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险范文10篇

人身险范文篇1

关键词：保险法受益权丧失

一、保险受益权的界定

保险受益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保险受益权是泛指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对保险人具有的法律上请求保险赔偿给付的权利。狭义上的保险受益权则仅存在于含有死亡保险因素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是指于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求和受领身故保险金的权利。本文采用狭义界定保险受益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保险受益权的若干问题。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受益权的丧失的几种情况

1.《保险法》第64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2.《保险法》第65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3.《保险法》第6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三、保险受益权的前沿案例问题研究

1.各受益人受益权的关联性分析

相关案例：1997年10月4日，王某在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20份福禄寿增额还本养老保险，年交保险费10780元，保险金额20万元，并指定其妻赵某和胞弟为受益人。1998年10月6日，赵某因夫妻矛盾，趁丈夫熟睡之际放煤气，导致双方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为刑事案件。王某系其妻赵某所杀，赵某系自杀。1999年1月12日，受益人之一王某胞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该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王某系受益人赵某故意行为致死为由，依照《保险法》第64条第1款之规定下达了拒赔通知书。1999年4月王弟将保险公司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支付20万元保险金，一审判决保险公司给付10万元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保险公司不需支付保险金，全部诉讼费用由一审原告承担。

本案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受益人之一杀害了被保险人，是否影响其他受益人的受益权？对此，我国现行《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善意受益人的受益权不得因其他受益人的恶性行为而受影响，受益人杀害被保险人的，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仍应依约给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义务不得全部免除，对此建议《保险法》在修订时予以规定，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明确的依据。

2.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

相关案例：1998年5月，女儿赵某为母亲田氏投保了终身寿险，经母亲同意，受益人为赵某自己。赵某有一个哥哥叫赵刚，好吃懒做，四处游荡，赵某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怕母亲年老无人赡养才为她买了保险。1999年9月，赵某回娘家看望母亲，不料因煤气泄漏，赵某和母亲田氏双双中毒身亡。远在外地的赵刚得此消息后，赶回家里办了丧事。当他知道母亲投保后，认为自己是法定继承人，有权领取保险金，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同时，赵某的丈夫也向保险公司提出了受领保险金的申请，两人发生争议。

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以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何确定死亡顺序将直接影响保险金的归属。我国保险法未作明确的规定，处理此类问题时一般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和共同灾难条款形成的惯例，而笔者认为继承法的规则不适用于保险法，而美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先进合理的。在美国，如果被保险人和第一顺位受益人在同一灾难中丧生，二者同时死亡，或者无法确定谁先死亡，则保险人或法院将会援引本州的《同时死亡法》。各州的《同时死亡法》都是根据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的《统一同时死亡法》制定的。《同时死亡法》一般规定，在保险合同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同时死亡，或者无法区分谁先死亡，则推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保险金由仍生存的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受领，而非由已经死亡的受益人的继承人继承。但是，如果受益人比被保险人后死，哪怕间隔时间很短，保险人也不能援引《同时死亡法》。因为受益人已享有既得利益，在受益人死亡时，保险金已成为受益人的遗产。这一结果可能不符合投保人兼被保险人的意愿。如果在寿险保单中有幸存者条款，则该条款可用来确定保险金给付与谁，解决短期幸存者问题，避免上述结果的出现。幸存者条款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确保其死后保险金能够为其亲近或信赖的人获得所特别订立的条款，它通常规定受益人必须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存活一个特定的期限，才能获得保险金。否则，就好像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一样给付保险金。我国《保险法》修订时，应当借鉴美国各州《同时死亡法》的规定。

3.被保险人自杀与保险金的给付问题

相关案例：某市纺织厂女工李某，两次自杀未遂，被及时发现并救下，经医生诊断为“抑郁性精神病”。出院以后的李某，并无异常行为，只是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常常独自苦苦思索，偶尔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终于一日，李某悬梁自尽。从失恋到死亡仅四个月。经查，三年前李某投保20年期简易人身险10份，保险金额4000元，每月按时交纳保险费，并无欠缴纪录。李某死后，其母以受益人的身份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4000元死亡保险金。公务员之家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2款的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并已超过2年后被保险人自杀，按合同条款可以给付保险金。如何理解此处的“可以”呢？笔者认为其旨在说明，给付也不是必须行为，要根据自杀的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6条的相关规定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合同成立满两年给付保险金是最低限制，合同中可以规定更长的期限，但是不能规定少于两年的期限。

参考文献：

[1]徐崇苗，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6.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德国保险法规.内部资料.

[4]史学瀛，郭宏彬.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覃有土.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人身险范文篇2

关键词：财务风险；风险管理；风险预警

文献综述

我国对保险行业财务风险的实质性研究起步较晚，在保险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保险公司监管机制及偿付能力研究。杨柳（2009）通过借鉴保险行业较发达国家的偿付能力监管技术,提出了我国应建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评级制度，利用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保险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指出我国还要完善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朱安彤（2013）提出了新型偿付能力管理体系——“三支柱”管理体系，并指出这种管理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关于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研究。解强（2010）着重论述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多目标决策特性,而这种特性需要协调不同种类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实现多种管理目标的目的。具体是利用价函数法、分层求解法和目标规划法将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和多目标规划方法相结合，系统进行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第三，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首先，通过研究国内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预警能力，对比国外发达国家，发现自身不足，借鉴成功经验，建立相应预警模型，从而达到控制和降低保险公司财务风险。其次，从具体数据计算相关指标，通过指标对保险公司财务风险进行研究，结合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针对保险公司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以及风险防范问题，本文通过分类研究保险公司，比较不同类别保险公司财务风险，并提出相关建议。

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现状

现如今的保险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空间，我国持续高效的经济增长使得保险行业也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一些公司经营效益低迷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经营，并且随着保险行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此类风险还将会继续增大。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也在其投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2017年，据“中国保险投资官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大多数保险机构对2017年保险行业投资持有中性偏乐观态度。人保、平安、太保等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和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都参与了调查，并且参与此次的几家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合计保险资金超过6万亿，占2016年全行业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44.7%。2017年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将会继续加强保险资产多元化配置，主要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来实现。2016年之前，由于监管对保险投资端的政策松绑，保险公司主要通过销售储蓄型的理财保险来扩大保费规模，再通过资本市场获取投资收益。

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

参考保险行业的相关文献，从数据的获取角度，本文将保险公司面临的内部风险分为四类，分别为信用风险、盈利风险、承保风险、成长性风险；因此选取信用风险、盈利风险、承保风险、成长性风险这四个一级指标。论文根据财务风险指标体系的变量设定，共选取了13个二级财务指标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信用风险包括资产负债率X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充足率X2，流动比率X3，保费收入增长率X4，盈利风险包括综合费用率X5，净资产利润率X6，营业收入利润率X7，综合成本率X8，承保风险包括应收保费率X9，分保比率X10，未决赔款准备金率X11，成长性风险包括总资产增长率X12，偿付能力变化率X13。

（二）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2016年保险年鉴中46家财产保险公司和38家人身保险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在这里以财产保险公司为例，人身保险公司的操作步骤是类似的，所以未再赘述。再根据《2016年中国保险年鉴》所获得的原始数据，利用SPSS计算出相关系数矩的特征值及贡献率，然后进行KMO度量与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其中KMO值为0.546，Bartlett球形检验中的P值小于0.05，表明这些保险公司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确定公共因子，根据13个指标，利用SPSS的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从总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可以提出4项公共因子（F1、F2、F3、X4）代替初始的13项指标，4项公共因子确定后，模型的解释力可达到81.246%。以αij（i=1,2,3,4，j=1,2,3,…13）表示各项系数，以βi（i=1,2,3…14）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变量，则所提取的因子Fi（i=1,2,3,4）的得分函数计算公式为iijiF=∑βα（1）然后再根据方差贡献率，可以计算得出保险公司的样本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得分F，其函数表达式为：4321+++=12599.020103.023461.025082.0FFFFF（2）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公共因子得分及总得分。通过操作SPSS软件，再利用EXCEL对保险公司进行排名。由结果看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结果较好的有前15家，如安联、苏黎世、中国天安等前15家高于财产保险公司平均水平；人身保险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结果较好的有前9家，如中国珠江、邱博保险、长生人寿等9家高于人身保险公司平均水平的公司。

（三）财产险与人身险公司的杠杆比较

由于上市的保险公司数量有限，所以为了方便计算，本文采用简化公式计算总杠杆系数、财务系数和经营系数。总杠杆系数：IEBItCEBITDTL−+=（3）财务系数：IEBITEBITDFL−=（4）经营系数：EBITCEBITDOL+=（5）公式中，EBIT为息税前利润，由于未能得到完整数据，本文采用利润总额和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之和代替，C为固定成本，本文采用了保险年鉴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业务管理费以及销售费用之和代替。I应是利息费用，但就保险公司而言本文采取财务费用代替。根据杠杆系数公式可得以下结果：由于中国北部湾财产保险公司的总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为负值，不符合杠杆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剔除了这部分公司，同时，中国安盛天平、中国渤海、中国华农部分公司的总杠杆值远超过其他保险公司，属于异常值，所以也将其剔除。人身保险公司也是同财产保险公司一样操作步骤。

（四）研究结论

从总杠杆值域来看，财产保险公司总杠杆系数全距为7.8489，人身保险公司的总杠杆系数全距为6.1463，财产保险公司的总杠杆系数全距高于人身保险公司全距，说明财产保险公司的内部竞争力度较大，整体上财产保险公司较人身保险公司面临更高的财务风险。从财务杠杆值域来看，人身保险公司大体偏小，这表明人身保险公司的筹资渠道比较单一，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杠杆值域较人身保险公司值域大，说明财产保险公司的筹资力度较大一些，经过计算数据可以看出46家财产保险公司中有17家面临高达50%以上的负债率，所以，财产保险公司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要高于比人身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从经营杠杆值域来看，财产保险公司比人身保险公司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主要是由于承保质量低，缺乏风险选择；缺乏相关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监管，致使保险公司承受损失。

（五）完善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的建议

1.根据经营环境调整资本结构人身保险公司由于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财务政策，利用公司缓慢的业绩增长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风险，适当提高负债占比，将资金多投放于扩大企业规模这一项目，减少企业的赋税，继续保持较低的财务风险这一优势。另外，对于财产保险公司，其盈利状况较好，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较为乐观，要注意合理配置资产负债的比率，适当采取相对比较稳健的财务政策，例如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股东权益率，使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在企业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企业自身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2.理赔管理和资产多元化配置就保险公司而言，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都应加强理赔管理，防止和减少理赔中的经营风险，努力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对于各项常规审计和专项审计要严格把控，对于经营活动中暴露的问题要及时处理，保证企业资金和财产安全。此外，还应根据相关政策，加强保险资产多元化配置。3.财务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公司对风险管理得当，首先需要具备财务风险防范意识，重视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流动，例如保费支出、赔付支出等关键资金流动要实时监控，严格执行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体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财产保险公司尤其值得注意，要不断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管理者也应具备根据公司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对风险作出科学决策的能力，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柳.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09.

人身险范文篇3

关键词：损失补偿原则；人身保险；代位求偿原则；医疗保险

一、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险学原理分析

首先，在保险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发源于近代的意大利的海上保险，当时意大利商人通过签订一张船舶承保单，约定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无效；如中途发生损失，则合同成立，该损失就由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承担，因此在近代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基本职责就是当被被保险人发生经济损失时，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事宜。海上保险被人们公认为是现代保险的萌芽，因此人们也普遍接受保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被保险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及损失。在世界各国学者对如何定义保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损失学说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损失学说将保险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制度安排，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在赔偿中应该遵守如下规定：“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不赔偿；损失多，赔偿多；损失少，赔偿少”。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损失补偿原则是贯穿于保险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始终。

其次，根据对保险基本职能分析也可以得出在保险实践中必须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结论。保险职能是保险内在的固有职能，它主要由保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根据前文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产生后其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两个职能时相辅相成的，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最终目的，分担风险是保险处理事故时的技术方法。保险损失补偿职能主要目的是，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在获得保险赔偿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经济状态或物理使用价值，因此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而其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额外的收益。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保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补偿灾害事故损失的需要。坚持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理赔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在保险理赔中坚持损失补偿原则可以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若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赔偿，则违背了保险的职能，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反过来，若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超过了自身实际损失，被保险人就会获得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如果在保险实践中对被保险人这种行为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造成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损失或欺诈保险，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影响。所以损失补偿原则是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约束及其合法利益的保障。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理

（一）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它是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用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摊其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从而使被保险人既能获得充分赔偿但是也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

（二）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原则是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时，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如果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赔偿责任后，依法就取得了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的追偿权。与此同时，被保险人就失去了相对应的相关权利。若没有代位求偿原则的约束，被保险人就有可能从第三者和保险人处同时获得了赔偿，即双重赔偿，倘若这双重赔偿的金额超过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就可能获利，这与保险的补偿性原则相违背。

（三）委付原则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早场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委付是被保险人放弃物权的法律行为，在海上保险中经常采用。

三、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保险业务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原因就是：保险的本质就是损失补偿，分摊风险。因此损失补偿原则运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保险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但是，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宽，保险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保险所具备的损失补偿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保险损失补偿性是指：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的目的是使被保险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经济状态。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主要来说就是保险标的的使用价值，物理形态等通过保险金赔偿能够得以恢复。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通常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两种的保险标的显著不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而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诸如人的生命、身体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的保险利益也是无法估价的，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死亡等事件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保险金所能弥补的，保险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缓解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所以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损失给付。

损失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则主要取决于对人身保险的性质判断。若人身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质的合同，如健康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保险中的医疗支出部分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因此这时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而人寿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事故的死亡保险则属于定额给付性质，此时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我国《保险法》中对于人身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1）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2）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已死亡，已无补偿的替代性可言，这与保险代位权所体现的填补损害原则相悖；（3）更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各州对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特别排除人寿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也不适用保险代位权，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如果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代位权，则可适用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大多数法院所认可。

由上可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但是，保险代位权是否能适用人身保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其人身利益又具有专属性，如果允许保险代位权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那么民法中与人身权益相关的其他规定，如代位权制度中规定专属于债务人的债权不能代位行使等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因此，目前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只能结合各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四、人身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结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具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适用于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接下来结合一些保险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2005年5月，王先生在外出旅游途中所乘坐的汽车被迎面驶来的运货大卡车撞击倾倒，王先生当场重伤，入院治疗后不久救治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在调查后，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货车司机李某负全部责任。经协商后，李某向王某家人赔偿了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元。同时，按照法院裁定，由李某向王某家人支付了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在事故发生前，王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此案中，王先生是否可以获得1万元的保险金？

人身险范文篇4

1.团体人身险业务承保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近几年来，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保险公司竞相加大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开拓力度，团体人身险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业务的快速发展与恶性竞争使承保风险日益突显，

1.1承保方案设计不合理风险。

一般来说，企业的保险保障需求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为此保险人必须利用多款产品设计综合的承保方案，如果方案不合理，将带来巨大的承保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保额过度集中，不能得到较好地分散；二是保障范围过宽，使赔款大幅上升；三是费率下浮幅度大，致使保费严重不足。这些都会使赔付率攀升，导致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出现亏损。

1.2行业风险与职业风险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行业与职业层出不穷，潜在的作业风险也各异，如煤炭、化工、建筑、远洋运输等行业风险较大，在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表中多属于“拒保职业”；有些企业虽然不属于高风险行业，但可能会有一部分职工的工作环境属于高风险范围，比如野外作业、高温、高电压作业等,因其事故发生率较高，容易导致出现大额赔款。

1.3逆选择风险

逆选择风险主要是指投保人所进行的对其自身有利，对保险人及全体投保者不利的选择。团体人身保险业务的逆选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被保险人的逆选择风险，往往风险大的员工希望参保；二是保单持有人的逆选择风险，也就是说风险较大的团体投保欲望强烈，实务中团体人身险保单持有人的逆选择风险要比单个被保险人的逆选择风险难以预计得多，也难以控制得多。

2.团体人身保险核保管理现状

近几年来，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团险团体人身险客户来自不同的行业，其承保条件（费率、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可以谈判，使团体人身保险的精算、组织架构和销售管理都呈现与个险不同的特点，核保管理也较为复杂，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核保人员作业技能欠佳，核保手段落后

团体人身险的基本特点是单笔业务的整体性、成员的低逆选择性、保险需求的个性化和承保条件的可谈判性，风险分析时往往涉及精算、财务、法律法规等知识，这就要求核保人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有许多核保人员由于自身素质及实践经验不足，不能灵活地合理地进行风险评估与定价，不能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影响了团体人身保险的健康发展。

2.2信息资料不充分缺乏经验数据

团体人身保险核保对团体经验数据及既往案例有很强的依赖性，而目前恰恰缺少这些信息的来源渠道，从团体投保来看，很少有单位能提供其往年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各保险公司积累的经验数据较少；目前各保险公司团人身险方面的资源没有实现共享，这就导致了即使核保人员考虑到了风险，却由于缺乏量化的、经验性数据支持而不能做出恰当的风险处置。

2.3行政干预现象严重

在团体人身保险业务经营中，管理与发展的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潜在风险较高的团体人身保险业务，下级公司往往迫于上级公司下达的保费的压力，通过行政干预强行而承保，团体人身险核保的价值得不到体现。

3.加强团体人身险核保管理，创新核保手段，有效提升承保风险管控水平

国内外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发展表明团体人身险盈利与否关键在于公司的管理水平，尤其是与处于风险控制核心地位的核保管理水平有关，因此当前必须创新团体人身险业务的核保手段，有效的提升承保风险管控水平，使保险公司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稳健经营。

3.1建立培训认证体系，提高核保力量素质

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对核保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培训与认证体系，做好核保专业力量的培养，同时要将基层公司核保权限与核保人员层级进行挂钩，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风险额与风险分析能力的匹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体现核保人员的价值。

3.2制定和落实与团体人身险业务匹配的核保前置制度，实施差异化核保

团体人身保险客户千差万别，其承保条件（费率、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均可谈判。因此，在前期客户沟通阶段核保人员就应该介入，核保人员应当制定相应的资料搜集方案，对客户的风险做全面的分析，对报价给出风险提示并提出风险控制建议；当然，可以根据规模、风险程度制定介入的深度，但核保前置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等到后续签约阶段在由核保人员审核控制风险，基本上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保险公司内部不同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业务结构、市场竞争状况及经济文化均有差异，公司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策略不同，营销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所以团体人身保险核保制度要有一定的弹性，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核保。

3.3重视经验数据核保

历史经验数据对团体人身险核保来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核保人员必须关注历史数据，要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整体的历史数据上，如企业历年的赔付率、长期以来人员的流动情况等，而不要将核保精力分散于个别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大小、历年理赔金额等方面。

3.4建立系统内部分保与再保相结合的承保机制，有效防范巨灾风险

各保险公司及其所辖机构承担赔付风险的能力不同，特别是目前保险公司多实行短期险业务赔付率、手续费与费用率捆绑考核的情况下，一旦发生重大保险事故，会导致分支机构的经营因巨额赔款而产生大的波动，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保险公司的上级机构应建立内部分保机制，即由上级公司建立保险基金专户，对超过一定额度的赔款，由上级公司分担；当然，对于超过保险公司整体承受能力的高风险业务，仍要通过再保险来转移风险。这样，可通过建立系统内部分保与再保相结合的承保机制，有效防范巨灾风险。

人身险范文篇5

业内人士指出，《精算规定》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强监管、限制不规范商业行为，它的出台，是中国寿险经营和寿险监管走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精算规定》大势所趋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人身险产品，都是各家保险公司按照自己的精算标准设计产品并向保监会报备，而保监会对这些产品并没有统一的精算规定。

《精算规定》规定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有关的精算标准，主要包括产品设计与定价、保单负债(责任准备金)评估、分红保险的分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定价、万能保险结算利率等，这意味着今后保险公司新型人身险产品的价格制订、收费标准、红利分配等都将处于严格的制度监督之下。此举一方面能促使保险公司建立科学的负债评估制度，防止风险积累，使保险公司产品开发和精算工作有章可循，为偿付能力监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提高了保险产品的透明度，限制了不合理的收费，亦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它还将限制一些不规范商业行为，有力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以及行业和消费者利益不受侵害。

一位保险专家指出，《精算规定》的出台是大势所趋，它对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控，规范和维护行业健康发展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分红健康险将全部停售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深圳各寿险公司都有新型人身保险产品，且销售势头不错。记者日前在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采访时了解到，该公司两款分红型产品销售占新契约保单的50%。可见，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保障功能的新型人身险产品颇受市场追捧。

《精算规定》将于7月1日起正式执行，届时分红、投资连结和万能保险产品等新型人身险产品将全部按照新的规定进行调整，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将会退出市场，而在7月1日前已经生效的该类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仍将按原保险合同内容执行。

《精算规定》还明确规定:“分红保险可以采取终身寿险、两全保险或年金保险的形式，保险公司不得将其他产品形式设计为分红保险。”这意味着分红健康险将于7月1日起全面退出保险市场。

停售是否引发抢购风潮

具有投资功能的新型人身保险产品近年来逐渐趋热，与此同时，关于保险业务员误导事件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避免出现大面积误导和短期行为是《精算规定》出台的动机之一。

从《精算规定》出台到正式执行尚有一个月时间，会否出现业务员借部分新型人身险产品将停售之机误导投保人引发市场抢购风潮呢?

人身险范文篇6

一、保险的补偿性

从保险的起源及其风险管理的功能上看，保险事实上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对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由于保险是一种“由大多数人分但少数人损失”的制度，涉及的只是纯粹风险，人们通过保险是不可能获得保险标的价值以外的收益的。即人们通过保险所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保险标的的价值水平或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保险标的价值的下降，而绝不可能从中获取额外利益。因此，从资金的财务管理上看，将资金用于购买保险，所投资的是一种纯粹风险；而如果将资金用于其他具有获得可能的投资，则投资的是一种投机风险。这也正是保险与及其它投机行为的区别所在。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经营的本质和核心所在。

二、保险的补偿方式

由于不同保险产品的存在，具体的补偿方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不同保险产品的特点，从补偿金额确定的时间上划分，保险的具体补偿方式可以分为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与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两类。根据补偿方式上的这种区别，又可将保险产品划分为定额给付型保险和损失补偿型保险两大类。

所谓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指在某些保险产品的补偿上，由于这类保险产品本身的特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就事先约定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应当补偿的保险金额。当保险事故发生且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时，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金额给付保险金。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只适用于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能够事先确定，或者只能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定额给付型保险；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对保险标的造成的实际损失范围内给付保险金。根据这种补偿方法，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前，往往需要一个对实际损失进行评估的过程。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适用于那些补偿金额无法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损失补偿型保险。对于某一保险产品，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补偿方式，应该根据该种保险产品的性质而定。

三、人身保险的补偿

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在“财产保险合同”部分使用的是“赔偿”，在“人身保险合同”部分采用的是“给付保险金”。当然，财产保险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补偿型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在定损的基础上再确定应该给付的保险金额，适用的是事后确定保险金的补偿方法。使用“赔偿”是恰当的。但是，由于人身保险一般可以分为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三类，它们有各自的特性，并非都是定额给付型保险、都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许多人身保险，如医疗费用型保险，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的费用损失情况只有在治疗结束，即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确定。因此，与财产保险一样，应该属于损失补偿型保险，应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外偿方式。《保险法》笼统的使用“给付保险金”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正是这种不准确的表述，导致长期来，许多人错误的认为人身险与财产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适用补偿，后者不适用补偿。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于“人身无价”，人身保险根本就不应该适用补偿原则。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述，经济补偿性是保险的根本目的和功能，保险金给付方法的不同不应该影响保险的这一属性。人身保险中某些险种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是由这些险种的特性所决定的。所谓“人身无价”，实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尽管从人性的角度说，人身的确是无价的，但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价值是可以衡量的，特别是将人身作为标的进行保险的时候，特定人的经济价值何以通过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评估，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进行量化。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正是通过对被保险人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评估其价值，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可保、或者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承保。一般地，保险人绝对不会接纳一个创造财富能力很低的人投保的高额人寿保险。另外，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之所以会在投保规则中规定同一类险种某一投保单位的最高投保限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保险金额超过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从而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

因此，尽管《保险法》对人身保险的补偿方式作了有别于财产保险的表述，但并不代表《保险法》否认人身险的补偿性质，也不能说明《保险法》一定要求所有的人身险都必须采取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即定额给付的方式。双方当事人是可以根据险种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补偿方式的。具体而言，对于人寿保险或某些需要定额给付的人身险，由于在投保之时就可以预测保险事故发生后导致的损失，因此，事先确定保险金额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这些人身保险，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习惯。就应该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形式。但对于某些事先无法确定保险金额，而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通过损失程度的评估来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如健康保险中的费用补偿型保险或者意外医疗保险等，就应该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

当然，对于某些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由于保险期限一般较长，在此过程中被保险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消费水平、医疗费用等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使得投保初期确定的保险金额与保险事故发生时实际损失的价值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相对而言，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的补偿性显得不如损失补偿性人身保险的补偿性那么明确和具体。而且，在经营环境不好，同业协作程度差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因重复保险和重复赔付而使最终的赔付金额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况。但总体上讲，这只是保险经营环境和经营技术上的问题，是能够通过经营环境的改善和经营技术的提高而逐渐加以克服的，与人身保险的补偿性质本身没有关系。

四、损失补偿型人身险存在重复保险或者其他第三方在先给付时的补偿

由于保险是一种补偿，通过投保不允许获得高于保险标的价值的收益。但是对于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许多人基于上述“人身无价”的理解并结合《保险法》第68条“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规定，认为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在存在重复保险，或者被保险人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全部或部分补偿的情况下，尽管保险合同中已经规定“在有第三方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保险人得以免除给付责任或者仅在剩余部分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但由于人身险不适用补偿原则，根据《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上述合同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补偿，保险人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全额给付保险金。这种理解与保险原理及立法原意都是不相符的，上文已就人身险的补偿性作了讨论，下面仅对《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理解作一说明：

首先，《保险法》第68条并未说明在重复保险，或者虽然不存在重复保险，但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全部或者部分补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话，保险人是否应该重复赔付的问题。事实上，《保险法》第68条仅仅规定了“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保险事故时，不适用追偿或者代位求偿原则”的情形，并没有提及其他情况。因此，本条与重复保险以及被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的情况无关。

其次，《保险法》第68条事实上是对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如何处理所作出的强制性规定。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可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其二，第三人积极侵害债权。但是《保险法》第68条所规定的情形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之任一种。因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法律规范，在这里强调的是同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它要求合同责任的主体与侵权责任的主体是同一的。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则要求行为人有侵害债权的故意。即行为人不但明知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保险法》所规定的上述情况显然不具备上述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的情形。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制度进行处理。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法律根据保险合同的特点，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结合保险的社会功能并考虑到保险合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赔偿范围的不同，作出了权利人可以同时分别向保险人和侵权人索取赔偿的规定。可见，该条与保险的补偿性没有直接关系。抛开“第三人侵权”这一前提，想当然的作出“因为法律规定不允许追偿，所以人身险中不存在补偿，进而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应该得到重复赔付”的结论是既不符合立法原意，又不符合逻辑的。

人身险范文篇7

中国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险业飞速发展：1980年以来，中国保险业务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2001年全年保费总收入达2112.28亿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保险密度（人均年保费收入）为168.98元（198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42%和3.16元）；有中外保险公司53家，中国保险业总资产为4591.07亿元，较1992年增长了8倍；保险中介机构170家。此外还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2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200余个代表处。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80～1985年的恢复阶段。中国在1980年和1982年先后恢复国内财产险业务和人身险业务。这一阶段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产寿统一经营，险种单一，且保费收入中财产险份额大大高于人身险；（2）1986～1991年的平稳发展阶段。以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兵保”）成立为标志，区别于前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出现了包括新疆兵保、太平洋、平安等在内的4家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保独家垄断的格局在形式上被打破；（3）1992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以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为标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明显区别于前两个阶段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保险业实现产寿分业经营，保费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人身险份额超过财产险；保险险种迅速增加，保险服务改善；保险监管的组织体系和法规体系逐步建立，中国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竞争新格局。

二、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和构成

（一）保险市场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增长很快。截至2001年底，年保费收入达到2112.28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688.24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1424.04亿元。1980～2001年，年平均增幅达30％以上，其中人身险业务的增长速度快于财产险业务的增长：1992～2001年间，财产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比)，人身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29％(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比较)。以1997年为分界点，保险业务发生结构性变化。1997年以前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一直大于人身险的比重，1996年的财产险保费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1.50%，人身险保费收入占38.50%。1997年人身保险业务首次超过财产险业务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55.53％，财产险为44.47％。2001年人身险保费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7.42％，财产险为32.58％。人身保险业务比重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市场开发程度看，2001年保险密度达到168.98元人民币，保险深度为2.2％，若按1999年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387.3美元和保险深度7.52%的平均水平计算，中国9万亿GDP的经济总量年保费收入应在6800亿元左右，而目前的年保费收入水平仅不足这一水平的1/3，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图11985～2001年保费收入变化趋势

图21996～2001年保费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图31985～2001年保险密度变化趋势

图41985～2001年保险深度变化趋势

（二）保险业务的险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1．财产险的传统主导险种在财产险保费收入中仍居主导地位

表11999～2001年财产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中国保险年鉴》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3年来财产险的主要险种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保费收入占财产险总保费的85％以上。其中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作为传统主导产品，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60％左右并略呈上升趋势，2001年全年累计保费收入达421.72亿元，占财产险全年总保费的61.28％，较1999年增长1.84个百分点；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比重略呈下降趋势；家财险等分散性险种的比重有上升的势头。

2．随着投资型险种的推出，以养老保险等传统寿险产品为主的人身险业务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21999～2001年人身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及保监会资料整理。

1999年以前，以保障功能为主传统寿险产品占人身险年保费的90％以上。1999年以来由于包含保障和投资功能的新型寿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和万能保险相继推出，一方面使保费收入实现高速增长，2001年人身险保费较2000年增长42.15%；同时，险种结构发生变化，2001年传统寿险产品保费收入占全部人身险保险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88.09%降至62.07%，而分红保险保费、投资连结险和万能保险占全部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则分别占到19.07%、7.49％和2.83％（见表2）。

（三）保险市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基本分布特征导致中国保险业发展也不平衡：以上海、深圳、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保险需求量大、保险公司集中、竞争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中，位居第一的广东省保费收入为195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9.26％，其余依次为上海（8.55%）、江苏（8.46%）、浙江（7.36%）和山东（7.27%）。保险业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5省市保费收入为861亿元，占全年总保费收入的40％以上，而居于后5位的甘肃、贵州、海南、宁夏和青海保费收入仅为63亿元，占年保费收入不到3％。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观，保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三、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和构成

保险市场的准入一般有审批制和核准制两种方式，中国对进入保险市场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主体逐渐增加。

（一）中资保险公司的发展和构成

中资保险公司的设立主要依据《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有关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规定，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成立。中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设立形式，实行产寿分业经营。在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

独资公司4家，股份制公司15家；按业务内容分：6家为寿险公司、10家为产险公司、2家为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96年拆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财产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于2001年都一分为三，拆分为集团公司、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和1家再保险公司（参见附录1）。

——投资主体和股权结构。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全部由国家直接投资，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东必须是经中国保监会审批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企业法人或国家允许的其他组织。目前股份制公司的股东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平安保险、新华人寿为代表的部分股份制保险公司开始与国外金融保险企业合作，吸收部分外国资本。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为例，其主要国内股东（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又吸收了摩根•士丹利投资有限公司和美国高盛有限合伙集团公司的投资；新华人寿在2000年8月成功地向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等4家国外保险公司和金融集团增发了总股本24.9%的股份，在国内保险企业中率先实现了资本国际化；华泰和泰康也先后成功地实现对外融资；正在筹建中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合资）的中资股份开始了吸收民生银行、新希望集团等民营资本的尝试。可以看出，目前中资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正向既有内资又有外资，既有国有资本又有民营资本的多元化资本结构方向转变。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中资保险公司一经成立，可以在核定的地域范围内全面提供保险业务服务，一般没有服务对象和范围的限制。根据有关规定以最低资本金额设立的中资保险公司设立时，全国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3家分公司，区域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两家分公司，增设分支机构需中国保监会审批。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除新疆兵保、天安等5家产险公司为区域性以外，其余均为全国性保险公司。

——保险投资结构及投资收益。中国保险公司可用于保险投资的资金包括权益资产、保险准备金和短期负债等其他资金。为保证保险投资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中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其中“其他资金运用方式”目前已有短期拆借、购买AA＋级企业债券和通过证券基金间接进入股市。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和投资证券基金的比例和方式按《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进行（以购买中央企业债券为例。管理办法规定，保险公司购买的各种企业债券余额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总资产的10％，且同一期债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该期债券发行额的10％，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两者以低者为准。而对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则规定，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中国保监会核定。投资于单一基金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保险公司可投资基金资产的20％，且不得超过该基金份额的10％，保险公司进行该项业务可直接按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办投保席位或在具有证券委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的席位上进行委托交易）。从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看，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保险资金运用额的一半以上（52.4%），其次是国债（21.6%），其余依次为证券投资基金（5.5%）、金融债券（4.38%）、企业债券（2.35%）等（见图5）。而从各保险投资品种的投资收益看，以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最好，2001年为16.29%，但所占投资比重不大，仅为保险资金运用额的5.5％；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2001年的资金运用平均余额收益率和可运用资金平均收益率分别仅为4.30%和3.89%；从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收益情况看，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好于产险公司，股份制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普遍好于国有独资公司。以2001年为例，除华安2001年的可运用资金平均余额收益率低于中国人保外，其余股份制公司的收益状况皆好于国有独资公司（见表3、表4）。图5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

表32000、2001年主要投资品种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独资公司占主体地位，股份制保险公司快速成长，但内部发展并不平衡。1992年以前，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中国人保一直占有中国保险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和成长壮大，其所占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01年，虽然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仍分别占有人身险和财产险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7.05％和73.91%，再保险市场也由中国再保险公司一家垄断经营，但以平安和太平洋为代表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发展迅速。2001年，平安寿险和太平洋寿险分别占到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28.13%和

表42000、2001年各中资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10.07%；太平洋产险和平安产险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则分别上升至12.43％和9.71％，且这一比例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保险市场特别是人身保险市场已从由一家垄断发展成为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竞争格局。

表5中国保险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二）外资保险公司的增长和构成

根据中国有关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除了要具备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资金、技术等条件，还要符合其他谨慎性条件。例如，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具备：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所在国家或地区应有完善的保险业监管制度等条件（目前在华设立代表处的200余家外资保险公司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上述条件）。在设立形式上，外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合资和分公司两种形式，其中外资寿险公司采取合资形式，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但投资比例不能超过50％；外资产险公司采取分公司的设立形式，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内将取消对产险公司设立形式的限制。从1992年首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开始，外资保险公司正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见图6）。截至2001年底，中国保险市场共有外资保险公司33家，其中外资寿险公司21家，外资产险公司12家；按设立形式分，19家外资寿险公司是合资公司；12家外资产险公司和1家寿险公司（美国友邦）是采取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形式（参见附录2）。

图6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情况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外资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保监会核定的业务范围、地域范围和对象范围内从事保险业务活动。目前外资公司主要是在已开放的广州和上海两地设立营业性的分支机构，基本业务范围为“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下列的部分或全部：(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与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交纳的人寿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4)经批准的其他业务”。根据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承诺，外资公司在入世两年内

可以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业务，寿险业务也将逐步从个人寿险扩大到团体险、健康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3年内逐步放开直至取消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地域范围限制，外资公司将逐步取得与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业务范围。事实上，中国地域开放的速度快于开放时间表的承诺，以北京、天津为例，根据时间表应在入世两年内开放，而美国友邦、光大永明分别于2002年和1999年在两地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

——保险投资。由于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后，外资保险公司的保险投资渠道与中资保险公司一样，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其总体投资收益与中资保险公司的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但各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收益水平有所不同（见表6）。

表62000、2001年各外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外资保险公司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2001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2.82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1.55％。其中，人身险实现保费收入27.78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1.95％，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5.04亿元，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保险公司保费在总保费收入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外资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远远高于其所占总市场份额比重。以上海和广州地区为例，2001年上海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2.84亿元，占地区保费的12.7％。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20.21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4.4％；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为2.63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6.65％。广州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保费收入7.01亿元，占地区保费收入的8.61％。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6.63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的11.82％；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0.38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1.5％。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保险公司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在未来3～5年内，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从政策层面上看，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是中国深化保险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吸收外资保险公司参股、组建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将是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在数量上的限制；第二，外资保险公司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内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市场潜力的国家之一，而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在资金实力、信用等级、保险产品开发创新和销售技术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已进入中国的保险公司主要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世界经济和保险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经营历史悠久、保险技术高、人才丰富、资本规模大，有的单个公司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中国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总和；二是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以税收政策为例，中资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保险公司仅为15％；营业税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受减免优惠，中资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则在1997年由5％提高到8％（从2001年起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分3年从8％降低到5％，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此外，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自由寻找合作方，没有行业的限制；第三，中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根据保险业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在入世3～5年内，中国将逐步取消在外资保险公司在设立形式、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部分地域开放时间有所提前。

（三）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和组成

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对包括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在内的市场中介机构的强烈依赖。在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已相对成熟、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保险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保险中介的作用十分突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中介特别是保险人发展较快并在保险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1998年40%以上的财产险保费收入和80％以上的人身险保费收入来自保险中介和个人，航空人身意外伤害险的100％来自兼业，目前由保险招揽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保险经纪和保险公估机构则分别到1992年和1993年开始恢复和设立。截至2001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机构170家，其中保险公司127家，保险经纪公司17家，保险公估公司26家。在监管和法制建设方面，2000年颁布实施了《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1月同时出台了《保险结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和《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由中国保监会依法对其进行监管，并开始对保险中介人的资格进行审定和培训。但相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而言，保险中介机构发展滞后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险中介发展不平衡。中介主体除保险人外，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数量少，规模小；人以兼业和个人为主，专业人发展较少。二是对保险中介人的准入控制不严，保险中介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普遍较低，导致保险人非法垄断保险市场、恶意、公估行为行政化等现象。以人为例，有的兼业人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垄断本行业的保险业务，将所经手的保险业务变成强制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要高额手续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产险公司的大量应收保费滞留在人手中，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中国保险业监管现状

（一）监管模式

作为金融业的3个组成部分之一，世界各国政府对保险业都实行监管。监管的基本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以英国为代表，它着眼于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和保险人的自主决策，强调竞争性，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种模式主要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产负债比例，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免受由于保险人不履行其财务义务而引发的风险；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它在严格控制市场主体行为以保护投保人的同时，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也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模式着眼于市场行为监管，力图保证保险价格、产品和交易行为的公正合理，强调对市场准入、保险条件和费率的预防性监督。这种模式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兼及市场行为监管的方向转化，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法律体系不健全、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弱、信息不充分、缺乏建立良好保险秩序的配套设施等现状，监管采用的是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对保险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

（二）监管机构的演变

监管机构是监管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机构，共同对保险业实施监管，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就是以州政府为主的州和联邦两级监管机构，各州保险部的经费从保险公司上缴的营业税中按不同比例提取；德国的保险监管工作也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对全国720家大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各州政府监管只在一州内进行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险监管的预算来自联邦政府，其中的90％根据各公司的毛保费收入进行摊派。中国保险监管的机构演变主要是两个阶段，即1998年前由中国

人民银行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和1998年后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前一阶段对保险的监管是分割的，中资保险公司由央行保险司监管，外资保险公司及其在华代表处的监管由央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保险处负责，而对保险公司的稽核则由央行稽核局负责。随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1个派出机构于2000年组建完毕，至此保险监管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保监会的事业经费由财政拨款，其经费主要来源是由中国保监会向各类商业保险公司和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征收的保险业务监管费（征收比例为：（1）财产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2‰收取；（2）长期人寿险、长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2‰收取；（3）保险中介机构按当年代办保险业务营业收入的2‰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的上缴采取按季预缴，年终清算的方法），实行收支两条线。

（三）监管的具体内容

中国目前采取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并重的监管模式，监管的具体内容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机构的监管

实质上是对保险机构市场准入资格进行审定，对其应履行的义务及市场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监管。目前中国对保险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发放保险公司许可证方面的控制比较有力，对公司设立的资本金要求、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都比较严格，但由于目前监管依靠非现场检查手段对各保险机构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很难保证保险机构的诚实度，因而对于成立后的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持续监管则显得乏力。

2．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的监管

在严格的监管模式下，所有保单条件都必须经过审批。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保单设计能力有限，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较低等不成熟的现状，放宽对保单监管可能引致各家保险公司在费率上进行恶性竞争，导致保费价格失真，从而给保险市场带来隐患，因此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监管实行事先批准制度，即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本保险费率由中国保监会制订，主要险种的非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和非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拟定，并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财产险费率和人身险费率监管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第一，财产险费率监管逐步放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监管的主要险种减少。财产险的主要险种由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39种减少到现在的4种，且由保监会制定费率的仅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一种险种；二是车险的费率改革。2000年10月1日起，保监会率先在广州放开车险费率，这标志着中国对保险费率的监管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第二，人身险费率监管趋向合理化。目前人身险中，只有航空意外伤害险一种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20元/人次的保费规定，而对其他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的费率都采取事前备案制，通过制定各种精算规定，对各险种费率构成的主要指标进行控制，达到将费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以对人寿保险的费率监管为例：《人寿保险精算规定》规定，“保险费应当根据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等事项采用换算表方法进行计算”，同时，又规定了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的范围等，保险公司据此规定精算出的保险费率报保监会备案。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的灵魂，也是中国保险监管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从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模式发展。中国目前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标准使用的是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的规定为：“财产保险、短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中较大的一项：（1）本会计年度自留保费减保费税收后人民币1亿元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以上部分的16％。（2）最近3年年平均赔付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0元以上部分的23％。对于经营期间不满3年的保险公司，采用第1项规定的标准。”“长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之和：（1）一般寿险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4％和投资连结类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1％。（2）保险期间小于3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保险期间为3～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5%，保险期间超过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和其他险种风险保额的0.3%。在统计中未对定期死亡保险区分保险期间的，统一按风险保额的0.3%计算。”）原则，中国保监会的干预界限是以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与此标准的比较来确定（根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当实际偿付能力小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保险公司必须采取措施并向中国保监会说明；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50％或连续3年低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中国保监会将对其进行重点监管，监管期间，必须公司不得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或支付红利、分红，保监会可责令其采取办理再保险业务、业务转让、停止接受新业务、增资扩股、调整资产结构等方式改善其偿付能力状况；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30％或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财务继续恶化，可能或已危及被保险人和适合公众的利益时，中国保监会可以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监管机构主要通过要求保险公司定期上报会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有针对性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等手段对各保险公司的资本额、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准备金、保险投资以及其他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合规性监管，以达到对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

首先，保险公司开业之前对其最低资本加以规定（全国性公司5亿元人民币，区域性公司为2亿元人民币），这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石；在公司成立后，必须将其注册资本的20％作为法定保证金存入中国保监会指定银行，专用于公司清算时清偿债务，同时规定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短期健康保险、再保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直至达到总资产的6％。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是最基本的风险缓冲基金。

其次，准备金规定。保险公司是典型的负债经营型企业，对保险公司保险准备金的真实性和充足性监管是保证偿付能力监管的又一道防线。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由各保险公司将其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报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由于精算水平等技术力量方面的限制，中国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由《保险法》统一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按有效人寿保单的全部净值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经营非寿险业务的，从当年自留保费中按照相当于当年自留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中国对准备金的监管特别是寿险准备金的监管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没有合格的寿险精算师和未能建立起适当公允的寿险准备金计算方法。

第三，投资监管。保险投资收益是增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途径。投资监管的目的是通过对保险资金来源和保险资金运用方式与投资限额的监管，在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和安全的基础上，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中国目前保险投资监管较为欠缺，保险投资收益低下，一旦保险业务出现亏损，很难依靠保险投资收益弥补亏损。其主要原因是投资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上，抗风险及抗利率变动能力低。以寿险业

为例，寿险保单的保费主要由生命表、利率和经营费率3个因素决定，其中最大的可变因素是利率，在我国目前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而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很难弥补利率变动带来的巨大的利差损。

五、中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主体数量少，规模小，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主导的市场主体结构不利于有效竞争市场格局的形成。

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仅有52家商业保险公司，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数以千计的保险公司数量相去甚远；而4591亿元（2001年）的总资产规模还不及世界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单个资产总额。在市场主体数量和资产规模偏小情况下，4家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总额占到总资产的60％以上，占有的市场分额也在60％以上，而其资金运用收益率却普遍低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这种由于非市场竞争因素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垄断竞争市场，有效竞争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80年代以前保险业长期由国家垄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中的位置在短期内难以动摇；二是目前保险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管制，使许多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入保险市场受到限制；缺乏市场退出机制又使已获取保险执照的公司事实上受到保护，特别是在目前中资保险公司基本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是保险市场已有的公司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实现扩张，融资途径有限，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规模上的快速扩张。

（二）保险投资渠道过窄，投资收益较低，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发展

从国外保险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保险业经营活动已经从单纯经营负债业务发展到同时经营资产业务阶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资（国外保险资金通常可投资债券、抵押贷款、股票、不动产及保险贷款等。不同国家投资重点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股票和不动产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途径，而日本则以保险贷款为主）所获收益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美国和日本2000年的综合赔付率都超过100％，美国的综合赔付率更高达110％），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保险投资也在金融市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保险投资范围极其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和国债等固定收益类的金融产品上，投资收益低下，抗利率变动能力低。在目前赔付水平较低（以2001年为例，全年综合赔付率仅为50％左右），保险业务经营还有较大盈利空间的情况下，依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稳定，矛盾还不突出（事实上，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给寿险业带来的数百亿的巨额利差损，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已很难奏效）。随着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当保险业务经营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亏损时，保险公司通过合法的保险投资不能有效增强其偿付能力，一旦面临投资收益不足以弥补保单亏损时，可能进行地下非法投资活动，以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使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加大，造成金融市场混乱，也加大了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造成中国保险投资渠道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投资环境远未成熟客观上限制了保险投资渠道拓宽。以证券市场为例，1999年10月起，保险投资渠道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但受制于中国证券市场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证券基金吸纳保险投资的有限能力，导致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不稳定，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投资中的比例有限。无论从投资比例和投资收益角度，证券投资基金还只是一种尝试；二是保险公司面对投资风险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对保险投资渠道进行谨慎限制，实行严格监管。比如：在《保险法》颁布实施之前，对保险投资监管较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不动产，企业贷款，不计风险，结果形成巨额的呆账和坏账至今未能消除。

（三）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影响其监管的有效性

要保证任何一项监管的有效性，首先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必须是独立的，尤其经济上必须相互独立。而作为中国主要监管机构的中国保监会在经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后，从1999年度起向作为监管对象的各商业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征收保险业务监管费，虽然实行收支两条线，但中国保监会（包括派出机构，下同）的开办费和必要的业务经费开支，中国保监会工作人员经费开支，全国保险市场的信息网络系统购置安装费以及与境外保险公司及监管部门的业务往来、信息交流费用（国外保险资金通常可投资债券、抵押贷款、股票、不动产及保险贷款等。不同国家投资重点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股票和不动产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途径，而日本则以保险贷款为主）等都来源于此，这在客观上已使监管部门与作为被监管对象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等在利益上挂钩，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其次，保险监管机构的权威性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另一保证，其重要表现就是是否具有处置权，中国保监会缺乏权威性也表现在此。以市场准入为例，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并没有实际的处置权力。加上中国保监会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对监管对象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往往也流于形式，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干预过多。

此外，在中国目前实行的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并重的监管模式下，比较偏向于对市场行为合规性的静态监管，而忽视了真正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特别缺少对保险机构的动态跟踪分析，使得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很难通过对保险机构市场行为监管实现其监管的目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对准备金提取、保险投资、保单形式等都由中国保监会制定或审批，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险公司的竞争空间，同时也增大了监管难度。

市场经济研究所漆云兰

附录1

中资商业保险公司构成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保险》等资料整理。

附录2

外资保险公司构成一览表

注：表中分公司为独资分公司。

人身险范文篇8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健康保险是指为了人类健康提供保障的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作为标的,在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医疗费用的支出或收入损失时,保险人承担责任的一种人身险。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健康险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加快,也为商业健康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一是总体业务规模不大,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而在我国,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376.9亿元,占2006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1%;2007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超过384亿元,仅占到2007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62%。

二是健康险赔付率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在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加上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二)原因分析

1、专业化程度低。从2005年开始,保监会批复了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通过两年多的发展,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整个健康险保费的占比中还是很低。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384.2亿元中,4家健康险公司的贡献占比不到10%。2006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为376.9亿元,其中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的贡献仅占2.7%。

由于健康险专业化经营目前属于初创时期,专业健康险公司群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比较短,在经营模式上仍处在探索阶段。另外,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对保险人员的医学知识要求较高,而懂医学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销售队伍在业界相当匮乏,使得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较差,从而影响了健康险业务的推广。

2、健康险产品相对单一。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中的健康险险种超过300个,但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并且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相比之下,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同一险种的条款也相差无几。对于需求日益强烈的市场而言,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健康险产品明显过于单一。

3、医疗环境不规范,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即在医药不分的前提下,医院既拥有处方权,又拥有药品专卖权,医药合营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不仅缺乏主观控制医疗成本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滥用医疗服务资源;另外,保险公司和医院、医生之间缺乏直接紧密的经济联系,不能有效监控医疗行为。

二、关于保险公司健康险经营的几点建议

(一)大力推动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中国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必由之路,成立专业的健康险公司是专业化进程中良好的尝试。但是,相对于传统经营健康险业务的寿险公司和经营健康险业务的财险公司,专业健康险公司由于没有大量的人展业和相对成熟的多渠道销售,业务拓展情况不甚理想。这说明,组织形式的专业化并不代表健康险已经实现了专业化。实现健康险专业化的道路任重道远,需要提升专业化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化的核保、核赔和精算体系。

人身险范文篇9

1、财产险产品结构

保险产品结构主要是指各个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所占比重，在财产保险中，有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机动车辆险、责任保险、工程保险、信用保险和农业保险等七项。目前河北省的财产险中机动车辆险一直占据绝对优势，责任险、信用险和农业险比例极低。2008年的河北省财产险主要产品结构如表1。

2、人身险产品结构

人身险中首先分为人身意外险、健康险和寿险三个主要部分，通过比较2006年和2009年的保费收入结构，人身险中寿险保费收入占比越来越大，由2006年的90%上升到93%，人身意外险和健康险的占比却相对萎缩，人生意外险由2006年3%下降为2%，健康险则由2006年的7%下降到了5%，同比下降2%。

河北省的寿险保费收入是以分红险和万能险两个险种为主。例如2008年的寿险保费收入共计374.27亿元，其中，分红险225.9亿元，占全部寿险的60%，万能险65.23亿元，占比17.4%，普通寿险保费收入仅仅53.14亿元。

二、河北省保险产品结构问题

1、产品结构失衡

河北省保险业的保险品种不断增多，截止2009年险种达到3000多种。寿险的品种从最初的几十种发展到千种。2000年以前，寿险市场上以传统储蓄型产品为主，2000年后，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产品以及万能险等新产品相继上市并快速增长，导致目前基本保障型保险产品比例只有14%；财产险市场包括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农业保险，其中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约占到95%。财产保险中又以机动车辆保险和企业财产保险为主，车险一家独大，责任险和农业险的市场份额到2008年尚不足8%，而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6%。河北省是农业大省，2005年河北省受灾面积976.02千公顷，时任河北省金融办副主任樊长坤介绍，农业保险在广大农村是个薄弱环节，当时河北省13家财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公司只有1家。

2、产品同构严重

河北省保险市场的险种针对性和适用性差，条款设计缺乏严密性，不能很好地满足投保人多方面的需要，产品的同构现象有十分严重，导致了保险公司的“重复建设”。在寿险中，保险险种真正形成规模效益的寥寥无几，产品差异性不大。各大公司一段时间都在拼命争夺抢占少儿险市场；市场需求迫切的健康险、团体寿险为例，目前的险种却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在产险上，各公司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大险种上。至于责任、信用、保证、医疗保险等，都处在亟待发展之中。

3、产品创新不足

2004年是寿险的新产品年，各家保险公司推出了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万能寿险，但相对市场的需求，寿险市场的供给并不充足；比如长期护理保险将随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而有广阔的市场，但目前尚无此类保险；财产险险种的创新更慢，险种单一。仅以车险为例，车险经营已有20余年，但从整体看，还处于粗放的方式，表现在产品设计、费率厘定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目前市场上仍是传统的车险产品，非传统产品基本没有，个别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主要是模仿美国等国，储蓄型、返还型等非传统型车险产品非常缺乏。

三、优化河北省保险产品结构的对策

保险产品结构是保险业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应结合河北省实际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着重从开发保障型产品、市场细分和开发农业保险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

1、鼓励开发基本保障型保险产品

保障型保险产品增长稳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经济下滑时期，生病和发生意外对家庭打击更大，因此，不少市民将会借助保障型保险产品转嫁家庭的各种风险；再者，保险是一种稳健的理财产品，经济衰退下会造成股票、基金等资产的缩水，但保险的保障不会受此影响。建议河北省保险企业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发展动态，在保险产品的调整中适度鼓励发展基本保障性保险产品，保障广大居民和单位的基本利益。

2、进行市场细分

当前河北省各公司的产品同构化严重，从之前的少儿险，到之后的万能险、投连险和分红险，都是一窝蜂，当下的重点应该进行河北的市场细分，下大力气开发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产品。可以根据本地需求设计保险附加条款，让客户按需要自由选择，实现个性化保单；针对车险客户再进行风险细分、产品细分基础上，研究个人业务、车队业务的差异，再针对个人业务，对客户的富裕程度、年龄、销售渠道不同对车险产品需求的不同，设计出不同的车险产品。

人身险范文篇10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保险业发展梯度较大，出现了明显的层次区分。第一层次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辽宁、天津、福建等，保险业发展各项指标优势明显；第二层次包括：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湖北、河南、重庆、宁夏、安徽等，保险业发展各项指标居中；第三层包括海南、贵州、青海、西藏、广西等，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

本文选取北京、江苏、河北、湖北、贵州、青海六省市组成样本，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结构层次状况进行代表性分析。

我国六省市保险业发展差异状况

（一）六省市保险业现状比较分析

2005年北京、江苏、河北、湖北、贵州、青海保费收入之比为63.32：55.64：27.65：18.38：5.15：1；保险深度之比为：5.08：1.65：1.74：1.54：1.43：1；保险密度之比为：22.76：4.04：2.53：1.66：0.71：1。河北与湖北的人口之和是北京的8.7倍，而两个省的保费收入之和不到北京的3/4；贵州和青海的人数总和超过湖北省，而其保费收入总和不到湖北省的1/2，不同层次的保险市场保险业发展水平差距大。

从险种状况来看，2005年六省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之比为18.93：26.30：15.06：10.21：4.05：1；保险深度之比为：1.51：0.78：0.81：0.86：1.13：1；保险密度之比为6.69：1.91：1.19：0.92：0.56：1。同期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比为：100.16：79.93：38.07：25.15：6.05：1；六省市人身险保险深度之比为：8：2.38：2.05：2.11：1.70：1，保险密度之比为：35.38：5.81：3.02：2.27：0.84：1。由此可见，样本各险种之间的差异性与各省市保险市场发展差异性相同，第一层次在保险业总体实力以及各险种发展上均居于领先地位，而第三层次均居落后地位。但是就不同险种比较而言，人身险的发展差异性比财产险更加明显，两极分化状况更加严重。

（二）六省市保险业发展状况纵向比较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开始实施，我国保险市场行为逐渐规范，市场逐步进入有法可依、有序竞争的阶段。本文选择1997-2005年六省市九年间的数据，分析保险行业发展地区差异的趋势。

从1980年我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发展不足30年。从六省市九年间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并不是最近出现的新趋势，我国保险市场层次性一直存在，而且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地区间差异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

我国保险业市场发展差异成因分析

（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是导致保险市场层次分割的主因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我国保险业地区层次划分结构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地位完全相符。从本文选取的六省市来看，北京、江苏是我国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其保险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贵州和青海两省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不足北京市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不足江苏省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8，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其保险业发展水平相对也比较落后。

保险不属于生活必需品的范畴，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决定了本地居民保险需求水平和购买保险的能力。北京、江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四省市，河北和湖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略高于贵州和青海省。同时经济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00－2005年间差距显著扩大，同期保险行业各项指标也呈现出了差距扩大的发展态势。

（二）保险市场发展的阶段性是险种间差异的重要成因

从保险业发达国家发展的经历来看，人身保险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财产保险，并且在保费收入数量上远远超过财产保险是保险业逐渐走向成熟的普遍规律。我国的保险市场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从1997年开始，全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第一次超过财产险保费收入。但是从地区来看，北京、江苏等第一层次的保险市场在1996年以前其地区人身险保费收入就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最终拉动了全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超出财产险。湖北和河北1998年才最终实现了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突破。而贵州和青海到2000年才实现了人身险保费超过财产险。

由于各地区保险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虽然六省市保险行业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率先进入人身险快速发展期的北京和江苏市场在保持财产险方面的优势之外，拉大了人身险各项指标地区间的距离。这就导致了地区间人身保险发展差异性比财产保险更加明显。

（三）择优选择是保险业地区差异形成不可忽视的条件

从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以来，各大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其丰富的经验、灵活先进的管理、先进的观念是推动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外资企业选择的业务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是所有外资保险公司的首选。外资企业择优选择的结果增大了地区间保险业已经存在的发展差异性。

人材的择优选择也是导致保险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这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保险从业人员的素质较高，有利于规范保险供给方的行为，这是保险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二，较好的教育使得人们具备风险较好意识和较强的保险购买能力，从而形成质量较好的保险需求方。

择优选择的结果导致集聚效应，使得保险资源更加向北京、上海、江苏等第一层次的保险市场聚拢，从而激化地区间的差异性。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地区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保险业经过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保险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差异性的特征也日益明显，地区保险发展差距不断加大，这一特征在人身险上表现的更加明显；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平衡是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相对应，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等原因，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平衡将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持续存在。

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地区间差异化发展是世界各国保险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保险业发展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适度的差距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现象，但是过大的差距则不利于保险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和缓解地区差异过大的问题。

（一）继续推行中西部经济发展战略，缓解地区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是形成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直接导致了保险业发展的多元性，因此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保险市场差异过大的问题，就必须从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二元性结构状况着手。

现阶段，我国全面推行“中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在保持东南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期间国家通过政策、资金、人材等各方面的倾斜加大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投入，积极扶植和引导中西部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2000年至今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幅保持在8%以上，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日趋平衡，各地区保险市场容量差异日渐缩小，各地区保险行业发展差异性的问题必将得到有效解决。

（二）根据地区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的发展各地保险业

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商品同构性状况十分严重，各地区保险市场所销售的保险产品雷同。我国保险公司的险种开发通常是由总公司集中开发，而后全面铺开销售。出于对经济目标的考虑，保险公司的险种开发和保险商品价格厘定往往只着眼于保险需求旺盛、购买能力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极少考虑其他地区。这就使得我国保险市场商品供给和需求不符的情况十分普遍。发展较为落后的保险市场上实际保险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同时现有的险种供给过剩的矛盾十分突出。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我国地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各大保险公司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完善险种研究和开发机制，应该合理险种开发工作安排，将险种开发从较少人参与的单一部门的“专门”开发模式转化为自下而上众多人参与其中的系统的“专业化”开发模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各地区保险公司参与到险种开发的工作当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风险状况、需求结构，设计出符合各地区保险需求特征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险种，通过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来完善保险商品定价机制，从而解决由于供需矛盾对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的抑制。

（三）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相对落后地区保险行业的后发优势

发挥后发优势是后进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赶超先进的重要途径。保险行业也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发挥后发优势主要是通过学习和借鉴先发展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更高效率的促进本地区保险业发展。

后发展地区要能够获得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就必须打破保险业地区条块分割，加强保险业发展的地区交流，建立效率化的地区间信息交流平台。后发展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目的、有区别的学习先发展地区科学的成本控制方法、先进的营销手段、良好的风险管理技术、优秀的企业营运管理、市场化的险种开发和定价策略等，能够有效降低各种成本，提高后发展地区保险行业的整体效益。

（四）加快保险行业改革，促进保险业协调发展

保险行业改革是促进保险业继续发展的重要助动力。基于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保险行业改革应该结合各地区保险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分步骤的推进，促进各地区保险行业全面和协调的发展。通过保险行业改革进一步完善保险市场运行机制，切实实现保险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导向的作用；通过保险行业改革完善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提升保险供给方把握市场和灵活经营的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发展能力；通过保险行业改革，增强保险需求方的风险和保险意识，激发其保险购买欲望；通过完善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保险业运行的宏微观环境，使得整个行业在科学的框架下持续发展。

（五）实施适当的政策扶植，以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保险业发展

应给予相对落后地区的保险行业以适当的政策倾斜，以鼓励和扶植其继续发展。如美国为了保护市场竞争，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实力弱小的小规模的保险企业的措施，给予其较高的税收政策优惠等。我国应借鉴其的做法，对相对弱小的保险市场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帮助。政策扶植应综合考虑和衡量短期的政策效果和长期政策效果，以培植后发展地区的保险业自我发展能力为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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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华林，李开斌.中国保险产业政策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栾存存.中国保险业增长研究.经济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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