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论文十篇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教育安全；问题；现状；反思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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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余睿.全球化中的高等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35―138.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2

【摘要】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大安全时代的一种国家安全大思路，从哲学辩证法和系统思维的高度揭示了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至少是五个“总体”的统一，即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统筹多方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不同方面的“总体”绝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机统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之中。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传统安全要素 非传统安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次讲话精神，结合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论述，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总体”。

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

这次讲话的一个重要论点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关心和熟悉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人都清楚，继西方世界于“冷战”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探索一种反映世界趋势并适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观，最终在世纪之交把这种安全观表述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而国内安全又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这种“新安全观”，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观，只是一种外交观，至多是一种“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与此不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非常明显，这样的“总体安全观”，突破了以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局限，统一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概念的本义，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

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只有同时既免除外部威胁和侵害，又免除内部混乱和疾患，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因而讲国家安全时，就不能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问题，而必须更重视内部安全或对内安全问题。因此，在讲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先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体现了统一考虑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对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

在这次讲话中，体现总体安全观综合国家安全各种构成要素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几个不同“安全”的具体定位，第二处和第三处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其中的两个。

讲话中，在高度概括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后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六个方面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的六个构成要素。

此外，讲话在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用了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第一个“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之后，紧接着的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第三个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如果说这里的“国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不算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国土安全”就是讲话中出现的一个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之后，立即通过十一处“安全”对之作了具体诠释。这段原话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前六个是前面出现过的，后五个是此处新提的。

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段话集中讲了11个“安全”，就认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安全构成要素上的“总体”。讲话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也应处在这个“总体”之中。当然，“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两个不同要素，而是同一个要素的两种不同表述。在“国家安全构成”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没有根本性区别，不仅必须视为同一要素，而且更准确更科学的用词应是“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不仅需要包括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还必须容纳“国民安全”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是综合了上述12个要素的“总体”。

要全面透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的“总体”，就不能局限于的这次讲话，而必须结合其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讲话来概括，必须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种论述来认识，甚至必须结合当代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思考。

例如，在2012年的十报告中，讲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19个。这19个“安全”，多数是在报告中被直接表述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国际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个复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一词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一语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但无论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还是我们根据复合语句解析出来的“××安全”，除了与这次讲话中的“12种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也应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之中，以及在这个“总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给出科学解答和合理解释。

事实上，在10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来说，虽然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表述，但从理论上看，用“国民安全”比“人民安全”更为科学。

再如，对于“国土安全”，1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更符合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域安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当代国家的生存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三领”范围，也不局限于“三领”加上“底土”这样四个方面，而是还包括了与传统领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网络空间、太空空间，以及更特殊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就包括了七个领域，即传统“国土安全”包括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

再说“核安全”，其实并不是与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等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安全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由此可见，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出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会有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解。

关注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

这次讲话中，有两处含义不同的“内外”，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中明确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理解，第一个“内外”指国家安全本身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对此笔者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第二个“内外”指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个“总体”，即第三个“总体”。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笔者既从概念上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又从结构上把国家安全本身分为12个基本构成要素，同时还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的划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述两个“总体”和现在所讲的第三个“总体”，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进一步说明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总体”，因而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示如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显然，这里是在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时讲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讲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国内外各种自然因素呢？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来，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当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关系，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置。例如，在当前情况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问题、人口问题，比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重要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再如，在我国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复杂因素，处理好了对国家安全会有积极影响，处理不好对国家安全会有消极影响。还有，我国当前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等，都变得比10多年前复杂很多，而且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充分关注，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谨慎处理。

因此，这些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又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便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能没有的第三个“总体”。

重视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

与影响因素相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增加忧患意识”中的“忧”与“患”，所说的“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对于这样的因素，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把其先分为“天灾”与“人祸”，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

无论仅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讲，10多年来“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实例不在少数。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把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当笔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以图示的形式讲到这点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似乎“疫”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不再可能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当代任何国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发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而残酷的一课。人们终于看到现实完全可能重复历史，如果稍有疏忽与懈怠，“瘟疫”还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利用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月时间，进一步思考了天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问题，写成了《“非典”呼唤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文，呼吁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时隔不久，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不仅给美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直接冲击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至于以人祸为主的内忧外患，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严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当前都正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威胁和危害因素，既可以从“内忧”与“外患”的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天灾”与“人祸”的角度进行划分，但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更有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划分，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说明”时所作的划分，即把其分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与“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当时，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显然，与“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比较，那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危害可能会更大些，起码会更难处理。为了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必须重视这些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总体”之中。

统筹多方力量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保障”

的这次讲话，既从概念上分析了国家的内外两方面安全，又从构成上分析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同时还指出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但讲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前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

英文中的“security”一词，不仅有汉语“安全”的含义，同时还有汉语“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义。因而在此类机构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国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国家安全”更为准确、更名副其实。无论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落脚到国家安全保障上。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中，以及这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中，也对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论述。

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又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需要“观”到的内容。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论述，既揭示出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构成要素，同时更明确地把传统的军事保障，以及非传统的文化保障、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关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以及“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又超越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的传统安全保障思路，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通过在非传统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运共同体，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和条件。这种“总体保障观”的最集中体现，是这次讲话中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这样一些保障措施和保障活动，既有各种传统的“硬实力”与“硬保障”，也有各种非传统的“软实力”和“软保障”。讲话事实上的软硬兼顾、多方统筹，深刻反映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最重要的“总体”。这方面，除各种应急性任务和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基础性的艰巨工作需要立即着手来做，其中既包括中央已经提出多年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或2013年阐述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时用不同术语强调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同时也包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论述中首次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当然，根据国家安全的现实发展和实际需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推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开设国家安全专业，似乎也是国家安全的“总体保障”不应排斥的内容。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3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利益；文化安全；文化建设；基准线设定；原则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13－04

国家对于我们即是一种切身利益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想象的共同体。所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不仅涉及到对国家政治的捍卫，同时，还包括着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对文化传统的承传。如今，我们看到了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也切身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难以置信的文化问题，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面临着历史性的裂变。客观地讲，我们文化的传统出现了断层，文化的精神产生了蜕变，文化的价值在逐渐的流失，我们的国家文化安全出现了生态危机。为此，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即成为捍卫国家生存安全不可忽略的战略任务。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域

任何一种学术概念在确定它的内涵之前，首先，要明确它的使用范围，划定它所适用的意义域，这样才能够准确地判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有许多所谓的学术论争，有时在没有划定一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时就争辩起来，其实，争论的话题根本可能就不在同一个框架内。目前，关于文化安全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于一般性的艺术理论问题与文化问题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也许是件好事，可是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命题，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概念，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未必就是好事。就像国家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明确定位一样，对于文化安全的核心理念应当通过国家的权威机构在官方的文件中给予明确的界定，在理论上划清其基本内涵与外延，以便在国家的管理机构方面参照执行。特别是防止在公共事务中因概念的混淆造成政策表述与现实运作上的偏差与失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对文化安全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文化安全主要是一国精神财富的安全，其中包括一国的民族信仰、文化传统、道德、精神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保证文化性质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的安全。文化安全时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

“文化安全是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

“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意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等等。”

鉴于以上关于同家文化安全内涵的不同表述，我们认为有几个与之有关的问题需要补充。首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向战略”，文化安全的核心战略是对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系建构与对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它应当是一种典型的“正向战略”。单纯的防御可能一时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可是并不能够永久地固守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同，要想使我们的精神家园长治久安，必须有赖于我们自身文化安全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其次，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各种传播手段的广泛采用，每个国家的文化疆域都呈现为一种开放的、透明的状态，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面临着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时代命题。

所以，不能够片面地强调民族文化的自足性与合理性，特别要避免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本位主义，那种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异域文化什么都不好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必须得到纠正。在维护文化安全的过程中要保护本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发展，同时又要兼顾与异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惟此，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文化的安全。为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涵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得到确认，文化的利益得到保障，文化的传统得到传承，文化的价值得到认同，文化的精神得到传播，文化的资源与遗产得到保护的均衡状态。这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如果一个国家在以上领域存在诸多“缺项”，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到了危机的境地。

二、国家文化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差异性与相关性

自人类以疆土为界划定国家的地域归属以来，国家的领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最神圣的!哪怕是一棵小草、一寸土地，都不能容许他人的践踏和蹂躏!因为领土不仅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威望与尊严。为此，捍卫国家的领土，便成为每个公民神圣与崇高的职责。然而，一个国家除了她的自然疆域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需要捍卫的文化疆域，一个同样需要建设的精神领土。这些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形成的没有边界的精神领域，我们可以把它们比喻为“文化’7丁山”。这个文化江山的核心地带就是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利益，它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集中体现。

目前，国家文化安全被划归到“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内，这就是说，在原有的国家安全框架内，文化安全是一个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处于平行地位的安全地带。同时，文化安全又与以上不同的安全类型相互交叉、相互重合，这样就要求我们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必须采取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理论方法，打破学科与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兼容并蓄的研究体系，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学术高地。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与传统安全相比，国家文化安全有着诸多的特殊性，它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与危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的事件相比，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事件具有良性与恶性之分。

良性的文化安全事件并不危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许多属于发生在思想领域的倾向性问题。对这类问题要辨别是非，因势利导，不要把一般性的思想问题动辄就上升到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领域里来看待，避免因过度敏感而引起文化安全问题的泛化，产生处置失误。固然，有些一般性的文化安全事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控制也会转变为恶性事件，并且升级为一种危及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问题，因此，要尽量避

免类似问题的性质升级，矛盾激化，事态蔓延，防止造成社会动乱，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平。对于恶性的文化事件，则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遏制其蔓延，并且通过相应的手段消除其恶劣影响。

2、与引发军事冲突显在的、有形的因素相比，诱发文化安全事件的文化冲突则是潜在的、无形的，其影响往往具有渐变性、延续性的特点。

它有时蛰伏在社会的深层，一旦条件成熟便会酿成危及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与政治、军事冲突相互一致的是，在时间维度上文化安全冲突具有短期与长期之分。有些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事件，尽管在特定的时间内极具危害性和破坏性，但一旦被遏制之后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烟消云散；而有些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则不然，甚至会随着历史的变化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恶性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国家应该建立完整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把不安全因素遏制在积聚时段内，防止其在某一时期突然爆发，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与军事冲突相同的是，文化安全的事件通常也具有必然与偶然之别。

3、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同样严重的是文化安全事件往往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和蔓延扩展到其他领域，甚至以极端的、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此，文化安全的防范不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有时候需要不同的行业相互协同，不同的领域综合防范。对于文化安全事件的防范要破除画地为牢式的思维定势，打破行业和地域的界限，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产生与发展的土壤。

4、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时常是内部与外部兼而有之，而军事安全的威胁却主要来自于外部。

这种内外兼具的特点使国家文化安全的防范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点领域时常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它的基准线的设定也因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调整。为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历史性的命题。

对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特别关注的丹尼尔・帕特里克曾经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确定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文化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及时发现文化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且相应地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防止中国社会的长堤在文化的领域首先决口，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

与国家的历史相比，文化的历史是一种更具有延续性和恒久性的人类存在形式。所以，文化安全对国家的安全是一种内在的支撑力，它就像钢筋对于建筑，尽管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对于一座建筑的安全却至关重要。这就像我们必须对长江设定一个安全警戒水位线一样，我们在文化领域也要设定一个安全基准线，如果我们不设定这样一个基准线，对相关的问题就难于制定有效的应对与防范机制。在基准线确定之后，对于超过这个基准线的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排除措施，而对于接近这个基准线的问题要进行控制与疏导。虽然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并不像自然领域出现的问题那么一目了然，可以精确控制。可是，应对文化领域的问题与应对自然流域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应当相互借鉴。最起码不能够忽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问题――由于我们对看不见的问题往往不容易采取像对看得见的问题那么断然的举措，所以，越是看不见的领域现在越应当特别关注，才可能防患于未然。

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总体取向原则――尽管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根据不同的行政部门对相关的事务进行归口管理，按照这种归口管理的逻辑，特定的社会问题必定会有一个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来把关。

比如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舞台艺术、造型艺术、互联网等行业，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管理，现实的问题是并不是我们把文化的相关问题划定在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就可以心安理得了。有时随着文化安全问题的延伸、扩展它会演变成为意想不到的对抗性事件，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直至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体系。所以，文化安全问题不是一个隶属于某个政府管理机构、依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社会体系的建构，不能够用行政管理的思路进行责任分割，它更多的是需要各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相互协调，分工合作，甚至需要国家的高层管理机构制定相关的政令来强化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够见诸于实效。有些问题在这种特定的管理框架内是可以进行监管与控制的，而有些问题如文化安全的问题恰恰不是一种可以按照某个行政管理部门来解决的单一问题，它和经济、政治、法律、艺术、教育、宗教等问题相互交汇在一起，是一个涉及到多个领域、多种行业、多重层面的文化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把文化安全问题孤立化、绝对化势必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全面、客观的判断，轻者使我们的文化安全研究变成一纸空文，重者使国家的文化安全失去治理的历史机遇。所以，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上，而不能把它仅仅限于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某个学科上。

其二，确立以国家文化安全的差异分类原则――根据国家安全的体系设计，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

在这个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安全，它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所有上层建筑在内的稳定状态，它是一个比一般性的文化更高端、也更关键的地带，它的维护必须设定专门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包括国家的政治、行政、司法、警察乃至军队在内的全部力量来实施维护，对于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必须绳之以法，而对于一般有损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言行则主要是采取疏导与教育的方式。意识形态安全与我们讨论的文化安全并不在国家同一个管理范畴内，在学科体系的划分上也并不在同一个门类里。国家的政治安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广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在学科体系上属于政治学领域，文化安全的研究则是一个以文化学为主，以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国际政治等学科为辅的理论范畴。在国家权威机构的理论表述中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是分别进行表述的，这意味着在国家的执政理念中两者存在内在的差异。所以，尽管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相互“接壤”的地带，但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范围并不能够全面覆盖意识形态安全的区域，我们不能够把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相提并论，特别是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安全研究意识形态化，这样会混淆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们要强调的只是对那些在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要特别关注、重点研究，而不是把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混为一谈。

其三，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对原则――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策略上，我们不能祈求文化领域的绝对安全，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安全因

素都消除殆尽――就像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菌都全部清除一样；更何况一个从来没有闹事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国家也未必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国家。

我们不能把任何“非安全事态”都看作是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对国家政权的颠覆。有些文化安全事件，即便在短期会对国家的文化安全产生某种不良影响，可是，这种事件的发生会使郁积已久的心理压抑得到释放，进而避免某些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这种事件的出现会使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产生特定的抗体，来抵御非安全因素对它的侵染。反之，如果生长在“无菌真空状态”下的社会肌体，可能会经不住病菌的感染而变得衰弱，所以，文化安全的绝对安全状态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某些文化安全事件会引起人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警醒，尽管也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但是某些问题暴露在公共文化视野内之后，必然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进而促进对于同类问题的警觉，如果措施得当能够将潜在的问题有效化解。为了获得社会的稳定，正确地应对某些非安全事件，直至使这些阴影在阳光的照耀下化为乌有，进而使文化的安全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我们的意思是，国家对文化安全的基准线不适宜设定过低，对于公众的负面情绪要在分清性质的情况下，使其得到正常的表述，否则，如果对一般的现实矛盾得不到缓解，就会产生反向作用力，引起公众不满，诱发恶性事件。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存在问题；应对措施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防止这些事件再次发生，国家也出台了新的《食品安全法》。应运着这样的局势，许多学者开始对食品安全这一话题进行研究。这一话题的研究也就必然会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因此教育被指证为嫌疑人之一。所以本文就小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和食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做出了阐释。

1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主要存在的问题

1.1食品安全知识较浅

我们在调查500名小学生当中，有的小学生对食品安全相关概念的概念较模糊，极少部分人认为食品安全并不重要。甚至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相关概念，比如只有54.46%的家长知道“QS”的概念，有10.89%认为食品与健康有关系，但关系不大。。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还有待提高。也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多么容易受到是问题食品的侵害。

1.2缺乏正确的购买行为

在调查中显示，当问及一般去哪里购买食品时，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超市，有6.7%的同学选择去小卖部，还有0.84%的同学选择去路边摊购买小吃。也就是说100人当中就有6.7人会选择去小卖部购买食品，还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去路边摊购买食物。而那些选择去路边摊和小卖部的小学生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个购买地点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在问及选购过程中，你会首先注意哪方面的信息和选择哪类食品时，他们的回答都很专业，66.67%的同学都会选择绿色食品，然而事实是他们眼中的“绿色”就是颜色。只有极其少部分的同学会知道绿色食品的含义。他们在选购时，有82.18%的小学生选择了首先注意“三期”，但事实上，小学生基本都是挑自己喜欢的零食，根本不会看“三期”，甚至有的同学都不会看这些信息。

1.3维权意识较弱

问卷中提及如果遇到问题食品怎么办时，有40.67%的小学生选择自认倒霉，直接丢掉，也有一部分学生（21.80%）会去找店主换另外一份，但1.05%的同学会选择继续食用，还有39.29%的同学会到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件事。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小学生对于问题食品时是无奈的、束手无策的，只能自认倒霉。

2小学生食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2.1学校

2.1.1针对性不强我国食品安全教育还是保持原来的道路，主要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以及相关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但是形式比较单一，多为老师讲解，而且宣传资料多为文字资料，或者只是口头讲诉。一般图文并茂的、浅显易懂的材料比较少，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老师讲解的知识也是不分年龄段的，所以时常有小朋友不理解的现象。

2.1.2学校教育体制不健全近年来，问题食品事件多次发生，不管是“三鹿奶粉”还是“地沟油”，这一件一件的食品安全隐患都直戳我们的脊梁，让我们对食品心生畏惧。所以我们的社会不得不提高防范意识，当然我们的学校也紧密联系社会时政，开展了食品安全的教育。就目前来看，重庆地区大多数学校并未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并未开设相关课程。大多数的学校都把这些内容掺杂在了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或者在朝会、少先队活动中。因此大多老师都是经验之谈，并非专业的老师，对食品安全知识并不是那么擅长。所以也就导致他们讲得较少甚至不讲的情况。

2.2家长

2.2.1家长自身的能力有限家长的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小学生食品安全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俗话说得好“家长是孩子学习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文化模式对个体的影响便成为个体以后接受教育的基础。有调查显示，在对孩子食品消费的行为方面，发现家长文化程度不同，和孩子讨论零食利弊话题的频率不同，教育孩子如何选择安全零食的频率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频率越高，但是总体频率不高。我们调查的304份问卷中，只有49名家长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初中及以下的占了28%左右。所以家长的文化程度较低，可能在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方面比较欠缺。

2.2.2教育频率家长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和孩子谈论食品的利弊，教孩子如何选择安全食品，教他们面对问题视频后如何维权等等。但有的家长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缺乏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有的家长比较有心，专门讲解，而且还找来一些相关图像资料。但据调查显示，家长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的频率不高。

2.3社会

2.3.1缺乏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机构李书国认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常识普及教育是塔基，创新型研究人才教育是塔尖，形成系统的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但在我国消费者缺乏了解相应的渠道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前也有大量的部门都开展了相关活动，花费了财力、物力、精力，但效果甚微，这种分散作战的教育效果

2.3.2食品安全教育纸上谈兵近几年，问题食品一次又一次的拉响警报，大多数的人员开始为食品安全开始担忧，人们也开始将食品安全这一话题提到饭桌上，使其成为热门话题，加之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也表示了政府一方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然而在人们的口中，往往谈论的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僵尸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这些已经发生的问题食品事件，也在谈论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还有抨击食品安全有关部门的无能与腐败。但是很少有人谈论如何防止问题食品的再度发生，更少的人会想到食品安全教育这一重大问题。食品安全教育不仅能使人们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从而提升消费者对食品问题的辨析能力，也能够监督完善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促使食品安全稳定健康的发展。总体来说,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小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研究相对较少。国民并未将纲要落实到行动上，还处于纸上谈兵或者流于形式化。

3应对措施

3.1学校

3.1.1开设专门的食品安全选修课在2001年，食品安全专业在我国首次开设，但对象是高校的学生。而作为小学生，缺乏这样一门课程。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开发地方课程。比如涪陵盛产榨菜，当地学校就可以以榨菜为主题，开展综合实践课程。了解榨菜种植过程，与当地榨菜生产商联系，参与制造榨菜过程，以及后续的包装等过程，学生参与整个种植、生产、包装等过程，了解相关程序相关食品安全知识。

3.1.2经常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可以开展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活动，第一开展“食品安全月”，这段时间期间利用宣传栏、电视、广播、黑板报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比如如何购买零食，如何鉴别实物的好坏，以及宣传相关条例，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等；第二开展“最爱厨房”，每周有一次课时间专供学生自己做饭，学生自己从家里带食物，由老师负责教如何做，如何鉴定食物的生熟等等；第三“食品安全我知道”的竞答游戏，在游戏中普及学生的食品安全知识及态度和正确行为；第四举办“专家支招”讲座，学校请一些有关食品安全教育方面的专家，讲解简单的基础的食品相关知识。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小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对基础的食品安全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能正确购买食品和鉴定食品的好坏并知道如何维权。

3.1.3家校合作家庭与学校是学生最主要的两个生活世界。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发挥家庭和学校各自的独特影响，还需要实现这两个生活世界的沟通与协调。同样的在食品安全方面，家长和学校也需要紧密合作。比如学校可以开展有关食品的亲子活动。在活动中学习，也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另外在学校老师教授的食品安全知识也可以传到家长群里，与家长全面互动，努力提高家长的食品安全意识，这样家长也能正确的教育食品安全知识。

3.2家长

3.2.1拓展知识面家长的知识面和知识水平对孩子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有些家长只重视孩子的衣、食,不注意知识的影响,而当代孩子知识面广,求知欲强,促使大人必须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引导孩子。家长只有提高自己的知识面才能有效的回答孩子提出的有关问题。家长提高知识面的方法主要是自学，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权威文章，利用网络查阅资料，常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增加食品安全知识。

3.2.2开展亲子活动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多交流食品安全知识，比如经常提醒孩子怎样购买食品，经常带孩子去正规场所购买食品，教孩子如何鉴别食物好坏，一起看食品食品，也开展一些列的亲子游戏，比如卡片游戏，竞答游戏。

3.3社会

3.3.1社区集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社区是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社区不仅仅只是关注居民的生活，还应该承担起宣传的职责，为居民集中学习提供一个场所，学习的主要方式包括播放有关食品的视频，由社区的宣传人员学习深层次的食品安全知识，为大家讲解。

3.3.2落实政策2015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出台，被誉为“史上最严法律”，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家首次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将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再次提升。国家从法律和战略角度为我们引航，重庆市也在2016年1月20日召开了“食品安全，法制与科技同行”的论坛。既然国家在努力，市区县在努力，我们也应该努力，努力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实施战略，落实政策。商家在生产上严格依照国家标准选取安全的原材料，安全投放辅助剂，改善生产环境。销售商不违规作假，从正规商家进货。消费者正确选取安全食品，对于不法商家要举报，有关部们要依照法律法规严格整治不合格厂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保障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食品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储藏、运输，直至销售,只要这些环节上的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不谋取私利，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投放，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消费者也能积极举报，正确维权，那么食品质量也能得到提高，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暴露于问题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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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德忠.浅谈家长对孩子心理因素的影响及培养[A],96全国优生科学大会大会学术讲演与大会论文摘要汇编[C].1996.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5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转基因水稻；核心群体；科学争论

中图分类号：Q9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0409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2月24日中国农业部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在会上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2009年11月27日，“绿色和平（中国）”工作人员在“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发现了《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随即“绿色和平（中国）”公布了此消息并《关于农业部发放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的声明》。由于稻米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粮，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签发给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打开了大门，直接关系到环境风险和公众身体健康，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此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媒体关注，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争论。特别是，2010年3月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由“乌有之乡”网友发起的百名学者联署《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开国元勋后人发起提交的两份政协提案，“科学文化人”牵头的《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更是将相关争论推向高潮。

考察本次争论的平台，既在纸质媒体中进行，也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中展开，其中尤以网络媒体争论最为剧烈和影响深远。在网络媒体上，“绿色和平（中国）”利用“绿色和平（中国）”网站，环保专家和其他领域科学家、“科学文化人”利用科学网，“乌有之乡”网友利用“乌有之乡”网站，原创文本或转载他人文章，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加以质疑。概括他们的观点，主要有：

（1）发放安全证书的中国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可能不安全，如果产业化，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

（2）如果种植推广转基因主粮，未必能保证中国粮食增产；而且，对于新批准的转基因主粮，中国并不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因此，可能导致我国水稻产业化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更有甚者，作为西方敌对发达国家危害中国人民的基因武器。

（3）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不合理，转基因专家太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过程不透明；主粮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公众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决策中。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肖显静，等：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争论研究——基于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的计量统计分析 （4）中国开发转基因水稻的产业科学家与西方相关转基因种子公司有着利益共谋，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政府科学家一道，寻租中国政府，夸大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推进其产业化。

如此，就将中国转基因产业科学家（以处于争论中心、获得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及其科研团队为代表）以及中国政府（以中国农业部为代表）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农业部比较谨慎，未作正面交锋和应答。张启发及其研究团队则针锋相对，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的名义，依托新浪博客平台建立了官方博客“绿道”，辩护消息，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反对派”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成为转基因产业科学家参与争论的重要阵地。他们的观点是：

（1）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不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且还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身体健康。

（2）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能够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新批准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拥有核心基因技术专利，不会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用转基因作物作为武器危害中国人民之说是滑稽可笑的。

（3）有关转基因水稻知识和风险评价如此复杂，公众（包括非转基因科学家）不专业，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有关转基因风险评价和决策中。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7

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国家安全，国家的建设将无法保障，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将不复存在甚至会产生倒退。只要民族国家存在，维护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安全是永恒的历史课题。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大学生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至关重要。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整个民族未来的价值走向，当代青年的国家安全观如何直接影响到当前及今后的国家安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念、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用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观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重要体现。

一科学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基本看法、态度和观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作了概括：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014 年4 月15 日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主任刘跃进认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广泛性、丰富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全面。安全的内容由传统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拓展到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科技安全是关键，并融合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要素。

人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全，让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2]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提出在国民安全问题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大学生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也是国防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后备人才，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对全民进行国防教育的重点。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强调当代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更有利于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有利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治理。[3]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综合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素质以及当代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现状等多种原因，笔者认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非常紧迫。

1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紧迫性均有重要论述。今天的世界仍然没有走出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整个世界未能逃脱经济放缓的命运。2009年以后全球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是政治纷争、军事冲突不断，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互动，国际安全态势扑朔迷离。[4]同时，中国周边问题不容忽略，如海洋争端、朝核问题等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但某些国家并未放弃遏制中国的图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西方国家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潜在认为利益不断拓展的中国会抢占他们的资源；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会颠覆他们主导的国际秩序，掠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战略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还意味着非西方文明、非白色人种、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西方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的结果。因此，中国招致包围、遏制、敌视既在意料之中，又符合西方逻辑。[5]中国理应居安思危，这既是对本民族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2 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从当前大学生整体情况来看，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热爱祖国，有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但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威胁认识不够全面。近期媒体报道，部分境外组织将目光瞄准大学生。极少数大学生被境外组织利诱策反。据媒体报道，同一境外情报机构近年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实施了数十次网络策反活动，境外间谍以金钱诱使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参与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来自权威消息源的案例显示，多数学生在网上求职或网聊过程中被境外间谍盯上，他们最初提供信息时并不知情，但部分人在觉察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仍因贪利而持续配合，甚至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理。[6]这类现象充分暴露了极少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在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下，少数人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

3 意识形态的斗争更隐密且将长期存在较长的和平时期容易使国人产生精神懈怠，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人已经淡化了国家观念，有的人认为爱国主义过时了，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的。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并未放弃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通过文化输出以及互联网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同我们争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境外机构甚至直接在境内寻找人进行各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近期媒体报道有高校教师食国禄、忘国恩，利用课堂宣扬分裂思想，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破坏团结统一局面，受到法律的审判。同时今天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易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因此，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应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及其实质。

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也是全民国防理念的必然要求。据军事媒体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军事设施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军事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有农民擅自在某部附近修建滑翔机起降跑道，有公司在营区附近修涉外五星大酒店，影响安全保密，违章建筑使雷达阵地效能下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破坏了正常军事行动，损失不可弥补，也反映了部分公民和法人国防意识淡薄，全民国防理念在少数人心中荡然无存。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构建充实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分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中的爱国主义、新的国家安全观等内容有所涉及，但内容相对简单，相对当前形势发展和理论创新有一定滞后性。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来充实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1 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国家安全观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总体来讲经历了由重传统安全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发展变化。当前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总书记在2014 年4 月15 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用最新的理论引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未来的建设和接班人。只有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起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2 树立爱国主义信念，自觉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通过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时代价值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只有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才能自觉抵制各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才能自觉同破坏团结统一的言行划清界线并与之斗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没有爱国主义信念就无法真正将爱国情怀转化为爱国动力和爱国行为。在和平时期最大的爱国就是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加强历史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志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缺失易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甚至会出现信仰危机。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教育，对于凝聚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强化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7]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4 进行国家安全相关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警示教育，做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总体上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国家安全之弦也因此在有些人心中开始松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在生活中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不做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文盲。通过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爱国主义警示教育，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和认识一些社会现象，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能力，做维护国家安全的真正主人。

5 进行国家安全法制教育，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道德和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两种基本手段。在法律方面，我国除《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的内容外，还制定了一批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法》《兵役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法律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家安全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依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同时我们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国家安全自信，对外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对内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及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们要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并且有能力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

四改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方法

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根据当前的教育现状和学生的需求，以提升教学实效为重要目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总体思路应是主渠道和多渠道并行。主渠道就是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作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适当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主导应首先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中适当加强国家安全知识的传授。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几门主干课程的作用外，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形势政策课形式、选修课的形式等方式对大学生开展国防安全教育。

所谓多渠道，是指除课堂讲授以外可以通过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进行课堂外的延伸教学，通过感性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比如高校可以通过举行国防知识竞赛来促进知识的巩固和学习，还可以开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社会历史资源，让学生在参观场馆、倾听讲解中去感悟和学习。各省市地区都有国防教育资源，大学应努力发掘并充分利用大学周边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如武汉市有许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辛亥革命纪念馆、中山舰纪念馆等。通过参观学习，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历史，获得心灵的震撼，增强爱国情感。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国家安全教育，通过网络平台传递“正能量”，或通过负面事件对大学生进行警示教育。因此学校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链接相关权威资源，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站内容上可以开设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国防知识、国家领土与安全、经济文化交流与安全、先进人物事迹等教育网页，还可开设论坛聊天、相关录像与影视等，用以正面引导大学生的国家利益思想与观念。[8]

此外，还要善于利用重大时事契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如针对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等问题，引导学生理性爱国。同时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多做调查研究，通过问卷、座谈、个别交流等形式多渠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2]马占魁，孙存良.人民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宗旨[N].光明日报，2014-05-31.

[3]范传贵“.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背后深意[N].法制日报，2014-04-21.

[4]张丽.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J].国际安全研究，2014(2).

[5]王志军，张耀文.西方安全战略理论评析与借鉴[J].和平与发展，2014(1).

[6]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7/c1001-24984666.html[OL].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8

1.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2.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

3.基于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构架与构建流程

4.论电子档案开放利用中信息安全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5.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

6.制度压力、信息安全合法化与组织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7.“棱镜”折射下的网络信息安全挑战及其战略思考

8.再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9.“云计算”时代的法律意义及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对策研究

10.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其防护对策

11.网络信息安全防范与Web数据挖掘技术的整合研究

12.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安全问题及其对策

13.处罚对信息安全策略遵守的影响研究——威慑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整合视角

14.论国民信息安全素养的培养

15.国民信息安全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16.高校信息安全风险分析与保障策略研究

17.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框架及应对策略研究

18.信息安全学科体系结构研究

19.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研究

20.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监测预警机制演进与启示

21.美国政府采购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22.“5432战略”: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研究

23.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信息安全的强化与冲击分析

24.信息安全技术体系研究

25.电力系统信息安全研究综述

26.美国电力行业信息安全工作现状与特点分析

27.国家信息安全协同治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28.论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新特点与新要求

29.构建基于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必要性研究

30.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研究进展

31.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评估体系研究

32.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研究

33.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空间、战略、权利、能力——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会议综述

34.三网融合下的信息安全问题

35.云计算环境下信息安全分析

36.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37.浅谈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38.云计算时代的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思考

39.“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研究

40.故障树分析法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41.信息安全风险评估风险分析方法浅谈

42.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安全体系结构

43.用户信息安全行为研究述评

44.数字化校园信息安全立体防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45.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信息安全机遇和挑战

46.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安全问题

47.基于管理因素的企业信息安全事故分析

48.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立法

49.美国信息安全法律体系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50.论网络信息安全合作的国际规则制定  

51.国外依法保障网络信息安全措施比较与启示

52.云计算下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

53.云计算信息安全分析与实践

54.新一代电力信息网络安全架构的思考

55.欧盟信息安全法律框架之解读

56.组织信息安全文化的角色与建构研究

57.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地理信息安全组织管理体制的重构

58.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

59.美国电力行业信息安全运作机制和策略分析

60.信息安全人因风险研究进展综述

61.信息安全:意义、挑战与策略

62.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新趋势

63.基于MOOC理念的网络信息安全系列课程教学改革

64.信息安全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

65.企业群体间信息安全知识共享的演化博弈分析

66.智能电网信息安全及其对电力系统生存性的影响

67.中文版信息安全自我效能量表的修订与校验

68.智慧城市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分析及立法建议

69.基于决策树的智能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70.互动用电方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与安全需求分析

71.高校信息化建设进程中信息安全问题成因及对策探析

72.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及解决方案

73.国内信息安全研究发展脉络初探——基于1980-2010年CNKI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

74.云会计下会计信息安全问题探析

75.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76.试论信息安全与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观

77.IEC 62443工控网络与系统信息安全标准综述

78.美国信息安全法律体系综述及其对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借鉴意义

79.浅谈网络信息安全现状

80.大学生信息安全素养分析与形成

81.车联网环境下车载电控系统信息安全综述

82.组织控制与信息安全制度遵守:面子倾向的调节效应

83.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研究现状的统计分析与评价

84.网络信息安全及网络立法探讨

85.神经网络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中应用研究

86.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定性与定量对比研究

87.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综述

88.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综合评估方法综述

89.信息安全产业与信息安全经济分析

90.信息安全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91.智能电网物联网技术架构及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研究

92.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研究

93.电力信息安全的监控与分析

94.从复杂网络视角评述智能电网信息安全研究现状及若干展望

95.情报素养:信息安全理论的核心要素

96.信息安全的发展综述研究

97.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立法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98.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思考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9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大学生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245-02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恩格斯）。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与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知识增长与积累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国家安全教育的质量如何，将决定他们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安全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传统侧重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视角转变到侧重于经济、环境、信息、人才、社会文化等国家各领域安全的内容上来，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不少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者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主要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1]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安全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们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正如同志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做好以下的“功课”：扶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树立，注重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提高我国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水平；合理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发展制造业，扩大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等等。

（二）科技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综合国力状况，并由此对其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包括科技在内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但是，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技术限制与封锁，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拥有的充足资金，一流的科研设备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使得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难以获得巨大飞跃。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做好科技安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三）生态安全教育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的决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的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除了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与商品消费地，还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起生态资源恶化的责任，即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将过时淘汰的产业或者重污染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生态安全的教育，让他们从校园开始就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四）信息安全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就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伴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的发展与普及，信息技术将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当下的大学生，大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信息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乃至到达形影不离的状态。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之一的当代大学生，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则会影响到他人的声誉，大则会危及社会的安定，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人们应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尽其所能减少病毒侵袭、黑客攻击等问题，这样也就减少了对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危害。[2]

（五）文化安全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多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形成一种中西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趋势，并对这一时期成长的80后和90后产生了影响。“多元文化使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西化’的倾向。”[3]必须加强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的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防范敌对势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策略

相比以军事、政治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来说，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看，高校的思想政治老师完全可以胜任而不必依赖于具有专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人来完成。二是教学设施与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学的开展可以灵活多变。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应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一）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地位

世界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学校的教育与大学生眼中的国家安全仍停留在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即军事、政治、间谍、情报等，忽略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并延伸至恐怖主义、海盗、核武扩散、走私贩毒等诸多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威胁并不比传统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对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威胁要小。因此，当代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的问题已经愈来愈重要与紧迫。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必须对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与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等等。例如在《形势与政策》等大学思想政治课与国防教育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国际性，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形成在全球的视野中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使他们不仅能够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更能够以开放的视野去关注世界的整体利益。

（二）注重教育思路与方法的灵活运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飞速传播的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国家安全教育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胃口，也将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传统国防知识的遥不可及。因此，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当尽可能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具体地，1.根据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较强的特点，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坚持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形成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与领悟；2.注重开放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即国家安全教育不应只是在课堂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而应依托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主阵地，组织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广泛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3.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即不仅重视正式的课堂教育，也要重视社会影响、网络宣传、媒体渲染，校园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三）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

课外活动具有载体多样性、内容宽泛性、作用潜隐性、被影响者体验性与选择性等特点。[4]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强，传统的课堂说教与灌输可能不适合他们的这种个性，因而未必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吸收知识。而结合宽松自由的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第一，创建国防类社团并以其为载体，组织社团成员积极开展各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能够在参与、体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第二，组织开展以国防教育，尤其是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影片观赏等活动，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又可以在活动中得到身心锻炼，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第三，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讲座与学术汇报活动，使学生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加深对国家安全教育理论的理解，等等。

（四）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

同志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生活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同于以往明显的军事与政治等外部威胁，而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学生进行学习与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应用得当，网络将会有利于国防教育空间的拓展，成为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新渠道。因此，高校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与组织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第一，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在学校校园网内设置融专业性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并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分类提供各个主要板块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文字案例等。第二，在互联网上设立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教育的论坛，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学习。通过网上答疑、政策咨询、问卷调查、意见收集、交流探讨等方式，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知识和现象进行引导，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找出解决对策，实现国家和大学生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页.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3）.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0

关键词 粮食；粮食安全；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五、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