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观范文10篇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1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

(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国家利益的运筹要善于立足全局，关照全局。作为指导全局的战略家，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全局利益的把握，在国内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想方设法服从服务于大局；在国际交往中，强调从国家问的全局利益关系中来处理国家间的问题。自觉服从大局，立足大局行动，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一贯品格。1975年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工作后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984年l1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还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把握国家利益，还需要立足长远，抓住机遇。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2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国家主权和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主权不断受到侵害，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主权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的历史。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严重侵犯，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主权概念也在出现一些量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弱乃至最后消失的过程。早在1896年，威洛比(W·W·Willoughby)就指出了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趋势，他说：“当民族国家发现它被淹没在更高和更理智的单位中时，种族上、语言上，以至政治上的统一都将相对变得越来越没有影响力。同时，经济利益也趋向于跨越国家的政治边界，通过不断增长的紧密联系，与不同国家人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W·W·Willoughby《TheFutureoftheNationalstate》，READINGSINPOLITICALSCIENCE,ed.RaymondGettell,(Boston:GinnandCompany,1911)PP.102-3)。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以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人的形式存在，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仍然没有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当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干预和插手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主权和安全无疑是当前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煽动动乱，妄图颠覆中国国家主权的事实真相，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联在一起，把它们放在国家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强决心。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可分割。丧失了主权，安全就失去了基础；丧失了安全，主权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己任，既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在谈到国家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权”概念。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上书第331页）。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否定和侵犯别国的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不断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干预中国的内政。目前，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人权干预别国内政、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斗争。人权问题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尽善尽美了，但讨论并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而且西方的人权标准具有双重性质：对自己严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别人的人权问题无限上纲，这显然是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同上书第332页）。因为没有国权和国格，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连国家都没有了，怎么谈国家利益呢？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邓小平不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而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有了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认为维护中国的安全，实际上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发展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也是发展世界的经济。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搞乱了，那对世界的影响就大了。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对此，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看到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坦利·罗思在2000年4月19日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它就将成为一个日趋繁荣和稳定的中心。如果它失败了，这个国家拼命想在其他国家寻找机会的移民就会蜂拥入其邻国，甚至美国。一个软弱的和动荡的中国将比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April19th,2000)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DAILY》November15th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维护国家利益不能损害别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利益，这是邓小平与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要区别。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就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争斗，是普遍地和持续不休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出版社第94—96页）。邓小平则认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也是从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应损害对方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所以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要互相尊重，胸襟宽广，不搞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提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同上书第53页），在中美关系中，“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同上书第351、80页）。

第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内条件，这就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维护安定的局面；二是国际条件，就是要争取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事业，是世界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会损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四、维护国家利益方式的创造性

邓小平强调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是否定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在承认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冲突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1.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先，强调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同上书第57页）西方政治学家对联盟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自私而理性的国家进行的合作。但任何联盟都不能确保永久安全，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必将重新返回完全的自然状态(Doyle:《WaysofwarandPeace》P.12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适合中国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我国同苏联结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70年代我们又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反对苏联。这有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但事实证明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我们坚持不结盟方针，对任何国际问题，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过头话不讲，过头事不做；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同谁都往来，谁也不得罪，但对谁也不怕。坚持这样的独立自主路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不称霸。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霸权主义是世界动荡和战争的根源，不符合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反对霸权主义，而且自己坚决不能称霸。现在不称霸，今后发展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这是主席、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同上）。再次，不当头。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多极化的格局尚未形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国奉行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在消极被动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怎么样也算一极”（同上书第353页），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一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声音和主张，要有所作为，在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政治上，它最能体现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符合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所以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上书第96页）。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国家关系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邓小平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总是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同年l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1984年2月，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又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邓小平这些论述告诉人们，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显著特点。所以，在决定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必须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和能不能“向人民交代”。只有这样，我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

其次，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邓小平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自信心，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奋斗了一生。但是，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宏大视野中，以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的博大胸怀，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人类利益正是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实现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彻底改变中国l9世纪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使人民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强大了，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因此，中国的富强，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人类利益之所在。正是以这样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邓小平一再明确主张，我们要以自己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积极倡导各国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最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主权利益。一国没有了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

而国家主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拥护，怎么能够因为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特权。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最了解国情的还是本国人民，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照搬照套某国模式是办不到的。“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的。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表达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三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性。以什么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调整，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外交，呈现出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可喜局面：既有政府外交，也有民间外交；既有双边外交，也有多边外交。一个更加成熟、自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外交，有利于世界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确保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4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的粉碎，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尊重别国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作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了时代主题的转换，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他比更加现实了。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更加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很多，贡献还很少。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很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地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他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邓小平认为，“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正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下，中国才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84年，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四、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主张寻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利益的分歧和争端，解决的方式也无外乎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双方寻找共同利益，进行友好协商，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要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争端。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他建议“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认识到“合作不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谈到关于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矛盾时，他指出，“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就能解决。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邓小平以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不仅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次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

五、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秩序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国和弱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弱国的国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经常会遭致强国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这时候各国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霸权主义国家企图继续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自然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加剧了全球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因此，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一向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平等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代价之上。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由他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内容包括：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刘建飞.超越意识形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J].《新视野》，2002(2)

[6]张晓忠、梁宏.中国维护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基本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4)

[7]赵晓春.论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1)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5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利益现状，也反映出了新时期我国的利益需求。在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的粉碎，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尊重别国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作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了时代主题的转换，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他比更加现实了。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更加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很多，贡献还很少。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很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地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他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邓小平认为，“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正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下，中国才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84年，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四、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主张寻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利益的分歧和争端，解决的方式也无外乎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双方寻找共同利益，进行友好协商，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要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争端。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他建议“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认识到“合作不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谈到关于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矛盾时，他指出，“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就能解决。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邓小平以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不仅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次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秩序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国和弱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弱国的国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经常会遭致强国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这时候各国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霸权主义国家企图继续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自然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加剧了全球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因此，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一向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平等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代价之上。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由他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内容包括：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刘建飞.超越意识形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J].《新视野》，2002(2)

[6]张晓忠、梁宏.中国维护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基本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4)

[7]赵晓春.论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1)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主权与安全

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他在1989年l0月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己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玛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立足点。

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外交中谈论的国家利益，可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政治家们是以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的”，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点。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和尼克松的交谈中，都提到国家交往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国家利益。

邓小平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外交工作的根本。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标志着国家利益原则正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制定外交政策中，邓小平时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因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指导中国的各项事业。

谋求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同时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1989年的风波后，西方国家(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制裁，邓小平同志表示：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内政?谁赋予他们的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此后，他多次向国际人士表示，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也决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认为，牺牲别国的利益服务自己国家的利益，是霸权主义理论。

当前，中国在外交中突出“和谐世界”理念。这一理念，强调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的科学发展、统筹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

国家利益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内容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也是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在国家利益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干预、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即国家能够生存的基础上。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其内涵实质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1989年的“6·4”事件后，邓小平在与国际人士的谈话中不断强调这一思想。“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的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西方大国)侵犯。”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我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美国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同我国建交。当1982年苏联领导人发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后，邓小平提出苏联要同中国改善关系，首先就应该消除“三大障碍”。1989年，三大障碍的消除直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谈判的。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独立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含有的重要内容之一。1982年9月，当英国企图在1997年以后继续管治香港时，他斩钉截铁地对撒切尔夫人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中国主张和平统一，但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只能面对事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没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就没有其他任何利益，因此，主权和安全利益比经济利益更重要。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秩序，1989年他对美国总统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当中国在收复香港面临英国可能制造的经济麻烦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要勇敢地面对“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保持自己的稳定)，(资金)走了还会回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自主创新战略，也是国家主权利益原则的体现。总书记强调，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在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三、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占有突出地位

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国家所要实现的首要利益目标。国家捍卫主权和维护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所维护的利益中，经济繁荣无疑是核心内容。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追求的目标，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邓小平及时清醒地洞察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展趋势。1980年他提出8O年代的三件大事：“三件大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1984年5月在同巴西总统谈话时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也将经济建设在外交中地位提得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二大提出，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十三大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将经济建设的核心一以贯之。

邓小平的这一国家利益思想是他主持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邓小平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将发展对外关系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紧密相联系，争取经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1975年，邓小平在与法国总统和总理的会谈中强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深入，经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邓小平特别重视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资金。“要实行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今世界，全球性科技革命蓬勃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强调科学技术首先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是从属于国家利益原则的。

四、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策略是和平发展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以实现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世界意义而言，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就本国利益来说，就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1985年，邓小平重申：“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邓小平提出“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实施就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是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针对我国同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也积极主张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在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上，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大胆设想。这是一个创举。这一方式不仅使我国避免了同有关国家发生紧张冲突，而且也使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得以继续发展，为将来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在大国关系中，邓小平主张不对抗，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邓小平提出，世界的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确定将这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为对当今世界主题、时代主题的新概括。

2006年4月18日至29日，国家主席对美国、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五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国事访问。访美期间，胡主席在不同场合发表了6次重要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多次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2006年4月2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强调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五、中国实现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1995年把邓小平确定的我国外交主要目标概括为两个：“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概括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一部分”。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有益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既有利于加快国内建设的发展，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共赢和共存。“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方针。“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坚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84年他对巴西总统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共同的。”邓小平一贯倡导中国在国际事务把自己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无私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中国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利益，从世界全局而言就是在维护和实现世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种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行为。邓小平说，中国“不信邪、不怕鬼”，吓不倒，压不垮。“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公务员之家:

中国是和平与世界发展的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南南合作，也一定程度上推动南北合作。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

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公务员之家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

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他强调了只有国家利益概念才能合理地解释国家及其政府行为，解释国家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条理化。只不过循着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利益在摩根索那里被确认为权力。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权力作后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利益观上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由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操作中难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姻斯-罗森诺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予以肯定。”但因国家利益的主观性难以完全避免，就由此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观主义立场和态度，本人是不赞同的。只要国家尚且存在，就一定有可见诸于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如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具体表现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此在国家利益观上，本文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即肯定国家利益的存在。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特点，此其一。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可区分为：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即指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生存不受侵犯，这是国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利益：即指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如：国家能自主地管理其内政外交。

各项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并非处于同一地位。显而易见各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其效用的大小．对国家利益作层次性分析。其二：国家利益具有动态性特点。国家利益的内容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据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化可以引起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结构变动，表现为主次利益地位的转化。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时代主题中，才能正确揭示它的一系列变动。所谓时代主题是指该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问题，它构成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体现时代个性以区别其它时代的主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激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系歹的矛盾冲突使得战争不可避免，革命亦相伴而生。由此确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出来。时代主题实现了重大转换。

促使时代主题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由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大战被排除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优先以及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三、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家利益的变动

时代主题的转换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时代主题下，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因此国家利益内容、结构以及维护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后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冷战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格局。“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对立，特别是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冷战对抗，国际局势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利益内容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其主要内容。在层次结构上，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被置于首位，国家经济利益相对次要。在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主要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如政治结盟．军事对抗等。如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第二：“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根本特征。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发展则是世界的核心的问题。

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并不表明和平问题已解决．无论是积极的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还是消极的和平——世界已不再有战争发生，都未能实现。相反，自冷战后共爆发了80余起局部战争。如：从1990年一1995年，局部战争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当今世界仍旧不太平，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如以巴之间长期以来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滩而难于自拔)，战争时有发生。因此，所谓和平是指世界范围内总体呈和平状态，世界和平是大局是主体。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离不开发展，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战后乃至更长期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各国经济被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依赖加深．彼此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发展有助于阻止和消除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

此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自然资源、领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必备条件，因而成为国家问争夺的焦点，国家间的冲突常由此而生，且这种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不相容性和不可调和性。那么，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的竞争则主要集中于科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和开放性，使国家问的冲突和竞争具有相容性和可协商性。因此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

上述方面构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在此时代主题下，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首先是国家利益内容上：和平与发展使战争与革命退居幕后，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为主转向经济为主。国家利益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成为新课题。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所争取的共同行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主要诉诸于政治、军事手段，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重心向经济转移，经济安全问题上升。。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日本的经济竞争比苏联的导弹更为可怕。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从过去只重视单一的军事安全问题逐渐转向重视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利益。

其次：是国家利益结构上：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时代主题的转换势必给国家利益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即国家利益动态性的表现，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动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结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利益地位下降，经济利益、经济、科技安全文化地位上升，另人瞩目。

第三：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化已经瓦解，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对抗为主转向经济竞争为主；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深，在许多利害关系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不得不让位于国际合作，相应地，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也由军事手段为主转向合作对话为主。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9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他强调了只有国家利益概念才能合理地解释国家及其政府行为，解释国家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条理化。只不过循着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利益在摩根索那里被确认为权力。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权力作后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利益观上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由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操作中难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姻斯-罗森诺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予以肯定。”但因国家利益的主观性难以完全避免，就由此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观主义立场和态度，本人是不赞同的。只要国家尚且存在，就一定有可见诸于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如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具体表现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此在国家利益观上，本文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即肯定国家利益的存在。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特点，此其一。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可区分为：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即指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生存不受侵犯，这是国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利益：即指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如：国家能自主地管理其内政外交。

各项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并非处于同一地位。显而易见各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其效用的大小．对国家利益作层次性分析。其二：国家利益具有动态性特点。国家利益的内容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据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化可以引起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结构变动，表现为主次利益地位的转化。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时代主题中，才能正确揭示它的一系列变动。所谓时代主题是指该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问题，它构成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体现时代个性以区别其它时代的主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激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系歹的矛盾冲突使得战争不可避免，革命亦相伴而生。由此确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出来。时代主题实现了重大转换。

促使时代主题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由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大战被排除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优先以及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三、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家利益的变动

时代主题的转换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时代主题下，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因此国家利益内容、结构以及维护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后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冷战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格局。“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对立，特别是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冷战对抗，国际局势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利益内容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其主要内容。在层次结构上，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被置于首位，国家经济利益相对次要。在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主要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如政治结盟．军事对抗等。如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第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根本特征。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发展则是世界的核心的问题。

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并不表明和平问题已解决．无论是积极的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还是消极的和平——世界已不再有战争发生，都未能实现。相反，自冷战后共爆发了80余起局部战争。如：从1990年一1995年，局部战争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当今世界仍旧不太平，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如以巴之间长期以来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滩而难于自拔)，战争时有发生。因此，所谓和平是指世界范围内总体呈和平状态，世界和平是大局是主体。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离不开发展，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战后乃至更长期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各国经济被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依赖加深．彼此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发展有助于阻止和消除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

此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自然资源、领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必备条件，因而成为国家问争夺的焦点，国家间的冲突常由此而生，且这种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不相容性和不可调和性。那么，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的竞争则主要集中于科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和开放性，使国家问的冲突和竞争具有相容性和可协商性。因此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

上述方面构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在此时代主题下，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首先是国家利益内容上：和平与发展使战争与革命退居幕后，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为主转向经济为主。国家利益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成为新课题。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所争取的共同行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主要诉诸于政治、军事手段，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重心向经济转移，经济安全问题上升。。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日本的经济竞争比苏联的导弹更为可怕。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从过去只重视单一的军事安全问题逐渐转向重视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利益。

其次：是国家利益结构上：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时代主题的转换势必给国家利益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即国家利益动态性的表现，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动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结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利益地位下降，经济利益、经济、科技安全文化地位上升，另人瞩目。

第三：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化已经瓦解，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对抗为主转向经济竞争为主；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深，在许多利害关系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不得不让位于国际合作，相应地，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也由军事手段为主转向合作对话为主。

国家利益观范文篇10

（一）利益观。在以利益为动力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这是必然的趋势，在以经济成份多元化的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趋势。共产党人能否追求利益，共产党内能否提倡利益多元化，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当然也有个人利益，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价值观已经过时，再提倡无私奉献已不合时宜，“大公无私”是虚幻的，做不到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这种把无私奉献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是利益观，也就是集体主义的利益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利益观的内涵，包含着无私奉献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的统一。集体主义利益观，既表现为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公与私的一致性，是公中有私，公为了私。又表现为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公与私的矛盾，坚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

公中有私，公为了私。公中有私，不是有公便无私。因为集体、公是由个人、私组成的，集体利益中包含个人利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公中有私，也包含着公为了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每一个人的富裕。集体主义利益观，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排斥的是个人主义利益观，我们反对的是自私自利的私，损人利己的私，借公济私的私，以权谋私的私，而不是反对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

先公后私，大公无私。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本质是统一的，但也存在差异和矛盾。因此，必须坚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因为公与私、集体与个人相比，公的、集体的不能不占首位，不能不占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前进。在处理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关系时，还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大公无私是指凡处事要公平正直，不徇私情，完全从人民利益着想，毫无私心。当然也包括为了公的集体的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价值观、利益观，既体现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又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利益是基础，精神是利益的升华，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共产党人可以有正当的个人利益，但更要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坚持集体主义利益观还是坚持个人主义利益观，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水岭。因此，共产党员一定要树立集体主义利益观。

（二）理想观。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有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党员和干部对理想信念淡薄了，讲实惠的多了，讲理想信念少了，说理想是空的，利益是实的，要丢掉空的，抓住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怎么看待理想与实惠，两者并不矛盾，社会主义理想是人们的长远、整体、根本利益，以精神形态出现。实惠是人们眼前的、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以物质形态出现。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挫折到胜利，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没有今天的一切。革命的先辈和先烈们，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宝贵的生命，从而取得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使今天的中国人民得到幸福的生活，得到了实惠，这就是精神变物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难道只讲实惠，不讲理想，不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去奋斗吗？何况理想和实惠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的实惠会在追求理想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因此，共产党人决不能只讲实惠，只追求个人和局部的眼前利益，而丢掉理想信念，不愿为国家的长远、整体、根本利益而奋斗，最终个人利益、个人实惠也保不住。因为国家的长远、整体、根本利益是个人、局部、眼前利益的根本保证，国强才能民富。

（三）地位观。共产党人如何正确看待执政的地位，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执政以后，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官统治民，官主宰老百姓的命运，老百姓是被统治、被奴役者。只有工人阶级执政以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人民群众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真正当家作主。而共产党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接受人民的委托，履行执政为民的任务。因此，一切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公务员，都要摆正主人与公仆的位子，决不能错位，颠倒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变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老爷，滋长主宰人民群众、高人一等的官僚思想，特殊化思想。而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看作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办急事、办难事、办好事；看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的条件，充分运用执政的地位，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造福于人民；看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机遇，抓住机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充分施展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

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由于为人民服务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从而委以重任，这种职务的升迁表明一个人的进步，可喜可贺。但共产党人要警惕官本位的诱惑，决不能把升官发财，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出现卖官买官的现象？为什么出现报喜不报忧、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弄虚作假的现象？为什么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什么出现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对上拍、对下压的现象？这说明升官发财官本位的思想正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干部队伍。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增强公仆意识，把执政的地位，工作的职位，看作为人民服务的场所、条件和机遇，执政为民，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多作贡献，而不能执政为官，做官当老爷。如果共产党人把执政的地位，工作的职位看作升官发财的机遇，搞特殊化的条件，贪图享乐的温床，追逐名利的场所，那身为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与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官员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不仅会使党严重脱离群众，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会亡党亡国。是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执政为官，升官发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因此，共产党员一定要树立人民公仆的地位观，坚持执政为民。

（四）权力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手中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如何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立党为私，以权谋私，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权性质、前途命运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就是服务：领导权，就是服务权，党领导人民群众，就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不服务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是以责任为前提，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不负责任的对待权力等于丧失权力；权力就是保障：权力要尊重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保障人民权利的实施而不受侵犯，领导的权力不能与人民的权利相对立，领导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不能漠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不能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否则就是滥用权力，违法违纪行为；权力就是承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重托，我们应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履行承诺，诚信守信，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护好权，尽心尽责为人民办好事。如果我们辜负人民的重托，不履行承诺，失信于民，人民就有权收回权力。

共产党人决不能立党为私，以权谋私。共产党人如果把权力看作为地位、身份，待价而沽；看作谋私的工具，搞权钱交易；看作贪图享乐的温床、奢侈浪费，搞特殊化；看作实现私欲的机遇，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看作向上爬的阶梯，获取名利。那就是旧官僚的恶习，做官当老爷，丧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导致政权的异化。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清政廉洁、勤政为民，尽心尽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护好权。

（五）事业观。共产党人应如何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仅仅看作职业、谋生的手段，选择一个收入高、待遇好的职业，营造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还是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作为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来看待。同志指出：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那个意义是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毫不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由此可见，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工作，实质上是个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因此，共产党员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树立忠于党的事业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专家、学者、公务员等，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以艰苦奋斗、敬业、勤业、创业的精神，忠诚于党的事业，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

共产党员要热爱本职工作，要干一行、爱一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做出优异的成绩，为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连本职工作都不热爱，此山望看那山高，不安于位；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了和尚也不撞钟；或虽忙忙碌碌，但业绩平平，出不了效果，这就谈不上忠于党的事业。

共产党员要勤奋踏??，都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实勤奋地工作。工作中要力戒漂浮，力戒空谈，力戒形式主义，力戒刮风，力戒虚假，真正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扎实勤奋工作，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