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十篇

人身保险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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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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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论文篇2

一、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性质探讨

(一)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现状

在青岛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威海、石岛、胶南等地，很多船东对其船上固定数额的船员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其他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多为保险期间发生了保险单约定的船员在海上的人身意外伤害和死亡的保险事故，船东主动向死伤者支付各种费用或因诉讼向死伤者进行赔偿后，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拒绝后，船东向法院提讼。也有当事船舶的受伤船员本人或死亡船员家属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或到法院对保险公司提讼的情形。各保险公司对每项支付请求的处理也不尽相同，甚至一个保险公司不同的分公司、支公司对类似的支付请求处理方式也不相同。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虽然各保险公司对该保险品种的相关事项在保险条款中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实践操作中的不规范、记载事项不全面等情况，导致对该项保险的性质认定出现分歧，进而出现发生保险事故后究竟谁有权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以及保险公司应当将保险金支付给谁才能合法地解除保险责任这一保险目的无法确定。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不敢将保险金支付给任何一方，只有法院判决了，才能确定自己的正确支付对象。由此，法院的判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要解决上述矛盾和突出问题，就要从根本问题上入手，首先要对该项险种的性质，包括应然性质和实然性质进行认定。

(二)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性质认定

1．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应然性质认定

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即该项保险在记载事项完全，并且符合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时，所具有的固然的性质①。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记载如下内容:(1)投保人，即某船船东及该船东姓名;(2)投保人数，多为雇佣人员及船员的人数;(3)附被保险人名单，即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船员名单;(4)保险内容及保险金最高限额，保险内容多为两项:一是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二是意外医疗费用;(5)保险金最高限额，通常约定总限额及每人赔偿限额;特别约定:(6)保险事故的限定范围(多限定在出海作业时发生事故)以及赔付按出险人数与投保人数比例赔付等特别事项。关于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在保险业及司法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人身保险。其理由是，仅从其保险名称来看，即属于意外伤害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第95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可见该项保险应当属于人身保险。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船东/雇主责任险)。其理由是，多数纠纷发生后，船东所陈述出的其投保此项保险的目的为的是转移其对船员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解释，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的约定事项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当船东提出其投保目的与保险单记载不符时，应作出有利于船东的解释，即应当为责任保险。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此项保险的应然性质，除一个特例为责任保险外，应当为人身保险。第一，从立法角度分析。《保险法》中的责任险属于财产险。从《保险法》给出的三者的定义来看②，《保险法》对各类保险的设置，是以保险标的的不同为标准加以区分并进而分类的。如此一来，要对该项保险进行性质认定时，只要抓住保险标的这一项内容即可。然而从保险单的表面记载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中，该项保险的保险内容为团体人员的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以及意外医疗费用，如何区分保险标的是人身还是责任呢?因此还需要从另一个简单明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第二，从实践角度分析。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船东投保的责任险中，被保险人是船东，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船东是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人。而船东为其受雇船员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应当附有被保险人名单，被保险人一般为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发生保险事故后，该船员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因此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看被保险人是船东还是船员。从这一角度看，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可以简便地分析出其性质为人身保险。第三，从保险条款约定的合同当事方和关系方的角度分析。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的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通用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为例，该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均做出了明确规定:投保人是“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合法团体”;被保险人是“被保险人名册所载人员”，且是该团体的“在职人员”;使用了人身保险特有的“受益人”概念、并约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形。从保险条款的这些概念性界定看，保险公司设置该项保险时，即将其设置为人身保险;因此，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认定为人身险。第四，从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受益人的约定分析。在约定意外医疗费用保险金的受益人时，运用了实际支付原则，即医疗费的实际支付人为受益人，实际支付人是不特定的人。在事故发生后，如果船东实际支付了该项医疗费用，则船东的该部分雇主责任得到部分转移。此部分的约定，可以视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或然性责任保险性质。综上，该项保险在各种事项登记完备时除船东实际支付医疗费用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具有责任保险的性质以外，其应然的保险性质为人身保险。

2．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的区别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1］船东责任保险是其中的一种，是指由船东支付保险费，以船东对其船员和其他与船舶有关人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以及船舶碰撞等产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①。船东责任保险的标的不仅包括对其雇员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亡、疾病等时产生的责任，还包括人员以外的船舶产生的责任。其范围相对较广。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常常产生混淆，是因为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是投保人均为船东;二是涉及的人员均为船东所雇佣的人员;三是仅人员保险部分，二者的承保项目在表面更为相似，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承保范围主要有两项: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和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船东责任险的承保范围较为广泛，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保险条款为例，主要有:(1)人员伤、病或死亡-入会船船员;(2)人员伤、病或死亡-除入会船船员外的其他人员及对旅客的责任;(3)船员遣返及替换费用;(4)个人物品的灭失或损坏;(5)船舶全损船员失业赔偿;(6)由某些补偿协议或合同所产生的责任。而其中关于人员伤、亡等事项与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极具雷同性。但细加分析，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船东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主要区别。第一，保险种类不同。前者可能为责任险或人身险(意外伤害险);后者则确定为责任保险(对外产生的赔偿责任)。第二，被保险人不同。前者为约定的或者所附名单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可能为船东，也可能为团体中的一员;后者确定为船东。第三，受益人不同。在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受益人为团体成员、约定的受益人或其亲属或法定继承人;因船东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在该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概念。第四，保险事故不同。前者为被保险人员遭受约定的意外伤害;后者为船东对第三者承担或即将承担赔偿责任。第五，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前者为事故发生之日或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事故发生之日②;后者为自船东遭到索赔或向第三者进行赔偿之日。

3．不同的保单记载事项下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实然性质

认定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所以会在性质上产生很大的分歧，是因为仅仅从保单表面记载的保险内容或保险项目，很难从实质上判断该项保险的保险标的，因此从立法角度区分该项保险的性质不甚容易。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最好的区别两类性质的保险的方法，就是从保险单对当事人和关系人的约定入手，更确切地说是从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约定入手，从究竟由谁拥有保险金的请求权这一角度予以区分。船东拥有请求权的，为责任保险;发生意外的船员或雇员拥有请求权的，为人身保险。在实践中，船东为其雇佣人员投保该项保险的情形究竟如何?梳理保单记载的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的不同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情况一: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受益人约定。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为有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权的人;没有约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死亡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因此，发生保险事故时，亦即被保险人即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受到保险单约定的意外伤害时，该船员或其法定继承人有权请求保险金;此时，保险标的为该船员的生命、身体和健康，该保险为人身保险。情况二: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被保险人为船东，没有受益人约定。船东为了转移自己的雇主责任，为受雇船员投保此项保险，发生保险事故后，船东成为有权请求保险金的人，其可以直接将自己对船员的部分或全部雇主责任进行转移。保险标的是船东所可能承担的对外责任，此时，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情况三: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受益人约定为船东。这种情形在《保险法》2009年修改前出现最多;《保险法》修改后该种情形已经被明确禁止。该种情形多是船东以投保此项保险达到投保雇主责任保险的目的，将其对外赔偿责任进行转移的一种方式。《保险法》修改之前，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保险法》修改后，该项保险则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情况四: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没有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约定。此时，该项保险的性质属于待定状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于约定不明的事项，当事人也就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进行补充协议，视补充协议内容根据前述方法判断保险性质。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应当根据不同案情视为主要事项约定不明或重大误解，合同不成立或可撤销。

二、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的相关司法问题

(一)管辖

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多数会在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保险事故应当发生在出海作业期间，则可以认定，此时的保险事故属于“海上保险事故”，海事院对该类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呢?让我们历数相关的程序法来研究这一问题。198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暂定的海事法院收案范围为18类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其中第10种，为海上保险业务纠纷案件。但对于什么是“海上保险业务纠纷”并没有给出定义或范畴。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4条、第6条等相关管辖权的法条也未予明确。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的63种案件类型中，第28种为“海上保险、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水运货物保险、船舶保险、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人身保险、海上设施保险、集装箱保险等合同纠纷案件。”该规定虽然没有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定义予以明确，但却列明了其所包括的范围，其中将涉及海上的保赔责任险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均划入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因此，无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可以由海事法院进行管辖。

(二)法律

适用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案件确定管辖权问题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适用问题。在中国，关于保险合同的主要立法有两部，一是《保险法》，二是《海商法》;前者为普通法，后者为特别法。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属于《海商法》规定的海上保险合同，则决定了此类案件的审理能否优先适用《海商法》这一特别法的规定。

1．《海商法》中海上保险合同的界定标准暨与《保险法》中普通保险合同的区分

第一，以合同当事方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2条对“保险”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应当是保险合同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10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保险法》中的合同当事方为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给付保险金。《海商法》第216条第1款对海上保险合同则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可见，海上保险合同当事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负责赔偿。当然，《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当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时，上述判断标准似乎在形式上不再奏效，但从实质内容来看，《保险法》中合同当事方仍然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从法理上理解，《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为射他合同，是为他人的利益而约定的合同;投保人同时为被保险人的情形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而《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则是常规的特定相对人的合同，约定的只是合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以保险事故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16条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可见该事故泛指约定范围内的一切事故。《海商法》第216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该条对保险事故进行了明确规定，核心内容为“海上事故”，并且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所以，当保险事故约定在“海上事故”范围内时，则应符合《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事故的规定。第三，以保险标的为界定标准。《保险法》根据不同的保险标的区分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并且该两种性质的保险均在《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人的寿命和身体，以及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海商法》第218条规定:“下列各项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一)船舶;(二)货物;(三)船舶营运收入，包括运费、租金、旅客票款;(四)货物预期利润;(五)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六)对第三人的责任;(七)由于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受到损失的其他财产和产生的责任、费用。”从这七项的列举不难看出，其保险标的只限于财产和责任，而不包括人身(寿命和健康)。综上，《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当一保险合同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即合同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保险标的为七项特别规定的限于财产和责任的标的，则能认定该保险合同为海上保险合同，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有学者也在相关文献中阐述了与笔者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海商法》对保险标的的限定“将海上保险标的与其他财产保险的标的区分开来，其法律意义在于:仅在保险标的为海上保险标的时，才有海商法的适用。”［2］

2．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因该项保险特别约定了保险事故是在“出海作业期间”，则限定了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其次，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则表面符合上述第一个特征;若不相同时，则不符合。再次，当该项保险符合被认定为责任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符合第三个特征;若被认定为人身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不符合。因此，该项保险只有在约定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性质符合责任保险，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能符合《海商法》对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才能优先适用《海商法》，其他任何一种不具备上述三个标准的情形，均应适用《保险法》。

三、结语

人身保险论文篇3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除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外，其他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人身保险合同则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虽然为合同的一种，但保险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对人身保险合同所特有的这种法律属性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目前人身保险合同在转让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如在养老保险合同中，丈夫以妻子为被保险人投保后，丈夫和妻子关系恶化或离婚，妻子作为被保险人持保险单要求保险公司把投保人变更为自己，就是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转让问题。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常错误地办理了变更手续，后妻子要求退保，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引发许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方面的纠纷。由于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纠纷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使法院和仲裁机关在处理这些纠纷时，也感到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对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如何转让以及转让的效力，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以指导实践活动。

一、合同转让的一般理论

合同的转让也就是将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和标的的情况下，合同关系的主体变更。合同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的协议。按照转让内容的不同，合同的转让可以分为合同权利的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和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合同的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的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且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也就是说，合同权利转让的要件是转让人要尽通知债务人的义务。

合同义务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义务的内容，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由于合同债务的转让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与合同权利的转让是不同的。合同权利的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

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又称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并经原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约定由第三人承担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必须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如我国《民法通则》祭叽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我国《合同法》第88条亦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二、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

人身保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一般法律属性，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身保险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法》第55条第2款则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保险法》这一条从反面规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转让的条件。从正面来说，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是可以进行转让的。而且，在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也时常发生。

三、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分类和条件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是指合同主体一方将其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或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遵循合同转让的一般规定，但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的主体比一般合同复杂，既包括基本当事人，又有关系人。基本当事人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关系人是指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基本当事人和关系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在不同的合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可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为界限，分为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一）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仅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的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没有转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需要由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从实质上来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属于人身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变更。一般来说，无论是投保人的变更，还是保险人的变更，均不是纯粹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的转让，而是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以另一方的同意为前提。《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89条则规定，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转让的有关部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还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否则无效。《保险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另外，投保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受让人还应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受让人不得承受。因为保险利益是人身保险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无保险利益订立的合同无效。如果允许受让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就有可能发生规避法律的情况。

在保险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主要是投保人转让，体现为投保人的变更。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情况，如保险人在征得投保人同意的情况下，与其他保险公司达成合同转让的协议，变更保险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发生大量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如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保险法》第87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必须转移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在这种法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下，保险人的变更，毋须征得投保人的同意。当然，在这种法定合同转让的情况下，是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投保人默示同意合同的转让，也符合合同转让的要件。

（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享有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而投保人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可以转让人身保险合同，但投保人不得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的是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是合同债权。因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只需遵循合同权利转让的要求，通知保险人即可。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则是合同债务的转让，需要征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同意。

四、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导致合同的当事人发生了变化。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生效后，转让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而受让人成为合同当事人，代替转让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当然，这是以有效转让为前提的。如果欠缺合同转让生效的要件，则不发生转让的法律后果，继续由原合同当事人享受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

五、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的区别我国《保险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的指定使受益人获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有一些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但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是根本不同的，主要有如下区别：

1.性质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尤其是权利的转让，是现实权利的转让。而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这种期待的权利是否能实现存在忽然性，只有发生保险事故，才能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

2.程序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而受益人的指定不以受益人同意为前提。

3.撤销方面的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权利转让后，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由于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仍有权利加以变更，受益人不能反对。因此，受益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在发生保险事故前，往往会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随时撤回或者变更他人为受益人而取消。

人身保险论文篇4

一、英国保险利益原则的基本理论

保险是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财产、人身及有关责任提供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一种经济法律行为。保险利益是任何保险合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为法律所承认的、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因此，当一个人对某一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时,他可以利用保险保障自己的保险利益。

这里需要注意的事，英国人寿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概念与我国不同。在英国，人们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他人的身体或生命，以此转嫁因他人死亡或伤残而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从而保障自己的利益。英国剑桥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指出，“《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投保的生命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即说明了保险合同承保的未必是被保险人自己的生命。

实践证明，设立保险利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防止人们利用保险进行，从而降低道德风险的作用，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规都采用了它，我国也不例外。但是，我国保险理论界对于有关保险利益的问题，却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

二、我国理论界对保险利益原则的争论

主要涉及到保险利益的翻译和定义、保险利益的主体、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和保险利益的时效等方面。

1.InsurableInterest 的翻译及定义

保险利益的英文原文为Insurable Interest,我国将其译为“保险利益”，但很多学者认为如此翻译不妥。部分学者主张译为“可保利益”或“可投保利益”，也有学者主张应译为“可投保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我国香港学者将其译为“可保权益”。从原版英文词典的解释来看，Insurable Interest是指“Interest capable of being insured”,因此从其本意来看，香港学者将Interest译为“权益”，比“利益”更为准确，含义更广。

我国《保险法》则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笔者认为此定义过于狭窄。比如，一个没有参加保险，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的人，是否会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受益，自己的财产损毁和人身伤亡而遭受损失？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而，笔者认为我国保险理论中的保险利益，即指交付保险人保障的那部分可保权益，也即保险利益小于或等于可保权益。因此，对保险利益与可保权益应加以严格区分。但为了论述方便，在本文中暂不区别使用可保权益和保险利益这两个术语。

2.保险利益的主体

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投保人为保险利益主体，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比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2)被保险人为保险利益主体。部分学者主张，设立保险利益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利用保险进行并降低道德风险，而被保险人才是受保险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投保人没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不必要求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保险是人们转嫁风险的工具，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因此，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部分学者认为，之所以要求投保人应当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因为若不如此，则投保人便可以投保任何财产和生命。但这其实是对保险利益原则的误解。其实，谁投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获得了保险保障。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只有被保险人才有利用保险进行和故意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所以，应该运用保险利益原则对被保险人进行资格限制，而不是对订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进行资格限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不但难以达到设立保险利益的目的，还容易提供保险公司侵害被保险人利益、解除保险合同的借口，从而有可能扰乱正常的保险活动。

3.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

理论界也有两种观点:(1)保险利益原则适用于一切保险。(2)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并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我国大部分保险学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指出，设立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由于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都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要求被保险人对自身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人身保险中不必要求保险利益。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

英美等国的保险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死亡和伤残不仅仅是它自身的损失，而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都遭受了损失。因此，人们可以投保他人的身体或生命，以转嫁可能为自己带来的风险。此时投保人有权决定保险金的归宿，指定和变更受益人，所以法律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而我国的保险理论认为，死亡和伤残只是生命人自己的损失，他人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在我国，人身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身体或生命，谁就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 由于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一定具有保险利益。

4.保险利益的时效

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1)从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至保险合同的整个期间，保险利益必须一直存在。(2)应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财产保险，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对于人身保险，只要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保险利益存在就行了。

就财产保险而言，人们购买财产保险是为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保险利益范围内的补偿，因此，笔者赞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即可的观点。有些保险比如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一味要求保险利益反而不利于保险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对于人身保险，由上文分析可知， 保险利益原则不适用于我国的人身保险，因而也就不存在何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三、对完善我国保险利益原则的建议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被保险人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我国将被保险人定义为“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如此定义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还比较科学，因为当财产作为保险标的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都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保障。但如此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却不妥。因为依据被保险人的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其生命或身体受保险保障的人”，生命和身体具有专有性，所以，在我国，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惟一的，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谁就是被保险人。然而由保险原理可知，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所以，保险保障的是谁的保险利益，要比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来得更重要。这也是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可以投保他人生命和身体，通过转嫁因他人死亡或伤残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以保障自己的保险利益的原因。

第二，明确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我国《保险法》要求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只有被保险人才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必要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被保险人概念没有能重新界定以前，笔者主张，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在被保险人概念能如前文所述进行界定后，由于人们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他人的生命和身体，因此笔者主张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应该要求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即被保险人是保险利益的主体。

人身保险论文篇5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08-02

保险代位权，是指由于第三人的原因使得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了保险金后，在给付金额的限度内，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该第三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法》第60条中也明确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上述概念和保险代位权在《保险法》中所处的章节位置来看，代位权制度适用于财产保险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人身保险中，具体地说，在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种补偿型的人身保险中是否也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呢？

一、《保险法》中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规定

正如上文所述，《保险法》第60条为代位权制度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提供了依据。另外，《保险法》在第46条中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由此可见，保险法对于代位权制度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虽然法律对于人身保险中保险人的代位追偿予以明确禁止，但法律的明确规定并没有能够平息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论。

二、理论界关于补偿型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求偿权问题的看法

依据保险标的的不同，人身保险可以分为定额型保险（如：人寿保险）和补偿型保险（如：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目前，学者们对于定额型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制度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理由在于“人身无价”，然而争论不休的关键是：诸如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种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可否适用代位权制度。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保险代位权存在的理论依据是损害填补原则和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健康、意外伤害保险虽属人身保险的范畴，但其保险金的给付仍具有补偿损失的性质，这也正是在人身保险中要区分定额与补偿的原因和依据，可以说，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的补偿性质与代位求偿权填补损失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在这类补偿型人身保险中适用代位求偿制度是完全可以的。

否定说认为，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的确具有一定的补偿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补偿与纯粹的财产保险的补偿有着质的区别，健康、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的范畴，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为人的生命和身体，由于人身无价，因此，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赔付的医疗费用即便有固定的标准，但它还是无法涵盖事故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也没有一个能够判定被保险人所获保险金是过多还是不足的严格的、可量化的标准。因此，在人身保险中是断然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权的。

肯定说与否定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健康、意外伤害等补偿型人身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损害，是否可以在这类保险中适用代位求偿制度以及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适用该制度。

对此，笔者支持肯定说的观点，人身保险中的确有填补损害的因素存在，诸如健康和意外伤害这类补偿型人身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损失，因此，在保险实务中，针对补偿型人身保险的特点，应该恰当地适用代位求偿制度。

三、《保险法》的立法缺陷及对“否定说”的评析

（一）我国《保险法》人身、财产二元划分的缺陷

我国《保险法》以“保险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对保险业进行分类，即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问题是：这样的分类标准是否与保险业的经营范围相符合，在规范保险经营方面是否起到了指引和保障的作用？现实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严格按照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进行区分的二元划分模式使得人身、财产保险完全割裂，只强调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并未站在统一的角度，寻求它们可以共同适用的规则和制度，这种只讲分立不讲统一的片面分类所导致的后果是：整个保险制度体系性较差，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险种无法归类，不符合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在规则的适用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互相借鉴的实例，这种情况下，仍将补偿型的人身保险排除在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之外，则显得与实际不符，与保险发展的趋势不合。

（二）对“否定说”所持的“人身无价”观点的评析

江朝国教授编纂的《保险法规汇编：立法理由·学说争议·判例函释·保险常识》一书中提到了一段关于人身保险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权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断，“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相关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否定说”的逻辑思路是：人的生命和身体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因此，人身保险中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否则，是不道德的。这一逻辑没有做到环环相扣，有着很明显的跳跃性，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事实上，由“人身无价”无法推导出“人身保险中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它是将“人身无价”这一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观念不恰当地运用在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作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权”的立论依据，实际上是使人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重心偏离，陷入“人身无价”的迷思。樊启荣教授对此给予有力的辩驳，“从哲学价值观念角度而言，人的生命、身体确实不可以金钱衡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用金钱对生命、身体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补偿，也不意味着用金钱对生命、身体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补偿就是不道德的，否则，民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而人身保险制度就更无从产生。”由此可见，将人身无价作为人身保险无法适用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理由是欠妥当的。

四、在补偿型人身保险中适用保险代位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樊启荣教授对在意外伤害、健康等这类补偿型人身保险合同中仍固守“人身无价”观念的观点给予有力地批判，使我们明白，人身保险中全无保险代位制度立足之地的论断，在逻辑上不够精确，在适用上也没有针对人身保险的再分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恰当的做法应该是：立足保险业的发展趋势，确立保险代位制度在补偿型人身保险中的地位，并为其寻求理论支撑、现实依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适当的扩大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

（一）理论依据及实践基础

从保险原理来看，短期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虽属人身保险业务，但其与财产保险同样具有补偿性，而且在精算基础和财务会计处理方面，也坚持同一原则。因此，它们应当与财产保险一样适用代位求偿制度。实践中，保险公司则通常在这类补偿型保险中约定，对被保险人已经从医疗机构、其他保险公司或社会医疗机构以及第三人那里取得赔偿的医疗费用部分，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有权将这部分医疗费用剔除后再赔偿其差额。甚至有些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并未完全遵照保险法的规定，而是参考损害填补这一保险法的基本和首要原则，针对个案特点，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

（二）国外的经验

1.国际上关于保险的分类

在保险分类方面，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在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内，按照业务性质，分为寿险和非寿险，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为三个领域，即第一领域（人寿保险）、第二领域（财产保险）、第三领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利用非寿险精算设计出来的费用报销型短期健康或意外伤害保险与财产保险一样都适用补偿原则，在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给予赔偿后，可以对该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这种分类方法，为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定位，不但突出了寿险与非寿险的区别，而且明确了二、三领域的共同点，既为保险代位制度在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适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又很好地规避了我国二元划分模式的缺陷，因此，很值得借鉴。

2.国际上关于人身保险代位求偿的先进立法

英国法院认为，意外伤害保险中“医疗费用保险和失能保险属补偿保险”，有必要适用保险代位权的相关规范。美国在坚持这一立法思想的同时，更加细化了保险代位制度的具体规定，增强了其可操作性。《韩国商法典》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况下，若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之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之所以说这些立法先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集体反映了保险业的发展趋势，贯彻了损害填补原则，扩大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因此，我国《保险法》再次修订时，应该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立法。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理论依据存在偏差，法律规定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实践中同一类型的案件处理结果不同，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最终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应该转变传统观念，重新审视保险业的二元划分模式，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弥补法律的漏洞，为扩大保险代位制度的适用范围提供制度保障，立足保险业发展趋势，穷尽一切可以适用“损害填补”原则的保险种类，从而促进保险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人身保险论文篇6

关键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健康险　意外伤害险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及所收取的保险费，是以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危险状态及程度为标准确定的。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保险人承担的保险标的风险在保险整个期间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因此，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履行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为克服双方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通知义务应无处不在。在各国的保险法规要求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确保保险人能够对危险增加的事实重新做出正确把握。

新《保险法》仅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放在财产合同一节中，而不是放在一般规定中规定，表明此项义务对人身保险不产生法律效力。然而，我国将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归属于人身保险中。因此，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业务中，若保险条款中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时履行通知义务，在出险时，保险人不能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因不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而拒赔。

近期有一位网民提出了一个疑问，投保健康险十年后生病是否要通知保险公司？周女士早在10年前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并附加了健康险。投保时周女士的各项身体检查均正常。10年后，周女士在单位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血压超标。

通过保险实务证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人身保险中的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样适用。在新《保险法》中人身保险合同一节中没有涉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因此，本文借鉴现有的学说和外国有关法律法规，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质与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特征入手，探讨该通知义务在两个险种中的适用性，并对新《保险法》中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适用性的探讨

1.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与人寿保险的本质区别

我国将保险业务分为寿险和非寿险两大类，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业务。西欧、北美、日本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常将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归为财产保险业务。以上两种分类方法，从保险标的属性分类，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属于人身保险；从技术构造看（如保险费率厘定、责任准备金计提等），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与财产保险有相似之处。然而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它们介于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之间，属于保险的第三领域。

以上三种观点，本文采纳欧美国家的分类标准。因为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与人寿保险有重要区别，区别主要在于保险费率计算依据不同。人寿保险费率的计算以生命表为基础，而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与财产保险相似。因此从本质来看，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不应与人寿保险归为一类，它们更像是财产保险。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概述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指保险合同订立后，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发生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负有将该危险增加状况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其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及时了解危险变动情况并做出相应决策，以维护保险人在信息劣势下的利益。

现国内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讨论一般在“对价平衡原理与情势变更原则”的基础上来展开。此观点建立保险精算的科学理论基础上，认为保险制度的合理经营必须以保险人实际所收的保险费总额与支出的保险金总额保持大体平衡为基础，二者能否保持平衡，有赖于危险发生可能性估计之准确，因为危险发生概率的计算与保险费的确定有密切的关系。在保险合同订立后，虽然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但被保险人依然拥有保险标的所有权，容易掌握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危险增加情况发生在整个风险集合的许多个体中，这将会导致保险人对整体风险的把握有误，保险人将需要支付较其收取的保险费更多的保险金，并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导致保险双方利益遭受损害。

在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危险增加通知条款仅出现在财产保险部分，而对于人身保险对此项义务并无要求。纵观各国和地区立法，德国、韩国、澳门、意大利以及台湾地区保险法均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总则中做出规定，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且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

三、对新《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修改与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新《保险法》的问题在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没有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本文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仍需对新《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做出以下修正：

1.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写入一般总则一节，可参考2008年《日本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于损害保险、生命保险以及疾病伤害定额保险部分，其适用范围包含了人身保险合同。或者借鉴德国《保险契约法》，把如实告知义务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认定为“告知”,对告知做扩大化的理解，扩大通知义务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履行主体应改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在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可能不是同一人，经常出现父母为子女投保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对未成年人身体状况更为了解，而且未成年人并没有危险增加通知意识，因此该义务由投保人来履行更恰当。但因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义务，又在投保人不知道被保险人身体状况变坏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负通知义务而拒赔。

参考文献

[1]徐卫东、高宇. 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年3月第2期.

人身保险论文篇7

摘要2009年新修正的《保险法》沿袭2002年《保险法》的规定，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在对这一规定的立论基础提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的观点。最后，对人身保险的各具体类型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予以分析。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豍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豎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F·道宾著．梁鹏译．美国保险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杨华柏主编．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9（1）．

[6]刘恩媛．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学术交流．2007（7）．

人身保险论文篇8

关键词：保险法；保险利益；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40-03

保险利益规则是保险法的核心，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关注的核心内容，对保险合同具有基础性评价作用，所谓“无保险利益无保险”，保险利益原则历来被认为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建立，我国保险业迅速发展，这样的繁荣景象也加快了保险立法的进程，保险利益立法也在不断改变完善，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保险利益立法还有很多欠缺，这种欠缺对如火如荼的行业发展形势必将带来不利影响，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保险立法有所裨益。

一、保险利益性质及我国立法现状

“保险利益”一词，译自英文“insurable interest”，由英国海商法学者首创。我国学者译为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1］(P65)。在学术界，关于保险利益的含义，公认两种权威说法：一派认为，“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侓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2］(P75)；另一派认为,“构成保险合同有效条件之一的可保利益，待合同确立便全部或部分成为保险利益，保险责任事故发生时，保险利益额度是赔偿与给付的限定条件之一”［3］(P196)。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之所以如此差别显然是因为对保险利益性质认识不同。前者被学者概括为“价值论”：即保险利益的本质在于补偿损失，即用来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的物上之价值，因而有利益损害才需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的标的为保险利益；后者被学者概括为“关系论”：即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4］(P96)包括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和精神上的利害关系两种。在保险制度诞生之初，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为其财物进行保险，故学说上多采用“价值论”，认为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的价值，突出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随着后来保险形式扩展到人身保险以后，由于保险对象以人的生命身体等人格权为内容，用金钱衡量难以确切，于是“关系论”成为必然， “关系论”为后说，更适应保险实际，故现代保险法以后者为通说，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大都持此观点。［5］(P117)

保险利益的立法规定可以追溯于1746年的英国海上保险法，该法规定:任何个人或者公司组织均不能对英国船舶及其装载的货物以有或没有利益, 或者, 保单即证明利益, 或者, 以的方式, 或者, 对保险人无任何利益的方式进行保险, 这种保险无效并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规定的意图在于禁止海事欺诈。其后英国分别于1774年、1788年、1845年、1906年、1909年对该规定进行补充和修改。源自英国的这一原则在后来各国的保险立法中都有规定。［6］

我国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显然，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利益概念上采用了“关系论”的观点并包括了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而且对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进行了明确区分，同时《保险法》第31条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作了较为详尽的列举并加之有条件的概括兜底，下文对此有详细解析。

二、保险利益立法缺陷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新保险利益立法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保险利益的立法定义依旧保守

《保险法》第12条对保险利益做了一个总括性的定义，即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此可见，我国保险利益的界定就必须以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为准，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法律承认说”。言外之意，只要没有得到法律承认的利益，一律不得成为保险合同上的保险利益，这种规定妥当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利益穷尽为起码三种：第一，法律上的利益，也就是上文所说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当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第二，被法律断然拒绝的利益（例如法律明文禁止的利益、违反公序良俗的利益等），我们通常把此称之为非法利益；第三，法律没有涉及但也没有明确反对的利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这“第三类利益”，我们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穷尽市民生活中、市场经济中形形的各种利益种类，更不会将其一一规定在法律中，要不何来“法无禁止即合法”这一现代法治基本观念！此类利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既然不能被“法律”荣幸关照到，为何不能通过投保来分散风险？显然“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定义很难满足保险实际的需要。

实际上大多发达国家的保险立法早已废除可保利益上的“法律承认说”，转而采取更为广泛的“合法利害说”［7］，例如：1966年美国纽约州保险法第158条规定：“可保利益应当包括对财产的安全或保留或损毁或金钱损失，所存有的任何合法及实质性利益。”英国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7条规定，如果普通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财产已经受到损害或破坏而遭受到金钱或经济上的损失时，则保险人不能仅依据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对财产没有法律上或衡平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免除保险合同项下的责任。可见，英国对于保险利益的修改已采用经济利害关系标准，保险利益不再必须是严格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人身保险论文篇9

摘要：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通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身保险不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因而不存在代位求偿。但在具体的立法和业务实践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人身保险是否存在代位求偿，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将对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人身保险；代位求偿权

一.代位求偿权概述

代位原则是由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所派生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规定的，在各国的保险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代位在保险中是指保险人取保人的地位获得追偿权或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其中后者是指物上代位，即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保险人在全额给付保险赔偿金后，代位取得对受损标的的权利和义务。而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标的在遭受责任事故造成损失，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支付赔偿金之后，在赔偿金额的限度内，相应取得该对第三方的请求赔偿权利。

我国新《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知，采取代位求偿的目的是通过置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的地位来阻止被保险人的到多余其全部损失的补偿；同时还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代位求偿的使用在实践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保险人代位求偿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赔偿金额；保险人不得向特定对象行使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不得使用代位求偿权等。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1]

二.关于代位求偿权的争议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通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身保险不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因而不存在代位求偿。但在具体的立法和业务实践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人身保险的问题是否有存在着代位求偿，国内外学者对此观点也有着非常大的分歧，大致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由于代位求偿权是由损失赔偿原则派生而来的，所以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该观点认为，只有财产保险合同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人身保险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偿责任，而人身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给付义务。因为人的寿命的身体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属于履行合同义务，并不是补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损失，并且人身保险具有投资和储蓄的性质，保险金通常是事先预定的，保险金的给付并不能反映被保险人的损失情况。我国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由此可见，在我国，代位求偿是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被完全排斥在人身保险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它适用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但是不适用于人寿保险，。

由于人身保险可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该观点认为，人寿保险不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但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尤其是医疗费用补偿保险更是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故适用代位求偿制度。英国学者Jeffery W Stepmpel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中间，保险金的给付带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为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旨在填补损失，那么该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以因第三者的过错行为伤害被保险人同时伴有医疗费用指出的情况出现，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样以医疗费用等费用的数额就可推断出被保险人的损失程度，继而可以确定第三者的赔偿金额。可是美国学者Kenmeth H York并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即使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带有一定的补偿性，可是这种补偿性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性是不一样的的。医疗费用有固定标准，可是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足以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2]。由此，他不赞同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领域适合代位求偿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仅仅只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由于这一部分费用以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和疾病医疗费用等形式依据实际发生额来衡量，被保险人实际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即在其保险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其性质上属于财产保险，故使用代位求偿权。

关于人身保险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的争议并不只限于理论上，在各国的立法上也反映着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的不同观点。在美国，各州对代位求偿权适用险种的立法各有不同，但是通行的原则是：人寿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权，而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也无代位求偿权的适用，但当事人在这两种保险合同中约定有代位求偿权的可以使用约定代位求偿权。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作出给付后不得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生之对第三人之权利。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在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中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及住院开支。”意大利《民法典》的损失保险第1916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工伤事故和偶发灾害的保险。”这里第三人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和工伤事故、偶发灾害的保险是法定可以使用代位求偿权的。韩国《商法》人身保险的通则第729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者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况下，若当事人之间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在德国的理论和实务中，一般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补偿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从各国的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人寿保险一般不适用代位求偿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有两种立法模式，即法定代位权（如澳门、意大利等）和约定代位权（如美国、韩国等）[3]。

三.代位求偿权与人寿保险

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首先，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按照即有权从保险人那里获得给付，又有权让第三者赔偿，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给付的保险金和被保险热的生命并不是等价物，不能认为给付的保险金完全补偿了受益人的损失[4]。因此，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然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事实上，不管赔偿额是多少，受益人的损失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 补偿，所以受益人有权接受所有的赔偿额，故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权在给付保险金后，代位受益人向第三者进行追偿，即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其次，寿险合同具有储蓄和投资的性质，保险人到期支付本息，保险金是实现确定的，而且保险金的给付也不是根据具体的损失额来确定的，不属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也就没有产生代位求偿权的基础[5]。目前针对人寿保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定额给付性保险，并没有具有损失性补偿，所以它不适用代位求偿权。

四.代位求偿权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死亡保险和残疾保险金是固定金额，不具有损失补偿性质，因此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在有第三者过错行为伤害了被保险人的并伴有医疗费用支出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医疗费用保险金的佩服包括意外伤害医疗费和疾病医疗费等，健康保险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恩因为意外伤害或疾病所致的医疗费用或者收入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而且目的是补偿被保险人因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6]。故医疗费用保险据哟损失补偿的性质，可以适用代为求偿权。

五.改进我国代位求偿制度的建议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可见，我国的《保险法》完全否定了在人身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的适用，然而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因此我认为，应当对我国的《保险法》加以修订，肯定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

1.对我国的《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进行补充，应根据第三者对被保险人造成伤残或疾病还是死亡进行分别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伤残或疾病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给付医疗费用保险金之日起，可以在给付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死亡的，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7]。

2.对《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进行重新分类。我国现行的保险合同分类是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分为：人身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然而代位求偿权适用的判断标准为保险合同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应将保险合同按照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分为：给付型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和补偿性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对保险合同分类的细化，条款将更加的严谨，真样才能确保代位求偿权合理有效地行使，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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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袁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北京大学出版社

[3]强力，韩良.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4]张俊岩.保险法焦点难点指引.[M]，中国法制出版社

[5]王怀伦.保险代位求偿权.[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

人身保险论文篇10

摘要：保险学课程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保险学案例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生动性、时效性和导向性。从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教学讨论、教学总结这一系列重要环节。 

 

关键词：案例教学　保险学　运用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在案例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的案例，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保险学》是金融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保险学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内容，其专业术语和基本原理比较繁杂，而且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虽然保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保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学生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将保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比如，在讲到近因原则时，如何在众多的原因中判定近因在理论上是非常枯燥的实务问题。笔者在近因原则教学中，有意识地增加了许多案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再比如，讲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不利于师生的交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分析、老师点评的方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另外，教师通过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制订更为细致的授课方案和计划。 

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相关的原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自己思考和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讲解保险学基本原理或内容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加深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保险学教学中应当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以提高教学效果。 

二、保险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1.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教师首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巧妙设计问题。案例一定要和所要教学的术语、原理或内容紧密相关，有利于学生更直接有效地理解和巩固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保险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案例应当直接与之相联系，并能让学生区分“保险利益”和“保险金”这两个概念。案例的针对性还表现在案例应当直接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相联系，而不宜涉及过多的知识点，否则会扰乱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2.案例应当具有代表性。案例应当能代表某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同类案例的共性；或者对于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一部分人的观念和看法。一个恰当的案例，不仅应当有利于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还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分析现实当中的类似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开放性的，这样能够引发学生在课下做更深刻的思考。 

3.案例应当具有生动性。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讲解人身保险时，可选择与大学生人身风险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了解人身保险的各个种类；再比如，在讲授保险合同的内容时，引导学生分别从自身和保险公司两种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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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学习和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诸多细节内容。 

4.案例应当具有时效性。在保险学教材或案例汇编资料中都给出了保险课程的很多案例，但由于更新速度较慢，很多案例缺乏时效性，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存在问题。自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施行修订之后的新《保险法》，相比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大的修订。比如，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二者的利益不无冲突。如果受益人谋求个人私利，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原有《保险法》规定，此类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平。新《保险法》进行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公司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简单地借用以前的案例，又没有根据新《保险法》对原有的分析结论作出解释或补充，很容易误导学生。 

5.案例应当具有导向性。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仍然较严重，国民的保险意识也还不强，关于保险的各种纠纷大量存在。在案例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选择反面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帮助学生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过多地采用反面案例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保险业由于起步较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保险业的诚信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比较欠缺，很多人对于保险还存在偏见甚至是反感。在案例教学中，反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对保险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而影响学生对保险业的认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帮助学生理解保险学的基本原理，还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他们理解保险的本质。 

三、案例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应用心得 

1．教学准备。教师在教学前的充分准备是案例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之前，教师应当对于教学案例的内容以及案例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有充分的把握，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于信息量丰富或者比较复杂的案例，教师应把选择好的案例在课前发给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熟悉案例内容，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发言要点，为教学讨论做好铺垫。

2．教学方式。对于保险学课程，教师应当强调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强调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放松理论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重在突出教学的目的与应用，而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不掌握理论就无法开展案例教学。保险学课程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务性的学习。例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时，案例中必然会涉及到保险利益、近因、推定全损等基本概念，如果学生对这些概念都不理解，教师很难组织案例分析。 

3.教学讨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讨论主要在学生中进行，但教师绝不是旁观者，教师始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第一，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学生的讨论比较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案例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第二，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并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在结合一些案例讲解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模拟的形式。第三，教师应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开放式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第四，教师应当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把讨论引导到正确认识的轨道上来。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五，教师要把学生从对案例本身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学总结。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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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案例分析讨论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讨论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在此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通过重新审视案例的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课堂的教学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自身也应当总结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宏庆.保险学案例教学模式初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1). 

[2]严继莹.保险学案例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 

[3]杨敏.关于保险学课程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