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范文10篇

国家政治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观念；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尽管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并存与交织却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迫切需要和平环境来实现文明崛起的中国而言，深入思考与理性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尤显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由与安全(秩序)是法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本文试图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路，在借鉴中外国家安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和分析工具，探索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福祉提供理论上的点滴贡献。

一“新安全观”维度下“国家观念”要素的方法论启示

目前，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流行着国家安全因素的“两分法”：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观问世后，许多学者将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而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将这种观念和学说统称为“新安全观”。可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见，中国主流国家安全观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又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观念中还刚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

正如国家安全学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新安全观”倡导者巴瑞·布赞教授所言：“随着冷战结束，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在传统的“军事一政治”安全模式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新安全观则强调，安全不过是适用于一切广泛问题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或者说，“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进而言之，以综合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立场上体现为五大维度：“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攻击和防御能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和维护可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从中可见，这种新安全观已突破既有的局限，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等观念层面上来研究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在国家构成要素上，该学派深刻反思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家三要素”说，在新安全观分析框架内提出了以“国家观念”、“领土和居民”、“主权与政治机构”三大要素为核心的“国家构成”理论；将传统中被人们所忽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凝聚力”等国家观念要素作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研究对象；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政治两大要素间和谐一致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为中国法学界从法学理论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换言之，国家观念所包含的国家认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间认同、宗教自由与限制等观念性因素，涉及国家安全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维度。将“国家观念”要素纳入国家安全视野中有助于我们将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综合地看待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

二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的辩证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实体就是国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是由主权观念所定义的，“主权就是以被确认的领土及其人口为基础的独立政府的排他性权力”。这种国家观念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价值中立性”界定。但是，从一国之内来看。国家观念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主体上，既涉及代表统治阶层的政府(含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以及执政党的国家观念，同时还包括各在野党、各利益集团、被统治阶层的国家观念；在内容上既包含着对国家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又无法摆脱多元主体在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该国所演进至今的历史，人们永远将无法真正理解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观念”。

在国家视角下，使国民聚合在一起的观念主要是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光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国家实体，并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内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大多数人的认同，国家也同样难以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而这种认同感又与合法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观念塑造了国家这个实体。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多所民间研究机构从1936年至1970年关于“人们对待包括无政府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等激进主义言论的态度”的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均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待当时美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在立场上普遍一致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意基础。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在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安全主要指的是政党的安全，因为不同的政党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具有不同的影响。严格地说，这里所指的政党属于集合性和抽象性范畴，指在根本性质上或基本指导原则上相同或类似的政党，并非指类似于美国的或共和党这样轮流执政的特定政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说执政党是政权的直接体现，它属于对政治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

“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在内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和信仰体系，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又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交往和互动的粘合剂。”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稳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领域存在着诸多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待“国家”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立场而引起的。“政府是国家一般性合法的代言人。但在更为理性的层面上，政府只能在国家受到某种威胁时，方能使用国家安全话语进行辩论。如果政府主张其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只是对国家机构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的威胁。”不过，话虽如此，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无不将统治阶层的安全及其意识形态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区别只在于冲突的形态、内容和强度不同而已。在实证意义上，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安全在内的政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国家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它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给政府施压以产生一个特殊政策，从挑起分裂(或分立)主义进而推翻现行政府，从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进而在军事攻击之前使其先遭到致命削弱。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其民族认同与组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机制，是政治威胁的一般目标。既然国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那么政治威胁就可能向军事威胁一样恐怖。

可见，复杂多样的国家观念对一国政治安全的状况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一国良好的政治安全状况意味着国家观念在社会中的稳定性、相对同质性和可通约性。反之，一旦国家政治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该国在社会认同、民族(或国族)共识、宗教宽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必定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或者激烈的冲突；换言之，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已然(或者极有可能)成为了国家统一与良性发展的离心力。

三国家认同意识的“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治安全

在本文分析框架内，社会是关于认同、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某共同体一员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异化现象。但这种政治国家内部形态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完全割裂的。在一国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和谐程度不一的互动关系。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对社会整体构成威胁就是对国家构成威胁，或者社会安全就等于是国家政治安全。使国家聚合在一起的认同观念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样的威胁可能是针对政府的现存结构，也可能是针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或者针对国家自身的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对其主权以及主权乃以建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高度关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总体说来，并没有对苏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权国家提出质疑，但瞄准的却是它的内部合法性(即国家政体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种‘缺乏善治’的流行说法使得西方干涉行为似乎合法化了。”

正是因为作为国家观念的国家认同意识如此之重要，“社会整合”就成为了一国政府维护政治安全的必由之路。对外，国家是以固定的领土和正式成员资格为存在基础的；对内，“社会整合”则是一个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象。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整合”的确需要政治智慧和使社会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灵活的政策及法律调整机制。一国诸多社会群体的历史，既可能成为社会整合的积极动力，也可能成为统一化的包袱。这些历史因素处理不好，就可能留下祸患，成为民族极端主义言论和行为勃兴的社会意识沃土。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典型国家是中国大陆的民族政策，而明显存在问题的国家则包括殖民地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英国(北爱尔兰独立问题)、土耳其(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前苏联(白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关系冲突)等等。可见，基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需要，社会群体意识的整合不可或缺，但在整合路径和指导原则上，则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在“政治安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导致不同的后果。

四宽松、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与国家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状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范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在冷战时期，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表现。

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它既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也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应当承认，以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的后冷战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复杂，更加隐蔽。在这一点上，许多研究和倡导国际人权的西方学者也不乏类似看法。

在对内意义上，政治威胁针对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与定义国家的其他基本观念的合法性。而“国家的合法性与经济或社会成功牢牢地维系在一起”。一国经济不发展，财富再分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社会保障体系羸弱，都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最终危及政体的合法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间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比较优势”的较量。保障国民安全、社会安全的不仅仅只是来自物质文明的成果，还包含着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成果。可见，社会秩序的安全和包括执政党安全在内的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靠的是“内因”起作用，牢牢把握住基本原则，不断地修炼内功，不断加大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努力地进行民主与法治建设，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发展，方能真正赢得民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十分复杂，而新旧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更使安全问题扑朔迷离，难以琢磨。这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向前，否则就只能在原地兜圈子，难以实现在既有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笔者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为搞垮冷战时期能与美国抗衡的唯一对手(前苏联)，瓦解东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尽了各种手段，通过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进而对政治发展了如指掌，每每在关键时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快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长期以来，含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从未能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鸣和相互借鉴，导致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极端片面性和武断性。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势必会深刻地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导致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下降，民怨沸腾。而广大民众在“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分裂，又使执政党和政治运作机制丧失了民意的坚实基础。前东欧各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非“极左”就“极右”的大政方针，必然会导致“国家认同意识”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变乃至巨变的可能性。换言之，长期以来“言路不畅通”、“理论不争鸣”的事实，导致一经“开党禁”、“开报禁”(如前苏联在叶利钦主导下)，就极可能形成“一边倒”的话语霸权，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就会在各种势力支持下，通过各种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可见，在法律和政治双层机制保障(与合理限制)下“解放表达”，有利于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执政党长治久安。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全机制的有效运转，加之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变革机制，是保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根本之所在。这种安全之保障需要激发民众在内心上的认同，因为正是这种社会各界发自内心的认同感，才能形成一种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才能转化成一种不可阻挡的主流国家认同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从而维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安全。

五民族意识、宗教信仰与国家政治安全

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是国家观念的组成要素，因而民族观念和宗教信仰自然是国家政治安全所指涉的对象。民族既是一种绚烂多彩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了民族精神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深层次作用。它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国族文化认同能够完全取代国内各民族对各自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依恋、坚持和固守。”当然，民族精神的历史继承性特征并不能成为借鉴和排斥他国或他族文明的理由或借口。北美和西欧许多奉行宪政主义的民族国家遵循的是一种宽泛的“国家观念认同”理念，即主张“多样性”。不过，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主次的差异。因为对主流文化和传统的呵护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多样性”也只是在不危及主流国家观念形态安全的前提下的“多样性”。这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主义能够上升为爱国主义，它就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强大聚合力量；如果民族主义表现为狭隘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分裂主义，它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统一、发展和开放的大敌。

在此，有必要再思考与“民族自决权”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与国际法文件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曾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它却又成为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借以合法与正当化的工具。这说明，任何理论一旦被视为超出一定历史条件的“绝对真理”，并将之作为教条来遵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荒谬的结果。在此，西方学界部分人权法研究者的观点值得借鉴。例如，国际法学家福兰克教授(T.M.Franck)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的视角指出，“除非是在非殖民化语境下，现行国际法并不承认某一(些)民族或种族享有脱离所在国管辖的自决权，但是国际法也并未确认这些民族或种族必须承当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义务。可见，自决权享有与否的问题，属国内法范畴。只有当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涉及到国际法的适用问题。”而赫斯特翰·纳莫姆教授(HurstHannum)则从国际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主张“只要一国中某个民族在实质上受到了平等的对待，不存在暴政威胁或压制等大规模的人权侵害活动，就不应当在所属国内主张所居住区域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分离要求”。即使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设想，“如果当今世界上约3000个民族都要求独立建国并付诸行动，那么整个人类社会起步时都将陷入争夺权力、领土、资源的空前浩劫之中。如此，人类文明将毁于一旦”。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只是在一定语境下肯定了民族自决权的合法性。该宪章第一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1960年，联大通过了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阐述了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广大被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权利。在《独立宣言》通过后不久，联合国大会对民族自决权的行使规定了明确的限制与条件：被视为拥有自决权的领土指的是其统治国不仅“在地理上与其分离，而且种族或文化上也与其不同的地域”。由此，就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区的各种自决要求。该《独立宣言》成为了西方列强统治下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合法武器。近年来，在并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歧视和隔离，甚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权侵害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仍然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应该说，这种分崩离析是执政政府历来民族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妥当处理或者对分裂行径处置不果断所致。可见，只有将国家政治安全与民族安全、个人安全统一起来予以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方可能对自决权所产生的“悖论”，形成一种实践理性上的客观立场和应对之策。

宗教是相信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主宰万物与人类的社会意识。汤因比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会想起宗教。”“宗教既能使社会目标神圣化，以此来稳定社会现存秩序，它同时也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其神圣化，促成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目前全球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无不打着“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旗号，以主张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西方强国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一贯采取内外有别的两面政策，使得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化。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跨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已然上升为影响中国领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新近发生的“藏独”事件和近年来在国际上比较活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泛突厥主义均波及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事实上，有关保护宗教自由的国际法律文件和相关国际、区域性法院、人权委员会的司法案例和咨询报告均强调：“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受限于法律的规定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者道德或者其他人基本人权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内；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强暴者，应用法律加以制止。”

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一直采取一种多元民族文化的整合策略。作为国家与民族概念的“中华民族”被理解为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有机整体。按照这种民族间整合的逻辑和历史经验，为了追求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运而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好地化解了民族间的冲突，为民族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西藏，新疆的分裂与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的刻意弥散。因此，为了抑制分裂活动，增强民族团结，如何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民族间认同为基本目标，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宗教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长期任务。

国家政治范文篇2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歧视，实现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9年8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了1.7亿，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7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9年6月的400万，预计明年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端倪：

——低成本的交互的传播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手段。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例如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政府在这一方面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本·安德森（B·Anderson）就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曾经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象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而摆在国家面前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悲哀甚至危险的是，传统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但是互联网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

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象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增生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用相当的精力来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在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都是严格控制的。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因此，他们越是强烈而不受节制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是有可能超越现实，而给政治系统带来灾难。

国家政治范文篇3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歧视，实现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9年8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了1.7亿，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7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9年6月的400万，预计明年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端倪：

——低成本的交互的传播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手段。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例如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政府在这一方面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本·安德森（B·Anderson）就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曾经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象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而摆在国家面前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悲哀甚至危险的是，传统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但是互联网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

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象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增生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用相当的精力来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在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都是严格控制的。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因此，他们越是强烈而不受节制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是有可能超越现实，而给政治系统带来灾难。

国家政治范文篇4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歧视，实现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9年8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了1.7亿，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7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9年6月的400万，预计明年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端倪：

——低成本的交互的传播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手段。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例如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政府在这一方面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本·安德森（B·Anderson）就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曾经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象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而摆在国家面前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悲哀甚至危险的是，传统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但是互联网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

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象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增生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用相当的精力来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在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都是严格控制的。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因此，他们越是强烈而不受节制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是有可能超越现实，而给政治系统带来灾难。

国家政治范文篇5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思想政治教育/力量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的阶级、政党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主要反映了国家、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它的实施，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而且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配合。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形成辐射全社会、全方位、目标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利用法律手段强制和保障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财政支持与税收等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具有倾向性的财力支持，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控，使其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国，教育的分权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是学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财政投入资助比较有权威性的专业协会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据研究成果，经常公布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的建议或者样本。由于建议和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多数都能被采纳，从而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财政支持的积极引导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法国政府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国，马普学会是德国的四大科研组织之一，在社会科学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国之首，学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比例最高，在非营利部门的总收入中政府投入高达70％。除了财政支持这一经济手段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免税政策，主要是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或捐物，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该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价外的消费税。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具体政策，如西方国家志愿者服务团体是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在美国，志愿者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之后上大学期间，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完成学业；在税收方面，还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

三、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

为了保证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各种教育力量的协调一致，防止互相抵触，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合作机制来加以保证。

首先是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各种教育力量的指导与协调。如法国在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后，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教育高级委员会”，协调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工作，统一领导社会力量对公民教育的参与。德国在联邦内政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各州设有分支机构，指导和协调各个机构的政治教育工作。除了建立全国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以外，还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某一具体组织或具体活动建立了协调机构，如在美国，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的指导和协调，建立一些大学或跨地区的全国联盟以指导、协调本校或全国的社会服务活动。

其次，是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合作加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近年进行教改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家长、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机制，创建学校、社区与家庭伙伴关系模式。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较早提出建立这种模式的国家，在政府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下，经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六种学校协助家庭和社区参与关怀学生的途径与框架模式：一是加强亲职教育。学校支持和帮助家庭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帮助布置家庭环境。家庭帮助学校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和对孩子的期望。二是拓展沟通渠道。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就学校的课程计划及学生的学业进展情况与家长进行沟通。三是组织家长自愿服务。改善学校培训与活动计划，吸收更多家庭作为志愿者或观众参与到学校或其他地方的活动，还包括为学校教育及其组织活动筹集资金，提供道义方面的支持。四是协助家庭辅导。学校为家长提供在家里参与孩子学习活动的信息建议，以帮助家长更好地辅导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或组织其他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五是参

与学校决策。通过各种学校委员会和家长教师组织等，使家长作为参与者关心学校的决定、管理和倡导各种活动。六是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协调社区内的各种企业、机构、文化的和民间组织、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社区群体，为家庭、学生和学校提供各种服务和资源，让学生、家长与教师能够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作出贡献。

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加强对各种教育力量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政治范文篇6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歧视，实现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9年8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了1.7亿，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7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9年6月的400万，预计明年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端倪：

——低成本的交互的传播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手段。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例如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政府在这一方面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本·安德森（B·Anderson）就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曾经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象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而摆在国家面前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悲哀甚至危险的是，传统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但是互联网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

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象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增生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用相当的精力来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在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都是严格控制的。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人们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因此，他们越是强烈而不受节制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是有可能超越现实，而给政治系统带来灾难。

国家政治范文篇7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和否定一切的倾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晚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的分析态度，将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思想同他发动“”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而正确地评价了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志讲：“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和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的错误和坚持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思想来批评同志的错误。[3](P.850)

(二)关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我们认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整个体制的优越性和弊病的根子都是在政治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先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在政治体制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最初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性质，所以随后的经济体制也有了高度集权的弊病。这一主从关系使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都受制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改不动，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甚至能使经济改革陷入失败的命运。所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先导。在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因此导致了苏联整个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的前三年，一直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没有错，错就错在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以投资少、见效快且在苏联一直属于瓶颈的农业为突破点，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又放到了重工业上，其结果是不仅经济发展速度下降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形势还进一步恶化，从而延误了改革的时机，挫伤了群众的改革期望，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经济改革受挫的情况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把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苏联存在着“障碍机制”，归咎于各级党政部门的“保守势力”抓住权力不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宣布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企图以此来摆脱改革遭遇的困境。从此，政治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不断升温的全国规模的“政治热”。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各地的罢工、集会、示威游行层出不穷，规模日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机构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更是直接影响了生产。正如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所言：“各种政治运动、代表大会、会议和集会挤掉了对最费功夫的经济结构的改造。”[4](P.70)其结果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引导、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妨碍、影响了经济改革，使经济改革因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而无法进行下去。

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体制改革总要以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没有一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本身就不可能提出来，更不用说取得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反过来又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对它提出更高要求，二者呈良性互动关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22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从三中全会起，首先改革政治体制。如果不是三中全会打破新的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发扬党内民主，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如果不是对党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干部体制及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使我们党形成了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我们就不可能打破思想僵化、端正路线，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的改革，正是由政治体制改革起了先导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5](P.252)这就说明，包产到户不仅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增强，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着重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出要党

政分开、权力下放。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的民主与法治又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与法治，党的十五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因此，从实践来看，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经济改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政治改革而单独推进；另一方面，它又对政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点的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的涉及面很广，要解决的矛盾很多，那么突破口应选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从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从影响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关键问题出发来进行选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一是个人集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二是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名存实亡，当一把手决策严重失误时，党和人民无法发挥纠正错误的作用。三是苏联的干部人事制度不能把真正有能力领导党和国家的优秀人物推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以至于苏联党和国家领袖政治文化修养退化。既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这么严重的问题，按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以此为突破口，但他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到了国家权力机关体制的改革上，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民主化、公开性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要摒弃僵化的权力体制，建立一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保障人民全权的、以法治国的新的权力结构。把本来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过去曾不恰当地集中于党和党的领袖)还给苏维埃，理顺执政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也没有错，问题就在于，从1989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国家权力体系方面的基本思路已经不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完善苏维埃制度，而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过渡。戈尔巴乔夫的苏维埃改革，既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也没有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其结果是“非苏维埃化”——劳动人民政权的丧失。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党从“”的发动中看到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并且失去了民主制约。1980年，邓小平在其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尖锐地把“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其中又着重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弊端，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稳定的改革……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P.333)毫无疑问这一讲话抓住了我国政治改革全部链条中的关键环节，重点突出，击中了要害，既符合实际又深得民心。在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指导下，从1980年～1982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如前文所述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在推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最高决策层意见和步伐一致，政策统一，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一样，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统一体”，它在政治上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这一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威·李卜克内西在谈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时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一个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从来不可能相互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6](P.7)列宁非常精辟地写道：“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7](P.168)从中苏两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两国均存在着严重的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领导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党和武装力量又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实现真正、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根本目标。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上，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而是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武装力量非政治化和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强调要排除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性，由于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民主没有政治界限，因此这种对过去制度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168)并说：“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2](P.17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会议都曾论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虽然不同时期在提法上不无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却是明确的、一贯的。那么，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呢?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主要强调了两点：(1)这种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基于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民主，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也多次强调必须划分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线。(2)这种民主又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保障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根据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等条件，我们又确定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即对县级及其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对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根本内容，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逾越的政治界线，对这一点，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动摇。

(五)关于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实行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深刻地阐述过这个思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多党合作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到1922年底，苏联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独存、独掌政权的局面。苏联的一党制有很多弊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决策上无法保证民主化和科学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是去改革和完善本国的政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而是急急忙忙引进西方的多党制，致使政局大乱。戈尔巴乔夫在政党制度的改革上主要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逐渐抛弃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但是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和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则对民主集中制只字不提，相反确定了个人自由原则：强调要保护少数，允许党员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允许党员“围绕纲领自由结社”，从而正式承认党内派别活动。苏共抛弃“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派系林立，严重削弱了苏共的战斗力。二是逐步接受并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地位不能用宪法条文“强加于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6条。新修改的宪法规定：“苏共、其它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及其它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8](P.276)这样就在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1990年3月以后，形形色色的政党和运动在苏联成立，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纷纷改建为政党。这些政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搞垮苏共，取而代之。就这样，抛弃民主集中制和实行多党制为苏共培植了掘墓人。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除共产党以外，还存在着长期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八大派。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一直都是多党合作制。曾讲：“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P.279)当然，在1957年以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由于1958年又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破权威”，特别是由于“”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7年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并第一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种制度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并列提出，这就从政治体制的高度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各民主政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提了出来，并正式确定派是“参政党”的地位；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把这一制度正式载入宪法，变成了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又将这一制度列入了党的基本纲领中。我国的这种多党合作制度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兼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优点，既发扬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从实践来看，中国的这种政党制度，促进了政治民主，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二、对中苏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的重要结论

恩格斯曾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0](P.319)他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规律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同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也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同志曾多次强调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11]。本文对中苏两个典型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对比，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通过对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结论，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规律。

(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看，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每一个政策、措施、方案的出台，从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来看，都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这个适应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或曰政治国情)高度适应，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适应本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等。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它的核心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两者与政党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国家的阶级本质并有效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正是它否定、抛弃基本政治制度的结果，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我们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等，绝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在新时期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也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政治形式是以一定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体制也就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冲击：首先，经济的发展会造就高度的城市化、高识字率和高水平教育，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第二，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从而引起了传统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的诸种不适，如宏观调控弱化、管理体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人事干部制度的滞后等。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也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利益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其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基本上相适应的。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到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开始认识到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并疾呼“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5](P.176)，从此，政治改革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基层民主等方面迈出显著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健全民主制度。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完全脱节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的。在苏联，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城市人口开始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从20、30年代的83.1%下降到20%左右；另一方面，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迅速成长，使苏联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便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结构的国家。这种社会基础的形成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必须打破传统的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缓慢的，甚至是使传统的体制更加完美和精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政治改革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且实际上不考虑任何经济后果。苏联在改革中，把民主、自由、透明度、公开性等问题炒得火热，似乎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空洞的政治叫嚷，由于离开了经济基础，不仅任何实际问题、任何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反而不断发生社会、政治震荡，并且引发了经济危机。苏联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先行建立起立于其上的高度民主体制，不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从传统专制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它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标志是民主化和高效化。民主化的最关键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民主化的选举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形式；第二，严密和完善的社会法制体系，真正实现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现代社会的法治转变；第三，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高效化是指政治系统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即能够高度有效地发挥政治系统在动员资源、组织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以上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探索实现民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照借鉴西方国家在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层面上的一些机制和方法。如西方的选举制、任期制，就是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并比后者进步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借鉴。再比如，“三权分立”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统治形式和权力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三权分立”，但不等于也不应该把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

(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方法上看，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最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到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会出大乱子：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它改革进行不下去，也要翻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所谓有序性，一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二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秩序，即要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决定于党的性质、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民主又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并没有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发扬民主是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苏联的实践证明，撇开党的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会为敌对势力夺取政权打开通道。苏联的改革需要苏共充当推进改革的核心力量，但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苏共就由于多年来的官僚化、腐化和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一个改革的领导力量。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的推行，苏共的领导地位、领导权因多党制出现、总统制的确立而被夺走；苏共的形象因其历史成就在“反思潮”中被一笔抹杀而被完全丑化；苏共的骨干队伍在戈尔巴乔夫扫除“障碍机制”、大批撤换干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苏共的组织系统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涣散，党内派别林立。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戈尔巴乔夫还能靠什么来推进改革呢?实际上，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开始，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就已成定局。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他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5](P.252)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秩序。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或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5](P.176)所谓有秩序就是指必须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消极等待。这是一个策略问题。首先，必须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既要体现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又要预示人们将能得到的实惠，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鼓起人们改革的热情，使大多数人挺身奋起。其次，要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看整个条件的成熟程度，一步一步地来，不能急于求成，匆忙行事。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搞不行。”[5](P.284)中国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要慎重，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5](P.177)。以中国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例，由于这个问题是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要一下子废除不现实。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从十二大设立顾问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过渡性组织形式，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到十三大时，邓小平“搞了个半退”，部分老同志退了下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身体力行，完全退下来，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十四大时，顾问委员会如期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休制度初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分步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联的情况刚好相反，它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目标模糊、缺乏充分准备、统盘考虑、周密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首先，在改革时机的选择上对苏共就极为不利。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在舆论导向严重失误，苏共威信显著下降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其次，改革缺乏周密完整的计划。许多改革措施的制定都非常草率，如总统制这样重大的问题，从出台到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总共只用了40天时间。第三，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缺乏预测和应变对策。因此，当这些后果出现后只能被动应付，步步退让。这就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内很快形成了权力涣散局面。正如利加乔夫所言：“它证明一些人操之过急，不愿意考虑可能的后果。……刚刚开始建立新的，就急于破坏旧的。”[12](P.281)

(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来看，必须坚持协调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内部的民主、高效，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改革全局来看，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二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内部的关系来看，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

首先从全局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是动力，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并提供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在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前提和保障。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它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5](P.313)“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P.284)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所讲的稳定，不是指静态的稳定，不是指维持现状、停滞不前，而是指要维持社会政治安定，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是一种发展中的平衡。静态的稳定是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肯定要破坏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重难返，终有一天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全面危机。动态的稳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和理想状态，它也将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89”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在于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5](P.354)他还讲：“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5](P.371)换句话说，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稳定带来的种种好处，人民就不会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去了来自民间的支持，就会演变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反对派的权力争夺，从而诱发政治震荡。为此，必须在动态中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稳定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和建设中必须经常注意把握好这三个度，使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在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结构来看，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怎样正确处理党与其它各类机构、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在所有这些关系里面，怎样正确处理领导者(共产党)与执行者(政府)和监督者(包括人大、政协、纪委、群众等，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人大)的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在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关系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及党政的合理结合。(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一些文章往往只谈分开，不谈结合，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不能不言“政”、不理“政”的，关键是要合理划分党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基础上党与政府各司其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倡导的关于党政关系的两条著名原则，即党的领导原则和党政分开原则永远都是正确的，党的领导是根本，党政分开是为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服务的。在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虽然他认识到了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但他把划分党政职能演变成了抛弃党的领导，并直接导致了苏维埃政权的消失。在领导者、执行者与监督者的关系上，党及政府要时时记住，党和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赋予的，党应该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通病是缺乏监督或者是监督不力，尤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权没有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必须使人大(或苏维埃)的监督职能落到实处。在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问题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严格依法从政和发扬人民民主的统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民主的实现程度问题，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腐败问题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适应性、有序性和协调性三规律来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首先从农村突破，中国的民主应首先在农村中推行，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实施。通过基层民主特别是村民自治，一方面可以为上层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关于民主建设的实用经验，另一方面，可以为民主建设培养力量和社会基础，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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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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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M].

[6]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M].三联书店，1964.

[7]列宁全集(第28卷)[M].

[8]黄宏等.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M].红旗出版社，1992.

[9]选集(第5卷)[M].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国家政治范文篇8

提要：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风险。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增强，强化跨国经营中东道国政治风险防范显得尤为紧迫。本文讲解了FDI的具体含义，并将政治风险做出不同的分类，介绍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问题，着重讲解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最后提出政治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导论

FDI指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得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FDI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工作机会等，使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流动性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性国家，FDI带来的资金被认为是取得稳定资金流和吸引到能够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公司的最好手段。

关于FDI的本质，专家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经营资源”，特别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专业知识为核心。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控制权”。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的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例如联合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IMF、WTO、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进行直接投资，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二、政治风险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把政治风险分类，本文采用的是Simon（1984）的分类方法。

（一）内部政治风险。内部政治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内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局不稳。来自于东道国内部不同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暴力行为（比如内乱、游击战及恐怖分子袭击）对跨国企业的财产造成潜在的经济损失或者人员伤亡；（2）政策调整。出于保护民族工业或者保持本国企业的优势，东道国采取政策上面的调整。对于关系东道国经济命脉的行业政策的调整尤为集中，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能源产业、军事设备等行业；（3）法律环境。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最应深入了解法律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对于东道国法律环境的熟识也是需要长期持久进行的。倘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过程中触犯相关的法律条款，诉讼过程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财力。因此，法律环境对经营者的理财活动有重大影响，形成了企业风险的外在发源地；（4）政党因素。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应当了解东道国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尤其在换届选举中，要明确分析参选政党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态度，这样才能利用东道国的有利政治环境来提高本企业的业绩。

（二）外部政治风险。外部政治风险并不是来自于东道国内部，而是来自于东道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环境尤为复杂，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也趋于复杂。跨国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主要包括：（1）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特定的经济条件下，货币可能产生增值或者贬值。跨国经营的企业可能产生潜在的资金问题，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危机；（2）外交因素。主要指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两国政治上发生争端时，经济会成为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必要手段，而跨国公司会成为其主要的攻击目标，从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正常经营活动会受到打压，影响其经济收益；（3）东道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在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下，某种国际资源价值的增值或者贬值都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制造成本，结果使商品的利润相对减少。这种情况对于原材料需要进口的跨国制造商影响比较大。

三、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

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复杂性会使企业对外投资遭遇风险。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直接依据，是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可对跨国公司经营起到指导作用。政治风险的评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进行。

（一）政治风险的宏观评估。宏观方面的评估代表有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G——国家风险国际指南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WERCCN）编制的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

《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动态地考察了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和10年后的情况。是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政治风险指数。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擅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按照国际企业的角度进行评分，汇总各因素评分即得出该国政治风险指数。

国家风险国际指标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G=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等14个指标；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融资条件等5个指标；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等6个指标。该方法中，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风险指数都采用了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重点分析进入21世纪后，全球75个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产生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特征及趋势，也为国际贸易投资提供了晴雨表、方向标和政策指南。该报告指标采用0-1分制和赋值方法，分值越高，风险越小。该方法的政治风险指标中，将国际和平和国内稳定因子纳入贸易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并赋予政治风险30%的较高权重。此外，法律效率、社会安全等也均纳入了评估体系。

（二）微观政治风险的评估。微观风险方面代表性模型有“丁氏逐渐需求模型”和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产品政治敏感测定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是相对于一般产业或产品来说的。实际投资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中，考虑的风险因素很多，政治风险因素应当根据投资国家和项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跨国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估体系应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评估、法律环境评估及经济环境评估。

四、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

当外国投资者进入新兴国家时，政治风险可能组成国家风险的一个很大部分。累积的政治风险指标是重要的，国家会有很多的政治风险从而吸引到更少的FDI。如果东道国存在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将会面临充公的威胁，这些跨国公司作为本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与东道国政府应该有战略性的相互交流。因而，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考虑该国政府机关的决策等政治风险（包括政府稳定性、内在和外在的冲突、腐败和种族紧张、法律和规范、政府和机构的民主稳定性），防范政治风险影响FDI流入。

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良好政治环境的国家会有更多的FDI的流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样也可以说，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了FDI生效的结果。

五、政治风险的防范

一是投资保险。对境外投资的资产进行保险工作是政治风险防范的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对本国企业境外的投资承保政治风险，例如美国通过独立的政治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事这种业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解决了问题。中国境外投资基本上是国有资产，当这些国有资产属于商业投资性质的时候，东道国一般不承认其主权豁免，而是按照外国私人投资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来处理。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家保险公司承包境外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是目前一项亟须解决的任务。

二是签订特许协定。特许协定指境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就投资项目内容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而达成的书面协议。只要东道国政府讲信誉并保持相对稳定，必要的协商不失为一种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佳.融入本土、战略规划——跨国公司在华危机公关媒体关系管理透析[J].营销，2001.1.

国家政治范文篇9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财政支持与税收等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具有倾向性的财力支持，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控，使其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国，教育的分权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是学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财政投入资助比较有权威性的专业协会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据研究成果，经常公布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的建议或者样本。由于建议和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多数都能被采纳，从而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财政支持的积极引导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法国政府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国，马普学会是德国的四大科研组织之一，在社会科学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国之首，学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比例最高，在非营利部门的总收入中政府投入高达70％。除了财政支持这一经济手段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免税政策，主要是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或捐物，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该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价外的消费税。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具体政策，如西方国家志愿者服务团体是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在美国，志愿者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之后上大学期间，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完成学业；在税收方面，还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

三、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

为了保证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各种教育力量的协调一致，防止互相抵触，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合作机制来加以保证。

首先是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各种教育力量的指导与协调。如法国在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后，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教育高级委员会”，协调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工作，统一领导社会力量对公民教育的参与。德国在联邦内政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各州设有分支机构，指导和协调各个机构的政治教育工作。除了建立全国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以外，还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某一具体组织或具体活动建立了协调机构，如在美国，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的指导和协调，建立一些大学或跨地区的全国联盟以指导、协调本校或全国的社会服务活动。

其次，是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合作加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近年进行教改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家长、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机制，创建学校、社区与家庭伙伴关系模式。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较早提出建立这种模式的国家，在政府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下，经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六种学校协助家庭和社区参与关怀学生的途径与框架模式：一是加强亲职教育。学校支持和帮助家庭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帮助布置家庭环境。家庭帮助学校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和对孩子的期望。二是拓展沟通渠道。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就学校的课程计划及学生的学业进展情况与家长进行沟通。三是组织家长自愿服务。改善学校培训与活动计划，吸收更多家庭作为志愿者或观众参与到学校或其他地方的活动，还包括为学校教育及其组织活动筹集资金，提供道义方面的支持。四是协助家庭辅导。学校为家长提供在家里参与孩子学习活动的信息建议，以帮助家长更好地辅导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或组织其他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五是参

与学校决策。通过各种学校委员会和家长教师组织等，使家长作为参与者关心学校的决定、管理和倡导各种活动。六是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协调社区内的各种企业、机构、文化的和民间组织、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社区群体，为家庭、学生和学校提供各种服务和资源，让学生、家长与教师能够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作出贡献。

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加强对各种教育力量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政治范文篇10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至少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两者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互联网络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了歧视，实现了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球互联网络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预计到2000年，用户将增加到3～4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8年的210万，预计今年将达到9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络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

一.网络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

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方式。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在这些方面政府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B·安德林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注：参见安德森（B·Anderson）：《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伦敦1983年版。第16页。）。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注：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

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络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注：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赛博（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

互联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注：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33位网络时代精英预言未来文明的特质》，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

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辩的信息垃圾所充斥。像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注：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9页。）而国家面临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

二.网络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

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注：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9页。）。

但是互联网络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注：参见吴伯凡：《孤独的狂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注：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7页。）

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像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注：参见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三.网络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着力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注：塞·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都是严格控制的。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

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可以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以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群体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络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络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