罚即可以低于“下限”处罚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条件，有的海事行政案件根本就不符合该条件，海事执法人员也低于下限处罚，即便是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同一违法行为同样的条件各个地方在实际操作时，处罚差别很大，有的相差好几倍。

    （四）主观随意性大。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仅凭主观臆断和个人好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行政执法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不严肃，一天三变。

    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给广大船员造成执法不公的恶劣影响，导致执法难度的加大，更容易导致海事执法人员的徇私枉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尺子”，量事更能量执法者的素质。

    二、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通过对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调查，笔者认为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所以对任何的权力都要做必要的限制。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如何防止海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一）健全海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体系主体不仅有党组织、上级机关，还应有航运企业、广大船民。对已有的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要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不遵守规章制度、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人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及时查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使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能做到行之有度、行之有序。

    （二）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海事法律法规。要处理好海事法律法规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制定的海事法律法规要照顾到各级海事部门对不同等级船舶及单位的不同要求，尤其在处罚金额的制定上要更加切合实际，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以实施面对所有船舶都一律实行减轻处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早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1987 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我们期待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尽早出台的同时能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三）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复议机关对滥用自由裁量权力要进行约束，复议机关要对海事行政执法人员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是否适当进行审查。要强调海事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四）加强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海事行政执法水平。由于少数海事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个别人员甚至把自由裁量权当成一种特权，随心所欲、以权谋私，严重影响了海事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准确性和海事文明形象。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现有海事行政执法人员，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使行政执法人员熟悉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系统地掌握执法的范围、对象、权限和手段，提高实际执法能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地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不断地充实海事行政执法队伍，使得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结论

    中国行政的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目前存在着诸多困难，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具体规范的法规更是比较缺乏。为此，要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去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理论（包括自由裁量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再创制一套统一有效的行政自由裁量的工作依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体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所以，我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必要性和对其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4]王海东主编：《国际国内海事法规全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金正明主编：《中国海事审判的理论与实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5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海关稽查，是指海关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进口货物的海关监管期限内及其后的3年内，对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以下统称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和有关进出口货物进行核查，监督其进出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海关根据稽查工作需要，可以向有关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等收集特定商品、行业与进出动有关的信息。收集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海关应当予以保密。

三、将第六条改为第七条，并将第一款中的与进出动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修改为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将第二款中的应当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保管3年修改为应当在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期限内保管。

四、将第七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会计制度健全，能够通过计算机正确、完整地记账、核算的，其计算机储存和输出的会计记录视同会计资料。

五、删去第八条。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海关应当按照海关监管的要求，根据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的进出口信用状况和风险状况以及进出口货物的具体情况，确定海关稽点。

七、将第十条修改为：海关进行稽查时，应当在实施稽查的3日前，书面通知被稽查人。在被稽查人有重大违法嫌疑，其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进出口货物可能被转移、隐匿、毁弃等紧急情况下，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进行稽查。

八、将第十四条中的经海关关长批准修改为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九、将第十五条修改为：海关进行稽查时，发现被稽查人有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其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采取该项措施时，不得妨碍被稽查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海关对有关情况查明或者取证后，应当立即解除对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查封、扣押。

十、将第十六条中的经海关关长批准修改为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将封存修改为查封、扣押。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海关进行稽查时，可以委托会计、税务等方面的专业机构就相关问题作出专业结论。

被稽查人委托会计、税务等方面的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可以作为海关稽查的参考依据。

十二、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海关稽查组实施稽查后，应当向海关报送稽查报告。稽查报告认定被稽查人涉嫌违法的，在报送海关前应当就稽查报告认定的事实征求被稽查人的意见，被稽查人应当自收到相关材料之日起7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海关。

十三、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海关应当在稽查结论中说明作出结论的理由，并告知被稽查人的权利。

十四、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并将其中的违反海关监管的行为修改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报告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十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被稽查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海关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重要事实;

(二)拒绝、拖延向海关提供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

(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

十六、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被稽查人未按照规定编制或者保管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以及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的，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删去第三十二条。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被稽查人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编制账簿，或者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的，依照会计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十九、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一)在第一条中的制定本条例前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

(二)将第三条、第五条中的与进出动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修改为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删去第三条第六项中的从事。

(三)将第十九条中的或其指定的代表修改为或者其指定的代表。

(四)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并将其中的封存修改为查封、扣押。

(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并将其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本决定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

(1997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09号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6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建立、健全海关稽查制度，加强海关监督管理，维护正常的进出口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海关稽查，是指海关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进口货物的海关监管期限内及其后的3年内，对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以下统称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和有关进出口货物进行核查，监督其进出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第三条 海关对下列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实施海关稽查：

(一)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单位;

(二)从事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

(三)经营保税业务的企业;

(四)使用或者经营减免税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

(五)从事报关业务的企业;

(六)海关总署规定的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其他企业、单位。

第四条 海关根据稽查工作需要，可以向有关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等收集特定商品、行业与进出动有关的信息。收集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海关应当予以保密。

第五条海关和海关工作人员执行海关稽查职务，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被稽查人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被稽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的管理

第六条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所设置、编制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和反映进出口业务的有关情况。

第七条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

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以及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应当在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期限内保管。

第八条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会计制度健全，能够通过计算机正确、完整地记账、核算的，其计算机储存和输出的会计记录视同会计资料。

第三章 海关稽查的实施

第九条海关应当按照海关监管的要求，根据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的进出口信用状况和风险状况以及进出口货物的具体情况，确定海关稽点。

第十条海关进行稽查时，应当在实施稽查的3日前，书面通知被稽查人。在被稽查人有重大违法嫌疑，其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进出口货物可能被转移、隐匿、毁弃等紧急情况下，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进行稽查。

第十一条 海关进行稽查时，应当组成稽查组。稽查组的组成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二条 海关进行稽查时，海关工作人员应当出示海关稽查证。

海关稽查证，由海关总署统一制发。

第十三条 海关进行稽查时，海关工作人员与被稽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四条 海关进行稽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被稽查人的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

(二)进入被稽查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货物存放场所，检查与进出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货物;

(三)询问被稽查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与进出动有关的情况和问题;

(四)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查询被稽查人在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

第十五条海关进行稽查时，发现被稽查人有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其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采取该项措施时，不得妨碍被稽查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海关对有关情况查明或者取证后，应当立即解除对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查封、扣押。

第十六条海关进行稽查时，发现被稽查人的进出口货物有违反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嫌疑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封、扣押有关进出口货物。

第十七条 被稽查人应当配合海关稽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八条 被稽查人应当接受海关稽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拖延、隐瞒。

被稽查人使用计算机记账的，应当向海关提供记账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海关查阅、复制被稽查人的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或者进入被稽查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货物存放场所检查时，被稽查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员或者其指定的代表应当到场，并按照海关的要求清点账簿、打开货物存放场所、搬移货物或者开启货物包装。

第二十条海关进行稽查时，与被稽查人有财务往来或者其他商务往来的企业、单位应当向海关如实反映被稽查人的有关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海关进行稽查时，可以委托会计、税务等方面的专业机构就相关问题作出专业结论。

被稽查人委托会计、税务等方面的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可以作为海关稽查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二条海关稽查组实施稽查后，应当向海关报送稽查报告。稽查报告认定被稽查人涉嫌违法的，在报送海关前应当就稽查报告认定的事实征求被稽查人的意见，被稽查人应当自收到相关材料之日起7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海关。

第二十三条 海关应当自收到稽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海关稽查结论并送达被稽查人。

海关应当在稽查结论中说明作出结论的理由，并告知被稽查人的权利。

第四章 海关稽查的处理

第二十四条经海关稽查，发现关税或者其他进口环节的税收少征或者漏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被稽查人补征;因被稽查人违反规定而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征。

被稽查人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仍未缴纳税款的，海关可以依照海关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二十五条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有关进出口货物，经海关稽查排除违法嫌疑的，海关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经海关稽查认定违法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经海关稽查，认定被稽查人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

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报告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经海关稽查，发现被稽查人有走私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海关通过稽查决定补征或者追征的税款、没收的走私货物和违法所得以及收缴的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九条 被稽查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的，依照海关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被稽查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海关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重要事实;

(二)拒绝、拖延向海关提供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

(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存储介质。

第三十一条被稽查人未按照规定编制或者保管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以及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的，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被稽查人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编制账簿，或者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的，依照会计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海关工作人员在稽查中、、，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索取被稽查人的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6

在近年来，作为行政执法部门的海关一再强调“两个风险”的规避问题，如果说“廉政风险”还能更多地决定于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能力，那么“执法风险”在假设行政立法的结果——一个具体的执法依据——本身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很有可能让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先天不足”，导致错误的执法结果，使得行政机关与具体工作人员不得不承担最终的行政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立法责任的问题，也许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在错误的行政立法行为面前，没有强势方，只有被侵害的同样缺少安全与保障的弱者。追究行政立法责任，对执法与守法双方而言同等重要。

一、行政立法责任追究的必要性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追究制度，有法学理论上的必要性和现实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法理上的重要性

从法理上看，违法行为发生之后即产生法律责任，而是否承担责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行政立法责任因行政执法责任的产生而出现。在行政执法中，有两个方面的当事人——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管理相对方。如果受到侵害，管理相对方的权利需要得到适当的补偿与保障，这是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承担的职责。承担的方式主要有:补救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补救性责任即对违法行为所产生后果的补救；惩罚性责任，则是对造成损害的责任人进行处理，让其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如果行政执法人员仅仅因为依照有立法瑕疵的行政执法依据进行执法行为，造成了侵害结果而导致本人受到处分与惩罚，同样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不能追究行政立法者的责任，那么又谈何追究仅是“依法行政”者的责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违法行为产生的原因，即：撤销已制定的违法的或不合理的行政立法，或是制定新的行政立法（广义上的补救责任）。那么补救性责任就只能狭义的针对个体的、已经受到侵害的管理相对人，而不是所有潜在的可能受到侵害的管理相对方。

(二)现实工作中的重要性

1、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行政立法在实现行政权的正确、合理行使，保证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我国目前行政立法在其实施过程中，却存在不足，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比如：海关行政处罚担保的扣留期限问题。在《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担保财产扣留期限的相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不明，导致海关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过大，可以长时间扣留当事人的担保物，有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对行政执法者正当执法行为的保护

上述的执法不确定性，、似乎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即使发生了侵害后果，也是难以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对执法者有利。但是，这种不严密的立法行为产生的执法界线的模糊，对于具体执法人员言，是更为危险的双刃剑。

仍以担保为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对于海关行政处罚担保的适用情形（范围）的规定十分简单：“第三十九条：有违法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向海关提供等值的担保,未提供等值担保的,海关可以扣留当事人等值的其他财产。”

该条文予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赋予了行政执法者较大的执法权力，然而在经过分析后，就可以看出在实施过程中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依此执法的行政部门与执法者面临着相当的且无法规避的执法风险。

此规定的争议性主要集中在对“违法嫌疑”和“无法或者不便”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上。

（1）对“违法嫌疑”的理解——即“涉嫌违规”案件能否收取担保？

目前各海关在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违法嫌疑”，应该包括走私嫌疑和违规嫌疑，因此海关不仅可以对涉嫌走私的货物收取或扣留担保，也可以对涉嫌违规的货物收取或扣留担保。但适用海关行政处罚担保的必要前提之一是“货物可以扣留”，因此要明确哪些情况可以适用担保，首先就要清楚哪些情况下的货物可以扣留。那么，“涉嫌违规”的货物能否扣留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a.从条文内容进行文字分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可以进行扣留的货物情形主要有两种：有走私嫌疑的、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在该条文中并未出现“涉嫌违规”的表述；另外，“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这一表述直接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已经被确认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而不是仅是“违规嫌疑”。从这一点来看，海关对于仅有“违规涉嫌”的货物等不能扣留，那么也不得对该类货物收取担保。

b.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的条文结构来看立法原意。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若想将有“违规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纳入“可以依法扣留”及“提供担保”这一范围，只需在该条第（一）项中直接规定：“有走私、违规等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即可将该条第

一、二两项内容全部囊括，且从立法技术层面来讲可以更为简洁。立法者之所以将“违规嫌疑”与“走私嫌疑”区别对待，也许其本意是想将“违规嫌疑”货物排除在“可以扣留”或“提供担保”的范围之外。

c.结合《海关法》进行逻辑分析。结合《海关法》的内容来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应是源于《海关法》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项规定对于违法海关法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货物可以扣留，此时从程序上讲并不要求必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而根据《海关法》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对有走私嫌疑的货物，只有经过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才能予以扣留。如此，若认为对于“涉嫌违规”的货物可以扣留，但在程序上却宽于对涉嫌走私货物的扣留，这在逻辑上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综上分析，直接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违法嫌疑”这一表述来看，对“涉嫌违规”货物收取担保似乎并无不妥，但若有明了法理的当事人以上述三点理由提讼，海关在接受司法审查时却可能会面临被动的局面。可以想见，如果这样假设的诉讼确实发生了，并导致了不良的诉讼结果，那么执法部门与执法者原本面临的隐藏性执法风险就会明显化，相应而来的行政责任也会显现出来。

譬如在2006年宁波某公司诉北仑海关行政案件，该公司诉讼理由其中一条为：“北仑海关所出具的《收据》中将收取的资金表述为‘抵押金’，而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规定，海关只能收取‘担保’，而不应该是‘抵押’或‘抵押金’”。这正是抓住了海关内部立法不严密，执法依据出现差异而提出的。

因为在海关对担保事物的有关规定中，对于担保资金的名称，目前有三种表述：（1）担保金。《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向海关提供的是一种财产担保，那么担保资金则应相应的称为“担保金”；（2）保证金。《海关法》第九十三条中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抵缴。”此处将“担保金”称作“保证金”；（3）抵押金。《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又对“担保金”采用了一种更加细化的表述——“抵押金”。

立法者的表述随意性与不够严谨，导致了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的不准确性。一个案例或许不能说明什么，但是，随着行政相对方与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这样的差异还会不断地被发现并引发争议，这也将是执法部门与执法者将在今后面临的最无法自行控制、排除的“执法风险”。

既然追究行政立法责任具有重大的意义与非常的必要性，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中会出现与法理原则相悖的行政立法责任空白？这点法理的空白又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弥补？这也许就要从行政立法行为本身的特性加以分析。

二、行政立法行为难以究责的原因与“可追究性”分析

行政立法责任追究的困难主要在于立法行为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集体性、成效滞后性等特性。要追究行政立法责任，不仅要分析行政立法行为本身的特性，更要研究立法责任的可被追究性，以期最终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立法赔偿责任制度。

(一)特性一：“制度的相互模仿性，使行政立法无责任”

在我国立法作为抽象法律行为，即使其“可诉性”都受到了限制，并不能为一般管理相对方所掌握使用，而立法违法所产生的责任问题，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即使在法制观念发达的西方，对“立法人员其执行职务范围内的行为不受追诉”的“立法特免权”也使行政立法成员形成了受保护的特殊地位，行政立法同样无责任，行政立法成员事实上也享受责任豁免的待遇。

但是，限制并不等于禁止。1989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于法院受案范围做了规定，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八项内容。而对于不予受理的诉讼案件范围，也明确列明了“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等共四项。其中，并未有抽象行政行为不予受理的规定。随着近年来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司法审查范围的呼声也越来越多。最近，全国人大启动了《行政诉讼法》修订程序，抽象行政行为将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已成定局。

（二）特性二：“行政立法是一种集体行为，无法追究个体立法成员的责任”

在现代国家，行政立法往往表现为立法主体的集体行为和集体智慧。用流行的话语，立法是集体选择民主的结果。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发生的责任属于集体责任。在法律上，集体责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法不责众。只有立法者的非职务行为，才能追究其各种不同的责任，如民事、刑事责任等。而对于立法者的职务行为，由于无法追究集体责任而视为无责任。

但单位任务是由组成单位的各个不同成员来完成的，由单位责任过渡到个人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大进步。行政立法是最典型的单位行为，可以比照刑法，既追究行政立法主体的集体责任，也追究行政立法主管人员和其它公务人员的个人责任。

比如：按照《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免职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并非处分。在必须追究行政立法责任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直接追究其个人责任。

（三）特性三：“行政立法成效的滞后性，导致立法责任的不确定性”

对立法成果的检验，不是依靠立法本身，而是依靠对该立法的实施，只有实施组织和人员才能发现和知晓立法的不妥之处。时间和实践成为检验立法成果是与非的关键。行政立法成效的事后验证，导致行政立法责任确定的滞后，从而给责任追究带来了时空上的阻隔。

综上所述，就行政立法行为本身特性而言，追究立法责任有其困难的一面，这也许也正是长久以来出现“权责不符”的法律空白的原因。但建立切实可行的追究责任机制在法理上亦不是完全不可行的。在充分评估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的必要性、保障行政管理双方权益的现实需要下，要求我们能明确责任追究主体、明确行政立法的具体责任、突出立法赔偿责任、并且对立法者个人责任具体化。

三、行政立法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

(一)建立健全行政立法资任追究机制

为规范行政立法行为，更好地发挥行政立法的积极功能，必须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

1、明确责任追究主体。行政立法内容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立法主体从横向上看包括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纵向上看则包括国务院、较大的市以上的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政府以及国务院部门。追究行政立法责任的主体至少应当包括相应级别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应当成为监督主体。

2、明确行政立法的具体责任。（1）撤销或者改变：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行政法律规范、内容不适当的行政法律规范，由有权机关依照职权予以撤销或者改变;（2）责令自行纠正或者直接纠正：对超越权限、或规定明显不适当的，由有权机构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3）宣布无效：如对不按照有关立法管理规定制定的行政规范，应由有权机构宣布无效；对于明显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应当由有权机关(包括法院)宣布无效;（4）不予备案或者暂缓备案：对于那些有违欧关立法管理规定制定的行政规范，备案机关可通过不予备案或者暂缓备案的方式予以监督;（5）赔偿责任：对于明显违反上位法规定，严重侵害民众合法权益、并造成侵害后果的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立法赔偿责任。新晨

3、明确立法赔偿责任。我国虽没有有关行政立法赔偿的规定，但现实确实需要建立适当的行政立法责任赔偿制度。如何加强立法上对立法越权侵权行为的监督，是今后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7

基本案情

1998年8月，A海关对和丰纸品厂执行来料加工合同手册履行监管职责期间，认为纸品厂涉嫌擅自内销保税货物、短少保税料件不能提供正当理由及办理假转厂手续等多项违规行为，于1998年8月对和丰纸品厂采取扣留卷纸1192697公斤的强制措施，和丰纸品厂的员工曾某等人在A海关扣留当日开具的“扣留凭单”上签字确认。后A海关认为涉案货物属“容易变潮、变质物品”，决定将涉案货物提前变卖，并于1998年10月委托拍卖公司进行公开拍卖，于1998年12月对上述扣留货物予以拍卖。2000年8月，A海关对纸品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和丰纸品厂擅自向国内企业销售保税纸品，另短少保税货物不能提供正当理由，以及办理假转厂手续等违规行为。决定追缴和丰纸品厂擅自内销保税货物纸品的等值价款，同时科处一定罚款并责令补缴税款。和丰纸品厂对该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海关总署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和丰纸品厂未对行政处罚提讼。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期间，和丰纸品厂对A海关扣留货物强制措施及提前拍卖扣留货物的行为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要旨

某中院于2003年11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A海关提前拍卖行为违反公开原则，该行为违法，同时驳回和丰纸品厂赔偿请求。和丰纸品厂不服，于2004年1月提起上诉，请求法院进一步适用法律，阐述了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扣留行为违法及其他诉求。被上诉人A海关于2004年2月作出答辩请求法院予以维持。省高院于2004年5月作出行政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某中院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某中院于2004年12月作出重审判决，认为A海关提前变卖行为违反行政处罚公开原则，确认该行为违法；并驳回和丰纸品厂的其他请求。

和丰纸品厂对重审判决不服，于2005年1月再次提起上诉，请求省高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后依法改判。省高院于2005年6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确认被上诉人A海关先行变卖上诉人被扣卷纸的行为违法，维持某中院重审判决中关于驳回和丰纸品厂赔偿请求的判决。

法理评析

思考之一――先行变卖行为的法律性质

先行变卖行为一般承继于海关扣留货物行为。所以有必要先分析扣留行为的法律性质，扣留货物行为是指海关扣留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及其他单证、文字资料等，目的在于固定保全证据、遏制走私等违法行为，以保障调查的顺利开展、案件的准确定性以及处罚内容的执行，系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先行变卖虽然针对的是已经作出扣留决定处于在扣状态的货物，但由于该行为将深刻改变货物的性状特征，即实际处分该财产（先行变卖行为影响了货物的处分权、所有权），而非像扣留一样仅影响其占有权、使用权，而且先行变卖的价款一般要低于原物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先行变卖行为较之扣留行为是更为严厉的行为，实施后相对人将丧失对货物原物最重要的权能――所有权，而且变卖所得价款较之原物价值可能要遭受贬损。所以，海关必须采取比扣留行为更为审慎的措施、履行更为严格的程序；（二）先行变卖行为与扣留行为虽然针对的财产对象同一，但法律内容迥异，并非对扣留行为的简单重复，因此说先行变卖行为是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行政行为；（三）先行变卖行为并非变通执行扣留内容的方式，因其需海关另行作出决定，所以它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事实行为依法不能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而且，先行变卖行为也同时符合行政行为四要件。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有四个，即行政权能的存在、行政权的实际运用、行政法律效果的存在和表示行为的存在。只要同时具备这四个要件的行为，就属于行政行为，否则就是假行政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案件当中的先行变卖行为系一种旨在强制保全的行政强制措施，相对人对之不服有权提起行政复议、诉讼甚至赔偿请求。

思考之二――如何固定保全先行变卖货物的适格特征

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可知，适合先行变卖的货物有三种：（一）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易烂、易失效、易变质的货物、物品；（二）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物品；（三）所有人申请先行变卖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

由于对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易烂、易失效、易变质的货物、物品的认定问题海关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分歧，对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海关应当与司法机关沟通协调，尽可能与其在确定鉴定机构、认定标准等问题上达成一致。退一步而言，如果不能达成共识的，原则上应遵循司法审查标准。

我们认为，危险品的认定原则上应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证明，而鲜活、易腐、易烂、易失效、易变质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物品的认定原则上应由质检部门、商检部门或海关化检中心出具证明。总之，应当由具有该类货物、物品合法鉴定资格的中立机构（原则上应独立于海关之外）来出具证明为妥。如果获得上述证明有困难或来不及的情况下，则应由相对人对此特征事先予以确认。

在确定其适格特征时应注意评估以下几点：（一）货物、物品本身的一般属性；（二）特定货物、物品被扣时的新旧程度、完好程度（包括内外包装及货物本身）、是否已受污染等特征；（三）仓储环境条件及与其他被扣货物的反应、影响程度等因素。以上（一）、（二）点海关在认定后应由当事人确认。

思考之三――先行变卖行为是否应当事先告知相对人及如何告知

由于该案的先行变卖行为发生在1998年，当时《海关法》（2000年修正）尚未出台，而《海关法》（1987年）并未就先行变卖问题作出任何规定。该案的法律根据为《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现为《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依法扣留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在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前，不得处理。但是对于鲜活、易腐或者易失效货物、物品，可以先行变卖，价款由海关保存，并通知其所有人。”根据上述规定，海关实施先行变卖确实应当通知相对人。

行政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事先让其知悉，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不能片面地认定事实，剥夺对方辩护的权利，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而行政公开原则既有针对一般公民的政务信息公开等内涵，也有针对特定相对人公开特定事项的内涵，后者包括：（一）允许相对人阅览卷宗；（二）向相对人表明身份；（三）告知及送达；（四）说明理由等内容。

案中A海关的先行变卖行为没有履行事先告知义务，甚至事后也没有及时通知当事人，应当说具有瑕疵。法院直接依据法律原则确认该行为违法的判决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且透过一些行政诉讼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司法界有从“规则中心主义”向“原则中心主义”迈进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刊登过“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就该案作出的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中这样写道：“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案中学生田永因考试夹带，被学校给予退学处分，但学校并未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因为并无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退学处分决定之前必须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但法院依据正当程序原理就径直认定学校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我们认为：（一）A海关的先行变卖行为没有履行事先告知义务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也违反了行政公开原则，因而被法院以违反行政公开原则径直确认违法；（二）我们认为缺乏事先告知手续的先行变卖行为系假行政行为，因为其缺乏表示行为，行政行为成立四要件就缺少了一个，而且表示行为必须发生在行政行为完全作出之前就到达相对人方为有效（排除事后通知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即法院对该类行政行为亦可作出确认其不成立的判决。

我们认为，行政案件中实施先行变卖应当采用《先行变卖通知书》事先告知相对人，并告知其提起行政复议、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其陈述、申辩，海关应对其说明理由或复核。关于如何送达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思路：（一）以直接送达为原则，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应以相对人提供的地址为准邮寄送达，如果按此地址邮寄经相应法定程序后即便没有实际到达亦视为已经到达。因海关送达法律文书系依据《民事诉讼法》，所以我们认为先行变卖文书的送达亦可参照上述司法解释，但需要海关与邮政部门达成协议，开通海关专递业务；（二）再深入一点思考，我们认为应以直接送达为原则，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登报公告送达的方式，但公告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告送达期限（境内六十日、境外六个月），经过六十日或六个月时间货物可能已经完全腐化、变质、失效，而先行变卖旨在紧急处理货物保全其价值，如此先行变卖显然失去意义，在无法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先行变卖公告送达时间这一点目前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建议相关规定明确一个比较合适的公告时间。

思考之四――刑事执法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互相转换后的先行变卖行为应当如何告知

刑事与行政执法程序对缉私部门办理先行变卖手续时是否应通知相对人的规定不一致，容易引起执法争议，值得关注。刑事执法依据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容易腐烂变质及其他不易保管的物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委托有关部门变卖、拍卖，变卖、拍卖的价款暂予保存，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理”。该规定对办案部门在办理先行变卖手续时是否应通知货物、物品的相对人没有明确。

曾有另一宗海关行政诉讼案，具体案情为：B海关侦查部门刑事扣押了某公司的涉嫌走私犯罪的一批汽车，依据刑事执法程序将该批汽车先行变卖后保存价款，后海关私货管理部门向相对人制发《先行变卖通知书》，相对人以此先行变卖行为违法为由不服海关《先行变卖通知书》告知内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海关先行变卖决定缺乏事实根据、违反法定程序、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撤销海关先行变卖这一行政违法行为。后法院判决认定B海关侦查部门的先行变卖等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进而对相对人一系列请求不予支持。由此可知，海关在刑事案件中向相对人制发行政案件版本的《先行变卖通知书》并不合适，因为总署制发的该《先行变卖通知书》格式文书所载依据为《海关法》及《条例》，并告知了复议申请权及权，容易让相对人误认刑事强制措施为行政强制措施。那么刑事案件中先行变卖是否应当通知当事人呢？我们认为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不宜让当事人知悉的情形外是有必要通知的，但并不要求事先告知。因为有的行政案件移送前刑事执法部门已对所扣押的货物、物品予以先行变卖且没有通知相对人，则案件转入行政执法程序后，相对人可能会因此提出异议。对此种情形，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建议总署制发刑事案件的《先行变卖通知书》版本，依据应为《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加盖缉私部门印章。（二）刑事办案部门可以采取制作笔录的方式通知先行变卖事项。

总之，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互相转换的情形中，应当在作出先行变卖决定的阶段办理通知或告知事项。适用刑事执法程序实施先行变卖行为的应由刑事侦查部门以缉私部门名义通知相对人（不要求事先告知）；适用行政执法程序实施先行变卖行为的应由行政执法部门以海关名义事先告知相对人。

思考之五――关于告知的一些立法缺失及有关建议

值得关注的是，海关立法在关于先行变卖应事先告知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进展。《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署令第159号，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海关在变卖前，应当通知先行变卖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的所有人。如果变卖前无法及时通知的，海关应当在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卖后，通知其所有人。”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8

上海市滩涂管理条例全文第一条　为了加强滩涂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滩涂，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长江口、东海和杭州湾沿岸以及岛屿四周的滩涂。现有港区以及国家和本市确定的规划港区除外。

本条例所称开发利用滩涂，是指滩涂的促淤、圈围、利用和保护。

第三条　本市滩涂属国家所有。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滩涂。

第四条　开发利用滩涂应当根据本市城乡建设需要，遵循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

本市鼓励和支持国内外投资者开发利用滩涂，谁投资谁受益。

本市依法保护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市和滨江沿海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统一规划，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滩涂的开发利用。

第六条　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开发利用滩涂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上海市滩涂管理处(以下简称市滩涂管理处)具体负责本市开发利用滩涂的管理工作。

滨江沿海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滩涂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

本市城市规划、房屋土地、港务、航道、海监、海洋、环境保护、财政、物价、农业、渔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　本市开发利用滩涂总体规划由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经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全市城市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开发利用滩涂规划应当与航道、港口、环境保护、土地利用、海洋开发等专业规划相协调，滩涂的圈围规划线不得超过驳岸规划线。

第八条　促淤工程应当根据本市开发利用滩涂总体规划，结合长江口、杭州湾的整治规划组织实施。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方式，筹集开发利用滩涂资金。

开发利用滩涂资金来源主要有:

(一)土地垦复基金;

(二)滩涂使用费;

(三)国家和本市的财政拨款;

(四)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

前款资金应当用于开发利用滩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十条　开发利用滩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开发利用滩涂总体规划;

(二)滩势稳定或者滩涂处于淤涨状态;

(三)对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水产资源、航道、河势、防汛工程设施等无不利影响。

第十一条　本市开发利用滩涂，实行许可证制度。

开发利用滩涂的项目在八十公顷以下(含八十公顷)的，向滩涂所在地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开发利用滩涂在八十公顷以上的，向市滩涂管理处提出申请。申请应当说明开发利用项目的用途、范围、使用方式及其开发利用期限等。

第十二条　市滩涂管理处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的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市滩涂管理处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在作出审批决定之前，应当征询市级相关部门的意见;其中由市滩涂管理处初审的项目，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在作出审批决定之前，还应当征求滩涂所在地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对批准开发利用滩涂的，由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核发《滩涂开发利用许可证》，确认其滩涂使用权;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请者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开发利用滩涂后，需要改变开发利用项目的用途、范围、使用方式及其开发利用期限的，应当按照原申报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开发利用滩涂后，需要转让滩涂使用权的，应当按照原申报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促淤和圈围滩涂工程，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按照有关技术规程进行设计和施工。

第十五条　滩涂圈围工程竣工后，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市城市规划、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和滩涂所在地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进行工程验收。

工程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返工重建。返工重建的经费，由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六条　圈围滩涂形成的土地属国家所有。

圈围滩涂工程竣工验收后，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和《滩涂开发利用许可证》，向市或者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

本市圈围滩涂形成土地的使用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经批准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圈围滩涂形成土地后，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在使用期限内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法律允许的其他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圈围滩涂用于农业生产及其关键性配套设施建设的，由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经济上给予补助;

(三)圈围滩涂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经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予以减免滩涂使用费。

第十八条　在滩涂上从事养殖、捕捞作业，铺设海底电缆、管道，冲滩拆船以及搭建房屋、棚舍的，不得影响防汛安全。

第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开发利用滩涂时，未经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拆除已失去功能的护滩、保岸、促淤工程设施;

(二)在滩涂上割青、放牧;

(三)在滩涂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

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下列行为:

(一)未取得《滩涂开发利用许可证》开发利用滩涂;

(二)拆除或者损坏护滩、保岸、促淤工程设施;

(三)倾倒废液、废渣或者其他废弃物污染滩涂;

(四)危害滩涂完整和堤防安全;

(五)损毁护滩防浪作物或者砍伐堤防防护林。

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具有护滩保岸的义务，汛期应当服从所在地的区、县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二条　国家因国防、防汛或者重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法收回滩涂使用权的，原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服从。建设单位应当向原开发利用滩涂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合理补偿。

第二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开发利用滩涂，应当缴纳滩涂使用费。滩涂使用费征收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对在滩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市滩涂管理处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其中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责任者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滩涂管理处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改变开发利用项目的用途、范围、使用方式及其开发期限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转让滩涂使用权的，处以违法所得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二项及第四项规定，擅自拆除或者损坏护滩、保岸、促淤工程设施以及危害滩涂完整和堤防安全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擅自在滩涂上割青、放牧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擅自在滩涂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无证开发利用滩涂的，处以二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擅自倾倒废液、废渣或者其他废弃物污染滩涂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损毁护滩防浪作物或者砍伐堤防防护林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属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职权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滩涂开发利用许可证》:

(一)自获准圈围滩涂之日起满两年，无正当理由未圈围的;

(二)擅自改变滩涂使用范围、用途，情节严重的;

(三)拒不缴纳滩涂使用费的。

第二十八条　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市滩涂管理处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拒绝、阻碍行政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986年6月20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上海市滩涂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滩涂的主要利用滩涂是中国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具有面积大、分布集中、区位条件好、农牧渔业综合开发潜力大的特点。滩涂是一个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海陆过渡地带。向陆方向发展，通过围垦、引淡洗盐，可较快形成农牧渔业畜产用地;向海方向发展，可进一步成为开发海洋的前沿阵地。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9

论文关键词 司法实务 劳动教养 新法优于旧法

一、案情

2011年4月13日晚，原告陶某某与武某某在上海市某宾馆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区分局查获，2011年4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有查实原告于2010年3月15日因卖淫行为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行政拘留15日，系有前科，遂上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条“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于2011年4月26日作出（2011）沪劳委字审第1115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原告陶某某收容教养一年。原告陶某某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三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修改仅是将条文中引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第四条第三款条文“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未作任何改动，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并没有取消对再次卖淫违法行为可以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所作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观点二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二者在处理卖淫嫖娼问题上有所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并不能对其实行劳动教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取消了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又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故被告所作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观点三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这次修改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也应该适用前者，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劳动教养决定做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本案是否适用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关于本案，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确立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其基本含义是，当新法与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在新的法律生效后，与新法内容相抵触的原法律内容终止生效，不再适用。从概念来看，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同位法，即指同等位阶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不同位阶即构成上下位阶的法规范不适用此项规则；其次，必须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再次，两部法律规范在颁布时间上有差别；最后，两部法律规范必须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上发生冲突。

结合本案，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也均是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者作出的行政处罚乃至决定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于2006年3月1日颁布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于颁布，颁布时间上前者晚于后者。再次，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原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从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行为取消了原条例可能科处的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种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在对再次卖淫、嫖娼行为是否能科处劳动教养上存在冲突。通过以上分析，本案符合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

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本案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取消对卖淫嫖娼实行劳动教养决定的情况下，被告仍根据《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对原告作出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为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观点三认为因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的时间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本案也应该适用前者，笔者认为该说法并没有理解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实质，因为从内容上看，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其他法律中涉及治安处罚的条款都需要根据修改，故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是上述修改，仅限于将第三条、第四条文中已废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替换为新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即这次的修改仅仅是文字的改动或是条文顺序上的调整，并未涉及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变动，显然这次修改并不能看成是后法。观点三对于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

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篇10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3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7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的决定（2002年7月26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七条修改为：“设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单位名称和场所；

（二）监理单位应当设立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三）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5人；

（四）注册资本不少于国家规定的数额。“

二、第十条修改为：“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1年的暂定期。”

三、删去第三十一条。

四、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确立和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确保工程建设质量，促进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提高工程建设的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工程建设监理是指由依法设立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依据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投资和工期进行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本省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实施监理：

（一）国家和省的重点工程项目；

（二）大中型工业和交通建设项目、大型民用建设项目；

（三）城市大中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四）成片住宅小区工程项目；

（五）利用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者国外赠款、捐款、贷款建设的工程项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程项目。

第四条前条所述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报建前，应当先委托监理单位，并持监理合同到有管辖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方可办理施工报建手续。

第五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工程建设监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工程建设监理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全省监理单位的资质审查和资质等级确认（甲级单位除外），以及监理工程师的资格审核、确认、执业注册、培训、管理；

（三）监督、指导、管理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的工作；

（四）按工程建设报建管理权限，负责对项目管理机构资格的审核；

（五）监督省级报批项目的监理招标投标工作及监理合同的履行；

（六）调解监理争议，查处重大监理事故和违法监理活动。

市、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程建设监理工作。

第二章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

第六条监理单位是指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批，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或者监理事务所。

第七条设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单位名称和场所；

（二）监理单位应当设立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三）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5人；

（四）注册资本不少于国家规定的数额。

第八条设立监理单位，必须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审查，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单位名称和地址；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组建负责人的姓名、年龄、学历及工作简历；

（三）拟担任监理工程师的人员一览表，包括姓名、年龄、专业、职称等；

（四）单位章程；

（五）注册资金数额；

（六）业务范围。

第九条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受理设立监理单位申请后，应当在30日内决定是否批准。予以批准的，发给《监理申请批准书》；不予批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通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1年的暂定期。

第十一条境外、省外监理单位进琼承接监理业务，应当提供下列资料，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一）原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开业合法证书；

（二）监理技术能力及业绩资料；

（三）拟派遣的监理技术人员的授权书和主要资历材料；

（四）相应的注册资金。

境外的监理单位还应当提供担保银行的担保证明书。

第十二条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或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并经注册取得《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的专业人员。

第十三条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并专职从事过监理工作2年以上的人员，可以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注册。

第十四条申请监理工程师注册，应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三）专职从事监理工作2年以上的证明及主要监理工程项目目录；

（四）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五）监理单位的聘用证明。

第十五条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监理工程师注册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注册的决定，予以注册的，发给《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不予注册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通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未经注册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第十六条监理工程师执业必须加入监理单位，不得以个人的名义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监理工程师不得涂改、出租、转借或者出卖岗位证书，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监理单位任职。

第十七条监理工程师实行年审制度，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对在职监理工程师进行年审，合格者方可继续执业。

第十八条监理工程师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注册；已注册的，撤消注册，收回岗位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满释放未逾3年的，但过失犯罪除外；

（三）受吊销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处罚未逾5年的；

（四）弄虚作假骗取岗位证书或者提供虚假注册申请材料的；

（五）未经注册即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进行监理活动受查处未逾3年的；

（六）因经济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或撤职以上行政处分未逾3年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可设立监理工程师协会，加强对监理工程师的自律管理。

第三章监理业务

第二十条监理单位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应当与建设单位签订书面监理合同，监理合同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监理工程的名称、地点、规模、技术要求；

（二）监理的范围、内容和监理权限；

（三）监理合同的期限、监理费用以及支付方式；

（四）监理单位的权利义务；

（五）建设单位的权利义务；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第二十一条工程建设监理分阶段实施，包括建设前期阶段、设计阶段、施工招标阶段、施工阶段和保修阶段的监理。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一个监理单位承担全部阶段的监理，也可以委托几个监理单位承担不同阶段的监理，但施工招标、施工、保修阶段的监理只能委托一个监理单位监理。

第二十二条政府投资、行政事业单位自筹资金投资、国有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选择监理单位监理，应当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三条工程建设监理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编制工程建设监理计划；

（二）按工程建设进度，分专业编制工程建设监理细则；

（三）按照建设监理细则实施监理；

（四）参与竣工验收，签署建设监理意见；

（五）监理业务完成后，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建设监理档案材料。

第二十四条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监理业务，派出监理工程师和现场监理人员。监理项目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总监理工程师应当根据监理的权限，对工程建设的质量、投资和工期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未经建设单位授权，总监理工程师无权变更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内容。

第二十五条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提前将监理的内容、范围、监理负责人及所授予的权限，书面通知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当接受监理并提供方便，按要求提供完整的原始记录、检测记录等资料。

第二十六条在监理合同范围内，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有关工程方面的指令，应通过监理单位现场代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监理代表提出的工程有关问题应限期给予答复。

第二十七条施工单位结算工程进度款，需经监理单位核定签字认可后方可办理支付手续。

第二十八条监理单位有权对影响工程质量和使用功能以及不合理的设计图纸、施工方案提出变更意见，有权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设备和构配件提出退换，有权对危及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施工下达停工指令，有权要求撤换不符合工程要求的施工人员。

监理单位执行前款规定遭到拒绝时，应当及时将情况报告建设单位。

第二十九条监理单位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一）严格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监理业务范围承担监理业务；

（二）严格执行国家的建设法律、法规，坚持监理的科学性、公正性、准确性；

（三）严格履行监理合同，独立承担监理业务，不得转让，不得从事超越监理合同规定权限的活动；

（四）不得与施工单位、设备和材料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发生经营性业务关系；

（五）监理单位的各级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不得承包经营施工和建材销售业务，也不得在政府机关、施工单位、设备和材料供应单位任职。

第三十条监理单位应当设立监理赔偿准备金，准备金金额不得少于相应资质等级注册资金的20％。

赔偿准备金应存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不得挪作他用。赔偿准备金的支付方式及程序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一条监理费的收取，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监理费从工程概算中列支。

第三十二条外资、中外合资和国外贷款、赠款、捐款建设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理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可以参照国际惯例，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商定。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应当实行监理的工程未依法实行监理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监理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有资质证书的，可降低资质等级，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吊销资质证书：

（一）未取得《监理申请批准书》或者《资质等级证书》，擅自承揽监理业务的；

（二）超越监理业务范围承担监理业务的；

（三）出卖、转借、出租、涂改、伪造资质证书的；

（四）将监理业务转让他人的；

（五）与所监理的施工单位或者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发生经营性业务关系的。

第三十五条监理单位在实施建设监理过程中，因监理单位的过错造成建设单位、被监理单位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未经注册即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承领监理业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七条监理工程师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并处吊扣岗位证书6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岗位证书：

（一）以个人名义私下承接监理业务的；

（二）涂改、出租、转借、出卖岗位证书的；

（三）同时在两个以上监理单位任职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五）项规定的。

第三十八条监理工程师在监理业务中严重失职或者徇私舞弊的，吊扣岗位证书6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岗位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被监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拒不接受监理单位的合理监理，造成建设单位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十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