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知识产权十篇

国家知识产权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部署，重点围绕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以及履行WTO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加强对全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宏观管理，通过把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和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提高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和保护能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知识产权宣传为先导，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知识产权管理为基础，体系建设为保障，促进技术创新、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为重点，全面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机制和环境建设。

三、试点目标

（一）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区（县）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全面负责组织、协调、研究、部署全市知识产权工作。各区（县）及两个开发区设立知识产权工作机构，负责本辖区知识产权工作。驻**各大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要创造条件开展知识产权工作，并建立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形成全市知识产权工作网络体系。

（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根据我国对WTO的承诺和国家、自治区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研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工作的地方法规、规划和措施，营造推动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促进知识产权工作更加紧密地与**市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三）鼓励发明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全市专利申请的数量、质量、注册商标量在20**年的基础上，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增长率高于全疆平均水平，力争在试点期间内全市专利申请量突破700件，专利授权量也有明显增加。通过扶持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和培育依靠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实现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事业单位数量比试点前增加3%～5%，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四）全社会知识产权知识和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普及、教育培训，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各知识产权单位及执法人员经过重点培训，达到对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法律法规有较深刻的了解，能够把知识产权工作与本职工作相结合，使知识产权工作融入单位考核目标当中。

（五）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得到加强。通过强化政府指导、规范制度、政策保障、职能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手段，大力推动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使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项目的知识产权申请与保护得到支持，调动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积极性，引导各企事业单位把知识产权管理贯穿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工作的全过程。

（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在国家、自治区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依法公正、高效地调解专利纠纷和处理专利侵权案件，通过执法工作研究，探索知识产权纠纷调处高效工作方式。各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行动，形成查处打击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的合力。

（七）探索少数民族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经验。通过试点工作，引导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工作，提高它们发明创造、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能力，建立内部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促进本地民族特色经济健康发展。

（八）专利信息的利用得到加强。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的支持，建立专利信息网站和**市主导产业专利信息数据库，利用现代化手段拓展各种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源，使政府机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与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并应用专利信息，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四、工作措施

（一）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建设。一是完善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制定工作制度，认真落实知识产权联席工作会议制度，强化协调机制，确保试点城市各项工作得到全面落实。二是各区（县）及两个开发区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配备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并将执行知识产权制度和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绩效作为考核各级负责人的重要指标。三是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被确定为知识产权试点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在试点工作期间建立和完善单位内部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四是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尽快把知识产权的交易纳入全市技术贸易市场业务当中，加速各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五是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对其加强指导、协调和鼓励，引导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评估、咨询等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事业单位和公众提供全面、快捷、合法的服务，推动专利中介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制定和完善地方知识产权工作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作的意见》、《**市专利申请及实施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扶持政策及管理措施，完善《**市专利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市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等政策、规章和制度，为**市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政策环境。

（三）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一是完善全市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全市各级相关执法机构开展知识产权协作执法行动，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推动知识产权执法信息网建设，设立各相关职能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咨询和举报电话，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联系，使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执法方式有机结合，形成知识产权执法信息网络化，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对本市召开的各种商业、技术贸易或投资洽谈会等活动，进行知识产权信息的网站监控，实施执法维权。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职能，执法部门加强监管，严肃查处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反响强烈、涉外、较大的侵权案件，予以严肃查处，并进行公示。四是开展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专业岗位培训，提高执法和办案工作水平，完善执法监督制度，增强判案准确度，确保公正执法、依法办案。五是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大案、要案和重大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对知识产权维权执法大案实行行政督办。

（四）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工作。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列入全市“五•五”普法规划中，制定全市教育培训计划，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向全社会宣传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报道运用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的案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通过“3•15”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的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强化宣传教育效果。知识产权培训重点为党政领导干部、执法人员、公务员、企业领导、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

（五）知识产权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自治区的支持下，建立全市科技、专利信息网站、专利文献、相关产业技术领域专利信息数据库和网上技术市场，充分开发现有资源，为企事业单位技术创新，提供专利信息服务，为开展技术创新、引进先进技术、信息咨询、发展**经济提供信息支撑。

（六）企事业单位试点工作。企事业试点单位知识产权工作，要确保工作机构、领导、人员、制度、经费的“五落实”。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的指导意见》中企事业单位试点示范的要求，把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融入实施科技项目当中，尤其是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企业的试点工作，促进民族经济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发挥典型示范的引导作用，全面推进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的领导。按照国家、自治区知识产权局的要求，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统筹全市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成人员为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试点工作的日常事务。

（二）知识产权工作经费保障。市财政每年根据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执法及“专利申请和实施资助经费”等工作的需要做出预算安排，确保试点城市及今后“示范城市”工作任务的完成。设立**市专利申请及实施资金，按照《**市专利申请及实施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实行有效应用和管理。专利申请及实施资金重点用于扶持有市场前景且科技含量高、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项目以及试点企事业单位专利项目的实施。

（三）开展督导检查，实行目标考核。市知识产权局结合本市实际，在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指导下，制定全市《知识产权工作考核办法》，将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市级考核指标。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将不定期进行检查督导，并对各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指导。

（四）建立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的沟通机制。各区（县）及两个开发区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将年度工作情况和下年度工作计划汇总到区（县）知识产权办公室，区（县）知识产权办公室与次年1月底以书面和电子版报送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市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与区（县）知识产权办公室的业务联系，并对基层反映的新情况和问题进行分析，及时提出指导意见。

（五）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通过自建、借助应用等方式，完善**区域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数据库工作站点。在自治区知识产权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将国家、自治区驻乌单位或机构的专利、商标及其他专业信息数据库联络贯通，形成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信息查询服务体系，为**市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规划的制定、宏观决策、科技进步考核等提供依据，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信息用户提供服务。

（六）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在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和指导下，组织试点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研究，为全面推动知识产权战略的顺利实施总结经验。

六、试点工作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为工作部署和宣传阶段（20**年1月—5月）：召开全市知识产权工作会议，部署**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制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方案》，结合国家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和“3•15”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大型宣传活动，开展全面的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创造、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为试点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国家知识产权篇2

《知识产权施：国际视角》的英文原书名为“Intelletual PropertyEnforcement：IntternationalPerspectives”，由英国的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ZdwardE~garPublishingLimited)于2009年出版。原作者包括国际知识产权界的知名专家、律师、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亲历多轮国际多边谈判的外交官和智囊，如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外交官陈雨松，巴西常驻欧盟(布鲁塞尔)代表团外交官亨里克•乔尔‘莫莱斯(Hennque ChoerMoraes)，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工业产权和经济学多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M•柯莱亚(Calos M.Correa)，德国慕尼黑马普学院知识产权、竞争、税收法律研究所研究员翰宁•格罗斯。鲁斯汗(HermingGrosse Ruse-Khan)，南方中心(South Centre)创新、知识获取与知识产权部主任李轩，南方中心项目官员维维安娜•莫诺兹•特勒兹(Viviana Munoz Tellez)，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研究人员约刷•萨诺夫(JoshuaD.Samoff)，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薛虹等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知识产权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经由李轩、张征等人的努力，将其翻译为中文，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引进其中文版的版权，由此，其中译本――《知v识产权施：国际视角》才得以面世。

知识产权施历来是知识产权界的热点问题，更是当前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之一。如何运用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并且有效应对其他区域、国家和组织的挑战，这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强化知识产权施制度的各种争议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地区和国家的各种知识产权论坛和事务中的焦点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日益显露。《知识产权施：国际视角》是对知识产权施的首次系统探索，它以前沿理论为指导，从第一手谈判经验出发，剖析多边国际谈判的台前幕后，分享宝贵的一手磋商经验。全书在论述上战略与战术并重，务与务虚相间，理论与践结合，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及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极具参考价值。

全书在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当前知识产权国际施的动态、误区和相关标准，深入地剖析了知识产权施论辩及其挑战的演进，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知识产权国际施的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以国际知识产权的经典案例为背景，介绍并分析知识产权的具体施过程，并展望其在今后的发展态势；第三部分，重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应对当前知识产权施领域中的挑战，并给出战略性建议。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非对英文原著进行简单的直译，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甚至在部分内容上有较大调整，例如，第7章“为发展而施：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施议程”的译者就根据当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施的具体情况而对原文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使之更加切合际并反映最新的动态。

全书从国际知识产权施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知识产权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指导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思考自身在知识产权国际施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引导它们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和知识产权相关条例制定中主动掌握话语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真正的对话。

国家知识产权篇3

在4月25日举办的“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上，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核心区管委会主任孟景伟表示，2013年海淀区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北京市的三分之一以上，位列全市首位，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占全市的50%，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5件，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与海淀区共同推进的聚核工程以及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一条街、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议都稳步推进，各类知识产权要素汇聚海淀，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宣传保护活动，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弘扬知识产权的正能量。

中国首支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落户海淀

如何把专利作为战略资产进行合理运用，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专利布局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和有创造性的商业模式推动实现创新经济，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支专注于专利运营和技术转移的基金――睿创专利运营基金在中关村应运而生。这支基金将帮助国内高科技企业有效地获取核心技术专利，为企业在未来行业发展格局中获取主导权。第一期基金将重点围绕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等核心技术领域，以云计算、物联网作为技术外延，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投资创新项目等多种渠道来集聚专利资产，希望在近五年内储备一大批高质量的核心发明专利。

基金预计募集金额3亿人民币，得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各2000万元引导资金支持，金山、小米、TCL等多家从事智能终端与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公司参与投资，智谷公司将负责管理基金投资策略与日常运营。

中关村管委会负责人表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多方参与，企业为核心，由国际化的高端专业团队来运营，是这一基金的显著特色。这只基金也开创了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专利运营基金的先河，填补了我国良性创新体系的空白。这种专利运营模式将有助于进一步激活中国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有序流动和再分配，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体系，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孟景伟表示：“发明是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来源，而知识产权的有效运用和保护是促进发明创新的根本保障。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实施战略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由智谷组建的这支基金，将通过强大的专利资产组合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提高产品设计的自由度来增强企业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

智谷公司董事长兼CEO张宏江博士认为：“我们把中关村这支专利取名为睿创基金，希望这支基金凝聚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创新文明的智慧和睿智，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不断涌起的创新精神。智谷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经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体系的商业模式，为有效地管理本基金奠定了基础。我们希望这支基金能成为专利运营在中国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为中国更多的企业跻身于世界竞争舞台保驾护航。”

打造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服务业集聚区

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相关部门共同在中关村核心区打造科技金融一条街、创新创业孵化一条街和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与标准化服务高端化、聚集化发展，推进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建设，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质监局和海淀区政府联合了《关于支持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服务业在中关村示范区集聚创新发展的办法》，办法明确了以西土城路、学院路为纵轴，以知春路、海淀南路为横轴的区域为集聚区，支持对象为聚集区内的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服务机构以及促成高端服务机构在聚集区集聚发展的相关机构。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了知识产权服务业聚集区的政策，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支持高端服务机构集聚发展，给予租赁或购买集聚区内办公用房的服务机构一定的资金补贴，支持高级管理与专业人才享受中关村人才特区相关政策和培训服务。

二是支持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在现有政策框架下优先支持集聚区内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预警、知识产权战略制定、数据挖掘、信息分析、专利运营等高端服务。支持标准服务机构与企业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同时通过设立创新发展基金，推动知识产权和标准服务业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升级。

三是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支持市知识产权专利审理厅、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等机构在聚集区发展，建立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

四是支持高端服务机构引进国际组织和举办高端知识产权和标准化国际交流活动。

五是支持行业性知识产权及标准化服务联盟发展，并将其纳入中关村产业联盟优先支持。

王汝芳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的能够引导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服务机构聚集核心区创新发展，为示范区企业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同时我们四部门也将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落实工作，共同为中关村高端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期盼搭建国际知识产权

交流平台

北京市政府副市长戴均良对中关村核心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以中关村为标杆的海淀知识产权工作思路开拓超前，模式载体创新多元，工作卓有成效，体现了创新驱动首善之区的使命和担当，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同时，他对中关村核心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希望。

一是强化全市知识产权创造核心区的意识，巩固核心区的地位。2013年北京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于全国之首，第一次超过广东，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海淀区。海淀区要进一步充分挖掘区域创新资源优势，不断激发知识产权创造的活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的质量，早日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造的重要节点，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新的更大动力。

二是加快打造知识产权运用的先行区，构筑财富创造的新源泉，要以成立首支知识产权运营基金为契机，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全知识产权转化应用体系，推动技术转移、专利技术交易、专利转化实施，破除专利转化的壁垒，把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资产转化为现实财富和生产力。

三是加快打造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深耕孕育创新社会的土壤。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导向、激励奖励、转化应用、打击侵权等四项机制，深化转化政府的职能，深化知识产权的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大专利行政执法的力度，充实执法力量，建立跨部门的执法协作机制，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营造良好的保护环境，护航企业创新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篇4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 家电出口 海尔

我国从1987年就开始家电产品的出口，知识产权纠纷是影响我国家电出口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意识的增强，我国开始逐步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一、我国家电产品出口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

我国家电产品的商标、专利以及外观设计屡屡被外国企业抢注，造成我国家电产品出口到国外遇到和自己相同的商标和外观设计，但由于我国家电产品没有在国外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面临着侵权问题。国外企业往往会中国家电出口企业侵害其的商标权和专利权，经过和国外企业的协商谈判以及上诉，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收取专利使用费和让中国家电出口企业赎回自己的商标。中国的家电产品出口到国外还要向自己的专利和商标付费，不难看出中国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和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对我国家电产品出口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作者以海尔为案例，分析自主技术创新和产品出口中，如何把知识产权战略和自身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打造国际品牌。

二、自主技术创新和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海尔为例

作为国内最先成功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家电企业,海尔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国的国际知名家电企业。而要达到这一点,海尔就必须在国际范围实现本土化,包括本土化技术研发、本土化产品生产和本土化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

1.实施本土化技术研发，要能成功地取得本土化的技术专利保护。在国外的设计中心,技术基础是源自于海尔自身的技术实力。这时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准入资格,技术成果不进行专利申请、缺少当地国家法律保护,就难以取得法律上的同等地位。

2.本土化生产的关键因素也包含知识产权领域。投产前没有通过专利检索跟踪，对现有市场技术发展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全面、准确的掌握，当然将直接影响到整体投资项目决策的做出，造成投资方向的错误。

3.知识产权是成功实施本土化销售的前提。在签订国外销售协议时，都会对产品提供方提出关于专利侵权责任归属问题。目前，海尔已经进入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超市、零售网络，正是得益于海尔具有的自主知识产权。

海尔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国际中的竞争都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避免了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疏忽；海尔拥有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专利保护很及时到位，对每一项新技术、每一件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很强。

三、我国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1.中国家电产品要实现自主品牌经营和保护。我国家电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已拥有不少的知名品牌，如:海尔，海信,TCL等。但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很落后，使国外企业有可乘之机，抢注我国家电产品品牌和商标，直接影响了我国家电企业的出口和海外经营，阻碍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所以我国家电生产企业在注重自主品牌经营的同时，更要注重自主品牌在国际竞争中的保护,做到自主品牌的牢固拥有。

2.完善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实行家电产品在国外先注册后出口的方法和新产品下线立即注册的方法。当我国计划要出口某种家电产品的时候，可以先行到国外注册该产品的商标专利以及外观设计，这样可以避免外国企业抢注，实现产品的顺利出口。当我国家电企业新技术的应用或新产品的下线时，可以立即给这项技术或产品申请专利，做到下线时都已是专利产品，不给外国企业可乘之机。

3.我国家电企业积极应对外国抢注，抄袭的行为。我国家电企业不重视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就造成外国企业的抢注和抄袭，并对中国家电企业提出的交涉置之不理。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国外企业的行为，据理力争，必要时要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向国外企业传递一个信息：中国的家电企业非常重视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家电产品的品牌、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可侵犯。积极应对外国企业的侵害中国家电企业的行为是中国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我国家电企业应了解国际规则及出口国家的情况。我国家电企业在出口中应详细了解WTO规则，在国际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使我国家电产品出口有法律法规上的保障；我国家电企业还应了解出口国家的具体情况包括出口国家的法律法规、贸易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及时识破出口国家的贸易陷阱，避免与其不必要的纠纷。

总之,我们必须提高所有家电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我国家电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增强我国家电企业在出口中的科技、经济竞争能力,更好地参与并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参考文献:

[1]俞飞编:知识产权保护[J].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国家知识产权篇5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带动了智力劳动成果物化形式的跨国界流通。根据一个民族国家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获得另一民族国家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特征源自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一国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属人管辖权，或者相反，彼此冲突，长期争斗，必然耗损有限的国际公共资源。让渡管辖权，协调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实现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的宏大目标。 [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 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 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等等。 要破解主权对国际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桎梏，还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协调主权者意志。在民族国家林立的国家间社会倡导主权的协调有“弱肉强食”的危险。但是我们主张的不是主权的协调，而是主权运作方式、主权者意志表达方式的转换，也即由单独表达主权意志转化为由主权者集体表达。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制定、知识产权的行使、滥用权利的监督与惩治等领域，已经树立了协调主权者意志的范例。 我们认为，主权者一秉诚意地协商、谈判，达成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协调彼此对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管理方式、权限、互通情报，等等，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在无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防范与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不仅使国际合作成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而且改变了国际合作的含义，突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属地因素和属人因素的双重作用。可见，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保护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此类国际合作必然要求主权者意志的协调，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主权者意志的协调是客观可行的

国家知识产权篇6

8月18日，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评鉴会暨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实务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京举办，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甘绍宁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副司长薛丹、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才、中华全国人协会秘书长徐媛媛、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汪泽、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副主任孙玮、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及《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社主编张继哲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司长龚亚麟主持。会上了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评鉴结果，来自国内17个省、市、自治区的46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获此殊荣。

据了解，作为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重要措施，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2年6月遴选公布了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单位，组织开展了培育工作。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中华商标协会和《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社作为第三方组织，联合开展了品牌机构评鉴活动，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法律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等多方人员组成专家委员会，对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单位的培育工作成效进行了综合评鉴。根据《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管理办法》，经过培育单位自查总结、地方知识产权局初步评价、专家委员会函评及现场评鉴和对外公示等环节，决定授予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46家单位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称号（详细名单附后）。

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甘绍宁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和第二批培育单位表示祝贺。他同时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经两次就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作出了专门的部署。2014年1月至6月，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6%，继续超过第二产业，带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服务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甘绍宁强调，为贯彻国家《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九部委《关于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树立标杆典型，发挥示范效应，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2年6月遴选了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单位，旨在培育形成一批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品牌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指导知识产权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两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围绕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总体原则，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改革税收制度的机遇，积极争取有利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建设，统筹各类资源，加以倾斜，努力探索培育措施，着力强化培育成效。

甘绍宁还向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和第二批培育单位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珍惜荣誉，诚信经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要靠信用做基础，知识产权服务品质的无形性、相互间差异性较强，诚信是我们服务机构值得信赖、铸造品牌的核心，是持续发展、永保生机的动力。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开展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信用建设、探索建立各位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体系和诚信评价体系，品牌机构要珍惜难得的荣誉，带头加强诚信建设，成为知识产权服务业中讲诚守信的表率和模范。二是要加强交流，共同成长。知识产权服务贯穿于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各个环节，涉及法律、、信息、商用化、咨询、培训各个领域，随着创新创造的活跃，知识产权服务分工逐步细化，服务形态日益丰富，服务链条不断延伸，希望品牌机构结合当前知识产权服务的热点问题广泛交流、深入探讨。第二批培育单位要充分学习、借鉴首批品牌机构的培育经验，建立交流合作机制，互利共盈，共同提高。三是要肩负使命，引领发展。当前，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新的战略目标。在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品牌机构作为知识产权服务队伍的先进群体和中坚力量，肩负着引领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光荣使命，希望品牌机构在今后的工作中放眼国际，紧贴产业需求，引领知识产权服务在全国各地的开花结果，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护航，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知识产权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人才；人才培养；模式；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140-02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作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并列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各国发展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后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势在必行，对于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对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现有知识产权人才数量仍远不能满足需求

20世纪90年代，我国知识产权教育和人才培养才开始起步，知识产权制度亦逐步建立起来。现在不仅是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在校学生也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从专利人资格考试参试规模来看，2015年报名人数为1.6817万人，占总人数比例为57.3%，比2013年增长近28%；2014年在校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 864人，较2013年增长75%[1]，这与2012年出台的关于在职研究生可以报考的规定有紧密联系。

据资料显示，截至“十二五”末，我国已形成一支规模超15万人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与2010年相比翻了两番。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从业人员数量已超过50万[2]。据统计，2013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7 105万人[3]，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应按研发人员的4%予以配备。这表明我国对知识产权人才的总需求量约284.2万人，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缺口巨大。

（二）知识产权学历学位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1.教育机构少。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有部分高校设立了知识产权相关教学机构。直至国家教育部于2004年11月下达文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整合教育资源，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的学科地位。部分高校以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为主要目的设立了知识产权教育研究中心，对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不够关注。并且，附带从事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高校也不多[4]。高校主要是由法学院系从事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工作，据统计，截至2013年9月，在全国三百多所具有法学院系的高校中仅有35所高校增设知识产权本科专业，31个学位授予单位设置知识产权二级学科[5]。

2.师资队伍有待壮大，水平亟须提高。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成效较为明显，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仍相对滞后，知识产权人才数量缺口巨大，实用型人才的素质也亟待提高[6]。目前社会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有多种类型，知识产权创造人才、运用人才、保护人才和管理人才等，而现有教育培训机构有能力培训的主要是法律型知识产权人才和综合型的知识产权人才，明显缺乏培养上述其他知识产权人才的师资。此外，现有的师资主要从事的是知识产权理论教学，缺乏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7]。

二、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战略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扩充，缓解行业人才需求急剧增加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推动形成更为一体化的、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规则。知识产权已不仅仅被看作是法律问题，也被视为经营管理问题而备受关注。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知识产权人才更是求贤若渴，但稀缺的知识产权人才纷纷选择发达地区创新型企业或大型企业“栖身”。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可打破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培养各类知识产权人才。

（二）有利于增强知识产权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整体水平

近年来，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以及专利申请质量也大幅提高，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目前，我国各高校所培养的知识产权人才大部分是以法学学科和专业为基础的，在这种前提下培养出来的知识产权人才，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学功底，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立法、司法的需要。但因其缺乏理工科背景知识及经营管理知识，在工作中难以适应岗位的实际需求。

三、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的框架内容

（一）探索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模式

1.加强培训基地建设。重点依托地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基地，探索建立以政府、企业共同出资的投入机制，通过师资力量、教育资源的整合，形成突出重点、兼顾平衡、覆盖面广的培训体系，协调有序地开展培训。培训基地要秉承“依托理工、法经融合”的培训理念，结合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需求，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培训内容的，进一步创新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培养政府、企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2.深入实施青少年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程。将知识产权知识纳入中小学师资培训计划、地方课程体系和素质教育内容；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支持建设一批青少年发明创造示范基地[8]。

（二）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

目前，社会需求主要是掌握技术、经营和法律知识的应用型知识产权人才，而教育机构培养的知识产权人才多数源自法学专业，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密切联系实际，培养一大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人才、企事业单位以及知识产权服务业等领域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在知识产权培养过程中，应采取高校、企业、科研单位联合培养的方式，加强实务技能教育[9]。

四、结语

近年来，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和行业人才的培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制定后，于2015年12月24日出台《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引进、人才储备和发现机制、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等多个方面，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使用和评价提出了明确导向。应按照这个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才促发展的方针，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长效机制，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全方位构建以启蒙教育、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为支撑的知识产权教育体系，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朱荟彬.我国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及其存在的问题与探索[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20）：222-223.

[2] 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解读《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国

家知识产权局官网，2016-05-27.

[3] 中国科技研究发展人员绝对总量超美国 成世界第一[N].中国青年报，2015-07-02.

[4] 陈红军.论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0）：239.

[5] 刘垠.知识产权人才“赤字”如何化解[J].发明与创新・大科技，2014，（3）：38-39.

[6] 刘运华，杜伟.应用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实证分析研究[J].江南论坛，2015，（8）：40-42.

[7] 钱建平.谈国家知识产权人才战略实施的障碍及其克服――基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视角[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56-59.

国家知识产权篇8

 

关键词: 软实力 文化风险 知识产权 

 

 

    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国际竞争态势中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继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后，2010年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提出要“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软实力建设涉及文化创新活动、文化产品经营以及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软实力的强弱即表现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自主文化精品太少，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有效解决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是发展文化产业、应对外来文化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

 

    一、国际竞争的发展态势与我国面临的文化风险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之争。根据当代国际战略理论，衡量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指标往往是一国的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支配性实力。其中，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文化比拼成为国际竞争新的发展态势，国家间的实力较量已从硬实力扩展到软实力。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 nye jr）在《仍是竞赛中的强者》一文中首创了“软实力”概念，将其概括为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1]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注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吸引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 [2]。事实上，“无论流行文化、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制度，都是受特定的价值观念支配的，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这就是软力量的内在基础。”[3]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软实力。与此同时，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既能借助文化产品生产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亦可通过文化的“软约束”功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4]申言之，文化软实力虽具有弹性，但可以通过硬性的条件表现出来。文化发展需要创新，文化传播需要以文化交流、文化产品和信息媒介等为载体，并借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扩大影响。由此，一国文化软实力的衡量指标可概括为文化活动的创新力、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为增强本国软实力，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形成文化产业竞争优势，争夺文化市场份额。从国际范围来看，现今世界文化市场依然是西方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美国占据世界文化市场42.6%，欧洲国家占到33.9%，亚洲和南太平洋国家仅占19%，其中日本、韩国就分别占得10% 和3.5%。源于这种市场格局，西方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不断侵蚀着非主流文化、传统部族文化，“传统的经典式的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对话语权的垄断和对大众文化的一种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已经演变成一种少数文化产出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霸权。”[5]诚如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所言：“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6]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和文化霸权的形成，使得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不断弱化和传统文化走向边缘化，与所谓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法国对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畅通无阻感到不妥和恐惧，为抑制美国娱乐业的入侵，法国在欧共体内寻求建立欧洲及国家定额管理制度。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委员会也感到不安，他们建议政府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创建‘文化防火墙’制度。加拿大在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其对美国杂志采取的限制措施有悖自由贸易原则之后，采取了‘论坛应变’的措施，建立起多元文化网。”[7]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欧美文化内部之中，更表现在东西文化之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亦面临着一个“风险文化的时代”。美国的电影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韩国的游戏文化无一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在经济上需加以考量，而且还涉及国家软实力问题，事关我国的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

 

    二、国家软实力的制度保障与文化风险的法律表现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从法律层面看，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与质量之争。英国政府的一份白皮书曾指出：竞争的胜负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和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8]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正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将它们的文化、技术、品牌优势转化为产权优势，最终形成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因此，世界未来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亦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软实力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制度。其中，著作权是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其权利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作品创作者的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作品完整权、作品修改权等人身权利和复制权、表演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财产权利。该部分权利通常由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者所享有。二是传播者的权利，或称邻接权，涉及表演者、音像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邻接权是对前述主体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劳力和资金投入的合理保护。这些权利作为制度创新的结果，保障着文化生产、传播与利用的智力劳动过程，服务于文化创新成果社会化、产业化、产权化的发展目标。文化活动创新以版权的获取为目的，文化产品传播以版权的交易为纽带，文化产业发展则以版权的保护为后盾。而“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9]已成为现今的朝阳产业，即文化创意产业。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版权法发挥了“创新之法”与“产业之法”的制度功用。英国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工业路径文件》、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定期的《版权业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以及韩国1999 年通过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无一不是通过版权战略或

政策的实施，来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此扩充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优势。诚如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所指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能使文化产业成果的其他条件得到满足，更强的私权保护将有助于激励当地的文化产业。”[10]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亦应通过完善版权制度，为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方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争取主动。

 

    文化创意产业既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也是高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的结合。其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已将技术、文化和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与版权相关，还会涉及商标权、专利权等工业产权。综观现代文化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已经由产品消费转向品牌消费，体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崇尚品牌、追求品牌。为此，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是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作为经营领域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商标法赋予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独占支配、专有使用，并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的权利，能够确保企业品牌的“惟一性”。通过对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的使用和推介，文化企业可以争取更多消费者，占领市场和赢得销售份额；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光储存技术、动漫制作技术和新材料、新工艺广泛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大幅提升了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这些技术或单独使用，或形成技术联盟乃至行业标准，但均需依靠专利制度来保证技术的独占使用，维持技术的领先性。此外，文化创意企业的经营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广告标的等经营信息亦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对其保护。

 

    当前，文化与文化产业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风险，从法律上看是知识产权与文化主权、文化权利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文化贸易的历史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推行贸易自由化的集团与以法国、加拿大为首的强调文化例外和保护文化多样性集团之间不断冲突的历史。”[11]这些冲突，源于对传统文化法律保护的不同态度。美国等文化输出国基于自身较强的文化创新能力，极力推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拒绝为传统文化提供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着眼于具有不同特性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本身及其载体，其宗旨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以合理垄断与利益补偿的法律机制来刺激和鼓励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与知识传播，达到利用智力成果以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质言之，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对智力创新给予激励，但对不同的文化类型即“智力源泉”却缺乏必要的法律涵养，这一制度“只能保护知识财产上的财产利益而难以保护其同时存在的文化利益”。[12]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等文化输入国则要求维系本国传统文化、部族文化的多样性，力争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国际保护机制。文化多样性保护强调的是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多元性的文化特征。这些国家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13]同时，各个民族应该享有维护自身文化尊严与文化自由、参与文化生活与选择自由、文化表达与传播平等文化权利。

 

    对于我国来说，当前以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为法律武器，推进传统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不应仅在文化多样性主权与人权保护的国际立法中做文章，而应正视我国文化产品附加值低、文化产业竞争力不足的现状，多在文化创新能力提升和强势知识产权打造上下功夫。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较多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创新能力不足，自主文化品牌较少。自主文化品牌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一个国家维系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砝码。一般而言，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都有自主品牌的文化产品，如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和迪斯尼动画、法国的时尚设计、韩国的网络游戏等。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在知识产权创名牌、保名牌这个问题上，文化产业经营者敏感性不够，主动性不强。例如，好莱坞根据中国传统故事“木兰从军”拍成的娱乐大片，在全球赚取了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而中国观众则必须支付费用，才能观赏以西方现代艺术形式表现的本土民间传说。[14]第二，文化市场本土化水平不高，自主版权文化精品欠缺。我国是文化大国，但远不是文化强国。目前，我国本土文化精品严重不足，电影票房收入70%依赖进口大片，少年儿童喜欢的动漫60%来自日本，30%归属欧美，网络游戏市场半壁江山被外国公司所占领，畅销图书亦多为外国产品或中外合作产品。第三，盗版侵权行为屡禁不止，文化产业发展受阻。目前，我国的盗版现象，特别是音像盗版和软件盗版依然比较严重。从长远来看，盗版行为的存在，阻碍了文化创新，不利于调动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打击盗版、保护版权是我们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我国软实力的提升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

 

    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和国家软实力建设之时，正值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深入实施的关键阶段。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为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施的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影响我国软实力的建设成效。唯有充分实施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战略，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品附加值和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增强我国软实力的同时，抵御外来的文化风险。

 

    第一，以知识产权创造为目标，形成创意产业群。知识产权战略包括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四大战略。其中，知识产权创造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首要目标，对一国创意产业群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外，像美国的硅谷地区、日本的关西地区、德国的巴登- 符腾堡地区、意大利的都灵和米兰地区、法国的巴黎和英国伦敦等地区，都是通过知识产权创造来形成一大批在全国，乃至在全球有影响的创新型产业。有鉴于此，我们要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并选择关键文化产业、重点文化企业作为突破口，建立一批有代表性的创意产业群，形成强势自主版权和自主品牌。当前要大力发展本国的软件产业、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振兴中国的电影产业、音像产业，促进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和图书出版业。

 

    第二，以知识产权的管理、运用为重点，构建创新政策体系。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比较先进，但是并没有完全实现其预期的政策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我们运用制度的经验不足。诚如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所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运用制度的经验。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建立；通过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用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将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政策、教育

政策、外贸政策相互配合，并在有关政策出台时增加知识产权条款。具体而言，在产业政策方面，应着力调整创意产业结构，促进文化创新成果产业化；在科技政策等方面，应加大对发明创造者的保护力度，注重创意性科技成果的产权化、产业化；在对外贸易方面，应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具有自主版权、自主品牌的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政策、教育政策方面，应鼓励文化创新，推动文化的版权化、市场化；在投资政策方面，应增加对创意产业的资金扶持，细化文化创新的财政投入。

 

    最后，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后盾，营造创新社会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明确产权归属，规范文化产品市场，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支撑，同时也是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则。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从国内市场来说，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产业主体进行市场竞争的法律手段。唯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盗版假冒行为，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产业主体将人力物力投入到文化创新与品牌维护上，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创意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从国际环境来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如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投资、贸易环境进行评估的重要内容。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文化氛围，既是文化产品引进的先决条件，也是外商投资合作的环境要素。

 

 

 

注释:

      [1]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约瑟夫·s·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 郭洁敏：《当前我国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 吕挺琳：《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软实力》，载《光明日报》2009年1月11日。

      [5]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7] 薛晓源：《全球化与文化产业研究》，载林拓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8] 吴仪：在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sipo.gov.cn/sipo/ztxx/2008qglh /dhgjldrjh/200802/t20080228_234637.htm，最后访问：2010年12月19日。

      [9] 此为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的界定。

      [10]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2000年公布，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译，第109页。

      [11] 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2] 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不能充分保护文化多样性。在文化类型之间占有和利用中引起的财产损害，知识产权法作出了回应；而所造成的文化损害，知识产权法则没有相应补偿机制。参见rebecca tsosie , reclaiming native story:an essary on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cultural rights,spring,2002,34,ariz.st.l.j.299.

国家知识产权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权利滥用/反垄断法

一、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原本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权往往会使得其拥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或者支配地位，限制了该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通过不正当的行使知识产权来非法限制竞争，从而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有着既一致又冲突的复杂关系。本身合法的权利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禁止权利滥用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知识产权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知识产权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意义，使得它容易被权利人不正当地加以利用，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由于知识产权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被滥用所造成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因此知识产权滥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受到关注。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有的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本身能够解决的，即通过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范（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以及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中共有的经济权利穷竭原则等）来解决，有的往往需要与其他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的机制结合起来加以解决。

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创时期主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只强调权利的行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就会导致滥用权利。其中，反垄断法的建立是约束知识产权行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问题不仅是西方反垄断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近年来反垄断法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经济法学界和知识产权法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许多国外大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如微软利用其软件著作权所进行的垄断行为）都是同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使分不开的，因此建立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法律制度对于保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使我国的企业被更多地推向市场，它们可能会遇到对在国内市场上其他企业（包括跨国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而它们在国外市场上的行为却处处受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的问题。无论出于维护国内的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我国的利益，我们都要建立起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法律制度。

二、若干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美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美国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以及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控制方面，立法、判例和执法实践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涉及知识产权人不正当行使其权利的问题上，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国会也就相关方面进行了立法，如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权滥用修正法》。该法的规定成为修改专利法第271条的规定，在其中增加（d）款（4）、（5）二项。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于知识产权授权行为的审查是以著名的“九不”（the“Nine No-Nos”）原则为基础。这种原则在其后被正式纳入行政规则（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之中，成为正式的审查标准。但到80年代，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司法部便逐步放弃了“九不”原则。在司法部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中就专门有“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内容，其中便已放弃了“九不”原则。

集中反映美国反托拉斯法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最新发展动向的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4月6日联合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就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可能引起的反托拉斯法问题，系统地说明了其在执法中将采取的一般态度、分析方法和法律适用原则。虽然该《指南》只是执法部门的咨询性政策说明文件，既不能约束当事人提起自诉，也不能约束法官审判，但它较好地总结了执法部门和判例中在这一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简明地阐释了两机关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方面反托拉斯法违法行为的追究原则，使以往有关认识上的分歧和实践中的不同作法渐趋统一，也为公众判断其许可合同行为是否会触犯反托拉斯法提供了指导。

《指南》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关系。指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这就是促进创新、增进消费者福利。《指南》包含的三个一般原则：第一，在确认是否触犯反托拉斯法时，反托拉斯部门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同样对待；第二，反托拉斯部门并不假定知识产权产生反托拉斯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力，即知识产权作为垄断权本身并不能导致其权利所有人具有市场支配力的结论；第三，反托拉斯部门承认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让企业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因而一般是有利于竞争的。

《指南》指出，如果一项许可合同有可能对现有的或者潜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质量、数量、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就存在是否触犯反托拉斯法的问题，会受到美国反托拉斯部门的关注。在判断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时，美国反托拉斯部门一般要进行如下的分析、评估：首先，分析、评估许可合同可能影响的市场领域；其次，分析、评估许可合同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性质；第三，分析、评估许可合同限制条款的原则架构。

《指南》还指明了反托拉斯部门在运用合理原则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进行分析、评估时的一般原则。包括：市场的结构状况、协调和排斥，涉及排他性的许可合同，效率与正当理由，反托拉斯的“安全区”。同时，对许可合同中常会遇到的一些限制性条款的具体分析与说明，主要涉及横向限制、维持转售价格、搭售协议、排他性交易、交叉许可与联营协议、回授以及知识产权的取得等。

（二）欧共体（欧盟）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为平衡协调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冲突，欧共体有关机构一直在进行着尝试。在长期的实践中，欧盟竞争法发展确立了关于运用知识产权的三大基本原则：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中“存在权”与“使用权”相区别的原则；权利耗尽原则；同源原则。对于第一个原则，欧洲法院在判例中指出，条约第36条所保护的只是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存在”，而对所有权的“使用”，则应受到条约有关禁止性规范的约束[1]（第282—283页）。近些年来，欧盟竞争法已明显地表现出其规制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能力。在1995年的迈吉尔（Magill）案中，欧洲法院确认欧盟委员会有权通过实施强制性的著作权许可来处理滥用拒绝许可的行为。在近期的其他案例中，法院裁定《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规则可以被用作防止知识产权人取得拥有相似技术的竞争对手公司、运用掠夺性的折扣和价格策略以及产品捆绑的基础。另外，欧盟委员会已发展出一系列整体（整批）豁免，包括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条款加以详细规定的技术转让新规章。

关于欧共体委员会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条款的整体豁免规定，它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早在1984年6月23日欧共体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对若干类型的专利使用许可协议适用第85条第3款的2349/84号规章，自1985年1月1日起生效。后来又在1988年11月30日颁布了关于对若干类型的技术秘密使用许可协议适用条约第85条第3款的556/89号规章，自1989年4月1日起生效；在1988年11月30日颁布了关于对若干类型的特许专营协议适用条约第85条第3款的4087/88号规章，自1989年2月1日起生效。

1996年1月31日，欧共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对若干类型的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号规章，一般称为《技术转让规章》（以下简称《规章》）。该规章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至2006年3月31日止。它部分地替代了已于1995年12月31日期满失效的专利许可协议豁免的2349/84号规章，并且同时废止了尚未期满失效的技术秘密许可的556/89号规章，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可协议统一予以规范。它明确规定了《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法条文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技术转让合同条款的禁止、限制和豁免，扩大了原先的“白色清单”的范围，同时缩小了“黑色清单”的范围。这反映了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下，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生效之后，欧盟在平衡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冲突方面的新动向。

《规章》的正文部分共13条，其中，第1条为基本豁免条款，规定集体豁免适用的条件和基本范围，凡符合规定条件并在豁免范围内的技术许可协议，不受《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1）项的禁止；第2条为“白色清单”条款，列举了一般不影响竞争、不妨碍获得豁免的许可合同条件；第3条为“黑色清单”条款，规定凡包含了本条列举的限制性条款的许可合同，皆不予豁免，而且不适用合同无效的可分性规则，以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第4条为“灰色清单”和通知异议程序条款，规定既不在基本豁免和白色清单之内，又不在黑色清单之内的限制性许可合同条件，尤其是本条列举的合同条款，其当事人可将许可合同事项通知欧共体委员会，如后者在四个月以内未提出异议的，即视为已获得豁免。

除了以上专门针对专利和技术秘密的许可协议的集体豁免规定外，欧共体也有关于其他方面知识产权如商标权和著作权转让的规范，尤其是欧洲两级法院这方面的判例法。例如，根据前文提到的“同源原则”，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位于不同成员国的企业合法地持有商标专有权，而且这些商标均来自同一渊源，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得利用其商标专有权阻止另一家企业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判决是1994年的Ideal—Standard商标案[2]（第202页）。

（三）日本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日本禁止垄断法在协调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设有专门的条款，该法第23条规定：“本法规定，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或商标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这就明确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纳入了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尽管这种垄断权利的正当行使也必然限制了该领域的一定范围的竞争。这种限制应视为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必要代价。但是，如果对该条进行反面的或者扩充的理解，那么通常得出的结论则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行使权利超出了正当的范围，滥用了权利，不正当地限制了市场竞争，就仍然要受到禁止垄断法的约束。在有关知识产权被许可实施的场合，在判断这种合同条款的违法性的时候，应该适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这不仅是日本经济法学界通行的看法，而且也是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正式解释中的观点。

1968年5月24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了《国际许可协议的反垄断指导方针》。这一指导方针是根据禁止垄断法第6条的规定颁布的。该条规定，事业者不得签订其内容含有不正当交易限制和不公正交易方法事项的国际协定或国际合同。而且，按照当时该条第2款的规定，事业者在签订国际协定或国际合同时，必须按照公正交易委员会规则的规定，从该协定或合同成立之日起30日内，附上该协定或合同的抄件，呈报公正交易委员会。上述指导方针适用于涉及日本的专利、实用新型和技术秘密的国际许可证协议，主要是技术引进合同。

1989年2月15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管制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导方针》，同年4月6日实施。该指导方针提出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分析许可协议时的适用标准。在某些方面，它明显借鉴了美国法和欧盟法。它在将限制条款分为白色条款、灰色条款和黑色条款三类方面，明显类似于欧盟的整批豁免或整体豁免制度。而另一方面，它在对特定类型限制的必要性与它对竞争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方面，又表现出与美国的合理分析原则的类似。

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又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新指导方针），1989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管制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导方针》被废止。新指导方针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新情况，尤其是前述的经济全球化和日本国内放松政府管制的新情况，对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禁止垄断法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指导意见。

新指导方针第一部分说明了在专利和技术秘密转让活动中适用禁止垄断法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对有关专利许可协议的禁止垄断法第23条进行了解释，阐述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专利许可协议与禁止垄断法第23条关系的观点；第三部分以具体的事例阐明了公正交易委员会从不合理贸易限制和私人垄断的角度对有关专利或技术秘密许可协议的观点；第四部分非常具体细致地阐述了公正交易委员会从不公正交易方法的角度对有关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的观点。

（四）我国台湾地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它适用于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反而还在第45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商标法或专利法行使权利之正当行为，不适用该法之规定。但是，这并不表明有关行使有关知识产权的行为就一定不受公平交易法的规制，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对“正当”二字的理解。行使有关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当然不受公平交易法的规制，但如果有关行为超出了“正当”的范围或者知识产权本身的界限，那么就不存在“不适用”公平交易法的问题了。这就是所谓的对“公平交易法”第45条规定的反面理解。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在执法中就是根据情况对“公平交易法”第45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解释的。

近年来，台湾有关涉及知识产权、尤其是技术性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行为日益增多，国际性技术交易及技术许可（授权）之纠纷案件亦随之增加。为处理技术授权案件，使公平交易法相关规范更具体化，使执法标准更为明确，有利于企业遵循并利于相关案件的处理，并避免授权协议争议，激发授权意愿，促进技术之转移及扩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参考该会以往相关案例之经验以及台湾目前产业发展的现况，并参酌美国、日本及欧盟有关技术授权之相关规定，于2001年1月18日明文订定了“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处理原则”，作为日后各方处理有关技术授权协议案件之参考基准。

该原则阐明了该会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之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审查分析步骤及审酌事项，并将技术授权协议内容常见之行为类型，区分为不违反公平交易法、违反公平交易法及可能有违反之虞三种，以例示方式，加以规范。为避免挂一漏万，并于该处理原则中，对于非属该原则所例示之行为态样，明示仍得按公平交易法之相关规定，依具体个案判断之。

该原则所称技术授权协议系指涉及专利授权、专门技术授权、或专利与专门技术混合授权等授权协议类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第三点指出“公平交易委员会”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并不因授权人拥有专利或专门技术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场具有市场力量。

此外，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方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作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这为目前国际上规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有关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还比较短暂，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下，我国还面临着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紧迫课题，人们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而另一方面，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规制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制度更是尚未真正起步。尽管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目前还不是非常突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兴起，这类行为在我国将有产生和蔓延的可能。因此，为了实现竞争要求所代表的更广泛更重大的社会利益，我国在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适当的控制。但在目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前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后一方面的问题似乎还重视得不够。基于此，探讨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及时建立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鼓励创新和促进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防止知识产权被滥用来影响经济竞争秩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前述美国、欧共体（欧盟）、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立法及执法实践充分表明，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是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平衡处理好知识产权与竞争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各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的立法时间先后及执行宽严程度不同，立法模式也有异，但是其共同的目的在于确保本身合法的知识产权不至于被滥用，确保知识产权领域的正常竞争不被非法限制，从而从反垄断法的角度保证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兼顾对创新的刺激和对竞争的维护，并最终统一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上。

在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的具体方式上，各国或地区的作法有渐趋同一的倾向。虽然有的在其反垄断法中对知识产权问题没有专门的规定（美国、欧盟），有的在其反垄断法中对知识产权问题作了笼统的规定，而且其本身仅属于除外性质的规定（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但是各国或地区共同的作法则是由专门执法机关和法院依具体情况将反垄断法的一般规定适用到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限制竞争行为中去。尤其是，各国专门执法机关制定的为指导执法活动和便于当事人遵守的具体指南，非常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各国在一定时期关于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成为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反垄断控制的具体规范。在指南的具体规制内容和方式方面，各国也都存在相似的情形。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规定的指南中对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别适用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规定的指南中都将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划分为三类性质不同的清单或类别，这便于增强规则的可操作性，也便于当事人对规则的遵守。

以上情形对我国将来建立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也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的。那就是，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并且属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因此在制定我国反垄断法时就不可能对该问题进行详细、完整的规定，而也只能是在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范围内，由执法机关对其进行具体的规范。而且，在规范的具体内容方面，同样可以借鉴前述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例如，美国执法机关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所采取的分析方法和评估原则便有很多可取之处。其指南全面地界定了许可行为可能影响的三个市场领域，明确指出了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并清晰地阐明了对许可行为所采用的利益和损害权衡比较分析方法，既比较科学，也便于操作和应用。其所确定的反托拉斯法安全区概念，以及明确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适用对象与范围，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便于当事人依法行事，并可预期某种确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与欧盟的作法相比，美国反托拉斯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控制，在确定性的程度上还比较低。欧盟竞争法对限制性的知识产权许可采取一般禁止与豁免和单独豁免。由于欧盟执法机关专门了集体豁免的规章，其中明确地列举规定了应受禁止、不予禁止与可受豁免的许可合同条款，这就使律师们可以方便、安全地根据这一规章起草出标准许可合同条款供客户选用，而完全没有违反竞争法的风险。在特殊情况下，当事人还可就某些受禁止的许可合同条款事先向执法机关申请获得单独豁免。不过，无论是从同属大陆法系的传统来看还是从立法的晚近、内容的完整来看，日本关于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反垄断法的作法都似乎更值得我国直接借鉴。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相关作法的借鉴更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国家知识产权篇10

据介绍，成都高新区于1988年筹建，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部级高新区，2006年成为全国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2007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2009年通过试点园区验收并获批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经过20多年发展，成都高新区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2012年，成都高新区完成产业增加值878.9亿元，增长23.2%，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自2007年启动试点示范园区创建工作以来，成都高新区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2年成都高新区专利申请总量达到11155件，首次突破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042件，企业专利申请9645件，同比增长40.9%和48.2%，占成都市的33.8%和34%。新兴产业专利集群知识产权水平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专利申请近2500件，物联网相关企业申请专利1100多件，近三年年均增幅超过50%。

2007年以来，成都高新区制定实施了《成都高新区知识产权战略》、《成都高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暨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实施意见》、《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等20多项知识产权促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