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范文10篇

人身范文篇1

“人身关系Ⅱ”是一个出于好奇心的问题，与中国的立法和理论现状无关，它发生于阅读外国文献的译文或原文的过程中。

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88页中，有“对人权的原则”、“对人权(或人身权)的性质和取得”的标题。所谓对人权，指“占有另一人积极的自由意志，即通过我的意志，去规定另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去做某种行为的力量”。(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8页。黑格尔为了反驳康德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使用了“康德所说人格权，是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的表达。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9页。)不难看出，这样的对人权实际上就是债权，它肯定存在于一种叫做personalrelations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当然也不是前节考察的personalrelations，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人身关系Ⅱ”。

1871年阿根廷民法典的作者达尔马修•萨尔斯菲尔德(DalmacioSarsfield)在其法典的第497条中规定：“所有的对人权(Derechopersonale)都与对人的义务相对应。没有与物权(Derechosreales)相对应的债”。在这一条文中，萨尔斯菲尔德把对人权设定为与物权相对立的权利，显然就是债权。在对该条的注释中，他提到奥布瑞和劳(AubryyRau)在其著作的第296节中把这种区分追溯到法国民法典。称：“法国民法典在将权利区分为对人权和对物权的同时，也将义务区分为对人义务和对物义务”。(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译文参考了徐涤宇对该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译本，在此向徐涤宇致谢。)我未在法国民法典中找到作这种区分的明确条文，学者们很可能是在注释该法典第1101条关于债的定义时根据当时的学说演绎出了这样的区分。

在同一注释中，萨尔斯菲尔德还援引了奥托兰(Ortolan)在其《概论》第67节中的话说明对人权和对物权各自的特征：“一个人单个地成为权利的消极主体时，该权利为对人权。任何人均非单个地成为权利的消极主体时，该权利为对物权。或更简单地说，一项权利赋予的权能乃是个别地约束某人供、给、提供某物或对某事的作为、不作为时，为对人权。一项权利赋予的权能乃是或多或少地从某物中取得利益时，为对物权”。(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译文参考了徐涤宇对该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译本，在此向徐涤宇致谢。)此语无非是说，相对于对物权，对人权有一个特征：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而非不特定的，因此它是对人权而非对世权。这一特征与现代债的特征完全相合。

由于阿根廷具有使用“对人权”概念的传统，1998年12月18日完成并提交给司法部的《阿根廷共和国整合了商法典的民法典草案》仍保留了这一概念。这一草案的第4编为人身法(DelosDerechospersonales)，实际上就是债法；第5编是物权法。(注：Cfr.ProyectodeCodigoCivildelaRepublicaArgentinaUnificadoconelCodigodeComercio,Abeledo-Perrot,BuenosAires,1999.)看来，时至今日，还有把“人身权”理解为债权的康德信徒存在。

由于债权被称为“对人权”，债的关系当然是Relacionespersonales(“人身关系”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还有别的名称，按照意大利学者布尔兑兹(AlbertoBurdese)的说明，人法根据关涉的对象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家庭关系，这是非财产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监护和保佐关系；其二，狭义的民事关系(Relazioniciviliinsensostretto)，它就是债的关系，具有财产内容，换言之，它是对人的具有财产内容的关系。(注：Cfr.A.Burdese,IlsistemadelcodicecivileArgentinoeladistinzionetradirittipersonaliereali(DalpensierodiTeixeiradeFreitasaQuellodiVelezSarsfield),InSandroSchipani(acuradi),DalmacioVelezSarsfieldeilDirittoLatinoamericano,CEDAM,Padova,1991,p.152.)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人身关系”是如何来的?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最早论述这一问题的作家是康德(1724年-1804年)。他把权利分为天赋的和获得的两类。获得的权利分为3种，其一，物权；其二，对人权；其三，物权性的对人权。(注：康德，前引书，第74页。)对人权依附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债，严格说来，是合同之债，因为康德在论述这种债时只谈到了合同。康德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时代的其他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乃至于现代的阿根廷民法典草案，都或暗或明地把债处理成对人关系。这种二分法安排可能反映了这样的观念：物权关系是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债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

进一步的问题是，康德的这种权利分类理论又是如何来的?答曰，从罗马法来的!像为人身关系Ⅰ提供过理论来源一样，作为一个无尽的宝库，罗马法也为人身关系Ⅱ提供了理论来源。人身关系Ⅰ来自罗马法中的人法；人身关系Ⅱ则来自罗马法中的诉讼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个来源的“人身关系”经过若干年后会采取同样的语词形式，以至于需要很多的理论劳动才能把两者分开。

在罗马法中，诉讼首先被分为对人之诉(Actioinpersonam)和对物之诉(Actioinrem)两种，因契约或因非行产生的诉讼为对人诉讼，其中原告可要求相对人对他为给付，给付可能涉及到物(给)，也可能不涉及到物(做)；就物的归属提出争议的诉讼是对物诉讼，其中原告可要求被告返还物或由原告估定的价金。可以看出，对人之诉不过是保护相对权的方式；对物之诉不过是保护绝对权的方式。罗马法中尚无相对权与绝对权的范畴，但已包含其萌芽，相信后世学者就是根据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划分铸造出相对绝对这对权利的范畴的。

这两种诉讼的名称包含着一个极为有趣的语言现象。Actioinpersonam的名称意味着在盖尤斯体系第1编人法中作为主体的persona在第3编诉讼中成了受他人诉权作用的客体，这无非表明了社会成员间互为主客体的共存关系(通俗的表达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由此发生了“消极主体”(Sujetopasivo)的表达，与之对应的是“积极主体”(Sujetopositivo)。事实上，只有积极主体才是主体，消极主体就是客体的意思。尽管如此，在persona作为客体的场合，它仍然保持了persona的名头，没有变成Res(物)。然而，不可思议的是，Actioinrem所保护的，除了名副其实的Res外，还包括身份权和家庭权!(注：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前者如它包括调查某人是生来自由人还是解放自由人的诉讼；后者如它包括关于认领子女的诉讼，(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两者分别关系到自由和家父两个构成人格的要素，它们完全应在“人”的范畴之内，在这里却进入了“物”的范畴。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从义务人的数目和履行义务的方式看，这两种身份权与物权并无区别。由此看来，在罗马法中，persona、res与inpersona和inrem不同，前者表示主体、客体；后者已脱离其字面含义，表示相对、绝对而已。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康德及其追随者要用对人权的术语来表征债权了：他们无非力图以对人权的术语揭示债权的相对性。作为额外的收获，我们还可以理解康德为何要把现代家庭法范围内的身份权(注：事实上，康德所说的这种权利与现代人说的家庭成员法意义上的身份权略有不同：这种权利还包括主人与家庭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参见康德，前引书，第95页，第102页及以下。)叫作“物权性的对人权”(德文personlichen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rightsinproperty)。按照康德的解说，它是像占有一个物一样地占有一个人，但不把他当作物来使用的权利。(注：康德，前引书，第74页。)这种权利既不是产生于专横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来自单纯的契约，而是来自法律。它高于一切单纯的物权和对人权。(注：康德，前引书，第94页。)康德认为对这种权利的界定是他在法学上的发现，这一自我评价有一定道理。之所以说它只有“一定的”道理，乃因为这种权利在罗马法中就以家父权的形式存在，在康德强调它是一种对人的占有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康德并非凭空打造出一种新权利。之所以说它“有道理”，首先因为康德已有意识地把这种权利与家父权区别开来，因此强调前者的并非产生于个人的专横行为的性质，由此揭示了现代身份权的平等性和作为平等性之表现的相互性。其次因为康德给罗马法中人法的第二个部分取了一个现代名称，该名称显然是对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的名称进行反思后得出的。康德不满意罗马人把一个人法的主题放在对物诉讼中处理，于是加上“对人”的定语阐明其与人法的联系；同时，他又基于身份权与物权共有的绝对性给这种权利加上了“物权性”的定语。这种亦“物”亦“人”的权利前所未闻，当然属于“发现”，好坏不论。

为了把人身关系Ⅰ与人身关系Ⅱ区别开来，我们用中文中的一个“对”字表征了人从主体到客体的转化。事实上，这个“对”只存在于拉丁文中(是对In的对译)，而在现代诸语言中，无论是人法部分的人身权还是物法部分的对人权，恐怕写出来都是Personenrechte，这当然缺乏区别性而造成不便，因此，奥地利民法典宁愿把债权表述为“对人的物权”。这一法典的第2编物法(Sachenrechtes)下设两个分编。其一，对物权(dinglichRechten)，包括占有、所有权、抵押、役权和继承；其二，对人的物权(德文personlichen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rightsinproperty)，实际上是关于债的规定，包括合同和侵权赔偿。这一更有区别性的表达或许包含了黑格尔的劳动。

黑格尔(1770年～1831年)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年出版)中，批判了康德的“Personenrechte就是债权”的观点，他认为：“从客观上说，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而只是对在他的外部的某种东西或者他可以转让的某种东西的权利，即始终是对物的权利”。(注：黑格尔，前引书，第49页。)这无非是说，债权的客体不是债务人而是债的标的物，债务人不过是债权人与标的物之间的中介。如果说物权关系是一个单宾语句，那么债权关系是一个双宾语句，除了有债务人作为间接宾语，直接宾语是标的物。相较于康德的观点，黑格尔的这种认识无疑更具有分析性的眼光。如果我们忽视年代错误的可能，我们看到奥地利民法典关于债的“对人的物权”的表达就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双宾语表达。因此，康德的破绽一旦被黑格尔瞧破，除了阿根廷人，就再也无人以康德的方式把债的关系表述为“人身关系”了。至少在德国法中，并不存在这种意义的“人身关系”。由此，人身关系才变成单一的、仅在主体法中存在的民法调整对象。

无论对康德还是对阿根廷人，我都难以理解他们为何要放弃罗马法中现成的债的概念而舍简就繁，采用一个无比费解的“人身关系”的概念，我想他们是为了维持人法-物法两分的理论结构或立法结构，一旦采用债的概念，物法就将分解为若干部分，不能与人法形成整齐对仗的二元结构。

四、“人身关系”Ⅲ考

前文中关于市民法和万民法区分的说明已经为本节埋下了伏笔。本文第2节第1小节已提到，罗马人民为了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把自己的一些独特制度界定为市民法，只能由罗马市民适用；把其他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界定为万民法，让它们对外邦人开放。这样的市民法包括14项制度，它们有：1.宗亲关系；2.家父权；3.夫权和对妇女的监护；4.20岁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卖为奴；5.人格变更；6.被共有之奴隶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时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权；7.对市民法的所有权和万民法的所有权之承认；8.要式买卖；9.拟诉弃权；10.取得时效；11.遗嘱的形式；12.外国人不能接受遗产或遗赠；13.采用“我允诺”之形式的口头债务；14.不分遗产的共同体。舍此之外的其他罗马私法都是万民法，它们多是关于财产关系的。

我们看到，被当作具有“罗马特色”的法理解的市民法的内容部分是调整“人身关系”的(第1-5项市民法的制度直接如此，第6、7、12项间接如此)，部分是关于法律行为的形式的(第8、9、11、13、14项)。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一定意义上的市民法实际上是调整人身关系和法律行为形式的规范；一定意义上的万民法实际上是调整财产关系的规范。罗马人在法律冲突中奉行的原则是：涉及人身关系的事项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涉及财产关系的事项适用属地法，即罗马法。

这样的法律冲突处理产生在多个城邦并存的环境中，当罗马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后，其存在空间已经不多了。476年日耳曼人攻陷西罗马帝国后，新来的日耳曼人与旧居民罗马人各有各的法律，前者的文明程度远远不如后者，前者消受不了后者的文明的法律；后者承受不了前者野蛮的法律，于是，出于“同一法律制度的主体可以生活在根据不同的法律调整的私法关系中”(注：Cfr.Calasso,Medioevodeldiritto,I,Giuffrè,Milano,1954,p.110.)的信念，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各自适用自己的法律，并不区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有不同的法律适用。这种状况被称为“种族法”时代，其中的“种族法”又被称为“属人法”(Personallaw)。(注：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必须注意，这个术语十分容易误解，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理解为专门调整人身关系的“人身法”。

在多民族频繁交往的情况下依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不同而分别适用法律的局面直到14世纪才恢复，其时，巴托鲁斯(Bartolus，1314年-1357年)提出了法则区别说。他把某个城市共和国的特别法称为“法则”(Statuta)，再把这些法则主要分为“人的法则”(Statutapersonalia)和“物的法则”(Statutarealia)。人的法则是属人的，用来解决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人的身份关系等问题；物的法则是属地的，用来解决物权、法律行为的方式等问题。(注：韩德培，前引书，第54页，另参见章尚锦：《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我们看到，在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中，人的法则就是调整主体资格和家庭关系的市民法分支；物的法则就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市民法的分支。前者与“市民法”的范围暗合；后者与“万民法”的范围暗合。巴托鲁斯在创立其法则区别说时，肯定考虑到了罗马人以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划分处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经验并用来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饶有兴味的是，按照其法则区别说，出于主权者的相互尊重，具有较小普遍性的“市民法”反而具有域外效力；具有较大普遍性的“万民法”却只有域内效力。这是从法律冲突的角度作出的规定，相反，罗马法中的市民法和万民法更多地是从比较法角度作出的区分，让人感不到罗马的裁判官有接受外邦的人身关系规则的域外效力之问题，因此，外邦人的婚姻在罗马始终是事实而不是法律。(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1，10pr.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第一个要件是当事人都是罗马市民。前引书，第39页。)这样的人身关系法的霸权性与法则区别说中的“人的法则”的相互性适成对照。

多民族的和平贸易交往造就了巴托鲁斯的分裂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则区别说，文明际的战争和征服这种特殊形式的交往则造就了伊斯兰国家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另一种区分。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家的民法典多为单纯的财产关系法典，(注：1928-1936年制定的伊朗民法典是一个例外，它对人法和物法都作了规定，但颠倒了两者的位置，是一部物头人尾的民法典。第1编是财产；第2编是人；第3编是证实请求权的证据。其作者是留学瑞士的阿里•阿克巴尔•达瓦尔(AliAkbarDavar)，据说他很多地参照了法国民法典。这一结构是对民法通则第2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之定义的忠实贯彻。SeeS.H.Amin,Introduction,IntheCivilecodeofIran,GeneralEditorDr.Eftikhar。)它们是在西方殖民者的压力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这些国家在这一财产法典之外往往另立调整人身关系的“Personalstatuslaw”(通常译为“个人身份法”，实际上以译成“人身法”为佳)或“Leggesullostatutopersonale”(关于人的法则的法律)，以图保留自己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立法者认为，人身关系是“道”；财产关系是“器”，器可随西方变而道不可更易，因此，人身关系必须由固有法调整，而财产关系可以由继受法调整。在这两种法的对立中，我们又看到了罗马法中的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的痕迹。尤其令我感到兴味的是，在伊斯兰国家的“人身法”的名称中，有了地道的“身”的词素(Status)。

“身”的词素是否意味着身份关系?我们看一下使用了Personalstatus之表达的伊朗民法典即可知晓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序言第6条规定，关于人身(Personalstatus)的事项，诸如结婚、离婚、能力和继承的法律，伊朗臣民必须遵守，即使居住于国外也不例外。第7条规定，居住在伊朗领土内的外国国民，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受他们臣属的政府就其人身(Personalstatus)事项和能力颁布的法律以及就继承权的类似事项颁布的法律的约束。毫无疑问，这两个条文涉及的“能力”属于“人格法”，结婚、离婚属于“身份法”。因此可以说，在伊斯兰法中，“身”的词素的确与身份关系相对应，不过，这种身份关系的范围与传统的理解不同。至少在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中，继承是属于物法的(无遗嘱的继承依物之所在地法(注：韩德培主编，前引书，第54页。))，在罗马法中，(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在潘得克吞法中，(注：Cfr.BernardoWindscheid,Dirittodellepandette(Vol.I),trad.it.diCarloFaddaePaoloEmilioBensa,UTET,Torino,1925,p.41.)也是如此，(注：但在我国，梁慧星教授把继承法明确列为身份法，不知何所本?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而在前述奥地利民法典中，已把继承处理成物法的内容。

再看一部“人身法”的内容，如何?索马里的“关于人的法则的法律”分为4编，第1编是结婚和离婚；第2编是子女和扶养；第3编是监护、保佐和，其中除标题所示内容外，还规定了收养问题；第4编是遗产继承。这些内容与伊朗民法典的相应内容同多异少。异者，是增加了监护、保佐以及由此而来的，外加收养，这些也属于传统的“人身关系”的内容。最值得强调的相同之处是索马里把“继承”也规定进“人身法”。由此看来，伊斯兰国家的“人身关系”具有自己的特色：继承由于涉及太多的教义因素被增加到这类关系的名目下(注：关于伊斯兰继承法中的教义因素，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这部分法是阿拉伯部落惯例与《古兰经》律例相结合的产物。)，于是，人身关系Ⅲ除了有“人”、“身”的因素外，还有了“物”(遗产)的因素。正因为有这样的添加，人身关系Ⅲ才把自己与人身关系Ⅰ，Ⅱ区别开来。但我们也可看到，这样的“人”、“身”、“物”具有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共同的精神：伊斯兰的精神。因此，如果说人身关系Ⅰ，Ⅱ仅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身关系Ⅲ则是交织着人与神的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

五、结论

在考察3种人身关系的基础上，现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了。

首先回答序言中提出的问题：民法确实既调整人格关系，又调整身份关系。在早期，身份关系作为人格关系的要素存在，从奥地利民法典开始直到伊斯兰国家的“人身法”，身份关系开始取得了与人格关系相并列的存在。

在我考察的诸立法例与学说的范围内，人身关系Ⅰ是主体法和家庭法的规制对象，人身关系Ⅱ是债法的规制对象，人身关系Ⅲ是家庭法和继承法规制的对象，它虽然来自人身关系Ⅰ但又不同于其母本。

人身关系是什么?首先，在基本的意义上，它表示不通过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通过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对立。其次，人身关系涉及民族的文化宗教传统较多，表示一个民族的生活中较多个性的部分，正犹如财产关系表示一个民族生活中较多普遍性的部分，因此，一个国家的市民法，其财产法直接从外国引进或请外国人起草都是可以容忍的，但对人身法却不能这样做。因此，在交往的环境中，人身关系法往往是固有法，财产关系法，尤其是其中的债法，往往是继受法。最后，与上一点相联系，人身关系往往是一个民族需要属人适用的那部分生活关系；而财产关系则可以听任属地法之适用。

人身关系可以分解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两个部分。在我考察的选言支的范围内，人格关系中的“人格”从来不是，到现在也不应是“人格权”的意思，而是某个市民社会的主体的意思或法律能力的拥有者的意思。“人格”应该是“人格权”的基础，基础与建立在基础上的事物不可混同。所幸的是，近年来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人格”与“人格权”的这种关系，抛弃了多年来关于“人格”的谬见。

在身份关系问题上我们犯的错误更多，我们已把它缩减为“亲属关系”。从本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民法中，亲属关系不失为一类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旁边存在着的另类的身份，其一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外国人等影响法律能力的身份；其二是与前类身份相交错的弱者的身份，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同时也是这一类型的身份，在消费者运动的冲击下，这类中还出现了“消费者”这样的身份，所有这些身份都是代表弱势群体的符号，法律也基于这一现实给这类身份的拥有者以特殊的保护。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就是这种身份的崛起，民法就是在调整这种身份(例如意大利民法典根据欧共体指令作出的关于“消费合同”的规定)的过程中得到其在20世纪的发展的。遗憾的是，这样的立法和司法现实并未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身份仍只被理解为“亲属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把两类身份关系统一到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上来的时候了。从此我们可以宣称，民法不仅调整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而且还调整亲属法外的身份关系。后一种身份除了其涉及到保护弱者的部分外，就是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

由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合成的人身关系的功能如何?我的回答是：组织一个不能离开财产的市民社会。这一表达的中心词是市民社会，其限定语表明了它不能离开财产而存在。那么，什么是人身关系法组织的市民社会?从字面来看，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人的社会(即使所有的人都是商品生产者，它也是一个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而不是商品本身的社会)，其组织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对人进行分类：首先，身份法通过国民与外国人的身份划分把“我们”(本市民社会)与“他们”(其他市民社会)分开，赋予全部的“我们”和一定的“他们”以行为能力，这是人法的对外方面，因为人类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共同体的总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外应有所别；其次，它运用身份划分在某个共同体内把人分为不同的类别作为法律适用的基准。第二个环节是分别给予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待遇；或赋予完全的行为能力，或限制其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说行为能力制度也是身份法的一个内容，其本质在于它是组织一个社会的工具。通过以上作出的身份分类，立法者力图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市民的生老病死皆有所靠，依靠的就是和自己一样的市民，按照我的理解，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尽量自足、有问题尽量靠自己解决、尤其不求助于国家的社会，行为能力制度、监护和保佐制度、扶养制度等等，都是市民社会完成自己的组织功能的工具。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如下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

“所有可以在民法的名号下包括的东西，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更直接地关系到主体的存在的规则；其次是上述主体参与享用和利用经济资源的一般规则”(注：Cfr.L.BigliazziGerietal.,DirittoCivile,1,Normesoggettierapportogiuridico,UTET,Torino,1987,p.13.AnchesivediNuovoDizionarioGiuridico,acuradiFedericodelGiudice,EdizioneSimone,Napoli,1998,lavocedidirittocivile.)。

民法是“调整主体际关系的法，这些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私人团体，甚至在实现单个的规范时，这些关系也并不托付给公共机构的照料，而是留诸个人的主动性。因此，这一法的部门包括所有关系到主体的存在、其能力的规范，以及上述主体参与对经济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的各个方面的规则。它尤其包括对物权和债的关系的规制。最后，它还包括在其遭受法律——财产领域的偶然或现实的侵害时保护主体的规范。”(注：FedericodelGiudice,NuovoDizionarioGiuridico,EdizioneSimone,Napoli,1998,p.430.)

民法“不考虑其业务和职业地调整在其自身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人，而这些关系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注：VéaseJorgeJoaquinLlambias,TratadodeDrechoCivil,partegeneral,tomoI,EditorialPerrot,BuenosAires,1997,p.40.)

这些拉丁语族国家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都强调民法的首要功能是组织法，其次才是解决经济资源的享有和利用问题的法。这与德国法族把民法理解为单纯的财产法的倾向适成对照，与在我国长期流行的民法通则第2条式的民法调整对象理解适成对照。

人身范文篇2

一、人身保险的传统分类

《保险法》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一般认为，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死亡或在约定期限内仍然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由于人寿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较长，为附加投资功能提供了条件。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罹患疾病，或因疾病、分娩导致残疾、死亡以及产生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支出等财产损失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残疾、死亡以及产生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支出等财产损失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

二、人身保险融合化的具体表现

（一）人寿保险中以残疾为给付条件。人寿保险因其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寿命，通常以被保险人死亡或满期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人寿保险也因此被细分为死亡保险、生存保险和生死两全保险，以被保险人残疾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情形通常只出现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但现实中常出现以被保险人残疾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突破了人寿保险只以被保险人死亡和满期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界限，如某公司的“美满人生终身寿险”。

（二）健康保险与意外伤害保险赔付条件互融。通常情况下，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事故分别为疾病和意外伤害，但现实中某些健康保险产品在设定给付条件时，将因意外伤害造成的残疾或死亡也包括在内，如某公司的“康宁重大疾病保险”；而某些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在设定给付条件时，将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死亡或残疾也包括在内，如某公司的“学生幼儿平安保险”等。

（三）重大疾病保险将某些意外事故等同于疾病。一些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直接将因意外事故导致的身体伤害作为疾病看待，构成保险金给付条件，如严重烫伤、严重头部创伤、肢体缺失等，如某公司的“专家定期重疾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也将某些因意外事故导致的身体创伤视为疾病，如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意识丧失、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严重脑损伤、严重Ⅲ度烧伤、语言能力丧失等。

（四）重大疾病保险以残疾或死亡为给付条件。由于重大疾病对人体的损害一般较大，重大疾病保险的给付条件通常为被保险人罹患约定的重大疾病事件本身，不需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残疾或死亡的结果，但某些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延伸到因疾病（不限于重大疾病）导致的被保险人残疾或死亡（《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有相关规定），同时包括因意外事故导致被保险人残疾或死亡等，保障范围比普通重大疾病保险更广，如某公司的“万全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五）人寿保险包含重大疾病保障。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给付仅与被保险人是否罹患约定的重大疾病有关，与被保险人是否因疾病死亡、残疾，以及是否支出了医疗费用无关，这是重大疾病保险与普通健康险和寿险的主要区别。但某些人寿保险产品所保障的范围不仅包含死亡、生存保障，对被保险人罹患某些重大疾病也提供保障，超出了原寿险产品的保障范围，如某公司的“康泰终身保险”等。

（六）意外伤害保险增添投资功能。是否具有投资功能是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又一重要差异，这一功能通常体现于产品中的满期给付和分红等条款，即在约定期限届满后返本偿息或者按期分配投资收益。投资功能曾是人寿保险的专利，但某些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也具有此项功能，虽然返本型和分红型健康保险已被叫停，但目前仍有机构通过产品组合的方式实现，而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也悄然出现，如某公司新推出的“金娃投资保障型意外伤害保险”。

（七）两全保险只提供意外伤害保障。两全保险提供生存给付和死亡给付两种保障，其中死亡给付的条件一般涵盖疾病和意外伤害两种情形。但现实中一些两全保险仅对因意外伤害造成的死亡进行给付，如某公司的“定期意外伤害两全保险”。此种保险与普通意外伤害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包含生存给付和死亡给付两项保障，后者不包含生存保障；其与普通两全保险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提供疾病保障，而后者同时提供意外伤害和疾病保障，因而此保险的特点介于普通意外险和两全寿险之间。

（八）医疗费用保险兼具二元属性。《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规定健康保险包括医疗费用保险，同时，《关于<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实施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保险责任仅包含意外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产品，适用保监会有关意外保险产品的监管规定。这就意味着医疗费用保险不再一概认定为健康保险，而是依据医疗费用产生于疾病或意外伤害，分别认定为健康险或意外险。现实中还有些医疗保险产品所保障的内容同时包含疾病医疗保障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障，使该类保险兼具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性质，如某公司“世纪泰康团体医疗保险”。

（九）产品组合使意外险和健康险具有寿险特征或功能。某些保险组合产品使各险种在功能和特征上高度融合，被组合的意外险或健康险具有了寿险的一些特征或功能。如某公司推出的“安行保长期意外保障计划”，就是两全寿险和意外险的组合，保险期限20年，使其中的意外险也具有较长的保险期限；又如某公司推出的“健康万能计划”，实际为万能寿险与重大疾病保险的组合，但其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只从现有保单价值账户中收取保障成本，不再收取额外的保费，并同时具有缓交保费功能，投保人暂时无力缴纳保费时，保单仍然有效。这些通常都是寿险产品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

三、融合化的本质及原因分析

（一）融合化的本质。人身保险融合化的本质是对原有人身保险具体特点和承保风险的重新组合，是对原有人身保险金给付条件和给付方式的重新确定。通过风险重组，或者改变了原有险种的特征和功能，或者在保留原有特征和功能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保障内容，从而使产品保障的灵活性更高、针对性更强、保险责任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过融合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字面含义已经无法涵盖全部保障内容。三类人身保险间绝对和严格的区分界限受到挑战，只能依据保障的侧重点不同进行大致和相对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人身险各险种在相互融合时，仍然保留自身原有特色，所延伸的功能与原有产品功能通常并不处于对等的地位，即产品以原有功能为主，以延伸功能为辅。此外，保险融合产品的名称与普通保险产品通常并无二致，从名称上往往不能分辨是否为融合化产品。从广义角度看，保险融合产品属于保险组合产品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融合化的原因。人身保险融合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的现实需要。当人们需要保险给予保障的风险分别处于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中时，一般只能购买多份保险产品。但有时三种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并不都是自己所需要的，从而造成保险消费“不经济”；即使所涵盖的风险保障均为消费者所需，多次投保也对消费者造成时间、精力和物质上的损失。如果固守人身保险中各险类的严格区分，消费者有时会因找不到合适的保险产品而抑制其购买积极性。因此，人身保险的融合化实际上是保险机构适应市场发展要求，打破原有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区分界限，不拘泥于已有的条框限制进行保险产品创新，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保险需求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四、人身保险融合化的警示意义

人身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人身保险；消费行为；保险服务

“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一个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运行态势。经济新常态对人身保险市场影响体现在2个方面：①人身保险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愿。当经济运行在“新常态”时，保险业作为风险保障的典型化市场手段，能够主动弥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点。②保险服务领域扩宽，面临跨界竞争更加激烈。在经济新常态下，从国家战略上看，“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都蕴含着巨大的保险市场，另外，在养老、健康、政府采购、责任险、农险等领域，保险业也大有作为。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凸显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广大消费者的保险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保险业必须进行大调整，包括产品、渠道、服务方式等根本性调整，通过调整加速转型升级推动大保险、大养老、大健康格局的形成，实现保险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1消费行为问卷调查概况

影响消费者保险消费行为的因素众多，但从消费者本身的影响因素看，主要是收入、人口特征和社会阶层。课题组设计了“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调查问卷”，问卷分为5个部分，共52题：①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涵盖了最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及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信息等内容；②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的风险认识，涵盖了符合一般意义上对被调查者客观风险的度量信息及其自我主观感受，体现了将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相结合的思想。③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保险认识，涵盖了被调查者对保险产品的基本看法和具体的保险消费行为和未购买保险的原因等信息。④第四部分为被调查者对保险行业包括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人的基本看法等信息。⑤第五部分为被调查者对政府在保险消费活动中的影响力的看法。

2问卷结构

此次问卷调查对宜昌市城镇居民通过网络方式共发出多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答案188份。将收到的188份答案进行统计，初步描述如下：①已婚者居多，比例达到73%.从文化的角度看，已婚者更多关注家庭健康，其对保险的关注相对较高，也愿意参与此项调查。②女性居多，比例为68%.女性在家庭中消费欲望更强，更多关注子女、丈夫、父母的身体健康问题，更有保险意识，特别是爱护自身身体的意识。③从受教育程度上看，88%以上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本次调查以照片为载体，以微信为主要传播平台，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年龄较低者和年龄较高者，也正是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构成了社会的主力军，他们也更加认同保险。④从职业分布看，80%以上为企业职工、政府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个体户比例不到8%.⑤从年龄上看，99%处于18～55岁，且各年龄段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9%、30%、33%、18%、1%.这既是本文要考察的重点人群，又有利于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保险消费行为差异。⑥家庭收入状况。除了极少数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外，均匀地分布于7万元左右，对个人收入结构的考察发现存在中间大、两端小的特征，笔者认为家庭收入应当具有比个人收入更加有意义的参考条件。

3人身保险消费行为调查结果分析

3.1消费者对保险的了解状况分析。从消费者对保险知识的了解途径的看，当前宜昌市居民了解保险知识的主要途径为“保险人员宣传”“自学”两项，达到总调查人次的50%，同时，各种媒体特别是微信、电视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另外，利用2种以上手段来了解保险的人占到了60%，由此可见，本调查样本中消费者具有较强的对保险知识了解的愿望。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看，基本赞同“了解保险的渠道太少”的达到总调查人数的33%，同时，有60%以上的人认为保险公司宣传力度不够，这也反映出消费者对保险知识以及保险信息的了解不足；60%以上的消费者认为没有保险推销员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购买保险，反映出当前宜昌市场上，消费者购买保险活动对保险人的严重依赖，也反映了当前宜昌市民对保险的自主购买意识、力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3.2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认同状况分析。从被调查者对保险行业诚信感受指标调查结果来看，有31%的消费者认为保险行业的诚信不可靠，反映出消费者在总体上对保险行业的诚信度仍存质疑。在“保险人是为了赚钱才去推销保险的”指标中，有81%的基本赞同，这说明消费者普遍认为保险营销员展业出于经济利益动机。总体来看，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认同程度仍然很低，意味着即使消费者本愿意购买保险，也可能受阻于对保险行业的不信任而无法实现。该调查也反映出近70%的消费者认为保险行业是可靠的，但又有高达81%的人认为保险推销员是为了赚钱才推销保险的，笔者认为，这不意味着消费者都认为保险推销员是可靠或不可靠的，因为保险销售本身只是一项工作，获得其佣金是其推销保险的最基础目标。只有当推销员有很高的收入时，才会真正将推销保险作为一项事业去工作。值得注意的是，66%的消费者认为保险合同存在霸王条款，这是保险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对于宜昌市而言，需加大保险正面宣传力度，进行诚信展业，站在客户角度为其寻找索赔的理由。3.3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消费者在涉及人身保险购买时的感受和想法，本文设计了相关问卷指标。其中，在“你购买保险的目的”指标中，消费者选择“防范疾病风险”的占样本人数的51%，选择“投资和保障”的占样本人数的33%，这反映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者两种重要的倾向：①在保障保险的需求中强调疾病风险防范；②投资型保险需求也占据重要位置。另外，对防范生命风险和子女教育储金的需求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在“购买保险时主要考虑的要素有哪些”的指标中，消费者仅考虑一个因素的占总样本人数的33%，考虑因素达到四个因素以上的也有15%，大部分消费者都是组合地考虑多种因素来决定是否购买保险产品。而在具体的考虑因素中，又主要集中在“保险责任条款”“保险产品价格”“收入充足性”等几个方面，“保险公司声誉”“保险产品预期收益”也是相对重要的考虑因素。考虑因素的分散说明消费者已日渐成熟，同时，也表现出需求的多样性特征。在“未购买保险的理由”指标中，消费者将“收入不够”“产品不符合”以及“保险公司理赔的不信任”作为三大主要理由，选择均达到三成以上。这说明收入、保险产品以及保险行业诚信服务等都已成为阻碍消费者未购买保险的重要原因。为了了解消费者何时做出确切的购买行动的规律，本文设计了“促使您购买第一份保单的原因”指标，消费者有45%选择是“自己意识到风险”而行动，有30%选择是自己所信任的人推销，还有20%选择生孩子成为促成购买行动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消费者要进行保险购买决策，从内心感受到风险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由于保险购买渠道还主要集中在个人人和银邮渠道两个方面，银邮渠道在险种上受到了较多的限制，所以，合适的、值得信任的人也往往成为消费者进行购买决定的重要刺激因素。此外，“生小孩儿”“观察到他人灾害损失”“爱人的要求”原因选择比例虽然不高，但也正在逐渐成为促使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的直接动因。在“结婚以及生育小孩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情况”调查统计中发现，认为结婚后所承担的责任风险更大的占调查人数的95%，认为生育小孩后所承担的责任风险更大的占调查人数的98%.据此可以推测，结婚和生育后代己经十分明显地让消费者感觉到了相应的家庭风险。

4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让居民正确认识、理解、消费保险，不仅关乎到居民资产保值增值、风险抵御，也关系到保险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宜昌市的调查以及当前市场的发展速度，保险公司应加强保险宣传，培养居民保险消费意识；克服人身保险产品特性的缺陷，努力实现消费者预期；不断完善人队伍建设，提供消费便利。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工具发展综合金融。

参考文献：

［1］方姿，张绪俊，植敏斯，等.武汉市80后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特征实证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9）.

［2］王垒.互联网人身保险购买意愿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16.

人身范文篇4

【关键词】人身关系、人格关系、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

一、序言

人文主义和物文主义的两派民法学者都承认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学派的差别在于对这两类关系的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比较两类调整对象、权衡其轻重的前提是比较者对这两者都完全了解，在此基础上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但什么是“人身”关系?到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正式表述是由民法通则第2条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请看该条的英译文：“TheCivi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halladjustpropertyrelationshipsandpersonalrelationshipsbetweencivilsubjectswithequalstatus,thatis,betweencitizens,betweenlegal-personsandbetweencitizensandlegalpersons”(注：/cnlaw/reference/codes/civil/civilcode.htm。)。把中文的法条与其英译比较，可以发现，译者把“人身关系”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如果承认该词是“人身关系”的恰当对译，(注：这里隐含的前提是：我们的先辈在继受西方法时把西文中的personalrelationship翻译成了“人身关系”。现在，我们把中文的法律译成西文时，再把“人身关系”回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我们实在在这一词组中找不出“身份”的词素，(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在Personalrelationship的后面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要素。中文的“平等主体”被译成了Subjectwithequalstatus，回译过来是“具有同等身份的主体”。)这个英文词组的意思可以是“人格关系”、“人的关系”，甚至也可以是“人身关系”，但它是另外意义上的“人身关系”。这种另类的“人身关系”中的“身”有两种用法。其一，作为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衬词，置于“人”之后陪衬“人”，并不增加词义，如“人身尊严”(Personaldignity)、“人身自由”(Personalfreedom)等法律术语中的“身”就是这样的，把它们翻成“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亦无不可；其二，在“人”后面加“身”，有把特定语境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属性限定在肉体方面的作用，例如，“人身伤害”(Personalinjury)就是对人的身体的伤害，“人身保险”(Personalinsurance)就是针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伤害保的险，“人身不可侵犯”(Personalinviolability)是对不得伤害他人身体之告诫。(注：就所有这些包含Personal的词素的术语的英文形式以及汉译，参见彭金瑞等编译：《简明英汉法律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26页。)而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人身关系”，指“人们基于彼此的人格和身份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是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合称”，(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此处的“身”，并非衬词或指“身体”，而是指“身份”，它要么被理解为“亲属关系”，(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甚至除此之外还包括继承关系(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要么被理解为“自然人在团体或者社会体系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要么被理解为“一个人或团体被置放的相较于其他人或团体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地位”，(注：彭万林：《民法学》(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但这样的“身”的词素并不存在于Personalrelationships的表达中。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第一，民法到底是调整人格关系还是人身关系?因为personalrelationship的直译应该是“人格关系”或“人的关系”，而不是“人身关系”；第二，如果民法确实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调整“人身关系”，那么，“身”的因素是如何进入的?它与“人格”的因素的关系如何?第三，在“人身关系”的表达中，“人”是什么?“身”又是什么?

如果这是一个真问题，它的存在可是有年头了。此时此地探讨它有特别的意义，在《大清民律草案》颁布一百周年之际，中国正在起草民法典，由于法典编纂的重新开始的性质，中国民法理论正处在清理期。挖掘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正确认识民法的构成和功能，从而影响我们对民法典的设计。

二、“人身关系”Ⅰ考

(一)人法与社会组织

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对立起源于古罗马的修辞理论和法的分类理论。从修辞的角度言，为了使论述脉络清楚，有必要对方方面面的事物进行分类，最简单的分类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类，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说：“为了理解词并为了写作，没有什么比把词划分为两个种更有用和更令人愉快的练习了：一个种是关于物的，另一个种是关于人的”。(注：Ciceron,DelaInvencion,InNicolasEstevanezedi.ObrasEscogidas,CasaEditorialCanierHermanos,TomoPrimero,Paris,s/a,p.228.)很遗憾西塞罗对世界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作了物文主义的排列，但他提供的这种认识框架确实影响了法学家对论述材料的整理，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就把所有的实体法简单地划分为人法和物法。(注：盖尤斯《法学阶梯》，1，8：我们所使用的一切法，或者涉及人，或者涉及物……。参见黄风的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人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根据是否享有自由权对人进行的分类；根据是否享有家父权对人进行的分类；根据是否享有市民权对人进行的分类。在概述了这3种身份后，盖尤斯继续展开论述家父权的内容，证明其包括收养、夫权、他权人、解放、监护、保佐、人格减等。(注：在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的《民法大全选译•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风译)一书中，人法的范围除了包括上述外，还有胎儿和出生、年龄、死亡、性别、聋人、哑人、精神病人、浪费人、姓名、籍贯和住所、失踪、元老、法人。)

显然，这些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关于3种身份的规定；第二是以家父权为轴心作出的关于家庭法的规定。前者解决的是人格问题或城邦的秩序问题。众所周知，在罗马法中，一个人必须同时具备自由、家父和市民3种身份，才能拥有Capu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才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或缺其一者，要么是奴隶，要么是从属者，要么是外邦人。这3种人的共同点是其权利受到贬抑，在法律生活中处于劣后的地位。后者解决的是家庭的秩序问题，法律赋予家父以权威，但也课加他责任，并提供在他不能履行其保护从属者的责任时的替代补救(监护和保佐)。我们看到，前者涉及到罗马城邦内的所有居民，是宏观的；后者涉及到任一家庭的内部组织，是微观的；前者是公法的；后者是私法的。两者共同作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阶级分明(奴隶与主人的划分)、长幼有序(家父和他权人的划分)、内外有别(外邦人与市民的划分)、幼(小孩)弱(女子)有所恃(家父的保护功能)、幼弱有所养(监护和保佐)。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社会图景啊!尽管我们的价值观念要排斥其中的某些画面，但它是当时的统治者认为的理想秩序。它是通过人法得到的!人法是通过对人进行分类，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身份达到如此效果的。面对这样的图景，我们不能不说人法是组织一个社会的工具。

经过组织的东西不可能再是自然的，因为“自然”就是“本性使然的”意思，与“人为约定的”相对立，(注：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203页。)“组织”肯定是以人为的约定改造“自然”。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的自然?

由于任何人都是两性关系的产物，人的生活的自然是家庭。家庭是自然的人群；最初的村庄是家庭的扩大形式。(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页及以下。)而城邦是“人为的人群”。“自然人群”与“人为人群”的不同，在于前者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依据；后者以非血缘关系或陌生性为联系的依据。

而按照西方世界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市民社会的主流历史解释模式，曾经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公权力，它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安定，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诱发了人们终结它的愿望。于是，人们通过订立一个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利给自己信任的人，形成公权力，于是市民社会形成了。人们不再仅以家庭为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而是把自己的合作伙伴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社会契约的缔结者。由此社会的规模大为扩大，过去人们靠亲情维系家庭，现在则要靠法律组织市民社会，由此形成了市民法。它是“市民”的法，首先表现为调整主体际关系的工具，是人法。

作为组织一个市民社会的工具，市民法的第一个任务是处理人格问题。人格是某个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这一问题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内容。就对外方面而言，人格关系涉及到一个市民社会与其他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世界的每个民族像现代世界的诸民族一样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现代诸民族在自己出版的世界地图中都把自己设定为这个世界的中心，而古典世界的诸民族都把自己的市民身份设定为特权，限制或禁止其他城邦的成员染指，它们把自己设定为数个同心圆的圆心，把自己定为最文明，离自己越远的文明圈的民族被设定为越野蛮，因而被赋予越劣后的法律地位。例如，在非市民的笼而统之的范畴下，还可细分为拉丁人(含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优尼亚拉丁人)、外邦人(Peregrini)、敌国人和野蛮人等类型，其地位依次递降。(注：周枬：《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3页及以下。)实际上的区分可能还要细一些，十二表法第1表第5条规定：福尔特斯人、萨那特斯人，同样享有要式现金借贷权或要式买卖权。所谓的福尔特斯人，指从未背叛过罗马的罗马近郊的无市民权的居民；所谓的萨那特斯人，是在罗马以北和以南的一个民族，被罗马人征服后为罗马地主耕种土地，他们曾反叛罗马人，但很快又归顺，如同精神病人一时失常，但又恢复理智，因为被罗马人以“萨那特斯”(注：Sanates是“刚刚治愈”的意思。)蔑称之。这两种人是外邦人的更细的类别。

当然，由于各城邦人民相互交往的增长，出于互利的目的，罗马法也把自己的法律部分地对外邦人开放，它们是万民法，因此，万民法不是什么所有的人民共有的法，而是允许外邦人分享的那部分罗马法。(注：Cfr.FrancescoDeMartino,VariazionipostclassichedelconcettoromanodiIusGentium,InDirittoprivatoesocietàromana,EditoriRiuniti,Roma,1981,p.515.)在这种法的映衬下，市民法成了专门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根据现代意大利学者的研究，这样的市民法只包括宗亲关系、家父权、夫权和对妇女的监护、20岁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卖为奴、人格变更、被共有之奴隶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时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权、对市民法的所有权和万民法的所有权之承认、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取得时效、遗嘱的形式、外国人不能接受遗产或遗赠、采用“我允诺”之形式的口头债务、不分遗产的共同体等(注：Cfr.EnzoNardi,Istituzionididirittoromano(GuidaaiTesti),Giuffrè,Milano,1986,p.12.)。在罗马私法中，除了上述14项制度的规则外，都是万民法，因此，万民法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市民法相当于后世的属人法。从内容上看，万民法多是关于财产关系的。(注：I.2，2：“……从这一万民法也采用了几乎所有的契约，例如买卖、租赁、合伙、寄托、消费借贷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契约。”但万民法还有关于冲突规则的内容。关于万民法一词的多种含义，参见徐国栋：“再论万民法”，未刊稿。)

就对内方面而言，一个城邦的居民并不见得都被承认为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他们的身份总是被分成常态、特权和受歧视3种，只有前两种身份的拥有者才是主体，具有人格。因此，不妨把人格理解为各市民社会在其内部组织自己之人口的工具。如此把人分为各种阶级和具有不同法律能力的集团，达成一个社会的分层化作为配置资源的依据。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罗马的第一任王罗慕鲁斯制定的第一批王法(注：关于王法的真伪，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法都出现在公元前587年的著名的图留斯改革之前，按照恩格斯奠定的通说，这场改革标志着罗马国家的形成，有了国家才有罗马的立法史。承认这些王法的存在，意味着罗马国家建立得更早，因此有些学者不认为这些王法是真实的，但我认为不可能那么多距这些法较近的古代作者异口同声地就它们撒谎。)就是关于社会的分层的：“罗慕鲁斯把优等人与下等人划分开，随即制定了一个法律，其中规定，贵族、祭司和长官要设立起来并发挥领导作用，平民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并充当雇工。……(第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2，9)；(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4.)“后来这样对恩主的权力作了规定：恩主应该决定门客的权利，为他们解决争议。如果他们受到了侵辱，应起诉；门客应该帮助其恩主及其子女……”(第奥尼修斯，2，10)；(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4.)“罗慕鲁斯通过命令设立了顾问团，他与他们管理公务(Respublica)，从贵族中选了100人担任此职……”(第奥尼修斯，2，12，14)。(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5.)如此，最初的罗马人口被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法律地位优劣不等的阶级，他们共同受祭司、长官和顾问团(即元老院)的统治。同时，他制定的其他法律之大部，都是关于人法的另一个方面——家庭的组织的：“他强制所有的市民抚养每个男孩和头生的女孩，禁止杀死任何3岁以下的小孩，生来瘸腿或畸形的除外。尊亲在遗弃这样的儿童前，先要把小孩给5个近邻看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违背此令者，要被没收一半财产并处其他刑罚”。(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7.)“罗慕鲁斯专门就妇女制定了一个法律：以共食婚与丈夫结合的妇女将享受后者的全部占有物以及他的圣礼”(第奥尼修斯，2，25，1)；(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7.)“血亲与丈夫共同审理妻子的通奸事件；如果妻子被发现喝了酒，罗慕鲁斯允许为这两个罪判处死刑”(第奥尼修斯，2，25，6)；(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7.)“他还制定了某些法律，其中一个很严厉，也就是说，他不许妻子与其丈夫离异，但允许丈夫因为妻子利用药物或魔术避孕或流产、偷配钥匙或通奸的原由与之离异。该法规定，如果他为任何其他原由离异妻子，他的部分财产要归妻子，另一部分要献给谷神。任何出卖妻子的人都要作地下世界之神的牺牲”(普鲁塔克：《罗慕鲁斯传》，22)；(注：Cfr.SalvatoreRiccobono,FontesIurisRomaniAnteiustiniani,Florentiae,1941,p.8.)“如果媳妇殴打其公公，她要被奉献给公公祖先的神作为牺牲”。(注：Cfr.LuigiCapuano,Dottrinaestoriadeldirittoromano,StabilimentoTipograficodiSalvatoreMarchese,Napoli,1878,p.297s.)罗慕鲁斯惟一的一条其他的法律虽然关于杀人，但还是与亲属法密切相连：“奇怪的是，他未就弑亲规定任何刑罚，他把所有的杀人都叫作弑亲”(普鲁塔克，22)。显然，杀人罪也被从亲属法的角度加以规定。

当然，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要通过消耗资源来维持自己，因此，市民法还有其物法部分，它被用来分配各种稀缺的资源。但在市民法的体系中，物法并不处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最早组织起来的市民社会在根本的生产资料如土地上实行公有制，私人只占有相对次要的财产。因此，尽管罗慕鲁斯在建城之初就分给每个罗马家父两尤格的私有土地作建房和园圃之用，但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才有物法的出现。尽管在罗慕鲁斯与图留斯之间的其他4个王制定了不少关于宗教、军事和家庭关系的法律，到了罗马的第六个王图留斯，才颁布关于合同的法律和关于私犯的法律50条(第奥尼修斯，4，13)，(注：Cfr.SalvatoreRiccobono,op.cit.,p.16s.)这是罗马法史上最早的物法。

(二)“人”与“身”在罗马法中的关系

前一小节提到了人法的两个部分：组织一个社会的部分和组织一个家庭的部分，前者由自由人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和家父的身份构成；后者是对家父的身份的展开，它以家父权为轴心规定了具有不同身份的家庭成员(家父、主母、家子、家女、被视同家女的媳妇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形成国、家的两极社会结构：国由众多的家组成，个人被遮蔽在家中，“国”对个人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家”进行。这样的“家”与我们现代民法上被理解为人口生产单位和有时是物质资料生产单位的“家”不同，它除了具有现代家庭的属性外，还具有治理单位的属性。(注：彭梵得对罗马法研究的杰出贡献之一是证明了罗马的家庭是政治组织。参见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桑德罗•斯奇巴尼的前言，第2页。)由于国家的治理通过家庭的治理进行的形势，家父作为一个私的团体的首脑的身份与他作为城邦的正式成员的身份重合。以现代的眼光看，前一种身份属于私法，后一种身份属于公法。我们在前文中已看出，包括王泽鉴先生在内的许多现代作者恰恰把前一种身份理解为现代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中的身份关系，而在古罗马，它不过是家父人格的构件之一，法律关注的更加是家父人格构件的公的方面：自由人的身份和市民的身份。因此，罗马人理解的身份概念比现代人理解的要广泛得多。尽管如此，如果说罗马市民法像现代民法一样也是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并且以人法和物法的二分法表达了立法者对市民法调整对象的这种理解，但为什么直到优士丁尼的法典编纂，罗马法中也未出现“身份法”的范畴对应现代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而只存在简单的“人法”?

这就涉及到人格与身份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身份。

身份在拉丁语中为Status，该词为动词Stare的过去分词。Stare的基本含义为“站”、“置放”、“戳立”。作为Stare的过去分词，Status仍保留“站立”、“直立”的意思。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如果某物被置放于某一空间，它马上与周围的相邻物品发生一种位置关系，我们可以用透视图把这样的关系表示出来。对于这样的一物与其周围的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形势”、“状况”的术语表示。如果被置放的是人，他也马上与周围的人发生一定的位置关系，他要么比周围的人高一些，要么与他们平等，要么比他们低一些，他与周围人的关系的总和，可以用“社会地位”或“身份”的术语表示。(注：谢大任：《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7页。)

根据上述词素分析，我们可以给身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身份是人相较于其他人被置放的有利的或不利的状态。

这个定义包括3项要素。第一是身份的比较性。身份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身份的存在必然对应于或依赖于另一种身份，这种现象也可以叫作身份的对偶性。我们知道身份的法律意义在于区分，区分的基础在于对象之间的比较，比如城市人与农村人总是相比较而存在。我们可以把比较中的好的身份叫作正身份；坏的身份叫作负身份。第二是身份的被动性。身份原则上不是个人自由为自己安排的，而是被他人安排的。第三是身份的区分性，这是从身份的比较性派生出的属性。既然身份的意义在于区分，区分的结果就有两种，一种叫有利的状态，我们把它叫作特权；另一种是不利状态，我们把它叫作受歧视。

显然，任何身份安排的目的都在于区别对待，都意味着赋予特权或课加受歧视状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社会进行组织，使一部分人受到特别的保护；另一部分人受到遏制，如此使社会能够按一定的目的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身份制度是组织社会的一种工具。任何社会都需要组织，否则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认为身份是完全消极的东西。

罗马法就是以自由人、城邦、家族3种身份把城邦组织起来，自由人身份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城邦的身份把自然意义上的人区分为市民、拉丁人、外邦人；家族的身份把人区分为家父和家子。被这3种身份带来利益的自由人、市民和家父，我们称他们为正身份的拥有者；被这3种身份带来不利益的奴隶、外邦人和家子，我们称他们为负身份的拥有者。正身份与负身份的区分，意味着其拥有者在可供罗马城邦利用的资源(政治资源和自然资源)分配中的不同地位。正身份的拥有者居优；负身份的拥有者居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承担这种身份分派的人法何以在罗马法中居于优先地位：“定分”是“分”的前提，不“定分”何以进行分配?(注：这种理路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的理路。这种关系包含3个要素，但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这一要素居于首位。)

现在让我们回到人格与身份的关系的主题。对此问题，优士丁尼《法学阶梯》1，16pr.一语破的：“人格变更就是改变先前的身份”(Estautemcapitisdeminutiopriorisstatuscommutatio)，(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3页。)它告诉我们，身份是人格的要素或基础，人格由身份构成，复数的身份构成了单一的人格，诸项身份之一的缺失将导致人格的减少，丧失殆尽的结果是人格消灭。例如，自由人身份和市民身份的丧失导致人格大变更，即主体资格的完全丧失；市民身份的丧失导致人格中变更，引起前市民被拟制为外邦人的后果，换言之，变成有限的法律能力拥有者；自权人被出养或养子被解放造成人格小变更，使过去的完全法律能力者变成无能力者或相反。相反，同时具有上述3种身份者就具有人格，即完全的主体资格或法律能力。

由此，我解开了长期困惑自己的罗马法中的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的关系之谜：过去我之所以困惑，乃因为我习惯性地把身份关系理解为亲属关系，不能把它与作为公法概念的人格链接起来，一旦把身份的含义扩张到家族身份以外的自由人身份和市民身份，一旦把身份的概念作公法的理解，罗马法中人格与身份的关系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在作为罗马法调整对象的人身关系中，“身”是“人”的要素啊!人格关系内在地包括了身份关系。

从罗马法出发得出的人格与身份的关系的这种理解流传于当代作家。意大利法学家保罗•埃米略•奔萨(PaoloEmilioBensa)像如上分析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段落一样，把身份定义为决定人的各种权能之集合的条件的集合。(注：Cfr.Alpa,StatuseCapacità,Laterza,Roma-Bari,1993,p.110.)此说能比较科学地说明人身关系中“人”与“身”两个要素的关系，可堪采用。

但也存在人格与身份同一说。著名法学家扎恰利亚(C.S.Zachariae)在其《法国民法教程》(1846年)中给身份下了这样的定义：“身份是未受民事死亡的人享有的法律能力。”(注：Cfr.Alpa,op.cit.,p.103.)我们知道，法律能力是人格的同义语，扎恰利亚首先把身份与法律能力等同起来，实际上是把人格与身份等同起来。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张俊浩教授持同样的见解，他把身份当作人格的同义词，有“身份平等，即法律资格平等”之表述。(注：张俊浩，前引书，第20页。)

但也有人主张身份的独立性，认为“身份只是人格本身受到限制的领域。”(注：Cfr.Alpa,op.cit.,p.138.)这种理解过于偏狭，只看到负身份，未看到正身份。

(三)“人身关系”横空出世

在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之前，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都是作为人格关系的隐含因素存在的，是奥地利民法典把身份问题凸现出来并将之完全私法化，把罗马法中的公法性的身份驱逐于民法之外。

在身份的私法化问题上，奥地利民法典必须感谢法国人让•多马(JeanDomat，1625年-1696年)的理论劳动。在其于1694年出版的《在其自然顺序中的民法》一书中，多马对身份的概念进行了清理。他把“资格”(Qualità)当作身份的同义词。认为，身份有自然资格与民事资格(英译者将民事资格译作“非自然资格或武断的资格”)之分。前者如性别、出生、年龄、家父或家子的地位、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地位等；后者如拥有自由权的状态、受奴役的状态、诸种社会的和职业的身份等级、臣民的地位、外国人的地位等。自然资格与私法有关；人为的或武断的资格与公法有关。这样的技术选择把涉及到人的人为资格的规范从自然的私法中排除出去，由此完成了身份概念的私法化，并且把在罗马法中实际存在，但未被归入身份范畴的男女、胎儿、未成年人等家庭法外的身份吸纳到了私法性的身份中。(注：Cfr.AdrianoCavanna,StoriadeldirittomodernoinEuropa,Giuffre,Milano,1982,p.363.)奥地利民法典完全遵守盖尤斯《法学阶梯》的进路，把全部的市民法作三分处理，其第14条规定，包含在本民法典中的规定确立了人法和物法，以及适用于两者的程序法。

那么，人法的内容如何?其第15条规定：人法部分地关系到人的身份(personlicheEigenschaft——尽管德文中有Status一词，但奥地利民法典宁愿使用Eigenschaft，这是一个相当于Qualità的词，由此可见多马的理论的影响)和人的关系；部分地建立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此条所属的第1编第1章的标题就是“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注：WalterList,Zivilrecht,VonABGBbisWuchG,Stand:1.5.1997,6.Autlage,Manz•Wien.Seite13.)我们知道，personlicheEigenschaft可以简译为“人身”，后世关于民法调整人身关系的提法，很可能就是从personlicheEigenschaft的术语中衍生出来的。自罗马法以降，市民法终于得到了一项发展：在传统的“人格”(Persona)的表达之旁，有了“人的身份法”的表达，“身”的要素浮出水面。然而，这样的“身”是什么?第15条以后的有关条文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16条规定了天赋的权利：每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Mensch)都享有与生俱来因而被看作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的权利。奴隶制、奴役以及以奴隶制和奴役为依据的权力行使，禁止之。

第18条规定了获得的权利：任何人都可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获得权利。

第21条规定，由于未成年、心神耗弱或其他原因不能适当照管自己事务的人享有法律的特别保护。属于这类人的有：不到7岁的儿童、不满14岁的人、不满21岁的人，完全被剥夺理性或至少不能理解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精神错乱人和低能儿；被判处为浪费人并被禁止再管理其财产的人，以及失踪人和市团体。

第22条规定，胎儿从其受孕开始受法律保护。在其对个人权利而不涉及到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已经出生，但死产儿在就其如果出生就会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内被视为从未受孕。

第33条规定了外国人的权利：外国人通常像公民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以法律不明示地要求有公民权才能享有此等权利为限。在有疑问的情形，为了享有与公民相同的权利，外国人必须证明他们的国家就有关的权利授予了奥地利公民同样的待遇。

第39条规定了基于宗教关系的Personenrechte(对人权)，强调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宗教的差异不影响私权。

第40条规定了血亲和姻亲。(注：SeeParkerSchoolofForeignandComparativeLaw,TheGeneralCivilCodeofAustria,RevisedandAnnotatedbyPaul,L.Baeck,OceanaPublications,Inc.,NewYork,1972,p.6.)

这些条文的整体含义，我们把它们与格雷弗森(R.H.Graveson)的和荷兰德(G.Holland)的身份分类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前者认为，在普通法中，身份是与其所属的团体相联系的主体的法律地位(Legalstanding)。他认为，只有负身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因此，身份只是一个涉及到人格减等的主体的概念。他认为普通法中有如下身份：1.农奴；2.异教徒；3.犹太人；4.未成年人；5.已婚妇女；6.外国人；7.奴隶、流浪者、穷人；8.土匪；9.商人等类别。后者在其《法理学》(Jurisprudence)中把身份分为17类：性别、未成年人、家父权和夫权、有夫之妇(coverture)、单身状态、精神失常、身体缺陷、等级和种姓、官职、种族和肤色、奴隶状态、职业、民事死亡、非婚生子女、异教徒、国籍、敌对状态。(注：SeeWolfgangFriedmann,LawinChangingSociety,NewYork,1959.)

对照上述身份分类，我们可把奥地利民法典第16条及以下的规定概括为如下的身份划分：自由人和根本不允许存在的奴隶(第16条)；未成年人(包括幼童、适婚人、受保佐人3类)、心神耗弱人、精神病人、精神错乱人和低能儿、禁治产人、失踪人(第23条)；胎儿与已出生的人(第22条)；公民和外国人(第33条)、基督徒和异教徒(第39条)、血亲、姻亲和家外人、自然人和法人(第23条规定的“市团体”具有法人的身份)。

我们看到，与罗马法的身份规定相比，在奥地利民法典中，自由人的身份已经取消，因为大家都已经是自由人。我们当记得，在奥地利民法典颁布的自然法时代，欧洲人甚至已经尝试在非洲取消自己亲自播种的奴隶制，携带奴隶来欧洲旅行的奴隶主要冒自己的仆人被当场解放的危险。(注：徐国栋：“非洲各国法律演变过程中的外来法与本土法——固有法、伊斯兰法和西方法的双重或三重变奏”，载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学术丛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城邦的身份虽然存在，但外国人的身份已经没有多少歧视的意义，第33条赋予了外国人以互惠为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家族的身份这种我们现代最多地叫作“身份”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并按照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分解为血亲和姻亲等身份。同时，在罗马法中虽然存在，但隐而不显的一些身份被奥地利民法典凸现出来，如精神病人、胎儿、失踪人、异教徒和法人。前3项是弱者的身份，后两项是时代变迁造就的新身份。我们看到，奥地利民法典中的身份划分来自罗马法而又超越罗马法。罗马法中的3种身份是公开地加强强者的权威；奥地利民法典中的身份划分却关注弱者的待遇问题。这可能是现代的身份法与古代身份法的根本不同。

这些现代身份的功能如何?格雷弗森对身份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他认为，身份在现代社会主要有如下功能：1.身份包含着由国家授予人格(即法律能力)的意思；2.身份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它是由国家根据社会团结的法原则课加的状况；3.身份是一个关系到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换言之，是保护弱者、保留或强化社会的工具；4.身份也可以授予法人；5.身份被用来保护某些社会关系和某些个人的状况，从而对社会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组织；6.身份是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标准。(注：R.H.Graveson,StatusinCommonLaw,London,1953.)

把身份的上述功能用于分析奥地利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显然可见，在奥地利民法典的时代，跟在罗马法的时代一样，身份仍然是人格的要素，但这里的人格已不是权利能力的意思，而是行为能力的意思。(注：阿尔多•贝特鲁奇教授正确地把身份问题理解为行为能力问题。参见其论文：“从身份到契约与罗马法中的身份制度”，徐国栋译，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6期。)第16条是关于所有的人的权利能力平等的原则性规定，与法国民法典著名的第8条如出一辙(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已经昭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Homo,Mensch)与法律意义上的人(Caput,Persona)的同一性。换言之，所有的人类，不论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外国人，等等，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第18条是关于行为能力的普遍性的规定。第21条以下各条是对行为能力的限制因素的分析，说明只有未成年、精神病状况才限制人的行为能力。我们看到，在古罗马，身份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迈进到法律意义上的人的障碍，它涉及到的是主体的权利能力的减等，横亘在这两种人间的身份障碍是意志性的、人为的(自由、市民)，其价值取向在于歧视，在两种“人”之间建立屏障。而在奥地利民法典，其价值取向在于追求平等，在于拆除这两种“人”之间的屏障，身份只是从有权利能力的人过渡到有行为能力的人之间的障碍，这样的障碍很少，而且它们是自然的、无可选择的。

更有甚者，这种新身份安排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国家的市民法，都把上述两种无行为能力人置于“不倒翁”的地位：交易对他们有利则有效、不利则无效。显然，这样的身份是保护弱者的工具。

当然，由于法人在近代的普遍化，它也成了身份的一种载体。另外，外国人的身份确实是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标准。

至此我可以说，在人格与身份的关系问题上，奥地利民法典与罗马法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持“身份为人格要素说”，两者人格的含义有所不同而已。请注意!上面分析的奥地利民法典对人的身份分类，除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分类外，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无不具备，但少有人把它们明确界定为身份，身份关系多被理解为家庭关系。(注：梁慧星，前引书，第11页。)在立法上，民法通则第2条只是用“平等主体”的表达默示地涉及到这种身份，恰恰是这一表达的英译文——Subjectwithequalstatus才把它与这种身份的关系揭示出来；在学说上，张俊浩教授理解了这样的身份，把它与“法律资格相等同”(参见前文)。因此，也少有人把这种身份理解为人格的要素，因为人格被理解为包括生命、姓名、名誉等在内的主体性要素(注：张俊浩，前引书，第5页。)，它们就是我们惯言的具体人格权，这种“人格”与被当作行为能力理解的“人格”当然不同，上面谈到的身份不能成为前者的基础。于是，我国民法学界对“身份”和“人格”的理解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导致身份的社会组织功能被忽视，人身关系的地位远远劣后于财产关系。

让我们回到奥地利民法典。其第15条第1句除了规定了“人的身份”外，还规定了“人的关系”(德文personlicheVerhaltniss，英文Personalrelations)，前文已述，该条所属的第1编第1章(其内容从第15条到第43条)的标题就是“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personlicheVerhaltniss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译成“人身关系”的词汇。那么，什么是奥地利民法典中的“人的关系”?

事实上，关于“人的关系”的条文只有第24条、第25条(两者都关于因失踪产生的关系)、第28条(因公民权产生的关系)、第40条-第42条(家庭关系，亲属，血亲和姻亲)。看来，“人的关系”是“人的身份”的延伸，可以确实无疑地说，它们是因失踪人、外国人、亲属这些身份产生的关系，并且不排除其他身份也被理解为能引起这样的关系。至此，我终于找到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人身关系”的术语的西文来源：一位俄国的或中国的不知名的前辈，在一个我们不知的时间，把奥地利民法典式的“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概括成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如此，“人”与“身”兼备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地利民法典在规定“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的第1编第1章的最后一条(第43条)规定了“姓名的保护”，它既不在“人的身份”的标题下，也不在“人的关系”的标题下，而是自成标题。当时它大概是一个法律史上的新生事物(比奥地利民法典早7年的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任何种类的人格权)，不能被归入传统的概念框架中，因此只能在一个尴尬的地方自立门户，显得不伦不类。但有谁会想到，它在不久的将来会膨胀成“人格权”的类目，以至于遮蔽了比它早得多、传统得多的“人格”呢?

人身范文篇5

一

早在19**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具体表现和危害主要是：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惟上崇上心理。有的领导干部恃权傲物，对下属颐指气使，稍不遂心就横加指责。而一些下属慑于个人的前程命运捏在领导手中，往往对上级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于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荡然无存，不少个“贾桂”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这种上下级之间人格精神上的实际不平等，造成了上级和下属心灵的畸变和扭曲。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在有些地方，“班长”“一言堂”已成自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凭着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践踏。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拉帮结派。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有些人置党内、班子内、队伍内的团结于不顾，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比工作比靠山，甚至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跻身一些人的小圈圈。于是，一些地方“利益团队”产生，小团体里的恩师门生、铁杆哥们关系代替了党的原则，队伍里、班子内拉帮结派。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用人不公。有的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大搞“公权私恩”，便有那么一些人不屑竭智尽力于工作，而专营关系之道，千方百计寻找门路。这些人在领导面前惟马首是瞻，不仅阿谀奉承、献媚取宠，而且送礼送物，只要能投靠上“主子”，寻找到靠山，便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原本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在一些地方便变得庸俗不堪，组织任用的职务变成了个人的恩赐，谋事不如跟人，竟成了一些地方官场上的潜规则。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党内监督形同虚设。有的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天马行空”的资本，把自己主管的地方和单位变成是个人的“世袭领地”。就下属来讲，个人的命运全都捏在上级手里，又有几个敢去监督上级。

二

人身依附关系为什么能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长期存在呢？

首先，它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映。几千年来，“上智下愚”、“官贵民贱”的封建文化一直在毒害着人民。长期生活在以权力为主导，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伦理教化氛围中的中国百姓，是无法从民主和法制的角度去认识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遭践踏的事实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深入骨髓。今天，有的干部仍然以“百姓父母”自居，习惯于颐指气使，个人说了算。而百姓素以顺从为美德，自视人卑言轻，缺乏独立自主的勇气，以牺牲个性的发展而心甘情愿地从依附中换取实惠。

其次，它是封建社会残余的影响。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强权政治和国人逆来顺受的依附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我们。诸如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惟上崇上的奴性媚态，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作风，权大于法的人治遗风，影响和干扰着我们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这就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生存土壤。

再次，它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直接体现。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仍然是一些人的生活哲学。上司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就等于扼住了下属的咽喉，下属不仅要惟命是从，而且越是善于攀龙附贵，越是发迹得快。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些小人容易“得志”，而一些德才兼备、忠诚老实、刚正不阿的干部却是“李广难封”。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党内的政治生活，阻碍社会文明进步。

三

破除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允许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实际上，我们党一直在与党内残存的这种封建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笔者认为，要彻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必须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这是破除人身依附关系的治本之策，只有思想上自主自觉的人才能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实质上，人身依附关系就是当权者的“人主”思想和下属奴性心理的共同催生物。只有人们真正冲破官贵民贱、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公权私恩等封建思想牢笼，打破媚上欺下的封建精神枷锁，大力培育自尊、自主、自重、自强的民主精神，才能真正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是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与其他因素相比，制度和机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破除人身依附关系，需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任期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票决制度、领导干部易地提拔和轮岗交流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首提责任制度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任人惟亲和个人说了算等问题。

三是必须坚持管住一把手。一把手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行为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走向。一把手不开明、不正派，凭个人意志说了算，那么许多改革创新的举措就无法落实。主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进行用人上的改革，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人身范文篇6

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3款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①和我国《保险法》第21条相比，这一概念有更多的优点。第一，明确指出受益人领受保险金的时间-被保险人死亡时，无论是在意外伤害保险中还是在健康、人寿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死亡，才发生保险金向第三人给付的问题，也只有此时，受益人才有权领受。第二，明确指出受益人请求保险金的条件。我国《保险法》第21条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受益人对保险金的请求权至始存在。事实不是这样的，只有满足被保险人死亡、受益人指定合法等条件，受益人才拥有保险金的请求权。第三，美国法中引人保单持有人的概念，而我国保险法只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指定。这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有关。但应当看到，人身保险的保单具有现金价值且期限较长，其间会出现保单转让、质押等情况。虽然我国保险法未有相关规定，但依保险行业的发展规律，终有一天会发生保单的转让或质押等情形。这种情况下引人保单拥有人的概念是必要的。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受益人定义为“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是合理的。

对于受益人的分类，中外诸多法学家都有自己的见解，站在我国保险立法的角度，有学者将受益人分为指定受益人和法定受益人。②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对受益人做出如下分类：

依保单拥有人是否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之标准，将受益人分为可变更受益人和不可变更受益人。可变更受益人是指保单中保留了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保单拥有人可依自己的意愿变更受益时所指定的受益人。不可变更受益人指保单中未保留变更受益人权利，保单拥有不可以任意变更受益人时所指定的受益人。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很多，首先，人身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保单拥有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变化，如夫妻关系的变化。而可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然后，受益人与保单拥有人关系密切性决定了他可能代替保单拥有人付保费或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因而不可变更受益人即体现了此时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而且两类不同受益人所拥有的对保险金的权利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在指定变更受益人时的要求亦不同。下文将作细致分析。

二、受益人的指定

受益人的指定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谁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第二，如何指定受益人。我国《保险法》对第二个问题未涉及。第一个问题的具体规定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予以分别阐述。

（一）谁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

结合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3款和第60条第2款之规定可以看出：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均有权指定受益人，但投保人指定受益人需经被保险人同意。可见，依我国保险法之规定，受益人的指定，或者由被保险人实施或者经被保险人授权。投保人无独立指定受益人的权利。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受益人的指定由投保人决定。③比较而言，我国的做法更加合理。

首先，从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目的看，无论是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还是意外伤害保险都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为标的设立的，受益人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场合需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条件，而只有被保险人才最关注自己的生命，所以由被保险人来决定谁是受益人最为合理。同时，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血缘、婚姻、友情等为基础的情感和经济上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受益人在获得利益时也会遭受严重的伤害，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因而，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既体现了被保险人对自己生命利益的处分，也符合人身保险合同为第三人利益而设的目的。

其次，从防范道德危险的角度看，大多国家的立法对受益人的范围不作限制。但涉及到被保险人生命的重大问题，道德危险的防范是至关重要的。被保险人自主决定受益人的场合，他会充分考虑有无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可能性。如果由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就容易出现投保人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指定的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关注甚寡的局面。同时，投保人又是人身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所以赋予其受限制的指定受益人的权利也是合理的。

（二）如何指定受益人

我国《保险法》中，未规定指定受益人的方法，而对投保人、受益人、保险人来说，明晰、确定的受益人指定是非常重要的。对投保人重要的是因为他买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特定人的利益。明晰、确定的受益人指定可以使投保人实现自己的意图。保险人则可以直接确定谁是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即可免责。受益人和保险人都免去了费时费力的官司纠缠，不适当的受益人指定则会导致许多麻烦，付出许多代价。因而法律规定指定受益人的方法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不同类型受益人的性质有所不同，故指定的方法也各异，现分别探究如下：

1.对夫对妻的指定。该类受益人对象单一，易确定，通常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姓名加夫（或妻），一种是只用夫（或妻），两种方法均有产生纠纷的可能性。第一种方法易出现虽姓名相符，但夫妻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对于此种情况，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做法都忽略夫（或妻）的指定，以姓名为准。④即法律推定虽夫妻关系不存在，但被保险人仍保有对前夫（或委）的受益人指定。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时已与指定的夫（或妻）离异再婚。就会出现前夫（或妻）与现在的夫（或妻）谁为受益人的争议。美国保险法分不同情况处理，如果离婚协议中已规定了对保险金的处理则依协议。如果未规定则归被保险死亡时的夫或妻所有。综合两种方法，以姓名加夫或妻的指定方法更为全面，且更确定，值得我国立法时借鉴。

2、对子女的指定。子女可以指定姓名，也可以指定类别，这两种方法均有优缺点，以姓名指定子女，受益人易分辨，但除非投保人记得，否则受益人指定后出生的孩子将被排除在受益人范围之外。依类别指定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缺点。类别指定是将若干人作为特定群体指定，而不单独列出。⑤

3、对其他受益人的指定。除以上对夫或妻、子女的指定外，被保险人还可能指定其他人为受益人。如指定某公益团体、某好友为受益人等。以明晰、确定为目的的指定应满足以下原则：第一，确实反映受益人的现行环境。第二，确实反映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在此基础上采取细节描绘等方式将受益人确定出来。

三、受益人的变更

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的特征，指定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被保险人的主观愿望都有可能发生变更。因而赋予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权利的同时，赋予其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才可能真正体现被保险人的意愿。根据前文对受益人所作的分类，受益人的变更是以保单保留了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为前提的，但保单来保留变更受益权利是否也可以对受益人做出变更呢？

从原则上讲，既然保单中未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所指定的受益人是不可以变更的，因为此时该受益人对保险金的权利已经成为既得权。⑥被保险人已无权再对该权利进行处分了。但有以下两种例外的情况：

1、受益人同意变更。既然对保单保险金的请求权是受益人的权利，他就可以任意处分，包括同意变更受益人。此时被保险人的变更行为可以分解为几个过程。首先指定受益人后将受益权委托给被保险人处分，然后才是被保险人的变更行为。

2、法定事由变更。虽然保单中未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但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事由，也可以变更受益人。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离婚，婚姻关系消灭后，指定原受益人赖以存在基础就消失了，此时应当允许变更受益人。

在受益人的变更中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谁拥有变更受益人的权利。第二，变更受益人的方法。第一个问题和前文所述一致，主要研究一下第二个问题。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2条之规定，变更受益人时应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单上批注。可见在我国，受益人的变更采取的是变更人通知加保险人批注保单的形式。依此方法，有一个问题需探讨：

有效的受益人的变更是否必须严格遵守该法定方法？如果必须严格遵守，那么变更行为须同时满足书面通知，保险人批注两个条件始能生效。如果不需严格遵守，那么变更人书面通知后变更即可生效，即使保险人忘记或迟延批注也不影响变更行为的效力。笔者认为能够做到后者已足够。因为变更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并非和保险人协商的合同内容，因而无需双方达成一致，保险人的批注行为也不产生同意变更的效果，他没有权利去审查和否定被保险人所作的变更。批注既非保险人的职务行为，也非为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的行为，只是对被保险人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一种证明。因而只要被保险人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已将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书面通知了保险人，该变更就应当生效，而不应受保险人批注的影响。

以上是我国有关受益人变更方法的分析。从我国现阶段保险业发展状况看，采取这种较为保守和稳妥的方式还是必要的。但是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该种书面通知加保单批注的变更方法已经受到了冲击。比如在美国，有些保险公司规定变更受益人无需提交保险单，仅凭书面通知就可以了，保险人采取归档的方式予以确认⑦这种方法对提高保险业的工作效率是大有好处的，值得我国借鉴。

四、受益人对受益权的丧失和放弃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4条之规定，所指定的受益人有下列故意行为丧失受益权：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杀害被保险人未遂；造成被保险人伤残或残疾。

我认为该规定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是不全面的，因之只保留在被保险人故意的前提下，有时过失行为也可能造成对被保险人的伤害，这就需要作出具体分析：

1、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伤害行为构成犯罪的，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应丧失受益权。有些学者认为受益人出于过失行为造成对被保险人的伤害不应丧失受益权。⑧这种看法不足取，被保险人之所以指定其为受益人，首先因为他与自己有一种或亲或友的联系，自然对其信任，这是前提。在被指定成为受益人后，他虽不负有某种法定义务，但至少应当对被保险人更加关爱，所以无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对被保险人的伤害触犯了刑法，他的受益权应当丧失。

2、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伤害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区别情况对待。如果是故意行为，除受益人为正当防卫或受益人无行为能力的外，均应丧失受益权。过失行为造成被保险人轻伤的则不应丧失受益权。因为人身保险合同期限很长，其间难免发生受益人非因主观故意而造成的对被保险人的伤害，这不应当影响其受益权。

放弃受益权是指指定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做出放弃保险金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对于放弃受益权的个体规定，我国《保险法》并未涉及。笔者认为放弃受益权的意思表示应向保险人做出。因为被保险人死亡后，在保险人与受益人之间产生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只有放弃的表示向保险人做出才具有法律效力，向其他人做出均属无效。

注目：

①④⑤⑦LawandlifeInsurancecontractjanlceE.CreiderMuriel.-L.CrawfordWilliamT.Beadles1984P265、P127、P273、P283页

②⑨李宝明：《论受益人的若干法律问题》，/2—3—4.ntm

③《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10条

④郑玉波：《保险法论），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57页。

人身范文篇7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与变更，道德风险防范，合同的同意权和撤销权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金享有请求权的人。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给付可分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和身故保险金给付。由于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险种的条款中均规定，被保险人生存条件下的保险金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本人，并拒绝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因此，保险实务中的受益人一般意义上仅是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上述规定中关于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该条的规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投保人和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则是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指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请求，并填写投保单，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既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也可以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投保时(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在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上，投保人可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保险金的受益人；二是为他人的利益，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诚然，在以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投保时，投保人无论是以自己还是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都必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保险法》第61条和第63条中又同时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可以自行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并且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并给实务操作埋下了隐患。

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仅是以关系人的身份出现。合同内容的变更，理应由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进行。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前提下的变更受益人权利，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只需通知保险人即可。而被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这一主体资格。被保险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欲对其受益人进行变更，只应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要求，予以变更。

其次，从保险合同本身来看，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投保人可以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为自己的利益与保险人订立合同。这种合同一经签订，投保人的利益便应当得到尊重和合理的保护。虽然《保险法》并未对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作出任何限制，但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这并不会对投保人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原因很简单，如果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不合投保人的意，投保人便不会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作为民事行为的商业保险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政策性保险，它是以自愿参与为前提的。因而，在签约阶段，被保险人的所谓不受限制的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被保险人行使这种不受限制的受益人变更权，就可能会对投保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试举例说明：张某与李某为夫妻，显然，张某对李某是具有保险利益的。在征得李某同意后，张某以李某为被保险人，以自己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只含身故保险责任的保险。显然，张某在这个投保行为中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投保。这个保险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张某的合法利益便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被保险人李某在未经投保人张某同意的情况下把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作变更，将受益人变更为张某以外的其他人，则可能构成对投保人利益的损害。依据《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享有的同样是一种形成权，保险公司对其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但这一变更却显然有违投保人的初衷。并且，在李某瞒着张某作了这一变更之后，张某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情，而继续履行交费义务。直到发生保险事故时，才发现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已经不是自己了，从而失去了保险金的请求权。这样的结果，显然损害了张某作为投保人的正当权益。作为既是投保人又是受益人的张某，为李某投保，是以指定自己作为保险金受益人为前提的。如果受益人不是张某自己，很可能他就不会投保。即便合同受益人的变更不涉及投保人本身，在变更时也同样不能无视投保人的意愿。目前各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条款中，大都包含有死亡赔付责任。因此，这种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确定应当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合理的规范。

保险合同生效之后，被保险人如欲根据《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行使受益人的变更权，不外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投保人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既是投保人同意，由投保人出面向保险人提出要求即可，被保险人行使此项权利自无必要；二是投保人知情，但却不同意被保险人的变更要求。在此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不顾投保人的意愿，自行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变更，则投保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予以对抗，这样，被保险人的所谓受益人变更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三是在投保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私下将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做可能有违投保人意愿的受益人变更。而投保人却仍在继续交费履行义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对投保人显失公平，而且也违背了从事保险活动所应当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

人身范文篇8

一、人身保险合同要约之方式

1.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是人身保险合同要约的一般形式

投保单它是由投保人填写的，向保险人提出投保要求的一种正式单证，投保人只能在投保单所限制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主观要求。现实中，人身保险交易都由保险中介人完成，签发保险单的保险人与购买寿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并不直接联系，因此，投保单成为他们之间交易信息的承载工

具。人身保险投保单并非千篇一律，各保险人有选择的余地。但应包括以下这些最基本的内容:①有关险种的具体事项;②有关被保险人的详细情况;③保险人应向投保人陈述的事实。

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都以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为要约，作为要约，投保单的内容就不能仅仅表达投保人购买寿险的愿意，其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这样才能使保险人有作出承诺的可能，否则只能构成要约邀请。但投保单作为要约的法律效力与一般要约不同，一般要约对被要约人没有约束力，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承诺、反要约或拒绝，或对其置之不理，但投保单却要求作为被要约人的保险人在合理时间内对其进行处置，并及时通知投保人。否则，保险人可能因此而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投保人在填具投保单的同时，交付了保险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作为要约的投保单的撤回，必须在保险人作出承诺，即签发保单以前实施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保险人签发保单或在投保单上核保签章作出承诺，则投保人不能撤回，要终止合同只能按退保处理。

投保单在大多数人身保险合同中作为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要约，是合同成立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实践中各保险公司多在保险条款首条规定，投保单是构成保险合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相互沟通和了解的重要途径。

因此投保人须正确填写投保单。特别是其中的“声明”事项，是投保标的危险程度或状态等有关事项的陈述，投保人填写时须据实告知。因为“声明”事项，常为保险人核实情况决定承诺与否的依据。一般要填明被保险人年龄、健康状况、职业等，以及投保人和受益人基本情况。投保单的填写不论是出于投保人的主动或出于保险人或其人宣传劝说均不改变投保单的要约性质。

2.其他足以表明投保人投保意愿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均可构成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要约

国外推出的赠券保险，上海市邮政局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联合发行一种附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明信片，我国现行的交通运输及民航部门代保险公司销售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均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某种行为或意思表示为要约。当然这里的意思表杀既包括书面形式，如电子单据、电报、电子邮件等，还应包括口头形式，如对话、电话等形式。有些国家法律允许投保人以口头形式要约，该口头要约亦构成保险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保险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人身保险实务中也很少出现，随着人身保险业的发展，口头形式以后可能会发展为要约的一种重要形式。

一般情况下，投保人的请求构成要约，保险人的核保批单构成承诺。但有时，要约与承诺两者地位倒置。如保险人所发保险单附上新的条件，或者以保险人新拟制的尚未公布献基本条款出立保险单，这时保险单的交付成为新的要约，须经投保人承诺才能生效。

实务中对复杂的一揽子保险或其他没有格式保险单的保险，双方当事人往往要反复商谈，才能最终达成一致，其间双方经常变换位置，而最终意思表示一致时，究竟哪一方是要鱿人，哪一方是要约相对人则完全要视情况而定。

要约一经作出，除非投保人有撤回或撤销行为，到达保险人即生效，保险人取得了承诺投保人要约而成立合同的权利。

二、人身保险合同承诺及其法律后果

1.人身保险合同的承诺方式

第一，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是人身保险合同承诺之一般形式。人身保险作业方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理想的作业方式应为:客户提出投保要约、公司核保通过~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同时出具保险单。而现实中，国内外的作业方式通常为:客户提出投保要约~人收费~公司核保通过~出单承保。这种方式可避免保险公司对大量不经意投保要约在审核上花费大量管理营运费用，有助于保险业的发展，但却出现了人收费至公司核保承诺期间，保险契约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

依美国保险法通例，在这一期间可采用暂保单的形式明确契约各方的权利义务。暂保单性质上属口头约定的书面记录、尚非保单本身，但如果它的内容具备了保险契约的要点，并声明在一定期限内有拘束力的，则在保险单作成交付前有与保险单同等之效力，一旦保险单作成交付，暂保单的条件归并于保单。如果未等到保险单发出即发生保险事故，仍应按所商定的某一种保险单之效力由保险人承担责任。我国人身保险实务中亦有首期保费收据之出给，但我国法律并未赋予它以等同于美国寿险通例中保险收据之暂保单效力，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人身保险实务中的一大缺陷，以致于近年来我国的保险纠纷不断。

叮般清况下，人身保险合同的完成以保险单的作成交付为最后步骤，保险单一经出给，则吸收了先前议定的条件及暂·保单之约定，若无诈欺或非法情节，一切条件均以保险单之所载为凭，人身保险单不仅为契约证明，寿险付足2年以上保险费后，可凭单向保险人出质借款。保险合同常订有以取得保单为其生效条件的，未取得保险单的合同效力不发生，保险单因交付而生效。

各国保险惯例，保险单为保险书面合同之一部分，其他构成合同的文件仍有补充合同之作用，我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条款第一条均规定了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之声明、体检报告书、批注、附贴批单等投保文件及其他有关书面协议构成。

依保险法例，人身保险单中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基本情况，保险种类，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保险费率，订约日期，受益人姓名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为必须记载的事项。如有欠缺，则属合同内容不完整，往往可视为合同在实质上未成立。当然，若有其他文件可供参证者，应允许当事人自行改正，故不存在效力问题。

其他保险凭证含保险证、批单等，在某种条件下与保单具有同等之效力。关于保险单和其他保险凭证的性质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有的视为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有的则视为仅是合同成立的证明。依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因此，在我国，保险单和其他保险凭证被视为保险合同成立的书面证明。构成人身保险合同承诺的一般形式。

第二，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核保签章是人身保险合同承诺的重要形式。投保人填具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经过必要的审核，如认定没有疑问的，便会在投保单上的核保栏签上“同意承保”或相类似之字样，并加盖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即视为保险人已承诺。审核的内容主要有:填写的内容是否齐全，字迹是否清楚;被保险人年龄和投保年期是否符合承保规定，对周岁是否计算正确;被保险人名单中的人数、份额、保险金额、保险费是否与投保单所填写的相符;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承保条件、对已有残疾的，是否注明残疾的部位、程度等。

当然如当事人约定以保险单的签发为合同订立的要件的，须以保险单签发之时为保险承诺的时间，如无此种约定，则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核保栏签章即构成对投保人要约之承诺。

第三，保险人或其人接受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应属保险人承诺的方式。商业保险基金与一般的投资基金是不同的，投资基金一般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投资于各种试券或实业，取得利息、股息等收益，然后再按各级投资者的出资份额平均分享利益。而商业保险基金的受托者为商业保险公司，出资者的目的在不在于取得收益，而在于通过缴纳保险费组成风险共同基金方式将自身的风险交由整个基金成员分摊，达到转移风险之目的。由此可以推断;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即已承诺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因为此时，风险单位实质上已成为保险基金成员之一，作为一善良的基金管理人的保险人，只要投保人投保时无欺诈行为，就没有理由剥夺其享受风险保障之权利。此时保险人开具的保险费暂收收据，实质上就等同于一张暂保单，而正式保单的出具与否，实际上仅仅是滞后于承诺的一种书面表现形式，是保险人之义务，并无太多的意义。因为即使正式保单出具后，如保险公司有足够证据证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当时违反了诚信原则，保险公司为维护广大善意并诚信的荃金成员的共同利益，亦有权利不履行其承诺的风险保障内容。

由此可见，尽管人身保险合同的承诺不以交付保费为要件，但交付保费却可视为人身保险合同的一种承诺方式，当然这里还须加上一个限制条件:除非保险公司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当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保险公司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被保险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正常核保途径，另外，考虑到实践中，道德危险或较大倾向的逆选择多集中于高额寿险要约中，故可对一定保险金额以上的投保要约，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后方可收取保险费以避免其发生。

从另一角度看，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时，他已对保险险种、.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保险金额、保险期限等要约内容有了明确的选择，完全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而保险人或其人收取保险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只要投保人无欺诈行为，保险人即承保，亦即对投保人要约主要内容的认同J凡其实质看，它本身就是承诺，因为保险人即使在合同成立之后，仍保有解除合同之权。

最后，保险人的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其已对要约作出承诺的行为，均可构成对投保人要约之承诺。只要足以表示保险人已对投保人的要约无条件接受了，就可构成保险人的承诺，如保险人的口头表示同意，保险人要求投保人缴纳保费的行为等，均可构成承诺，这是由人身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决定的。但保险人的沉默一般不构成承诺，保险人对于投保人之要约须在约定的期限内作出承保与否之决定，否则可能构成侵权。

2.承诺的法律后果

承诺一经作出，除在生效之前保险人将其撤回以外，一经到达要约人即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表现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主要指保险人不得任意违反其承诺。生效的承诺导致合同成立。

三、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构成

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法定的生效要件，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依(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生效的要件有:当事人缔约时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强带胜法律规范及公序良俗;标的确定和可能。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对保险合同也是适用的。合同生效后，双方便开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保险合同往往是附条件的合同，因此如双方当事人约定所附条件成就时，合同才生效时，依其约定。再者，在我国人身保险实务中，订立合同时普遍采“零时起保制”。因此，一般情况下，合同的生效时间均在合同成立日的次日或约定日的零时。

另外，保险费的交付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意义重大，保险费‘帅交付当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从保险费的基金特性来看，保险费构成风险保障基金，它是基金成员在遭到损害时，获得经济补偿的保障。而依各国保险法通例，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的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这主要是考虑到寿险具有储蓄性质，保费既不是属保险人已得利益，也不是保险人的利润收人，甚至可以说，已收保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因此，即使就是保险合同生效以后，而陆续交付的保险费是否按期交纳，只能由投保人自行决定。法律上并不认为这些陆续到期的保险费，可作为诉讼上可主张的债权。依我国现行《保险法)第59条规定，已将这一规则扩展到全部人身保险，即凡是人身保险的保费，保险人均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然而人身保险合同作双务有偿合同，一方享有的权利正是对方承担的义务，保险人只有在被保险人履行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

人身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保险产品创新

一、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现状

第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养老保险有极强的需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改变人们消费及储蓄结构,提升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为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开展留下广阔空间。此外,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各种慢性病高发的群体,这不仅对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弱化,老年人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护理类的险种,将拥有广阔市场。

第二,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农民养老观念的变化,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第三,特殊农民群体的人身保险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民离开相依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对养老保险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希望既能解决当前人口的养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为有限土地补偿费用寻找一个资金经营者,它可保证资金高效运行,能实现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团体不记名地分享经营利益。失地农民也急需健康保险,以满足医疗保障需求。第四,农户对保单质押贷款的需求。当前的正规金融安排不支持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金融。从实践层面的反映来看,多功能的养老金账户,尤其是能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提供灵活贷款支持的养老金账户,深受农民欢迎。新疆呼图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经验为保险业提供了较好的启示。

二、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真正适合农村市场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不足

在当前阶段,风险保障是农民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但目前为农民设计的保险产品,一是产品未能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同质化现象严重。二是保险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超出多数农民的购买能力。

2.农村人身保险在营销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创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农村营销网络的构筑还未成型,完整、有效的营销渠道体系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农村营销服务部的建设,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少数农村地区在客户回访、续期收费等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客户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业务管理体系方面,机构、人员、资金、单证等管理亟待加强,业务、财务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进一步适应农村市场的内控机制和标准化业务流程的建立。

3.农村市场相对脆弱,如果开发不当,极有可能出现从众性投保、群体性退保等非理性行为,严重破坏市场资源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风纯朴,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市场传染性强,销售误导和无理拒赔的后果可能相对城市来讲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如监管机构所讲: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就像生态一样需要保护,如果开发得好,潜力是巨大的,农村保险市场就像一个聚宝盆,挖掘不完;如果开发得不好,由于寿险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农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险产品,保险在这个地区就无法发展,甚至绝收。

4.外部政策环境还不能满足农村人身保险的业务发展要求

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发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同时,几乎空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远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动是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能满足业务的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动利用保险和保险公司的意识亟需加强,对农村人身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三、我国发展农村人身保险的相应对策

1.积极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求做到条款简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

各家寿险公司应加大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针对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实际需要,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发展投资分红型产品,但应尽量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内。在产品设计与推广上,要调整好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结构,将寿险小额期交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保护农村人身险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开发上要特别引导以劳动力为主要参保对象,而目前农村市场参保对象多为儿童。

2.加大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和业务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力度

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村人身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农村保险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尽快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这样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情况,各家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

农村市场在开展保险业务时,一定要明确法律关系,明确保险公司所担当的角色;在客户服务中,绝不能有欺诈和误导行为,务必搞好售后服务。针对农村市场的脆弱性,保监会已于2006年10月出台了《促进农村人身保险健康规范发展的通知》,相信这必将对规范农村市场的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公司经营行为,打击和防止误导行为,实行保护性地开发农村人身保险市场起到强大的指导作用。

人身范文篇10

关键词：损失补偿原则；人身保险；代位求偿原则；医疗保险

一、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险学原理分析

首先，在保险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发源于近代的意大利的海上保险，当时意大利商人通过签订一张船舶承保单，约定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无效；如中途发生损失，则合同成立，该损失就由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承担，因此在近代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基本职责就是当被被保险人发生经济损失时，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事宜。海上保险被人们公认为是现代保险的萌芽，因此人们也普遍接受保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被保险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及损失。在世界各国学者对如何定义保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损失学说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损失学说将保险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制度安排，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在赔偿中应该遵守如下规定：“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不赔偿；损失多，赔偿多；损失少，赔偿少”。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损失补偿原则是贯穿于保险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始终。

其次，根据对保险基本职能分析也可以得出在保险实践中必须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结论。保险职能是保险内在的固有职能，它主要由保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根据前文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产生后其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两个职能时相辅相成的，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最终目的，分担风险是保险处理事故时的技术方法。保险损失补偿职能主要目的是，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在获得保险赔偿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经济状态或物理使用价值，因此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而其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额外的收益。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保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补偿灾害事故损失的需要。坚持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理赔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在保险理赔中坚持损失补偿原则可以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若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赔偿，则违背了保险的职能，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反过来，若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超过了自身实际损失，被保险人就会获得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如果在保险实践中对被保险人这种行为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造成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损失或欺诈保险，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影响。所以损失补偿原则是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约束及其合法利益的保障。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理

（一）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它是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用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摊其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从而使被保险人既能获得充分赔偿但是也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

（二）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原则是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时，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如果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赔偿责任后，依法就取得了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的追偿权。与此同时，被保险人就失去了相对应的相关权利。若没有代位求偿原则的约束，被保险人就有可能从第三者和保险人处同时获得了赔偿，即双重赔偿，倘若这双重赔偿的金额超过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就可能获利，这与保险的补偿性原则相违背。

（三）委付原则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早场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委付是被保险人放弃物权的法律行为，在海上保险中经常采用。

三、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保险业务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原因就是：保险的本质就是损失补偿，分摊风险。因此损失补偿原则运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保险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但是，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宽，保险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保险所具备的损失补偿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保险损失补偿性是指：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的目的是使被保险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经济状态。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主要来说就是保险标的的使用价值，物理形态等通过保险金赔偿能够得以恢复。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通常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两种的保险标的显著不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而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诸如人的生命、身体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的保险利益也是无法估价的，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死亡等事件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保险金所能弥补的，保险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缓解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所以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损失给付。

损失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则主要取决于对人身保险的性质判断。若人身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质的合同，如健康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保险中的医疗支出部分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因此这时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而人寿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事故的死亡保险则属于定额给付性质，此时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我国《保险法》中对于人身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1）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2）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已死亡，已无补偿的替代性可言，这与保险代位权所体现的填补损害原则相悖；（3）更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各州对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特别排除人寿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也不适用保险代位权，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如果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代位权，则可适用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大多数法院所认可。

由上可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但是，保险代位权是否能适用人身保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其人身利益又具有专属性，如果允许保险代位权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那么民法中与人身权益相关的其他规定，如代位权制度中规定专属于债务人的债权不能代位行使等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因此，目前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只能结合各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四、人身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结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具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适用于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接下来结合一些保险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2005年5月，王先生在外出旅游途中所乘坐的汽车被迎面驶来的运货大卡车撞击倾倒，王先生当场重伤，入院治疗后不久救治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在调查后，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货车司机李某负全部责任。经协商后，李某向王某家人赔偿了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元。同时，按照法院裁定，由李某向王某家人支付了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在事故发生前，王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此案中，王先生是否可以获得1万元的保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