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范文10篇

产权改革范文篇1

论文摘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一、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范文篇2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种介于集体产权和个人产权之间的制度。集体拥有土地发包权，但不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缺乏土地转让权、抵押权等权利，而且承包经营权缺乏稳定性。这种既非集体又非个体的产权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就是产权模糊，由此产生很多效率缺失。

一是农地产权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农民的投资激励不足。投资需要激励，而激励产生于稳定的收益预期。当前，我国农地产权由于承包期短暂和承包权的频繁调整，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投资激励。二是农地产权残缺影响到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人手中价值不同，土地只有通过流转才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非常困难，虽然有的地区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土地流转却没有发生，部分土地出现荒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转让权。土地无法流转，也就无法集中，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很难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效率。

农地产权的缺陷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原则就是消除产权的模糊性，清晰界定产权，以提高产权效率。改革究竟应该怎么实施呢?我们知道，产权有三种类型：国有产权、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个人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把产权清晰界定给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呢?这需要从效率角度考察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国家只是一个抽象主体，必须选择人来经营土地。但人也只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缺乏完全的土地收益权，从而缺乏经营激励。“故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是极大的。”在共有产权下，一个共有土地的所有者无法排斥其他人过度使用土地，也无法排除其他人来分享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非常之高。因此，“一个人的活动对他的邻里和后代的效应在这里不会被全部考虑进去，共有财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个体产权，由于所有者拥有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许多外部成本内在化，……这种收益与成本的集中，产生了更有效使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在个体产权下，产权的模糊性被消除，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这一结论为农地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土地产权，这是产权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农地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尽管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农民个人产权，但是这一改革却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如果不突破这些约束条件，改革是难以顺利展开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正如消费不能摆脱当前的预算约束、生产不能摆脱当前的成本约束一样，改革也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约束。忽略了改革的约束条件而空谈改革的终极目标，只会使改革停滞不前。农地产权改革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

(一)意识形态的约束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他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改革自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来，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已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是与中国基本制度相适应、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制度。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不仅受到原有意识形态的抵触，而且会因为担心背离基本制度而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二)人地矛盾的约束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农地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必须确立个人产权，但这会因为加剧人地矛盾而引发贫困和稳定问题。可以预见，在确立个人产权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规模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此时农户对出售土地更为谨慎，但贫困、疾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农民最终放弃土地，真正沦为“无产者”。数量众多的农民沦为无产者，在农村机械化经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剩余农民无法完全吸收的条件下，必将产生严重的贫困问题，导致两级分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工业化、城市化的约束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落后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土地需求。一部分土地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土地，在部分行政干预下都被低成本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这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动力之一。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以及因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的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依赖，使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都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确立农民的个体产权，消除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收益的攫取，可能会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因此会遭遇到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三、农地产权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农地产权改革面临的诸多约束，为改革设置了一个边界，使改革在特定阶段只能尽量逼近约束边界，而不能跃出。改革只能遵循渐进式道路，逐步向前推进。随着改革的成功和逐步深入，曾经对改革形成的约束将被逐步突破，边界将会向外拓展，从而使改革一步步前进，并最终达致目标。

农地产权改革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按距离城市的远近分为“近、中、远”三类地区或者五类地区，首先在最偏远的农村地区实施土地产权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时机成熟之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这一改革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够规避并逐步突破改革的约束条件。

首先，渐进式改革能够规避和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政策，所以，改革绝不能改变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但是，改革首先在偏远地区展开而不涉及其他地区，波及范围小，不会影响大局。正如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不会影响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一小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产权改革实验，也不会影响农村集体所有制，更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改革与原有意识形态不会发生严重冲突，能够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随着偏远地区改革的成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定会促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迅速转变，从而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

其次，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人地矛盾的约束。人地矛盾的最终消除，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吸纳被排斥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会产生贫困和社会稳定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只是在局部地区展开，所以排斥出的劳动力人数有限，而且是逐步流入城市，所以不会对整个城市就业造成冲击。

最后，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产生了大量土地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只限于城市周边地区，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偏远地区的土地由于缺乏区位优势，城市化难以波及，所以政府控制欲望较低。在偏远地区首先启动土地产权改革，不会遭遇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偏远地区成功后，再逐步向城市方向推进，同时城市化沿着城郊地区向农村逐步推进，二股潮流最终可能会在某个区域会合。到那时，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目标就会基本实现。

产权改革范文篇3

我们选择“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是为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从体制上宣布个人不得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利。因此，企业的物质资本、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归国有和集体，并且这个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产权主体是不能分割到个人产权而只能以公有主体这样高度抽象整体性存在，从而彻底消除了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企业体制，我们姑且不论其组织运作效益成本如何，在计划经济里是有内在的必然性和逻辑性的，但一旦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这种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体制就会同市场机制发生矛盾。当然，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体制深层矛盾是被掩盖着，或者说我们通过把引进的西方现代企业各种理念、制度、规范直接或间接嫁接到这种公有制产权体制上，促进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但同时把那种不可分割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同市场本质格格不入的矛盾暂时掩盖了或忽视了，只有到了深化改革阶段和市场发展较为成熟阶段，深层次矛盾才会逐渐暴露出来。

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观点看，不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企业，如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大批进入市场是令人困惑和奇怪的（在西方成熟市场中，也只有少量纯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而大部分进入市场的公有制企业其产权都是能最终层层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的企业，最典型的如大型上市控股公司、机构投资企业等），但从改革开放进程看，这是发展我国市场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触动企业公有产权这一复杂问题，而在公有制层面上进行了种种改革，从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制、总裁制、年薪制等。结果，伴随着其他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我国市场的竞争性发展起来，市场法规也开始完善起来。反过来，市场的竞争性和法制的建立却使大批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衰亡倒闭，大批职工下岗待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容许拥有个人产权的非公有制企业或产权可分解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发展起来，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就业。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市场中，不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竞争不过那些非公有制企业和可分解产权到个人的公有制企业？其实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早已从宏观、微观资源配置角度，法律、产权制度角度，企业家信息和激励等角度解释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和理论，市场就是交易，是资源技成本效益进行的自愿或自由交易，但这种交易有效性在于承认个人合法产权，而且即使为节约交易成本而组织成集合体——企业也可最终追溯到这个集合体的个人合法产权（这也是我国公有制企业同成熟市场中的公有制企业不同的地方，前者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后者可分解到个人产权）。强调个人合法产权在于个人对隐含了成本、效益的信息和激励在法律上制度上对委托人有保障和承担责任以及对人约束和监督，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产权的市场合约性。

可见，个人产权市场合约在于个人是财务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凭借自身拥有的这些资本，通过自由选择与他人或企业订立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市场合约或企业合约。然而，在消除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里，个人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物资甚至自身人力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只有像国家、政府或行政部门这样的人，个人只不过是在“全民、集体”人人要有就业岗位的名义下，由这样人计划安排和行政指令调派去劳动和平等分享公有资产，个人间不存在产权差异。这时，公有制企业内部因没有生产要素所有者或最终委托人而不需要合约，其外部也因一切资源归公，可由更大一行政级别人来指令调派更多要素，而不需要合约。

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在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初期，同强调个人产权合约性的市场机制的矛盾并不突出，甚至是掩盖着的，但随着市场成熟完善，越来越强调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同公有制的非市场合约性之间的矛盾变得很尖锐，不可调和。这时的公有产权犹如周其仁所言的“无主财产的公共过道”很容易被讲个人产权的私人当事人占据和掠夺，因为公有产权不像个人产权，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财产界限，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它，大家都可以为使用这一财产而自由竞争，而且公有产权所强调的国家意志、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荣兆样，1996）成为一种摆设，而个人产权蚕食公有产权可成为事实上的权利。只要公有产权是一种如同公共过道，追溯不到最终所有人或委托人的无主财产的话，就会发生个人产权事实上花样百出地蚕食公有财产，国有、集体资本流失，官员腐败就不可避免。从市场强调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市场合约性角度看，公有产权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政府所有的财产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有主财产而事实上的无主财产，这里公有财产无主性就是指公有财产无法分解到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产权上。

根据巴泽尔、张五常和周其仁等人的研究，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强调个人产权合法对市场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知识、技能、努力、负责、创新、对市场机会敏感等具有生产性、资本性和市场价值，而且这一切总是附着在自然人的个人身上，只归个人调用，并且个人总是财务、物质资产的实际潜在控制者。因此，市场经济视个人产权在法律、制度上合法为根本基础，从而充分发掘了作为自然人的个人的各种经济价值。例如，个人同企业结合就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一个激励性市场合约。然而我们看到，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所有制虽然根本否认了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权利，但它无法否认或消除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总是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财产，包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但这个公有产权仍然是由作为人的许多个人在实际控制和管理经营，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厂长等。他们并不因被委托当公有产权的人，就消失了个人产权，从个人产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高尚或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国有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事实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运作、经营和效益。

显然，公有产权不承认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地位，导致作为个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个人产权严重扭曲，如该拿的钱不能拿，不该拿的钱拿了；再如企业财产反正是国家的政府的不是他个人的，拿到市场去冒险，搞好了，能捞就捞，搞赔了，他个人也不可能赔。这犹如一场或一场不需付代价的冒险。这就是公有产权下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能代表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的意志，而不能代表许许多多作为“全民”或“集体”自然人的个人对利润和效益的追求，但这时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却还是需要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作为人当厂长、当经理等，而不能是政府、行政部门本身去当厂长、经理。这些人一方面在体制、制度上只对政府或某一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真正对企业、市场负责，因为公有产权非市场合约特点必然是政企无法分开，反映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人的组织人事任命和对人、财、物资源配置干预控制，尽管资源配置可能失败，如项目亏损和投资低效，给政府权利带来损害，但政府任期和资源投资周期是不对称的，任何政府部门都不会因为考虑资源配置未来状况而放弃现期控制权稳定和扩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是一个个具体的自然人个人，因而又都有个人产权，可是他们的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没有合法地位，也无法在市场中订合约，那么他们对个人产权满足、追求就必然以扭曲、非法等各种的私下交易合约得到宣泄，而公有产权否定个人产权合法性导致没有一个个具体自然人个人有动力、有激励去对公有产权负责和去监督、约束人。

本来，企业家就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产生于市场合约，对它的选择、任用、配置都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实践证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需要企业家来经营，而企业家只能是以个人为载体的自然个人，他必然有个人产权的要求，并且个人产权在市场中是合约化的。但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基本上依赖一套政府行政化人事管理制度，尽管已有了明显改进，但仍不能真正做到市场化，问题就出在个人产权在深层次体制上还不能突破公有产权。

按照科斯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观点，个人产权的确立是市场化的深层基础，那么，我们要为原来公有产权无法分解到个人产权合约的国有企业寻找到一个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那就是公有产权能分解到个人产权。做到这点，首先就是人力资源的个人产权化，是一个个具体人为载体的自然人的市场化合约，才有公有产权的市场合约；是他们一个个具体自然个人在承担市场交易成本、风险以及索取市场交易利润、回报，然后才是公有制企业的交易成本、风险和利润、回报。我们应该从人力资源产权可转化为非人力资本产权这一层面上理解和解释我们的“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二、政府及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试图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间接行政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实现政企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各种既得利益及习惯势力的制约，我们又试图要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保证公有产权前提下实现政企分离显然使国有企业改革充满矛盾，历程缓慢、艰难。事实证明，要化解矛盾，加快改革首先是政府如何作为，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从企业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出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突破公有制约束的改革尝试，在于这些地方各级政府在企业改制上很好地扮演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角色，把自己转变为消极所有者。这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好政府差政府都会改革，但差政府无法像好政府那样容忍大规模精简机构改革。这样，市场、企业、企业家就很容易区分政府好坏，政府是真的转变成消极所有者，还是模仿一下机构改革样子欺骗市场、企业和企业家，仍维持原来政府机构规模，甚至扩大原来规模，然后利用职权进行事后寻租。

坦率地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不遗余力，试图把公有产权国有企业改造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积极引人和使用了一套套现成的成熟发达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规则、企业规范和制度，如公司法人治理制、董事制、上市或不上市股份制等，但效果并不理想，国有企业依然在亏损，资产在流失，于是有了政府出几千亿元冲销企业环账，搞数千亿元规模债转股，严格的财务监控，加强企业党组织政治监督等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对缓解国有企业债务和经营很有效，但并没有触及公有产权制度缺陷源头，谁能担保国有企业环账不再大量产生？谁能担保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出手捞一笔，不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去流失公有资产？正是公有产权中没有个人产权这个制度缺陷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先天不足，常陷入表层改革，把发达市场经济中各种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直接嫁接到公有制上，以不变应万变，这显然不切实际，其结果是许多改革隔靴搔痒，图有其名，许多国有企业改造成了并不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殊不知发达市场中成熟的制、公司制、股份制都源于个人产权市场合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而不是政府干预、强制的结果。因此，实施公有产权中从没有个人产权到有个人产权，承认、容纳个人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合法性是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变为消极所有者的关键一步。本来，政府作为积极所有者，行使积极所有权干预企业经营，是要保护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公有产权的所有者的利益，这时政企是无法分离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一旦被下级经营，政府或行政部门担心作为企业内部人的人会不会损害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其实真正所有者利益是全民或集体）；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担心丧失控制的权力和地位，这控制权和控制地位直接影响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小和实施强度。所以，要政企分开，要使政府、行政主管从对企业有控制权的积极所有者转变为只有收益权而没有控制权的消极所有者（周冰、郑志，2001），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除非有相应的利益补偿，一般不会主动转变。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产权主体是成为积极所有者还是消极所有者，有各种原因，比如他因厌恶风险、缺乏经营能力等原因而通过市场合约把产权委托给人经营，这里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常讲的“两权分离”，还是市场交换关系，即科斯讲的“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而已。委托人个人产权是他的企业财务资产，而作为人的经理个人产权是他的管理经营知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个人产权市场交易合约关系，或者说是不同的私人财产交换关系，只是采取了诸如年薪制、期权制等不同一般的交易合约或交换方式而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正是为了突出个人产权，界定所有权，而不是模糊所有权。看来，我们以前误解了“两权分离”的真正含义，我们自然就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两权分离”改革思路会带来政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实现政企分离首先在于政府、行政主管从公有产权的积极所有者转为消极所有者。一般来说，积极所有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补偿都不会主动放弃原有的控制权，自觉成为一个消极所有者。探索和设计一种公有制产权容纳个人产权并允许个人产权市场合约交易的替代政府或行政主管的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产权制度安排就成为必要。

三、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分配

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企业的彻底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公有产权承认、融合个人产权，这就是说，在企业的国有、集体、乡镇所有权结构中，切入或引进以自然人为主体的所有者或最终能层层分解到自然人的法人所有者，他们是新的积极所有者，接替原来所有权实际已被行政任命的人架空的所有者来执掌企业控制权。这样做，一方面，可保证改革顺利深入，回避在我国目前还很难让人接受的市场化就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化成私人企业资产，而是保持原有国有资产存量或者逐步减持国有资产存量同时，引入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增量资产投入企业来增加企业活力和效益；另一方面，可使企业产权制度安排改革有操作性，即可以将公有制企业里原来一批厂长、书记、经理依据一定条件和资格直接转为持股、控股的积极所有者或通过竞聘和人才市场选聘引入新的积极所有者。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看法，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是私有制，而我们是在利用这个私有制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不是把国有企业化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改革实践表明，我国市场化一开始不是通过私有化实现的，而是通过逐步放松管制，无意中引发了竞争性，促成了市场发展，因此，我国市场化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公有制同时大力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参与市场竞争。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大部分国有企业竞争效率较低，结果形成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这反而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和越来越高的市场化程度。可见，我国的市场化首先来自竞争性，是市场竞争逐步发展出非国有、私有经济（而不是把国有的化成非国有或私有的），而非国有、私有经济飞速发展在迫使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从层面和企业运行层面上有许多措施，从放权到现代企业制度，但收效不大，问题还在原公有产权制度无法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基础。

发达国家也有所谓的“公有制”企业或公司，但这类企业或公司绝大部分产权最终都能一层层落实到自然人身上，产权是明晰的，是由私人持股、控股或由许多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持股和控股，而这些投资公司、银行、基金、保险也是由众多的约束很硬的自然人组成，如富人、各阶层人士、离退休职工等加人才存在的。不像我们国有企业产权不可能找到自然人来落实，那么国有企业的资本增值或贬值就没人负责，没人承担风险，这就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没有自然人来落实这一产权，人人所有，但人人却都不是所有者、投资者。其实，即使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不少民营企业产权，严格讲也不明晰，如挂靠、戴红帽子或以家庭、家族作为排他性，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人的排他性上的，结果出现，企业告政府侵权，政府诉企业贪污，或者是父子、兄弟反目或分家等。因此，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这一产权制度改革最终指向产权能界定到自然人个人身上，即明晰的个人产权，而公有产权在竞争和运作中可被界定为众多个人产权的集合，从而我们就为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原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找到了替代性产权制度安排的根据，规范和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避免了国有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并为引入个人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如何分配提供了制度保证。实际上在我国，原公有产权中融合、引入个人产权早已实施，如发行上市的公众股，拍卖中小国有企业给私人等，但问题在于融合、引入个人产权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影响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结构，原有的所有权行政化问题在公司治理中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整个公司运作带有很浓的行政级别色彩，如部门臃肿，人浮于事，区分干部、工人身份，追求官位，达到什么行政级别，拥有什么权力，拥有什么待遇和年薪，而并不真正承担企业支出费用、亏损和风险。由于公有产权中的国有资本目前无法也不允许直接转变为个人产权，我们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有资本运营中积极引人所有权多元化结构，而这个所有权多元化结构更多的是以个人产权为主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参入份额，因为我国市场化首先得利于市场竞争性，而竞争性又发展出了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例很大的非国有和私人资本，这些是我们在原公有制企业中引入所有权多元化个人产权的主体大军，也是取代政府、行政主管构成企业积极所有者的主力。根据有关研究（方晓霞1999，刘小玄2000，刘伟、李绍荣2001），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具有完全个人产权的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效率最高，但规模太小，往往反映不出资本和全员劳动效率，所以把不断发展的私有企业和经济及时切入和引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是迅速扩大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规模，提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效率的良机，从而就有可能彻底消除原公有制企业所有权政府行政化问题，使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真正反映产权制度安排，体现出公司权竞争，能激励和约束经理，而不像现在的国有企业，经理替换权力归政府或组织部门所有，这就可能出现经理想方设法贿赂政府或组织部门官员，以保其位置。这同成熟市场经济中的规范私有公司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经理是通过权竞争上岗，经理努力提高企业绩效是保住自己位置的惟一途径，在这样的企业里，因产权的剩余索取权在董事会手里或干脆就在自己手里，其贿赂成本很高，高到他无法承受。当然这种权竞争除了用手投票可以形成外，还可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抛售股票来形成或通过敌意收购来形成。

无论是目前的关于企业产权、所有制的理论研究文献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产权或所有制改革实践都表明，私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绩效远好于国有企业，而且私有和非国有产权或所有制比重不断增长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效率，并淡化了行政性干预。因此，在这些市场发达地区正在实践探索对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进一步从原来产权并不十分明晰的多元化所有权结构或混合所有制改制成更多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十分明晰的产权结构，亦即：尽可能让经营者、职工和普通公众持股，并且经营者持大股，而所谓“集体股”（国有企业的“国有股”、集体企业的“集体股”、乡镇企业的“乡镇股”，我们这里都暂称为“集体股”）退出越多越好。有人把这称之为设计一种替代性的明晰产权制度安排的两大原则。这样做也完全是不得已逼出来的，因为原“国有”、“集体”、“乡镇”这些公有资产存量一开始无法明晰到以自然人为载体的个人产权上，而由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作为这些原公有资产存量所有者来控制企业，行政任命企业领导班子与市场机制背道而驰，貌合神离。各地实践探索也表明，包括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改制中，在原公有存量资产产权不清晰或不知产权所有者和老板是谁的情况下，关键的经营者持大股作为替代和逐步减持或退出“国有股”和“集体股”原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者，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企业因产权能落实到经营者、职工、公众等这些自然人排他性基础上，就能明确所有权既对企业有控制权，又对企业有剩余索取权，从而明确关系，真正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体现出权竞争，即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不断有优秀人力资本进入企业。

下面就政府和行政部门转为消极所有者，逐步退出企业，而在企业产权上逐步引人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新积极所有者（私人经济、竞聘的企业家、原经营者、职工、公众等）的实践探索，大致概括一下原消极所有者和新积极所有者在企业产权改制设计上对企业控制权分配博弈过程，试图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制实践提供一个较清晰的逻辑操作框架或模式，这一博弈过程可能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场痛苦的产权市场化改革过程。

环节1：从企业产权、所有权上着手，将政府、行政主管公有产权由积极所有权转化为消极所有权，这首先是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观念要更新，积极实施自身改革并把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主要改革目标加以实施。为使企业产权改革比较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企业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好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所谓“好”的操作方案是指，政府、行政主管作为积极所有者放弃企业控制权转变为消极所有者，意味着权力和地位丧失，所以，政府、行政主管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利益补偿，这种利益补偿可能最主要通过对企业提出的产权改革操作方案行使批准或否决权力来实现的，并通过和企业讨价还价来实现的。一开始，政府、行政主管作为公有制企业存量资产所有者或最大股东在产权改制中进入董事会，但这时的产权改制已经是以自然人个人产权为主体的产权多元化改制，政府、行政主管已不是惟一的所有者或股东，虽然还是最大股东，但这个最大股东开始已与企业之间划出了清晰的财产界限，两者的利益开始明确、分离，而且新进入的所有者、持大股的经营者、职工入股、公众持股等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多元化股权大大提高了对企业资产关切度，积极参与经营决策，对政府、行政主管企业控制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尽管这种制约程度开始并不大或不明确，但确实存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企业高层领导任命，政府、行政主管不能完全自己单方面说了算，因产权这个深层体制上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包括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企业政企就可能水到渠成地自然分离。

环节2：由于不能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只能归政府和行政主管，他们必然作为绝对积极所有者对企业有完全控制权，如政府、行政主管一把手一言堂任命企业高层领导。如果观念转变，在国有企业中积极切入和引进多元化个人产权来挽救国有企业日益衰败和效益低下，那么，政府、行政主管对国有企业拥有完全控制权的绝对积极所有权到连决策参与权也没有的绝对消极所有权这两极之间就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而把多元化的个人产权切人和引进原公有产权里就形成了这些各种中间状态，这些中间状态必然影响和抵消原来的控制权。一旦新进入的多元化个人产权所有者拥有的企业所有权股份份额超过某一阀值（从实践看，对不同企业这阀值不同，从10％到50％都有可能），他就必然成为积极所有者，要求对企业有控制权，这时政府、行政主管可能从绝对大股东转化为相对大股东，甚至转化为消极大股东。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政府、行政主管成为竞争行业企业的消极大股东，对企业占有各种生产要素转变为占有其价值，而让更多的自然人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占有企业生产要素，控制企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承担企业财务成本和经营风险，作为自然人的进人公有产权的持股经营者、企业家、职工、公众他们的经济利益必然依赖积极所有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这时政府、行政主管作为最大的消极股东其收益权更依赖法律和信用制度，特别是信用，一旦政府、行政主管重视信用（政府、行政主管控制的国有企业最忽视信用，借银行钱不还、赖账）也就能迫使经营者、企业家也重视信用，从而在市场中逐步培育出信用制度，而不是你骗我，我骗你。

环节3：原公有制企业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对新进入的积极所有者的股权安排，根据各地的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经验以及上市或不上市，设了国有股、法人股、集体股、企业股、经营者股、职工股、公众股等这些基本股权。因国有股要减持，原公有法人股也同集体股一样产权并不明晰，也要减持或退出，而减持和退出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非常复杂问题。为简化问题和讨论方便，本文把国有股、法人股暂且都归到集体股来讨论，目的是如何尽量减持或退出集体股。对国有企业这类公有制企业原有全部净资产经过评估核定后，一般是60％以上界定给各级政府、行政主管，称集体股，是企业最大股东；根据调查，有的企业可能还设有所谓企业股，占10％左右作为企业自身积累，但有的企业并没有设企业股；30％界定给职工，作为企业积累中对职工劳动补偿，称职工基本股。基本股按工龄、岗位职务、基本工资等这些指标量化到个人，这里最关键的是岗位职务在职工基本股中占多少，既要公平，但又不能平均，像企业经营者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岗位职务肯定占较多股权，职工股的分配要向经营者和老职工倾斜，要有一定程度集中，而不是平均持有和完全分散，股权相对集中可增强较大股东即经营者、新加人投资者获取企业控制权的动力。有的企业为更好实施职工基本股，还设了职工普通股作为资产增量投入，即职工获得基本股的条件是必须出资入股，那么作为经营者就要自己出更多资金，承担更多风险，才能拿到岗位职务所要求的基本股，这是很公平的，他们有可能成为新的积极所有者来影响集体股。如果职工不入普通股，他应分得的基本股视为弃权。这些股都按“同股同权”参与企业红利分配。各地企业对集体股、职工普通股、职工基本股、企业股所拥有的表决权的大小，什么股承担不承担风险，多大风险，什么股可以保息，甚至退股并不一样，是以企业经营集团和职工为一方，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为另一方反复讨价还价，进行博奕的结果，使双方利益达到均衡。各地不少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设计上，前前后后制定了四五套方案，甚至七八套方案，最终才达成一致。

环节4：以政府、行政主管为一方，以企业经营者、新进入的所有者、投资者、企业职工等为另一方，双方会就原公有存量资本分配比例和新进入的增量资本分配比例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企业方面最初提出产权改革方案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考虑，如3：7的比例分配，30％是集体股，70％是经营者和职工基本股。如果政府、行政主管积极进行自身机构改革和积极支持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同意这30％的集体股利益补偿，但可能更多的政府、行政主管会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认为政府、行政主管应该占大头，比如70％集体股。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掌握着产权改革方案的最终决定权，而且谈判中往往不亮自己底牌，所以处在主动地位，而企业方面这时在谈判中看来节节后退，从3：7，退到4：6，5：5，6：4，甚至退到7：3，但企业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政府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才能最终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企业从一开始提出占大股到后来节节让步，可能是一种公关策略和谈判技巧，目的为了最终能够使经营者、新加入的投资者、职工、公众占到一个较满意的股权比重。虽然政府、行政主管因利益补偿问题一开始持有企业大股或支配性的股份，如60％～70％，但能落实到自然人身上的30％～40％个人产权，尽管在总股本中不占优势，可已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份额，可决定董事会席位数，可有一定的表决权。政府、行政主管虽然可凭借最大股东影响董事会决策，特别是影响企业高层领导职位人事任免，但已不能完全一言堂，如果政府、行政主管凭借大股东比改革前更深人卷入企业经营决策、人事任免，不仅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得不到上级允许，而且也会妨碍政府、行政主管履行自己政府和行政职责，甚至该职。另外，企业经营者、投资者、职工、公众因利益受到政府、行政主管干预而对政府、行政主管不满和指责，最终影响政府和行政主管形象和利益。虽然一开始的30％～40％股权对企业实施真正公司法人治理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这30％～40％股权却使原公有制财产组织形式开始转化为以个人产权为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有新的所有者介入，产生了对原公有产权加以界定的必要，正如周冰等（周冰、郑志，2001）认为，新主体投入的增量资本的产权性质与企业原有产权性质不同，新所有者与原来公有主体的性质越不相同，差距越大，对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明确界定的要求越强烈，需要界定的程度也越严格、越精确。这也为今后60％～70％的集体股减持和退出提供了条件和环境。那些产权改革走在前列的企业认为，把原公有制企业改制成政府、行政主管拥有60％以上，经营者占40％的股份企业在实践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国有”、“集体”这一块60％以上仍不明晰，仍不能从根本上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经营者仍认为，“我仍是小股东，我为国有、集体干，风险我不担，亏损国有、集体还，我还是吃大户”。所以，不少集体、乡镇这些原公有制企业开始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把集体股这一块转让给经营者，使这些企业成为真正私有民营企业，把剩余集体股一次性量化给全体职工、村民等，不设集体股，这时企业资产更加明晰，股本终极所有权为自然人的股东个人，如经营者、职工、村民等，等有条件时，可将股份合作制企业上市。实践表明，这些企业干事的人多了，混日子的人少了；勤俭持家的多了，铺张浪费的少了；管家的多了，甩手的少了；大家忙着跑项目，跑银行，跑市场；抓制度，抓管理，抓人才，企业有了真正独立和活力。

产权改革范文篇4

一、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一）主要目标任务

1．明晰所有权，放开使用权，搞活经营权，明确责任主体，充分发挥小型水利工程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2．明确所有者、投资者和经营者（以下统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采取灵活多样的市场手段，鼓励多种经济成份投资发展小型水利，允许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体经营户投资经营和跨行政区域投资经营小型水利工程，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和兴办小型水利工程的积极性。

3．不断丰富和完善小型水利工程改革的内容和形式，保护经营者和用水者的积极性，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小型水利工程投资与经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民办水利发展。

4．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我省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小型水利工程达到50%。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

2．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保护农民既得利益；

3．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灵活选择改革形式；

4．依法改革，规范程序，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着力建立新体制；

5．市场取向，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新机制；

6．先试点、再推开，扎实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改革的主要形式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是通过有偿出让小型水利工程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管理权，使原国家或集体所有和经营的小型水利工程转变为个人所有、经营或股份所有、合作经营。

（一）小型水利工程范围界定

1．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下的蓄水工程；

2．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下、坝高10米以下，无安全隐患的小水库；

3．1万亩以下的灌溉工程；

4．1000千瓦以下的机电泵站；

5．单机100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

6．乡（镇）、村供水工程；

7．山区水土保持工程；

8．其他适合产权制度改革的小型水利设施、设备。

（二）改革的主要形式

因地制宜，宜卖则卖、宜股则股、宜包则包、宜租则租。

1．股份合作：对经中介机构评估确认的水利资产大部分或全部股权，以公开竞价或协议的方式出售给职工或其他投资者，通过资产或产权重组明确投资主体，并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有机结合起来。出售给本单位职工的股份参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拍卖：除承担重要防汛任务的小型水库等工程外，其他小型水利工程的整体产权以公开竞争的方式有偿转让其使用权、经营权，期限为10—30年。小水电、机电井、塘坝和农村饮水工程在小型水利工程中比例较大，效益较好，群众投资热情高，产权改革易于突破，要把它作为改革重点，以拍卖为主要形式，把产权转让给群众。

3．租赁：对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行分离，将经营权出租。承租者在交付风险抵押金和租金后，可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租赁期一般为5年，最长不超过15年。

4．承包：在水利工程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合同形式确定发包方与承包方的责权利关系。承包期一般为5—10年，最长可达20年。

对一些公益性较强、暂时无法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小型水利工程，当地政府要切实负担起建设、维护和管理责任。小型水库具有防洪、供水双重效益，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地在改革中务必周密考虑，确保防洪和受益群众用水安全。

三、改革的方法和步骤

（一）制定和报批方案。在调查摸底及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选择改革对象与形式，制定改革方案，并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按权限报批。

现由设区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水利工程，其改革方案由管理单位制定，经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后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国资）部门备案。现由乡（镇）、村管理的水利工程，其改革方案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水利站、工程管理单位及有关村民委员会、群众代表共同制定，并通过民主决策，经2/3以上受益户同意后，报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改革方案的内容包括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改革形式、经营管理思路、改革所得资金用途、职工安置办法、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职责及落实措施等。

（二）界定产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国家投资、群众投工投劳兴建形成的小型水利工程资产，按下列原则界定：现由水利部门管理的，其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经当地政府授权暂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出资人权利；现由乡（镇）、村管理的，其资产界定为集体资产，由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行使出资人权利。在建或新建的小型水利设施，按投资比例划分产权。产权界定须报相关上级主管部门核定。

（三）评佑资产。凡采取拍卖、租赁和股份合作形式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确认。

（四）确定底价。出资人应当以资产评估确认值为依据，确定工程拍卖或股权转让的底价。租赁、承包基数应当根据经营现状及前景合理确定。

（五）公开出让。小型水利工程的出让由出资人、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职工代表、受益区村民代表组成工作小组，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竞争，并提前15天公告。在同等条件下，受益区内农户或原承租、承包人优先。承包、租赁应实行招投标；股份合作以公开竞价或协议方式进行；拍卖按《拍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六）签订合同。承包租赁者、购买者、股份合作股东应按有关协议签订合同，制定股份合作章程，并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核准。

（七）交纳款项。承包租赁者、购买者、股份合作股东，应按有关协议交纳承包租赁金、购买款、股本。小型水利设施拍卖、租赁、承包、出让股份的收入由出资人负责收回，作为水利专项资金专户储存，专款用于职工安置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维修养护，不得挪用挤占。国有资产收入作为水利建设专项资金，专款专用；集体资产收入归乡（镇）、村所有，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由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产权制度改革、资产评估经费可以从拍卖、租赁、承包、出让股份收入中开支。

（八）颁发权证。对个人所有及集体所有的水利工程，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或使用权证；对国家所有的水利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或使用权证。

（九）其他事项。产权制度改革后，要做好工程移交和合同备案工作，由业主向原登记注册机关报告备案。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使用权发生转移时，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并制定水利工程日常管理制度。在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涉及土地使用权的，严格按照《土地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四、权利和义务

（一）水利工程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1．按合同规定拥有经营权、使用权或收益权的，有依法转让、继承权利；拥有所有权的，享有转让、抵押或继承权利。

2．经营者有向用水户收取水费的权利，并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改制后的水利工程由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利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确定指导性水价，具体水价由经营者和有关用水户代表在指导价范围内协商确定。

3.经营者按有关法规和合同规定，可以合理利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建设必要的生产设施，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等综合经营活动。

4．国家因建设需要占用改制工程时，经营者有权按规定得到经济补偿。

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经营者占有或经营的工程和资源。不得干预其合法的经营管理活动。

6．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法权益。

（二）水利工程经营者的义务

1．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破坏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得擅自变更水利设施的用途和服务范围。

2．对水利工程安全和高效运行负责。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搞好工程设施的维修、检查和养护，承担小水库的除险加固责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洪抗旱调度命令，承担工程的防洪任务，工程出现险情时，应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并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保证农业灌溉用水，保障人畜饮水安全，不得哄抬水价、牟取暴利。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五、组织领导

产权改革范文篇5

现代产权理论表明,产权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概念,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多种权利的结合体。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产权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两组权利:一是财产的所有权(这是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权利);二是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即经营权(这是由所有权决定的,但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利)。从财产所有权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应该说是清晰的。谁都知道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但是从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即经营权上看,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够清晰的,需要明晰化。

(1)立法问题。

目前国家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立法较少,相关法规制度出台相对滞后,造成企业产权改革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仅靠人为操作,影响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

(2)政府短期行为——甩包袱问题。

由于各级政府目标的多元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是其中的一个,不是主要的,卖完的资产没有上缴国库,变卖后又可以作为本届政府的开支,所以他们会变本加厉的卖国企。

(3)历史包袱问题。

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主要包括社保问题、医保问题、冗员问题,资金欠帐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等。冗员问题实际上包括了部分长期亏损面临破产企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关闭企业的下岗职工安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企业的职工也属于“冗员”;资金欠帐问题政府正通过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新的资本金等方式逐步进行解决,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职工社保问题、企业办社会、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需要政府在财政无力负担的情况下采取果断和迅速的措施给予解决。

(4)国有企业的“企业所有权”。

公有产权的政府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必然是低效率的,因此,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资产管理的“去政府化”。

我国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目前的规制行为基本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规制过程,即政府规制更多的强调被规制者应尽的义务,而较少强调被规制者应有的权利;更多的强调规制机构的权利,而较少或基本没有规定规制机构应尽的义务。因此,政府规制总体上是失衡的。

(5)规制改革中“政企分开”。

改革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政企分开,但事实上“政企不分”却始终伴随着国有企业规制改革。对于“政企不分”的普遍认识往往是基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其带来的问题,但事实上只要政府是企业所有者的代表,政企不分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如果政企分开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否提升暂且不说,缺乏所有者监管的企业必将导致国家所有权被分割而转变为企业所有权,进而使国有企业改革深陷“MBO”的泥潭,国有企业中的“公有制”内涵将不复存在。以推进“政企分开”为思路的国有企业改革在经过初期一定程度的效率提升(潜力挖掘阶段)后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政企分开”从逻辑上和实践上看都存在问题,“政企分开”不能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2国企产权改革出路探讨

人类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展开的。章景萍认为,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这是不能解决道德和公平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最终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如何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公平。

(1)实行国有资产的信托基金制。正如许多学者提出的,只有实现国有资本的真正市场化管理,解决企业经营中的政府行为。当前改革,似乎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即通过改制,让国企退出市场。然而,该退出市场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国有企业。我们可以综合运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市场化管理信托这个创新的信托工具为本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盘活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搞活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真正实现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管理。

(2)加强信息披露和产权交易公平的监督,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依法监督的权利。杜绝暗箱买卖,使产权能够进行“阳光交易”,能够让老百姓心平气和接受转让。转让的时候,尽可能采取竞价转让的方法,做到“同市、同价、同股、同权”,使交易本身能够公正、公开、公平地进行。

(3)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管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设立企业改革专项资金专户,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国有资本运营机构负责监缴管理。产权转让收益优先用于安置改制企业职工,包括支付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障费用、欠发工资、医药费等。剩余收益用于投资其它优势企业和重点产业。

(4)建立法制规范,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使国企产权改革步入法制化轨道。让阳光充当防腐剂,要把这些交易放在阳光之下,就是防止各种腐败、各种流失最好的办法。现在市场经济的阳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普照现代市场经济的阳光就是核心的基本制度——产权制度、交易制度、持股制度、监管制度等。

国企产权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的一道弯,可以说产权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当前需要做的无论如何需要重视摒弃改革中的错误印象,制止一些地方国企改革一卖了之的做法,理清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范畴和标准,必须为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建立法制规范,使其步入法制化轨道。交易合理的前提是规则合理和制度合理。

3结语

与国有企业相应的产权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政企不可能分开的事实促使国有企业的规制改革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展开。基于这样的认识,同时借鉴西方国家在具体规制改革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法制化市场的作用,比如建立信托基金制,完善立法把产权改革规范化,从而杜绝各种暗箱操作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配置产权的基本作用。

参考文献

[1]席月民.国有资产信托的法律问题探究[J].法学杂志,2004,(4).

[2]陈国恒.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J].经济研究,1996,(6).

产权改革范文篇6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官商勾结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更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在政府控制产权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经济交往关系的日益复杂，经济市场化程度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授权者、代行者支配的数额巨大、范围广泛、次数频繁的资源交易，在他们个人利益日益强劲的趋动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方位的不公平性，进而导致各种经济乃至社会问题不断恶化。十多年来，尽管民间资本明显增长，但它们仍未取代政府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民间资本不仅难以左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演变为错综复杂的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的交易关系格局，致使交易关系更为混乱，交易不公更为严重，市场经济的病态发展更趋明显。作为公正制度确立之经济基础的民间资本，在政府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环境里却扮演着助纣为虐的可耻角色，它们整体变节了。所以，面对中国扭曲而病态的市场经济运行，力图阻止其不断恶化的趋势，力图支配市场经济公正运行的机制与游戏规则能够刚性地发挥作用，不解决产权的政府所有，任何其它举措都是苍白无力的。

产权改革范文篇7

一、彻底改革，甩掉企业包袱

1、规范操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在第一轮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为妥善解决好“老人、老粮、老账”问题，做好富余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粮食局制定了可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采取“三公开、七上墙”的办法，做到政策透明，操作规范，职工放心。全系统1459名干部职工实行全体起立，全部转换身份，内退、协保人员一次性解决，不留任何后遗症。重新竞聘上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职工，都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上岗风险金(企业法人交6万元、职工交3万元)，存入银行专户。

2、撤并重组，整合企业优势资源。20××年，××粮食局下决心将原有的33个独立核算的乡镇粮站和粮库合并为6个国有粮食购销公司。县局通过竞争上岗的办法从原法定代表人中择优选聘6位经理，原33个粮站法人资格保留，经理受县局委托加强对所属企业的统一协调和监管。管理费用由县局统一支付，不增加企业负担。这样既将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从烦琐的企业经营事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全社会粮食流通的监管和服务上，又将原先因分散经营造成的经营成本降了下来。

3、由原来单向购销变为政策性经营与市场化运作两条腿走路，确保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在今年小麦最低价收购期间，××粮食系统将所有经营性业务全部甩开，把工作重点全部放在托市粮收购上，及时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想方设法增加仓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踊跃售粮的需求。316名粮食职工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收购粮食20.2万吨，每个职工平均收购粮食600多吨。其中鲁口镇、半岗镇、江店镇三家粮站收购量均超过1万吨。全县托市小麦收购量占总产量的一半。全县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国家惠农政策得到较好落实，既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也让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重新树立了粮食企业新形象，提升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地位。

二、规范管理，增强企业活力

1、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出效益，这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粮食局长期坚持企业会计互审制度，重点加强对货币资金、粮食存货和出入库、费用支出的管理。明确规定：企业生产性费用超1000元、非生产性支出超500元的，一律先写出报告并附预算，报县局财务股审核，经局领导班子研究批准后方可开支。并积极配合公、检、法和纪委对违规违纪案件的查处。各粮食购销企业负责人能够与县局党组保持高度一致，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在20××年和20××年的企业超利润分配方案实施中，各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得的奖金，并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中，加大粮站基础设施投入，建设标准仓房，维修老仓，硬化地面，添置地磅和输送机，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产权改革范文篇8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官商勾结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更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在政府控制产权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经济交往关系的日益复杂，经济市场化程度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授权者、代行者支配的数额巨大、范围广泛、次数频繁的资源交易，在他们个人利益日益强劲的趋动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方位的不公平性，进而导致各种经济乃至社会问题不断恶化。十多年来，尽管民间资本明显增长，但它们仍未取代政府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民间资本不仅难以左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演变为错综复杂的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的交易关系格局，致使交易关系更为混乱，交易不公更为严重，市场经济的病态发展更趋明显。作为公正制度确立之经济基础的民间资本，在政府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环境里却扮演着助纣为虐的可耻角色，它们整体变节了。所以，面对中国扭曲而病态的市场经济运行，力图阻止其不断恶化的趋势，力图支配市场经济公正运行的机制与游戏规则能够刚性地发挥作用，不解决产权的政府所有，任何其它举措都是苍白无力的。

产权改革范文篇9

关键词：银行产权；产权改革

一、引言

在WTO下，银行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在国内基本可分为两派：一是银行产权改革论。这一理论的赞同者众多，其中易纲明确提出银行的竞争优势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这正是中国银行业所缺乏的，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产权改革。刘伟则指出中国改革的侧重点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进入WTO的过渡期，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二是银行产权改革无关论。这一理论主要以郎咸平为代表，他认为外商银行的引入无法改善中国内地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要解决银行的经营低效和坏账问题，不能靠引进国外金融机构，而需要进行整体经济质素的改进，银行业绩与产权无关，并认为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经济改革的课题，而且和产权结构无关,绝对没有可能在一个不良的经济体系素质下先行改革银行。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存在信贷市场失灵问题，对银行产权改革产生置疑。总之，学术界围绕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产权改革的原因分析

诺思提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产权作为制度的核心内容具有无可替代的激励功能，它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合理的决策，采用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从而能使组织在高效率的状态运行，所以说产权界定清晰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就“产权无关论”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可能是该学者仅仅把产权理解为财产的所有权。其次，该理论没有把握好产权与公司治理的内部逻辑，应当说正是产权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绩效。再次，该理论存在分析方法上的错误，也没有证实是否存在着产权无关的可行区间，而中国显然处于端点处，同时也没有考虑各国的具体国情的差异。最后，该理论混淆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的关系，而银行业改革与整体经济素质的改进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呢？总之，产权无关论是站不住脚的。而国内学术界所热衷的“产权改革论”，尽管有着很强的理论依据，但没有把银行产权改革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银行自身出发就产权论产权，即仅从事物的内因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制约产权改革效果的现有制度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外在因素，因而让“产权无关论”乘虚而入。有的学者还从银行脆弱性和信贷市场失灵的角度否定产权改革，则是对市场与政府监管的各自功能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的国有产权普遍存在，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制更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有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有控股银行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重超过50%。针对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当前存在两种看法：一是以Gerschenkron为代表的发展型观点；二是以Kornai、Shleifer与Vishny为代表的政治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府拥有银行产权有助于促进政府目标，但是前者认为这种产权安排有利于政府集中储蓄并投向战略性长期项目，通过这种融资，政府克服了破坏私人资本市场的制度失灵，从而通过产生总需求和其他外部性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后者认为国有银行能够使政府为无效但政治上需要的项目融资。然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国有制既不利于金融部门的发展与稳定，也有损于经济增长，根据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得出，政府对银行所有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存在以下的缺陷：（1）通过降低竞争性。更高的国有制倾向于导致更高的存贷利差、更少的私营部门信贷、证券交易活动不足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不足。（2）限制信贷市场准入。（3）提高危机发生的风险概率。同时他们证明了国有产权对银行危机的发生具有推动作用。在激励机制方面，在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市场对良好的信息结构和其他金融基础设施需求不足，因而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在银行业的宏观层面上，Barth、Caprio和Levine发现在银行国有产权高的国家，市场监控显著弱化，同时政府的监管也面临着激励机制的冲突。就银行的微观层次而言，国有银行的真正所有者缺失导致公司治理结构扭曲，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低效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国有银行倾向于压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提高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及其成本，同时造成银行自身的不良业绩和高度的脆弱性，因而要进行国有产权的改革。这一理论与当前世界上许多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正在出售国有银行产权的行为相一致的。我们国家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就验证了这一观点，由此我们认为产权改革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三、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独立地仅从银行产权改革还是不够的，同时必须认识银行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并在实践中加以关注，方能使产权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的业绩。

1．银行产权改革面临政治上的约束。金融部门中的特定利益集团与政治舞台的关系往往非常密切，原因很简单，“金融意味着钱”，银行国有制毕竟可以频繁地为政府财政赤字提供便利地融资，又可以充分利用储蓄实现政府既定的社会目标，正像前文所提到的银行国有产权的“发展型”和“政治型”理论。同时银行国有制也是一种政治性馈赠资源。许多国家，银行产权的改革是令人失望的，大型国有银行占据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行政管理和软约束后，很难进行重组和产权改革。这也正是“产权无关论”能够得到我们国内许多人认可的根源。

2．银行产权改革面临经济制度环境的约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着很高的国有银行比例，产权改革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我们上述对降低国有产权的收益是在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金融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质量等因素没有纳入改革速度和顺序安排的考虑范围。所以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而进行的产权改革设计失误，就会导致银行危机。薄弱的监管环境应该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导致欺诈、资产流失甚至危机。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要尽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提高监管质量，同时又不能使产权改革停滞。

3．银行产权改革面临银行自身业绩的约束。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迫切需求往往是由于银行自身的业绩已影响到当前或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甚至有产生危机的可能，此时政府往往想通过产权改革摆脱困境。而由于此前的种种原因导致了国有银行的业绩低下，尤其是不良资产率过高，这为国有产权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般来说政府注资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政府注资一方面可能面临着财政上的拮据和政治力量的左右，而Clarke和Cull(1999)认为，应该避免在银行产权改革前注入资金，因为这可能放慢银行产权改革的速度，且注入的资金可能被挥霍。如果通过上市进行产权改革，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准入条件和银行已有业绩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同时上市还时常受到国内资本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程度的影响。

由以上原因决定了进行产权改革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国情，慎重地处理好改革的次序和速度问题。根据有关国家的成功的经验表明：在解决总体激励机制缺陷并做好产权改革的各项工作的同时缓慢而审慎推行改革，应该是较好的战略。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从不同国家选择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开展业务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良好的外资银行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金融产品，而且还可以培训本国银行家的作用，所以存在着很强的外溢效应。

总之，一国能够实行产权改革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工作，以及在已有约束条件下其银行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行私有化，都必须根据具体国情进行，这项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四、启示

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效不大，还没有涉及深层次的产权改革，这也是最难进行，并由此导致种种弊端的根源。中国加入了WTO并承诺在2007年解除所有的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使得国有银行存贷流量规模的收缩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影响国有银行的流动性和盈利，并最终导致国有银行支付问题的出现，因而国有银行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产权改革范文篇10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种介于集体产权和个人产权之间的制度。集体拥有土地发包权，但不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缺乏土地转让权、抵押权等权利，而且承包经营权缺乏稳定性。这种既非集体又非个体的产权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就是产权模糊，由此产生很多效率缺失。

一是农地产权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农民的投资激励不足。投资需要激励，而激励产生于稳定的收益预期。当前，我国农地产权由于承包期短暂和承包权的频繁调整，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投资激励。二是农地产权残缺影响到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人手中价值不同，土地只有通过流转才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非常困难，虽然有的地区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土地流转却没有发生，部分土地出现荒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转让权。土地无法流转，也就无法集中，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很难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效率。

农地产权的缺陷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原则就是消除产权的模糊性，清晰界定产权，以提高产权效率。改革究竟应该怎么实施呢?我们知道，产权有三种类型：国有产权、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个人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把产权清晰界定给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呢?这需要从效率角度考察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国家只是一个抽象主体，必须选择人来经营土地。但人也只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缺乏完全的土地收益权，从而缺乏经营激励。“故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是极大的。”在共有产权下，一个共有土地的所有者无法排斥其他人过度使用土地，也无法排除其他人来分享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非常之高。因此，“一个人的活动对他的邻里和后代的效应在这里不会被全部考虑进去，共有财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个体产权，由于所有者拥有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许多外部成本内在化，……这种收益与成本的集中，产生了更有效使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在个体产权下，产权的模糊性被消除，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这一结论为农地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土地产权，这是产权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农地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尽管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农民个人产权，但是这一改革却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如果不突破这些约束条件，改革是难以顺利展开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正如消费不能摆脱当前的预算约束、生产不能摆脱当前的成本约束一样，改革也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约束。忽略了改革的约束条件而空谈改革的终极目标，只会使改革停滞不前。农地产权改革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

(一)意识形态的约束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他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改革自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来，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已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是与中国基本制度相适应、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制度。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不仅受到原有意识形态的抵触，而且会因为担心背离基本制度而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二)人地矛盾的约束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农地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必须确立个人产权，但这会因为加剧人地矛盾而引发贫困和稳定问题。可以预见，在确立个人产权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规模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此时农户对出售土地更为谨慎，但贫困、疾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农民最终放弃土地，真正沦为“无产者”。数量众多的农民沦为无产者，在农村机械化经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剩余农民无法完全吸收的条件下，必将产生严重的贫困问题，导致两级分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工业化、城市化的约束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落后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土地需求。一部分土地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土地，在部分行政干预下都被低成本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这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动力之一。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以及因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的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依赖，使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都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确立农民的个体产权，消除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收益的攫取，可能会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因此会遭遇到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三、农地产权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农地产权改革面临的诸多约束，为改革设置了一个边界，使改革在特定阶段只能尽量逼近约束边界，而不能跃出。改革只能遵循渐进式道路，逐步向前推进。随着改革的成功和逐步深入，曾经对改革形成的约束将被逐步突破，边界将会向外拓展，从而使改革一步步前进，并最终达致目标。

农地产权改革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按距离城市的远近分为“近、中、远”三类地区或者五类地区，首先在最偏远的农村地区实施土地产权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时机成熟之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这一改革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够规避并逐步突破改革的约束条件。

首先，渐进式改革能够规避和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政策，所以，改革绝不能改变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但是，改革首先在偏远地区展开而不涉及其他地区，波及范围小，不会影响大局。正如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不会影响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一小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产权改革实验，也不会影响农村集体所有制，更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改革与原有意识形态不会发生严重冲突，能够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随着偏远地区改革的成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定会促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迅速转变，从而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

其次，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人地矛盾的约束。人地矛盾的最终消除，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吸纳被排斥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会产生贫困和社会稳定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只是在局部地区展开，所以排斥出的劳动力人数有限，而且是逐步流入城市，所以不会对整个城市就业造成冲击。

最后，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产生了大量土地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只限于城市周边地区，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偏远地区的土地由于缺乏区位优势，城市化难以波及，所以政府控制欲望较低。在偏远地区首先启动土地产权改革，不会遭遇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偏远地区成功后，再逐步向城市方向推进，同时城市化沿着城郊地区向农村逐步推进，二股潮流最终可能会在某个区域会合。到那时，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目标就会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