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范文10篇

人身损害范文篇1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论-文-网LunWenNet]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9.关今华《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人身损害范文篇2

宗某是工程公司的钢筋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自己操作不当造成右眼受伤。经医院治疗后伤愈,工程公司支付了全部医疗费。后来,宗某与工程公司就此次事故达成协议。然而,宗某在领取五万元补偿款后,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将工程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判令工程公司给付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共计十九万多元。

本案的发生,引发了以下问题:双方当事人针对事故达成的协议,违反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吗法律对在人身损害发生后,当事人自主解决赔偿问题有无明确的规定笔者拟从上述问题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意思自治进行探讨,以期充分理解并加以运用,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意思自治的含义

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只要设定的权利义务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律尊重这种选择。“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力,它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①”,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②。

意思自治原则,是法国学者杜摩兰根据资产阶级“契约自由”理论提出的,又称私法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强调的是尊重个人的意思自由,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有权依自己的真实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其他任何主体主客观因素的干涉。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保护的自由。这种自由,相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而言,其是免受干预的自由,相对于个人事务的处理而言,其是自主决定的自由③。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确认了意思自治原则。

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意思自治的应用

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人身损害,当事人可以自主表达意思,从而更好、更便捷地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作出了规定。即当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了如下情形:(1)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赔偿纠纷;(4)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纠纷或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纠纷;(5)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赔偿纠纷;(6)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或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7)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赔偿纠纷;(8)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纠纷;(9)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10)医疗损害赔偿纠纷;(11)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12)高度危险损害赔偿纠纷;(13)纠纷饲养动物损害纠纷;(14)物件损害纠纷等。上述所列举的损害事实发生后,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的外,就得运用纠纷解决机制予以缓解、消除。

一般情况下,解决纠纷机制分为私力救济机制、公力救济机制和社会救济机制。

本文着重介绍私力救济机制,私力救济机制,俗称“私了”,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典型方式是双方自行和解。“和解是最适当的强制执行”,和解是民事主体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其表现形式就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做出决断,能够使纠纷得到公正地、低成本地、高效率地解决,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一种非常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多提倡对于当事人依自治或准自治方式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法,赋予强制执行力或其他确定判决类似之效果,既可以减轻当事人的劳力、时间和费用的支出,同时也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和解方式没有第三者的介入,是当事人自主表达真实意思即意思自治,充分体现了人的个性。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达做出了限定: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须具备:(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应遵守社会公德,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4)符合法律要求的形式等。在此限定下的和解才能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另外,考虑到当事人的在表达意思时可能存在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受“欺诈、胁迫”等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和《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均明确规定了如果发生“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受“欺诈、胁迫”等情况后如何处理。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中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除斥期间为1年,即撤销权、变更权必须在该权利成立起1年内行使,逾期该权利消灭,但权利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的,撤销权自放弃之日起消灭。这些规定,都是当事人应当遵守的,不能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取舍而有所偏倚。

三、案件引发的思考

人身损害范文篇3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损害范文篇4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论-文-网LunWenNet]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摘要：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对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应否赔偿,我国立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民法理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法学对人权关注程度的改变及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本文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构成要件和损害赔偿方式予以探讨，对法律法规当中不甚完善的地方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损害范文篇5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同命同价/同命不同价

二、对“同命不同价”的正确解读

如果前述解决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人格尊重问题,那么下文将探讨二元论是否能实现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人格平等问题。一元论和三元论虽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人身损害的“同价性”与损害赔偿的“同价性”,而二元论对此却持反对态度。“同命不同价”常被前两者形容二元论对平等的人格采取不平等待遇。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同命同价”?“同命不同价”是否真的属于人格歧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读。

(一)人身损害导致的物质损害就其整体而言不具有“同价性”

基于前述对人身损害赔偿内容类型化结果的阐述,不难发现,其中前两项属于物质赔偿,后一项属于精神赔偿,任何人身损害赔偿都包含在上述类型之内。而且讨论同命是否应当同价,不应狭隘理解为赔偿金钱价值实际相等,而是赔偿的标准同一,或者说按照同样的计算公式。

如何解读“同命不同价”,应结合上述内容做具体分析。

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由于采用同一标准计算,应属于“同命同价”,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虽然在每一个具体伤害案件中从医疗费、护理费到丧葬费数额会因人而异,但其计算标准都是在必要前提下的“实报实销”,即一个受害者是否应开刀、应住多长时间医院、是否需要后续治疗、是否需要安装假肢等等,都取决于恢复健康的实际需要,而与其身份、地位、居住地域等不存在直接关联。

2.然而,对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赔偿,则不具有“同价性”。这是由于赔偿目的、劳动能力差别以及城乡差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误工费的赔偿,由于这属于对伤者在因伤丧失劳动能力期间所损失的劳动收入的补偿,而每个人又因创造价值能力的差异,所以不同受害者对此部分损失的获赔额实际差距往往很大,例如受害者是未成年人,尚无劳动能力,故不论受伤多么严重,都不能像已参加工作的成年受害者那样享有对误工费的索赔权;再例如一个高级工程师与一名普通工人都因伤害而误工1个月,但由于两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社会价值能力的差距,其工资收入差距也就十分明显,故实际上获赔的误工费数额可能也会有很大差别。在这里,劳动力差别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对此理论界与司法界均不持异议。[1]

如果伤害导致受害者永久性残疾,不论是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还是降低劳动能力,其赔偿原理均与误工费赔偿一样,按照受害者劳动能力差别来赔偿。具体而言,对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者,按其受伤时的劳动能力状况赔偿其直到退休年龄的“误工费”;而对劳动能力降低的受害者,则是按其因劳动能力下降程度补足劳动收入直到退休时的差额。实务中为方便操作,往往通过某种计算公式加以具体化。[2]

如果致人死亡,死者家属所面临的是生活保障利益的缺失问题,因而将引发给付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保证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水准维持在之前水平的抚养费,而该性质的确定又取决于赔偿的根本目的,故决定死亡赔偿金标准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死者的劳动能力,而是死者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性需求的满足。事实上,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相同,所以对死亡赔偿金的给付也因人而异。

不过,欲完整阐述生活保障性利益不具有“同价性”,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如下问题:

第一,为何残疾赔偿金按受害者劳动能力(劳动收入)标准而死亡赔偿金则按家属扶养费标准计算?这是因为残疾人并没有死亡,其个人的生存亦需要金钱的支持,而受害者的劳动收入除了可以养家之外,还具有维持其自身正常生活的功能,换言之,家庭扶养费用被包含在致残者劳动能力丧失而损失的劳动收入当中,即劳动收入等于个人生活费用加家庭扶养费用,所以此时按劳动收入标准是恰当的。死亡赔偿金则不然,受害人因伤害死亡,其自身的消费需求随即终止,不再有未来的个人生活费用消费,故对此不应予以赔偿;真正的问题在于死者家庭来源中断,使家庭其他成员正常生活水平下降或丧失,因此,死亡赔偿金所要解决的实际是家庭扶养费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死亡赔偿金要以死者家属扶养费为标准确定。

第二,如果因伤害致死的是未成年人或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所赔偿的死亡赔偿金性质还属于家庭扶养费吗?的确,上述死者因无劳动能力,尚没有或已经没有扶养家庭的能力,其死亡赔偿金仍定性为家庭扶养费似乎与理不合。不过本文认为,未成年人虽然尚不具备劳动能力,但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参加社会劳动,为家庭消费职能的实现作出贡献,换言之,其成为有劳动能力者具有某种必然性。正是致害人的伤害行为致使死者家庭对未来的合理预期落空,将这种本应获得的家庭扶养费作为死亡赔偿金显然并无不当;[3]至于老人虽然已丧失劳动能力,但其会因过去的劳动而获得退休金、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这些财产同样将汇入整个家庭财产中成为家庭扶养费的一部分。致已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死亡,同样会造成这整个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故通过死亡赔偿金的给付使死者家庭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同样并无不当。[4]

第三,如果人身损害导致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不具有“同价性”,这是否意味着本文注释2的典型案例中三方原告获赔的巨大差距具有合理性呢?这当中是否存在人格不平等甚至人格歧视呢?

本文认为,赔偿标准取决于赔偿目的,有什么赔偿目的就有什么赔偿标准。如前所述,人身损害物质性赔偿目的归纳起来就是恢复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换言之,就是使其生活保持原来的水平的,不至于因伤害而存在实质上的下降。由于受害人原有生活标准因人而异,故表面同样的伤害,获得的赔偿却各不相同。所以,确定人身损害所引发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标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伤害本身,而是受害人或其家属原来的生活水平。

前述典型案例对比强烈之处在于:三个女孩年龄相仿,她们恰好在同一伤害事故中受到伤害,又都导致了死亡的损害结果,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她们的户籍分属于城市与农村,因此引起某种轰动效应。之所以三个原告所获赔偿标准不同,表面看来的确与三名死者的城市或农村身份有关,似乎是身份决定了赔偿的数额,但是这却只是一种表象,因为获赔数额不同的真正原因并非身份不同,而是她们的死亡对其各自家庭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影响完全不同(对他人价值不同)。城市家庭的生活开销远在农村家庭之上,故城市受害人的家属获得较高的赔偿数额有利于其家庭生活的稳定;农村受害人的家属虽然获得的赔偿较低,不过农村的生活支出亦较低,同样能够达到维持家庭生活水平不降低的目的。总之,三方赔偿数额虽不相同,对各方受害人家属来说却是适宜的、合理的,赔偿标准的这种差异与各家庭总体生活水平的差异大致相当。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也一直实行按不同标准赔偿,一以贯之,并无改变,受害人各得其所,社会效果并无不妥。试想,如果两个分属于城市与农村的受害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两次相类似的事故中死亡,该种情况与前述案例实际并无本质差别,可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个案,又在不同的法院审理,原告方会先后得到两份独立的判决,而其结果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死者是城市的按城市标准赔偿,死者是农村的按农村标准赔偿),但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没有人对这样两份判决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按不同标准赔偿的立法选择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具有社会妥当性。

相反,司法实务中如果采取“同命同价”的做法,即对人身损害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采取相同标准,而不考虑受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那么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都按城市标准予以赔偿(就低标准和折中标准都因不足以弥补城市受害人而不可取)。而这同样会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具体弊端如下:首先,这会颠覆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立论的基础,将赔偿目的从满足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改变为对“命价”的赔偿,具有明显的生命金钱化倾向。其次,伤害案件的赔偿额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加害人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受。试想,两个同村人因为打架造成的人身损害却按城市标准赔偿,可想而知这对大多数加害人而言是负担不起的。此时虽然在判决上达到了所谓的“平等”,而矛盾必然会凸显于执行程序中,一方面受害方的期望值不切实际地提高,另一方面判决得不到执行则会成为一种常态,其结果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无法缓解,反而容易引发双方的社会不满情绪,对构建和谐社会并无实益。再者,由于“同命同价”突出的是所谓“命价”的平等,依此逻辑,赔偿不仅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要“就高不就低”,即使在不同城市之间也应采取同样标准,其结果只能以最发达城市赔偿水平为标准,这必然会助长赔偿数额的攀比之风。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5]这是客观现状,是长期以来形成而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消除这种差距要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身损害所引发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必须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有不少学者提出城乡差距或者说户籍制度是导致赔偿差距的原因,如果改变户籍制度,就可以解决赔偿数额不统一的问题。[6]其实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决定赔偿标准的根本原因并非户籍不同而是生活水平存在的差距,换言之,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因,赔偿水平的差距是果,如果我们对生活保障性利益赔偿的城乡差距无法容忍,为什么对城乡生活水平现实的巨大差距却会平心静气、熟视无睹呢?这种主张不是与原因做斗争,而是与结果作斗争,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反之,当我们将赔偿水平作为我国生活水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自然会发现,赔偿标准的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事实上,我国也正在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手段逐渐解决贫富不均、城乡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因此,只要我们能以宏观视角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也许心中的愤懑之气可以释然。相反,如果将赔偿的差别对待视为人格歧视,而片面追求“同命同价”,此观点显然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

综上,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虽然具有“同价性”,但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都无“同价性”,故因伤害导致物质损失的赔偿总体并不具有“同价性”。

(二)人身损害导致的精神损害具有“同价性”

精神损害一般指人身损害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可以分为受害人本人的精神痛苦和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如果受害人并未死亡,则一般只计算受害人本人的精神痛苦,虽然受害人亲属亦会产生痛苦,但根据吸收原则,对受害人本人赔偿后不再对其亲属予以赔偿;只有当受害人死亡的,其亲属的痛苦才单独考量。不过,有学者指出,因伤致死的案例中,如果死者受伤后死亡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神志清醒,痛苦异常,但未及向加害人主张即死亡,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由其家属继承并行使?[7]本文认为在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问题,因为同前所述,受害人精神损害对其亲属的精神损害具有吸收功能,如果受害人活着,则排斥其家属的请求权;如果受害人死亡,其亲属则独立地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并非源自继承,而是直接来源于其家属自身精神抚慰的需求。

精神损害不属于物质范畴,不能用物质准确衡量,且往往具有不可恢复性,故在法律上不会采取财产损害那样的等价赔偿,而采取精神抚慰金形式。抚慰金的目的是在商品社会条件下通过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借以达到对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精神慰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赔偿手段,此已成为理论界通说。[8]鉴于精神抚慰金所针对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而每一个人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故抚慰金的计算应与受害人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受害人的身份、居住地、户籍等无任何关联,换言之,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水平等因素不会影响抚慰金给付数额。不过精神痛苦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其程度无法准确客观判断,为便于操作,对不同受害者给付精神抚慰金的计算应采取大致相同的标准,因为同时遇车祸死亡的三个女孩,即使她们的户籍分属农村和城市,但法律推定该事故带给她们父母的精神痛苦是相同的,因而抚慰金抚平精神创伤的作用也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抚慰金应符合“同命同价”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身损害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都给付同样数额,事实上,精神损害的程度与类型都会有差异。程度可以分为严重、一般、较轻,而类型则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一时或永久性剧烈疼痛,例如大脑损伤导致受害人长期头疼不止;(2)失去亲情的痛苦,例如家庭至亲被他人致死所受到的巨大精神打击;(3)严重精神失常;(4)感知障碍,例如失明、失语、失聪;(5)人格方面自信心下降导致的社交障碍;(6)行动能力严重障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生活乐趣减少,例如因伤害造成瘫痪而无法旅游;(7)自我实现障碍,例如某人大脑受伤害致使未完成的文学作品前功尽弃等。因此,虽然抚慰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赔偿,但原则上亦应与精神损害的类型及严重程度正相关。不过,由于精神损害的主观性,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一直未能很好地确立给付标准,仅仅规定为“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9]对抚慰金数额的确定也只给出一些参考因素。[10]事实上其中有些参考因素值得商榷,例如将加害人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作为抚慰金给付多少的依据之一就不够恰当。法院判决也出现过一审与二审对精神抚慰金判赔额差距过大的问题。[11]与此不同,域外立法则倾向于将抚慰金数额客观化,即根据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及其严重程度列出若干等级,只要符合这些损害条件,则按事先设定好的标准给付相应数额的抚慰金。[12]本文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因为既顾及人格平等的因素,也充分考虑到了精神损害程度的差异。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身损害赔偿的三个类型中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和精神抚慰金两部分具有“同价性”,而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部分则不具有“同价性”,或者说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具有“同价性”,而物质损害赔偿部分不具有“同价性”。因而结论不言自明:首先,虽然人身损害中的某些部分存在“同价性”,但总体而言并不具有“同价性”;再者,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应因人而异,而决不能笼统地适用“同命同价”;最后,对不同受害人的赔偿采取总体不同的标准,并不违反人格平等的原则,而恰恰是在当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对人格平等精髓的准确把握。

(三)“同命同价”口号的社会误导性

“同命同价”的口号式提法由新闻媒体首先提出用来形容不同受害人所获得赔偿数额的不同,并借以表达其对此强烈的置疑。这种表述虽然鲜明、易懂,但并不正确,而且其所具有的社会误导性也同样强烈。因为该口号将生命与金钱对价相并列,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为生命有价,继而推导出如下错误结论:既然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同样珍贵,那么人身损害致人死亡后给付的对价(赔偿金)也应当一样。同时,“同命同价”的口号抹煞了生命价值中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区别,将其中本不具有“同价性”的物质价值与具有“同价性”的精神价值相混淆,以突出精神价值的“同价性”来掩盖当前社会由于劳动力个体差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地域差异(包括城乡差异)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生命物质价值的“非同价性”,换言之,生命因伤害而丧失其实并非单一型损失,而是复合型损失,其中既有财产损失,也有精神损失,精神损失固然可以遵循“同命同价”原则,而财产损失则不能依此原则。

本文认为,“同命同价”这种口号式提法本身弊大利小,极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而且该提法在法律上极不严谨,对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不宜使用。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长远发展出发,当务之急是,一方面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尽快形成正确的主流观点;另一方面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被错误舆论所左右,通过积极、耐心的宣传、解释去引导舆论,统一思想并逐渐达成社会的共识,使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

[2]同上,第25条。

[3]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致残的赔偿。

[4]此原理还可适用于死者为家庭妇女或者是失业者的情况。具体可参见前注〔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90页以下。

[5]据新华社电,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会上介绍,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扩大,城乡收入比已由2004年和2005年的3121:1和3122:1扩大到31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817215元,载2007年9月14日14:42。

[6]“专家研讨‘同命不同价’改革户籍制度是治本之策”一文中,与会的宪法学者、经济学家和律师呼吁,从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真正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22日。

[7]参见前注9,曾世雄书,第306页。

[8]参见前注16,王泽鉴书,第240页以下;前注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93页以下。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

[10]同上,第10条。

人身损害范文篇6

人口流动逐年上升，随着我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作为旅客运输主力军的铁路企业，所面临的旅客运输人身损害纠纷日益增多。由于铁路旅客运输的特殊性，认真分析铁路旅客运输法律关系的性质、特点，对于正确处置此类争议有重要意义。铁路旅客是指持有铁路有效的

或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人员及依照铁路货物运输合同随车押运货物的人员。客票及其他乘车凭证（如铁路免票、优待票乘车的人员。

即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国法律主要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二者相互排斥，不能并用。同时，法律也规定了两种责任的竞合情形。铁路旅客运输实践中经常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旅客发生了伤亡，就产生了两种责任竞合的情形。因此，要正确分清责任形式，应对旅客伤亡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

一旅客伤亡系由于承运人的责任所致。如列车工作人员、列车调度人员等的工作过失导致的旅客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在履行其与旅客之间的运输合同中，由于自身的过错致旅客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它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情形。受损害的旅客既可以选择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侵权之诉来解决问题。

二第三人责任造成的旅客伤亡。较常见的如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行为。这种情形不属于责任竞合，从因果关系上看，此种情形下的受害人的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行为所致，而非承运人的违约行为所致，第三人的行为也是造成承运人违约的原因。因此，第三人负侵权责任，承运人负违约责任，二者并不竞合，受害人可以择一追究责任，也可以一并追究责任。承运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然而由于第三人的行为致旅客的损害常包括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而承运人所承担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并不及于精神损害赔偿，故在此情形下，侵权责任仍具有第一性，侵权人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如果法院已经支持旅客以侵权责任要求第三人赔偿，旅客又向铁路运输企业提起违约之诉，笔者认为旅客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第三人与铁路运输企业系承担不同的责任形式，二者并不竞合，不因其中一种涉诉而另一种自行消灭，故不存在一事二诉”问题，如果剥夺了旅客的诉权，则于保护旅客的正当权益极为有利，也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三第三者与铁路运输企业共同侵权造成旅客伤亡的典型的如旅客受到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列车工作人员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旅客以此为由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途中，应当尽力求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这是法律要求承运人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对于不法犯罪行为，很难要求作为承运人的一般工作人员承担制止歹徒的义务，但此时承运人仍负有尽可能的注意义务，如迅速报警等，如果承运人怠于履行此义务而导致旅客损害的扩大，应当就扩大的局部承担过错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运人也对旅客所受的损害负有侵权责任，但由于第三人和承运人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因为偶然的重合，所以不能依照共同侵权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可以依照过错的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人负主要责任，承运人负次要责任，承运人对扩大损失局部负责。

铁路运输旅客人身损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赔偿范围

人身损害范文篇7

人身损害赔偿是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的一种主要类型。从司法救济的角度看，人身损害赔偿体现为一种的法律关系，即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赔偿的主体范围，即赔偿权力人和赔偿义务不在实体法上和称谓不一，往往导致和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承担者不一致，轻易引起表达的混乱，甚至影响到法律思维和法律推理的正确性。本文就涉及人身损害赔偿主体的范围的各个主体的称谓和概念，人身损害赔偿主体的范围，各自的概念、性质及赔偿义务人的类型，每个类型的特征及实践中存在的争议新问题等方面予以阐述，以达到概念明确，准确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各自具体的权利、获得赔偿的范围及数额，保持生活实态和法律关系的一致，从而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法律秩序有序的进行，体现我国法律的实施将贯彻司法为民、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和宗旨，使法律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权的保护提供法律的保障。

一、人身损害赔偿主体的概念及称谓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新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主体为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并明确了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概念。

该条第二款摘要：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该条第三款规定摘要：“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该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主体的称谓和概念，而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对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予以规范，实务上常发生用语不准确、概念混乱的情况。例如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在实体法上的称谓，有侵权人、侵权行为人、侵权责任人、加害人以及受害人、被害人，死亡受害人等诸种表达。这些表达方式虽各有其相应的适用范围，但在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这些概念的指向往往和损害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承担不一致，轻易引起表达的混乱，甚至影响到法律思维和法律推理的正确性。所以对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从概念上规范，称谓上统一，有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的理解和适用法律，正确、公平的处理相关案件。

二、赔偿权利人的范围

赔偿权利人，又称赔偿请求权人，是指基于损害事实，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受害人。

赔偿权利人包括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三个层次。其中，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理论上又称为“直接受害人”；因直接受害人伤残、死亡而蒙受生活资源损失的被抚养人以及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则为“间接受害人”。为了全面准确弄清和区分何为直接受害人？何为间接受害人及间接受害人中又包括哪些人？下面逐一予以阐述。

1、直接受害人

直接受害人原则上应为赔偿权利人。但由于损害后果的不同，直接受害人能否在法律上取得赔偿权利人的地位，则需要具体分析。按照损害后果的形态划分，直接受害人包括生命受侵害的人以及身体，健康受侵害之受害人等不同情形。其中，生命受侵害以受害人死亡为成立要件。死亡结果导致受害人权利主体资格消灭，故理论上认为此种情形不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死亡受害人亦非赔偿权利人，不能就其生命权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我国民法理论界没有接受“权利能力转化说”和“人格继续说”；但在社会生活观念上人们往往习惯于依直觉将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死亡事实相联系，或者说将死亡赔偿和生命侵害相联系，就如同将残疾赔偿和身体侵害相联系一样；从而在逻辑上必然引申出死亡受害人就其生命权受侵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作为赔偿权利人，如同残疾受害人可以就其身体受侵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作为赔偿权利人一样。许多误会由此引起。例如实务中人们往往直观地认为死亡赔偿金就是对侵害生命的损害赔偿，因生命具有同质性，死亡赔偿金也不应有价值之别。而实际上死亡赔偿金并非基于对生命价值的衡量计算的赔偿。生命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和评价；赔偿只能就生活实态上可以计算的利益进行填补，因此所谓死亡赔偿金实质是对赔偿权利人收入损失的赔偿。这里的赔偿权利人不是死亡受害人而是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近亲属；死亡赔偿金也不是死亡受害人生前劳动所得的全部收入，而是扣除其个人消费以外的其他可支配收入。假如认为死亡受害人享有赔偿请求权，则在收入损失的计算中不应扣除其个人生活费部分。这说明，死亡受害人就生命丧失本身并不享有赔偿请求权，也非赔偿权利人。因为对于权利能力已经消灭的死亡受害人而言，并不存在生活实态上可以填补的利益损失，因而也不存在针对死亡受害人的死亡赔偿。此时需要填补的利益损失，乃是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生活资源减少和丧失。因此，立法上所认可的死亡赔偿，赔偿权利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应当是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继续人）以及被扶养人。当然，在受害人因伤致死的情形，其因抢救治疗支出医药费或者因误工减少收入，受害人本人就是赔偿权利人；受害人虽最终不治身死，其就抢救治疗所发生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为其继续人所继续。但应区别的是，此时其作为赔偿权利人，是就其身体权受侵害主张权利，而非就生命权受侵害主张权利。

2、间接受害人

间接受害人直接受害人虽同称为“受害人”，但其所受损害的实质意义有不同。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乃是一种复合结构的损害，既有生命、健康、身体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发生肉体组织、生理机能破坏甚至生命丧失等“直接损害”（又称为“真实损害”）①，又有因此种直接损失所造成的进一步的财产损失等计算上的相关利益损失，如为恢复健康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以及误工损失等。间接受害人的人格利益并未受到来自侵害行为的直接破坏性损害，而仅有财产利益的间接减损和精神利益的反射性损害。此外，所谓间接受害人，是指侵害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以外因法律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媒介功能受到损害的人。因此，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是一种以计算上的差额为表现形式的单纯的经济利益损失和反射性精神损害。

但“在不法侵害他人致死的情形，被害人既已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中止，固无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可言，惟其死亡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甚大，故被害人以外之人受到损害者，亦得请求赔偿，始合情理。”②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法律所保护的间接受害人，不仅包括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其生前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而且还包括残疾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而且还包括残疾受害人丧失过去能力前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

（1）被抚养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受害人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是赔偿权利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依法承担扶养义务，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的扶养、扶养或者赡养义务。本条规定的“扶养”，是广义的扶养，包括狭义的扶养即平辈之间的扶养，以及长辈对晚辈的抚养和晚辈对长辈的赡养。据此，承担扶养义务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规定的身份法益。因此，扶养请求权人死亡时，其继续人不能主张继续其权利。因扶养请求权被侵害而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扶养请求权存在为前提，而扶养之请求乃请求权人身份法上专属之权利。该权利因请求权人死亡而消灭，其继续人不得继续其身份关系对加害人请求赔偿死亡后之扶养费用。③

第二，被扶养人包括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已满十六周，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除外）以及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人。被扶养人“须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另外摘要：《有关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新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九）项规定摘要：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原来普遍参照适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废止）第三十七条第九项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规定。强调实际扶养，实质就是只承认现实的扶养请求权，而不承认未来的扶养请求权。损害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双方已就赔偿权利义务新问题协商一致或者诉讼终结的，假如又有新的被扶养人出生，其能否另行主张权利？鉴于该出生事实的不确定性，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时所难以预料，原则上对该扶养请求权人出生前发生的损害其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损害事故发生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后来出生且为活体的除外。

第三，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形，被扶养人的扶养请求权性质上属于独立的请求权，理论上并无争议。但对于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被扶养人的赔偿请求权是否具有独立的性质，理论上则有不同的观点。否定的观点认为，有关司法解释系根据“劳动能力丧失说”确定赔偿范围和标准，劳动能力丧失导致收入减少或者丧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就是直接受害人的固有权利；被扶养人基于法定义务关系享有反射性利益，从而对该项反射性利益损害有附从的间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请求权不具有独立性。肯定的观点认为，假如严格按照劳动能力丧失说，赔偿请求权应当由直接受害人独立行使；既使直接受害人怠于行使，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二条的规定，由于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被扶养人也不能行使代位权。显然，这将使被扶养人陷于不利。即使不考虑直接受害人怠于行使请求权的潜在道德危险因素，仅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等相关立法规定来看，被扶养人也在实体上获得了分配的正义——基于扶养人的扶养费给付义务发生的直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在诉讼法上，被扶养人也当然享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可以以原告的身份起诉。

第四，被扶养人作为间接受害人，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的独立请求权的性质。并非先在被害人身上发生，再由其承继，对此前已论述。但在若干非凡情形，直接受害人仍应视为系请求赔偿之前权利人，例如直接受害人在损害发生前已依约定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或者自己承担危险时，则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要件在直接受害人身上已不具备，间接受害人自不得再为主张。④

（2）近亲属。直接受害人因侵权事故死亡的情形，其近亲属作为间接受害人享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其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以及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收入损失等财产损害和反射性精神损害，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请求损害赔偿。

第一，有关近亲属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新问题的解答》之五有明确规定摘要：“近亲属包括摘要：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第二，有关近亲属享有赔偿请求权的顺位，应分别请求赔偿的客观内容予以确定。①财产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因司法解释采取继续丧失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法》第十条规定的法定继续顺序，由配偶、父母和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续人共同继续。没有第一顺序继续人的，由第二继续顺序的继续人继续。被继续人子女先于被继续人死亡的，由被继续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续。但同一继续顺序中，原则上按照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决定继续份额，而不适用《继续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同一顺序一般应当均等的原则。即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应由家庭生活共同体成员共同取得。当事人未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分割。当事人请求分割的。在考虑家庭共同生活紧密程度前提下，还应当同时考虑同一顺序继续人中可否单独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情况，予以适当平衡。②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实际支出费用的近亲属依前述继续顺序享有赔偿请求权。近亲属以外的第三人支出有关费用的，按照无因管理的规定处理，第三人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③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按照《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确定赔偿请求权人。

（3）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和间接受害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直接受害人因伤致残，间接受害人均不享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即便直接受害人死亡，有第一顺序继续人的，第二顺序继续人也不享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

3、未出生的胎儿

但在审判实务中，未出生的胎儿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损害事故遭受损害的情形，所在多有，不容回避。在法律适用上，其是否享有赔偿请求权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胎儿出生后为间接受害人，笔者认为视胎儿存活和否，如存活另行主张，如系死胎则不存在权利。

4、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收养人

收养，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拟制血亲关系，合法收养人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地位，有关直接权利人或间接权利人但对于不符合合法收养要件的收养者，在人身损害赔偿中主体是否适格，如何界定，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系否定说。即摘要：应排除在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主体之外，现由是既然是非法的，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一种观点是肯定说。即摘要：不管收养是否合法，但在事实上已存在一种拟制血亲关系，应为权利人，有些地方曾有明确规定，例如河南省高级法院豫高法（1999）20号文《有关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赔偿范围及标准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摘要：“受害人的扶养费。指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依靠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或者失去受害人扶养后虽有其他生活来源，但不足以维持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笔者倾向于此观点。

5、计划外生育又没有户籍的人

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日益严竣，我国制定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功能，绝大部分人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变化，去掉了多子多福的旧观念，但仍然还有少部分人，非凡是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严重的人，偷着生以逃避计划生育管理和行政处罚，出生后藏在家中或虚假送养他人或外面让人代养着，一旦出现人身损害赔偿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即为此人是否属权利人的范围发生争议，权利方认为应属于，理由不管是否有准生证？是否有户口，但是实际受伤害前扶养的人，或虽没有实际扶养，可事实是直系亲属范围等。义务方则认为，没有合法证据证实是权利人的范围等。此种现象在司法实践的确存在，笔者的观点是在不存在实际送养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权利人范围，因为他确定是具有血缘关系，且实际扶养的人。

6、没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的新问题

如有直接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作为权利上，从法律上讲是无争议的，但在实践中，事实存在着一种没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父母关系的人。这主要是中老年人再婚而形成的，此种在继续法上认为，如不存在扶养关系，则不存在继续权新问题，那么在人身损害赔偿中是否属权利主体呢？笔者认为，不应成为权利主体，理由是应保持法律统一性和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

三、赔偿义务人的范围

1、因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自己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人身损害事故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行为人应当就其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原则，被称为自己责任原则，是近代民法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在确定责任归属主体时的体现。任何独立自主之人，应对其故意或过失损害他人之行为负责，也即负担行为之结果，填补受害人之损害。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同样确立了基于过错责任的自己责任原则摘要：“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无论从形式或内容都完全采用了法国民法典的一般条款模式⑤；因此可以说，基于过错归责的自己责任原则是民事主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因故意、过失侵害他人生命、身体或者健康的，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行为人即加害人就是赔偿义务人，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相一致。

2、因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替代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替代责任，即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其较为典型的适用领域为雇主责任领域；此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就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其性质上也是一种替代责任。典型的替代责任即雇主责任，其性质是无过错责任。无论雇主对雇员的选任监督有无过失，均应就雇员在职务范围内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在归责原则上自己责任原则不所不同。监护人之承担替代责任，则基于其监护职责。其责任性质，有认为是无过错责任的，有认为是过错推定即本质上仍是过错责任的。在未成年人致人损害其本身又没有财产的情形，监护人并不能以已尽监护职责仍不能避免损害结果而主张免责，客观上和无过错责任同一法律效果⑥；在未成年人被他人侵害的情形，监护人仍可以举证证实其已尽监护职责主观上并无过失，对加害人主张监护人和有过失进行抗辩，此时又发生和过错责任相类似之效果。从实际法律效果审阅，替代责任原则上系一种无过错归责的严格责任。当然，就替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言，行为人的加害行为本身应当符合侵权构成要件，如系一般侵权行为，其主观上应有过错。但就赔偿义务人而言，则其承担责任系基于其和行为人的雇佣关系或者监护关系。此时赔偿义务人和行为人不一致。

3、因动物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动物致人损害，和因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发生原因不同，前者系属一种自然事实。但理论上认为动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对防止动物致他人损害负有管理的义务。发生损害事故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即为加害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作为赔偿义务人。我国《民法通则》的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摘要：“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鉴于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对防止损害负有法定义务，发生损害事故时，理论上仍将其视为行为人或者加害人。此时，赔偿义务人和加害人一致。

4、因物件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物件，指建筑物、构筑物等土地上的工作物或者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使用、支配下的任何财产。物件致人损害是人身损害事故发生的一项重要原因，立法上通常有一般物件致人损害以及建筑物、构筑物等地上工作物致人损害的专门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摘要：“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立法未就物件致人损害作概括规定，而是具体规定了建筑物致人损害这一物件致人损害的非凡类型。在责任承担上，一般采取过错推定确定民事责任。此时，所有人或管理人为加害人即赔偿义务人。

5、因活动致人损害的侵权类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摘要：“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平安办法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有观点认为该情形为物件致人损害）本司法解释第六条有关违反社会活动平安注重义务致人损害的规定，也属此种类型。对活动致人损害，通常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因其实质是不作为行为致人损害。但也有主张将公共场所的建筑、安装、修缮活动致人损害的责任严格化的趋向。

6、在实践中，权利人在主体权利中往往遗漏夫妻一方为家庭利益而导致他人损害时，仅列夫或妻。这样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漏列的。因为，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这种情况下，一旦仅列夫或妻，在执行中就给夫或妻留下逃避执行的漏洞，笔者顺便提醒权利人一下，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曾世雄摘要：《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第124～125页。

②王泽鉴摘要：《民法学说和判例探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第363～364页

③王泽鉴摘要：《民法学说和判例探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第306页

④王泽鉴摘要：《民法学说和判例探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第464页

⑤张新宝摘要：《法路心语》，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81页。

⑥《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摘要：“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

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参考文献

①王泽鉴《民法学说和判列探究》

②张新宝《法路心语》

③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

人身损害范文篇8

判决：经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后，法院判决：“本案首先宜适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有关法律规定”。“被告某市监狱作为该高压线路的消费者，对死者劳某某触电事故的发生并无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某监狱进行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某市供电局作为该高压线路的经营者，死者劳某某在该高压线路上触电死亡，应依法予以赔偿”。

通过对本案的深入了解，分析法院认定的事实，尤其是判决书中对人身触电损害赔偿法律的适用和一些“新概念”的出现，本人认为很有探讨的必要。

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践，本人曾提出认定人身触电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当针对具体事件作具体分析。首先，必须在某一具体案件中，认定有没有过错责任人(因为这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最基本原则)，有几个?并认定各责任人的责任大小；其次，在没有过错责任人时，依法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让高度危险的作业人承担适当的责任；最后，在既没有过错责任人，又没有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人时(比如，高度危险作业人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时)，可以采用《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分担损失，对受害人作出相应的补偿。必须明确的是，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在本案的判决中，法院采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119条、123条、130条和131条的规定。我们知道，《民法通则》119条规定的是：“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这里用的是“侵害”两字，从字面上就可以很直观地了解，这里的侵害人主观上肯定是有过错的，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

《民法通则》123条指的是高度危险的作业人在作业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对这条法律的立法意图的分析，不难看出：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的是人身“损害”，而不是“侵害”；因为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作业人的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不是赔偿责任。因此，在人身触电致人损害的法律适用时，界限应当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那么，第一、主体不是“侵害人”，而是作业人；第二、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不是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那么，赔偿主体一定是有过错的。因此，这两条法律是不能同时适用在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主体上的。

结合本案，高压电致人损害责任虽是一种无过错责任或称严格责任，但不是对任何情况下人身触电损害都应当赔偿的绝对责任。死者劳某某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所从事的垂钓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见附注2)；并且，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对所处环境是否安全的判断能力，应当预见在横亘鱼塘一角的高压线下垂钓(持杆行走)可能发生的危险。因此，劳某某的行为既具有违法性、主观上又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注意特定环境下的危险而没有注意)，其损害后果依法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二、什么是“高压线路的消费者”?

本案的判决书认定：“被告某市某监狱作为该高压线路的消费者，对死者劳某某触电事故的发生并无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某监狱进行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该判决书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高压线路的消费者”。这个“消费者”是否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是同一个概念?本人认为这与供电线路上发生钓鱼触电损害赔偿责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与“经营和消费”电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只与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行为或因其他原因造成他人损害的高度危险作业有关。因此，本案判决书中认定的，因为是“高压线路的消费者”，而不必承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显然是与有关法律规定不相符的；同时，在一份基层法院的判决书中创造出一个“新概念”更是没有这个必要。

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又说明了什么?

本案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某市供电局作为该高压线路的经营者，死者劳某某在该高压线路上触电死亡，应依法予以赔偿”。这里法官非常明确地认定了“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应当对该线路上触电受到损害的人承担赔偿责任。呵!原意即在此。然而，无论是从我国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是从该判决书中直接引用的法律条文来看，都找不到任何“高压线路经营者”应当承担触电死亡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退一步说，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将供电局提供的电能视作商品)那么，供电局也只是对提供的电能质量、数量以及供电过程中的服务承担责任，怎么可能对他人拥有所有权的高压线路上发生的触电事故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如果是供用电双方在供用电行为中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或者造成人身损害的，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也只能首先适用《合同法》、《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一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是无权任意改变的。

人身损害范文篇9

一、人身损害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明确和细化

论文摘要

本文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出发，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特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性、抚慰性与对侵权人的制裁性三种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阐述，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此作出的有益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必将对我国将来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性质不同，前者是精神损害赔偿范畴，后者属财产损害赔偿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不同的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表示显属不妥，应予修改。另外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制定更明确和细化的标准，笔者从司法实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出发，草拟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我国《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但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作出有益的尝试，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存在各级法院适用法律不一，判决数额差异太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国比较健全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但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时间较短，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财产性、存在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等特征。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损害与财产的增减无关，也不能等同于外部名誉之损害[1]。精神损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损害，而是侵权行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特指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身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由侵权人支付，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法律对侵权人的财产制裁，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把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立法上，该项权利的设立首推《德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实现了人身权与人格权的分离，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法国民法广泛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之“损害”兼指财产上之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正如《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这一条款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做出赔偿。”[2]《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有了较大进步,确认了受伤者与死者的近亲属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享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人身损害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法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进经验，对侵害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除可要求财产上的损害外，对被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请求给付一定的赔偿金额。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界对国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而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给予金钱赔偿，则是将人类感情的商品化，是将人视同为商品，降低了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估价。所以，对受伤害者精神上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中，也仅明确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的保护不力。但是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并未能阻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出现。为此，民法学界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各级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将《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等”扩充理解，陆续出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判决精神抚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制订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确认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对国内人身伤亡案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司法解释。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又一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司法解释生效后，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理解不同，导致对同一类案件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审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的赔偿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又要求了残疾精神赔偿金。对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应否支持，审判人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支持李某残疾精神赔偿金的主张，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所以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要求不应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李某对残疾精神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这是两个不同的赔偿项目，都应予以支持。但最终法院判决不支持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请求。笔者对该法院判决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在处理本案前，首先要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加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做相应调整。”依据该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是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程度作为标准和参数，并以此评价受害人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对死亡赔偿金我国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个人消费部分（通常占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间接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可得利益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其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规定在第17条，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第18条，在逻辑上给人一种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感觉。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就不会作此分立条文式的规定，否则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一条文明确地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定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其内涵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精神属性的范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赔偿项目。根据侵权赔偿理论和立法精神，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侵权人都应当给予赔偿。对于造成这一争论，笔者认为是因两个司法解释将不同性质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所造成，不妨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名称变更为残疾生活补偿费、死亡补偿费（与民法通则相一致），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精神属性。或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还原为残疾精神抚慰金、死亡精神抚慰金，避免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错误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更有利于审判实践。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或称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和细化。

如何算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国《民法通则》未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第4项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法律就精神损害抚慰金采用的是原则性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算定主要由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自由裁量。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同一案件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因法官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裁决，甚至差别很大，影响司法公正。

笔者认为，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有较明确的标准或限度。各地为此也做出有益的尝试：如1999年8月3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其中第30条第1款第7项规定：“残疾赔偿金（精神性质），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或者农民年人均收入的3倍至10倍计算”；第10项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年平均生活费的20倍计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年6月15日颁布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二）1、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5000元—10万元之间酌定。2、侵害自然人健康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类推侵害自然人生命权予以酌定；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5万元以下酌定。3、侵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2万元以下酌定。4、侵害自然人健康权但未造成残疾以及侵害自然人其他权利或法益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1万元以下酌定。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16日专门作出《关于确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标准的参考意见》，该意见第三条：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可分情况在50000元以下酌定，具体数额应根据第六条所列因素确定。侵权人无过错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死亡赔偿金在5000元以下酌定。第四条：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参照第三条规定酌定。受害人致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在30000元以下酌定，原则上按丧失劳动能力百分比乘以30000元酌定；侵权人无过错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在3000元以下酌定。第五条：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未造成残疾的，一般不予判处精神抚慰金，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或伤害严重，治疗周期长，受害人遭受较大痛苦的，根据案情可判处3000元以下精神抚慰金。笔者认为在设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时，要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同时又能有效的保护公民的人格权，体现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人抚慰、补偿和对加害人惩罚的功能。故在确定标准时，应区分不同损害程度，确定不同的赔偿方法，并应参照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做到惩罚与安抚相一致。笔者认为：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以给付一定数额的现金予以限制，应参照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的标准，赔偿一定的年限（如计算10年）；侵害他人健康权造成残疾，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适用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标准予以给付，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按照侵害自然人生命权的标准乘以其丧失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进行计算，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可在原丧失劳动能力的百分比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予以确定；侵害自然人健康权、身体权未造成残疾的，可设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最高赔偿限额，如设定为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标准的一年为限，但受害人在头、面、颈等裸露部位遗留疤痕致使就学、择业、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响，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最高赔偿限额可设定侵权行为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农民的平均收入标准的两年为限。笔者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实际操做，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

在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还应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应适用过错相抵与减损义务规则。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加害人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失的，法院可以依照一定的标准减少或免除加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这就是我国民法的一项重要规则——过失相抵规则。减损义务规则我国《民法通则》第11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属于损害赔偿的范畴，故应适用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即适用过错相抵与减损义务规则。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要比立法超前。司法实践是基于民法理论和对这一问题不断的探讨和研究，与社会主义法制化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对这一问题不断的探讨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民法典制定，必将对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规定的更为详细、具体、完善。

注释：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第二版，第103页

[2]Intem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Torts•LiabilityforOne''''sOwnAct,p.45.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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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范文篇10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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