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论文十篇

国家经济论文篇1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垄断趋势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1．跨国公司对我国各行业垄断情况。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占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此外，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制约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

2．跨国公司的垄断趋势直接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的垄断有可能获取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宜对外披露的重要行业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如IBM目前已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作为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几乎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因为，当国家间战略出现冲突时，IBM肯定要服从美国国家战略。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IBM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

3．与跨国并购关联的法律漏洞多，监控机制失灵。当前，我国对跨国并购还只是针对个案，通过行政法规、政策来调控，以防止无法可依而导致的失控局面。有鉴于此，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反垄断作为对外资并购管制的首要任务，并将其确立为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反对垄断、保护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要求，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把反垄断原则确立为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合理规制外资垄断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跨国并购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会产生潜在的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集中程度增加的可能性，造成对一国市场的垄断，解决途径在于由政府来控制跨国并购行为，防止国内市场垄断。政府干预跨国并购也是基于理论。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管制作为促进政治、经济独立的手段。

跨国并购的兴起是要素市场，特别是知识市场国际不完全性的市场。跨国并购通过克服这种不完全性，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可见，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一样，使国际比较利益得到了有效利用，改善了世界福利。但也应看到，跨国并购的某些行为并不能提高效率，尤其是所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市场结构可能引发限制性的商业活动，并助长低效率，而跨国公司却赚得并非出自高效率的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管制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是与美国管制理论的变化分不开的。以博克、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特别反对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规模上的干预，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因此，对企业合并的分析重点应从市场结构转向经济效益，并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和是否干预企业合并的依据。此外，一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美国青年学者也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这种帮助能够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就会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政府还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防止外国竞争挤占本国国内市场。如今，效率分析在反垄断审查中的势力已大于结构分析。

三、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

在美国，由于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一）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并购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二）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是自由的。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而总统有权根据“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禁止任何外国人对从事州际商务的美国企业实行吞并、取得或接管。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对通讯、金融、原子能等行业也有限制。

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在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的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西方国家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加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购与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通过《反垄断法》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既能做到遵守WTO规则，又能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充分吸引外资，又能控制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这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的理性选择。

2．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完善的中国并购审查法律体系有助于克服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遏制民族工业、垄断国内市场等负面效应。对认定跨国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应设立专门的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

3．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我国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有必要出台以下限制措施。（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

4．应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非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6．合理确定股权定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最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是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的收购。由于可供参照的价格少，转让的透明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可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由于我国评估业在无形资产评估方面的技术、能力与国际上的差距，国有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会相当严重。因此，如何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完善、全面的股权市场，是一个重大课题。

7．要建立服务型理性政府。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逐步过渡到投资保护、投资指导、投资监管及提供服务为主。政府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外交渠道，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信息系统，为企业提供搜集投资环境、国别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并利用外交手段促进和保护境外投资，为企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便利。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走出去”没有监管不行，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参考文献：

［1］胡景岩，王晓红．跨国公司发展与战略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231．

［2］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2－383．

［3］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185－186．

国家经济论文篇2

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

据估计，目前仅东盟五国(不包括文莱)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实力由此可见。 一 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形成大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东南亚地区的原住民普遍轻视商品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从事这类经济活动的角色一般都是华侨。他们活动于东南亚地区的城乡之间，在长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积累了资本，其中有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本，以为华商提供融通资金，适应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的需要。

二战后，殖民主义经济在东南亚崩溃，刚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由于资本贫乏，不得不借助已经成长起来的华人金融资本来发展民族经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金融资本因此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形成和发展(1)过程中，有些华人金融集团通过与当地民族金融资本或外国金融资本相结合、与当地上层人物相结合的方式，使资本得到稳定的增长和积聚，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金融集团。如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就是因与印尼政府首脑苏哈托家族结合而发展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也因与马来人的国家资本及政治家有密切联系方形成今天局面。在泰国，华人金融集团与王室、政界关系密切，是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集团的要员出任政界，从政界引退后，又重返金融任要职，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 东南亚各国华人金融集团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情况不尽一致，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一)东南亚华人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正常积累主要来自当地，而且主要用于当地进行扩大再投资。因此无论就其长期历史形成过程或就其内容实质来分析，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都是东南亚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甚至是主体组成部分。

(二)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在政治上普遍依存于当地的军人、王室及政府，凭借与各国国家资本的结合，在服从并服务于该地区民族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该地区连续不断的排华反华浪潮中，这些华人金融集团不但依旧能生存，而且发展得相当迅速。

(三)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多数与欧美日等外资有密切关系，得到外国资本扶持，与外国银行合资设立跨国金融公司，结成资金网络，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并收买海外金融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扩及欧亚美，在世界金融巨子之列中享有一定的国际地位。

(四)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大多具有浓厚的传统的家族、宗族、帮派色彩，但经营方式有所改进。金融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分开，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组织起股份有限公司，请专家管理，自动化程度较高，活力很强。 三 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资金雄厚，业务广泛，拥有一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世人所注目，是东南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这么 说，战后东南亚各国经济建设的每一个成就几乎都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相对原住民的私营民族金融资本而言，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要强大一些，或者说强大得多。如泰国以盘谷银行为首的6家华资商业银行1982年总资产额为2092亿铢，约占当年泰国商业银行总资产额(3280亿铢)的63%。印尼80年代时华人资本与原住民私营民族资本之比为2.5：l。

可见在东南亚的金融领域中，华人金融集团占有一定优势，而且是明显的优势。 但是从整个东南亚金融经济来看，华人金融集团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作为东南亚民族金融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金融集团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该地区金融的主宰者和支配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根据1981年对全国最主要的70家银行的统计，总资产为12万亿盾，其中国营银行占85%，外国银行占6.5%，私营银行占8.5%。华人银行只占私营银行的一部分。

说明在印度尼西亚，国家金融命脉仍为国家资本所控制。在东南亚其它各国，华人金融资本在整个金融经济中所占比重尽管高低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国家金融资本才是控制东南亚各国金融的主要力量。 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出于血浓于水的民族亲缘关系，在捐助中国家乡建设和投资大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

国家经济论文篇3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通过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来予以实施。这些组织和机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这一重要的有机体。目前，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调控系统。第二，决策系统。第三，信息系统。第四，管理系统。第五，监督系统。

二、国家审计的本质和显著特征

（一）国家审计的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审计是一种具备独立性的经济监督和控制行为，是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经济权力、法律权力的监督。

（二）国家审计的特征

国家审计主要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独立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第二，专职人员或者专门的机构是审计的主体。第三，审计经济责任的履行者或者承担者是国家审计客体。第四，其客体的经济财务状况是审计的主要对象。第五，经济鉴证、经济监督和经济评价是国家审计得主要职能。经济监督是国家审计得基本职能。第六，审查、签证、评价企业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是国家审计的主要目标。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家审计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的价值

国家审计机关属于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行政的机构，它专门负责国家经济的监督，是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监督相对应其他经济监督部门层次更高、内容更为广泛、综合性更加强，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超脱的监督关系。国家审计监督是由审计人、立法机关或者政府组成的委托人、部门或者单位（被审计人）组成的三方关系。这种三方面关系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被审计人的经济活动中，不会涉及到利益关系，有利于审计人超脱地位的形成，显著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比如：税务部门是税务监督的监督者，单位或者企业是被监督方，税务部门通过制定、执行相关税务法律法规，征收纳税单位或者企业的税款，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当审计涉及到税收相关问题的时候，审计部门参照税务法对被审计人（企业或单位）进行纳税监督和检查。这一过程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征税纳税的具体活动中，并及时将审计意见报告给委托人或者授权人。

2．权威的监督效力。审计监督可以对经济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监督权力，其他监督部门不具备这种权力和职能。专业经济监督不能够监督与自身相关的经济活动。比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或执行市场管理条例、法规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税务部门、银行等其他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然而，审计部门既可以监督所有经济活动，也可以监督其他相关监督部门，从而有效确保其他监督部门正确使用监督权力，有效避免了监督权力的滥用。

3．法定的监督地位。国家审计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我国1995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审计法实施条例》均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监督权限和职责。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是受干部管理部门委托，有权对国有企业领导进行严格的经济责任相关审计，并把审计结果作为企业领导干部升职或者贬值的重要参考。

4．广泛的监督范围。专业的经济监督部门的审计监督范围和内容主要取决于委托人或者授权人的实际需要。因而，在国家宏观经济监督中，国家审计更能够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广泛范围，实施全面、系统、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预算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家审计是为了满足国家预算管理相关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本质意义上来看，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预算管理。认真了解和分析当前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审计是国家顺利开展预算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国家预算管理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国家预算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第一，预算编制。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预算。第三，预算执行环节。第四，决算草案的编制。第五，预算监督环节。第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决算等。我国现行《预算法》和《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审计在国家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预算工作进行监督和审计，是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不断深化间接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力武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具体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三种。我国财政、金融部门均拥有大量财政和信贷资金。这些财政和信贷资金是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家审计机关则负责审计和监督财政、金融等其他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资金，从而确保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实施。审计监督是目前层次最高的一种综合性经济监督，确保国家宏观调控相关政策认真贯彻并有效执行是其核心任务。因此，审计监督为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审计主要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规范我国财政及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第二，建立并完善经济秩序。第三，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通过有效的审计和监督，一方面可以严查违反经济法规的不法行为，确保我国国家政令有效统一，另方面，还可以立足于审计结果为宏观经济管理提出可行的建议或意见，从而为政府相关经济决策可提供可靠依据，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3．国家权力制约体系的核心内容。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监督。第二，国家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监督。第三，检查机关实施的党纪监督。第四，社会大众舆论监督。第五，检察机关实施的检察监督。第六，人民法院实施的审判监督。第七，行政检查机关实施的检查监督等。审计监督凭借其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成为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中最具代表的一种监督。众所周知，依法治权的核心在于有效制约财政权力。因此，要想建立并完善国家相关权力制约体系，必须不断加强并完善国家财政权力相关机制。国家审计作为我国综合经济监督的最高层次，有效实现人民经济管理权力是其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监督与制约职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制约和监督财政审计的财力征收和分配，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第二，制约和监督固定资产投资与行政事业的审计工作，有效提升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第三，监督并制约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决策权，确保决策权力的有效使用，有利于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第四，监督并制约金融资金相关运作，从而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率。

国家经济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新经济时代大市场新型企业企业家经济特点运作塑造平行挑战

21世纪是一个新经济时代，它催生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和新的企业管理。2o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重要主题，就是新企业、新领导。中国要在新的世纪向新经济时代迈进，必须全面和充分认识新经济时代的新式企业经营管理，并依据其内容、特点及要求培育和塑造新型企业家。

1．快速适应、创造和过渡式的经营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产品和市场变化非常快，企业在变化无常的条件下生存，这要求企业快速适应。虽然发达的信息系统和互联网，使企业的快速适应具有技术基础，但是这对企业家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信息量很大，而且许多信息还可能充满矛盾，会使企业无所适从。这就要求企业家对信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有透彻的分析能力，能够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是，在高度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条件下，企业要保持与众不同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经营方式，都会通过信息网络迅速地传递出去，迅速被模仿和被利用。这就要求企业家把适应与创造统一起来，而且要使这种统一成为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要求企业家敢于冒险投资和积极创业，又善于适当地控制和化解风险。德国贝本豪森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夫·贝尔特拉姆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不能维系长久的时代。我们今天拥有的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具有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之后将出现什么。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也一样，很少会有一个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也不清楚以后会出现什么，会演变成为什么。这就需要实行过渡式的管理。所谓过渡式的管理，就是不把现成的作为确定的来管理，不维持现状，主动改变现实存在，不断开拓和创造未来。但是，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和维持企业的组织和秩序，而秩序又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和确定的。这就给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把变动与秩序统一起来，使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建立和维持秩序，在建立和维持秩序中进行变革和创造。

2．战略伙伴关系、舍伙经营和集体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企业与供应商和用户的关系，一方面是大大地拉近了，似乎是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可以直接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复杂化了，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混合关系。这种既直接又复杂的关系，要求企业既不以自己为创世主，也不以消费者或用户为上帝，而是平等相待；既充分尊重、理解和服务用户．又充分掌握主动权，发现和创造需求，以发展全新的事业。企业家以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企业发展为根本使命。这其实就是要求企业家在用户、供应商各方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发达的互联网联系，不仅给供应商和用户提供了选择的巨大空间和余地，而且企业自己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但是，伙伴关系需要维系，要有稳定性。而稳定与选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企业家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伙关系，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往往是由买卖的合作关系转变和发展成经营的合伙关系，实行合伙经营。与用户之间的合伙关系也往往包括合伙经营的内容，对于用户来说，企业的先销售后生产就是参与生产经营。不仅资本所有者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而且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问也是合伙经营关系，甚至连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伙经营关系，员工也参与经营。这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要求和挑战，即既要实行基于权力不对称的控制和监督，又要实行权力平等的合伙经营。

企业的这种复杂、不确定但又必须相对稳定的合伙经营关系，需要实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管理”：这里所说的集体管理不同于我国现实存在的那种名义上是集体决策和个人负责而实际上往往是个人决策和大家不负责的所谓集体管理。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集体管理，其实质是战略伙伴的集体管理，它的主要特点是超越于一般的分工协作关系，实行基于和超越专业的全局管理和协同管理。美国学者马西娅·维克斯说，21世纪的首席财务官应该是战略家、交际家、商人和金融家，还应该是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的专家：该杂志同期发表安迪·莱因哈特题为“从机房主管到显赫角色”的文章。文章说首席网络官不仅负责管理信息系统，制定长期的信息战略，而且还要创建并管理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电子商业关系网。只有这样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网络官，才真正是首席执行官的战略伙伴，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集体管理。

3．水平式、移动性和模糊化的经营管理

在旧经济时代里，企业生活在垂直的世界里；而在新经济时代，企业生活在平行的世界里。这对企业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既要按照平行的组织和方式运作，又要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公司。虽然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此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是企业家自己还必须具有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并要求企业家塑造相应的企业文化。同时，与水平式的企业组织相适应，企业家必须实行移动式的管理。努斯鲍姆说，未来公司的总部可能设在飞机上。即使现在，首席执行官在飞机上办公的时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会议越来越多在机场举行，头等舱和公务舱被当做办公室。从无形的角度看，则是交流式管理。实行交流式的管理，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要求，要求企业家在与员工进行广泛的交流中实现管理。这要有更高的境界、技巧和艺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发表文章指出，信息革命的实质是改变各种关系，并模糊、重新设定或消除时间和空间的内部界限。例如，“此处”与“彼处”的界限，“国内”与“国外”的界限．“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强大力量与软弱力量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或将开始消除，或不再明显。这需要企业进行模糊化经营管理。它对企业家来说，是一项新的任务。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必须要有区分和界限，没有“我们”与“他们”、“此处”与“彼此”、“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就无法进行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这种种界限。

4．包容性大市场经营和生态化环境经营

在新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的商品，不限于有形商品，也不限于技术、专利、商标和品牌等无形资产，进入市场交易的还有信息、知识、创意、理念等要素，因而是前所未有的大市场，是我们以往难以理解的大市场。不仅如此，这样的大市场还包含着看似矛盾和冲突的内容。这就需要企业家有广阔的视野，要善于从看似矛盾和冲突的东西背后发现其统一的基础，善于发现统一的方式，要有实现这种统一的操作能力。总之，要有驾御包容性大市场经营的能力。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要求企业把经营与环境联系起来。目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环境工作已经与财务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市场活动能力并列，成为企业的竞争力之一。尽管经济、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为环境经营创造和奠定了基础，但是企业的环境经营仍然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企业家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环境风险，对企业的环境影响提出预测；其次，要求企业家根据新的经济标准，建立和实行环境会计；再次，要善于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解决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如此，在新经济时代，还要求企业内部组织环境的生态化，以及与供应商和用户关系的生态化，要求企业家实行生态化的组织和经营管理。

5．知识经济的经营管理

新经济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以高科技知识为主导，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时代。21世纪的企业将通过创造知识赚钱。这就要求企业实行知识经营管理。知识不同于物质，物质是有形的和确定的，看得见和摸j导着，而知识是无形的和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的边界，看不见和摸不着；知识具有传播性、共享性和公益性，其使用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排斥私人占有。如果说物质经济是看得见的、明确的和私人性的经济，那么知识经济就可以说是看不见的、模糊的和公共性的经济。尼尔·格罗斯指出，知识运动正在彻底打乱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组织机构。知识经营管理根本不同于物质经营管理，既有比物质经营管理广阔和深远得多的存在空间和发展余地，又要比物质经营管理困难得多，要把各种不同的知识统一起来配置和经营，要使知识得到充分的经济利用；要管理活的、千姿百态和变化万千的知识，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企业家具备更高的知识和能力。

6．人本化、个性化和人格化经营管理

如果说旧经济时代是以物为本的经济时代，那么新经济时代就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的，是人本经济。在新的经济时代，企业通过创造知识赚钱，创造性的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企业必须实行人本化经营管理。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根本不同于以物为本的经营管理，人有欲望和本能，人有意愿和意志，人有思想和意识，人有情感和情绪，人要求独立和自由，人也要求相互帮助和支持，等等。以物为本的经营管理，可以不考虑或很少考虑人的这些内涵、特性和要求，但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就必须充分考虑、合理解决和有效满足这些要求。

人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密切相关，社会化越发展个性化就越充分。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人的社会化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条件，因而在使人的社会化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使个性化充分发展。新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个性化的时代，除了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及其个性化的定制生产供给外，主要是员工的个性化。尼尔·格罗斯说，伟大的思想都来自独特的个人，这些人不倾向于协同工作。最有雄心壮志的人员——不妨把他们比作鹰——往往不愿意共同分享知识专长。但企业是一个团队，必须进行合作，要让鹰按队形飞行。这就需要企业学会个性化经营管理，这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实行人本化和个性化的经营管理，其实质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经营管理。以物为本的管理，是把劳动者作为单纯的生产手段，或者说是把人作为物来经营和管理。人力资本管理虽然使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能力资本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是仍然受以物为本的束缚和限制。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就必须实行人格化经营管理。人格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同时，人格化经营管理还会使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既具体化，又简单化。超级秘书网

“人”的概念是既高度抽象，又非常复杂。而人格是具体的，欲求、动机、思想、情感、灵魂、知识、能力、道德和品行等都包含在人格中，但又有明确和统一的结构，因此是简单的。所以，人格化经营管理可以使复杂的人本化和个性化经营管理简单化，这符合经营管理的便利和有效原则。这方面，虽然中西方实业界已经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尤其是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大多数人还不适应和不合格，经常“颠三倒四”和“忘情负义”，更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还是处于白发性和经验性的阶段。

7．超权和全球性本地化经营管理

国家经济论文篇5

一、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方法。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et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et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et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1]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

上述几种治理机制对于完善英、美等欧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人文、法律环境的不同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之有较多差异，但是就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言，仍对我国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

国家经济论文篇6

我们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握事物的历史。对经济法历史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法的未来走向有较为正确的判断，也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本质。霍姆斯曾指出:“对于了解法律是什么而言，法律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1］笔者认为，分析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及定义角度入手。

1．1关于经济法形成的几种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国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古代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就出现了经济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法”。此观点认为国家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经济法，但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济法才成为独立的法律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原始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济法的形成是国家原始干预法律化的结果，但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力量的兴起，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3］23－24。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垄断使竞争环境恶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法律迥然不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便是经济法。”［4］笔者认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在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作为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楚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具体关系。

1．2经济法的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企业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西方学者对经济法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明确了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观点:“国家协调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需要国家干预说”以及“国家调节说”。笔者认为，尽管以上各学说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这些学说拥有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目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可以得出，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则产生了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干预需求，有了干预的需求后便由国家进行干预供给，而国家进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2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早出现在国家形成初期。“早在古代国家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称之为原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伴随着野蛮与残酷。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增加国家财富、缓解社会矛盾，对土地、税收、交易等进行干预。譬如，从我国古代的田赋制度和中世纪之前的西欧庄园经济可以看出国家为保障其存续而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强烈干预。”［5］此时的经济法律制度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古代经济法的形成便是源于国家对经济的原始干预。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已经从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律、法规［6］。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已经由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积极干预向消极干预转变。消极干预并不代表不干预，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先河，斯密认为:“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7］政府无需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发展。斯密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也没绝对一概排斥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使得市场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消极干预时期，但是关于对外贸易、关税和社会劳动保障的经济立法均得到发展。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后，于1881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于188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医疗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倡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国家干预，预示着国家干预经济将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国家干预经济立法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8］60。我们所研究的现代经济法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和完善的，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先后受到了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理论的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竞争愈发激烈，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对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9］。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的态势，并由此形成了对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否定。形成这种态势是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从充分就业一直到普遍大量失业的不稳定状态，典型的就业水平大都是远远低于充分就业，非充分就业就是正常状态，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非自愿性的失业是长期存在的。”［8］61为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凯恩斯极力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加强投资，运用财政赤字，鼓励奢侈消费及国民经济军事化等措施，以便于增加“有效需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呈现出全面干预的特点，促使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譬如，美国颁布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德国颁布的《钾矿业法》、《煤炭经济法》;法国颁布的《公司法》、《对外贸易法》。这些经济法规充分体现了经济和法律的融合，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认同。

3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是将国家意志深入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物质关系领域，并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范围［10］63，简言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3．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市场主体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经济法对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以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其他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对经济个体的内部的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今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实行干预在许多国家已达成共识，同时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国家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有效干预。此外，由于所有权的社会目的而导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决定了需要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干预。

3．2市场秩序调控关系

市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交换和社会分工是市场出现的前提条件。李昌麒教授认为:“市场秩序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习俗惯例的总和，以公开、公正、公平为目标，旨在保障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经济状态。”［3］333市场秩序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非正常的状态便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引起的，市场失灵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前提，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界限。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产品等都是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因此，反垄断关系、反不正当竞争关系、反限制竞争关系、产品质量关系等均被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市场关系范围内。

3．3宏观调控关系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市场机制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调节机能，因此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需要运用经济法。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调控。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实现产业结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的优化配置，为产业优化升级奠定基础。通过对产业结构、区域、组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②计划调控。计划调控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有突出表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计划法的地位虽有所变化，但是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③投资调控。国家运用各种方式，对投资主体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调控，确保产业结构的合理。④财税调控。财税调控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税调控可以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国家税收是财政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税种、合理的税率，调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发展。⑤金融调控。金融调节对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具有调控作用。

3．4社会分配关系

经济法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环节而出现的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10］69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再次分配是受基本经济规律的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在社会分配中需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国家从全局利益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活动。以上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133在这个定义中表明了经济法的内涵即国家干预，同时也表明了经济法的外延就是需要干预的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说来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4经济法在实现国家干预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4．1关于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李昌麒教授指出，国家如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如何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我国经济法必须要妥善处理的两个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会对我国经济法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既要干预市场也要干预政府［11］126。市场失灵主要以市场不完全、市场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公共产品和经济周期等为表现形式。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运用国家公权力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法律，与民法和行政法相比较而言，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经济法作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既具有公法性质也具有私法性质，可以在私权方面对市场主体进行限制;第二，经济法可以直接改变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的利益结构;第三，经济法比民法和行政法更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民法和行政法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面临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以适度干预为准则，政府不得超越干预的必要限度，以便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进行干预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4．2关于政府失灵

国家干预法治化的最大障碍便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能会出现过度干预、干预不到位和干预不起作用的情况。政府失灵会使干预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从而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进而加深市场缺陷问题。需要制定一套法定程序和原则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看得见的手’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看得见的手’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看得见的手’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12］

4．3国家干预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干预为什么要法治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在市场体制中，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坚持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才能维护市场中私权主体的形式公平;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有利于保障民众的权利;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可以规范政府的行为，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当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手段可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笔者认为，“应强调国家干预手段法治化，将具体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化，法律成为干预手段最终表现形式，且被人们所普遍遵守”［5］。

5结语

国家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世界历史状况和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论断。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缺乏从世界历史性的整体高度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缺憾。本文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某些有益方面作些尝试，以求教于各位学仁。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观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基础。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指出，由于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处在现代劳动环境和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农村公社通过俄国革命能够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得到及时帮助，实现先进文明成果和落后生产方的跨时空融合那么俄国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只要得到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先进文明成果的灌输、并运用这种成果对国内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改造，那么，它们就可以在世界历史的既有范围内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这是因为:随着巧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探讨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不仅要从本国生产方式的实际出发，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2、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又一理论基拙。20世纪初，列宁在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了绝对规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矛盾构成了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由此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作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可以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乏针对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者的论调，他深刻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是因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某一民族国家可以首先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通过经济建设和文化技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水平。

3、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接近起来。共产国际二大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虽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三大指出，随着世界历史时代进人帝国主义时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一定会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明确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同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伟大的划时代的斗争有着直接的联系。’，逻这是因为:一战以后国际形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内部结构的变化.使得“幅员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变成了无法扑灭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策源地”。也就是说，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把本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整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便革命能够突破自身的发展阶段从而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迈进。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涵

1、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革命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人侵，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华民族要赢得独立。中国社会要获得自主发展，首先必须推翻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作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共二大虽然将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但遗憾的是、二大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将两者的关系予以科学的阐述，却走上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歧途。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多次指出，从中国发展的实际看，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因此，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2，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正确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吻七大期间，他明确提出了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提出要反对党内出现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已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3、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不相同的，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甸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性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性质既不是“新资本主义”，也不是“农业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状况出发，阐明了中国只有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制定和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肯定新中国建立后将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共同纲领》中不写人社会主义的前途，既不是一时的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为了避免急躁地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当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不同的范围内多次强调，中国要进人社会主义，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价值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理论。马克思经典作家曾根据人类生产方式的演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高度，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但是，这里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是从世界历史性的高度得出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具体模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既没有脱离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没有脱离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而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世界特定的环境的有机结合的理论产物。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它属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过渡阶段;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来看，它属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过渡阶段。它既不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范畴，而是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双重特征，是相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言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虽然新民主主义论多次提到它仅仅是一种过渡形态，但更多地是把它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强调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如何从具体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如前所述，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明确指出，某一民族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刻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该民族国家的自身历史条件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然而.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往往注意的是对中国历史国情的分析，而忽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对中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内在制约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其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十分注重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突出强调十月革命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作用，自始至终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世界革命的发展形势结合起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又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选择。它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选取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作用。

国家经济论文篇8

《女性主义经济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季刊，每年4期，但期数并不固定。杂志比较固定的栏目有“原创论文”、“书评”、“信息公告”（会议、获奖、论文要求、研究计划公告），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栏目，如“对话”等。该杂志有印刷版与电子版。其主编为戴安娜・斯特拉斯曼，副主编共25位，其中美国17位，英国5位，加拿大1位，荷兰1位，印度1位，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其享有盛誉的编委会共41名成员，集合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包括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和其他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具体构成为：美国23位，挪威2位，意大利1位，西班牙1位，加纳1位，巴西1位，英国2位，阿根廷/墨西哥1位，澳大利亚1位，瑞典2位，加拿大2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位，荷兰1位，马来西亚1位，智利1位。其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在杂志的办刊方向、栏目设计、议题选择以及文章筛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杂志的学术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本国际性的权威学术杂志，所投稿件的语言可为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如果以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提交的论文被编辑部录用，还需提供一份论文的英文翻译稿。其所有文章都实行同行评审，论文录用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论文要在充分阅读、研究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完成；语言宜清晰简练，通俗易懂，必须适应杂志宽泛的国际读者群；论文要以创新的方式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其观点要对女性主义经济学有重要贡献。[1]《女性主义经济学》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以及主题方面的重要性曾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3]2005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最优秀的妇女研究期刊中排名第二位，依照汤普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175个经济学期刊中，它排名第二十位。其排名高于有着长久历史的著名经济学杂志，如《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世界发展》和《经济学杂志》，它也仅比美国的经济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低5位。[4]目前，这本杂志在世界五千多个图书馆和机构可以看到，有大约600个个人订户，且半数以上的读者和机构订户生活在美国之外。[5]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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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论文篇9

近30年来，国内出版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十三万余种，码洋6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会评价更多是用定性方法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出版社的学术评价研究正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变为定量分析。苏新宁等基于CSSCI的引文数据对高校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雷二庆基于期刊引文计量分析对中文科技图书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分析各专业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孙宇、武士华应用h指数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方法简单，但效果良好。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以CSSCI(2000-2007)的引文频次作为原始数据，统计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而得到所属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从中选取被引频次前100名的国内出版社进行分析，最终对国内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并为学者出版及选择经济学研究资料提供参考。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该社被引频次11279次，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出版社，并是四家被引超过万次的出版社之一。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例如《货币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以自由看待发展》《财政学》《计量经济学》。这些图书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被引频次较多。 

国家经济论文篇10

区域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问：未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将以何种形式进行？近期研究方向是关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