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范文10篇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罪犯隐私权公民知情权社区矫正利益平衡一．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看其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中，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试点工作中“专门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街道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民间组织”：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般意义来讲民间组织是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总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高校优秀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中，包括了公检法三机关，似乎我们可以把社区矫正定义为一种执法行为，但是我们在各个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这些规定很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机关处于配合辅助地位。这样的规定我们从中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如我们想的那样，它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司法机关配合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形势下，社区矫正应该是行政性质的。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上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语是行政，司法是行政的定语，它表明这个机关的设置主要是管理行政性质的司法工作。其次，司法行政机关是设置的各级人民政府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最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处于组织负责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是行政工作的性质，否则其设置在根本上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成功的实行需要借助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的经验，在英美等一些国家，甚至由社会团体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这也正体现下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即将罪犯放入社会，依靠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矫正。既然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在整个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自然其对社区矫正性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是没有执行刑罚的权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行政行为。二、从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看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它是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将行政信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以上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民主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作为行政行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信息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呢？从公开原则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行政信息的公开范围采取的是排除法，只要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都应该或者可以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区矫正中罪犯的隐私是否属于上述三种不应公开的范围。

国家机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信息、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罪犯的隐私不属于以上两者。个人隐私权中是否包括罪犯的隐私权？罪犯的隐私权是否应该作为行政信息予以公开。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梁彗星和廖新仲在《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一文中从隐私自身揭示的内涵、外延出发，将隐私分为如下几个内容：“（1）严重的违法隐私行为，如重婚行为；（2）一般违法或严重违背道德行为，如婚外性行为；（3）轻微违法行为，如一般的侮骂他人的行为；（4）一般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行为；（5）法不调整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6）合法的隐私行为。其中，第（3）至（6）项即隐私权的客体。如果用公式来表达的话，隐私权的客体=合法的隐私+法不调整的隐私+一般违规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在市民社会中虽是不可告人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仍应将其作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个人的信息、私人的活动虽然有不被他人知悉和窥视的权利，但是一旦该信息和活动是一般的以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时就不属于隐私权的客体，不应该受到保护。

本文中所说的罪犯隐私权主要是指罪犯的犯罪经历，即对在社区中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的身分进行保密，对其罪行不予公开。很明显，罪犯的隐私权并不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而其是否属于沃伦和波兰戴斯定义的个人隐私的范围，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他们认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的第三项前有“不合理”的限制，对于此处“不合理”的解释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社区公众对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的罪犯的身份和其所犯罪行有知情权。三、从现行法律制度看“罪犯”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法第四十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罪犯的隐私权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以保护。这一方面是从刑罚的一般预防考虑，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刻的了解，进行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而且可以平复被害人的伤痛，使其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刑事案件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会吸引很多公民的注意，因此对罪犯的隐私权的放弃可以满足人们对知情权的需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允许群众的参与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同时可以对罪犯进行多方面的帮助，如：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这样可以减轻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对罪犯的改造又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对群众进行了法制教育，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让群众参加到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的改造中来，是我们走群众路线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四、从法益保护来看社区矫正中公民知情权与罪犯隐私权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侵犯。可见，一个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对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权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我国学者提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立法和理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即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的某些隐私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秩序所建立的或认可的社会关系。犯罪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正是和“政治生活发生了联系”，因而，犯罪就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法益概念是上个世纪法学界提出来的，对法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益泛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而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而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简单地说，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涉及范围极广，它包括了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就存在利益衡量问题。对于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所代表的一般要大于个人利益，他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总和，涉及范围广；当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涉及个人生命等根本权利时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分高下时，对两者的衡量应从多角度具体考量。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是否予以保护，直接涉及社区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公共利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社区中公民的利益，而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处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它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按照上面姜明安教授给出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分析。显然，从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到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公民的知情权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它所代表的利益要高于罪犯的隐私。因此从法益的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应侧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结语: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人权思想在我国行刑方式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从大处着眼，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偏重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必然要放弃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更大的利益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和法的基本价值要求的，并不是对罪犯人权的忽视。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罪犯的人权，在执行过程中对其隐私权的放弃并不会改变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参考文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2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性功能。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垮台，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权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1.进行充分的具有亲近感的意见交流。充分地交换意见，这对矛盾双方没有任何害处，只会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只会有助于寻求矛盾的解决。现代交通、通讯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见、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变得十分容易。首脑之间互通电话、工作会晤、信函往来以及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穿梭往返，都已相当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现更有新意。现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说，这表明广开交换意见的渠道具有极大的潜力。

2.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多种形式的接触。现代国家间关系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侧面。特别尖锐化的矛盾与冲突仅仅是其中某个侧面，不以某个侧面发生障碍而阻断其它侧面的接触、联系与合作，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样做不仅可以把某个侧面的矛盾冲突激化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可以利用其它侧面的关系来制约正在激化的那个侧面，甚至作为一种补偿，使双方找到利益的接近点。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3.充分发挥影响对方公众情绪的能力。当今世界，一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情绪的驱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部门能获得的信息，普通的国内公众极大部分都能得到，情报信息的透明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强。这种公众情绪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就会建立起影响政府外交行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响对方国内的公众情绪，已成为现代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多年前，美国媒体一度几乎一无例外地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声，成篇累牍，无休无止。扭转美国媒体的态度，成了中国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影响美国媒体转向、降温。“取信于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和因特网，充分利用对方的信息手段同国外公众和机构对话，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报和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能力。为此，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们具有良好的理论造诣和专业才能，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及时地利用国外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向对方公众传递情报和信息，赢得对方公众的支持。现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国不能影响甲国的公众情绪，将会最终失去对甲国政府的影响能力；如果乙国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旦爆发危机和紧急情况，就等于在对方公众层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恶化的“防火墙”。也就是说，影响对方公众情绪是预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性功能。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经济安全审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直接投资（FDI）迅猛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球吸引FDI连续第5年呈增长态势。2007年全球FDI增长30%达18330亿美元，超过2000年的高峰，全球跨境并购仍然是2007年吸收FDI增长的主要原因【1】。2007年，在吸引外国绿地投资项目的数量方面，中国以1176个项目排在第一位【2】。2008年，因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而产生金融市场动荡以及世界经济下滑，发达国家货币和债务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危机，并购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贸发会议对世界投资的预期，中期内FDI仍呈增长趋势，但跨国公司投资计划将比2007年更为谨慎【3】。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资并购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投资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危及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尽管我国《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购规定》）中涉及“经济安全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也提出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此外，《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对外资并购的产业准入进行比较合理地调控【4】，但总体而言现行法律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相对简单，缺乏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加之，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因此，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便显得重要而迫切。笔者谨就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规定及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的思考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及法律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稳定增长，巨大的市场、廉价的成本、宽松的政策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并购（M&A）【5】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6】。然而，在2002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对外资并购持谨慎态度，采取严格的审核制度。之后，随着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外资并购市场的开放，2002年《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A股市场的大门被打开，2005年、2006年掀起了外资并购的浪潮。2006年中国商务部和证监会等五部门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开放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大门，而后颁布的《并购规定》中首次确认换股并购（ShareSwap）的交易模式,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扩宽了渠道和手段。

作为我国规范外商投资准入行业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1995年颁布的《指导目录》，历经了1997、2001、2004、2007四次修订，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与方式的变化。其中《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反映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变化：鼓励类条目数量大幅增加；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调整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持谨慎开放的态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特点日益明显：斩首式并购【7】、控股性并购加强、行业性并购、并购主体具有市场优势的跨国企业明显增加。外资并购过程中，许多知名民族品牌的消失、国家资产的流失以及外资行业垄断的威胁，人们日益关注外资并购国内优质企业可能导致行业垄断以及危及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不少人担心外资的恶意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提议建立类似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方面。

2006年，国家六部委修订的《并购规定》第12条【8】，2008年8月1日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9】，设置了类似于美国所谓的“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10】的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开始对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二）外资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的思考

中国作为消费型大国的特点及经济持续强势，日趋成熟的法律环境，吸引了跨国机构的逐利目光。2005年起，国际并购大腕们从容不迫地收购我们的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消费品、基础材料、机械以及食品酒类等领域的优良或不良资产，部分产业已出现被外资垄断的倾向。其中，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和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引起了社会对外资并购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外资并购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探讨。

1、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11】、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12】及引发法律思考

2005年10月25日，徐工集团与凯雷徐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雷徐工）签订《股权买卖和股本认购协议》与《合资合同》，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凯雷徐工将持有徐工机械85%的股权。该方案在向商务部报批过程中，凯雷针对中国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发动的“斩首”行动引起中国财经界的警觉【13】。迄今为止该并购方案尚未通过商务部的审批，凯雷并购徐工案也成为外资并购政策的一个风向标。【14】

该案引起国人对几个问题的关注：第一、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为最优价格，竞价高是否是最佳并购方案？第二、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有贱卖国有资产之嫌？第三、徐工卖给财务投资者对徐工的未来发展是否有利？第四、装备制造业是为其他行业提供母机和装备的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徐工机械作为外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如果被凯雷控股，是否会威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

相较徐工并购案而言，2003年商务部批准的索尼收购成都索贝的方案【15】，此次收购的成功引起以行业内的质疑和担忧，因为该案已经对中国的广电产业带来实质上的隐患，涉及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理由如下：⑴产业安全问题。索尼收购索贝的意图，显然是因为我国企业非线性技术的发展对其技术优势地位的巨大冲击。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⑵信息安全问题。广电产业是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的设备和集成服务完全被外国厂商垄断，那么对中国广电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带来隐患。

从法律角度思考，此类问题可归结为：“产业安全”是否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需要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究竟是“经济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审查能够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呢？

2、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涵义的解读

《并购规定》第12条中出现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术语，《反垄断法》第31条中出现了“国家安全”的术语，而学术界大多数将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解读为经济安全审查。

“经济安全”的概念最早源于1980年日本《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归纳成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外国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可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把握。从内部机制而言，国内要有一个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效地运行，杜绝发生经济崩溃的危险；从外部环境看，能够保证本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不受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组织力量的威胁与控制，并且有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冲击等方面的能力。简言之，国家经济安全应是指国家经济领域中重大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状态。【16】相较而言，“国家安全”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传统的国防、军事安全，也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

据此，产业安全应包含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范围内，而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故产业安全也包含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从保护国家安全与有效利用外资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对两者进行区分以及准确界定。《并购规定》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考虑，不仅仅限于经济安全，在审查时可以将国防、军事安全的考量因素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因此，根据立法目的将其解释为国家安全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判断。

3、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争议及我见

各界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能否威胁国家安全，是否应当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存在争议。反对者主张无须单独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认为很多人持有的“泛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矫枉过正的典型，归纳起来理由如下：（1）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会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以及中国政府管理，并不会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更别论国家安全；（2）如果通过并购，外资形成垄断，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加以约束；（3）如果片面强调国家安全审查，则不利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17】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实质上混淆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两种制度的理论基础、目的以及价值取向。虽然针对外商的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实质上都对外资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但国家安全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原则，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土安全；而反垄断审查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立法目的是规制垄断和保护竞争，无法约束那些并未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却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减少对被并购企业研发部门的投入，削弱被并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被并购企业的品牌进行雪藏等，这些为政府无权涉足的方面【18】。尤其是对于境内关系国计民生或是对国防有影响的重要行业龙头企业，一旦被外资企业控制，极有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19】。但是，无论是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还是在并购成功后的经营过程中，只要外资企业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没有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即便存在危及行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我们也无法依据《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加以审查与监控，从而形成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因此，无论是出于法律完善的要求还是实践需要的考量，我国健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演变及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政策也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过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策现象”【20】出现时，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外资并购达到高潮，特别是在经历了“北旅并购案”和“江铃并购案”后，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政策；中国加入WTO后，考虑到入世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鼓励政策；近两年来，随着外资并购的不断增加，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加大，中国开始逐步对外资并购进行规范。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从放任自流、限制、鼓励到规范的过程。

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外资斩首并购和产业安全的担忧，特别是“凯雷并购徐工案”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国家相关部委在悄无声息中确立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原则。

在商务部审批徐工并购案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国务院于2006年2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规定【21】，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的保护立场。

2006年8月的《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向商务局进行申报”的措词相较于2003年4月12日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19条第2款“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商务部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做出报告”的措辞，由任意申报到强制申报的转变体现了我国立法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而第2款的规定表明了商务部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外资并购享有审查权。

2006年11月，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2007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企业国有产权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外资并购方作出了“受让方的受让行为不得违反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至此，“国家安全”的立法由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全国法律层面的高度，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立法部门日益关注国家安全问题。

（二）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

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外资并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但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1、缺乏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监管法律体系及战略意图不清晰，政策摇摆幅度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没有一部能统率外资并购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外资并购立法在不同效力层次与和规制领域上必然缺乏相互配合，缺乏体系性，并经常出现法律规范的相互冲突和无法可依的状况。2、外资并购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在涉及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是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以外，其余大多数是各个部委以“条例”、“实施细则”、“办法”、“规定”等名称出现的行政性法规、政府规章。3、政策不确定性大，朝令夕改。

2、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外资并购风险来自三个方面：资产造假、资产流失问题；产品、服务垄断问题；外资之间在中国境内的激烈竞争给中国产业造成损害。保证本国经济安全是引进外资不可逾越的前提。确保国家经济需要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预警体系，应包括反不正当竞争竞争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律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许可认证体系。

3、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的实施规则的缺失，不利于对外资并购中的负面效果的制约。

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尚不够全面，由于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现行的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最多只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应当对广泛的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军事安全进行审查。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行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区别以及在外资引进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在《反垄断法》中加以规定。但在《反垄断法》中“国家安全”的规定仅仅是概念的提出，尚未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亟待健全和完善。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一）确定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对外资并购本国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此价值取向通常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而有所变化。尽管各国具体做法有所差异，但总的趋势是，各国都承认与允许跨国并购，在鼓励和支持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防止本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各国对外资并购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加以一定限制。

在确定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立法价值取向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外资并购的特殊影响。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外资作为重要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在我国已经大量出现，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二是我国经济发育尚未成熟，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还相对较弱，民族工业还需适当保护。假如全面地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无限制无选择地引进外资，将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危及行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个不容忽略和回避的事实。因此，目前阶段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审慎对待外资并购这种投资方式。

1、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

我国在立法取向上应该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的今天，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作为各国的通行做法，有其重要意义。第一，外资并购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第二，外资并购不仅能够给被并购企业带来大量现金流量，而且有利于企业更新装备，提高技术水平；第三，外资并购可以使国内企业更快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被并购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分工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营销网络、技术等资源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是从其积极意义考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2、合理限制外资并购的范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并不表明对外资并购自由开放，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应当有限度，以防止和消除因外资并购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总结各国通行做法，各国对外资并购基本上都有限制性要求。以美国为例，虽然对外资并购采取开放政策，但实际上，美国对可能造成其市场过度集中、导致限制竞争，危及或可能危及其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是严厉禁止的。这些法律法规集中体现在《谢尔曼法》、《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以及《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的适用上。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在某些行业领域限制外资进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开放起步较晚，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建成，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外资并购的负面效果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此外，我国民族工业起步晚，缺乏足够的实力与跨国公司抗衡，外资的大肆入侵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只有对外资进行合理限制，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良好的产业结构，保护民族工业，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可见，合理限制外资并购是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必然要求。

（二）明确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性质与定位

笔者认为，要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必须首先在立法上解决以下问题：我们究竟应主张国家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抑或产业安全？对这三者如何界定与区别？其意义何在？国家经济安全与反垄断是否合一？国家安全审查应采用何种模式？

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及产业安全的界定，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三者的本质均是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分支，而产业安全应该归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从逻辑角度考虑，国家安全作为属概念，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作为种概念，若外资并购过程中涉及经济安全外的其他种概念，而我国立法中并未囊括，届时无论是扩大解释还是将其他情况纳入国际经济安全范围，一则违反逻辑关系，不符合法律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的要求；二则不利于保护本国利益，真正实现国家安全审查的价值。

当然，我们在强调国家安全审查的同时，应该避免对国家安全审查期望过高，不能过于夸大国家安全审查的作用。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中存在国有资产贱卖、税收流失、不公平关联交易、经济垄断行为、侵害被并购企业职工合法权益、民族品牌消失等问题，但这些现象的诊治是多个法律部门的共同课题，需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公司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并加强其可操作性，把上述现象一概归为外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不大合理。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具体制度的构想

为了妥善平衡外资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笔者建议我国成立类似于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处理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并完善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首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对《指导目录》进行相应修改，为“国家安全”所涉及的战略行业以及重点企业提供具体指引，避免行政裁量权的不当行使而对外资开放政策造成冲击。其次，或在《并购规定》或通过专门立法将经济审查机关、标准、期限、程序等重要因素予以明确，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到确定《指导目录》中具体哪些行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通常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涉及政策、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笔者在这里不加以论述，仅从法律角度就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涉及的重要因素加以探讨，如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机关、审查程序、救济途径。

1、明确界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

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最关键的是对外资的界定。各国普遍以投资者国籍的标准来区分，分别为设立地标准、资本来源地标准、实际控制主义标准。《并购规定》将外国投资者作了广义的理解，包括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并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采取实际控制原则【22】。笔者认为，我国对投资者国籍判断的标准以实际控制主义为主，兼顾设立地标准以及资本来源地标准。

外资并购主要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的形式而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兼并是指一公司企业将其他公司企业并入本企业，而使后者失去法人资格，即吸收合并，又称“全部收购”；收购是指一个公司企业通过购买其他公司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以实现对该公司企业的控制，而被收购公司企业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23】西方学者把企业兼并和收购简称为M&A（Merger&Acquisition），我国通常地将其译为并购或购并、兼并、收购、合并、并购（购并）等词语。《并购规定》在对“并购”行为进行阐述时，考虑到此前已经有立法对外国投资者兼并境内企业行为的规定，为了避免立法上的重复与冲突，仅对外资收购行为进行了约束。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的并购行为应该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行为。

2、细化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

《并购规定》就我国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外国投资者进行的外资并购行为实际取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但对于控制权的具体标准尚无规定。实践中往往采取51%以上的绝对控股与不及51%的相对控股加以判断。参照美国对“控股”的解释：（1）实体主要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销售、租赁、抵押或其他让与；（2）实体的解散；（3）实体生产或研发设施的关闭或迁移；（4）解除或不履行该实体的合同；（5）就前面四项中的事物修改实体的组织大或组成协议。笔者认为我国对控制权的解释存在明显缺陷，过于笼统简单。

根据美国、加拿大等国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均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加以阐述。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宜采取列举的方式，以提高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透明性。同时应辅以弹性条款，以便对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予以更周延的保护。

具体而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可以考虑如下因素：（1）外资并购对国防安全所需要的国内产业造成影响；（2）该产业满足国防安全需要的能力及其重要性；（3）外资并购是否与国家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一致；（4）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对我国国家安全是否造成影响；（5）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交易对我国在影响国家安全领域中的国际技术领导地位的潜在影响；（6）外资并购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进而细化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可操作具体的标准。

3、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并购规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仅仅规定为商务部会同相关单位进行审查，但尚未明确具体的相关单位，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存在不确定性。《反垄断法》虽然设立了反垄断委员会【24】，并规定了其职能，但并未明确细化该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细则。

由于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的范围广泛，不论是军用工业、国防设施、基础建设，还是民用事业、企业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产业，各种因素都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况且，国家安全审查本身不是仅仅依靠实体标准进行判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具体审查过程中，每个组成部门能否就外资并购对其管辖行业或领域内的安全的影响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但若无牵头部门将相关判断并综合分析做出最终评判，将会导致国际安全审查拖延且流于形式。因此，需要某牵头部门将各部委的评判结果汇总，通过调查、综合评估、听取多方（各部委、并购涉及行业的行业协会、并购当事方）意见的方式，最终做出判断并向全国人大委员会及国务院总理提交评估报告。

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和实践，建立我国科学完善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审查机关应由多个国家部门，如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科工委、司法部等共同组成，同时设立一个类似于反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作为各部委牵头机关，协调各部委工作，主导国家安全审查的有效进行。

4、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笔者认为，外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包括四个环节：申报（干预）阶段、初审阶段、调查阶段与决定阶段。

（1）申报（干预）阶段。《并购规定》规定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启动：一是交易方的主动申报，二是政府强制干预。但对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适用于哪个交易阶段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适用于交易计划阶段和交易完成后的某段时期。公务员之家

（2）初审阶段。我国法律对此尚未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美国的相关规定，经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就进入了45天的初审阶段。此阶段，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秘书处将此次外资并购的相关资料转发给审查委员会各成员机关，由其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具体审查，形成自己的意见后汇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综合考虑，形成初步意见，决定是否对该并购交易提起调查。

（3）调查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进入调查阶段的并购交易通过实地调查、专业跟踪、召开听证会等方式了解并购的真实情况并根据审查标准对外资并购是否影响国家安全做出自己的判断。调查时间应该限定在60日内，如若因案件复杂，则经总理批准可以延长30天。

（4）决定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组织成员机关召开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5、明确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

如果当事方或者利益相关方不同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决定，是否有相应的救济方式，我国法律尚未规定。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在涉及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时存在制度缺陷。譬如：通常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行政法的规定，对其救济可以采取复议或诉讼方式。但是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特殊性，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关本身就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所作出的审批结果代表了政府的意思，可以视为国务院的行为。特别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所作的裁决为最终裁决【25】。这种最终裁决意味着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对该行为的诉权和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法律设定行政终局裁决行为，是出于考虑到有的行政行为的专业性比较强，而且比较复杂，人民法院行使合法审查权有一定的难度；有的行政行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事项，行政争议的解决需要及时而迅速。显然这种通过行政机关“自行救济”的办法，在公信力方面存在质疑。也有学者提出，《行政复议法》赋予国务院对某些行政行为具有最终效力，就与“诉讼是保障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理念有所矛盾。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任何法律上（公法或私法）的争讼，都应由法院裁判，公民也有请求法院裁判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轻易剥夺。【26】

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行政行为，其涉及国家安全事宜，即便允许行政诉讼，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恰当审理。因此，笔者主张从法理学“无救济则无权利”角度考量，我们应该对国家安全审查的结果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同时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当事方或利益相关方对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应当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

【注释】：

【1】See:WorldInvestmentReport.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3】See:WorldInvestmentReport2008-Overview(UNCTAD/WIR/2008(Overview))

【4】《指导目录》中将外资进入的产业划分为允许、鼓励、限制、禁止四类。

【5】本文所指的“并购”（M&A）兼指①“股权并购”，即外国投资者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②“资产并购”，即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取得境内企业资产并运营该资产。参见《并购规定》第2条.

【6】见注释3.

【7】“斩首式并购”：外资以“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指导下对境内企业的并购。

【8】《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第2款：“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9】《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10】“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即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案》的一项条款,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在认定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有权中止或禁止该并购行为。

【1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徐工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50%。凯雷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凯雷）是一家全球私人股权投资机构，从事企业并购、创投、房地产、债券等领域的投资，区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案情详见《凯雷并购徐工案独家调查》，《瞭望》2006年5月。

【13】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十大并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4页。

【14】贾林青、昌孝润：《中国企业兼并与破产的法律规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194页。

【15】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专业录像机产品上高度依赖索尼的产品，直到1995年和1999年中科大洋先后推出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和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以及包括索贝在内的一些本土企业在类似产品或网络上的成功，解除了国内对专业录像机的依赖。

【16】张士铨、雷家驌著：《经济安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8】“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就存在此种风险，即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19】譬如在“凯雷收购徐州案”中，徐工作为我国装备制造的龙头行业若被凯雷绝对控股，则有可能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20】中策现象，就是利用国际财团的资本实力，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成片、成行业打捆式的参股、控股和改造，然后利用国际财团的金融操作手段，在国际资本市场出售，以求牟利。

【21】《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支持其机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重组。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22】《并购规定》第9条，11条，58条针对境内自然人或法人实际控制的“假外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23】慕亚平、黄勇：《外资并购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调整》，《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24】《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4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宪政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基本法，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推广到香港；第二，这种认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第三，进而言之，以这种理由坚持香港不立法将从事实上造成国将不国的事实。若按这些人的逻辑推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违反人权，不立法就是伸张人权；如果万一在香港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政府将会无法可依，香港特区之于中央政府的义务也无法履行，香港社会就会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从根本上讲，这不是香港人民的福祉之所在。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3）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可见，国际公约并没有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或主张无国家疆域或无国家秩序的人权。因之，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其它人权或集体安全和利益之上。

“自行立法”之下的人权保障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有人认为，“‘自行立法’的意思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立法程序、何时立法及立法内容等内容”（李柱铭语，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报》）。李先生具有某些律师狡黠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省略“应”字；然而这个字是省略不得的。稍微有点语文知识的人是不会从“应自行立法”的字眼推断出它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这一内容的。

根据“应自行立法”的要求，香港政府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何时立和如何立，因为第二十三条已经指出了“立什么”即应立法的七项内容。可以“自行”立法无疑给香港政府提供了极大的立法空间。在基本法的统率之下，立法过程必须遵循某些不可减让的原则。首先，基本法第三章重申了国际人权公法中认定的那些基本人权准则，因而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必须以此为依归，这是因为，从法律位阶理论上分析，香港立法机关的任何立法都必须受制于基本法这一最高法律，包括其中的法律原则。其次，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不变。因而，在立法咨询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各普通法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的进展。其中，立法咨询不应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因为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再次，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模式或实践，但只有那些符合“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的经验才是可被借鉴的。反对立法者往往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夸大或隐瞒某种做法；他们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识别能力。

法须立，但须慎立

客观来讲，社会上反对立法者的呼声不应被忽视，因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正是沟通和咨询的目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过份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讨论对立法只能是于事无补。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结合当前跨国企业并购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议，文章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立法现状的回顾以及比较法上的对照反思，在相关经济理论与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具体标准，并认为民族利益不应当作为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衡量标准。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国家经济安全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现状

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来源于反垄断法三十一条的规定，即“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从条文的背后所透露的意思可以发现几重含义：首先，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机制并不必然引起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是两重相互独立的审查体系；其次，国家安全审查由反垄断法所附带说明，审查机制的具体规定并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而是由其他有关规定调整。然而，国家安全审查的启动又离不开外资并购所产生的经营者集中这一大前提，因此天然地与反垄断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垄断法三十一条在法律层面对国家安全审查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只是明确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应当进行审查。但由谁审查、审查机制如何启动、审查的对象判定、审查的标准、审查程序、审查的法律效果等都没有规定。反垄断法对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只是做一种附带性的提示，具体规则的展开还有赖于专项规定的制定。遗憾的是，在反垄断法庞大的立法框架下，目前落实为具体规定的尚且只有《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这一项实施细则。

二、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

参照各国立法例，各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标准上各有侧重，但是在国防、军事、公共安全等领域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即便是以立法完善、执法科学著称的美国，在涉及国家安全审查的外资并购案时也往往表现出超越法律的狂热。美国1988年法对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所管辖的范围名义上只限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资并购项目，立法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防安全，并不考虑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等因素。但因其对“国家安全”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其管辖的范围已超过国防安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也成为了审点。

从国家安全到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反映了国家在政治诉求上的一种必然：对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幼稚产业、维护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战略考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同意识形态渗透的可能性、以及恐怖主义所带来的新威胁，纷纷从政治领域映射到了经济领域。可以说，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提出与强化更多所反映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关键还在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和解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来说，这一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然而，政治诉求在法律上的反映不应是予取予求的，比如过多地强调“民族利益”反而会造成外资进入渠道上的阻塞，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_通过法律对政治诉求在度和量上加以限制，这或许才是设置相关法律规制的最终目的。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和解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来说，这一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三、国家经济安全标准的中国化再审视

(一)学理审视

从内容上看，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实质是指维护一国国民作为主体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且避免受到侵害。从范围上看，究竟哪些产业，哪些行业涉及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哪些产业与行业需要重点保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确定：(1)是否不利于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与安全的；(2)是否严重影响本国事业、企业活动以及我国幼稚行业、产业发展的；(3)是否关乎国计民生，或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外资并购并且这种并购行为有形成垄断，妨碍竞争之嫌的。

笔者以为，尽管“安全”界限模糊，但是将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严格限缩在战略资源、石油资源等基础资源领域，金融、财政等高度敏感领域是十分必要的。这主要是出于维持国家经济发展、经济环境的稳定考虑，在程度上选取最容易导致经济动荡、甚至危机发生的产业。近者诸如金融领域，2008年的金融海啸并未在第一时间袭击中国大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府对金融领域的严格管控，在时间表上并未对外资全面进驻中国金融业放行，这也给予中国金融业一个稍为宽裕的缓冲期。

(二)民族利益的特殊衡量

从凯雷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有关“民族利益”的讨论未曾休止。然而，何谓“民族利益”?更多时候，这似乎是一个被随意泛化的概念。外资进入后，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的渗透，以及对外来品牌的扩张而挤占了本土品牌的担忧，这些似乎在外资真正进入之前就成了反对人士口中的原罪。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国资本对中资的低买高卖本就是资本运作的常态模式，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品牌的重组和本土化亦是国际性营销的基本手段，那么，又何谈侵犯民族利益呢?

笔者以为，至少从现阶段看，宜于对国家经济安全采取严格标准，不附带考虑“民族利益”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利益”在个案中难于界定，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滥用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合理阻却效应远大于安全保障效应。在外资并购时，可以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专家领导小组，专门在政治层面对外资并购中威胁或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并购行为进行审查：并购行为是否有谋求限制竞争，谋求垄断市场的意图；是否有压制我国新兴产业或者潜在的对我国幼稚产业压制倾向；并购方的资金来源是否与外国国家资本有连带的关系或者为外国政府所控制，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6

论坛以“以人为本、安全发展”为主题，围绕如何推动安全生产理念创新，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建设都市、行业和企业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届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安全生产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国际安全生产领域专家等400余人将出席会议。

一、论坛时间：20*年11月

二、论坛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报告厅

三、论坛主题：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四、主要议题：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的软手段、软实力，兼谈安全生产监管的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

选题思路：通过对比“执法监察”等硬实力、硬手段与“安全文化”等软实力、软手段，探讨全社会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业文化与安全生产关系研究。

选题思路：通过发掘不同行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环境、人员构成、操作惯例、行为习惯，分析安全文化建设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国际安全生产经验及其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借鉴。

选题思路：通过了解国际安全文化研究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煤矿企业安全生的借鉴、日本全民安全教育体制的借鉴、英国石油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借鉴，总结国际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我市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参考意义。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设——国际视野下的首都如何构建“有序、安详、幸福”的安全环境。

选题思路：通过都市视角，分析安全文化对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影响，以及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当中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五）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从石油、石化行业实践看“健康、安全与环保”体系的建设经验和落实情况。

选题思路：通过石油、石化系统HSE建设的具体例子，分析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六）危机预警及动员——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

选题思路：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七）根据论坛主题，专家自拟课题

五、论文征集

1、热忱欢迎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它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有意者请填写并以电子邮件返回会议回执；

2、提交的会议论文将编入《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

3、论文语言：中文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7

一、安全生产理论创新的有利因素和存在问题

建国50多年来，安全生产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安全生产理论创新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反过来也对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监管、公共管理和指导思想提出更高的要求。

1．有了一支安全生产理论研究的队伍

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关安全生产的教育师资队伍，一批安全生产老的专家队伍和改革开放以来培训出有关安全方面硕士、博士，使理论研究的队伍实力有所增强。

2．消化吸收了国外安全的理论和做法

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不少安全方面的理论和做法。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以及其他风险管理、HSE管理等，对提升企业的安全健康水平起到了持续改进的作用。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不少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校每年都派出了出国考察人员、培训人员或是访问学者，能了解到国外安全生产工作和理论方面的大量信息。

3．由于经济发展，引进了新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引进了新的安全设备和先进安全管理方法。也有的与国外合资，引进设备和国外管理软件，改变了企业的面貌，其中也有安全管理方法和安全生产新的理念。

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在我国开设了工厂或公司，直接把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放在我们的面前，不用出国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世界一流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和安全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例如：杜邦、拜耳、巴斯夫、通用汽车、大众汽车等。

4．国内安全生产理论界研讨的机会和学术的杂志及篇幅尚显不足

我国安全生产理论和学术界研讨的机会虽有一些，但学术上争鸣和进一步探讨尚不足。一来研讨时间太短，另外是相互尚未形成讨论的习惯。特别是提出意见的习惯。二来是目前理论探讨的杂志或网站不多，加上安全专业理论刊物的版面费难以承受，有些安全或劳动保护专业杂志，由于粥少僧多，杂志又有中心议题，难以应付如此广大读者的投稿。

5．安全生产基本理论所涉及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标准，所涉及范围、定义界定不清

首先是我们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间怎么来统一；其次与两岸三地之间的交流中，还有使用中文(汉语)的名词、术语涉及范围、定义的统一；与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多数国家之间相互之间统计、信息交流、名词、术语的统一；以及所涉及范围、定义界定不清、讨论问题各说各的，实现上内容不统一，根本无法进行比较，所得的结论也难以使人信服。例如：常说的职业安全、劳动安全、生产安全、安全生产、劳动保护、伤亡事故、安全事故等。

二、安全生产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1．要研究国际上安全生产理论和观念、观点

要创新首先要了解世界安全生产理论的动态，不要思考了半天提出的观点，与别人早已提出的观点是如此类同或相似。特别注意别人已经过时或者是在理论升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说法。研究国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相应出现的安全生产理论和理念。

基于当前已很少看到国内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专业杂志及时从国外期刊和论文的翻译稿，一种可能是我国安全生产的专业工作者，外语水平近期有大的提高，可以直接阅读。另一种可能是不被译者、读者和编辑们所看好。所以建议要加大对国际上安全生产理论和理念、观点的翻译、研究工作力度，希望出现一批译文和研究论文。

2．要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体系与安全理论的“国际通则”之间关系

要建立“中国特色”??是具有“特有”、“特殊”、“特定”之“特”，是体现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强调，也是很大程度上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个人理解应是针对中国国情和“三个代表”所体现出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又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也签订了不少国际有关安全健康的公约。也会受到这些公约制订过程中，所涉及安全理论的“国际通则”。这两者看起来相悖，实为相通。从宏观上考察与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实行开放，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遵循安全生产的基本规律和原则。笔者认为应加以进一步探讨，将两者能更好互融、互通。

3．充分利用劳动保护学会，组织专家分工负责总结国内经验，逐步建立安全生产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利用学会人才汇集，连接科、工、贸、学、政(府)等各个方面，学会又有各种专业委员会，可以承担各种任务，包括安全生产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例如：安全的专项整治和长治久安的关系，安全大检查与日常安全管理的关系，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与对中小企业监管的位置的摆法……。在中国特定的时期内，在初级阶段安全生产的政策研究等。

4．建议创办一个安全生产理论性刊物或建立安全生产理论网站

要解决安全生产有关理论性、政论性文章的出版问题和多数安全网站缺少内容问题，形成安全生产理论文章的百家争鸣气氛和活跃的学术空气，能各讲各的观点和依据。改变当前安全学术性刊物按上面规定不能登广告，只允许收版面费维持。一般安全生产专业刊物稿受版面少，只能有选择的刊登，难以形成争鸣的气氛。有些文章就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出台，有些文章经常可见。所以建议办一个安全生产理论性刊物和建立安全生产理论网站，供学术讨论之用。另有一个方案，允许安全学术刊物能登广告，像世界大多数安全学术杂志一样，搞夹心饼干式，杂志的前、后面是广告中间几十页是学术内容。以广告养刊物，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保证安全理论和学术论文的质量，这也可以在出现了更多的安全生产理论性文章中，能够好中选优。

5．建议成立安全生产专业名词、术语编辑或编撰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就当前的安全生产有关的名词、术语及其定义(含义)作一定规范或作为名词、术语及其定义(含义)的标准草案，报有关审批机关批准。要建立安全生产基础理论和安全生产理论体系，这是最基本的标准或规范。

6．要鼓励各方面的专家，要静下心来，一个专题或一事一议，不可能马上有一整套的安全生产理论文章或者说安全生产理论体系会出现。要去除急躁情绪，要不怕板凳能坐十年人，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不论是单位和个人都需要发扬独创精神，努力来做好这件具有开创性，又关系到将来安全生产工作的发展的事。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现行累犯制度不应当把未成年人纳入其中，而未考虑单位累犯，在特殊累犯的构成上仅考虑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未将贩卖、走私等同样恶劣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规定对累犯一律不得假释，这些规定不利于累犯制度的准确执行，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前言：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可分为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类。累犯制度根植于现实生活。1997年《刑法》对1979年的《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修改，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的矫正和关注。然而,“法律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①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缺陷

（一）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就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假释和缓刑。

鉴于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如此规定，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设定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否科学、合理呢？以下做简单分析。

1．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国对未成年人都提供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特殊保护。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给予了较大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此外，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例如强迫他人吸毒罪，如果所强迫的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则应当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例如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从重处罚；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处罚时应当从宽处罚，例如《刑法》第17第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所体现的以上整体精神，在未成年人犯罪时，不管其是否存在累犯的情节，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以及累犯的规定，不但在未成年时实施前罪成年时实施后罪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累犯，而且前后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也可构成累犯。如此一来累犯从严的刑罚处罚原则就与对未成年人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产生了逻辑上的冲突。

2．从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来考虑。未成年人在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和未成年人初犯相比固然要大，但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发育都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由此可以说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就大于成年人再犯，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把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机会，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分子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造。

3．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预防其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应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原则。

4.按照我国累犯的条件，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条件的，应当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非典型事例，因此要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范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具有不科学合理之处。

（二）尚未明确规定单位累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性质的单位越来越多,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法人单位。这些单位的出现活跃了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单位犯罪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单位犯罪后即便受过刑罚处罚,只要不解散或不被解散,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显然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对于犯罪的单位是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见，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承认了单位犯罪，但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累。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的规定,理由如下：1.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为刑法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基础。法律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事实。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的增多，法人犯罪也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走私、、偷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非法出资、经营等领域②。许多法人不仅仅是初次犯罪，而且缴纳完判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所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的目标，也就是说，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是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2．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前提条件。单位犯罪在我国新刑法中第30条和31条已有明确规定。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从我国新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贪污贿赂罪等章中,具体罪种约有120个左右。而且,这些单位犯罪多数是故意犯罪。

3.增设单位累犯,可以充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自然人存在再犯的可能性,单位犯罪同样存在再犯的可能性。我国刑法典将自然人和单位同视为适格的犯罪主体，平等原则要求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给与平等的处遇。既然承认了单位犯罪的存在,对于单位的再犯罪,我们同样应该作好预防准备。然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自然人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便可构成累犯，从重处罚；而单位再次犯罪的，即使符合一定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不从重处罚。这未免有违法律的平等原则。因此，刑法只要承认了单位犯罪，就应承认单位累犯。

4．增设单位累犯，是单位犯罪的特征性所决定的，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位也存在着自己的意志活动，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新罪的，同样表明其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此外，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拥有和掌握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再次犯罪具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单位的犯罪意志一旦形成之后，较为顽固，因而，单位受到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极大，其再犯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因此，需要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单位，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累犯。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会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再犯只按初犯一样处理，势必不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

累犯制度类型分为特殊累犯制、普通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三种。我国采混合累犯制，既规定了普通累犯，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但仅将特别累犯囿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种过于狭窄，使得特别累犯特别对待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1、1997年《刑法》将特别累犯仍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因袭忽视了国内外犯罪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我国目前打击某些犯罪累犯的现实需要。法律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其应尽可能适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的立法源于19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特别累犯的规定，1979年刑法对反革命罪做出特别累犯的规定有其历史成因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斗争转向会主义经济建设。纵然有少数搞分裂、搞破坏的敌对分子的存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预防和打击的迫切性也比不上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③。这一因袭，不但忽视了当今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那些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犯罪分子，已不能进行有效、严厉打击。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者争论极大的《刑法》第356条关于犯罪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现行累犯制度不能满足打击累犯需要之下的无奈选择④。

2、将特别累犯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我国之所以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特别累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其对国家统一、民主政权等重大利益的特殊危害，作为特别累犯来重点打击，自然合理。然而，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是不能满足了我国特别累犯的设定的目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涌现了许多客观危害较大、犯罪结果容易扩散、复发率较高的犯罪，对于这些犯罪，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来要求已不能满足打击和预防的现实需要。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别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别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不仅对累犯制度的完善无益,混合累犯制中特殊累犯形同虚设，还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定。

（四）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

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然而，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显然，1997年《刑法》的累犯不得假释的这一规定，有失科学。其理由是：

1．累犯不得假释违背了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在刑罚执行一部分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并不表明其后罪执行一段时间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而判断是否假释的关键要看犯罪分子在被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我国新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就规定了所有累犯不得假释,是与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相违背的。

2．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重新回归社会。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予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谈到促进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假释制度则应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而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伤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累犯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3．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负担，不利于监狱提高其教育改造的质量。1997年刑法针对我国重新犯罪的态势，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累犯者的人数增加，相应的被判重大刑犯人也增多。而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就意味着，即使是符合假释其他条件的累犯人，也不能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监狱内的人口自然就随之攀升，导致了监狱负担增加。而监狱又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其结果自然是影响监管改造的质量，对累犯者的教育改造质量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二．对我国累犯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观诸外国立法例，排除未成年人适格性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不但前后罪均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即如果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尚不满一定年龄，即使符合累犯的其他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但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已超出一定年龄，即使前罪是在未成年时实施的，符合累犯其他条件的，也构成累犯。可见，第一种立法例，排除累犯适格主体的范围，显然要比后者宽泛很多。然则，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例为宜?在我看来，第二种立法例在我国更可取。第一种立法例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上有些不足。行为人在前罪实施时，固然因为未成年人辨认、控制能力有限，但在成年以后就应以前罪为戒，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其犯后罪时生理、心理皆发育成熟，足以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如仍不作为累犯处理，未免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而第二种立法例将不构成累犯限制在一定的年龄内，则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更为可取。因此，建议应在累犯相关制度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累犯”。

（二）增设单位累犯

综上所述，我国应增设单位累犯。在确定单位普通累犯的条件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的条件一样，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于狭窄。普通单位累犯的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和主观条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相同，即单位前后犯了两次罪，并且后罪是发生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5年以内；单位所犯的前后罪都是故意。至于单位普通累犯前后罪的严重程度，也应以前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来确定。那么，以多大数额的罚金为构成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我个人认为，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在我国现阶段，以10万元作为单位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应比较合适。

至于能否增设单位特殊累犯，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只将特殊累犯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单位又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主张增设单位特殊累犯。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我国现行特殊累犯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应将特殊累犯之罪由危害国家安全罪扩大到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如此一来，单位自然也就可构成特殊累犯。

综上所述，建议将单位累犯的条文设计为：被判处10万元以上罚金的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10万元以上罚之罪的，是单位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三）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累犯制度规定的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应予以适当扩大。那么，我国应如何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呢？综观国外立法，在关于构成特殊累犯之前后罪的性质和种类上，可分为两种：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只能是某一或某类特定之罪累犯。另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就是累犯同一或同类之罪，但对具体犯罪的种类或性质不作特别要求。扩大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是指将特殊累犯由原先唯一的国家安全罪扩大到其他特定种类的犯罪呢，还是规定，只要前后犯的是同一罪名，就可构成特殊累犯？我国持扩大说的学者多主张后者，建议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应不限定具体的种类和性质，而只规定特殊累犯是前后犯同一罪的累犯⑤。在规定特殊累犯时，一方面，应放宽特殊累犯的刑度条件、时间条件，使其在范围上具有扩张性；另一方面，又应限制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使其在范围上具有紧缩性，如此一来，特殊累犯的范围方能恰当。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的刑度和时间间隔不作要求，因而，合理界定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关键在于合理确定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现行累犯制度，将构成特殊累犯之罪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固然过于狭窄；然而，主张只要前后罪为同一犯罪或同一性质之罪即可，不限定其具体的种类或性质，从而几乎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可能构成特殊累犯，实则矫枉过正、失之宽泛，但实际不利于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那些客观危害较大的累犯。

因此，主张将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到前后犯同一或同类之罪的观点，不是很合理。有学者认为，确定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客观危害，应比较严重；二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复发性应较高；三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犯罪后果，在社会上易于扩散和流传。遵循这一思路，建议可将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则第!6章第7节规定的犯罪和该章第9节规定的淫秽物品犯罪纳入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这几种犯罪客观危害比较大，犯罪后果易于流传和扩散，并且在实践中易于复发，将它们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应比较合适。

所以，建议应将刑法第66条关于特殊累犯的条文设计为：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法分则第6章第7节或第9节规定之罪被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相应之罪，都以累犯论处。

（四）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条件应从严

既然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合理，就应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而且，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才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在对累犯适用假释的同时，在时间条件上，规定应更为严格。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值得借鉴，如巴西刑法典规定，初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是必须服刑一半以上，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必须是服刑四分之三以上。所以，应将我国刑法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四分之三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我国累犯制度基本上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累犯制度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我们应更好地运用累犯制度这一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并根据累犯的特点调整刑事政策完善对累犯的刑事立法。

注释：

①[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8页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②夏冰《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反思及建议》2007年10月

③赵欣《试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07年3月《学术论坛》

④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⑤罗堂庆：《从累犯比较研究看完善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厦门大学邱春霖2006年4月

2．谢应霞《我国累犯制度研究》2000年

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免疫系统

国家审计，也称政府审计，是指由国家审计机关代表国家所实施的审计。国家审计关注国家治理，关注政府责任，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

一、国家审计本质的理论演进历程

对国家审计而言，关于审计本质的认识是审计机关确定审计目标，明确审计任务，履行审计职能的前提。

从对审计本质的认识来看，主要有六种观点：（1）查账论。认为审计就是查账或会计检查，“查账”就是对审计本质的概括。这种观点侧重于审计方法或审计手段，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听其会计”，或国外的“听证”（Audit），迄今为止仍有较大影响，直至1982年8月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仍然有观点认为审计就是查账。（2）评价活动论，也称方法过程论，认为审计是人们对经济活动与经济事项的评价活动。该观点注重从与审计相互作用的外部关系中来认识审计的本质，最早出现于美国会计学会审计基本概念委员会1973年发表的《审计基本概念说明》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审计理论界独领风骚。（3）经济监督论。认为审计的特有属性或性质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该观点围绕审计的基本职能来看待审计本质，是中国审计界对审计本质的独特见解，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审计基本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在1989年中国审计学会举办的审计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审计实务界、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与会者一致认可基于该观点的审计九十一字定义。（4）经济控制论。认为审计的本质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经济控制。该观点从审计产生的历史根源认识审计本质，中国有学者将其称为“审计本质认识上的第三次飞跃”。（5）民主与法治工具论。认为现代国家审计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也是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工具，是在法律框架下对政府及公营事业运转的成果和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一项专业活动。该观点从法律与政治的角度认识审计本质，体现了现代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因其非常抽象，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可能较为困难。（6）免疫系统论。认为审计本质上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该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系统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形象地阐明了“什么是审计”和“为什么审计”的问题，非常便于社会各界的理解，是关于审计本质的综合性判断，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审计本质认识上的第四次飞跃”。

二、“免疫系统”论的科学内涵

上述六种关于审计本质的主流观点，是一个逐层递进的关系，是对审计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免疫系统”论最能体现审计的时代特征，是对现代审计的科学论断，对指导新时期的审计工作发展必将发挥核心作用。从审计类型看，国家审计为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断丰富与加强自身职能，已经从最初以查错防弊为目标的审计，发展到财务报表审计、合规性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类型并存的格局，对审计本质的认识也相应不断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免疫系统”论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生物学名词，生动而形象地阐述了现代国家审计的职能、目标、任务和作用，充分而准确地揭示了审计本质，全面而科学地涵盖了现代审计的职能，便于理解，易于记忆，对审计工作的指导更具操作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内生于国家的防御性结构，随着国家的成长而出现，通过发挥预防、查处、揭示、揭露等“免疫”功能，能够在第一时间感觉和抵御违法违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病害”的风险，或者建议政府整合各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消除“病害”，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安全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如同万物生长的初期，“免疫系统”的健全与完善至关重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阻力与风险，既表现为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也表现为利益冲突、权力寻租导致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因此，“免疫”功能不仅涵盖了检查会计账目、实施经济监督、作出经济评价等传统职能，还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推进民主法治，保障国家利益的职能。另一方面，审计产生于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受托经济责任，对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而言，受托经济责任逐步演化为受托责任，它从个别受托者对特定财产、特定个体的责任，扩大政府机关对国有资产、社会群体的责任，这是受托责任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定表现形式，它既包括受托经济责任，也包括受托社会责任。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国家审计也要从“国家本位”向“民众本位”转变，受人民的委托，通过依法独立地履行“免疫”功能，促进整个社会委托受托关系按既定规则有序运行。

三、增强审计监督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是要在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审计的前提下，研究党委、人大和政府的需求、研究社会各界对审计的需求，使审计监督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增强服务的针对性。

1.牢记审计工作的根本目的和首要任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审计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监督的权力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所赋予的。审计监督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审计的目标就是要“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紧紧围绕“民主、民生、改革、发展、法治、绩效”来开展工作。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按照法律的授权和其自然的演进，必须关注政府责任。而政府责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国家安全。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维护国家安全是审计工作的第一要务。只有国家安全有了保障，国家利益才能有保障，民主、民生和公平正义才能有保障，才能促进全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国家审计的最高目标来讲，审计工作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够有高度、有深度，才能够真正实现其历史使命，也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广义上来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高度统一的。审计机关要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关注国家安全。就当前而言，要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防范财政风险；关注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关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安全，防止流失、损失、浪费；关注民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关注生态环境安全，防止资源破坏、毁损和环境污染；关注国家信息安全，防范信息风险。

2.准确把握审计的基本特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第一，立足建设性，坚持批判性。建设性决定着审计的生命力，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够在多宽的领域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作为审计工作者，揭示问题、查处问题，仅仅是履行了法定职责的一部分。在揭示问题、查处问题的基础上，更好、更多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这就是建设性，就是全面发挥审计免疫功能的体现。批判性是建设性的基础，建设性是批判性的升华。通过批判性地指出问题，建设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促进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发展，审计工作的作用就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第二，立足服务，坚持监督。监督是手段，服务是目的。如果存在违法违规和腐败问题，而审计却没有予以揭露，那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与审计本质所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坚持监督。监督搞好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

第三，立足宏观全局，坚持微观查处和揭露。要从全局出发，从总体上把握问题。通过对个案的查处，对微观问题的揭露和分析，才能够从一个点形成一条线，构成一个面，这就是全局。只有用全局的眼光去指导每一个微观的单位、项目，去揭露问题，审计才有深度，才能够提出高层次的建议，才能够依法、求实地作出处理。

第四，立足主动性，坚持适应性。坚持适应性，就是要弄清楚当前审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政府和部门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望，并适应它们。立足主动性，就是要主动地调整审计工作思路，主动地改进审计工作方法，主动地调动所能掌握的资源去查处问题，主动地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审计的建议和意见，要从长远、从制度层面着眼，主动地去感受风险，主动地去揭露问题，主动地去提出调动各种资源抵御病害的建议。

第五，立足开放性，坚持独立性。独立性是做好审计工作的保证。按照法律规定，审计机关在政府首长领导下独立履行法定职责，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必须按照党委、政府、人大、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来“生产”、供给公共“产品”。要更好地发挥审计的作用，必须在坚持独立性的基础上，立足于开放性。独立性是基础，开放性是保证。坚持开放性，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必须紧紧围绕中心，自觉地开放审计产品的供给市场，也就是说，党委、政府、人大、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开放什么。二是必须胸襟宽阔、超越自我，也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台阶上都不能自我满足，要甘于自我奉献、超越自我。三是必须开放审计过程，自觉地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比如，审计计划的制定、审计项目的实施、审计报告的形成、审计信息的生成，都应当在依法保守党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四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包括利用社会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弥补审计机关专业人才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审计过程中，利用经过验证是可靠和可信的内部审计资料和成果；在进行审计工作规划和决策时，利用审计学会等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等等。五是要完善公告制度，进而完善公开制度。实践证明，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对于提升审计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审计机关作为行政公开透明的重要推动力量，要带头公开预算，不仅公开预算的执行情况，还要公开每年审计工作的绩效情况，以审计公开的实际行动，切实推进政府的公开和透明。

3.提高科学管理能力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开发；安全地理教育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贯彻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国土、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信息、科技、生态、资源、核11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是《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2]的法定要求，其目的是“提升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教育部在2017年版新修订《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把《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设置为选择性必修课，《政治地理》设置为选修课。这一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新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为高中地理教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如何把高中国家安全地理教育落到实处是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课题。探寻开发高中国家安全教育校本课程是中学地理教师必须勇于担当的责任。

一、高中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开发的依据

1.指导思想“新国家安全观”是《高中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指导思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日趋复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新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4]。每一个领域的具体安全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联。高中国家安全校本课程应充分体现“新的国家安全观”，注重安全地理空间意识的培养和对传统及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培养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树立共治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观，让学生在生活中落实好国家安全行为。2.开发原则（1）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认知特点相结合安全稳定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和支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指出，为加强全国人民的安全意识，积极维护国家安全，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出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也明确指出：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结合各学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内容，使在校期间学生普遍接受国家安全教育。开发安全校本教材要体现安全教育的内容，又要与不同学段学生认知水平相适应，以学生为主，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2）即时性与实践性相结合选择学习学生身边的、即时的国家安全教育案例，最好的素材莫过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实践素材以及重大安全事件。如当前的肺炎疫情防控、粮食安全的讨论、澳洲铁矿石价格飞涨等。（3）探究性与开放性相结合教育理论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从做中学”。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要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家乡、祖国及世界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关注中国环境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注重教学内容和过程的开放性、实践性，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地理学习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

二、高中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内容

以“新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结合“新课标”和高中生的认知特点、知识储备、接受能力，从影响国家安全的客观地理基础条件如地理环境、地理国情、多维地理空间及全球化进程等方面入手，围绕“11种安全”确定课程内容、选取案例，注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理内容的有机结合及课程的学术性和探究性。1.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本单元旨在构建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的影响因子关系，从地理环境的安全视角，培养学生的地理环境、多维地理空间等方面的安全意识。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传统的军事、国防力量的安全意义，新时代下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化、信息、经济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中国周边有14个陆邻、6个海邻总计20个邻国，安全地理环境从来就是复杂的。古代北部和西北部因有开阔的地形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局势一直紧张，西南部和东部因有青藏高原和海洋的天然屏障，比较安全。当今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革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形地貌的屏障作用减弱，非传统安全因素作用增强。周边地区成为民族分裂、恐怖主义、宗教极端等“三股势力”的重要聚集地，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生态恶化、贩毒等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和稳定，“疆独”“藏独”“台独”等势力也在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威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相应问题的设计有：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各要素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国周边地理环境有哪些特征？周边地理环境对国家安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采取哪些措施？2.地理国情与国家安全本单元旨在通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中国地理国情关系的探究，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地理国情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理解国家基本国策，认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主要包括：土地类型多样但结构不合理；自然灾害多发、环境问题严重；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人均占有量不足；地理区域差异大等。如中国耕地、林地比重低，草地面积广大但质量低[5]的构成特点和中国人均耕地、林地、草地分别为世界人均的39%、23%、46%，全国600多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6]等数字，反映出中国土地资源的利用状况已经威胁到生态与粮食安全。又如：2012年全国各大河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达10.2%[7]、2013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重污染雾霾天气加重、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问题等生态安全问题威胁到耕地、食品等安全，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8]。为保障食物与生态安全，我国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农业[9]，提出了“营养、绿色、多元、开放”的食品安全观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相应问题的设计有：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影响哪些方面的安全？中国地理国情对国家安全会产生哪些影响？3.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本单元旨在从世界安全的全球化角度，让学生了解金融、生物等全球化安全问题，树立共治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观。主要包括：通过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安全、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安全等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全球化安全意识。同时，国际金融动荡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稳定、外币资产、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威胁。上世纪80年代至今，大大小小一百多次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影响惨重损失。再如全球气候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生物安全日益摆到世人面前。2020春季，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给世人敲响了警钟，生物安全必须在国际合作中才能共赢，必须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必须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做起。相应的问题设计有：通过互联网收集全球化过程中世界金融危机及生物入侵等案例，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生物、信息等安全可行的措施。4.国家版图与国土安全本单元旨在通过对国家版图的科学认识，强化学生的国家版图意识，维护国家版图尊严，营造“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的氛围，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内容有：地图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直观反映了国家主权范围，体现国家政治主张，具有严肃政治性、严格法定性和严密科学性。正确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征。然而，随着各类地图使用量的增加，“问题地图”时有出现并传播，有的地图出现国界线绘制错误，甚至漏绘南海九段线、漏绘重要岛屿如钓鱼岛、赤尾屿及南海诸岛等。“问题地图”中如漏绘重要岛屿、错将我国重要岛屿按其他国家主张名称进行标注、错绘国界线将我国大片领土划到国外等，都属重大错误。这些地图一旦流传，不仅会混淆大众认知，还可能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攻击的把柄，引发国际纠纷。所以，必须加强地图市场和互联网地图日常监管。相应的问题设计有：如何杜绝“问题地图”？为什么要守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5.网络信息与经济安全本单元旨在通过“互联网+”时代面临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风险及挑战，加强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主要内容有：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网络安全在芯片、高端元器件通用协议及标准等80%左右来自欧美进口，防火墙、加密机等10类信息安全产品65%依赖进口[10]，一旦敌国实施网络攻击就有可能导致重要信息系统瘫痪，影响信息安全。2014年发现，位于美国的135台主机承载了563个中国境内网站的钓鱼页面，造成网络欺诈事件约1.4万次[11]，使中国网民承受巨大损失。相应的问题设计有：“互联网+”是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个人消费者、企业及各级政府管理监管部门等都是这个系统的主体。请你从个人消费者、企业及管理三个层面分别阐述互联网时代面临哪些网络安全？我们怎样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安全挑战？6.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本单元旨在通过对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建设成就的分析，培养学生环保意识，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主要内容有：生态安全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历史上美洲玛雅文明、古地中海文明、我国的西夏王国等衰弱和消亡，都与生态恶化密切关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形式面临严重挑战。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等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物种资源破坏，削弱经济社会发展；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突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力度。如山西是黄土高原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长期以来开采煤炭，导致矿区地下采空塌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当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加强矿区土地复垦工作，生态趋于好转。再如西藏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大天然林、草原、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成效显著，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达到47个，总面积41.22万平方千米，居全国首位[12]。相应的问题设计有：你的家乡有哪些环境和生态问题？你认为采取生态安全的对策有哪些？7.资源问题与资源安全本单元旨在认识中国资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了解维护资源安全的对策，树立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意识。主要内容有：资源是推进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水、土地、矿产、能源、海洋、气候等资源丰富多样，但是存在人均水平低、禀赋不高、能源供应保障压力大等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大增，安全利益空间在迅速扩展。2015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由世纪初的32%上升到60%[13]，进口石油主要从西亚地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到南海，通道安全掌握在他国手中，美印的军事合作已渗透到印度洋，能源尤其石油是中国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面临的问题是油源和油路安全。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及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意义深远。中国的能源安全必须用全球能源资源观去谋划，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边疆就该到哪里[14]。相应的问题设计有：小组讨论交流我国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分布、开发利用等情况，分析我国资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维护资源安全的对策。8.文化地理与文化安全本单元旨在通过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探讨，让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树立传承优秀文化的意识。主要内容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目的是国家的文化特性得到保持、民族文化的价值得到尊重、文化资源与遗产得到保护、文化传统得到传承等内容。中国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先哲说：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亡文化是从根本上灭掉一个民族。我们要有维护文化安全的积极对策。相应的问题设计有：小组合作交流，目前我国文化受到哪些威胁和挑战？会带来哪些危害？你能为维护文化安全做哪些事情？

三、提升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品质的实施策略

校本课程的实施要注重课标、学情，融合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实施的优点，做到既有三级课程培养的一体化，又有安全地理校本课程的特色化。1.重视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谭程的目标既着眼于立德树人和学科素养全面提升的课标要求，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和安全地理空间视角。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安全地理空间思维。实施安全地理校本课程时，要注重通过地理科学的思想方法+真实案例，引导学生科学地分析问题，理解国家安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用资源安全中石油的空间分布及运输路径、生物安全中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空分布、经济安全中的网络信息欺诈等真实案例，通过多种实践活动，走进社会问一问、图文资料查一查、设身处地想一想、正确版图画一画、同伴交流议一议、小题论文写一写、习题形式练一练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锤炼、落实国家安全行为。2.注重系统化的大安全格局养成实施安全地理校本课程时不应只关注一个个孤立的安全事件，而要引导学生探究安全事件之间的关联及发展趋势，注重系统思维。针对某个安全问题，可以借助思维导图、鱼骨图等方法分析其原因，再探讨解决方案。探究生态安全，要围绕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探究生态安全引发的资源、经济等安全，进而引发国防、军事、政治等安全，从而养成系统化的大安全格局。3.构建互联网+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路径和师生探究共同体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取各地安全地理真实事件并融合到教学中，构建互联网+背景下实践、探究、开放的教学理念。以真实的情境案例、网络信息平台、专题课件、相关文献短片等辅助教学，力求把方法论、安全地理思维作为课程内容的学习重点。互联网时代的课程资源十分丰富，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多元又快捷。这必将传统的师生关系演变为新型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教师须不断丰富并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拓宽国际视野，注重发挥引导者和管理者的作用。依据课标、学情等确定学习单元，每个学习单元由目标、课时、真实情境、任务、知识点等要素按安全需要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像医生的处方、病历一样以学生为主设计学习方案。学习方案包括介入真实情境、进阶式的学习任务和目标、学后反思等环节。4.设置期待效应的评价方式依据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期待效应，要给予学生更多的鼓励与期望，设计了基于进步、多样、适时、全程的教学评价方式[15]。如对学习效果多维度、多主体进行评价，把过程性与终结性、表现性与成果性等评价形式相结合，评价内容中重视学生在国家安全地理环境视角、地理国情视角、多维地理空间视角等综合素养方面的进步和提升。通过几年国家安全地理校本课程实践，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忧患意识、家国情怀逐渐增强，认识到地理环境的安全意义，但课程实施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地理环境要素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还不够紧密，评价方式方法不够健全，部分学生综合思维欠缺导致学习困难等，需要教师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EB/OL].

[3]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EB/OL].

[4][6][7][10][11][13][14]《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读本》编写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读本》[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6.

[5]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八年级上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7.

[8]魏君英，孙淑萍.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博弈[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农学卷，2007（03）：113-116.

[9]倪国华，郑风田.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J].中国农村观察，2012（04）：52-58+94.

[12]“绿色发展推进美丽西藏建设”[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