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十篇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

理论的融合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从世界经济理论来看，我们已经难以将“一带一路”地共同发展简单看成一个贸易问题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是国际投资理论难以解决“一带一路”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异质性以及严重的经济地理分割问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强调贸易的形成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传统要素桌赋理论则认为要素桌赋差异是比较优势的真正来源。但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桌赋理论其重要前提条件都是零关税与零运输成本。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经济分割的“一带一路”地区，满足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因而潜在的比较优势将难以发挥。此外，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也使得克鲁一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以及林德提出的需求重叠理论难以适用于该地区的贸易，这两者都需要贸易国之间存在较大本地市场规模或相似的消费偏好以便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同样难以支持“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同样是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重要前提，而这此正是“一带一路”地区所缺乏的发展基础。虽然东亚地区凭借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人参与了国际分工，最终促进了贸易的增加。但对于“一带一路”地区而言，过大的经济差距以及远离世界市场的经济地理条件都使得落后国家难以承接产业转移，因此难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人总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n1960、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1976)国际生产折衷论(Dunning,1977)等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理解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外部性较强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显然难以满足。可见，“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需要先行社会资本的投人，而只要是遵循着严格的比较优势假定的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都难以支撑“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打破经济地理分割，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是实现“一带一路”地区贸易重塑的重要方向。

同样，我们也难以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看成一种发展战略从发展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研究问题，以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为政策手段，其中强调了投资的不可分性与部门之间的互补性，突出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此思路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内容如出一辙，但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的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中国带动的区域共同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经济理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开放条件中进行更多的拓展。同时，也有人采用对外援助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当作是中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工业化。这显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相违背，同时也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是共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中国通过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实现互补性，进而实现经济转型，而且中国当前的经济地位尚未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由中国倡导的以基础建设投资为重要实现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看成一种对外援助的发展战略，其日的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人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来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因此，“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两者融合的角度来思考，而且一日_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问题，一此在某一框架下矛盾的问题将在新的框架下得以解释。“一带一路”地区贸易发展离不开具有“不可分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直接投资，而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大规模投资的进人仍然需要以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即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为前提。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循环因果关系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就迎刃而解，“一带一路”地区可以通过发挥类似“大推进”理论中政府作为经济体系中的协调者的功能进而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对于比较优势缺失的“一带一路”地区而言，需要存在区域贸易核心国并发挥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促进贸易分工的国家能力，如此才能打破新古典框架下的增长陷阱，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本文将核心国的这种国家能力称之为区域发展的“国家优势”，而将核心国通过发挥国家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称之为贸易发展中的“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则是通过发挥核心国的“国家优势”，实现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大推进”投资，进而促进区域贸易的形成与重塑。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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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理论也层出不穷。本文写作目的是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石的前提下，以发展的观点重点介绍近年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好的指导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2].程璐.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的现状研究》[j]. 当代经理人，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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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测度方式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20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

一、当代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各种学说

（一）创新说

熊彼得(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产生离不开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若是竞争对手无法迅速察觉新的竞争趋势，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写彼此的竞争态势。新技术、客户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压低上游成本、政府法令规章的改变等都是造成竞争优势改变的因素。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创新在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谓的创新不仅指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进，比如新的促销方法、新的组织方式。一个企业在竞争对手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首先采用创新观念，很可能由此而改变双方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进入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在创新时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过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国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而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厂商创新压力较小，创新的意愿也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更大的贡献则是其钻石理论。

（二）钻石体系说

波特的“钻石体系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因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机会变数与政府等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罗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菱形理论”。

波特认为，充沛的天然资源是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同时，他也承认，国家缺乏某些生产因素时，这种不利现象也可能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国内市场需求。在波特看来，国内市场大小与国家竞争优势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如果能激发企业竞争，抢先发展高级与精致的产品，领先国际市场声势，本国市场即使规模不大，照样可以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支援性与相关产业的表现。产业能够体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转换成其他国家无法仿效，也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第四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企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基本单位，企业体也是民族性的展现。民族性格不同，企业经营与竞争的形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机会变数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机会的来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纵即失的机会。最后一项可变因素是政府。过分的干预和极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以产业政策等方式适度的介入。

波特认为，由产业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产业兴衰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此基础上，波特把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的活力，他尤其关注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家能为企业提供诸如此类的良好环境，产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国家也将连带受益，国力也会增加。为此，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内各部门间若能连结为一链状机能，将提升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本身竞争力。在波特看来，并非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

（三）制度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强调了制度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他对那种把产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于偶然技术革命的说法不以为然。而认为应把目光转向一个社会如何从封建制度以及产权系统的漫长孕育过程中脱胎走向现代化阶段。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所谓正当的经济活动）。由此而来的结论是，社会发展和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的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进而，一国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与一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奥尔森指出：当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不前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决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一般来说，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经济状况最佳的国家获得了很多的资本，或某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迫大量地去储蓄，更不是源于这些国家人均享有极多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在奥尔森看来，市场制度在一开始总不是完善的，只要其基本的框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妨碍经济成长。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来发展。他认为，只有在那些稳定的、充满信任感的和发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繁荣市场所需要的权利从长期来看才有依靠。

二、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其它观点

（一）WEF和IMD的观点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阐发了自己的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内容。所以在他们看来，国际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受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和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的综合。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家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两机构都是从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等角度来评价各国竞争力。

（二）综合国力论

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竞争力不仅以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志，而且体现于一国蕴涵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认为，国际纷争的背后，无不掩藏着争夺国家间的权力这一本质。

日本人则把综合国力分为三个侧面：一是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财政实力和对外活动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和防御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外交能力。其测算综合国力是采用社会调查法，亦称德尔菲法。这是一种直观判断预测方法，它是按“国力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三个侧面指标化进行调查，再按调查结果评分统计，最后取平均值即为国力值。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其综合国力方程为：综合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克莱因的综合国力方程把决定综合国力的众多要素大大简化了，其战略目标、国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统一的估价标准，因而克莱因评分往往带着各评分人主观臆断的偏见。同时，克莱因公式是静态的，即没有从时间流程变化来估算综合国力，无法评价同一国家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状态。

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轰动世界的《国力方程》一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物理学上科学简化基本变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为基础的科学方式，选择类似于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计算国力及其基本要素（如人口、钢、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与潜力。公式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时期的国家力量指数；(Ms)t和(Me)t分别表示t时期的钢和能源指数。后来，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强国》一书中，重新修正了他原来的某些预测。根据中国从1950到1975年间25年的人口增长、钢铁生产和能源消费等方面数据都比美国和西欧发展要快的事实，富克斯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三）政府政策论

政府政策论认为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是国家竞争力之本。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日、韩等国家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但是，这种论点有明显偏颇之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准也不断提升。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日本，传真机、机器人和先进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日本的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汽车业，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对象。首先打入美国市场的本田汽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到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重重阻挠几乎被迫歇业；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飞机工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至今也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有的行业虽然在政府的保护下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机床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乏善可陈。环视各国，凡是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这说明，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决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论

管理文化论认为企业是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企业管理文化论也构成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一个视角。这种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包括显性的意识形态和隐性的集体意识，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人们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其中集体领导、劳资协作、终身雇佣制、全面质量管理常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看到了企业管理文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深层作用，但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企业文化模式，在特定时期创造出竞争优势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场合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在90年代日本企业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作为回应，本田汽车最近反过来采取了美国式的个人负责制，以终身雇佣制著称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也结束了永不辞退工人的历史。

（五）劳工组织论

劳工组织论从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反动组织，是阻碍技术改进和经济成长的障碍。工会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推行，妨碍了对人力资本根据效率所作出的边际调整；工会制造了劳动力要素的二元市场结构并形成了工资刚性，阻碍了自动化技术的推行和跨工种的合作。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如果按工种、按工序比较，美国汽车业装配工人的个体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较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日本企业却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分工灵活，工序协作好。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的就业权利，防止资方削减雇工人数，就在劳资谈判时把工种分得很细，其结果是既妨碍了自动化的推行，也阻碍了工序间的合作，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丧失了劳动力。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国家竞争优势的创造源泉和因素。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经典理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竞争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后来学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对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参考文献】

①联合课题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RobertandXavierSalaMartin(1995),EconomicGrowth,NewYork:McGrawHill.

③Sachs,JeffreyandAndrewM.Warner(1997),"FundamentalSourcesofLong-Run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6

在目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宁夏如何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将为宁夏经济带来怎样的发展契机？

近日，我们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一直以来关注宁夏经济社会建设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请他来谈一谈个人观点。

记者：在您看来，是哪些优势条件促成了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定居”宁夏？选择在宁夏举办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意义何在？

段庆林：之所以选定宁夏来承办中阿经贸论坛，我想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以西北穆斯林地区文化优势加强中阿合作的考虑。正如回良玉副总理所说 “中阿经贸论坛是中阿合作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阿经贸论坛选址在宁夏，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宁夏具有政治、人文、区位、产业四方面的优势。其中人文优势非常明显，宁夏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回族是人数超过1000万、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起源与阿拉伯人有着密切联系，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其次是政治优势，回族历史上就被称为“绿皮红心”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却对祖国中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宁夏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的一个典范地区，也是民族团结示范地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是宁夏能够举办中阿经贸论坛的重要因素。

虽然宁夏在中阿经贸合作中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还不够明显，但宁夏的中阿经贸论坛是我国继广西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新疆的中国―亚欧博览会、吉林的东北亚博览会之后，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第四个国际区域合作，而且是唯一的内陆开放型国际合作。区位方面，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是我国继沿海、沿边开放之后的重要开放战略。宁夏地处中国内陆，选择宁夏作为内陆开放与“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可以变区位劣势为地缘优势，变内陆劣势为中心优势，变文化优势为经贸优势，可以带动西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开放与发展；产业方面，通过确立宁夏在清真产业、伊斯兰金融、穆斯林文化创意产业等特色产业的地位，为宁夏及西北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记者：2010年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给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好处？

段庆林：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成功举办的最大意义在于正式确立了宁夏作为中阿经贸论坛永久举办地的地位，为中阿经贸合作、为中国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广泛关系搭建了一个战略平台，基本形成了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和新疆边疆开放型经济为主的我国“向西开放”双核心格局雏形。但短期内其对宁夏的社会经济意义还有待观察。

记者：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已顺利闭幕，您认为本届论坛的焦点是什么？

段庆林：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政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阿经贸、金融、投资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建立起宣传经贸政策与推介合作项目、发展多项互动与信息交流的国际性合作新机制。我想这就是本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核心吧！

记者：王正伟主席曾说，“十二五”期间宁夏有两项大的活动：一是正在打造沿黄经济区，二是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您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面对我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您认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段庆林：打造沿黄经济区与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是开发与开放的关系。沿黄经济区必须充分利用中阿经贸合作提供的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仅仅依靠宁夏资源和市场没有发展前途，要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中阿经贸论坛也要紧紧依靠沿黄经济区，开放必须以开发为基础，要在产业合作上取得成就，要形成开发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格局。

中阿经贸合作战略重点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中阿经贸合作存在三个布局错位：一是中阿能源合作受益重点在沿海地区，而西北地区目前主要是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二是中国清真产业的经济优势在沿海地区，而文化优势和群众基础却主要在西北地区；三是中阿消费品贸易、工程承包和服务业贸易的重点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而西北地区严重滞后。

我认为，宁夏应把握机遇，在中阿经贸合作中重点发展这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寻求与中东和中亚的能源化工战略合作机遇。中阿经贸合作重点是能源合作，但宁夏对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存在区位劣势，在积极寻求加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能源化工合作机遇的同时，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的合作，抓住丝绸之路转变为油气之路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中亚和新疆的原油、天然气建设石化基地，争取把石化产业作为宁夏支柱产业之一。

二是围绕中阿经贸合作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中阿国际合作的部级服务平台。宁夏作为中阿经贸合作平台，不是仅仅召开中阿经贸论坛，不是赔本赚吆喝，近期要把发展面向中阿经贸合作的现代服务体系作为重点。建设中阿经贸合作的生产服务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要积极完善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金融、交通、物流、科技、商务等服务业，要积极形成具有穆斯林特色的旅游、餐饮等体系。要把培养中阿经贸人才和文化人才作为宁夏教育的重要任务。

三是抢占全国清真产业设计、认证、博览中心制高点，提高清真产品加工、物流中心的地位。由于食品产业的特点，宁夏清真产业规模、竞争力和区位劣势及阿拉伯国家贸易壁垒等等原因，宁夏不应该急于把清真产业作为中阿经贸重点突破口，近中期应该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宁夏清真产业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有限，应该积极组织西北地区清真产业生产，以认证、设计、博览中心带动加工、物流中心建设，强化清真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宁夏清真产业在全国的产业地位，逐步走清真产业国际化道路。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7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  and  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  and  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  and  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  and  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  and  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8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9

【关键词】国际经贸 发展趋势 对策

随着通讯领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化的新趋势，国际贸易已经成为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目的就是为了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获得份额。国际经济与贸易不仅仅促进了跨区域的经济交流，还极大的推动了科技的创新。深刻了解到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在今后的全球经济中占据一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地位

（一）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

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经济的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模式，从以往单一的体制逐渐转向多元化，从国内经济逐渐发展为全球化经济，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产生的利润是直接贡献给经济发展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高，为国家带来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贸易能够极大的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并且让两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激发国际竞争意识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也随之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全世界经济市场的打开，越来越多的企业融入全球化市场，从而也导致了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企业想要在贸易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在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竞争意识的提高。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世界市场，为了生存发展的企业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也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通过企业自身战略的调整，对国际市场的调研和把控，利用最先进的经济贸易知识能够帮助企业最大程度的争夺市场份额。同时，我国企业为了能够尽快进入国际市场，还相应地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技术。如此的国际贸易竞争，带来的是良性循环，有利于促进竞争意识提高。

二、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在同时也使得国际市场更加复杂化。随着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逐渐打破，整个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贸易市场。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贸易也逐渐向自由化方面发展。国际经济业务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不再是原来的货物交换，更多的还有金融、服务以及投资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见，国际经济贸易的新趋势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提高。

（二）电子商务的崛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了近些年来国际经济贸易的新平台，这是一个崭新的贸易模式，极大的改变了现阶段国际经济贸易的模式。经不完全统计，如果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贸易业务都通过电子商务进行，那么每年将会多创造出10亿美元的利润。电子商务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产物。

（三）跨国企业的迅速崛起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更多的企业选择拓宽海外市场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跨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间是在上世o九十年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兴起，WTO组织的成立，跨国企业的贸易总额占据了全世界的1/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势必会有更多企业加入跨国企业的行列。

三、针在国际经新趋势下的发展建议

（一）重视培养人才

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在国际市场背景下的经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一个企业想要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地位，就必须争取到足够多的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与其说经济竞争是企业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企业间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企业想要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支具有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全面高素质人才队伍。

（二）改变管理制度

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一个企业管理模式的好坏，也是该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强弱的表现。根据企业所处环境和市场分析，提出一套先进全面的管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所以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必须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三）树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彰显企业软实力的最直接表现，拥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精神核心，也是企业竞争软实力的构成，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企业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向外输出了大量企业，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企业都缺乏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国企业应该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自身的文化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任佳，何丽萍.浅论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 商场现代化， 2014，（16）.

[2]王迎，孙露璐.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J]. 经贸实践， 2016，（16）.

[3]崔红艳.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J]. 江苏商论， 2015，（14）.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0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着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着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

    比较优势既然是动态的,那么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呢?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自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贸易自由化,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升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极不平等,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导致了全球化利益严重偏向发达国家。实际上,如果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的升级,不仅做不到,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国都偏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继续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高额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选择。

    发展中国家要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就要技术创新。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现状都不能构成坚强的支持,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此外,发展中国家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企业的形成,也需要国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如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常规武器等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扶持的重点,因为这些产业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术,可以创造长期动态的比较优势(杨帆,2001)。

    本文所指的比较优势升级应该还包括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如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之向资源-技术密集型、资源-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转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一是以国家力量支持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要以国家力量扶持新的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的发展。前者是巩固和发展现有比较优势的需要,后者是培育长期动态比较优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