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证十篇

产权证篇1

1、不动产证不是房产证。人们所讲的不动产权证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简称为不动产权证。一般来说，不动产权证是包括了非常多种类证书的，例如大家比较常见的房产证、土地证、林地证等都在其中。

2、第一，证书内容不同。房产证的内容仅仅包括了产权人的信息、房屋的位置、产权的共有情况、房屋的登记时间、房屋的规划用途等，而不动产证上不仅仅包括了房产证上的所有内容还，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不动产的单元号、镭射区以及产权的使用期限等内容。不仅如此，每个不动产权证上都有唯一的代码。相当于不动产证的身份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检索。第二，不动产权证和房产证的监制机关不同

房产证监制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不动产权证监制单位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来源：文章屋网 ）

产权证篇2

按建筑用类型有所不同，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房产证权属年限为70年，商用房屋建筑房产证权属年限为40年。综合类50年。但由于需要建设周期等各种因素，实际使用年限一定会低于理论年限。在房产证上，都已经列示了该房产的土地实际到期年限。房产证是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即《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依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产权证篇3

2015年2月15日，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国土资发〔2015〕25号）规定，自2015年3月1日起，全面启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包括“不动产权证书”等。

大概因为人们习惯了“房屋所有权证”，不熟悉“不动产权证书”，国土资源部公布“不动产权证书”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主要表现为：第一，认为“不动产权证书”现严重错误，请求重制。第二，认为“不动产权证书”曝光，全国业主痛失房屋所有权。第三，认为“房屋产权”概念不等同于“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大于房屋产权，有更多的内涵。国土资源部的“不动产权证书”不是无意的错误，是有意而为之，是一种蓄意的改变。

因为这些原因，我想谈谈我对“不动产权证书”的看法。

国土资源部的“不动产权证书”源于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

《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该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该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纵观《物权法》的通篇规定，均使用“所有权”而没有使用“产权”概念表述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全部权能的归属。《物权法》第十七条将证明所有权、他项权的文件，证明他项权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文件，证明用益物权中的使用权、地役权、承包权等的文件，证明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的文件，定义为“不动产权属证书”。不难看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物权法》对《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的“房屋所有权证”等的归纳；“房屋所有权证”是《房屋登记办法》对《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演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属概念，“房屋所有权证”是种概念，它们一脉相承，没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矛盾，千万不能将“不动产权属证书”理解为“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严格遵守和贯彻了《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精准采用了《物权法》的表意用语。通篇也将证明不动产各种权利的文件，定义为“不动产权属证书”，也使用“所有权”而没有使用“产权”概念表述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全部权能的归属。

从《通知》的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看，该通知没有在“所有权”的“产权”概念上标新立异的意思。也就是说，该通知公布的“不动产权证书”，与《物权法》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一脉相承。

基于这种理解，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不动产权证书”，不是“不动‘产权’证书”，而是“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就是《物权法》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见图1）。

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不动产权证书”，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国家颁发给房屋（含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下同）所有权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取得房屋所有权，必然同时取得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我国法律没有为房屋所有权规定灭失期限，在房屋所有权存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不可能丧失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用“权证书”字样加上《物权法》规定的“物”的类别，定义证书的名称，在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不动产权证书”之前，已有先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分别载入房地产权证书。

《房屋登记办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式样，统一监制，统一编号规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屋和土地登记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房地产权证书的式样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不可将《房地产管理法》和《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的房地产权证书，理解为房地产权证书。这是因为，除“国家”和“村集体”外，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能取得土地的“产权”，而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证书，就是《物权法》规定的“房地产权属证书”。“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含义，区别于“房地产‘产权证书’”。

只要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产权证书上标注清楚，该不动产权利人取得的是何种或者何几种房地产权利及其相关信息（其中，特别要记载清楚，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灭失期限的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不动产权证书”的证明效力，就不会有任何歧义。

在房屋权属登记中，“所有权”和“产权”的语义曾经相同。比如：1950年11月26日，政务院《修正中南区关于城市房产权的几项原则》规定，为了保护人民合法之私有财产确定房产产权，各大、中城市所有公私房产均普遍办理登记，其他小城市可依实际需要办理。房产登记时，由登记人持全部有关证件向当地地政机关办理之。

1982年3月27日，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加强城市（镇）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建立健全房屋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凡在城镇范围内的房地产，不论属于国家、集体或个人所有，均须到当地房管机关办理产权登记，领取房地产所有证。房地产所有证是房地产所有权的凭证，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拖延不办者，可采取经济或行政手段，给与必要的处理。

1986年2月5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城镇房产产权登记核发产权证工作的通知》指出，建国以来（本文作者注，“建国以来”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或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城镇都没有进行过产权登记和核发过产权证。城镇房产产权不明，产籍不清的现象十分普遍，产权纠纷日益增多，这很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城镇管理。该通知规定，在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束后，各地要抓紧时间进行房屋产权登记，核发房屋产权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盘活“所有权”，动态营运而非静态拥有“所有权”，充分发挥“所有权”更多的效能，为社会经济服务，的确有不少专家学者在法学的“所有权”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赋予“所有权”概念更多的内涵和外延。经济学的“产权”，既依附于法学的“所有权”，又可以游离于“所有权”相对独立地营运，“产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利益归属所需要的基本维护权力。“所有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产权”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的归属，铸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见图2）。

产权证篇4

房屋产权证明书1兹有本居委会居民XX，其自有房产坐落于xx县xx镇xx村xx组，土地面积xx平方米，房屋占地面积xx平方米，三层砖瓦结构，房屋建筑面积约xxx平方米，因房屋刚刚建成，未办理房产证，特此证明。

XXX居委会

年 月 日

房屋产权证明书2兹有我辖区居民/单位员工姓名： ， 身份证号码： ，在以下地址： 省 市/县 旗/区/村/居委会 /栋 （无具体门牌号，房屋坐落于东邻邻、西邻、北邻 ）拥有房屋一套，产权属于 所有，面积为 ㎡。

特此证明。

证明机构名称：

证明机构联系电话：

经办人： XXX

日期： （盖章）

房屋产权证明书3兹证明我村XX，在我村建有房屋间，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产权归 所有，房屋产权证明正在办理之中。

特此证明

村民委员会（盖章）

年月日

房屋产权证明书4兹有（地址） 房屋产权属于（甲方） 所有，现同意将该房屋出租给（乙方） ，该房屋无产权证，无房产纠纷。

特此证明！

产权证篇5

2、填写房屋产权证明单

3、房屋坐落的位置，一定要明确具体到左右位置及门牌号及房屋面积平方米

4、该房屋产权归属，有几个人就写几个人。

产权证篇6

概括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主要有以下几项依据：一是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四是“酌定赔偿”，即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无法直接认定，且没有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或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时，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在法定幅度范围内酌情确定赔偿的数额。此外，权利人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也在法律规定的赔偿之列。但无论法院最终依据的是哪一种方法确定赔偿额，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证据认定问题。而由于市场因素的多元性、侵权证据的隐蔽性等原因，当事人对上述依据所涉及的事实在举证和证明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司法界就赔偿额的证据认定问题也产生过诸多争议，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增加了损害赔偿额计算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假定侵权行为成立且侵权人须承担赔偿责任前提下，以广州中院近年的典型判例为研究样本，分析此类案件审理中在当事人举证和证据认定上所存在的问题和争议，进而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一、权利人的损失及其证据认定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是损害赔偿额计算的核心和首要依据。因为，任何一种赔偿额计算方式都不可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

一般情况下，权利人的损失可以侵权行为发生后其利润较此前减少的数量为依据计算。但由于目前许多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完善，利润减少又受诸多因素制约，很难据此直接计算赔偿额，故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总结了以往的实践经验，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以下方式确定：专利权人的损失，可根据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的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专利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之积可以视为专利权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商标权人的损失，可根据其因侵权所造成的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著作权人的损失，可根据其因侵权所造成的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的单位利润的乘积来计算。

毋庸置疑，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应当由权利人举证证明。但是，知识产权产品应有的销售量、正常情况下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证明的事实（因为销售量、市场份额等既与知识产权要素有关，也受到销售策略、市场正常竞争状况、相关服务等因素的影响），权利人往往很难就其损失提供确凿无误的证据；而实践中，许多权利人由于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的欠缺，并不知道应该提供哪些证据；有的案件虽存在侵权行为，但实际上并未造成权利人帐面利润的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加大了权利人举证的难度，以致有的权利人干脆什么证据都不提供，直接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据此，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由于当前我国对民事赔偿推行的是填平原则，其相对于惩罚性赔偿而言属于较低的赔偿标准，故尤应保证赔偿额的及时、充分和有效。因此，在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时应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选择最合理和最有利于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以保障权利人的全部损失尽可能得到弥补②，并抑制同类侵权行为的再度发生，实现诉讼的警戒目的。我们认为，对于某些难以准确计算或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的损失，可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算；对涉及赔偿数额的证据采信不宜过分严格，只要权利人尽了善意举证义务，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能够对权利人销售情况的变化作出大致相当的推断，并足以令独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产生内心确信，就应当对相关证据和权利人据此提出的请求予以采纳，而不宜简单地适用50万元以下的酌定赔偿。

在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诉广州正大万客隆（佳景）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中，原、被告均为广州市货仓式商场经营者，原告于1997年8月8日开业，同年8月上旬，原告的资讯部副课长李建新违反原告的保密规定，擅自将原告的供货商名址等资料下载后秘密复制，于同月13日兜售给被告。同年10月14日，李因泄密行为被扭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根据其供述，从被告处查获了原告自开业至1997年8月12日止的供货商名址等经营信息。1999年9月20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李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并认定原告自1997年9月初开始业绩下跌，月销售收入较8月份下跌15?63％即669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00年2月12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42051637?88元，并提交了上述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诉讼过程中其单方委托广东某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损失评估报告，拟以该报告认定的损失数额作为赔偿依据——报告称，原告因李窃取并出卖内部商业机密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为2010968?10元，最大间接损失评估测算值为40040669?78元。被告则辩称，该评估报告是原告自行委托评估机构为刑事案作出的，不具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一审法院向原告发出限期提交财务资料的通知，但原告只是提交了其1997年8－10月的利润表（该表显示原告该3个月的净利润均为负数），一直没有提交可供准确计算利润数额的详细财务资料。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参照最高法院1998年知识产权座谈会纪要精神，在50万元以下酌定赔偿额。但一审法院考虑到原告开业几天就发生侵权的情况，依职权调取了广州市统计局编制的《’98广州统计年鉴》，其中的《市区大中型批发零售贸易业财务状况》表显示，1997年日用百货零售业的平均利润率为8?936425％。一审法院遂以上述平均利润率和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告销售收入下跌等事实为依据，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195693?66元。其主要思路是：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是评估机构受原告单方委托作出的，有关评估资料也没有经过原、被告双方的质证、认证，不符合民事诉讼中关于评估的程序要求；且上列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也没有对该评估报告中认定的原告损失数额予以确认，故该报告认定的原告损失数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所提请求理由不充分，不能全额支持。由于原告开业不久即发生侵权事实，其提交的三份利润表中显示的利润均为负数，无法反映获利情况，故无法参照；而毛利和毛利率又未扣除有关销售成本等费用，不能作为计算损失的直接依据；鉴于原告一直没有按要求提交可供评估的财务报表，致使法院无法就侵权行为发生时原告的实际利润率重新委托评估，即无法准确无误地计算原告损失，故只能参照同一时期的统计年鉴，将其中与原告所属行业相近似的日用百货零售业的平均利润率视为原告当时的利润率；原告自1997年9月初开始月销售收入下跌669万元是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予认定，结合被告购买、使用原告商业秘密到被查获的时间，确定原告因侵权遭受损失的时间为2月；据此，统计年鉴中反映的利润率（8?936425％）与原告下跌的销售收入（669万元／月×2月）的乘积（1195693?66元），即为被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额③。一审判决后，原告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④。

以上案例说明，有关权利人损失的证据认定不能简单化，否则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如在该案中，权利人的销售收入因侵权而下跌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精确计算权利人的利润减少额，若简单适用酌定赔偿，虽能省去不少麻烦，但显然不能充分维护权利人的权益。为此，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统计年鉴，以相近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结合原告下跌的销售收入、被告的侵权时间等计算确定被告的赔偿数额，从而解决了原告损失认定上的难题。简言之，案件审理时应尽可能利用现有证据推算确定权利人的损失，即便这样的推算并不十分精确。另要注意的是，如果权利人的损失部分已经查实，部分无法查清，而查实部分已超过酌定赔偿的最高限额，那么权利人的损失赔偿额就应当是已查实部分的损失加上未查清部分的酌定赔偿额。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及其证据认定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通常以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量与该产品单位利润的乘积计算，若侵权产品的单位利润无法查明，也可以合法产品的单位利润计算。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专利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一般可按其营业利润计算，如查明侵权人完全以侵权为业，则可按照销售利润计算。至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根据“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的原则⑤，应可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主要体现在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生产记录、销售合同及其对外的经营信息（如广告）等。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财务制度的执行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有些案件的被告甚至没有会计帐目，根本提供不出真实可信的财务账册。有的被告主观上不愿赔偿，拒不提交相关证据，尤其是当违法所得超过酌定赔偿的法定最高限额时更是如此，以期法院的酌定赔偿能使其保留部分非法利益。因此，对于侵权人提交的财务账册，法院尤应注意审查其真实性、完整性，从严把握。

由于有关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证据大多掌握在侵权人手中，权利人无从获得，故通常难以举证，侵权人则主张自己没有获利或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对此，我们认为，对于权利人的举证要求不宜过高，而侵权人却不同，其作为侵权产品的经营者，对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可能不了解，只要其出示真实全面的财务帐册完全可以说明问题。这种情况下，若侵权人拒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包括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足以采信），而根据权利人提供的证据或法院依法查证的事实能够确定侵权人大致的获利情况，就应当对侵权人作出不利的解释和处理。具体而言，此时法院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责令侵权人举证证明其实际盈利、经营成本以及应予剔除的与侵权行为无关的因素。若侵权人仍然拒绝提供有效证据，可考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直接认可权利人的证据和计算方法或依照法院已经查证的基本事实，确定侵权人应予赔偿的数额。

在广州市荔湾区超越电脑工程部诉钟华宁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于1992年6月开始发行销售某软件，被告是原告的技术经理，后离开原告公司自己创业，于1994年2月至1996年1月期间销售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软件，并在广告中声称其已销售了125套。1995年9月14日，原告和公证人员在被告处购得装有侵权软件的硬盘，价格为5200元，其中软件费4000元，硬盘费1200元。原告据此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被告辩称其广告有夸大成份，但无提供其实际销售数量与此不同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确切的违法所得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根据被告广告中声称的销售数量（125套）和公证购买的软件单价（4000元），直接判令被告赔偿原告50万元。判后，被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并驳回了被告后来提出的再审申请⑥。

三、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及其证据认定

以被侵权专利或商标的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计算赔偿额，是专利、商标侵权案件中确定赔偿额的基本方法。实务界普遍认为，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亦可参照这一方法确定损害赔偿额。

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费，包括商标、专利的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稿酬、技术秘密的转让费等，当事人自身可能就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标准。此外，许多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集体管理组织都制定了一定的收费标准，其他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单位也可能存有可供参照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是较为客观和具体的，不受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影响，诉讼中均可作为证据认定或参考。

作为赔偿依据的许可费，应当是权利人在发现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前，曾将其权利许可他人使用时所收取的费用，也包括类型相同且基本要素相近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许可他人使用所应当收取并已实际收取的费用（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执行的收费标准）。此外，对于同一项知识产权，由于利用的地域和方式不同，利用过程中该知识产权发挥的作用不同，交易主体的主观评价不同，双方最终协商达成的交易价格（许可使用费）也可能完全不同，故判定时需结合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有时候权利人为了获取高额赔偿，故意同他人编造虚假的许可合同，商定的许可使用费明显偏高，一旦认定，该收费即不得作为计付赔偿额的依据。因此，在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额时，权利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许可使用费是实际发生并且合理的。法院在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核时，应综合考虑权利人主张的许可使用费适用的许可方式（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抑或普通许可）、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和期间等，结合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侵权行为存续时间和范围等因素加以认定。另应注意的是，司法解释规定以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所谓“合理倍数”并不一定是一倍以上。如权利人许可他人在全国范围内独占实施涉案专利且许可时间为五年，而被告只在某市范围内实施了侵权行为且仅仅持续六个月，则赔偿额只可在上述许可费的一倍以下确定。

在华纳唱片有限公司（香港）诉广州市越秀区龙胜酒吧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3首MTV作品以卡拉OK形式向公众放映，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著作权，诉请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30万元。为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声明书，该声明书附件载明：“本协会各会员公司对其创作的香港流行歌星MTV曲目，在向香港卡拉OK歌厅等娱乐场所提供商业性优先使用时，惯用的方式是一次性许可，使用期为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每首MTV曲目收费亦由港币50000元至50万元不等。其后，会员之MTV曲目只可以在已经由会员授权公开放映之场所使用。”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该声明书载明的收费标准仅适用于香港地区，不适用于内地，原告根据香港地区的收费标准要求身处内地的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30万元依据不足；鉴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持续时间、使用MTV作品的方式、经营规模、经营场所的位置、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MTV作品的制作成本和流行程度、被告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3000元⑦。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审判实践中有关许可使用费的证据认定经常碰到这样的难题：权利人提交的证据有相当部分是其与关联企业签订的许可合同，能否直接采信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我们认为，对此类证据的认定尤须慎重，但也不宜仅仅因为缔约对方是权利人的关联企业就一概不予采信??毕竟经济生活中权利人通过组建或授权关联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的情况并不少见，关键是看有无证据证明该许可合同已实际履行，同时参照所在领域同类型权利的实际情况，考查其间约定的许可使用费是否合理。权利人应就许可使用合同已实际履行、费用约定的合理性以及是否适用于本案等进行举证和必要的说明。

四、酌定赔偿中的考量因素及其证据认定

酌定赔偿的实质是对权利人损失的一种推定——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基于权利保护目的，为避免侵权人隐瞒侵权证据而作出的不利于侵权人的法律推定。虽然酌定的数额客观上可能大于或小于实际损失，但酌定赔偿的标准和过程始终必须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和依托，并以现有证据所能证实的侵权情节、市场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作为酌定的依据。

故此，尽管酌定赔偿确实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律对于酌定赔偿方式的适用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和最高限额，并规定了应予考虑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的确认都需要一定的证据支持，故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仍然不能免除，其至少仍有义务证明非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权利人经济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事实和相关的侵权情节，并就其赔偿请求额的依据和理由予以充分说明。如权利人经法官释明后仍拒绝承担以上举证责任和说明义务，又不申请法院进行必要的查证，导致酌定因素所涉及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就应当驳回其赔偿损失的请求。而法院在适用酌定赔偿之前，也应对权利人可能的损失或侵权人可能的获利进行审查，这既是适用酌定赔偿的先决条件，也是最终确定赔偿额的重要参考因素⑧。

在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涉及的范围、造成的后果等，是通常需要考量的因素。此外，专利侵权案件中的权利类型、产品类别、权利人的投入、专利的生命周期、侵权人的经营规模、产品单价和单位利润等，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商标声誉（即商标在相关消费群体中的知名度，是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还是一般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许可的种类（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或普通许可）、时间、范围等，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权利类型、作品类别和市场价值、正常使用费、特殊作品（如软件）的研究开发成本等，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的利润、商业秘密的经济价值等，同样是法官酌定赔偿时应考虑的因素。权利人有否针对以上因素进行举证，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凿，将直接影响法院最终判定的赔偿数额。如同样是侵犯商业秘密，但证据所证明的侵权情节不同，赔偿额度也势必不同：若被告窃取商业秘密后仅供自身使用，未向他人披露的，一般认为造成的损失较少，赔偿额度也较小；若被告获取商业秘密后自行申请了专利，虽违背了原告意愿并导致了原来的秘密被公开的后果，但由于可通过将专利权判归原告的方式使原告的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必要时可考虑在此基础上给予原告适当的补偿；若被告已将秘密对外公开并由他人随意使用，商业秘密的价值完全丧失，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则应考虑给予原告更多的赔偿。

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信息服务中心诉广东珠影白天鹅光盘有限公司等被告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原告出资人民币350万元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两次批量加工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两种光盘，其中每张光盘都基本复制了原告两张光盘的内容。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868600元。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均认为，由于对被告两次复制侵权光盘的具体数量无法查清，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和被告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均无法确定，故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全额支持。综合考虑原告为该节目付出的投资、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和被告复制侵权光盘的次数及其复制加工的一张光盘已基本收录了原告两张光盘的内容等事实，酌情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0万元。

长期以来，由于大多数判决书未就个案中酌定赔偿的各考量因素与赔偿额之间的量化关系、有关考量因素的证据认定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甚至不公布酌定赔偿时所斟酌考虑的因素，再加上不同法官在经验、水平和主观感受上的不同，客观上导致了案情类似赔偿额却大相径庭的情况，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防止酌定赔偿演变为随意赔偿，实现司法统一，我们建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借鉴刑事立法中明确量刑幅度的做法，由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赔偿量化标准，在各种酌定因素与最终的赔偿额之间建立科学合理的对应关系，形成较为规范的标准体系，甚至可划定各因素在整个赔偿额计算中所占据的大致比重，由法官根据个案证据所能证实的各种因素的具体情况逐项“打分”，再将“各项得分”累加后乘以法定赔偿幅度的最高限，并考虑该幅度的最低限来确定一个相对更小的酌定幅度，在这样的幅度内最终确定赔偿额。另外还可通过定期公布优秀判例的形式，为法官适法“量赔”提供指导和参考。

五、权利人的合理开支及其证据认定

无论是哪一种损害赔偿额计算方法，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开支均属于赔偿的范围。权利人的合理开支通常包括律师费、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证据）的支出、为调查制止侵权支付的差旅费、材料查询印制费和必要的鉴定费、审计费等。为使请求赔偿的合理开支能获得法院支持，权利人应举证证实，其主张对方赔偿的开支是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实际发生的必要开支，且支出的数额也是合理的。

律师费通常是合理开支中最主要的部分。在律师费的判赔问题上，各地法院的做法和掌握的尺度并不一致。有的只要认定侵权成立，即判决侵权人承担对方必要的律师费；有的要求权利人指控的侵权行为全部成立且出示有正式的律师收费发票才予认可；有的则按权利人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确定判赔的律师费数额。本文认为，对律师费的判赔应把握以下原则：1?必须有律师出庭诉讼。若是公民，费一概不予支持。2?律师费已实际收取（有相应的委托合同、收费发票或帐单证实），并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3?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且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具体衡量时，可综合考虑案件的难易程度、律师的工作量、原告诉请获得支持的情况等予以确定。一般情况下，侵权成立即可判令被告承担一半的律师费，原告的赔偿请求获得支持的，可根据支持的比例增加被告承担的律师费；同时有其他诉请获得支持的，可再适当提高被告赔偿律师费的数额。

至于公证费，公证取证长期以来就是知识产权诉讼当事人用以证明侵权事实的重要手段，由于公证费通常是按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收取，故只要侵权基本成立，经公证取得的证据被作为定案依据，公证费都应视为合理开支予以支持。

此外，在鉴定结论、审计报告得到采信的情况下，相应的鉴定费、审计费也应获得法院的支持；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作为证据的支出、材料查询印制费等只要证据真实可信，且能体现是为调查、制止涉案侵权行为而支出，数额合理，均应予以判赔；至于差旅费，则必须以一般正常的公务需求为标准。例如，负责公证的是异地公证机构，公证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一般就不作为合理开支支持，因为权利人通常有条件聘请当地的公证机构完成同样的工作。

在广州市海之盈首饰胶模厂诉广州新市新科华成鞋材厂商标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在请求被告赔偿损失25万元的同时，要求赔偿其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调查费用7500元及律师费15000元，但举证时只提供了广州市某咨询公司更名为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公司的工商证明和后者出具的一张帐单，无提供相应的合同以及往来帐单印证；就律师费的赔偿请求也只是提交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未注明时间的发票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关于调查费和律师费的赔偿请求，同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酌定被告赔偿1万元⑨。判后，原告上诉，在坚持原审诉讼请求基础上增加要求被告支付二审律师费4000元。二审法院认为，尽管原告提供的律师费发票没有时间，只有律师事务所印章，调查费用也只有一张帐单而无其他证据印证，但从本案的情况看，律师事务所确实委派了律师诉讼，根据常理，当事人委托律师诉讼会有一定支出，故确认原告为调查收集证据和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支付了一定费用，应在酌定赔偿时一并予以考虑，遂将赔偿额调整为2万元⑩。该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仅仅在于赔偿的数额。从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显然不具应有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似无不妥。而分析二审法院的意见，其事实上并非转而采信以上证据，而是基于原告方确有律师出庭诉讼的事实而根据常理推定原告需支付一定的律师费，从而将其作为一个酌定因素在计算赔偿额时予以考虑。笔者认为，该案二审法院的处理，目的是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但客观上并不利于规范、引导当事人正确履行举证义务。因为，权利人对其境内委托诉讼支付的律师费完全有能力和义务提供完备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应严格执行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无法体现关联性的证据不予采纳，否则就可能鼓励权利人在履行举证义务时“偷懒”。

结

语

损害赔偿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种最重要的民事救济，也是侵权责任的最终落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不可能设想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确定的方法，像套用数学数表那样简单快捷地计算出赔偿数额；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实体上追求绝对公正、合理的赔偿结果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所侧重追求的，应当是鼓励和督促当事人就其主张进行积极的举证和质证、法官对证据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审核以及裁判文书中就证据的采信和赔偿额的最终确定予以充分的说理，以此实现案件审理（包括赔偿额计算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注释：

①蒋志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计算》。

②参见宋鱼水：《论著作权法的全部赔偿原则》。

③详见广州中院（2000）穗中法知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

④详见广东省高院（200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⑤参见石田穰：《法解释学之方法》，第15页。转引自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⑥详见广州中院（1996）穗中法知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院（1997）粤知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2000）粤高法审监民申字第5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

⑦详见广州中院（2004）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

⑧房德权、朱红英：《损害赔偿额的合理请求与漫天要价》。

产权证篇7

房产证是大产权房是需要国家认可的，国家发产权证的叫“大产权房”，国家不发产权证的叫“小产权房”。大、小产权房的争议不在房屋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

关于大小产权，一是针对发展商的产权而言，将发展商的产权叫大产权，购房人的产权叫小产权，这种叫法是因为购房人的产权是由发展商一个产权分割来的。

二是按房屋再转让时是否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来区分的，不用再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大产权，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叫小产权。按这种解释普通商品房就是大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就是小产权房。

三是按产权证的发证机关来区分的，国家发产权证的叫大产权，国家不发产权证的，由乡镇政府发证书的叫小产权，又被称为乡产权，乡产权并不构成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产权。

（来源：文章屋网 ）

产权证篇8

1、小产权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所以没有办理需要的材料。

2、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而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

3、小产权房的流通转让存在很多的限制，因为小产权房只具备了普通商品房的使用性质，但不具备普通商品房的法律性质，其实并不是商品房，更不会有房产证。

（来源：文章屋网 ）

产权证篇9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息披露

一、资产证券化发展热潮

资产证券化业务，是一种将未来能够稳定获得一定收益的资产经过筛选，并对其进行重新配置，构建一个完全能够支持证券化项目的资产池，以资产池在未来几年内产生的实际现金流进行偿还，运用信用担保、分级发行等手段提高证券化项目的信用质量和等级，最后成功发行以便于达到筹资目标的一种业务活动。近三年来，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量与发行金额逐步上升，2018年企业资产证券化新发行694单，总额超过954亿元。2019年，延续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新一轮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1033单，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金额达到1108亿元。2020年共计发行1473单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总额达到1571亿元。我国逐渐向着知识产权强国迈进，国家和大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地位，走向了知识产权与金融相结合的发展道路。2017年，国务院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并建议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企业融资证券试点项目，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在我国已经逐渐开始崭露头角。2018年12月，文科租赁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和奇艺世纪知识产权供应链ABS接连被国家批准公开批准发行。2019年8月，国务院正式明确提出“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这一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证券金融的重大战略发展导向。国家的各项政策指导方针无疑促进了基于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的企业发展道路，有助于企业探索更多的基于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的企业融资业务。作为一种国际创新型融资手段，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发展更加深入有利于丰富和不断拓宽我国金融市场，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小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也具有积极影响和重大意义。[1]

二、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概述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存在问题目前由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不断探索阶段，尽管已经成功发行了诸多优秀的资产证券化金融产品，但是国家相关行业政策、法律规定及技术准则、行业规范等制度尚未进一步实施完善，就金融证券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制度和法律规定来看，目前主要制度是以《证券法》为依据，同时参考其他国家有关金融证券机构发行公司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条款和法律规定，及其他需要参考上交所、深交所的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指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知识产权信息披露指引》等。[2]然而在实际业务中仍存在较多问题，不能很好的落实到知识产权证券化实务上。例如，《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第44条规定，若公司发生任何可能影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价值或其对市场交易价格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而可能造成重大投资风险的事件，管理人应当及时向持有者或持有该证券的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公开进行风险披露披露。[3]这样的规定很可能导致管理人不会将预测信息披露的过于细致和深入，以防止造成自己承担责任的风险，就会导致披露内容过于形式化。

(二)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与传统证券比较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无法和传统证券信息披露一概而论。传统的对于证券风险信息披露重点主要是集中在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指的是其经营管理和相关各类风险因素的披露。[4]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信息披露实际上就是对基础资产的质量是否符合证券化要求，资产池在发行后是否具备可以持续的稳定收益，信用增级的可靠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度进行增级，以及发行后对于后期资产管理，资金是否存在混同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披露。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和传统证券相比，交易结构更为复杂，在发行和存续期间参与主体较多，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也相应增加，所以信息披露尤为重要。

(三)知识产权信息披露的特点及作用由于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通过对基础资产评级和增级等方式手段，将流动性较差的知识产权未来的收益作为证券发行的基础，因此对于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披露，不止局限于表内所需要披露的信息，还更多的应该高度重视诸多表外信息披露。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息披露涉及的内容繁多，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质量信息、财务信息、法律信息、证券化风险信息等，因此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应在财务信息的基础上，多收集并真实有效的披露非财务信息。信息披露对于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极其重要，首先，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投资者能够全面了解产品信息，提升投资信心，有助于证券化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也能够顺利融资；其次，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特殊性，使得有关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变得尤为重要，重视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也能够有效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促进我国证券化健康发展。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加现金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有助于投资者和相关利益主体了解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信息。[5]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风险评估较一般资产证券化更为复杂，因为其不具实物形态，使得判断难度提高。对无形资产适格性的筛选评估，以及判断未来能否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支付本息是证券化成功的关键。在信息披露时应着重对基础资产信息以及现金流情况详细披露，使得隐藏的风险降低，促进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投资者对证券化产品了解全面，使得投资信心增加，活跃资本市场，有利于企业筹资活动顺利进行。

三、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息披露分类

(一)基础资产信息披露未来还款来源的稳定性取决于整个项目的基础性资产质量，是否能产生稳定的收入，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证券化而言，作为项目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就是判断整个项目投资风险的最重要方面。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别之处也是亮点，就在于其中的基础资产属于无形资产，因此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盘活企业的无形资产，但这些无形资产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并没有明确地具备任何实物的形态；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但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多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商业价值对于投资者来说，存在着明显的预期性。知识产权无形性使得资产评估工作难度大，需结合知识产权类型、市场反应、用途等方面进行信用评级；专有性涉及到权利归属是否明确；地域性、时间性以及可复制性涉及知识产权和剩余保护期限、资产池行业地域分布等。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复杂，以及涉及到的法律限制较多，因此知识产权的信息对于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有较强的特殊性。1.基础资产质量披露作为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基础资产信息披露是证券化风险信息披露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在信息披露时既需要全面具体地披露所有涉及到知识产权内容的关键信息，又需要充分注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专有性的基本特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信息披露工作应当高度重视对权利状态的披露，所属权问题往往是知识产权纠纷争议的焦点，如果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期间，产生了诸如权利纠纷，涉及到法律诉讼，将会直接导致资金流的断裂。对于共同参与创造的知识产权，应事先确定好所属权，关于知识产权所属权确定性文件予以公证公开，避免以后产生所属权纷争，影响证券化工作的顺利进行。知识产权往往涉及多方位专业领域，就版权来说，涉及电影著作音乐游戏等，专利方面涉及科技创新以及独特的技术，商标涉及领域更广泛，投资者往往无法对众多领域了解全面，大多依赖于信息披露的结果来进行判断，因此全面具体真实可靠的信息披露尤为重要，将方便以及影响投资者对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作出判断。2.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可复制性，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对资产池进行评级时应格外注意。在披露时注重知识产权技术领先性、成熟度等知识产权内在质量相关信息。为防止核心技术等机密被泄露，涉及专利技术等，在获取有关基础资产内容的信息披露内容，请专业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估价评级时，应注意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可以由证监会等公正独立没有利益牵扯的组织设立专门的评级机构，在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时，对知识产权价值进行评估评级。一方面可以保障企业的知识产权权利不被侵犯，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可以获取资产池的真实信息，有效对证券化信息披露进行监管。

(二)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资产证券化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其产品基础资产未来稳定的现金流，产品基础资产获取收益的结果，以及获得收益的整个过程是否稳定且风险足够低，将直接决定该项目是否为市场所认可。从资产到证券的融资原理就是将一组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按照某种模式分解为一组证券上的现金流，[6]因此能否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是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预测性信息是指通过主观分析来预测和估计一件事的未来可能结果。现金流预测信息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生成的结果，关于现金流预测说明信息的披露可以使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进行更加的客观、真实、具体化。同时，对现金流预测信息的披露，也符合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需求。关于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未来现金流，分两种形式，一种就是直接以某一个或多个专利、版权、商标的未来收入作为现金流，也就是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进行证券化；另一种是将自有知识产权授予他人使用，通过使用费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现金流进行证券化。目前发行的产品中多为后者。现金流预测信息将直接影响着资产池的信用评级，因此采集和披露与收益相关的信息也是工作重点。1.以知识产权直接收入作为未来现金流以未来的直接收入作为现金流的证券化，应注意知识产权所形成的收益现金流状况相关信息的披露，消费者的喜好、市场竞争程度、市场前景、市场供需状况、相关技术水平的发展都会对知识产权未来收益有所影响。相较于对许可使用费进行证券化，利用知识产权的所属权，以直接收益直接进行证券化受影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企业利润水平的行业间差异明显，证券化风险较高，市场反应对于知识产权证券化有很大影响，能否达到预期市场效果决定了能否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针对证券化的知识产权类别，对其进行市场地位分析、技术手段分析、可替代潜在替代技术或成果分析、可复制分析，对知识产权所属行业信息进行分析，对涉及以上的知识产权行业情况进行披露。目前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对于专利技术、未公布的电影制作内容以及著作内容的应谨慎披露，避免泄露涉及知识产权关键信息，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不被侵犯。2.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未来现金流另一种常见的方式，企业将知识产权许可他人使用，以未来将要收取的使用费，且该应收账款稳定性佳，以此作为未来收益进行证券化。相较于前者，未来应收账款的现金流风险较低，受市场以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小。将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证券化，可以看作是将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应收帐款提前变现，披露重点不再是市场因素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影响，而是债务关系的相关披露。以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进行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主要应着眼于债务人地域分布分布、债务人偿债能力判断、债权人履行合同风险等与应收账款收回风险有关的信息，向投资者真实传递所发行的证券化产品未来的现金流状况是否可能保持稳定。

(三)增信方式信息披露信用增级的原理在于提升证券的信用等级，将不可预见的风险转嫁到担保机构身上，从而减少证券亏损的可能性，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使得证券化产品更好销售，原始权益人能够顺利筹资。知识产权证券化往往通过担保标的划分优先级次级进行出售，在信息披露中应披露出以什么原理划分形成金融产品各个层级，以及各层级收益稳定性如何确定的。原始权益人和证券发行方的目的是证券化产品能够顺利发行，取得资本或受益，担保机构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承担一部分风险，以收取担保费用作为收益。因此担保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会为自己承担过多的风险。担保机构在审核过程中，不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谋，而是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视角，识别证券发行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因此担保增信的信息披露对于规范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流程具有巨大作用，可以防止证券化中各利益一致方共同伪造知识产权信息以及未来现金流稳定性，试图欺骗投资人违规发行证券的现象发生。(四)存续期信息披露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存续期一般为一到三年，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在其存续期内应该持续地进行信息披露，可以有效保障其后续工作的规范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交易是以知识产权的价值作为基础进行的，因此在存续期，应对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供需情况、知识产权及其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的国际国内市场情况、知识产权潜在的需求者状况、知识产权的维护情况、应收账款的收回情况、募集资金的用途等信息进行持续性的披露，由原始权益人在担保公司以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下进行披露。[7]

四、总结

产权证篇10

一、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及商标、专利转让中公证的作用

按照《商标法》第18条规定，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的原则；但同一天申请时，申请人要使自己的商标获得注册，必须提供使用在先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一般都要经过公证。

在办理此类公证时，关键是要清楚认定使用在先的依据。笔者以为，认定商标的最早使用日期，应以申请人提供的最早使用该商标的产品生产日期为准。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原始产品，应以申请人与客户最早签订的此类产品合同为准。因为，通常供货合同会载明产品的外包装，其中就有商标方面的文字。对此合同，不能光听申请人的一面之词，公证员还必须同销售方取得联系，并得到销售方的证实。至于具体的出证方式，可采用公证书正文后面粘连 “谈话笔录”及相关产品包装或供货合同复印件的形式。这样，公证书的证据效力就大大增强了。

《专利法》规定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之一是应当具备新颖性，其主要内容是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实用新型、相同或者相似的外观设计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这样，当两个或者多个申请人同时或先后对同一发明、实用新型、相同或相似的外观设计申请专利时，在先使用或公开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才有可能被授予专利。在先使用或公开的证据，通常也需要公证。公证处可以根据相关部门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及其相关产品的鉴定，相关单位将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投入生产、流通领域等事实，出具保全证据公证书。公证书的出具方式，与保全商标使用在先证据相同。

宁波某食品公司在申请其产品 “宁波汤团”包装袋外观设计专利时，因另一家公司3天前已提出同样的申请，国家专利局要求双方提交经过公证的使用在先的证据，该食品公司来到公证处寻求帮助。公证员对质监部门、检疫部门、制版和印刷公司及经办人调查取证后，采取公证书后粘连 “谈话笔录”及有各单位和经办人的加注文字的包装袋复印件的出证方式。现在，国家专利局已认定该公司对 “宁波汤团”包装袋外观设计使用在先。

另外，注册商标初步审定并公告后，专利权在被授予后，在规定时间内，其他人还可以提出异议，理由可以是自己的商标或专利使用或公开在先。对此证据的保全方式，与上面相同。

对商标、专利的转让合同公证，除了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对等外，主要是审查转让的商标权和专利权是否为转让方合法所有，合同中有无关于受让方保证使用转让方商标的产品的质量的条款等。

二、为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提供公证证明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只有在权利取得国才有效，不具有域外效力。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逐渐被突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逐渐增多，从而使得一国确认或授予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产生域外效力，或者为外国国民提供取得权利并获得保护的主体资格。我国已经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不下30个。从实际情况看，向他国提出保护自己知识产权要求的我国公民和企业越来越多。

公证为我国公民、企业申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提供服务由来已久。司法部公律司1984年1月25日给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的 《关于出具专利有关证明事宜的复函》中明确指出，“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我国企业或个人向外国申请专利时，所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证明事项属于公证业务范围。根据我国公证机关统一行使公证职能的原则，应由公证处办理为宜”。这既为公证处办理专利等事务的公证提供了保障，又说明该项业务是传统业务。实践中，公证处可以提供以下两种服务方式：

一是证明知识产权证书或证明属实。有些国家对我国授予的知识产权予以自动保护，但必须履行登记手续。当我国公民、企业要求在这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时，它们一般要求我国公民、企业办理专利证书、计算机软件登记文件、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凭证的公证。对于著作权，有的国家以出版或首次出版时加注 “著作权标记”为取得保护的前

提条件。对于作品的出版或首次出版时加注 “著作权标记”的状况，一般也要经过公证。 二是为向国外申请专利、商标注册的我国公民、企业提供有法律意义文书的公证证明。例如，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我国公民、企业向他国提出专利和商标注册申请时，可以要求优先权。但我国公民、企业必须提供要求优先权的声明，同时必须提供在第一国（我国）的第一次申请的证明。按照国际惯例，这类申明和证明都应当办理公证。《专利合作条约》和《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还要求跨国申请人提供一系列的材料，如申请人的住址及守法情况、书面申请书、专利或商标图样等。这些材料，也应当办理公证。

三、为国际知识产权转让以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涉及的商标权、专利权提供公证证明

知识产权可以成为国际转让合同的标的。对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或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应当事人的申请，公证处可以在审查的基础上出具公证书。对合同的审查，首先要确认转让标的是否为转让方拥有合法所有权的知识产权；其次，享有著作权的国外作品不得含有侵犯中国国家利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内容；最后，专利技术进口合同不得限制进口方对该专利的合法使用、转让，也不得限制进口方改进后的技术申请并拥有专利权。通过公证监督，应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

此外，应当事人的要求，公证处也可只对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中方知识产权进行公证。

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成立过程中，中外合资、合作双方应签订合资、合作协议，其中也可能涉及知识产权。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工业产权进行投资。对各方的工业产权，可分别要求各自所在国的公证机构予以证明；也可申请对协议本身进行公证。二是合资、合作企业使用其中一方的注册商标，或以本企业名义申请商标注册。对此，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5年7月13日印发《关于对外贸易中商标管理的规定》。其中第21 条规定：“合资、合作企业使用共同一方的注册商标时，均应在合资、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合资、合作企业以本企业名义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由合资、合作各方在提出申请前，签订经过公证的关于合资 、合作关系结束后该商标归属的协议”。对合资、合作协议进行公证，是明确注册商标归属的有效方式。

四、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通过公证保全证据使之受到行政查处或司法追究，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的内容，但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财产权。正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不择手段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才会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现在，国家正在重拳出击盗版行为、侵犯商标权和专利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公证作为最有效的、最有说服力的保全证据方式，理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对侵犯著作权 、专利权和商标权行为的证据保全

在著作权领域，国家有关部门早就认识到公证的重要性。1994年8月26日司法部、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在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发挥公证作用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要求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侵权行为时，要求申请人和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应当对证据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对于公证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据保全的公证文书，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作为查处侵权案件时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公证处的具体工作，《通知》规定得很详细。首先，著作权证据保全公证由事实发生地公证处管辖。其次，公证机构在办理著作权证据保全公证时，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被保全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购买或索取实物，现场拍照、摄像，询问证人，记录或录制证人证言等保全方式，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再次，在办证过程中遇到专业问题应注意听取当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当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予以协助。

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都规定了侵犯专利权和商标权行为的多种表现形式。公证员受理申请后，首先应确认合法专利权、商标权的存在，其次应分清申请人（专利权人、商标权人或专利、商标管理机关）诉称的侵权行为是否属实。如专利权方面，有些行为虽然给专利权人造成了损害，但不属于违法的行为，如专利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如果确属侵犯专利权、商标权的行为，可以予以证据保全。

（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证据予以保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公证处可以对假冒行为、虚假广告行为、毁人信誉的行为进行证据保全。具体的保全方式，有购买或索要产品、现场拍照、记录或录制证人证言、保全载有或播放虚假广告或毁人信誉言辞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节目或其他的载体等。此类公证申请人既可以是受到侵权损害的合法权利人，也可以是受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欺骗而购买了相关产品、从而使自身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消费者。

（三）对计算机网络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证据保全

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信息的，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侵犯了不少合法权利人的权利。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就是一个突出的方面。擅自披露他人享有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作品或产品，甚至虚假信息，假冒他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不真实的广告诱导消费者；散布毁人信誉的言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