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十篇

产权改革篇1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

产权改革篇2

关键词：银行产权；产权改革

一、引言

在WTO下，银行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在国内基本可分为两派：一是银行产权改革论。这一理论的赞同者众多，其中易纲明确提出银行的竞争优势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这正是中国银行业所缺乏的，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产权改革。刘伟则指出中国改革的侧重点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进入WTO的过渡期，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二是银行产权改革无关论。这一理论主要以郎咸平为代表，他认为外商银行的引入无法改善中国内地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要解决银行的经营低效和坏账问题，不能靠引进国外金融机构，而需要进行整体经济质素的改进，银行业绩与产权无关，并认为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经济改革的课题，而且和产权结构无关,绝对没有可能在一个不良的经济体系素质下先行改革银行。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存在信贷市场失灵问题，对银行产权改革产生置疑。总之，学术界围绕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产权改革的原因分析

诺思提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产权作为制度的核心内容具有无可替代的激励功能，它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合理的决策，采用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从而能使组织在高效率的状态运行，所以说产权界定清晰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就“产权无关论”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可能是该学者仅仅把产权理解为财产的所有权。其次，该理论没有把握好产权与公司治理的内部逻辑，应当说正是产权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绩效。再次，该理论存在分析方法上的错误，也没有证实是否存在着产权无关的可行区间，而中国显然处于端点处，同时也没有考虑各国的具体国情的差异。最后，该理论混淆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的关系，而银行业改革与整体经济素质的改进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呢？总之，产权无关论是站不住脚的。而国内学术界所热衷的“产权改革论”，尽管有着很强的理论依据，但没有把银行产权改革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银行自身出发就产权论产权，即仅从事物的内因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制约产权改革效果的现有制度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外在因素，因而让“产权无关论”乘虚而入。有的学者还从银行脆弱性和信贷市场失灵的角度否定产权改革，则是对市场与政府监管的各自功能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的国有产权普遍存在，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制更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有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有控股银行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重超过50%。针对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当前存在两种看法：一是以Gerschenkron为代表的发展型观点；二是以Kornai、Shleifer与Vishny为代表的政治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府拥有银行产权有助于促进政府目标，但是前者认为这种产权安排有利于政府集中储蓄并投向战略性长期项目，通过这种融资，政府克服了破坏私人资本市场的制度失灵，从而通过产生总需求和其他外部性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后者认为国有银行能够使政府为无效但政治上需要的项目融资。然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国有制既不利于金融部门的发展与稳定，也有损于经济增长，根据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得出，政府对银行所有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存在以下的缺陷：（1）通过降低竞争性。更高的国有制倾向于导致更高的存贷利差、更少的私营部门信贷、证券交易活动不足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不足。（2）限制信贷市场准入。（3）提高危机发生的风险概率。同时他们证明了国有产权对银行危机的发生具有推动作用。在激励机制方面，在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市场对良好的信息结构和其他金融基础设施需求不足，因而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在银行业的宏观层面上，Barth、Caprio和Levine发现在银行国有产权高的国家，市场监控显著弱化，同时政府的监管也面临着激励机制的冲突。就银行的微观层次而言，国有银行的真正所有者缺失导致公司治理结构扭曲，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低效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国有银行倾向于压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提高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及其成本，同时造成银行自身的不良业绩和高度的脆弱性，因而要进行国有产权的改革。这一理论与当前世界上许多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正在出售国有银行产权的行为相一致的。我们国家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就验证了这一观点，由此我们认为产权改革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三、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独立地仅从银行产权改革还是不够的，同时必须认识银行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并在实践中加以关注，方能使产权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的业绩。

1．银行产权改革面临政治上的约束。金融部门中的特定利益集团与政治舞台的关系往往非常密切，原因很简单，“金融意味着钱”，银行国有制毕竟可以频繁地为政府财政赤字提供便利地融资，又可以充分利用储蓄实现政府既定的社会目标，正像前文所提到的银行国有产权的“发展型”和“政治型”理论。同时银行国有制也是一种政治性馈赠资源。许多国家，银行产权的改革是令人失望的，大型国有银行占据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行政管理和软约束后，很难进行重组和产权改革。这也正是“产权无关论”能够得到我们国内许多人认可的根源。

2．银行产权改革面临经济制度环境的约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着很高的国有银行比例，产权改革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我们上述对降低国有产权的收益是在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金融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质量等因素没有纳入改革速度和顺序安排的考虑范围。所以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而进行的产权改革设计失误，就会导致银行危机。薄弱的监管环境应该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导致欺诈、资产流失甚至危机。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要尽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提高监管质量，同时又不能使产权改革停滞。

3．银行产权改革面临银行自身业绩的约束。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迫切需求往往是由于银行自身的业绩已影响到当前或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甚至有产生危机的可能，此时政府往往想通过产权改革摆脱困境。而由于此前的种种原因导致了国有银行的业绩低下，尤其是不良资产率过高，这为国有产权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般来说政府注资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政府注资一方面可能面临着财政上的拮据和政治力量的左右，而Clarke和Cull(1999)认为，应该避免在银行产权改革前注入资金，因为这可能放慢银行产权改革的速度，且注入的资金可能被挥霍。如果通过上市进行产权改革，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准入条件和银行已有业绩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同时上市还时常受到国内资本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程度的影响。

由以上原因决定了进行产权改革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国情，慎重地处理好改革的次序和速度问题。根据有关国家的成功的经验表明：在解决总体激励机制缺陷并做好产权改革的各项工作的同时缓慢而审慎推行改革，应该是较好的战略。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从不同国家选择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开展业务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良好的外资银行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金融产品，而且还可以培训本国银行家的作用，所以存在着很强的外溢效应。

总之，一国能够实行产权改革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工作，以及在已有约束条件下其银行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行私有化，都必须根据具体国情进行，这项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四、启示

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效不大，还没有涉及深层次的产权改革，这也是最难进行，并由此导致种种弊端的根源。中国加入了WTO并承诺在2007年解除所有的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使得国有银行存贷流量规模的收缩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影响国有银行的流动性和盈利，并最终导致国有银行支付问题的出现，因而国有银行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产权改革篇3

[论文摘要]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马克思与西方产权理论，指明了国企产权改革之路：从产权制度本身，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并在改革的实践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模式。

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关于产权理论的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概念，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对产权理论进行不间断的研究。而在这其中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无疑是最能体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们把他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5] “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力：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财产不是纯粹指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物，而是指在人同财产之间的财产权利或财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每个时代中的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7]。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主体对客体的权利，是在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法权，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所有制关系，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现代产权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对产权制度进行了研究，科斯从产权的社会属性来分析产权制度，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事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会说否认拥有土地，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8]诺斯则从产权的排他性来定义产权，他指出：“产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哈罗德-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从产权的外部性出发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把产权看作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组合而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是法律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因而是表面的肤浅的。这就指导我们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在借鉴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境

（一）产权主体性的缺失

国有企业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然而很难找到调和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根本矛盾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也不能完全解决其中的矛盾）这使得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二）产权交易性的缺失

公有制对产权不可交易性的要求与市场经济对产权可交易性要求的冲突，使得国有产权难以实现其交易性。这一矛盾的存在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市的国有企业因国有资本不能流转因而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非上市的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交易途径。

四、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途径

（一）产权制度本身的改革

1．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

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本身即内因方面来说，国企股份制改革后虽然有了现代公司制度的结构，但是企业内部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简单的照搬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模式而不真正研究企业运行内在的规律是难以让国企走向改革成功之路。

如在西方运行良好的股票期权制度激励经理人，使得很多企业迅速成长，但是在中国不成熟的股票市场的环境下，这种制度加剧的市场的投机行为，使得经理人去炒作公司股票从而获得巨额股权收益，而不去真正把企业管理好。

所以建立一套真正适合国情的现在企业治理制度，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继续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重组国企产权结构

所谓股份就是对企业的所有权即产权，股份制实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形式。这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方式，所以股份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扭转的方向。虽然现阶段国企股份制改革存在着诸如股权分置、产权虚设等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带来的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虚拟经济体系的改革：完善金融体系为国企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拟经济在经济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促进和激励作用。金融体系是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产权制度本身的同时必须完善金融体系改革为国企产权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企股份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深化改革的良方，但是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下股份制改革的效果必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完善法制系统，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以及抗风险能力。只有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真正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三）实体经济体系的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国企垄断市场的程度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或类似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用其最少资源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商品与劳务。但在存在着垄断、寡头或类似的市场不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导致企业效率和资源了利用率的下降。所以提高国企的资源利用率，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1．在充分的发挥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前提下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2．国企改革要实践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3．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就是向此方向迈进的一步。

总之，我们应该继续发扬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产权模式。只有这样我国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才能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2]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3]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4]吴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探析，《商场现代化》2008年6月，第543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382页

产权改革篇4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涌现出了多种改革形式，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会有不同的类型划分结果。基于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组织制度结构的理论视角，将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归纳总结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存量资产量化型、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型和林权量化型（资源加资本量化型），分别对应城乡结合部地区、平原地区、山区三类不同类型的区域。

（一）存量资产量化型在城镇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一般比较雄厚，拥有较多的存量资产。资产股权量化。一是清退老股金，分清非量化资产与量化资产。二是确定集体股与个人股比例。根据2010年丰台区河东地区48个村的调研数据，集体股比例为33.76%，个人股比例为66.24%。三是确定个人股中基本股（户籍股、土地股）与劳龄股之间的比例。根据同上调研数据，基本股占个人股比例为22.97%，劳龄股比例为57.01%。四是确定普通股与优先股。一般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在册成员的资产份额为普通股，其他人员为优先股。根据同上调研数据，优先股占个人股比例为9.46%。此外，还有吸纳的现金股，占5.79%，其他股占4.77%。人员界定。一是户籍股人员界定。主要包括：一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及其衍生的农业人口；各类政策性移民。二是劳龄股人员界定。主要是从1956年以来，改革基准日年满16周岁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劳动一年以上劳动力，以年为单位进行量化。法人治理结构。改制后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股东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在经管部门登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或在工商部门登记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还有的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型平原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一般只拥有少量的存量资产。这类地区改制主要是结合农村土地确权，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进行量化，完成产权制度改革。资产股权量化。与存量资产股份量化型改制程序类似，不同是增设了土地确权股，量化标准一般参照当地区域征地补偿最低标准计算土地资产总值。人员界定。类似城乡结合部地区，相对比较简单。法人治理结构。由于平原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较简单，改制后的治理结构一般采取由原有党支部、村委会等村干部兼任的方式。

（三）林权量化型（或资源加资本量化型）北京山区功能定位一般属于生态涵养区，资源性资产纳入产权制度改革成为该区域改革的一个特色。2010年，北京市实行了生态效益林补偿政策，对于推进山区林权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资产量化的核心是把林地及地上林木等资源性资产纳入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范围。在可以进行景区开发的地区，采用资源性资产与社会资本按比例进行股权量化，这类产权制度改革模式也被称为“资源加资本类型”。人员界定与法人治理结构环节类似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型。

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一）取得成效一是明晰了产权关系。通过“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实现了集体资产由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的历史性变革，明晰了农民和集体之间的产权关系。二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改制增加了农村基层干部发展经济的压力，调动了农民参与集体经济管理的热情，提高了集体资产的经营效益。到2011年，全市乡村两级集体资产总额4116.6亿元，同比增长19.3%；集体净资产1568.3亿元，同比增长13.8%。三是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凭借股权参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2013年全市有126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股份分红，分红村占已改制村集体经济组织的32.9%。股份分红总金额34.8亿元，有133万农民股东获得红利，人均分红2611元。四是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财产权益，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完善了民主管理制度。五是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改革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为农村城镇化奠定了体制性基础。2012年，全市完成农转居6万余人。六是实现了生态资源股份化。到2011年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体任务基本完成，150多万名农民成为集体生态林股东，发放生态林公益补偿金3.1亿元，人均203元。

（二）面临问题一是法制建设滞后问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到工商部门登记，面临税费、股东人数受限等问题；到农业主管部门登记，则不具备法人资格。二是政社不分问题。交叉任职、管理模式行政化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职责也没有完全分开，改革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仍承担着大量的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职能。三是市场发育问题。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了村庄社区的封闭性特征，为优化资源要素配置，需要积极探索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问题。四是规范管理问题。虽然在形式上普遍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机构，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仍显薄弱，普遍缺乏专门的工作制度和实施细则。此外，股权结构方面，集体股所占比例偏高，弱化了治理机制，影响了改革的效果。个人股中的基本股（户籍股）所占比重普遍偏低，土地价值未能充分体现。股权的社区封闭性与市场的开放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三、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法制化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提。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缺乏一个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的法律基础，相关市场主体无法对集体资产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现有的地方性的关于集体经济的制度设计及具体条款更新滞后，不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的需要。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界定产权关系，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土地制度创新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抓手。在完成产权界定后，产权改革的重点主要是转让权。村集体是土地所有者，所有权的本质是土地的收益权。随着分工不断深化，需要通过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让更有能力的经营者经营集体经济的资源资产，实现产权的社会化。目前，城乡之间与农村内部的分割的土地市场制度下，在产权转让环节存在体制性的阻碍。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的土地使用制度，在符合规划要求的情况下，落实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实现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实施留地安置，实现土地资源资本化运作，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富裕农民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线。农民是社会群体的主体，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富裕农民的宏伟目标恰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体现。要把富裕农民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与判断改革是否成功的界标，作为探索新的有效实现形式的一条主线。制定集体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先导。目前，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单体规模偏小，组织之间分散，普遍存在着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粗放和规范化程度不够的问题。面对“十二五”时期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力度，明确集体经济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组织架构，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确保其始终充满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不断保值增值，为农民增收服务。强化经管部门监督指导服务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组织保障。农村经管工作肩负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指导和管理监督、深化农村改革、维护农民权益的重要职责。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经管工作，提高指导、服务和监督水平，更好地发挥为农村合作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制定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战略规划，纳入区域总体发展规划。这是解决战略思路问题。理清集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思路，一是要结合未来郊区产业与空间布局，探索市、区县、乡镇等不同层面的集体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要把集体经济发展与区县功能定位结合起来，发展当地适合并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二是探索突破村自为战的传统发展方式。通过产权重组等方式打破村域界限，推进村村联合、镇镇联合，让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配置，发挥规模效益。三是做好规划，引进社会资金，加快集体经济的产业升级。四是建立科学的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架构，整合村域资源，落实乡域规划，推进乡镇统筹。五是以规模性园区建设为突破口，探索以乡联合社为载体，构建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对接的体制机制。推进政经分开，启动新一轮农村综合体制改革。这是解决政府定位问题。要抓紧立法工作，推进政经分开。在“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基础上，出台“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进一步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市场主体地位以及合作经济属性，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名称、功能定位、主要职能，使集体经济组织与党支部、村委会各司其职。依据合作经济属性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产权改革篇5

我们选择“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是为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从体制上宣布个人不得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利。因此，企业的物质资本、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归国有和集体，并且这个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产权主体是不能分割到个人产权而只能以公有主体这样高度抽象整体性存在，从而彻底消除了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企业体制，我们姑且不论其组织运作效益成本如何，在计划经济里是有内在的必然性和逻辑性的，但一旦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这种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体制就会同市场机制发生矛盾。当然，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体制深层矛盾是被掩盖着，或者说我们通过把引进的西方现代企业各种理念、制度、规范直接或间接嫁接到这种公有制产权体制上，促进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但同时把那种不可分割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同市场本质格格不入的矛盾暂时掩盖了或忽视了，只有到了深化改革阶段和市场发展较为成熟阶段，深层次矛盾才会逐渐暴露出来。

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观点看，不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如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大批进入市场是令人困惑和奇怪的（在西方成熟市场中，也只有少量纯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而大部分进入市场的公有制企业其产权都是能最终层层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的企业，最典型的如大型上市控股公司、机构投资企业等），但从改革开放进程看，这是发展我国市场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触动企业公有产权这一复杂问题，而在公有制层面上进行了种种改革，从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制、总裁制、年薪制等。结果，伴随着其他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我国市场的竞争性发展起来，市场法规也开始完善起来。反过来，市场的竞争性和法制的建立却使大批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衰亡倒闭，大批职工下岗待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非公有制企业或产权可分解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发展起来，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就业。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市场中，不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竞争不过那些非公有制企业和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其实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早已从宏观、微观资源配置角度，法律、产权制度角度，企业家信息和激励等角度解释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和理论，市场就是交易，是资源技成本效益进行的自愿或自由交易，但这种交易有效性在于承认个人合法产权，而且即使为节约交易成本而组织成集合体——企业也可最终追溯到这个集合体的个人合法产权（这也是我国公有制企业同成熟市场中的公有制企业不同的地方，前者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后者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强调个人合法产权在于个人对隐含了成本、效益的信息和激励在法律上制度上对委托人有保障和承担责任以及对人约束和监督，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产权的市场合约性。

可见，个人产权市场合约在于个人是财务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凭借自身拥有的这些资本，通过自由选择与他人或企业订立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市场合约或企业合约。然而，在消除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里，个人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物资甚至自身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只有像国家、政府或行政部门这样的人，个人只不过是在“全民、集体”人人要有就业岗位的名义下，由这样人计划安排和行政指令调派去劳动和平等分享公有资产，个人间不存在产权差异。这时，公有制企业内部因没有生产要素所有者或最终委托人而不需要合约，其外部也因一切资源归公，可由更大一行政级别人来指令调派更多要素，而不需要合约。

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在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初期，同强调个人产权合约性的市场机制的矛盾并不突出，甚至是掩盖着的，但随着市场成熟完善，越来越强调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同公有制的非市场合约性之间的矛盾变得很尖锐，不可调和。这时的公有产权犹如周其仁所言的“无主财产的公共过道”很容易被讲个人产权的私人当事人占据和掠夺，因为公有产权不像个人产权，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财产界限，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它，大家都可以为使用这一财产而自由竞争，而且公有产权所强调的国家意志、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荣兆样，1996）成为一种摆设，而个人产权蚕食公有产权可成为事实上的权利。只要公有产权是一种如同公共过道，追溯不到最终所有人或委托人的无主财产的话，就会发生个人产权事实上花样百出地蚕食公有财产，国有、集体资本流失，官员腐败就不可避免。从市场强调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角度看，公有产权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政府所有的财产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有主财产而事实上的无主财产，这里公有财产无主性就是指公有财产无法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

根据巴泽尔、张五常和周其仁等人的研究，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强调个人产权合法对市场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知识、技能、努力、负责、创新、对市场机会敏感等具有生产性、资本性和市场价值，而且这一切总是附着在自然人的个人身上，只归个人调用，并且个人总是财务、物质资产的实际潜在控制者。因此，市场经济视个人产权在法律、制度上合法为根本基础，从而充分发掘了作为自然人的个人的各种经济价值。例如，个人同企业结合就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一个激励性市场合约。然而我们看到，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所有制虽然根本否认了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权利，但它无法否认或消除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总是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财产，包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但这个公有产权仍然是由作为人的许多个人在实际控制和管理经营，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厂长等。他们并不因被委托当公有产权的人，就消失了个人产权，从个人产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高尚或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国有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事实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运作、经营和效益。

显然，公有产权不承认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地位，导致作为个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个人产权严重扭曲，如该拿的钱不能拿，不该拿的钱拿了；再如企业财产反正是国家的政府的不是他个人的，拿到市场去冒险，搞好了，能捞就捞，搞赔了，他个人也不可能赔。这犹如一场或一场不需付代价的冒险。这就是公有产权下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能代表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的意志，而不能代表许许多多作为“全民”或“集体”自然人的个人对利润和效益的追求，但这时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却还是需要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作为人当厂长、当经理等，而不能是政府、行政部门本身去当厂长、经理。这些人一方面在体制、制度上只对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真正对企业、市场负责，因为公有产权非市场合约特点必然是政企无法分开，反映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人的组织人事任命和对人、财、物资源配置干预控制，尽管资源配置可能失败，如项目亏损和投资低效，给政府权利带来损害，但政府任期和资源投资周期是不对称的，任何政府部门都不会因为考虑资源配置未来状况而放弃现期控制权稳定和扩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是一个个具体的自然人个人，因而又都有个人产权，可是他们的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没有合法地位，也无法在市场中订合约，那么他们对个人产权满足、追求就必然以扭曲、非法等各种的私下交易合约得到宣泄，而公有产权否定个人产权合法性导致没有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个人有动力、有激励去对公有产权负责和去监督、约束人。

本来，企业家就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产生于市场合约，对它的选择、任用、配置都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实践证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需要企业家来经营，而企业家只能是以个人为载体的自然个人，他必然有个人产权的要求，并且个人产权在市场中是合约化的。但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基本上依赖一套政府行政化人事管理制度，尽管已有了明显改进，但仍不能真正做到市场化，问题就出在个人产权在深层次体制上还不能突破公有产权。

按照科斯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观点，个人产权的确立是市场化的深层基础，那么，我们要为原来公有产权无法分解到个人产权合约的国有企业寻找到一个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那就是公有产权能分解到个人产权。做到这点，首先就是人力资源的个人产权化，是一个个具体人为载体的自然人的市场化合约，才有公有产权的市场合约；是他们一个个具体自然个人在承担市场交易成本、风险以及索取市场交易利润、回报，然后才是公有制企业的交易成本、风险和利润、回报。我们应该从人力资源产权可转化为非人力资本产权这一层面上理解和解释我们的“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二、政府及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试图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间接行政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实现政企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各种既得利益及习惯势力的制约，我们又试图要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保证公有产权前提下实现政企分离显然使国有企业改革充满矛盾，历程缓慢、艰难。事实证明，要化解矛盾，加快改革首先是政府如何作为，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从企业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出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突破公有制约束的改革尝试，在于这些地方各级政府在企业改制上很好地扮演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角色，把自己转变为消极所有者。这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好政府差政府都会改革，但差政府无法像好政府那样容忍大规模精简机构改革。这样，市场、企业、企业家就很容易区分政府好坏，政府是真的转变成消极所有者，还是模仿一下机构改革样子欺骗市场、企业和企业家，仍维持原来政府机构规模，甚至扩大原来规模，然后利用职权进行事后寻租。

坦率地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不遗余力，试图把公有产权国有企业改造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积极引人和使用了一套套现成的成熟发达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规则、企业规范和制度，如公司法人治理制、董事制、上市或不上市股份制等，但效果并不理想，国有企业依然在亏损，资产在流失，于是有了政府出几千亿元冲销企业环账，搞数千亿元规模债转股，严格的财务监控，加强企业党组织政治监督等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对缓解国有企业债务和经营很有效，但并没有触及公有产权制度缺陷源头，谁能担保国有企业环账不再大量产生？谁能担保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出手捞一笔，不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去流失公有资产？正是公有产权中没有个人产权这个制度缺陷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先天不足，常陷入表层改革，把发达市场经济中各种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直接嫁接到公有制上，以不变应万变，这显然不切实际，其结果是许多改革隔靴搔痒，图有其名，许多国有企业改造成了并不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殊不知发达市场中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都源于个人产权市场合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而不是政府干预、强制的结果。因此，实施公有产权中从没有个人产权到有个人产权，承认、容纳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性是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变为消极所有者的关键一步。本来，政府作为积极所有者，行使积极所有权干预企业经营，是要保护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公有产权的所有者的利益，这时政企是无法分离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一旦被下级经营，政府或行政部门担心作为企业内部人的人会不会损害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其实真正所有者利益是全民或集体）；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担心丧失控制的权力和地位，这控制权和控制地位直接影响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小和实施强度。所以，要政企分开，要使政府、行政主管从对企业有控制权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只有收益权而没有控制权的消极所有者（周冰、郑志，2001），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除非有相应的利益补偿，一般不会主动转变。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产权主体是成为积极所有者还是消极所有者，有各种原因，比如他因厌恶风险、缺乏经营能力等原因而通过市场合约把产权委托给人经营，这里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常讲的“两权分离”，还是市场交换关系，即科斯讲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而已。委托人个人产权是他的企业财务资产，而作为人的经理个人产权是他的管理经营知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个人产权市场交易合约关系，或者说是不同的私人财产交换关系，只是采取了诸如年薪制、期权制等不同一般的交易合约或交换方式而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正是为了突出个人产权，界定所有权，而不是模糊所有权。看来，我们以前误解了“两权分离”的真正含义，我们自然就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两权分离”改革思路会带来政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实现政企分离首先在于政府、行政主管从公有产权的积极所有者转为消极所有者。一般来说，积极所有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补偿都不会主动放弃原有的控制权，自觉成为一个消极所有者。探索和设计一种公有制产权容纳个人产权并允许个人产权市场合约交易的替代政府或行政主管的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产权制度安排就成为必要。

三、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分配

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的彻底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公有产权承认、融合个人产权，这就是说，在企业的国有、集体、乡镇所有权结构中，切入或引进以自然人为主体的所有者或最终能层层分解到自然人的法人所有者，他们是新的积极所有者，接替原来所有权实际已被行政任命的人架空的所有者来执掌企业控制权。这样做，一方面，可保证改革顺利深入，回避在我国目前还很难让人接受的市场化就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化成私人企业资产，而是保持原有国有资产存量或者逐步减持国有资产存量同时，引入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增量资产投入企业来增加企业活力和效益；另一方面，可使企业产权制度安排改革有操作性，即可以将公有制企业里原来一批厂长、书记、经理依据一定条件和资格直接转为持股、控股的积极所有者或通过竞聘和人才市场选聘引入新的积极所有者。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看法，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是私有制，而我们是在利用这个私有制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国有企业化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改革实践表明，我国市场化一开始不是通过私有化实现的，而是通过逐步放松管制，无意中引发了竞争性，促成了市场发展，因此，我国市场化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公有制同时大力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参与市场竞争。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大部分国有企业竞争效率较低，结果形成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这反而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和越来越高的市场化程度。可见，我国的市场化首先来自竞争性，是市场竞争逐步发展出非国有、私有经济（而不是把国有的化成非国有或私有的），而非国有、私有经济飞速发展在迫使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从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上有许多措施，从放权到现代企业制度，但收效不大，问题还在原公有产权制度无法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基础。

发达国家也有所谓的“公有制”企业或公司，但这类企业或公司绝大部分产权最终都能一层层落实到自然人身上，产权是明晰的，是由私人持股、控股或由许多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持股和控股，而这些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也是由众多的约束很硬的自然人组成，如富人、各阶层人士、离退休职工等加人才存在的。不像我们国有企业产权不可能找到自然人来落实，那么国有企业的资本增值或贬值就没人负责，没人承担风险，这就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没有自然人来落实这一产权，人人所有，但人人却都不是所有者、投资者。其实，即使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不少民营企业产权，严格讲也不明晰，如挂靠、戴红帽子或以家庭、家族作为排他性，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人的排他性上的，结果出现，企业告政府侵权，政府诉企业贪污，或者是父子、兄弟反目或分家等。因此，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这一产权制度改革最终指向产权能界定到自然人个人身上，即明晰的个人产权，而公有产权在竞争和运作中可被界定为众多个人产权的集合，从而我们就为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原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找到了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的根据，规范和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避免了国有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并为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如何分配提供了制度保证。实际上在我国，原公有产权中融合、引入个人产权早已实施，如发行上市的公众股，拍卖中小国有企业给私人等，但问题在于融合、引入个人产权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影响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结构，原有的所有权行政化问题在公司治理中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整个公司运作带有很浓的行政级别色彩，如部门臃肿，人浮于事，区分干部、工人身份，追求官位，达到什么行政级别，拥有什么权力，拥有什么待遇和年薪，而并不真正承担企业支出费用、亏损和风险。由于公有产权中的国有资本目前无法也不允许直接转变为个人产权，我们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有资本运营中积极引人所有权多元化结构，而这个所有权多元化结构更多的是以个人产权为主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参入份额，因为我国市场化首先得利于市场竞争性，而竞争性又发展出了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例很大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这些是我们在原公有制企业中引入所有权多元化个人产权的主体大军，也是取代政府、行政主管构成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主力。根据有关研究（方晓霞1999，刘小玄2000，刘伟、李绍荣2001），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具有完全个人产权的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效率最高，但规模太小，往往反映不出资本和全员劳动效率，所以把不断发展的私有企业和经济及时切入和引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是迅速扩大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规模，提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效率的良机，从而就有可能彻底消除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问题，使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真正反映产权制度安排，体现出公司权竞争，能激励和约束经理，而不像现在的国有企业，经理替换权力归政府或组织部门所有，这就可能出现经理想方设法贿赂政府或组织部门官员，以保其位置。这同成熟市场经济中的规范私有公司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经理是通过权竞争上岗，经理努力提高企业绩效是保住自己位置的惟一途径，在这样的企业里，因产权的剩余索取权在董事会手里或干脆就在自己手里，其贿赂成本很高，高到他无法承受。当然这种权竞争除了用手投票可以形成外，还可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抛售股票来形成或通过敌意收购来形成。

无论是目前的关于企业产权、所有制的理论研究文献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产权或所有制改革实践都表明，私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绩效远好于国有企业，而且私有和非国有产权或所有制比重不断增长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效率，并淡化了行政性干预。因此，在这些市场发达地区正在实践探索对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进一步从原来产权并不十分明晰的多元化所有权结构或混合所有制改制成更多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十分明晰的产权结构，亦即：尽可能让经营者、职工和普通公众持股，并且经营者持大股，而所谓“集体股”（国有企业的“国有股”、集体企业的“集体股”、乡镇企业的“乡镇股”，我们这里都暂称为“集体股”）退出越多越好。有人把这称之为设计一种替代性的明晰产权制度安排的两大原则。这样做也完全是不得已逼出来的，因为原“国有”、“集体”、“乡镇”这些公有资产存量一开始无法明晰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个人产权上，而由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作为这些原公有资产存量所有者来控制企业，行政任命企业领导班子与市场机制背道而驰，貌合神离。各地实践探索也表明，包括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中，在原公有存量资产产权不清晰或不知产权所有者和老板是谁的情况下，关键的经营者持大股作为替代和逐步减持或退出“国有股”和“集体股”原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者，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企业因产权能落实到经营者、职工、公众等这些自然人排他性基础上，就能明确所有权既对企业有控制权，又对企业有剩余索取权，从而明确关系，真正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体现出权竞争，即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不断有优秀人力资本进入企业。

下面就政府和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逐步退出企业，而在企业产权上逐步引人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新积极所有者（私人经济、竞聘的企业家、原经营者、职工、公众等）的实践探索，大致概括一下原消极所有者和新积极所有者在企业产权改制设计上对企业控制权分配博弈过程，试图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制实践提供一个较清晰的逻辑操作框架或模式，这一博弈过程可能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场痛苦的产权市场化改革过程。

环节1：从企业产权、所有权上着手，将政府、行政主管公有产权由积极所有权转化为消极所有权，这首先是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观念要更新，积极实施自身改革并把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主要改革目标加以实施。为使企业产权改革比较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企业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好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所谓“好”的操作方案是指，政府、行政主管作为积极所有者放弃企业控制权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所以，政府、行政主管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利益补偿，这种利益补偿可能最主要通过对企业提出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行使批准或否决权力来实现的，并通过和企业讨价还价来实现的。一开始，政府、行政主管作为公有制企业存量资产所有者或最大股东在产权改制中进入董事会，但这时的产权改制已经是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主体的产权多元化改制，政府、行政主管已不是惟一的所有者或股东，虽然还是最大股东，但这个最大股东开始已与企业之间划出了清晰的财产界限，两者的利益开始明确、分离，而且新进入的所有者、持大股的经营者、职工入股、公众持股等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多元化股权大大提高了对企业资产关切度，积极参与经营决策，对政府、行政主管企业控制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尽管这种制约程度开始并不大或不明确，但确实存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企业高层领导任命，政府、行政主管不能完全自己单方面说了算，因产权这个深层体制上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包括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企业政企就可能水到渠成地自然分离。

环节2：由于不能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只能归政府和行政主管，他们必然作为绝对积极所有者对企业有完全控制权，如政府、行政主管一把手一言堂任命企业高层领导。如果观念转变，在国有企业中积极切入和引进多元化个人产权来挽救国有企业日益衰败和效益低下，那么，政府、行政主管对国有企业拥有完全控制权的绝对积极所有权到连决策参与权也没有的绝对消极所有权这两极之间就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而把多元化的个人产权切人和引进原公有产权里就形成了这些各种中间状态，这些中间状态必然影响和抵消原来的控制权。一旦新进入的多元化个人产权所有者拥有的企业所有权股份份额超过某一阀值（从实践看，对不同企业这阀值不同，从10％到50％都有可能），他就必然成为积极所有者，要求对企业有控制权，这时政府、行政主管可能从绝对大股东转化为相对大股东，甚至转化为消极大股东。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政府、行政主管成为竞争行业企业的消极大股东，对企业占有各种生产要素转变为占有其价值，而让更多的自然人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占有企业生产要素，控制企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承担企业财务成本和经营风险，作为自然人的进人公有产权的持股经营者、企业家、职工、公众他们的经济利益必然依赖积极所有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这时政府、行政主管作为最大的消极股东其收益权更依赖法律和信用制度，特别是信用，一旦政府、行政主管重视信用（政府、行政主管控制的国有企业最忽视信用，借银行钱不还、赖账）也就能迫使经营者、企业家也重视信用，从而在市场中逐步培育出信用制度，而不是你骗我，我骗你。

环节3：原公有制企业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对新进入的积极所有者的股权安排，根据各地的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经验以及上市或不上市，设了国有股、法人股、集体股、企业股、经营者股、职工股、公众股等这些基本股权。因国有股要减持，原公有法人股也同集体股一样产权并不明晰，也要减持或退出，而减持和退出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非常复杂问题。为简化问题和讨论方便，本文把国有股、法人股暂且都归到集体股来讨论，目的是如何尽量减持或退出集体股。对国有企业这类公有制企业原有全部净资产经过评估核定后，一般是60％以上界定给各级政府、行政主管，称集体股，是企业最大股东；根据调查，有的企业可能还设有所谓企业股，占10％左右作为企业自身积累，但有的企业并没有设企业股；30％界定给职工，作为企业积累中对职工劳动补偿，称职工基本股。基本股按工龄、岗位职务、基本工资等这些指标量化到个人，这里最关键的是岗位职务在职工基本股中占多少，既要公平，但又不能平均，像企业经营者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岗位职务肯定占较多股权，职工股的分配要向经营者和老职工倾斜，要有一定程度集中，而不是平均持有和完全分散，股权相对集中可增强较大股东即经营者、新加人投资者获取企业控制权的动力。有的企业为更好实施职工基本股，还设了职工普通股作为资产增量投入，即职工获得基本股的条件是必须出资入股，那么作为经营者就要自己出更多资金，承担更多风险，才能拿到岗位职务所要求的基本股，这是很公平的，他们有可能成为新的积极所有者来影响集体股。如果职工不入普通股，他应分得的基本股视为弃权。这些股都按“同股同权”参与企业红利分配。各地企业对集体股、职工普通股、职工基本股、企业股所拥有的表决权的大小，什么股承担不承担风险，多大风险，什么股可以保息，甚至退股并不一样，是以企业经营集团和职工为一方，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为另一方反复讨价还价，进行博奕的结果，使双方利益达到均衡。各地不少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上，前前后后制定了四五套方案，甚至七八套方案，最终才达成一致。

环节4：以政府、行政主管为一方，以企业经营者、新进入的所有者、投资者、企业职工等为另一方，双方会就原公有存量资本分配比例和新进入的增量资本分配比例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企业方面最初提出产权改革方案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考虑，如3：7的比例分配，30％是集体股，70％是经营者和职工基本股。如果政府、行政主管积极进行自身机构改革和积极支持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同意这30％的集体股利益补偿，但可能更多的政府、行政主管会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认为政府、行政主管应该占大头，比如70％集体股。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掌握着产权改革方案的最终决定权，而且谈判中往往不亮自己底牌，所以处在主动地位，而企业方面这时在谈判中看来节节后退，从3：7，退到4：6，5：5，6：4，甚至退到7：3，但企业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政府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才能最终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企业从一开始提出占大股到后来节节让步，可能是一种公关策略和谈判技巧，目的为了最终能够使经营者、新加入的投资者、职工、公众占到一个较满意的股权比重。虽然政府、行政主管因利益补偿问题一开始持有企业大股或支配性的股份，如60％～70％，但能落实到自然人身上的30％～40％个人产权，尽管在总股本中不占优势，可已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份额，可决定董事会席位数，可有一定的表决权。政府、行政主管虽然可凭借最大股东影响董事会决策，特别是影响企业高层领导职位人事任免，但已不能完全一言堂，如果政府、行政主管凭借大股东比改革前更深人卷入企业经营决策、人事任免，不仅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得不到上级允许，而且也会妨碍政府、行政主管履行自己政府和行政职责，甚至该职。另外，企业经营者、投资者、职工、公众因利益受到政府、行政主管干预而对政府、行政主管不满和指责，最终影响政府和行政主管形象和利益。虽然一开始的30％～40％股权对企业实施真正公司法人治理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这30％～40％股权却使原公有制财产组织形式开始转化为以个人产权为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有新的所有者介入，产生了对原公有产权加以界定的必要，正如周冰等（周冰、郑志，2001）认为，新主体投入的增量资本的产权性质与企业原有产权性质不同，新所有者与原来公有主体的性质越不相同，差距越大，对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明确界定的要求越强烈，需要界定的程度也越严格、越精确。这也为今后60％～70％的集体股减持和退出提供了条件和环境。那些产权改革走在前列的企业认为，把原公有制企业改制成政府、行政主管拥有60％以上，经营者占40％的股份企业在实践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国有”、“集体”这一块60％以上仍不明晰，仍不能从根本上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经营者仍认为，“我仍是小股东，我为国有、集体干，风险我不担，亏损国有、集体还，我还是吃大户”。所以，不少集体、乡镇这些原公有制企业开始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把集体股这一块转让给经营者，使这些企业成为真正私有民营企业，把剩余集体股一次性量化给全体职工、村民等，不设集体股，这时企业资产更加明晰，股本终极所有权为自然人的股东个人，如经营者、职工、村民等，等有条件时，可将股份合作制企业上市。实践表明，这些企业干事的人多了，混日子的人少了；勤俭持家的多了，铺张浪费的少了；管家的多了，甩手的少了；大家忙着跑项目，跑银行，跑市场；抓制度，抓管理，抓人才，企业有了真正独立和活力。

产权改革篇6

在谈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前，我想先对中国国有资产的基本状况做一个剖析。

首先，是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从2002年底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有七、八万亿元，分布在大概十五六万个国有企业当中。所以，国资总量庞大，但分布很散，几乎是无处不在。

其次，不要对国有资产如此庞大觉得骄傲，因为国有资产收益率非常低。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是6.9%，而非国有工业企业是11.7%。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一个账面上的收益率。

第三，要强调的是，账面上的净资产利润率也是画饼充饥，国家作为出资人，其实是拿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并不交，不给出资人分红，国库拿不到这个钱，一般都是在企业留用。

第四， 尽管账面上有77000亿元的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但其中有很多隐性的负债。当这些资产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候，譬如接受民营企业或外商的重组，市场给这些国有资产定价时，首先就是要把不干净的资产擦干净，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国有资产所剩无几。

世界银行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在对东北国有资产经过调整之后，发现基本上是负债，是负资产，根本没有净资产了。

因此，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对中国这么多国有资产有一个“定性”，它其实是“企业养人资产”，说它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已经名不副实了。

经营性资产也就是资本性资产，应该能带来资本收益，而中国的国有资产出资人根本得不到资本收益，这些是养人的资产，养几千万人国企职工的生老病死，而且还养不好。因为是通过企业来养，不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养，所以叫做“企业养人资产”。既然有这个判断，就应该期待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来达到一个目的，即“国资变社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干脆把现在已经名不副实的国有资产，通过产权改革来转换成名正言顺的社保资产，来建立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安全网，既然是养人，就通过这个社会保障性安全网来养人，而不要用企业来养人，因为企业养人是很浪费的。

同时，通过产权改革，国有企业可以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如果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既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又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要尽力避免国资流失，但改革的方向不会改变，改革的进程也不会中断

当然，即使这样的改革设想是好的，也要非常注意，尽量避免改革中的负面结果。早在2002年，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课题中，我就提出中央国资委要在四个方面“定规矩”：第一，决定国有资本的控制范围；第二，确定国有股转让的公开性竞争性程序；第三，确定国有股转让收入主要用于人员安置、债务偿还和充实社保资金的使用办法；第四，制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内容和格式，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社保预算之间的资金通道。

为什么要提出这四个规矩？就是认为国资全部退出是不行的，就是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国资流失和资金的胡乱使用。

为什么那么担心大规模的国资流失？一方面，国资流失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国资流失也使会得国企产权改革的进程受影响，199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这一次，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要采取有力措施，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纠正和克服。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和价款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措施来防止国资流失，同时，也对管理层收购提出了规范办法。

产权改革篇7

摘要：本文简要分析当前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阐述加快海峡西岸产权统一市场建设的必然性，提出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进一步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海峡西岸；金融市场；产权交易；闽台金融合作。

一、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

（一）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

1.日趋完善的法规体系推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向纵深发展。一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于2003年联合并于2004年2月起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总体要求“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规范进入，操作透明”，由此确定了国有产权交易行为的法律依据，开辟了资本市场新领域。二是国务院于2004年《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应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以及积极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政策纲要。三是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出“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确定产权交易机构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定市场交易中介。四是财政部于2009年《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以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统交易为主要方式；非上市金融企业产权转让完成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五是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政策措施（通称“国九条”），以及同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都提出了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9年2月出台《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股权权能，提高股权的流动性。

2.产权交易市场的内在功能必然要求其承担历史重任。产权市场交易的核心商品是企业的股权和财产权，通称为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市场具有五项主要功能：一是作为资本运作载体和资金交易信息的集聚地。所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都可以通过该市场公开投资，并购或转让股权、资产，支付结算交易价款。转让方和受让方也可从该市场获取相关信息。二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企业股权和财产权在一个公开、公平、高效、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不仅能够真实反映产权价值，而且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三是充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本运作及风险控制的平台。四是成为内外资融合的接口和资本退出的通道。外商可以通过该市场参股或并购现有的各类中资企业，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该市场转让股权或资产。五是衔接项目资源与后期融资两个相关环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市场达到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实现以股权换资金、贷款买股权、财产变现金，以及不动产转换为流动资产。

（二）产权交易市场是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

1.产权交易市场是发展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突破口。一是产权交易市场潜力无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国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共1400多家；经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实有企业971.46万户（含分支机构），其中内资企业实有927.96万户，外资企业43.49万户。全国内资企业中实有国有企业56.88万户（其中企业法人23.69万户）；台商投资企业7万多家；截至2007年末，中央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总额1.2万亿元。福建省政府投资控股的兴业银行以及福州、泉州和厦门市商业银行等，拥有巨额金融资产交易需求。除此之外，福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重组比较活跃，产权交易需求巨大。二是股权、财产权交易是新兴产业。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在全国统一，交易门槛较低，交易程序简单，尤其适合中小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增强资产权益的流动性。国内以区域龙头产权交易机构为首，覆盖国内几大经济区域的产权交易联合体已呈鼎足之势。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天津为中心，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发展迅猛。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上海为中心，成为我国权益性和基础性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公开挂牌、成交过户的产权项目覆盖全国30个省市，交易对象涉及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及自然人。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统计，上海产权市场2008年成交金额在全国率先突破千亿元，已成为全国各类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平台。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私幕股权投资市场，2008年北京地区的创业和股权投资案例占全国总数的24.42%，投资金额占全国总数的24.9%，均居全国首位。

2.地方政府推动我国产权市场横向发展。一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各省市政府非常重视该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湖北省明确提出要建设好湖北资本市场的“产权板”，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以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和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建设成辐射华中地区、最具活力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诚信市场。四川成都市出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成都市在金融配套改革方面要“陆续探索产权交易市场、非上市股权交易市场和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等金融市场建设，形成部级或区域易场所”。吉林省率先试行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机构集中登记托管的做法，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二是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向区域化发展，同质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不同的方式重组、合作经营。如参加第四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9省区代表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产权交易机构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构建跨省区的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体系。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OTC市场），天津市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全国性中心。

二、建设海峡西岸产权交易统一市场是大势所趋

（一）发展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天时地利。一是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为福建省产权市场与台湾资本市场对接创造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环境。在当前国家支持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利好环境下，福建与广东、浙江、江西四省产权交易机构达成意向，创立有限公司制产权交易平台，共同建设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二是海西地理位置优越，海峡西岸经济区产权交易市场需求旺盛。福建与台湾具有“五缘”优势，闽台经贸合作、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奠定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福建涉外经济比较发达，外资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涉足领域越来越广，民营资本活跃，这些活动都需要通过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三是地处海峡东岸的台湾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且台湾金融界已对与海西产权交易市场的对接和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第十一届海交会期间与福建省产权交易机构商谈合作事宜。[论文格式]

（二）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亟待深化改革。007年在原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是福建省统一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载体，是海西金融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信誉度。2009年3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福州分支机构共同签订了“开展商业并购贷款和股权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100亿元。2009年4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市场挂牌报价系统异地竞价测试成功，由此扩大了每笔交易的市场竞价范围和参与主体，有利于提升产权转让的竞价率和增值幅度，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但海西产权交易市场运行中存在着3个主要问题：一是体制不适应。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由福建省内8家产权交易机构联合成立，但实际上8家机构的名称、隶属关系和利益格局均不变。2008年3月，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加入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也并非是实体参与。二是实力明显不足。据国资委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纳入全国产权交易网监控的20家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注册资本金最高的是天津市（1亿元），其后依次为北京市（9500万元）、上海市（8600万元）、杭州市（8000万元），其余16家平均2669万元，福建省只有200万元。三是资源分散。我国产权市场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国有资产战略重组，但这也造成了产权交易机构的设立、运行和管理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福建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金融业股权、资产转让分散在各个部门，国有土地交易由省内县市政府部门直接操作，从而形成市场之间的地域、级别和条块分割。

三、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福建省先行先试，创新机制，推动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一是海西产权交易管理地方法规，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市场功能，为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股权、特许经营权、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权益，通过产权市场融资提供服务平台。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促进民间资金转化为创业投资的民间资本。引导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进入产权市场，加快培育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促进社会闲散资金向资本转化。二是将本省公共资源（包括地方金融企业产权）都列入市场交易范围，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将未明确规定必须进入交易的实物资产、债权、股权等，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转让。三是明确产权交易机构应积极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等业务，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二）增强海西产权交易中心实力，提升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地位。一是应充实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本金，用于市场交易电子网络建设，改进交易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媒体扩大宣传，让各类经济主体认可并支持产权市场及其交易模式；与台商合资或合作建立两岸产权交易平台，加强与台湾市场的联系；扩大与其他省市产权市场的联网运行，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开放的产权大市场；引进境外中介机构参与福建产权市场，拓展其国际化空间。二是赋予海西产权联合交易中心特殊的政策，如在财务管理上给予更大的自，在发展初期免予上缴财政利润，允许其将税后地方投资所得转化为再投资。三是维持现有人员的事业编制，提升职能地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人员。

（三）创建“海峡产权交易所”，形成以福建为中心的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一是牵头联合广东、浙江和江西三省，在福州共同发起成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创建全国首家跨省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二是明确海峡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定位是“立足海西，辐射周边，服务全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统一产权市场。三是海峡产权交易所应在交易规则、交易方式、交易品种等方面不断创新、规范运作，可以投资参股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交易实体；实行股份制运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争取尽快上市，实现做大做强，更好发挥其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四是推动海峡产权交易所与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无缝对接，创立海峡西岸股权交易品牌。

（四）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一是延伸产权交易平台，争取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目前，产权交易机构尚未列入金融机构系列，不需要金融监管当局审批）。明确其职能主要是联络、咨询台湾岛内证券交易机构、投资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为两岸产权投资、财产权转让提供服务。二是以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为突破口，引进台资建立“海西产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投资海西区域，为台商直接投资、并购海西企业提供“过桥贷款”。三是以海峡产权交易所为平台，实现闽港澳台信息、项目、资本、市场及技术等方面的对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开辟除证券市场直接融资、银行间接融资之外的另一大融资渠道。

（五）创立非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当前大陆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只能满足小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和股权流转需求。由此，借鉴台湾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市场（OTC市场）管理制度和交易制度的经验做法，建设依托海峡产权交易所的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OTC市场；引进台湾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做市商”，培育辅导非上市企业，为其创造上市条件；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上海、深圳、台湾、香港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陆洲。融资：产权市场的新名片[N].中国证券报，2009-07-13.

[2]丁洁。私募资本与产权市场合作才能共赢[DB/OL].，2009-03-06.

[3]国资委加速推动国有产权交易市场统一[DB/OL].，2009-05-12.

[4]李明良，吴弘。产权交易市场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熊焰。资本盛宴：中国产权市场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产权改革篇8

1.1.1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我国的产权改革是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重组等政策配套实施的，进行产权改革的对象企业也是有所选择的，通过正确的政策指引，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关于2007年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工作情况的通报》。通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国有企业11.2万户，其中：中央部门企业6167户，占5.5%；中央管理企业1.5万户，占13.8%；地方企业9万户，占80.7%。2007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合并)34.7万亿元，增长25.2%；负债总额(合并)20.2万亿元，增长28%；所有者权益14.5万亿元，增长47.5%，剔除因实施新会计准则增加的少数股东权益，同比增长19.3%；国有资产总量11.2万亿元，增长16.7%。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上千亿元的43家，销售收入上千亿元的26家，利润总额上百亿元的19家，分别比2002年增加32家、20家和13家。2007年有22家内地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全都是国有企业，其中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16家，比2002年增加9家。新进入500强的中央企业大多是处于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宝钢、一汽集团、中远集团、中国五矿、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海油等。[1]2008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31家。许多中央企业不但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建筑行业，中交集团、中冶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都是国内龙头企业，销售收入都在1000亿元以上。中交集团在2007年全球最大225家承包商中排名第14位，居中资企业第一。煤炭行业两家企业的规模和实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神华集团2007年煤炭产量超过2亿吨，销量超过2.6亿吨，均居世界第一；百万吨死亡率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航运业，中远集团船队规模居世界第二，经济效益在全球同行业中名列前茅。造船业，中船集团、中船重工2007年新接订单、手持订单均居世界前列。设备制造业，东方电气集团发电设备产量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一，2007年超过3000万千瓦。中粮集团生产的金龙鱼食用油、长城葡萄酒、金帝巧克力都是国内的知名品牌。港中旅、华侨城都处于竞争性很强的旅游行业，他们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有很强的知名度。[2]

1.1.2公司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

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据统计，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企业)户数为23.8万家，总资产13.5万亿元。其中，国有独资企业21.4万家，占90%，国有控股多元投资企业只占10%。而截至2007年底，全国2916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宝钢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相继在境外上市，不仅筹集了大量发展资金，推动了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特别是通过吸引战略投资者，不仅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机制的转换，而且提高了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提高了企业融资能力，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更好结合。”

1.1.3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国有企业70多家企业实行了资金集中管理，大大降低了财务费用；90多家企业积极推进成本工程管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责任成本管理体系；90多家企业建立了重大事项集中管控制度，集团财务控制力逐步增强；石油石化、电信、电力企业普遍开展了重大设备物资统一招标、集中采购，近三年来节约采购成本逾千亿元。中央企业的管理层级控制在三级以内，企业风险意识和管控能力有了大幅提高，出血点大为减少。[3]中央企业责任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企业普遍实施了业绩考核，根据经营业绩兑现薪酬和奖惩，不少企业实行了竞争上岗，形象的说法就是“全体出去再进来，全体起立再坐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机制。

产权改革篇9

一、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一般考察

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参与合作，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内的金融活动。合作经济自见世纪在欧洲兴起以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国际公认的七条原则。合作金融同样符合七项国际通行原则，即它也遵循自愿、互助、民主和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等基本原则。正是由于合作金融组织遵循着一般合作经济的原则，所以它与其他金融形式有着不同的产权特征。

合作金融首先要求资金上的联合，即在合作的一般原则基础上，要求每个社员必须交纳一定的入社费（股金），共同构成合作金融的原始资本或初始股金（initialshare）。这就是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基本骨架。具体来说，合作金融组织都依照国际惯例，明确规定参加合作金融组织成为社员的人必须有投入（入股），社员投入（股金）完全归投资者的社员个人所有，但个人入股金额不能超过某个规定的最高限额，最低的入股金额是个人进入合作金融组织的“门槛费”；合作金融组织必须为社员的股金支付红利，即对资本的所有者支付使用这些资本的成本，对社员而言，他们则获得了股金的用益权；社员的股金可以在本人愿意的任何时候退出而不会受到任何约束。由于对股金认购的额度限制，使全体社员对其合作金融组织的股金拥有量呈现出低离散程度的特征，这种特征表明：合作金融的产权制度是某个给定的范围内的直接合作的个人对某一共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大致均等的占有。

需要指出，由于合作金融的出现本意是通过资金的联合使资金实力弱小者之间实现互助，这意味着合作金融组织的社员普遍是经济上的弱小者，他们投入的资金是十分有限的，相应地，合作金融组织的资本规模也比较小；同时，由于合作金融对社员退出没有什么约束，如果社员因为某些原因将股金大量撤走，容易使合作金融的规模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在实际运作中，人们往往希望在不改变合作金融产权的基本框架基础上，对合作金融进行调整，以增加股金存量，扩大合作金融组织的规模。通行的做法是，建立提取公积金制度，形成不归任何个人所有而归成员集体所有的公积金。从产权角度来看，这种公积金的产权是单一的、明晰的，它为合作金融组织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过，正是由于上述调整，使最初的合作金融产权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原来某个特定范围内直接联合的个人对某一共同范围内金融资源大致均等的占有的基础上，附加了全体合作金融组织成员对一部分金融资源的集体占有。因此，更准确地说，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复合型产权制度，它是由为数众多的大致均等的个人产权有机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在这种产权制度框架下，合作金融形成了其独特的平等合作关系。

二、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们在这里把重庆市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找出其产权制度存在的真实问题，进而将它进行一般化推广，力求找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现行产权制度的缺陷。通过对重庆市农村信用联社下属的8家县级联社和48家基层社的问卷调查和现场调查，我们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的现状与缺陷进行如下描述与分析：

（一）初始产权框架的确立：政府主导下的社员非自愿入股

48个样本基层社在成立之初，无一例外都是在当地乡政府及社队干部的动员下，每户农民认交数额不等的股金（据反映，每户认购股金数量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构成信用合作社最初的资本金（股本金）。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低下，农民收入极少，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资本金数量都比较有限，一般都只有几万元钢水平（即使经过1996年的社员重新登记、入股，信用社的资本金也没有多少增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对合作金融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他们通常对政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感，因此当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入股动员对，绝大多数符合入社条件农民都不带任何疑虑地加入了信用合作社。不过，即使已经成为信用合作社的一员，他们对“合作”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也仍然是不清楚的，事实上他们也不想知道“合作”的真实含义。在他们看来，政府要求农民去做的事，肯定对农民有益无害。可见，农民最初的人股，完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不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的自主选择，或者说，是政府选择代替了农民的选择，只不过农民在特定环境下毫无保留地认可了政府选择。因此，在信用合作社的初始产权的确立上，农民社员虽然成为了信用社的“主人”，但他们的入股行为没有自愿的特征，而更多地体现为非自愿的顺从（尽管这种顺从没有明显的强制成分）。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67．9％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合作”是“有名无实的假合作”，32．1％的被调查者认为“合作”是“社员自愿的”，这表明人们虽然普遍赞同合作的虚假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合作带有一些自愿的色彩。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合作金融形式一开始与合作制的自愿原则是不相吻合的。

（二）产权虚置与治理结构的残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初始产权框架的确立上，与真正的合作制存在明显差别。由于农民入股的非自愿性，加上我国在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之时正式制度的不配套，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或者说仅仅在形式上得到界定。在一个正常的制度环境中，出资入股的社员毫无疑问是信用合作社的产权所有者，而在我国，虽然信用合作社一成立的时候就以章程的形式规定了社员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指出由全体社员或经全体社员推选出的社员代表组成的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并明确要求每个独立社都必须成立相应的理事会和监事会，但是，在计划体制时期，由于社会资源的配置都是以政府为中心进行的，政府对信用社资金的来源与运用都具有垄断性的支配权，因此即使以全体社员为基础确立的“三会”，在实际运作中也不是对社员负责，而是对地方政府负责，即有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切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属于政府。也就是说，全体社员对他们出资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只有名义上的产权归属关系，而实际上的产权所有者却是国家或者集体——这个集体并非全体社员组成的集体，而是～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比较含混的集体。可见，全体社员作为产权主体的地位事实上被架空，他们本该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都名存实亡。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被调查都说不清“信用社到底属于谁”，又几乎一致作出一种规范性的判断：应该属于国家（在我们的调查中，为了

使被调查者易于理解，我们提问时只使用了所有权的概念，而没有使用产权）。在被调查者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么把所有权归结到国家是不会错的。这正好映证了前述分析的结果：农村信用社的产权被人为虚置，产权关系是模糊的。

正是因为信用社的“主人”不作主，因此，“三会”只徒有虚名，治理结构残缺不全。在48个基层样本社中，每一个被调查者都认为“三会”制度在他们的信用社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首先，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以后，每年虽然召开一次大会，但社员代表普遍没有参加的积极性，相反，信用社往往靠发放一些纪念品和提供免费餐等方式去吸引代表参加会议。即使到会，也极少有代表能够就信用社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有价值的质询和探讨。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信用社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召开过社员代表大会，权力机构成了摆设。在调查中发现，社员代表对信用社经营管理中的情况基本上都不了解惑了解的很少，理事会也从来没有就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向社员代表大会作适时汇报，使理事会与社员代表大会之间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最高权力机构名不符实的状况。其次，理事会虽然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候选人的推举是影响选举的最重要因素（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对选举的干预比以前大大减弱），理事会的理事长人选通常受地方政府的控制（今年来这种情况也已比较少见），有时候理事会选举就是一种简单的程序，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社员选不出他们满意的理事会，使他们普遍认为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一种空架子，久而久之，社员对民主管理中的程序就失去了兴趣。理事会（通常主要是理事长）则认为社员既无过问信用社的愿望，又没有参与管理的实际能力（社员的素质普遍较低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然没有必要去让他们充当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加上在实际运作中，理事长一般都是信用社的主任，由此导致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层对社员代表大会的不屑一顾。最后，监事会在所有样本社中都显得比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更加无足轻重。

调查统计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情况。在被调查者中，有69．6％的人认为对信用社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主要应该靠“信用合作社全体职工”，67.9％的人认为主要应该靠“上级联社”，而只有落千28．6％的人认为主要应该靠“入股的社员”，是所有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少的；有85.7％的人认为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级信用联社”，而认为主要由“全体入股社员”决定的仅占25％。“三会”名存实亡使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极不完善，呈现出残缺的特征。

当然，出现上述现象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外部原因：没有从法律上为“三会”作出强制性规定，不按合作制真正意义上的“三会”制度运行，并没有法律上的严格约束，因而也不会受到相应的制裁。

（三）合作与非合作：企业组织形式的两难选择

产权制度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残缺不全，使农村合作金融的企业组织选择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标准的合作金融企业组织形式运作，那么，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下，几乎没有使农民之间实现真正合作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虽然地方政府现在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等活动已经少有干预，但由于作为信用社产权主体的社员依然没有参与管理的激励，也没有主动要求政府以法律形式重新界定产权关系，产权不清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变，造成社员对信用社财产及人事仍然不关心。既然互助的物质基础——社员入股的股本金及其“派生物”不被社员所关心，或者即使有社员想关心，也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支持而不能实现其关心的愿望，那么最终的结果是：经济上实力弱小的农民实现互助合作只停留在愿望的层面上，难以成为现实。挂着合作的招牌却不做合作之事，这无论对合作金融组织还是整个金融业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假如全面放弃合作制而选择其他非合作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则不但与现行制度相背离，而且也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详细论及）。

三、我国现行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

（一）现行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正面效应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1）农村信用社合作的庞大组织体系将其触角延伸到我国农村每一个角落，使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通过这个组织与全国金融市场网络联结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对打破农村落后的自然经济格局和小生产模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成政府长期控制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也存在政治目标）的主要金融基础。如果不考虑这种行为的负面影响，单从其结果来看，几十年来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信用社在满足农村市场巨大的资金需求方面劝不可没；（3）在反贫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农村的反贫困行动中，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诸如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为众多农民摆脱贫困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二）对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1．负面影响之一：农村合作金融在合作与非合作的夹缝中难以健康成长

由于产权不清使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一个成长在合作金融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畸服。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我国所谓的“合作制”根本就不具备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在实际业务活动中，各级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在沿袭一般商业银行的做法，主要的区别是信用社的贷款对象集中在农民。但是，由于合作金融组织毕竟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所以它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农村，而且要求“对本社社员的贷款不得低于贷款总额的50％”，贷款“应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等等，在这类限制条件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希望像一般商业银行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显然是一种不适当的选择。业务范围小，从事业务活动的地域范围十分有限，业务对象又是中国最贫困的阶层，这决定了信用社的利润也是有限的。赚取的利润少，反而刺激信用社的经理阶层谋求更多的利润，在经营管理上就更愿意仿效商业银行的做法。这意味着信用社与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展开竞争。但与商业银行相比，无论是资本规模、硬件设施、人力资源，还是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这时候，农村信用合作社又反过来坚持合作制。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信用合作社既不是真正的合作金融机构，又不能如愿以偿地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往往左右为难，错过了许多加快发展壮大的机遇。随着我国加入WTO的临近，整个金融业与全球金融市场联为一体将成为必然，这对在上述夹缝中生存的农村合作金融将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2．负面影响之二：难以形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

这是治理结构残缺不全带来的直接结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内部管理较为混乱，内控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只进不

出，经营好坏一个样，社亏人不亏，等等。在基层社，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信用合作社主任拥有事实上的最高经营管理权，不是内部“三会”监督主任的日常行为，而是“三会”接受主任的领导，认可主任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信用社经营状况的好与坏，主要就取决于经理阶层（主要是主任）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水平。换一个角度来说，信用社的风险水平主要看经理阶层的素质和道德水平，而且一般来说两者之间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经理阶层的素质和道德水平越高，信用合作社的风险相对越低；反之则风险相对越高。混乱的内部管理，不但难以给信用合作社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会进一步增加经营风险，削弱信用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合作社的从业者们（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船员工）并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问卷调查中，只有48．2％的人认为造成农村信用合作社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信用社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而67．9％的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包袱过重”。如果说他们不能认识到信用合作社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制度，是因为这是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那么，对自身的管理水平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认识不清，则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进一步强化了产权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内部管理机制的低效率特征。

3．负面影响之三：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主体，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基本依托。由于为数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不清，内部管理水平低下，资产质量普遍不高，潜在的风险较大，使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极不稳固，难以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体制下，一个成熟的市场必然有大批比较成熟的微观主体——企业来支撑，在此基础上，依靠构建一套完善且实施机制良好的市场交易规则，从外部规范市场的运行。我国金融市场的外部制度环境不理想，农村金融市场在这方面就更差，如果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发育不良，那么，内部基础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制约，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畸形发展，并最终影响完整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4．负面影响之四：导致农村合作金融在支持“三农”上力不从心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合作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坚持，产权关系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的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的事前约束，一旦有违规行为发生，通常是在事后由人民银行或上级联社进行相应的处罚。在缺乏贯彻事前与事后的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者为了追逐利润，常常违背有关规则，或者主要将信贷资金投向非农领域，或者不遵守社员贷款优先的原则，或者将信贷资金违规挪作他用（比如在调查中发现，有信用社将大量信贷资金用于炒股），使“三农”贷款难以正常发放；另一方面，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了信用合作社的规模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导致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信贷规模普遍较小，难以满足“三农”对资金的需求。在不少地方，即使将所有信贷资金都用于“三农”，也只能对少部分资金需求者提供信贷支持。可见，在现行产权框架下，农村合作金融在支持“三农”上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我们调查的结果也大体反映了这种情况。在我们发放的56份问卷中，关于三农贷款问题的有效问卷41份，其中有12家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农”贷款（2000年数）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50％，占有效调查社总数的比例高达29．3％，其中有两家信用社的三农贷款占比低于20％，最低的一家三农贷款仅占15．5％。

需要指出，由于“三农”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农业生产，不但没人大、周期较长，而且利润也不高，因此，在相同条件下，金融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收益相对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三农”放贷的积极性。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不能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那么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可靠的金融依托，这对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四、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案设计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已经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必须加快改革，尽快建立起产权清晰、管理民主、立足社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农村金融企业，以推动农村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改革的前提：必须适应农村经济的特点和实际发展状况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的争论由来以久，总起来说是坚持合作制还是放弃合作制之间的争论。对这两种基本改革思路，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的接受或否定，而应当从我国“三农”的现状与基本特征出发，分析各自的合理性、可行性与缺陷，找出相对较优的方案（可能不止一个方案）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比较成功的方案作必要修订，然后再区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推广。但是，无论哪种改革方案，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前提：要与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和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种脱离经济发展现实水平、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改革方案，无论它设计得多么完美，都不会取得成功。

我国农村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其他邻近经济中心城市的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则普遍较低，尤其是国家划定的几大贫困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低。与城市经济市场化的程度相比，农村经济尚处在市场化进程的初期，广大西部地区的农村甚至还有许多地方仍处于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程度还比较低，经济结构的层次也比较低。这样的经济具有较多的封闭特征，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特征有很大差别。从经济结构来看，虽然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经济总产出中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但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却仍然是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它们不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也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更为单一，非农产业占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来源的比重微乎其微。尽管传统农业仍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但其竞争力却很低，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在农村还不普遍。这表明在促进农村经济结构高级化方面的进展较慢。从我国农村的现状来看，要使整个经济结构升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低水平的经济结构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从上面对农村经济的特点与发展现状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与这样的经济相匹配的金融形式，就总体而言，必须以能够充分满足经济弱小者的金融服务需求、并能有效调动这些经济弱小者参与金融活动积极性的那些形式为主，其他形式只能作为补充。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作出如下的设计。

（二）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一个基本框架

1．以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的主要形式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性的农业银行和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组成，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从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和现实发展状况来看，

合作制的金融形式仍然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合作金融首先强调的是合作。对农村分散而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民来说，通过自愿的联合实现互助是一种必然选择。导致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前面已经论及，而直接的原因则在于：（1）由于缺少足够的有效抵押物，加上商业银行又收缩了县以下的机构网点，从商业银行方便地获取所需的资金十分困难；（2）政策性银行由于政策规定的限制，不能顾及大量的、分散的农户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服务需求；（3）农村合作基金会经过清理整顿后不再单设。合作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填补大量农村金融市场空白的需要。

我们认为，完全商业化的金融运作对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是不合适的。因为金融业的完全商业化运作需要有一些基本前提：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已经居于基础地位，经济个体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信息共享机制非常完备。在这样的前提下，金融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的终极目标，从事各项金融服务。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整体上还不具备这样的基本前提条件。假如把完全商业化的金融服务形式引入农村，那么，由于银行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弱势群体难以得到充分的金融服务。因为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分散的农户所需的小额信贷服务带来的利润也比较少，投资“三农”的收益比之其他项目可能要低得多，对金融企业缺乏吸引力。而且，一旦实施商业化运作，就必然面临与其他金融企业的竞争，为了提高竞争力，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只能放弃更多的农村市场，转而抢夺城市市场，这样，“三农”就可能失去必需的金融支持，最终引致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甚至衰退。

2．改革的关键：确立真正的合作全因产权制度

由于产权虚置，使真正的合作制产权结构在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来，造成农村金融今天产权不清的局面。因此，只从改革方向上选定合作制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为真正明晰合作金融产权关系提供一套有效的制度保障及其相应的实施机制。

首先，将合作金融产权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国现有的关于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正式制度，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负责实施的一些规定，以及各级信用合作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范本制订的章程。这些规定和章程的法律效力与针对一般性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法猢比，法律效力比较低，对确立合作金融产权的权威性较小。本来，合作金融与一般的商业银行是不同的金融形式，它也应当像商业银行一样拥有独立的法律保障（比如美国在1932年就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案》），以树立起与《商业银行法》大致相当的权威性，但我国至今没有出台给作金融法》，使合作金融的产权界定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做支撑。因此，必须在全面改革之前制订相关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权威性应该与已经出台的《商业银行法》相当。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入股社员所有，社员及社员代表大会享有最高权力。以此为基础，严格按照规范的合作制制定其他的运作规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完善合作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特别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理事会（经理人员）需将信用合作社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信息及时向社员代表大会通报，社员代表大会不能像现行规定所要求的那样，“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而应该召开更多次，以避免重大情况社员大会不能及时掌握；经理人员如果将重大情况隐瞒不报，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制裁。

其次，必须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由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同国外发达国家有明显不同，即我国农村金融的合作形式先有制度的确立，然后才有农村金融主体的行为，再往后才出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在制定好正式规则以后，确保它们的严格实施就变得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当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属后，需要采取如下措施来保证产权制度的实施：（1）中央银行在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实施监管时的主要依据是前述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而不再以其他规定和《商业银行法》为依据；（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更严格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法律水平和管理能力，对不具备管理人员基本素质的现任管理人员，应该及时更换。当然这种更换是以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准，上级信用联社、地方政府或人民银行都不得强制更换；（3）加强对社员的法制宣传和教育，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信用合作社主人所应当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调动他们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使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合作金融机构和社员）和监管主体共同行动，来促成产权关系的真正明晰。

最后，保持适度的合作规模。我国农民中的绝大多数缺乏民主观念，这是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最大的非正式制度障碍。在合作金融的发展初期，必须强化社员的民主管理意识与合作精神，这就要求信用合作社的规模不宜过大，最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大体上维持现有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合作规模，即仍然以“一乡一社”的规模为主，保持基层社一级法人制度不变，在此前提下，严格按照前文提出的产权制度确立思路进行社员的民主。合作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待社员合作意识增强、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提高之后，再逐步扩大合作范围、打破“一乡一社”的格局以及取消基层社法人制度。如果现在取消基层社的法人身份（有部分人认为为了防范信用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提高信用合作社的实力，应当进行这样的改革），那么在管理上的民主性就更难体现，而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这一方面使信用合作社的自主经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合作制原则的真正实现，可能使社员的产权主体地位再次被架空。

3．主体改革框架外的两点说明

其一：我国地域辽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如果在发展农村金融上仍坚持全国一个统一的模式，那是不符合现实状况的。因此，在把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的主要形式的同时，应该允许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合作金融实力较强、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探索非合作金融形式。发达农村地区要么是乡镇企业发达，要么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较高，或者是以其他形式的现代农业为依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具备了发展非合作形式的现代农村金融的前提条件，如果把现有的合作金融机构改建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非合作金融机构（如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可能对这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更有利。具体的实施途径可以有如下两种：（1）将空间上彼此邻近、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若干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合并，然后，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发展成为现代市场体制下的股份制金融企业。这类金融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能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其业务也将被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为地方提供金融服务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当这些金融机构的实力逐步壮大之后（壮大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企业自身成长，二是相邻地域的农村信用社被更多的合并进来），可以再逐步视其成长性，准许一批这类企业发展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金融企业；（2）直接将部分农村信用社并入当地的其他银行金融机构。这种途径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农村地区可以试行，因为在这些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范围同其他商业银行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城乡意义上的区别。

产权改革篇10

关键词：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就是要赋予农民在自由支配法定占有的生产要素基础上合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本文基于嘉兴市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深化改革提出意见建议。

二、嘉兴市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

嘉兴市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于2002年就已开展了试点工作，当时的改革带有被动性，开展试点的出发点，主要是解决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郊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村级集体资产如何处置的矛盾。2008年4月，嘉兴市被列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作为一项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配套性改革，嘉兴市的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以理顺村级集体经济分配关系为基础，以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重点，在面上强势推进，改革目的由主要解决村级集体资产的处置矛盾而转向创新集体资产管理和运行机制，明晰成员在集体资产中享有的权利，强化对村级集体资产的监督;改革方法也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推进。全市到2014年年底，已有852个村完成了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占总村数的98%，量化资产39.19亿元，股东总数274.56万个，累计股金分红总额2.47亿元。

嘉兴市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从资产处置结果来分析主要有二类：一是已撤村建居、村民分散进入城市社区，作为村一级组织已失去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村级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量化后的资产全部分配到人，以解决村民变居民后生产生活、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的补充，生活困难补助和支持村民自谋职业等;二是尚未撤村建居或虽已撤村建居、但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的村，通过对经营性净资产或者村级账面资产进行折股量化，主要是明确每个成员在村级资产中所占有的份额，量化的股份主要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并可按照章程规定进行继承和内部转让。改革中的股权设置主要模式有三种：以南湖区、秀洲、桐乡为代表的以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户籍年限的模式;以嘉善、海盐县为代表的人口福利股和土地股模式;以海宁市、平湖市为代表的人口股加劳动贡献股模式。

三、嘉兴市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上的误区

法律规定农村集体资产属全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上有多种认识误区，在基层干部层面，有的认为集体资产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把集体资产量化给了个人，将会影响到今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有的怕改制后原有的权力将受到制约，对改制积极性不高。在农户层面，有的认为改革是“换汤不换药”，农户利益仍难以得到保护;有的认为既然改制了，还不如把全部资产都分掉，省心省力等。

（二）改革程序不规范

从面上改革情况来看，有的村在程序上不规范，如要不要改、改革方案的制定等不征求农户意见，资产清查、成员界定等结果公开不到位;有的村在改革中刻意回避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改革不全面、不彻底、不完善，留下了矛盾隐患;还有的村为了完成任务，只是简单地翻牌应付了事。作为股份享受合法凭据的股权证发放不到位，农户持股意识模糊。

（三）运作方式尚未根本转变

改革后，多数地方仍然沿用原有的管理方式，“三会”在资产运作、分配等管理中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绝大多数改革村中尚未开展股份分配，全市开展收益分红的不到100个，股东参与决策、监督的意识还不强。经营方式上以股东参股开展项目化经营集体资产的观念尚未形成，全市仅有2个村，参股金额为3027万元。监管方式上内部股东监督作用不力，外部监督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容易造成监管的失控。

（四）股权退出机制尚未形成

嘉兴市在股权管理的设置上有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两种模式（“静态管理”指量化股份一次量化，较长时期内不变;“动态管理”指量化股份按人口、农龄等量化标准的变化而变动），采取动态管理的村，即使在改革后也难以达到确权、保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尚未建立股东和股份合作社两个层面的股权退出机制，缺乏资产评估、年度实绩、交易规则等为股权退出进行基础性工作的机构和环节。

（五）政策支持有待加强

尽管嘉兴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去年出台了《关于实施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壮大计划的意见》（简称《意见》），但在实际执行中，用地指标、财政扶持、税费减免、审批环节简化等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及时，已经成为阻碍村级经济发展的瓶颈。

四、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完善股权改革

一是对形式上已经完成改制的村，认真做好回头看，从改革方案、关键环节、农民参与度等改革的内容和程序方面查找薄弱点进行整改。二是对由于各种原因尚未改制的村，要加强组织领导，在着力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用1～2年的时间，全部完成改革目标。三是对原实行“动态管理”的改革村，要在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基础上，适时调整，真正做到赋权到人。

（二）规范运行机制

一要提升股份合作社运行水平，切实转变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组织与党支部、村委会之间政经不分、职责不清的管理模式，并处理好与村内其他组织的关系;二要建立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严格落实“三会”制度，充分行使好全体股东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三要规范内部股东治理，既要保证股东权利的行使，根据年度收益状况，适度开展股份分红，又要强化履行义务的意识，引导成员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事业中来。

（三）建立股份退出机制

一是依据城镇化发展趋势、成员融入城镇的速度和股份经济组织所承担的经济、社会管理等职能的转变，研究制订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终止退出机制;二是对生产生活已完全融入城镇，已享有比较完善社会保障的转移农民，允许其将享有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进行流转，建立农民股份的退出机制，制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备案和交易管理规则》，以制度规范股权流转的条件、对象、程序、方式以及流转后股权的变更、权利义务转移等规则，逐步打破股权的封闭性。

（四）创新村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模式

探索建立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以奖惩政策调动村级管理层谋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探索股权向董事会经营管理层适当集中、经营班子年薪制、风险抵押金制、外聘职业经理人、独立董事等经营管理机制，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有条件的地方借鉴宁波等地的成功做法，采取项目制、公司化等模式深化改革，按照建设项目由股份经济合作社独资、股东配股出资、吸收社会工商资本投资等多形式开发，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五）加强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政策扶持

改革后，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仍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有力的支持。一要简化登记管理，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在申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证明书》的基础上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因经营活动需要，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可以直接凭《证明书》，按股份合作性质予以办理。二要强化政策落实，国土资源、规划建设做好发展用地的规划和落实工作;税务部门做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及物业租赁收入的减免税政策;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对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少办理环节，落实限时审批办法，提高办事效率。三要按照加大对改革后农村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加快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四要强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适应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根据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要求和项目特点，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担保、抵押贷款，激活农村金融，解决发展资金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