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范文10篇

国家利益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公有住房及国有企业资产“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特定的，仅指国防利益。如是，就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是否妥当，有何弊端，对国有企业资产、公有住房等国家财产的保护在合同法中又该如何体现，笔者作如下探讨。

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含义辨析

从本质上看，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规则体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整个社会也逐渐分裂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利益体系，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依照法律所调整的利益不同而将整个法律体系划分为了公法和私法，他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规定，私法则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无疑，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合同法当属私法领域。

对于私法，一个不争的观点就是私法以保障个人利益，高扬个人权利为主旨，即使其对公共利益有所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个人利益的保护为起点和依归的。但我国的合同法中，却一直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这样并列的利益分类，且国家利益被加以了特别的保护，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妥当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明确这两种利益的含义。就国家利益而言，很难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统一的解释，只能做大致的界定。可以说，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于国家利益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公法是其发挥治理国家作用的领域；而在调整市民社会生活的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其意义则值得探讨。

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安全利益是本国全体居民利益的前提，因此，当这种国家利益在和一个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处于冲突时，它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私人利益则必然要被限制甚至是放弃。换言之，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政府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宜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通过公权力的强力推进实现的，这一利益体现的是一种不可辩驳性和至上性，将这样的利益放进平等主体之间的、以意思自治、平等公平为主旨的合同法中，显然是不妥的。

至于集体利益这一概念，在社会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但通观我国的法律，却很难找到对集体这一概念的准确界定。而扩展出法律的范畴，在我国相应的文字注释中，集体的含义也是很广泛的，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称为集体。那么，集体利益指的是什么，因集体本非含义明确的法律术语，故而对集体利益的理解也就一直存在着诸多歧义。从法律角度看，集体利益所指的是一种局部的或者说具体的公共利益。然而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集体有时又被看成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某种实体意味的组织，这与不具有实体意味的公共又存在着差别。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如果要从事合同交易，不过是合同的一方交易人，那也不是集体利益，所以，在合同法中使用集体利益这样的概念容易导致实践的困惑。

国家利益的外延辨析

毋庸置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些概念在我国私法领域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分不开的。这就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国有企业、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以及其他国有财产如公有住房等是否也属于国家利益，这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如果强调说国有企业等国家所有财产就是国家利益，保护这类国家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国家利益，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国家所有权设置与私人所有权不同的保护规则，而这是违反合同法中平等原则的。事实上，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已然如此。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这一规定表明，合同法对国家利益加以了特别的保护，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因为，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利益受法律平等保护是平等原则的题中之义。所以，国有企业、国家控股、参股的公司是与其他普通的市场主体没有区别的民事主体，与所有的市场主体一样，适用同样的市场规则；不论是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只要是合法的就一概应当依法进行保护。这就意味着凡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财产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也就是说，一旦国有财产授权给特定的企业进行经营，它与私有财产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是平等的。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认定的规定显然与此相悖。

由此引发开来，合同法该条规定还会严重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壮大，进而影响交易安全和国民经济快速有序的增长。试想，对于一个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所签订的合同，如果法律允许其能够以合同的履行会有损其利益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那么这些国有、集体企业将会如何去参与市场竞争，又有多少企业会去与这些享有特权的企业建立交易关系？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企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在无数次的博弈中无法立足，被淘汰出局。显然这是违背国家立法保护自己财产的初衷的。

如果说国家利益不包括国家财产如国有企业、公有住房等，而是指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利益，典型如国防利益，如原子弹的研制、“神六”的发射。那么，合同这种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协议，能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几率和情形是少之又少的，在合同法中如此规定几乎毫无实际意义。退一步讲，即使规定是为法律体系的严密，但在条文中没有对“国家利益”予以明确界定的情形下，其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在实践中，因为很难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统一、在所有法院都被认可的确切解释，而往往容易被滥用，造成司法及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辨析

在合同法中，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可以用社会公共利益一词涵盖之。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与全体社会成员相关的利益，或者说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比如国防、环保、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等，另外，此利益还应包括与法律价值相联系的公序良俗。也就是说，社会公共利益中的公共，其所指具有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和国家利益相似，它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无法穷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指向与任何商业目的无关。一如江平先生所言：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无法列举的，但是可以从反面来说，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说，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弹性概念，往往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内、特定条件下和特定问题上的重大或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国法律秩序的“安全阀”。

从私法的角度，将国家利益放在社会公共利益中，于理论于实践都是不矛盾的。在现代社会里，国家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任何统治阶级为了自己和整个国家的存在，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如维护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等，这是国内全体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所必须的，满足这种社会公共需求也就是实现某种独立于各阶级利益的国家利益。

同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上也有着许多一致的利益，如发展科技、普及教育，增加社会财富等，这种一致的利益具有社会性且通常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统治阶级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比如居民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就业养老等，也往往给予尽可能的满足，从而使之上升为国家利益，以求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此外，从社会的不断发展来看，政府愈来愈趋向于做有限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而这种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例如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征收征用土地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公益性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包含在社会公共利益里面。国家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在内涵上是重合的。只是不同的概念体现着功能上的不同分工，两种不同的利益表述体现的是公法、私法两种不同的理念。私法中以社会利益名义对市民社会日常生活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社会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干预；这种干预与以国家利益名义的干预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集体利益同样可以被社会公共利益所替代，因为其实际上往往是作为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表述在法律中存在的。

至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有住房等等，则应分别而论。对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应该还其市场经济主体的本质，与其他企业等同对待，共用一条市场规则。公有住房、国有资产甚至包括部分集体性质的资产等则需要视具体情况区别论之。大体的思路是，凡是为社会不特定人提供的，且不具有商业性质的，就可以划归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特别保护，如医疗养老及社会救助机构等。凡是为具体个人、具体单位使用的，就可以推向市场，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处理。

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我们所讲的公法或者公权存在的基础，而私法存在的基础则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

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符合私法存在的基础即市民社会的要求，体现了私法自治、社会自治的精神，体现了平等、公平的原则；因为认定合同无效，意味着国家公权对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关系的否定，意味着对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加以限制和剥夺。这个边界，应当是也只能是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利益高踞于私人利益或其他任何利益之上，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不追求任何的功利，只是为了保障与全体社会成员相关的利益，其实质在于对整个市民社会生活的秩序起着一种法律干预调控的作用，是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安全阀”，只有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被启动，才会引发社会整体利益优先以剥夺和限制私人利益。所以说，以此作为无效合同的认定边界，符合私法的核心要求即自治精神，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

国家利益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他强调了只有国家利益概念才能合理地解释国家及其政府行为，解释国家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条理化。只不过循着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利益在摩根索那里被确认为权力。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权力作后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利益观上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由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操作中难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姻斯-罗森诺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予以肯定。”但因国家利益的主观性难以完全避免，就由此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观主义立场和态度，本人是不赞同的。只要国家尚且存在，就一定有可见诸于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如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具体表现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此在国家利益观上，本文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即肯定国家利益的存在。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特点，此其一。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可区分为：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即指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生存不受侵犯，这是国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利益：即指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如：国家能自主地管理其内政外交。

各项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并非处于同一地位。显而易见各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其效用的大小．对国家利益作层次性分析。其二：国家利益具有动态性特点。国家利益的内容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据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化可以引起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结构变动，表现为主次利益地位的转化。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时代主题中，才能正确揭示它的一系列变动。所谓时代主题是指该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问题，它构成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体现时代个性以区别其它时代的主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激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系歹的矛盾冲突使得战争不可避免，革命亦相伴而生。由此确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出来。时代主题实现了重大转换。

促使时代主题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由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大战被排除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优先以及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三、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家利益的变动

时代主题的转换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时代主题下，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因此国家利益内容、结构以及维护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后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冷战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格局。“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对立，特别是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冷战对抗，国际局势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利益内容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其主要内容。在层次结构上，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被置于首位，国家经济利益相对次要。在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主要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如政治结盟．军事对抗等。如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第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根本特征。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发展则是世界的核心的问题。

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并不表明和平问题已解决．无论是积极的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还是消极的和平——世界已不再有战争发生，都未能实现。相反，自冷战后共爆发了80余起局部战争。如：从1990年一1995年，局部战争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当今世界仍旧不太平，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如以巴之间长期以来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滩而难于自拔)，战争时有发生。因此，所谓和平是指世界范围内总体呈和平状态，世界和平是大局是主体。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离不开发展，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战后乃至更长期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各国经济被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依赖加深．彼此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发展有助于阻止和消除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

此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自然资源、领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必备条件，因而成为国家问争夺的焦点，国家间的冲突常由此而生，且这种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不相容性和不可调和性。那么，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的竞争则主要集中于科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和开放性，使国家问的冲突和竞争具有相容性和可协商性。因此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

上述方面构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在此时代主题下，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首先是国家利益内容上：和平与发展使战争与革命退居幕后，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为主转向经济为主。国家利益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成为新课题。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所争取的共同行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主要诉诸于政治、军事手段，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重心向经济转移，经济安全问题上升。。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日本的经济竞争比苏联的导弹更为可怕。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从过去只重视单一的军事安全问题逐渐转向重视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利益。

其次：是国家利益结构上：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时代主题的转换势必给国家利益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即国家利益动态性的表现，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动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结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利益地位下降，经济利益、经济、科技安全文化地位上升，另人瞩目。

第三：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化已经瓦解，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对抗为主转向经济竞争为主；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深，在许多利害关系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不得不让位于国际合作，相应地，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也由军事手段为主转向合作对话为主。

国家利益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

(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国家利益的运筹要善于立足全局，关照全局。作为指导全局的战略家，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全局利益的把握，在国内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想方设法服从服务于大局；在国际交往中，强调从国家问的全局利益关系中来处理国家间的问题。自觉服从大局，立足大局行动，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一贯品格。1975年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工作后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984年l1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还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把握国家利益，还需要立足长远，抓住机遇。

国家利益范文篇4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反倾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仅仅保护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的利益,不仅使进口国损失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费者损失国际交换利益,从而使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产生社会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企业在一个相当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递减,因而具有贸易优势。但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市场容量有密切关系,只有市场广阔,企业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而反倾销则会造成市场缩小,限制出口国企业规模经济。四是影响利用外资。反倾销会使出口国外资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海外市场份额,危及外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外商对出口国投资的信心,甚至导致外商从出口国撤资,对出口国扩大利用外资产生恶性影响。

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与制裁的“重灾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来,我国年年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受反倾销指控的案件有增无减。对我国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反倾销指控的行列。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等。反倾销指控不仅涉及我国的内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我国的三资企业。反倾销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互换,并且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从长远看,不仅严重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造成进口国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倾销与反倾销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WTO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等途径开展合理竞争,防止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

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起诉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低水平上过度发展,恶意竞争,大打价格战,科研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通过新产品开发占领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国家利益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

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他强调了只有国家利益概念才能合理地解释国家及其政府行为，解释国家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条理化。只不过循着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利益在摩根索那里被确认为权力。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权力作后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利益观上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由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操作中难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姻斯-罗森诺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予以肯定。”但因国家利益的主观性难以完全避免，就由此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观主义立场和态度，本人是不赞同的。只要国家尚且存在，就一定有可见诸于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如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具体表现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此在国家利益观上，本文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即肯定国家利益的存在。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特点，此其一。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可区分为：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即指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生存不受侵犯，这是国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利益：即指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如：国家能自主地管理其内政外交。

各项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并非处于同一地位。显而易见各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其效用的大小．对国家利益作层次性分析。其二：国家利益具有动态性特点。国家利益的内容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据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化可以引起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结构变动，表现为主次利益地位的转化。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时代主题中，才能正确揭示它的一系列变动。所谓时代主题是指该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问题，它构成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体现时代个性以区别其它时代的主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激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系歹的矛盾冲突使得战争不可避免，革命亦相伴而生。由此确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出来。时代主题实现了重大转换。

促使时代主题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由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大战被排除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优先以及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三、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家利益的变动

时代主题的转换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时代主题下，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因此国家利益内容、结构以及维护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后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冷战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格局。“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对立，特别是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冷战对抗，国际局势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利益内容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其主要内容。在层次结构上，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被置于首位，国家经济利益相对次要。在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主要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如政治结盟．军事对抗等。如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第二：“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根本特征。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发展则是世界的核心的问题。

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并不表明和平问题已解决．无论是积极的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还是消极的和平——世界已不再有战争发生，都未能实现。相反，自冷战后共爆发了80余起局部战争。如：从1990年一1995年，局部战争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当今世界仍旧不太平，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如以巴之间长期以来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滩而难于自拔)，战争时有发生。因此，所谓和平是指世界范围内总体呈和平状态，世界和平是大局是主体。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离不开发展，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战后乃至更长期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各国经济被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依赖加深．彼此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发展有助于阻止和消除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

此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自然资源、领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必备条件，因而成为国家问争夺的焦点，国家间的冲突常由此而生，且这种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不相容性和不可调和性。那么，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的竞争则主要集中于科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和开放性，使国家问的冲突和竞争具有相容性和可协商性。因此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

上述方面构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在此时代主题下，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首先是国家利益内容上：和平与发展使战争与革命退居幕后，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为主转向经济为主。国家利益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成为新课题。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所争取的共同行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主要诉诸于政治、军事手段，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重心向经济转移，经济安全问题上升。。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日本的经济竞争比苏联的导弹更为可怕。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从过去只重视单一的军事安全问题逐渐转向重视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利益。

其次：是国家利益结构上：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时代主题的转换势必给国家利益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即国家利益动态性的表现，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动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结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利益地位下降，经济利益、经济、科技安全文化地位上升，另人瞩目。

第三：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化已经瓦解，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对抗为主转向经济竞争为主；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深，在许多利害关系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不得不让位于国际合作，相应地，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也由军事手段为主转向合作对话为主。

国家利益范文篇6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反倾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仅仅保护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的利益,不仅使进口国损失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费者损失国际交换利益,从而使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产生社会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企业在一个相当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递减,因而具有贸易优势。但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市场容量有密切关系,只有市场广阔,企业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而反倾销则会造成市场缩小,限制出口国企业规模经济。四是影响利用外资。反倾销会使出口国外资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海外市场份额,危及外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外商对出口国投资的信心,甚至导致外商从出口国撤资,对出口国扩大利用外资产生恶性影响。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与制裁的“重灾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来,我国年年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受反倾销指控的案件有增无减。对我国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反倾销指控的行列。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等。反倾销指控不仅涉及我国的内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我国的三资企业。反倾销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互换,并且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从长远看,不仅严重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造成进口国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倾销与反倾销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WTO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等途径开展合理竞争,防止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

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起诉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低水平上过度发展,恶意竞争,大打价格战,科研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通过新产品开发占领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国家利益范文篇7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国家主权和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主权不断受到侵害，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主权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的历史。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严重侵犯，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主权概念也在出现一些量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弱乃至最后消失的过程。早在1896年，威洛比(W·W·Willoughby)就指出了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趋势，他说：“当民族国家发现它被淹没在更高和更理智的单位中时，种族上、语言上，以至政治上的统一都将相对变得越来越没有影响力。同时，经济利益也趋向于跨越国家的政治边界，通过不断增长的紧密联系，与不同国家人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W·W·Willoughby《TheFutureoftheNationalstate》，READINGSINPOLITICALSCIENCE,ed.RaymondGettell,(Boston:GinnandCompany,1911)PP.102-3)。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以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人的形式存在，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仍然没有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当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干预和插手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主权和安全无疑是当前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煽动动乱，妄图颠覆中国国家主权的事实真相，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联在一起，把它们放在国家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强决心。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可分割。丧失了主权，安全就失去了基础；丧失了安全，主权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己任，既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在谈到国家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权”概念。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上书第331页）。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否定和侵犯别国的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不断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干预中国的内政。目前，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人权干预别国内政、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斗争。人权问题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尽善尽美了，但讨论并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而且西方的人权标准具有双重性质：对自己严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别人的人权问题无限上纲，这显然是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同上书第332页）。因为没有国权和国格，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连国家都没有了，怎么谈国家利益呢？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邓小平不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而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有了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认为维护中国的安全，实际上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发展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也是发展世界的经济。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搞乱了，那对世界的影响就大了。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对此，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看到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坦利·罗思在2000年4月19日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它就将成为一个日趋繁荣和稳定的中心。如果它失败了，这个国家拼命想在其他国家寻找机会的移民就会蜂拥入其邻国，甚至美国。一个软弱的和动荡的中国将比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April19th,2000)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DAILY》November15th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维护国家利益不能损害别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利益，这是邓小平与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要区别。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就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争斗，是普遍地和持续不休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出版社第94—96页）。邓小平则认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也是从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应损害对方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所以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要互相尊重，胸襟宽广，不搞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提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同上书第53页），在中美关系中，“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同上书第351、80页）。

第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内条件，这就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维护安定的局面；二是国际条件，就是要争取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事业，是世界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会损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四、维护国家利益方式的创造性

邓小平强调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是否定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在承认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冲突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1.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先，强调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同上书第57页）西方政治学家对联盟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自私而理性的国家进行的合作。但任何联盟都不能确保永久安全，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必将重新返回完全的自然状态(Doyle:《WaysofwarandPeace》P.12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适合中国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我国同苏联结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70年代我们又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反对苏联。这有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但事实证明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我们坚持不结盟方针，对任何国际问题，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过头话不讲，过头事不做；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同谁都往来，谁也不得罪，但对谁也不怕。坚持这样的独立自主路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不称霸。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霸权主义是世界动荡和战争的根源，不符合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反对霸权主义，而且自己坚决不能称霸。现在不称霸，今后发展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这是主席、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同上）。再次，不当头。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多极化的格局尚未形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国奉行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在消极被动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怎么样也算一极”（同上书第353页），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一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声音和主张，要有所作为，在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政治上，它最能体现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符合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所以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上书第96页）。

国家利益范文篇8

一、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活动进行国家审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和保护国有资产与国家利益的需要。

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混合经济的形成，民营企业的资产来源渠道也呈多元化趋势，除了私人投资转入和正常的借款外，还有财政无偿或有偿资金的投入，或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国家独资银行大量贷款的投入，或税收“跑、冒、滴、漏”形成，或土地划拨和优惠出让形成，或社会保险费、环境污染治理费未付出而形成，或通过变相的非法集资而形成，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的国家利益的进入而形成。

在上述民营企业来源渠道多元化的资产中，除私人投资转入外，其余资产均牵涉国有资金的投入或出借，要么涉及到国家利益，要么牵涉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也会间接或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审计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根据党的十六大“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监督有关经济法规执行、保护国家利益，就应该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开展国家审计。

（二）是加强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高层次经济再监督职能作用的需要。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包含管理控制、财务监督、内审监督在内的经营决策管理型监督属于第一层次的经济业务监督，税务、财政、工商、金融、海关、商检、卫生、技术质量监督、社会审计监督、环保监督等属于第二层次的专业经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则属于第三层次的高层次的综合经济监督范畴。三个层次的经济监督的关系是既有明确职责分工又互相合作。如果第一、第二层次的（涉及国家利益）经济监督某些环节不到位或失灵，国家审计监督则可按其高层次职责，对前述第二层次的所有经济监督进行再监督，对第一层次的经济监督可根据国家审计的立场和利益方向进行有重点有条件有选择的监督。

我国经过二十年左右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民营企业日益壮大。显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监督保障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审计机关，针对政府行为已大量涉及民营企业的情况，只有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或国家审计调查，才能全面发挥国家审计的高层次再监督职能。

（三）是促进财政支出合理、税收完整和保护国家财政利益的需要。

一方面，接受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业产业化资金、退耕还林资金、国拨技改专款等财政专项资金的民营企业，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被挪用、浪费、是否合理、有效，不仅需要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检查，也必须要有国家审计。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但是，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现象也很严重，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长空间还很大。如果仅仅依靠税务系统内的税收稽查局对税收征管局所辖民营企业进行稽查，由于是系统内稽查，独立性比国家审计必然欠缺得多。反偷税、漏税需要一个有力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对权力自由调控度进行限制，而且要有税务监督之外的再监督，即要有国家审计等外部监督的制约。

（四）是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国家金融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范文篇9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的粉碎，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尊重别国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作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了时代主题的转换，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他比更加现实了。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更加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很多，贡献还很少。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很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地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他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邓小平认为，“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正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下，中国才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84年，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四、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主张寻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利益的分歧和争端，解决的方式也无外乎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双方寻找共同利益，进行友好协商，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要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争端。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他建议“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认识到“合作不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谈到关于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矛盾时，他指出，“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就能解决。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邓小平以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不仅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次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

五、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秩序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国和弱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弱国的国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经常会遭致强国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这时候各国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霸权主义国家企图继续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自然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加剧了全球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因此，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一向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平等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代价之上。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由他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内容包括：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刘建飞.超越意识形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J].《新视野》，2002(2)

[6]张晓忠、梁宏.中国维护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基本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4)

[7]赵晓春.论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1)

国家利益范文篇10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国家关系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邓小平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总是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同年l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1984年2月，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又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邓小平这些论述告诉人们，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显著特点。所以，在决定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必须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和能不能“向人民交代”。只有这样，我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

其次，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邓小平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自信心，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奋斗了一生。但是，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宏大视野中，以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的博大胸怀，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人类利益正是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实现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彻底改变中国l9世纪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使人民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强大了，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因此，中国的富强，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人类利益之所在。正是以这样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邓小平一再明确主张，我们要以自己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积极倡导各国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最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主权利益。一国没有了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

而国家主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拥护，怎么能够因为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特权。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最了解国情的还是本国人民，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照搬照套某国模式是办不到的。“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的。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表达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三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性。以什么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调整，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外交，呈现出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可喜局面：既有政府外交，也有民间外交；既有双边外交，也有多边外交。一个更加成熟、自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外交，有利于世界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确保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