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伤害范文10篇

人身伤害范文篇1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伤害范文篇2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论-文-网LunWenNet]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9.关今华《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人身伤害范文篇3

关键词：自助游；人身伤害；侵权责任

1案例简析

甲某在微信群自助游公告，邀约前往尚未对外开放的某地登山旅游，并对旅游线路、时间安排、费用AA制、装备购置、安全提示及风险自负等事项予以明示，后组团十人出行，乙某作为参与人员之一。后在登山行程中，乙某脱离团队独自行进过程中，从山路坠落，因山区手机信号不好，救助不及时，导致乙某死亡。后乙某亲属提起诉讼，要求甲某及其余八位参与人员共同承担死亡赔偿金等款项总计78万元，其中甲某作为组织者承担20％责任，其余同游者各承担10％责任。甲某抗辩，其仅作为提议者，并非本次自助游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自助游公告中已经对本次旅游线路及安全提示与责任自负等事项。予以明示，乙某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参加本次活动，具备识别活动风险的能力，甲某对乙某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与安全管理责任，甲某对乙某的死亡不具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余八位参与人员的答辩意见与甲某基本相同。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本案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1）通过网络平台邀约开展的户外自助游活动中，参与人员之间的关系、地位、权利义务与责任；（2）提议者的义务与责任；（3）出现人身伤害时，其他参与人员是否应当承担伤害赔偿责任，以及责任的划分与比例。

2相关法律规范梳理与解读

与本案有关的法律适用，主要包括具有法律适用效力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具有参考价值的司法判例与学术观点，现汇总解读如下。2．1基于《合同法》规定分析自助游的性质与参与人员之间的关系。《合同法》作为调整民事合同关系的基本法律，其对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责任做出了周全细致的规制，并将合同法的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等原则贯穿全文。运用合同法原理及具体规则，准确把握自助游的性质及参与者人员之间的关系，系破解责任承担问题的逻辑起点。实务中，对于自助游的性质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关系的认定，主要包括合同法律关系与非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两种不同观点。前者认为，自助游的合意形成，具备提议者要约、参与者承诺的合同订立程序要件，满足意思自治、意思一致的合同成立要件，并具备共同的合同目的；后者认为，自助游参与人员之间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属于非合同法律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宜定性为基于一般信赖关系与共同目的而建立的“情谊关系”或“游玩关系”。本文原则同意后一种观点，主要认识如下：其一，提议者的倡议并不具备合同法意义上的要约条件，其提议目的以自愿、自主、自费组团自助游为目的，不是向特定人物特定对象发出，不包含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以订立合同为目的，更未包括成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其二，提议者的目的，并非是追求法律上的约束，不是创设或变更法律关系，对参与人员的人身、财产关系均不产生影响或束缚。基于前述认识，自助游参与人员之间并不依据合同的相对性互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也不承担合同法上的责任。其关系调整应当适用道德和伦理规范，在违背信赖利益导致损害时，可适用侵权法规则分担责任。2．2基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界定参与人员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要件。根据杨立新教授的观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指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伤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是在伤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确定侵权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及与自己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或者物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我国《责任侵权法》的归责体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三元并立的立法体例。具体条文可参见该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七条“行为人伤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对于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伤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系“公平责任归责原则”，另有学者认为仅属于损失分担方法，系民法公平原则在侵权法领域的具体运用，并非民事责任分担原则。通说认为，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行为、伤害、因果关系、过错四个方面，根据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对过错的要求不同。本案涉及争议，现有司法判例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辅之以公平责任的损失分担方法。对于过错的认定，主要判断依据是是否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可直接适用的规则参见《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先前行为等负有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因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而造成他人伤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场所责任，指公共场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发生致他人伤害所承担的责任。二是组织者责任，指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伤害，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本案争议即属于第二种情形。前述规定的价值在于具体落实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在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作为生存权利，是一绝对权、对世权，基于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以及从社会价值与道德需要考量，应当得到所有不特定他人的尊重和保护。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自助游的合法性、非营利性特征，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自愿、自主、自助、自费关系，并虑及参与人员自身行为能力及对风险的识别与承担能力，各参与者均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除非另有约定或者具有过错的情形下，参与者（含提议者）不对其他参与人员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最高法法官在解读“AA制项下利用网络平台发起的自助游中个参与人的责任与义务只认定”中提出：通过网络交友平台相约开展的户外自助游活动，参与人之间相互平等，不具有管理或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自助、自我管理的关系，形成一个临时性、松散性的团队，各行为人之间具有相互照顾和注意义务，但此种义务是有限的，各参与者均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2．3综合评判提议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注意义务程度与注意义务的范围。鉴于自助游提议者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对其安全保障义务注意程度及注意义务的范围，一般认为应当高于其他参加者，应当承担“善良管理人”而非“一般管理人”的义务与责任。这也是很多纠纷中受害人主张提议者承担更多责任的原因。支持意见认为，提议者提出倡议，提供线路、联系食宿，其居于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地位，应当对内部成员承担更多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注意程度更高，注意内容更广。但反对意见认为，提议者提出倡议以及后续服务行为是基于为其他成员提供便利的纯义务行为，本身不具有盈利性，也不具有管理性与约束力。本文同意后者意见，不能简单认定提议者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身份，并据此加重其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但如果提议者与参与者在身份上具有管理、隶属关系，如教师与学生、上级与下级、配偶或具有监护关系等，或参与人员不具备完全民事民事行为能力时，提议者应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与责任。

3规避自助游风险的对策建议

本案争议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无过错而判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依据《侵权责任法》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定，判令其余九位参与人员每人支付经济补偿金2500元。根据目前司法裁判逻辑与裁判结果，因自助游并不违法，在无法可依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并未过多地干预和影响自助游自身的自主、自愿、风险自济等属性，虽多数判例基于公平原则给予了受害人一定经济补偿，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抚慰与司法关怀。因此，事后的司法救济目前尚显微弱。自助游的风险防控，尚需参与者自身注意程度的提高，并逐步完善立法与社会治理措施，使得自助游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休闲旅游方式能够充分释放其积极效应。具体建议包括：（1）完善立法，将自助游纳入旅游法规管制体系，或出台专项规定，避免目前无法可依的治理困境；（2）完善社会管控措施，建立自助游认证、备案体系；（3）完善社会救助措施，尤其是建立完善自助游行程中的登记、跟踪、询问制度，在尚未对外开放但具有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警示标志，或配置巡逻人员，或建立临时救助站点；（4）配套自助游商业保险制度，有效补偿损失、减轻伤害。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的特色［J］．法学论坛，2010，（02）．

［2］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3］石春玲．论侵权法上的伙伴救助义务［J］．法学杂志，2019，（9）．

人身伤害范文篇4

在校园中，隐性伤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为的对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伤害，另一种则是由于外在物质设施的不当而引起的身体或精神的伤害。本文中的隐性伤害主要是前者，即校园情境中由于教育方法、管理方式、措施的不完善或失当等引起的学生隐性人身伤害。

这种伤害，由于不太明显且发生效应较为迟滞，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它往往对少年儿童脆弱的心灵造成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有的甚至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弥补。

隐性伤害：孩子心底最深的痛

案例之一

1998年，北京某学生因成绩较差无法升学，父母应学校的要求去医院为孩子开具了一张“中度智力低下”证明。不料学校很快将此公布开来，老师在课堂多次当众侮辱学生是“弱智、白痴”，其他学生也常以此来嘲笑、殴打该生，后来该学生被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学生父母向学校提起了赔偿诉讼，要求学校为擅自泄露学生的个人隐私、造成其精神障碍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相应的经济和精神损失。

案例之二

某地一初中女生平时性格内向、自尊心强，有写日记的习惯。一次课间偶然的机会，一女同学无意中发现其书包里的日记，好奇地翻看，并将日记中记录其爱情心理活动的一段文字摘抄下来，汇报给了班主任。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将日记中的有关内容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出来，并斥责说考试在即却不好好学习、作为女生不思检点等。当该生失声痛哭时，老师将此视为对自己的不尊重，说学生“要哭出去哭，知道要面子就别写那样的日记”。消息传开，学校中到处有人对该生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该生觉得再也无脸见人、前途无望，回家后服毒自杀。

这种较为极端的隐性伤害事件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而造成的少年儿童自杀、精神失常等现象并不鲜见。但是，在现实学校生活中，少年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并不都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而大多数只是在他们的心里投下了一丝阴影，其伤害何时会显现，程度如何，却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

案例之三

一位小学生因为写错了17个生字而被老师惩罚倒立30分钟，此后几天一直觉得头疼、恶心，经常呕吐，然而却什么也不对家长说，怕的是老师加倍惩罚他。其母亲这样描述儿子的变化，“原来淘气出了名，现在蔫的像变了个人，一个暑假都很少找伙伴玩，总爱躺着。”

案例之四

一位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少年在离开学校两年后，仍然不想说学校的事，认为老有人欺负他，而当初在学校时，每次考试后倒着排名次的公布方式使他总是第一或第二。他的旧日同桌，另一位因成绩较差而备受歧视的少年则坦言，老师曾找他及其父母做过工作，劝其转学或弃学，以免影响班级的平均分。他承认，在学校里觉得很压抑，并以“再去，我就要疯了”的言语说服了父母，整整一年没有去上学，老师也没有再去找他。

正是由于这些伤害的“隐性”，使我们很难准确地估量它们会给这些成长中的稚嫩心灵带来多大的危害。而当这些伤害引起人们的重视时，往往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难以逆转的极端后果，对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了恶劣的消极影响。也正是这种伤害效果发生的潜在性及凸显的迟滞性，隐性伤害始终未能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校园生活本应充满欢歌笑语，但对许多受到隐性伤害的孩子来说，却可能成为可怕的梦魇。

隐性伤害：当今校园中状况究竟如何？

200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劳凯声教授和中国少年儿童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共同主持完成的“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研究”课题，对校园中少年儿童的隐性伤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北京、上海、重庆、山西、山东、湖北、陕西、广东、浙江、辽宁等10省市近6000名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在校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为我们认识校园隐性伤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和依据。

这项研究认为，在学校制度中，许多强制性的制度、管理措施以及来自教师、同伴的行为和语言伤害，都给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潜伏的危害。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构成隐性伤害。伤害的主要方式是不当教育惩戒及教师的心理惩罚、学生间的肆意侮辱等，包括老师或学生群体之间私下起外号，嘲讽、取笑学生的有关私人问题（如家庭背景、父母职业、个人缺陷或日常行为习惯等）；向他人脸上吐唾沫、泼粪便、剥衣服等，强令他人从跨下爬过；在公共场合的惩罚或带有示众性质的体罚或变相体罚；对隐私的侵害，如侵入他人私人领域（书包、日记、通信、身体等）并予以公开宣扬，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校园暴力所带来的不安全的校园情境，对学生人身安全的危险及威胁所造成的学生身心伤害……

哪些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

相对于那些学习成绩较好、上课表现较乖的学生而言，那些成绩较差、上课时小动作较多、爱说话或者爱与老师对着干的学生更容易受到隐性伤害。因为老师责罚他们的频率更多，力度更大。在一个以学业成绩为首要衡量标准、以秩序为首要保证的校园情境中，这一类少年儿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而性格内向、较为内敛、孤僻的少年儿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是同样的伤害情境，这些孩子受到伤害也会比别人更深更重。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少年儿童(19.9%)在受到委屈或伤害时采取了“谁也不告诉或无人诉说”的应对策略。其中，中小城市的孩子多于大城市的孩子，男生多于女生，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多于成绩较好的。因为不想说或无处可说，而把委屈或伤害默默地埋藏在心底，久而久之，小小的心灵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也留下了一道道伤痕。他们将独自啜饮痛苦，体验心灵的孤寂和无人言说的痛楚。本不起眼的伤害，可能会在长期的积郁中逐渐壮大，对其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

少年儿童在学校中最怕什么？

调查数据显示，30.8%和29.5%的少年儿童最怕“老师批评或体罚”和“被人瞧不起”，其次是“考试”(19.4%)，“被同学欺负”(11.3%)。

“老师批评或体罚”是近年来反映较多的一种校园伤害事件，有如此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惧怕老师的批评或体罚，已经使人感到那一棵棵稚嫩心灵上的重重伤痕。而调查还显示，在学校中，经常有“被老师罚站罚跑”、“放学后被罚留校”、“被老师讽刺、挖苦、责骂”、“不让进教室听课”、“罚抄课文或作业多遍”、“被老师打”等经历的学生，累加起来占学生总数的17.1%（平均为2.85%），偶然有此类经历的学生平均为24.1%。害怕“老师批评或体罚”的学生，在中小城市、西部大城市和东部大城市分别为34.1%、32.7%和27.6%。

调查还发现，处于12至15岁之间的少年儿童，明显要面对更多的此类问题的困扰。说明这一年龄段的少年儿童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也更容易体验到此类伤害的存在。此外，女生中害怕“老师批评或体罚”的显著高于男生。

有29.5%的少年儿童最害怕“被人瞧不起”。而这种隐忧显然不仅仅来自于自身的学习成绩、日常表现、老师的态度等等。调查显示，选项结果与居住地和父母学历水平有明显相关，城市少年儿童害怕“别人瞧不起”的远高于县镇和乡村，因而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可；而随着父母学历水平的增高，少年儿童也更多地在意他人的目光。

有19.4%的少年儿童最害怕“考试”。调查数据表明，无论大中小城市，还是县镇乡村，无论男生、女生，在“考试”上均存在着较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情绪随着少年儿童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加剧，也与学习成绩形成了极其显著的相关，学习成绩越差，考试焦虑越大。这种对考试的恐惧和焦虑有不少来自父母对子女高期望的压力，尤其以父母学历水平不高的子女更显著。

校园欺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较严重的世界性校园问题，往往直接导致少年儿童的身心伤害，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校园暴力有所联系。从11.3%的少年儿童最怕“被同学欺负”可以看出，欺侮现象在我国校园内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目前学校中比较常见的几种隐性伤害：

——教师的体罚或变相体罚类

体罚是一种以有意识地造成学生身体的痛苦来制止和预防学生某些问题行为的惩罚方式，多以罚站、罚跑、罚抄课文或作业、放学后留校、打骂等为代表形式，在传统教育中一直被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而被广泛地使用。直到今天，尽管有关教育法规早已明确禁止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或变相体罚，但这种不良现象仍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程度的存在。

调查显示，“经常”被老师罚站或罚跑的少年儿童占2.6%，“偶尔”有此类经历的则高达37.7%，表明此类事件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比较普遍；“经常”和“偶然”放学后被罚留校的分别为2.8%和26.2%；“经常”和“偶然”被罚抄课文或作业多遍的分别高达4.4%和33.4%。此外，“被老师打”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体罚，调查数据证明，媒体时有报道的恶性体罚事件决非空穴来风，尽管与其他惩罚现象相比，“被老师打”的发生率要低得多（“经常”和“偶然”分别为1.5%和13.9%），但仍然应该引起教育界的足够重视。

——教师的心理惩罚类

这是一种并不以明显的身体伤害为目的的惩罚方式，旨在对学生的心灵造成威慑，使他们不敢违背老师的任何规定。学校中的心理惩罚一般包括讽刺、挖苦、嘲笑、责骂，冷落、孤立、排斥，拒绝学生进教室听课或学习，公开学生的个人隐私或秘密并加以宣传、渲染，任意公布、肆意评说学生的考试成绩等等。与体罚相比，心理惩罚给少年儿童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更大，其影响也更深远。

调查显示，有3.3%的少年儿童“经常”被老师讽刺、挖苦、责骂，“偶尔”有此类经历的为23.4%；“经常”和“偶然”受到老师“不让进教室听课”惩罚的少年儿童分别为1.5%和10.6%。这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学习成绩明显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采取这些惩罚的频数也日趋增高，有此类经历的男生明显多于女生，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多于成绩好的；而受到老师讽刺、挖苦、责骂的城市学生要多于县镇和乡村学生。

研究认为，来自教师惩罚时的不当处理，如讽刺、挖苦学生，刻意贬低学生的智力、学习能力，给学生起一些侮辱性的、有损其自尊的绰号，使学生处于一种被轻视的无助状态，往往会造成学生自我评价偏低或不正确，因而自暴自弃，有时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歧路。

教师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在校园生活中，不少教师常出于好意，对学生的书包、日记及信件等进行监控，试图掌握学生的最新发展动态，以便及时把不良苗头扼杀在摇篮中。尽管如此，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在许多时候往往会造成学生的反感。而当教师将掌握的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出来，则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沉重的压力。作为教师，对学生的日记、信件以及个人秘密（如身心疾患、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地位及其婚姻状况等）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为其保密。否则，就可能给少年儿童带来伤害，有时还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本次调查的少年儿童中，自己的信件“经常”或“偶尔”“被老师私自翻看”的，分别占1.8%和6.6%。

张榜公布成绩“减负”以后，考试排名次逐渐被人们所扬弃，但调查发现，张榜公布成绩这一现象仍在许多地区较为广泛地存在着，甚至有成为排名次的替代品的危险。在被调查的少年儿童中，只有59.7%“从没”经历过张榜公布成绩，而“经常”和“偶尔”经历的分别高达15.3%和25%。其中，中小城市要高于大城市。调查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对学习成绩的好坏就越敏感，对学校张榜公布成绩的做法就越不满。

——校园风气类

校园欺负在学校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现象并不少见。调查显示，“经常”和“偶尔”有“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经历的学生分别为6.1%和32.5%。这种情况在城市、县镇和乡村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中，中小城市比较突出。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欺负；而父母学历水平较低的少年儿童，受同伴欺负的可能性更高。

起绰号调查显示，分别有10.6%和31.4%的少年儿童“经常”和“偶尔”有“老师和同学给其他同学起难听的外号”的经历，说明这种现象在校园生活中并不少见，而城市显著地高于县镇和乡村。学习成绩较好和较差的学生都有较多的此类经历。

——由学习活动带来的隐性伤害

这类伤害往往是因为学习时间过长、课业负担过重、老师和父母对少年儿童施加了过高的期望而造成的，如果少年儿童自己对自身也有较高的成就期待，就更容易产生隐性伤害。一些少年儿童因此而产生学习焦虑、考试焦虑、厌学情绪以及学校恐惧症。

专家评说

隐性伤害形成原因

参与此项课题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高教所王辉博士对隐性伤害的形成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

教育生活中的严重压力在我们的教育中，学校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身心无忧的地方。事实上，学校一直是一个令少年儿童又爱又恨的地方，那里有无穷的知识，有同龄的伙伴，有新鲜的事物，同时也有繁重的课业、无尽的烦恼。一旦进入学校，学习的压力、纪律的束缚使孩子们原本童真的心灵充满了压力和烦恼，他们过早地开始感受到“苦”的含义。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习成绩（更严格地说是考试分数）和班级或学校名次，就成了学校领导、教师、家长和社会衡量他们学习是否努力，智力如何，个人可否造就的最终标准，一切都围绕着以分数为中心的学习生活而无奈地旋转。少年儿童也就无形中成了这种天翻地覆的学习生活中一只小小的陀螺，被外界众多的压力鞭打得无法停止转动。同时，我们的教育与西方国家相比，更强调约束与服从，强调教师的主体性而非学生的自主性，强调秩序而非活力。往往就是在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学校生活中，孩子的天真、活力、想像力、创造力却被慢慢地消磨殆尽。

教育过程中的不当教育方式在教育生活中，学生要面对无数次教师的教育，教师稍有不慎，就会给学生造成伤害。由于传统上对师道尊严的推崇与敬畏，形成了许多教师潜意识中的惟我独尊、容不下学生丝毫冒犯与违背的“一言堂”作风。不少教师喜欢那些顺从听话、唯唯诺诺的乖孩子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对不太顺从、固执己见或成绩较差的学生则不感兴趣。不当的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使用体罚或滥用各种惩罚粗暴地处理各种学生的不良行为，对成绩好坏不同的学生予以分类分别对待，使学生看不到教师惩罚的依据和标准，丧失对教师和学校的信任感。这种现象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仍有较大的市场。

教师素质偏低，是造成当前体罚及变相体罚屡禁不止的不正常现象的一个方面，但同时，教师职业所带来的“过劳”现象与此也密切相关。在有些时候，教师并不是存心去伤害学生，体罚事件只是在其身心极其疲惫的情况下，一种激情状态的情绪宣泄与释放。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职业像教师这样充满了辛劳和挑战，他们要随时面对几十个性情各异、活蹦乱跳的孩子，在承担着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随时准备处理学生在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而在长期处于神经紧张、极度疲惫的身心状态下，许多教师很难做到完全公正无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学校教育中的“过度社会化”策略学校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为学生将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而做准备。但在教育过程中，校长、教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的从学校秩序的稳定或便于管理等角度出发，采取一些不良的教育策略，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后果。这种现象就是少年儿童“过度社会化”，它使少年儿童缺乏自信与自尊，充满无力感、挫败感和负罪感，使他们为自己有悖于社会期待的言行或想法而敏感和不安，让这些稚嫩的心灵早早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主要表现为：

过于追求“尽善尽美”，苛求于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所犯的一些小过失，使学生总是无法得到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总是处于自我苛求之中。

过于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使学生“规矩有余，活力不足”，过早地社会化，成为“小大人”、“小老头”。

过于宣扬“与人为善”、和睦相处和忍让，只教会了学生有一颗善良、容忍的心灵，却忘记了教给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和能力，使他们丧失了与不良行为作斗争的勇气，丝毫不敢反抗外来的任何伤害。

教师素质的低下与其自身的心理问题在我们的学校中，大多数教师是怀着一颗爱心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即使有时可能出现失误，也是其无心之过。但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些教师素质比较低，仅凭个人好恶对待学生，教育方式、方法简单粗暴，肆意处罚学生，使学生对其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此外，由于职业压力较大，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自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因此而造成对学生的伤害。

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许多研究者的调查均表明，少年儿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与自身的某些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瑞典科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儿童中欺侮行为和受欺侮者的发生率较为稳定，小学男生一般约有10%涉及到欺侮行为，其中欺侮他人和受人欺侮者各占5%。受欺侮的儿童往往自尊心较差，在同伴中不太受欢迎、主观适应性差、与同伴关系表现不良，其身体健康也比适应良好的儿童要差一些。在同样的学校情境下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心理素质偏低的学生更容易被外界因素所伤害，而在同样的伤害经历中，心理素质较低的学生受到的隐性伤害更大。

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与熏染传统教育所主张的“学而优”的观念今天仍在教育生活中流行着，人们看重学富五车式的知识积累，而忽视了现代教育中应有的对“人”本身的关注。我们的教育仍把学生这一学习中的主体看做是被教育者、被矫正的对象，将教师这一学习中的辅助者视为教育活动的主宰者。少年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作为不可侵犯的“人”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在校园中大多被削减或抹煞。

如何面对少年儿童隐性伤害

少年儿童隐性人身伤害是当前无法回避且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少年儿童面临隐性伤害的危险，真正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学校教育应该人性化教育是“人”的教育，应该尊重少年儿童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体现对“人”自身的关注，强调对“人”的发展的促进功能；确立教师和学生一样都是教育中的“人”，是平等的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观念。学校制度安排和日常管理常规，都应该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人”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为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应该推进教育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策略手段的变革，用更加具有“人情味儿”的管理手段来对待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把他们当作独立的、有自身尊严与权利的同等的“人”来教育和管理。教师在进行惩戒和批评教育时应该突出其教育性，注意采用合理的方式。

防患于未然要针对隐性伤害的来源和成因，对学校教育中的一些弊端予以必要的改革，切实保护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应包括：不断提高教师素质，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开展适当的学生心理辅导，帮助学生正确面对伤害和挫折；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优化学校软环境。学校和教师应努力营造民主平等的心理氛围，在学校中倡导教学相长，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慎用各种强迫命令、简单生硬、粗暴干涉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人身伤害范文篇5

第一条为预防和妥善处理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中小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及教育教学期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预防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对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应当及时、公正、合法。

第二章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工作的领导，组织、督促、协调本辖区内有关部门做好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制度。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的具体办法和应急预案；组织对教师进行师德和安全知识培训；会同房产部门做好中小学校危房认定工作；加强对中小学校人身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学校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事故预防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中小学校向保险机构办理校方责任险。保险费用不得向学生收取。义务教育的校方责任险费用由学校举办者承担。

第六条公安机关应当维护中小学校治安秩序，及时查处危害校园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指导和监督学校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城区中小学校门口临街的，应当设置人行横道、交通信号灯或者减速标志；在中小学校学生上学和放学时，应当安排交通警察在事故多发或者交通拥挤的地段巡查。农村中小学校靠近公路的，应当在学校出入路段设置提示标志。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加强对中小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和消防设施的监督检查，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中小学校的教育设施、生活设施以及食品和饮用水的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做好卫生工作，预防中毒事故发生；组织和督促有关医疗单位和专业防治机构做好中小学校学生传染病、常见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小学校周围环境的保护，防止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和电磁波辐射等污染源对学校造成污染。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的，应当督促有关单位采取措施进行处理或者限期治理；对学校受到严重污染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九条财政、质量技术监督、建设、城管、工商行政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工作。

中小学校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学校周边环境安全。

第十条中小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和消防设施有强制性标准的，应当符合强制性标准；对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学校举办者应当及时维修、改造或者更新。

第十一条中小学校应当做好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制订安全管理制度、学生住宿管理制度、食品卫生和食堂管理制度，安排安全保卫人员或者聘请保安人员，对外来人员进行有效证件登记。

第十二条中小学校应当组织教职员工学习法律知识和安全知识，增强教职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感。

中小学校发现教职员工患有传染病、精神病或者有不良行为不适宜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或者报教育行政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中小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学生自我预防和保护的能力。

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发现学生携带凶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或者从事危险活动的，应当及时收缴或者制止，并予以告诫。

中小学校发现或者获知学生擅自离校、旷课、重大生理心理异常等可能导致人身伤害事故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协助采取相应措施。

第十四条中小学校应当依法管理校园内教学和师生生活中使用的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品。禁止学校采购、储存、使用其他非教学和生活必需的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品。

第十五条中小学校发现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采取设置警示标志或者停止使用等防护措施，并及时报告学校举办者维修或者更新。

中小学校举办者拨付的维修资金，学校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占用。

第十六条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习、考察、社会实践和其他集体活动，应当注意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状况相适应，并采取安全措施。对已知有特异体质或者疾病的学生，应当特殊照顾。学校组织校外活动需要租用交通工具的，签订合同时，出租方应当提供驾驶员驾驶资格和交通工具的合法有效证件。

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对抗性体育活动前，应当提出安全要求，并采取防护措施。

禁止中小学校组织学生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以外的商业性活动。

第十七条发生台风、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共卫生事件、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危及中小学校学生人身安全时，学校应当采取临时应急安全措施，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并及时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十八条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履行岗位职责；不得违反工作规程和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有侮辱、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伤害学生的行为。

第十九条中小学校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不得携带凶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入学；不得进行危险游戏；不得从事斗殴、擅自攀爬等危及自身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活动和其他不良行为。

第二十条中小学校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制止学生携带凶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入学；做好学生上学、放学的安全工作；学生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告知学校；学生有特异体质的，应当向学校提供书面诊断证明或者书面报告。

提倡中小学校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一条为中小学校建设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施工，保障工程质量。学校举办者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对其进行验收，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不得交付使用。

为中小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场所、设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安全保障措施。活动场所和设施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为中小学校提供与学生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与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卫生标准或者安全要求。学校采购时应当查验产品标签、说明书、质量合格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证书。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中小学校门前及其两侧五十米范围内设置集贸市场、流动摊担或者堆放杂物；不得依傍学校围墙搭建建(构)筑物。在学校周围从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商品生产、经营、储存活动，或者架设高压电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学校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章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二十三条在教育教学期间发生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及时救护受伤害学生，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相关保险机构。

属较大伤害事故的，城市的中小学校应当在二小时、农村的中小学校应当在十二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部门；属重大或者群体性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立即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一小时内报告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派人赶赴学校，指挥事故处理，维护学校秩序。

第二十四条在教育教学期间发生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保护事故现场、保存相关证据，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在教育教学期间以外发生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第二十五条对在教育教学期间发生的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书面请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调解解决。

进行调解的，应当邀请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代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参加。调解应当实事求是，遵循自愿、合法、公正的原则。调解结束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由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代表和调解人员签字或者盖章。调解时限从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因不可抗力或者公共卫生事业造成的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资金处理。

因学校的过错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伤害事故，校方责任险不足以解决的，由学校举办者解决。

第二十七条受伤害中小学校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不得扰乱中小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二十八条在教育教学期间发生的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结束后，学校应当将事故发生和处理的有关情况在十五日内书面报告教育行政部门。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中小学校举办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理；造成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由学校举办者承担民事责任。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中小学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理；造成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由学校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中小学校教职员工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理；造成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由学校承担民事责任；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法向有责任的教职员工追偿。

教职员工实施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由其个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中小学校学生、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遵守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造成学生本人或者他人人身伤害事故的，由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学校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为中小学校师生提供的场所、设施、产品、服务不符合质量、卫生、安全标准或者安全要求造成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由提供场所、设施的单位、个人、或者产品提供者、制造者、服务提供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中小学校门前及其两侧五十米范围内设置集贸市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请人民政府决定搬迁；流动摊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城管部门取缔；堆放杂物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清除；依傍学校围墙搭建建(构)筑物的，由建设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在学校周边从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商品生产、经营、储存活动，或者架设高压电设施的，由环境保护或者公安等行政部门依法处理；情况复杂处理不了的，报请人民政府决定限期搬迁或者拆除。

第三十五条中小学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未及时救护受伤害学生或者未采取措施导致事故扩大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理，对事故扩大造成的损失由学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中小学校和受伤害学生以外的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事故的，由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小学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完全由中小学校的过错造成事故的，学校承担全部责任。学校有部分过错的，学校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对事故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

第三十七条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范围为就医治疗的支出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费用。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范围除上述费用外，还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继续治疗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范围除本条第一款费用外，还包括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赔偿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同时违反治安管理法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给中小学校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九条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一)中小学校，指本省行政区域内经依法批准举办的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二)人身伤害事故，指由于外因造成人的死亡、肢体残疾、组织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其他影响身体健康的损伤；

(三)学校举办者，指出资举办中小学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人身伤害范文篇6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伤害范文篇7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论-文-网LunWenNet]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摘要：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对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应否赔偿,我国立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民法理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法学对人权关注程度的改变及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本文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构成要件和损害赔偿方式予以探讨，对法律法规当中不甚完善的地方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伤害范文篇8

[关键词]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沿革

精神损害是指已构成妨碍正常生活的巨大痛苦、压力、自卑感、恐惧等心理上的不利益。

论文百事通精神损害一般是因人格利益或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传来性的损害，也可以因债务的不履行而产生，但对因物质利益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精神损赔偿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侵害人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死者的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害，包括受害人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丧失生活享受、生命缩短、丧失亲人之痛苦等。当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明显增加，精神损害方面的理解及适用不甚统一，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的精神损害，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抚慰金”。

在人身伤害中我们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是否应该赔偿。但民法理论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理论受前苏联的影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很长时间对国内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承认，只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涉外人身伤亡索赔之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或明或暗地予以承认。如1982年交通部在《关于远洋船员死亡事故对外索赔标准的通知》中的“安慰抚恤金”。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此处虽未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但司法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推定“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民法通则》第120条就是我国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隐私归入公民名誉权，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得到具有精神补偿性质的死亡补偿费。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的规定，使得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了依据。最高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公布的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肯定了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内涵。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损害时，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对人权关注的程度和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过程。

二、人身伤害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基于精神损害所引发的赔偿我们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即“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广义而言，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侵害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权利所产生的非财产损害所给予的物质赔偿，也应包括因遭受精神损害所伴随的间接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知，在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而且侵权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任何人违反《民法通则》第98条、《解释》第1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使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是指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事实

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侵权行为导致一个人受到伤害，在身体上表现为肢体残废、容貌被毁等，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譬如：身体健康的人，因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成为植物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女性，因为失败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爱子之后因为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患者等，受害人在精神上已经没有感知，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精神损害?一个人因受伤害成为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后，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感觉，丧失了正常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对他而言，已无所谓欢乐与痛苦，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许有的法官会认为“受害人成为植物人的，视同死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侵权行为而不能享受人间的各种情感，感受生活的各种趣味，在精神上他们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这却是对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损害，只是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如何评价损害的事实，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一是社会上人们对受害人的不利评价或社会评价降低；二是社会适应不良，受害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或丧失；三是受害人机会利益的损失。

（三）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规定，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相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中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往往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精神损害的后果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环节，许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都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

（四）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

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的要件。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如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其他损害赔偿相同；与其他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为原则，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和过失反映了侵权行为人主观上的因素，对受害人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轻重之别。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弄清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让故意侵权者承担较重的责任，而过失者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三、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

首先，是遭受非法侵害的自然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才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的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疼痛，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若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于后者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就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没有肉体这个有机物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侵犯和损害，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比财产损害更为严重的对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赔偿。而在一般的案件中，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不仅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也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的近亲属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同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伤害的直接结果也同时导致这样的结果给其近亲属带来的必然的间接的精神损害结果。而根据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的原则，侵害人就应该同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

其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是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谁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界有三种观点：(1)死者的近亲属因死者的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继承死者的慰抚金请求；(2)受害人因为侵害行为死亡后，对于加害人可以取得损害赔偿权利，这个权利由其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取得；(3)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非仅受害人一人受害，受害人的整个家族均受害，因此，抚慰金的请求权亦应将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属所受的精神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地位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在我国大家庭居多，其中某一家庭成员因侵权行为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都需要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中还包括了两中特殊形态。（1）胎儿：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解释》也没有加以规定。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应该给予赔偿。此时，胎儿作为特殊主体，在继承法中有所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可以借鉴。怀孕的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根据人体伤残鉴定标准，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均构成伤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据参与制定本法的有关部门的解释，包含“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精神痛苦等”，即残疾赔偿金乃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他们遭受伤害后存在精神损害，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

四、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及思考

在本文开端，我们便知道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上的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人身、人格权利而导致其心理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计算。那怎么样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呢？笔者主张精神损害以金钱来进行赔偿的。主要理由如下：（1）精神利益的转化性；（2）对受害人的抚慰性；（3）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4）精神利益的可评价性。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解释》第10条就规定了确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首先，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程度是否严重。其次，加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结合起来考虑的因素。最后，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也是均衡精神损害与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但是我国的立法还不甚完善，司法解释（法释[2001]7号）也未能详尽地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问题。对于此，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确定赔偿数额：

1.致害人认定标准。即从致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所要考虑的是致害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致害人的获利情况，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受害人认定标准。即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wWw.gWyoO.

客观认定标准。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所要考虑的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而在此点的使用上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分量。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法官的职业所固有的能在多种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一的权力。自由裁量多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就像法律对法官说：“我已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明确到这一点，从这一点开始，就是你法官的责任去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我作为法律体系，已不能再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结论了。”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所以增强和强化法官的自身素质非常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

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杨立新、王利明《侵权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伤害范文篇9

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处理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保护中小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中小学生（以下简称学生）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期间，以及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以下简称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保障学生人身安全，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学校应当依法履行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有义务配合学校落实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根据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

第五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合理、及时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

第二章伤害事故的预防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工作的领导，建立教育、公安、文化、体育、卫生、环境保护、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建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学校安全管理协作机制，督促各有关部门做好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工作。

第七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部署、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学校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工作，指导学校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有关应急预案和学生伤害事故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第八条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学校开展治安、消防、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指导和监督学校做好校内防火和安全保卫工作，加强对学校及其周边区域的治安、消防、交通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段，加强对学校周边区域的巡逻，及时制止和查处危害学生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二）定期对学校进行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督促学校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三）在学校附近设立学校标志，并在学校门前路段设置车辆禁停、警示、限速等标志标线，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维护交通繁忙路段学校出入口道路的交通秩序。

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载运学生的车辆、船舶的安全管理，取缔无牌无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船舶，及时制止和查处超载等违法行为。

第九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学校的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状况以及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监督学校改进卫生工作，加强对为学校及学生提供服务的生产经营者的卫生监督管理。

第十条国土资源、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及其周边区域的危及学校建筑物、活动场所、通道等安全的山体、水流进行定期测评，并根据测评结果告知有关部门或者学校采取禁止使用或者通行、限期整改、设置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等措施。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新建中小学校的网点布局、选址与规划设计中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第十一条发展改革、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文化、工商、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以及学校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加强对学校及其周边区域建设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制止和查处下列行为：

（一）建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对学校安全有危害的项目的；

（二）依傍学校围墙搭建建（构）筑物的；

（三）进行有污染环境以及其他影响学校和学生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在校园周边两百米范围内设立歌舞、电子游戏、互联网上网服务等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性文化娱乐场所的；

（五）在学校门前及其两侧五十米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杂物的；

（六）设置影响学生安全或者正常通行的设施设备的；

（七）依法应当制止和查处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学校举办者和学校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安全、卫生标准的校舍、场地以及其他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

学校举办者和学校不得将操场等教学场地用于停放校外机动车辆，将校舍、场地以及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设备用于其他用途的,不得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危害学生人身安全。

第十三条学校应当将安全教育纳入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根据不同年龄的学生的认知能力、身心特点、民事行为能力，采取多种形式，经常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自我保护和自救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学校应当利用家长会等形式，指导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心理疏导，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和学生伤害事故预防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和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措施。

第十四条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体育、实验和其他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省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习、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娱乐和其他集体活动，应当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专人负责,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三）提供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关的物品和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安全、卫生标准；

（四）对所选择的实习单位和向学生提供设施、设备、物品和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审查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必要的安全保障条件，提供的设施、设备、物品、服务是否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安全、卫生标准；

（五）在具有危险性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上和校内施工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六）加强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应当停止使用，及时采取防护、警示措施并予以维修或者更换；

（七）对有危险性的设施设备、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辐射材料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应当建立健全使用和管理制度，存放于安全地点，指定专人保管，并对产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统一收集、分类贮存，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运输、处理；

（八）对因患有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从事教育教学及辅助工作的教职员工，应当及时调离相应的工作岗位；

（九）依法履行消防职责，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十）建立健全校车及其驾驶人安全管理制度，校车及其驾驶人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十一）建立学校门卫管理等内部安全保卫制度，由专职保安或者能够切实履行职责的人员担任门卫和其他保卫人员，对进入学校区域的来访人员和车辆加强管理；

（十二）建立学生请销假制度，对学生请销假进行登记；

（十三）建立健全住宿学生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做好住宿学生的生活管理和安全保护工作；

（十四）对监护人书面告知以及学校自行发现的有特异体质或者疾病不适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的学生，给予必要的照顾，对不适宜在校学习的学生，建议其请假或者休学；

（十五）对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以及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突发疾病或者人身受到伤害的学生及时予以救助；

（十六）改变放学时间以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有未到校、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情形时，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十七）发现学生行为可能危及自身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

（十八）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时，启动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抢险、救助、防护措施，优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十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学生军事训练规范和安全事故预防制度，明确训练的科目、形式、课时、教员、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责任，督促学校做好学生军事训练的安全保障工作。

学校应当依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合理安排军事训练的时间、科目和强度，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第十六条学校教职员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工作纪律，恪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有侮辱、歧视、体罚或者变相体罚以及其他伤害学生的行为，不得在工作中违反操作规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学校教职员工在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时，应当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和身心特点，进行安全教育。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或者学生遭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告诫、制止、保护，必要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学校应当主动向新入学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了解其身体健康情况。有特异体质或者特殊疾病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学校，并向学校提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与疾病有关的书面材料；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特殊情况无法告知的，可以委托他人告知。涉及学生隐私的，学校应当保密。

第十八条为学校、学生提供教育教学、实习和生活设施设备、场地，以及其他与学生学习和生活有关的物品和服务的学校举办者以外的单位、个人，应当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所提供的设施设备、物品、场地和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安全、卫生标准。

在学校内施工作业、参观访问或者开展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学校的安全制度，服从学校的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协助有关部门和学校做好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工作,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第三章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第二十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学校未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

（二）学校教职员工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学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一）学生在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

（二）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擅自离开教育教学活动区域，学校已经尽到管理职责的；

（三）学生在非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擅自进校或者自行滞留学校期间发生的；

（四）学生有特异体质、特殊疾病，其监护人未书面告知学校，而学校又难以知道的；

（五）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以及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突发疾病，学校已经及时采取救助措施的；

（六）学生因自身原因或者相互之间的过错导致伤害或者死亡的；

（七）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

（八）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或者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不应当由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经履行教育、管理、保护职责的，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纪律，实施了按其年龄、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的；

（二）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已尽告诫、制止等义务，但学生拒不改正的；

（三）明知学生有特异体质、特殊疾病，但未及时书面告知学校的；

（四）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因学校和学生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由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学校有未尽职责范围内相关义务的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制止或者防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实习单位或者向学校、学生提供设施设备、场地、交通工具、食品以及其他物品和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因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学校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章伤害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六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立即采取救助措施，将受伤害学生就近送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保护事故现场，保全相关证据，并及时通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保险公司。

医疗机构对受伤害学生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拒绝、推诿或者拖延。

第二十七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属于重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立即向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接到学校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发生违法犯罪活动、交通事故以及出现食物中毒、传染病疫情等情况的，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公安、卫生等部门。公安、卫生等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规定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对于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疫情、中毒等情形，学校应当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依法落实防控措施。

第二十八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处理，并通知保险公司参与；学校无法调查处理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发生重大学生伤害事故，由学校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教育、公安、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并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意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可以参加学生伤害事故的调查处理，有权了解学生伤害事故及相关调查处理情况，学校及有关部门应当如实告知。

第二十九条对学生伤害事故的民事赔偿事项，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处理，或者向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等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教育行政等部门收到调解申请后，应当指派专人负责，调解时可以邀请其他学生家长、法律专家、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等社会有关方面人员参加，听取他们的建议、意见。

教育行政等部门应当自接到调解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束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签订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调解。调解结束或者终止，教育行政等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不履行或者反悔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依法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的调查处理，不得侮辱、殴打、恐吓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不得侵占、损毁学校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和其他财产，不得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第三十二条学校应当自伤害事故处理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事故处理结果书面向其所在地教育行政等部门报告；重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结果，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等部门应当自伤害事故处理结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部门报告。

第五章伤害事故的损害赔偿

第三十三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人，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对受伤害的学生给予赔偿。

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人不承担解决受伤害学生及其亲属的户口迁移、房屋调配、工作调动等与学生伤害事故无关的事宜。

第三十四条学生伤害事故损害赔偿费用的范围和标准，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三十五条因学校教职员工在履行职务中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进行追偿。

第三十六条学生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受到伤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侵害人、不能确定侵害人或者侵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相关受益人应当在受益范围内对其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第三十七条政府应当组织学校办理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保险，保险费用由省财政统筹支付。

当政府举办的学校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大于校方责任保险的赔偿金额时，其差额学校承担有困难的，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十八条禁止将校方责任保险费用向学生摊派。

鼓励和提倡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学生伤害事故预防措施不落实，经有关部门督促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的；

（二）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三）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负有主要责任且情节严重的；

（四）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采取救护措施导致损害加重的；

（五）瞒报、缓报或者谎报学生伤害事故的；

（六）拒绝、阻挠学生伤害事故的调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隐瞒事实真相的。

第四十条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予以解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学生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学校可以依据学籍管理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侮辱、殴打、恐吓学校教职员工、学生的；

（二）侵占、损毁学校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和其他财产的；

人身伤害范文篇10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小学校的人身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要求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受害者家长提出的索赔数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一方面使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权甚至生命权遭受侵害；另一方面，伤害事故发生后，家长提出的巨额索赔要求，又使学校面临巨大的压力。现在的问题是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本文在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伤害事故，结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具体分析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学生伤害事故是指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其中“在校”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

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看，可分为：

1、因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生活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的伤害事故；

2、因学生之间的嬉戏、玩耍造成的伤害事故；

3、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伤害事故；

4、因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及猝死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

5、因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6、因学生自杀引发的伤害事故；

7、校外人员在校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8、在校外发生的伤害事故。

下面根据各类伤害事故中的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一、学校的教学及生活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的伤害事故

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包括学校的楼房、墙体、运动器械、实验器材、道路、场地、电力、消防设备设施等。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人身伤害事故。例如，2003年1月21日下午，四川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玉村小学发生校舍垮塌事件，在教室内玩耍的小学生被垮塌下来的房顶砸伤，1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18人受伤。

根据《办法》第四条规定：“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给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场所，并且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进行经常性地维护和管理是学校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因为学校的教育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设备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未及时修复或拆除等原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学校因教育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后，学校可向建筑施工者、设备的生产或销售者进行追偿。

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虽然给学生造成了人身伤害，但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符合安全要求，不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学校在管理上并无不当的，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周某是某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天下午放学后，他躲藏在学校洗手间里，随后就到学校操场擅自爬到单杠上，不慎摔下，造成脾脏破裂，动手术切除了脾脏，花去各项医疗费用二万多元。经伤残鉴定，确定为六级伤残。后经检查，学校的单杠质量合格，不存在事故隐患。法院审理认为，周某放学后滞留校园，擅自玩有危险性的体育活动器械，学校提供的体育活动器械没有质量问题，活动场地也不存在事故隐患，学校在管理上没有不当之处，对此，其本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在放学后、节假日或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二、学生之间互相嬉戏、玩耍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这类事故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从事故发生的时间看，又可分为在上课期间发生的和课余时间发生的。如果学生在上课期间因互相打闹而受伤，学校和教师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上课期间，教师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学生在上课时相互打闹，导致一方受伤害，致害人要负主要责任，但教师管理不严，也是事故原因之一，同样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例如，徐某与蔡某是浙江温州市双屿镇双岙小学同班同学，1998年12月17日下午第2节课上，徐某与蔡某互做小动作，正在上课的校长潘某未予制止；蔡某不慎，戳到了徐某的眼睛，潘某在询问情况后仅要求双方遵守课堂纪律，却不去了解徐某受伤的情况。课后，在该校代课的徐某母亲将徐某送医院治疗。经鉴定，徐某右眼穿孔伤，视力下降为0.3，属10级伤残。法院认为学校在课堂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未及时采取适当的救治措施，遂判决学校承担30％(即16930元)的损害责任。根据《办法》第九条第十款规定：“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如果学生在课余时间互相嬉戏、打闹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是否要承担责任，则要看学校在这一事故中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不当等过错。如果学校在管理上存在过错，则要为伤害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例如，辽宁省黑山县西关小学体育教师董某在上体育课时，学生李某没有听到老师口令，体育教师董某踢了学生李某，并打他耳光，造成该学生阴茎海绵体挫伤。为治病，该生到沈阳、北京几次手术，为此体育教师董某因涉嫌伤害罪被逮捕。

教师或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在教学或管理过程中，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责任，应由学校负责赔偿。因为学校的职责和任务是由教师和管理人员去履行和实现的。教师或管理人员在从事教学活动或管理活动中，他们所代表的是学校而不是自己，他们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因职务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应由职务行为人所在的单位承担。体罚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职务行为，因教师体罚造成的人身伤害，应由体罚人所在的机构(学校或幼儿园)承担。

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学校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根据教师或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经济状况，向体罚行为人进行追偿，责令他承担部分或全部的损失。同时，学校还可根据《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对体罚行为人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如果教师或者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在教学或管理工作以外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直接实施侵害行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此时，教师或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由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造成的伤害事故，应按照民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由实施侵害的行为人承担责任，学校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因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

此类案件的发生是由于学生自身的健康原因造成的，往往是因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等健康方面的特殊情况，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一般情况下，对这类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根据《办法》第九条第七、八款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重的。”“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在这两种特殊情况下，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办法》第十条第三、四款规定：“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这类事故，实践中面临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学校“知道”、“应当知道”以及“不知道”。如果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已经告知学校的，应当视为学校“知道”。而如果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已经表现出异常情况，但并未引起学校必要注意的，应视为学校“应当知道”。

另外，无论学校知道不知道，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对于学生在校出现的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学校都负有及时救治的责任，应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如果事故发生后，学校没有及时采取救治措施，使不良后果加重的，学校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五、因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例如，某山村小学某日放学后，几名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在通过一条小溪时，突遇山洪暴发，5名学生被冲走。这起事故带有突发性，学校无法律责任。

意外事件，主要是指“不可抗力”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根据《民法通则》第153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地震、洪水、泥石流、山体塌方、台风、海啸、冰雹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也包括其他不含人为因素的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一般具有外来、突然、偶然三个特点。所谓外来是当事人以外的因素引起的；所谓突然，是指事故突然发生，事故原因与伤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瞬间的关系；所谓偶然，是指不能预见的偶然发生的事故。偶然有三种形态：一是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二是事故的结果是偶然的，三是原因与结果均是偶然的。如果造成的后果，当事人可以预料，完全可以防止，则不能称为偶然事故。意外事故是无法预见、无法克服和不可避免的，教师对事件的发生无任何过错，学校不负任何责任。但如果事故发生之后，学校没有在现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救险措施，延误了抢救和治疗，造成伤害者伤情加重，就应负一定的责任，这是一种事后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因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伤害事故；”“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意外事件虽然是无法预见、无法克服，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规律可循的，因此，可以通过加强灾情科学预报、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事故损害程度甚至防范事故的发生。

六、因学生自杀、自残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

自杀按心理因素可分为情绪性自杀和理智自杀。情绪性自杀是指由于爆发性情绪引起的自杀行为，往往是在激烈的委屈、悔恨、内疚、羞愧、激愤、烦躁或赌气等情绪状况下产生的，进程比较迅速，甚至呈现出即时的冲动性或突发性，难以防范。理智自杀是指个人经过长期的评价和体验，进行充分的判断和推理以后，逐渐萌发自杀的意向，并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自杀措施的自杀，如孤独者自杀、精神空虚者自杀、厌世者自杀等。

学生自杀，按原因不同，可分为学生个人原因或其家庭原因引发的自杀和与学校有关联的自杀。对于不同原因引发的自杀，处理的结果自然不同。如果是由于学生个人原因或其家庭原因引发的自杀，后果应由学生个人和其家庭自己负责，学校不负责任。而如果是由于与学校有关联的原因，如教师或工作人员侮辱、体罚学生，对学生进行搜身、处罚不当等，导致学生自杀，则由于学校存在过错，学校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生的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关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学生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一定的因果关系；二是教师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教师毫无根据地怀疑学生有偷盗行为，任意停止学生上课，把学生关在小房子里，强迫其交待甚至拳脚相加，学生不堪受辱，愤而自杀，教师的行为是学生自杀因，学生自杀是教师行为的果，而且教师的行为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利，构成非法拘禁罪。由于教师的违法行为造成学生自杀，学校要为自杀事件承担相应的后果，相关教师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教师的行为是合法的，例如一女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老师即按规定在其试卷上写下“作弊”二字。该女生见状哭着跑出教室，跑回宿舍后在一张纸上写下“再见了，同学们，我无脸见人了”，然后，爬到四楼楼顶跳楼身亡。此案中，学生考试作弊，被监考教师当场抓住，并按考场规定进行了处理，学生因羞愧而跳楼自杀，尽管教师的行为与学生自杀有因果关系，但教师的行为是合法的，因此，教师和学校都不承担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学生自杀、自伤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学校无法律责任。”

七、校外人员在校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例如，1998年10月24日中午，四川省彭州市蒙阳中学三(四)班教室里突然冲进14名歹徒，对正在上课的男生用刀捅、凳砸，5名学生被打成重伤，其中1名学生受伤后生命垂危，2名教师受伤。在本案中，应由14名歹徒承担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不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于这类案件，一般情况下，学校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事故责任应当由造成这一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但学校在这类案件中可不承担法律责任必须有一个前提，“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即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不存在任何过失，而且在事故发生后，学校必须及时采取积极的救护措施，只有在此前提下，学校对此类案件才可免责。

八、在校外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生每天上学、放学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一般来说，应由事故的加害者承担责任。学校一般不承担责任。但如果在学校对学生上学、放学采取集体措施，集体接送学生上学、放学时发生事故，或者如果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颁布学生集体上学、放学实施办法，而学校未依该办法组织学生上学、放学时发生事故，或有任何怠于执行办法而致学生发生事故，如果有因果关系存在，学校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学生在节假日包括寒暑假期间发生的事故，一般来说，由于事故不是发生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时间内，原则上，学校对事故可不承担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学生受伤害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社会调查、出外考察、实习、实践等任务，而且，教师在布置这些任务时没有选择恰当的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作业内容可能对学生造成人身伤害。在这些前提下，学生在节假日期间受到的损害，学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根据《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校外”可理解为以下四种情形：1、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2、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3、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4、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的。在这四种情形下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综上所述,学生在学校发生伤害事故,应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责任，不能一概由学校或家长承担。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学校和家庭都应该积极地承担责任。特别是学校，更应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杜绝不当行为，尽力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胡爱平，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处理之我见[J]，青少年与法，2001(6)

[2]王新，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与学校的法律责任[U]，河北法学，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