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范文10篇

国家安全范文篇1

战争效应影响深远

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的第四场堪称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其对本世纪未来几十年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影响不仅至为深远，而且是全方位的，其对当前国际生态的破坏性也在逐步显现出来。

许多论者指出，中国在战争前后采取的策略得分较多，也使自己在未来大国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尤其是中美关系，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氛围。但笔者认为，在国际关系这种利益主导的架构中，最应该居安思危，最应该未雨绸缪，不能仅仅看到利好，而应该全面审视，尤其要注意审视负面影响。

其实，伊拉克战争给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也是全方位的。限于篇幅，笔者只举两个例子来分析。

其一是中美关系。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氛围没有破坏，但中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态势，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和政策也没有改变。从军事角度讲，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可谓大获全胜。这至少会产生一个直接影响，那就是，在短期内，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牛仔做派不但不会收敛，反而会甚嚣尘上，会更加有恃无恐。这种做派未来不可能不表现在中美关系上。而脆弱的中美关系一旦打上莽撞的牛仔烙印，会更加脆弱，更加充满波折。

的确，通过战争，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更广泛的空间，在未来的反恐战争中需要中国帮忙的地方也很多。但这种合作或帮忙，在美国政府的脑子里更多的是利用。尽管美国把反恐放在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但美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国是未来的潜在威胁，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对象，是需要慎加防范的长期对手。美国是不会把中国真正当作战略伙伴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战争前后，台湾在与美国勾勾搭搭，美国更在利用调兵谴将的机会，事实上加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渗透。这些事情，美国看起来做得顺理成章、不留痕迹，但实际上不能不说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朝核危机难以把握

其二，中国发挥国际影响的渠道大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虽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意识到多边外交的重要性，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但中国依然没有走进G8这个大国俱乐部，对国际组织的涉入也是有限的、有选择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重大影响力最集中的表现舞台，就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但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可以说，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作用、影响已经在美国强权面前大打折扣。在此情势下，中国通过联合国发挥大国影响的空间和余地缩小了。

与伊拉克战争比起来，朝核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加难以把握。一方面，朝鲜与美国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朝鲜和美国目前都已经处在了骑虎难下的境地。美国虽在朝核问题上早有如意算盘，但朝鲜对核问题的供认不讳，使得双方后退的余地都不大了。更何况，朝鲜和美国两方的态度与抉择，中国都难以真正把握。

笔者早前曾在《早报》著文论述美国的意图，指出美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稳定，不希望朝鲜与韩国、日本、俄罗斯走得太近，而在微妙时期把朝核问题公开化。

其实不仅在朝鲜半岛，在世界许多地方，美国经常采用激化地区矛盾的做法来插手地区事务，凸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朝鲜显然不吃这一套，而是一直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大出美国意料，也使得美国对伊拉克和朝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表态。但即便如此，美国希望朝鲜半岛这个热点问题继续存在下去的战略意图是不会改变的。

朝鲜半岛局势攸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可以在伊拉克问题上相对超脱，但在朝核问题上的超脱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难以真正做到。中国真正希望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于是，在中国多方的努力与撮合下，中美朝三方上月底终于走到了一张桌子上。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朝鲜与美国的立场相差太远，历史积怨太深、利益冲突又太尖锐、双方后退的意愿和余地又太少。

目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核危机已是举世瞩目，从根本上化解很难，要维持现状也不容易。所以，这一危机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最大变数。

沙斯事态不容轻视

沙斯来得太突然，令人猝不及防，也给中国新一届政府带来了第一场严峻挑战。好在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撤销两个部级官员以及其他许多快速反应机制的运转，展示了新政府的新形象和巨大决心。但麻烦的是，沙斯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并早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安全不仅是个动态概念，也是个综合的系统概念，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层面。沙斯的蔓延如果短期内难以遏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恐将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现在已经有了“隔离中国”的论调。这对外资的进入、贸易的推展乃至旅游业的吸引力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家安全范文篇2

关键词：罪犯隐私权公民知情权社区矫正利益平衡一．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看其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中，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试点工作中“专门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街道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民间组织”：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般意义来讲民间组织是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总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高校优秀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中，包括了公检法三机关，似乎我们可以把社区矫正定义为一种执法行为，但是我们在各个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这些规定很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机关处于配合辅助地位。这样的规定我们从中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如我们想的那样，它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司法机关配合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形势下，社区矫正应该是行政性质的。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上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语是行政，司法是行政的定语，它表明这个机关的设置主要是管理行政性质的司法工作。其次，司法行政机关是设置的各级人民政府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最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处于组织负责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是行政工作的性质，否则其设置在根本上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成功的实行需要借助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的经验，在英美等一些国家，甚至由社会团体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这也正体现下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即将罪犯放入社会，依靠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矫正。既然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在整个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自然其对社区矫正性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是没有执行刑罚的权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行政行为。二、从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看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它是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将行政信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以上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民主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作为行政行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信息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呢？从公开原则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行政信息的公开范围采取的是排除法，只要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都应该或者可以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区矫正中罪犯的隐私是否属于上述三种不应公开的范围。

国家机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信息、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罪犯的隐私不属于以上两者。个人隐私权中是否包括罪犯的隐私权？罪犯的隐私权是否应该作为行政信息予以公开。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梁彗星和廖新仲在《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一文中从隐私自身揭示的内涵、外延出发，将隐私分为如下几个内容：“（1）严重的违法隐私行为，如重婚行为；（2）一般违法或严重违背道德行为，如婚外性行为；（3）轻微违法行为，如一般的侮骂他人的行为；（4）一般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行为；（5）法不调整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6）合法的隐私行为。其中，第（3）至（6）项即隐私权的客体。如果用公式来表达的话，隐私权的客体=合法的隐私+法不调整的隐私+一般违规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在市民社会中虽是不可告人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仍应将其作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个人的信息、私人的活动虽然有不被他人知悉和窥视的权利，但是一旦该信息和活动是一般的以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时就不属于隐私权的客体，不应该受到保护。

本文中所说的罪犯隐私权主要是指罪犯的犯罪经历，即对在社区中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的身分进行保密，对其罪行不予公开。很明显，罪犯的隐私权并不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而其是否属于沃伦和波兰戴斯定义的个人隐私的范围，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他们认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的第三项前有“不合理”的限制，对于此处“不合理”的解释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社区公众对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的罪犯的身份和其所犯罪行有知情权。三、从现行法律制度看“罪犯”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法第四十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罪犯的隐私权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以保护。这一方面是从刑罚的一般预防考虑，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刻的了解，进行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而且可以平复被害人的伤痛，使其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刑事案件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会吸引很多公民的注意，因此对罪犯的隐私权的放弃可以满足人们对知情权的需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允许群众的参与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同时可以对罪犯进行多方面的帮助，如：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这样可以减轻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对罪犯的改造又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对群众进行了法制教育，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让群众参加到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的改造中来，是我们走群众路线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四、从法益保护来看社区矫正中公民知情权与罪犯隐私权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侵犯。可见，一个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对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权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我国学者提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立法和理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即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的某些隐私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秩序所建立的或认可的社会关系。犯罪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正是和“政治生活发生了联系”，因而，犯罪就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法益概念是上个世纪法学界提出来的，对法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益泛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而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而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简单地说，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涉及范围极广，它包括了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就存在利益衡量问题。对于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所代表的一般要大于个人利益，他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总和，涉及范围广；当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涉及个人生命等根本权利时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分高下时，对两者的衡量应从多角度具体考量。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是否予以保护，直接涉及社区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公共利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社区中公民的利益，而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处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它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按照上面姜明安教授给出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分析。显然，从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到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公民的知情权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它所代表的利益要高于罪犯的隐私。因此从法益的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应侧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结语: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人权思想在我国行刑方式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从大处着眼，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偏重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必然要放弃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更大的利益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和法的基本价值要求的，并不是对罪犯人权的忽视。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罪犯的人权，在执行过程中对其隐私权的放弃并不会改变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参考文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国家安全范文篇3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

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威胁，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既是响应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迫切任务。要深刻认识、分析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党的精神为指引，探索解决问题的实践策略。

一、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从学科上看———有利于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普及的要求，也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有利于紧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指导思想的时代性，全员参与性，内容全面性，明显的价值取向性，活动的全过程，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多样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等特征。”[1]国家安全教育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助推剂，有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随着新时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必须与时俱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将国家安全教育作为有益补充，紧握时代脉搏、展现时代风采，紧跟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其次，有利于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还是以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主，部分内容教条化、理想化、空泛化，导致部分大学生对其丧失兴趣，使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对大学生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新时代将国家主权与安全、国家时事政治等内容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能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最后，有利于充实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认识。在思想政治课程中补充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有利于刷新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教条，有着深层的现实依据，从而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提高思政课堂的“抬头率”。（二）从目标上看———有利于国家安全教育深入大学生头脑。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不仅事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关系着大学生个人的成长成才。首先，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防范意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国家安全防范意识不强、社会经验不足。部分大学生出于锻炼自身能力或寻找经济来源以支持学业等原因，想要从事一些兼职。因此，往往容易被境外间谍势力用“兼职可赚钱”、“高额酬金回报”、“共同兴趣爱好”等幌子所引诱，做出危及国家安危的行为。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起反奸防谍、拒绝勾连的安全意识，在思想上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其次，有利于大学生认同国家安全教育理论。近年来网络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大学生不知道《国家安全法》，即使知道但对具体的内容根本不熟悉，对国家时政的关注度较低。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将个人发展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理解国家安全理论的具体内容，以深刻的国家安全知识武装头脑、指导行为。最后，有利于大学生积极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当下，高校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相关的内容通常都是通过讲座交流、活动宣传、内容展览等形式来传递。因此，大学生对活动的态度显得至关重要。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利于使大学生意识到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明白以活动为载体的重要性，增强参与活动的兴趣，并尽可能成为活动的志愿服务者和组织者，成长为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三）从站位上看———有利于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从高校承担的责任来看，高校承担着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高等学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双一流”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举措，有利于确保高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有利于顺应时代潮流，培养坚定的奋进者与拼搏者，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从新时代大学生理应具备的素养来看，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大学生已经进入新时代，成为时代新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精神状态、使命担当以及综合素质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国家安全教育应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而生，应新时代大学生的发展方向而成为必要。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祖国坚实、可靠的接班人。

二、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难题

（一）学科设置方面———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著作，例如刘跃进编著的《国家安全学》（2004年版），但是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学科与教材还未出现。首先，高校并没有形成国家安全学的独立学科体系，也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学学科。高校的公共课程中虽然存在部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但专门提及国家安全教育的几乎没有，也没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其次，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教材“缺位”严重。这主要还是由学科的限制所决定的，由于没有独立的学科，所以国家安全学专业书籍较少，相关的教材和读物较少，欠缺专门的权威期刊，研究人员相对较少。最后，相关学科未能有力承担起国家安全教育的责任。例如在政治学科、国防学科、哲学社会学科等学科领域，注重本学科的教授内容，不能充分解析学科之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二）教育内容方面———未充分拓展教育的内容。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不能及时反映新时代国内国际变化的需要。首先，传统国家安全教育重于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当下的国家安全教育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安全方面，例如政治安全教育、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经济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国土安全教育等方面。对于传统安全内容的新表现、非传统安全内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等没有进行及时的拓展教育。新时代生态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重要性逐渐提升，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与网络安全的交织程度逐渐加深，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特别关注。其次，对大学生国家安全全球性战略眼光的教育欠缺。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管理胜过国家安全教育。部分高校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主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管理，例如加强对大学生舆论导向的监管，严格管控大学生的网络舆情，控制外网的使用，加强校园巡逻等。但是对从思想上深入国家安全教育却严重“缺位”，没有将全球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寓于教育之中。最后，未能教育大学生深刻认识并处理好国家安全、利益与世界安全、利益的关系。中国要发展自身、维护国家安全，但是也会关照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不是狭隘的，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致力于国家与世界的共同繁荣。这些内容旨在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个人与国家、世界的关系。（三）教育机制方面———未形成合力育人的机制。高校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各单位教师有合力育人的教育任务与职责，但是现实中合力育人机制未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首先，全员育人机制尚未健全。部分高校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不够充分，没有形成党委领导、行政部门监督、教学单位执行的统筹管理体制。其次，全方位育人机制尚未健全。高校自身对国家安全教育的认识不足，大部分高校只是将国家安全教育视为一项政策性的宣传与任务，没有在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课程中贯穿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对于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具体实施等方面不够系统完善。最后，全过程育人机制尚未健全。部分高校只是将国家安全教育作为一项间断性的任务，例如在每年4月15日那一天，举办相关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展览活动。没有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贯穿大学生学习生涯始终，因而不能引起大学生的高度重视。

三、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策略

（一）加快建设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科体系建设要明确学术方向和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的需求是加快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源动力。国家安全学，顾名思义就是指以国家安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3](P1)事实上，当下的一些学科中会涉及到国家安全，例如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但是还没有一门专门的学科从整体上系统、全面地研究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学学科是在国家完善学科新增与退出机制背景下，必须增加的学科，这已经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任务。首先，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建设要明确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国家的战略需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学术前沿，遵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规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找准学科定位与时代优势，搭建学科的发展平台，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其次，加快培育国家安全学学科带头人，组建德才兼备的国家安全学学科教师团队。保障国家安全教育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假设以及课题项目申请等方面的经费保障与支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与此同时，设立直属学校领导的、与其他二级学院同级的国家安全教育教学科研组织机构，承担全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重任，统一管理、协调分配国家安全教育教师。再次，加快国家安全学教材体系建设。国家安全学学科，要紧跟时代之需，努力编写并出版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安全教育教材，立足本国理论基础与现实问题，构建集科学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国家安全教育教材体系；构建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术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最后，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学科建设资源，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使国家安全教育学学科能够与前沿学科、交叉学科优势互补。最终形成目标明确、计划合理、结构协调、层次清晰、互为支撑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使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确保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期性、连续性和实效性。（二）充分挖掘国家安全教育教学资源。新时代要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纳入到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范畴之中。首先，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挖掘教育内容。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统筹了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是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坚实基础。其次，吸收借鉴国家安全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构成离不开人类优秀文明，要学习世界各国在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最新教育理念，引进他们先进的教育经验，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最后，引导大学生处理好国家安全与世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与兼顾世界利益的关系。教育大学生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以往与世界合作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实践中，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加强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内容。（三）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主渠道作用。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从意识形态层面廓清国家安全的话语迷雾。要在“原理”课程中寻找国家安全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向，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为大学生提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的思想指引，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次，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将国家安全教育知识融入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从树立国家安全的理想信念，并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思考国家安全。将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在面对西方价值观侵扰的时候能够坚定立场与政治方向，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最后，在“形势与政策”课中，要注重对大学生的时事政治教育。时事政治教育是指，根据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学生实际特点，经常向学生进行一种思想政治教育。[4](P326)旨在增进大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国际形势，了解国家在时展中的方位、具备的优势和遇到的阻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等安全，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国家认同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加强大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学习，只有立足于现实之上的理论学习，才能吸引大学生的目光，使大学生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以和教育部组织制作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和《时事》DVD为学习材料，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国内发展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贯穿在课程中，将时事热点问题搬上课堂，将国情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阐明我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原则与立场。[5]教育大学生勤学敏思，培养敏锐、准确的判断时事的能力，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具备正确应对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学识素养。（四）尽力开展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文化活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要注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即要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其中，形成全校、全员、全过程的国家安全教育。首先，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在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地方张贴国家安全教育的宣传标语。每周一上午举办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加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荣誉感。加强正面引导，营造积极向上、声势浩大和宏大场面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筑牢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心态。其次，在每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大力宣传，印发国家安全教育的小册子，在校园里的各个路口、餐厅、图书馆、体育馆等门前设置定点的咨询台，对大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给予回答。邀请学术界、学校保卫处等人士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对近年来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进行讲解，鼓励大学生对校园出现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讨论，在切身的感悟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设置展览板，详细介绍《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国防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文件。再次，组织大学生观看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电影、开展座谈会等，及时准确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把握大学生的行为动向，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雅艺术之中，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打造全方位育人格局，将大学生的目光深深吸引在国家安全教育周围。最后，突出国家安全管理育人效能。在国家安全管理中要注重“以人为本”，构建全方位的国家安全管理机制，责权明确的国家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全天候的国家安全教育管理，将现实生活中潜在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及时教授给大学生，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引导，既关注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又关注大学生的生活实际问题，坚持科学管理与情感教育相结合，形成国家安全教育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王建敏.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及实现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09）.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

［3］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童彭庆，郁景祖，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词典［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国家安全范文篇4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经济安全审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直接投资（FDI）迅猛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球吸引FDI连续第5年呈增长态势。2007年全球FDI增长30%达18330亿美元，超过2000年的高峰，全球跨境并购仍然是2007年吸收FDI增长的主要原因【1】。2007年，在吸引外国绿地投资项目的数量方面，中国以1176个项目排在第一位【2】。2008年，因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而产生金融市场动荡以及世界经济下滑，发达国家货币和债务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危机，并购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贸发会议对世界投资的预期，中期内FDI仍呈增长趋势，但跨国公司投资计划将比2007年更为谨慎【3】。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资并购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投资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危及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尽管我国《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购规定》）中涉及“经济安全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也提出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此外，《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对外资并购的产业准入进行比较合理地调控【4】，但总体而言现行法律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相对简单，缺乏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加之，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因此，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便显得重要而迫切。笔者谨就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规定及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的思考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及法律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稳定增长，巨大的市场、廉价的成本、宽松的政策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并购（M&A）【5】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6】。然而，在2002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对外资并购持谨慎态度，采取严格的审核制度。之后，随着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外资并购市场的开放，2002年《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A股市场的大门被打开，2005年、2006年掀起了外资并购的浪潮。2006年中国商务部和证监会等五部门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开放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大门，而后颁布的《并购规定》中首次确认换股并购（ShareSwap）的交易模式,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扩宽了渠道和手段。

作为我国规范外商投资准入行业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1995年颁布的《指导目录》，历经了1997、2001、2004、2007四次修订，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与方式的变化。其中《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反映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变化：鼓励类条目数量大幅增加；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调整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持谨慎开放的态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特点日益明显：斩首式并购【7】、控股性并购加强、行业性并购、并购主体具有市场优势的跨国企业明显增加。外资并购过程中，许多知名民族品牌的消失、国家资产的流失以及外资行业垄断的威胁，人们日益关注外资并购国内优质企业可能导致行业垄断以及危及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不少人担心外资的恶意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提议建立类似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方面。

2006年，国家六部委修订的《并购规定》第12条【8】，2008年8月1日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9】，设置了类似于美国所谓的“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10】的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开始对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二）外资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的思考

中国作为消费型大国的特点及经济持续强势，日趋成熟的法律环境，吸引了跨国机构的逐利目光。2005年起，国际并购大腕们从容不迫地收购我们的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消费品、基础材料、机械以及食品酒类等领域的优良或不良资产，部分产业已出现被外资垄断的倾向。其中，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和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引起了社会对外资并购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外资并购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探讨。

1、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11】、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12】及引发法律思考

2005年10月25日，徐工集团与凯雷徐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雷徐工）签订《股权买卖和股本认购协议》与《合资合同》，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凯雷徐工将持有徐工机械85%的股权。该方案在向商务部报批过程中，凯雷针对中国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发动的“斩首”行动引起中国财经界的警觉【13】。迄今为止该并购方案尚未通过商务部的审批，凯雷并购徐工案也成为外资并购政策的一个风向标。【14】

该案引起国人对几个问题的关注：第一、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为最优价格，竞价高是否是最佳并购方案？第二、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有贱卖国有资产之嫌？第三、徐工卖给财务投资者对徐工的未来发展是否有利？第四、装备制造业是为其他行业提供母机和装备的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徐工机械作为外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如果被凯雷控股，是否会威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

相较徐工并购案而言，2003年商务部批准的索尼收购成都索贝的方案【15】，此次收购的成功引起以行业内的质疑和担忧，因为该案已经对中国的广电产业带来实质上的隐患，涉及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理由如下：⑴产业安全问题。索尼收购索贝的意图，显然是因为我国企业非线性技术的发展对其技术优势地位的巨大冲击。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⑵信息安全问题。广电产业是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的设备和集成服务完全被外国厂商垄断，那么对中国广电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带来隐患。

从法律角度思考，此类问题可归结为：“产业安全”是否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需要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究竟是“经济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审查能够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呢？

2、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涵义的解读

《并购规定》第12条中出现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术语，《反垄断法》第31条中出现了“国家安全”的术语，而学术界大多数将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解读为经济安全审查。

“经济安全”的概念最早源于1980年日本《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归纳成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外国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可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把握。从内部机制而言，国内要有一个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效地运行，杜绝发生经济崩溃的危险；从外部环境看，能够保证本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不受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组织力量的威胁与控制，并且有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冲击等方面的能力。简言之，国家经济安全应是指国家经济领域中重大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状态。【16】相较而言，“国家安全”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传统的国防、军事安全，也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

据此，产业安全应包含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范围内，而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故产业安全也包含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从保护国家安全与有效利用外资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对两者进行区分以及准确界定。《并购规定》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考虑，不仅仅限于经济安全，在审查时可以将国防、军事安全的考量因素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因此，根据立法目的将其解释为国家安全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判断。

3、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争议及我见

各界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能否威胁国家安全，是否应当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存在争议。反对者主张无须单独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认为很多人持有的“泛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矫枉过正的典型，归纳起来理由如下：（1）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会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以及中国政府管理，并不会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更别论国家安全；（2）如果通过并购，外资形成垄断，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加以约束；（3）如果片面强调国家安全审查，则不利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17】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实质上混淆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两种制度的理论基础、目的以及价值取向。虽然针对外商的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实质上都对外资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但国家安全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原则，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土安全；而反垄断审查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立法目的是规制垄断和保护竞争，无法约束那些并未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却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减少对被并购企业研发部门的投入，削弱被并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被并购企业的品牌进行雪藏等，这些为政府无权涉足的方面【18】。尤其是对于境内关系国计民生或是对国防有影响的重要行业龙头企业，一旦被外资企业控制，极有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19】。但是，无论是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还是在并购成功后的经营过程中，只要外资企业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没有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即便存在危及行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我们也无法依据《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加以审查与监控，从而形成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因此，无论是出于法律完善的要求还是实践需要的考量，我国健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演变及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政策也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过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策现象”【20】出现时，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外资并购达到高潮，特别是在经历了“北旅并购案”和“江铃并购案”后，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政策；中国加入WTO后，考虑到入世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鼓励政策；近两年来，随着外资并购的不断增加，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加大，中国开始逐步对外资并购进行规范。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从放任自流、限制、鼓励到规范的过程。

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外资斩首并购和产业安全的担忧，特别是“凯雷并购徐工案”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国家相关部委在悄无声息中确立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原则。

在商务部审批徐工并购案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国务院于2006年2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规定【21】，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的保护立场。

2006年8月的《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向商务局进行申报”的措词相较于2003年4月12日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19条第2款“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商务部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做出报告”的措辞，由任意申报到强制申报的转变体现了我国立法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而第2款的规定表明了商务部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外资并购享有审查权。

2006年11月，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2007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企业国有产权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外资并购方作出了“受让方的受让行为不得违反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至此，“国家安全”的立法由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全国法律层面的高度，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立法部门日益关注国家安全问题。

（二）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

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外资并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但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1、缺乏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监管法律体系及战略意图不清晰，政策摇摆幅度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没有一部能统率外资并购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外资并购立法在不同效力层次与和规制领域上必然缺乏相互配合，缺乏体系性，并经常出现法律规范的相互冲突和无法可依的状况。2、外资并购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在涉及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是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以外，其余大多数是各个部委以“条例”、“实施细则”、“办法”、“规定”等名称出现的行政性法规、政府规章。3、政策不确定性大，朝令夕改。

2、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外资并购风险来自三个方面：资产造假、资产流失问题；产品、服务垄断问题；外资之间在中国境内的激烈竞争给中国产业造成损害。保证本国经济安全是引进外资不可逾越的前提。确保国家经济需要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预警体系，应包括反不正当竞争竞争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律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许可认证体系。

3、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的实施规则的缺失，不利于对外资并购中的负面效果的制约。

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尚不够全面，由于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现行的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最多只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应当对广泛的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军事安全进行审查。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行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区别以及在外资引进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在《反垄断法》中加以规定。但在《反垄断法》中“国家安全”的规定仅仅是概念的提出，尚未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亟待健全和完善。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一）确定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对外资并购本国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此价值取向通常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而有所变化。尽管各国具体做法有所差异，但总的趋势是，各国都承认与允许跨国并购，在鼓励和支持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防止本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各国对外资并购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加以一定限制。

在确定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立法价值取向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外资并购的特殊影响。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外资作为重要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在我国已经大量出现，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二是我国经济发育尚未成熟，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还相对较弱，民族工业还需适当保护。假如全面地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无限制无选择地引进外资，将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危及行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个不容忽略和回避的事实。因此，目前阶段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审慎对待外资并购这种投资方式。

1、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

我国在立法取向上应该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的今天，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作为各国的通行做法，有其重要意义。第一，外资并购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第二，外资并购不仅能够给被并购企业带来大量现金流量，而且有利于企业更新装备，提高技术水平；第三，外资并购可以使国内企业更快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被并购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分工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营销网络、技术等资源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是从其积极意义考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2、合理限制外资并购的范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并不表明对外资并购自由开放，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应当有限度，以防止和消除因外资并购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总结各国通行做法，各国对外资并购基本上都有限制性要求。以美国为例，虽然对外资并购采取开放政策，但实际上，美国对可能造成其市场过度集中、导致限制竞争，危及或可能危及其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是严厉禁止的。这些法律法规集中体现在《谢尔曼法》、《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以及《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的适用上。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在某些行业领域限制外资进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开放起步较晚，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建成，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外资并购的负面效果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此外，我国民族工业起步晚，缺乏足够的实力与跨国公司抗衡，外资的大肆入侵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只有对外资进行合理限制，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良好的产业结构，保护民族工业，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可见，合理限制外资并购是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必然要求。

（二）明确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性质与定位

笔者认为，要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必须首先在立法上解决以下问题：我们究竟应主张国家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抑或产业安全？对这三者如何界定与区别？其意义何在？国家经济安全与反垄断是否合一？国家安全审查应采用何种模式？

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及产业安全的界定，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三者的本质均是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分支，而产业安全应该归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从逻辑角度考虑，国家安全作为属概念，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作为种概念，若外资并购过程中涉及经济安全外的其他种概念，而我国立法中并未囊括，届时无论是扩大解释还是将其他情况纳入国际经济安全范围，一则违反逻辑关系，不符合法律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的要求；二则不利于保护本国利益，真正实现国家安全审查的价值。

当然，我们在强调国家安全审查的同时，应该避免对国家安全审查期望过高，不能过于夸大国家安全审查的作用。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中存在国有资产贱卖、税收流失、不公平关联交易、经济垄断行为、侵害被并购企业职工合法权益、民族品牌消失等问题，但这些现象的诊治是多个法律部门的共同课题，需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公司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并加强其可操作性，把上述现象一概归为外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不大合理。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具体制度的构想

为了妥善平衡外资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笔者建议我国成立类似于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处理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并完善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首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对《指导目录》进行相应修改，为“国家安全”所涉及的战略行业以及重点企业提供具体指引，避免行政裁量权的不当行使而对外资开放政策造成冲击。其次，或在《并购规定》或通过专门立法将经济审查机关、标准、期限、程序等重要因素予以明确，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到确定《指导目录》中具体哪些行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通常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涉及政策、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笔者在这里不加以论述，仅从法律角度就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涉及的重要因素加以探讨，如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机关、审查程序、救济途径。

1、明确界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

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最关键的是对外资的界定。各国普遍以投资者国籍的标准来区分，分别为设立地标准、资本来源地标准、实际控制主义标准。《并购规定》将外国投资者作了广义的理解，包括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并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采取实际控制原则【22】。笔者认为，我国对投资者国籍判断的标准以实际控制主义为主，兼顾设立地标准以及资本来源地标准。

外资并购主要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的形式而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兼并是指一公司企业将其他公司企业并入本企业，而使后者失去法人资格，即吸收合并，又称“全部收购”；收购是指一个公司企业通过购买其他公司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以实现对该公司企业的控制，而被收购公司企业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23】西方学者把企业兼并和收购简称为M&A（Merger&Acquisition），我国通常地将其译为并购或购并、兼并、收购、合并、并购（购并）等词语。《并购规定》在对“并购”行为进行阐述时，考虑到此前已经有立法对外国投资者兼并境内企业行为的规定，为了避免立法上的重复与冲突，仅对外资收购行为进行了约束。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的并购行为应该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行为。

2、细化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

《并购规定》就我国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外国投资者进行的外资并购行为实际取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但对于控制权的具体标准尚无规定。实践中往往采取51%以上的绝对控股与不及51%的相对控股加以判断。参照美国对“控股”的解释：（1）实体主要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销售、租赁、抵押或其他让与；（2）实体的解散；（3）实体生产或研发设施的关闭或迁移；（4）解除或不履行该实体的合同；（5）就前面四项中的事物修改实体的组织大或组成协议。笔者认为我国对控制权的解释存在明显缺陷，过于笼统简单。

根据美国、加拿大等国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均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加以阐述。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宜采取列举的方式，以提高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透明性。同时应辅以弹性条款，以便对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予以更周延的保护。

具体而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可以考虑如下因素：（1）外资并购对国防安全所需要的国内产业造成影响；（2）该产业满足国防安全需要的能力及其重要性；（3）外资并购是否与国家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一致；（4）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对我国国家安全是否造成影响；（5）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交易对我国在影响国家安全领域中的国际技术领导地位的潜在影响；（6）外资并购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进而细化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可操作具体的标准。

3、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并购规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仅仅规定为商务部会同相关单位进行审查，但尚未明确具体的相关单位，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存在不确定性。《反垄断法》虽然设立了反垄断委员会【24】，并规定了其职能，但并未明确细化该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细则。

由于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的范围广泛，不论是军用工业、国防设施、基础建设，还是民用事业、企业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产业，各种因素都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况且，国家安全审查本身不是仅仅依靠实体标准进行判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具体审查过程中，每个组成部门能否就外资并购对其管辖行业或领域内的安全的影响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但若无牵头部门将相关判断并综合分析做出最终评判，将会导致国际安全审查拖延且流于形式。因此，需要某牵头部门将各部委的评判结果汇总，通过调查、综合评估、听取多方（各部委、并购涉及行业的行业协会、并购当事方）意见的方式，最终做出判断并向全国人大委员会及国务院总理提交评估报告。

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和实践，建立我国科学完善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审查机关应由多个国家部门，如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科工委、司法部等共同组成，同时设立一个类似于反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作为各部委牵头机关，协调各部委工作，主导国家安全审查的有效进行。

4、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笔者认为，外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包括四个环节：申报（干预）阶段、初审阶段、调查阶段与决定阶段。

（1）申报（干预）阶段。《并购规定》规定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启动：一是交易方的主动申报，二是政府强制干预。但对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适用于哪个交易阶段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适用于交易计划阶段和交易完成后的某段时期。公务员之家

（2）初审阶段。我国法律对此尚未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美国的相关规定，经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就进入了45天的初审阶段。此阶段，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秘书处将此次外资并购的相关资料转发给审查委员会各成员机关，由其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具体审查，形成自己的意见后汇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综合考虑，形成初步意见，决定是否对该并购交易提起调查。

（3）调查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进入调查阶段的并购交易通过实地调查、专业跟踪、召开听证会等方式了解并购的真实情况并根据审查标准对外资并购是否影响国家安全做出自己的判断。调查时间应该限定在60日内，如若因案件复杂，则经总理批准可以延长30天。

（4）决定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组织成员机关召开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5、明确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

如果当事方或者利益相关方不同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决定，是否有相应的救济方式，我国法律尚未规定。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在涉及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时存在制度缺陷。譬如：通常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行政法的规定，对其救济可以采取复议或诉讼方式。但是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特殊性，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关本身就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所作出的审批结果代表了政府的意思，可以视为国务院的行为。特别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所作的裁决为最终裁决【25】。这种最终裁决意味着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对该行为的诉权和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法律设定行政终局裁决行为，是出于考虑到有的行政行为的专业性比较强，而且比较复杂，人民法院行使合法审查权有一定的难度；有的行政行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事项，行政争议的解决需要及时而迅速。显然这种通过行政机关“自行救济”的办法，在公信力方面存在质疑。也有学者提出，《行政复议法》赋予国务院对某些行政行为具有最终效力，就与“诉讼是保障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理念有所矛盾。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任何法律上（公法或私法）的争讼，都应由法院裁判，公民也有请求法院裁判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轻易剥夺。【26】

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行政行为，其涉及国家安全事宜，即便允许行政诉讼，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恰当审理。因此，笔者主张从法理学“无救济则无权利”角度考量，我们应该对国家安全审查的结果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同时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当事方或利益相关方对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应当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

【注释】：

【1】See:WorldInvestmentReport.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3】See:WorldInvestmentReport2008-Overview(UNCTAD/WIR/2008(Overview))

【4】《指导目录》中将外资进入的产业划分为允许、鼓励、限制、禁止四类。

【5】本文所指的“并购”（M&A）兼指①“股权并购”，即外国投资者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②“资产并购”，即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取得境内企业资产并运营该资产。参见《并购规定》第2条.

【6】见注释3.

【7】“斩首式并购”：外资以“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指导下对境内企业的并购。

【8】《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第2款：“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9】《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10】“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即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案》的一项条款,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在认定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有权中止或禁止该并购行为。

【1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徐工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50%。凯雷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凯雷）是一家全球私人股权投资机构，从事企业并购、创投、房地产、债券等领域的投资，区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案情详见《凯雷并购徐工案独家调查》，《瞭望》2006年5月。

【13】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十大并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4页。

【14】贾林青、昌孝润：《中国企业兼并与破产的法律规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194页。

【15】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专业录像机产品上高度依赖索尼的产品，直到1995年和1999年中科大洋先后推出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和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以及包括索贝在内的一些本土企业在类似产品或网络上的成功，解除了国内对专业录像机的依赖。

【16】张士铨、雷家驌著：《经济安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8】“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就存在此种风险，即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19】譬如在“凯雷收购徐州案”中，徐工作为我国装备制造的龙头行业若被凯雷绝对控股，则有可能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20】中策现象，就是利用国际财团的资本实力，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成片、成行业打捆式的参股、控股和改造，然后利用国际财团的金融操作手段，在国际资本市场出售，以求牟利。

【21】《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支持其机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重组。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22】《并购规定》第9条，11条，58条针对境内自然人或法人实际控制的“假外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23】慕亚平、黄勇：《外资并购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调整》，《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24】《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国家安全范文篇5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自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性举措。中国“入世”之所以导致全球瞩目，一方面是因为WTO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们拭目以待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中国将如何利用WTO机制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结晶的WTO，从组织体系和运行规则等各个方面将对社会主义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提出巨大的挑战，世人对中国将如何在适应WTO机制的前提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并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报有浓厚的兴趣。

从本质上说，WTO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其根本目的是以WTO的运行机制和基本原则来规范成员政府的行为，减少政府的干预，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同时，WTO也是一种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和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①]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使得WTO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得以稳固和提升，并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规范性体系。如作为WTO基本原则的“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对所有成员国或地区都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成员的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这正如《WTO协定》第9条第1款所规定的那样：“WTO应继续实行GATT1947所遵循的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做法。”[②]与这种规范性体系相伴生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生成，“换句话说，全球化有力地揭示了国家政治的限度”，[③]“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④]

加入WTO，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决心。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国际政治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本后盾的，这正如摩根索指出的，“国际社会的基础是两种因素：一是其多样性，二是其要素即各个国家之间的对抗性”。[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浪潮曾经给中国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可以说中国目前得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我们内部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勃勃生机之外，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充分利用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技术资源、资金资源和产品市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入世”将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加快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但WTO就象一把双刃剑一样，在为我们提供机遇和福祉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针对于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也针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如果说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的话，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入世”后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国家安全总是与国家利益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利益是一种无形的客观存在，从边界纠纷、市场争夺、人权观念的辩论、国家结盟与断交等国际行为中，我们就能体会到国家利益之所在。”[⑥]从本质上来说，维护国家安全正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的保证，同时国家利益的满足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心理基础。如果按照内容来区分，国家利益是由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构成的。与此相对应，维护国家安全也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

按照摩根索的观点，“国际政治的本质与国内政治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这种斗争在国内范围和在国际范围赖以进行的条件不同。”[⑦]加入WTO，虽然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相反，WTO所设立的新机制和新规则，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实现国家利益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民族国家是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体，维护必要的国家安全是在“入世”后中国如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历史性课题。

1、“入世”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接轨，也是政治体制的适应过程，防止新一轮的“和平演变”将成为维护中国政治安全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入WTO，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正当的和无可厚非的。中国的“入世”之路之所以要走15年，除了本国的经济体制一时难以适应有关WTO的原则和框架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从政治体制的方面来寻找原因。

自1978年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特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了全面的转轨，尽管步履维艰，但已经初步确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以来，虽然几经反复，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向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然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渴望看到的“民主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特别是在20实际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将“和平演变”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法宝。作为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梦想要实现“一体化”的最大目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更是将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雄心。”[⑧]伴随着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出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及其仆从国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以各种借口来压制中国，诸如人权问题，申奥问题等，甚至包括在中国“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将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与谈判进程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中国的“入世”进程设置重重障碍。

全球化进程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随后扩及到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一体化，全球化只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历史过程，它在尊重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现代技术和手段改变了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共同繁荣。全球化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功能，它绝不是一种政治力量消灭另一种政治力量的手段和途径。但现实世界往往是残酷的，以西方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固守意识形态的偏见，致使全球化逐渐脱离了它应有的轨道，成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全球化的政治化，已成为全球化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体制，渐进于工业化中期的政治改革步伐，本身就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国内民主政治的不完善，这些都为“入世”后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⑨]中国加入WTO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由此也催生了范围更加广泛的利益分化和利益整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资本和商品的交换而附加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又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意志为主导的WTO“自由、平等、公正”原则的贯彻，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也是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严峻挑战。将不仅使中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更重要的也将使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强有力的冲击。

2、“入世”是经济权益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转型的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将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是为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新秩序而产生的，在这种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和整合，而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能力的强弱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种能力的强弱不仅来自于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来自于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组织，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⑩]

从性质上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种“内生”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以“外贸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转型时期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经济模式可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根据相关统计，中国的出口额从197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2660亿美元，[11]至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12]这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必须指出的是，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一旦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局面，又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重大的风险，东南亚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已为我们拉响了警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活力，如果没有国内生产的充足、国民需求的旺盛、投资的多元化和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要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国内生产不仅充足而且过剩；需求不旺，要依靠巨额的财政赤字来提升需求的水平；投资还显单一；生产技术落后，依赖性强。尤为突出的是，自计划经济体制而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造成社会格局的城—乡分裂，另一方面造成经济生活中的“二元化”断层，“三农”问题的积重难返，不仅折射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也映射出中国经济体制的脆弱性。

中国“入世”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有助于从外部创立新的动力机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尽快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在WTO《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为中国规定了3-5年的调整和适应期，但中国经济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绝不可能在短短的3-5年中就得以解决，随着进入中国经济生活门槛的降低，世界经济对中国带来的强势冲击将不可避免。这种冲击绝不仅仅是对单一的经济组织而言的，而是行业性的或是连锁性的。面对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能，“入世”为众多的跨国巨头提供了一方乐土，它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可以实现巨额利润和超值的投资回报。“入世”不仅为国人带来了诸多美好的憧憬，也为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指点江山的国际性经济组织提供了续写神话的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影响力将遍及中国的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如果说，单兵作战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保护来阻挡的话，那么以群体或集团登陆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可能为众多的国内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对于众多的国际知名企业来说，在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共享，在它们的商业链条上带动的将是更多的相关产业，这也就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的群居关系”。[13]对于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中国企业来说，仅仅拥有信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实力的较量。无庸讳言，就自身的实力来说，中国企业与那些国际性的跨国公司相比，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生产效能，往往都处于劣势，这固然有中国企业自我发展方面的因素，但与中国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羽翼的保护下所产生的依赖心理和惰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入世”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同样也孕育着痛苦与风险，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兴与衰，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民族振兴的希望。

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生产力的竞争，而除了科学技术的因素之外，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模式之间的竞争也成为事关经济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经济制度是有关资源配置的制度性规定，而经济运行模式则是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先天性缺陷，但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已日趋成熟，其示范效应不可小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型模式，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还难以完全割断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联系，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势必会对整个转型过程产生长期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现有经济运行模式的混乱和无序，降低其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全面接轨，而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之上的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必然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施加巨大的压力，从现实出发，两者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适者生存”这一亘古不变的定律也意味着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和承受苦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始于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的衰落，而经济转型本身就孕含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而又削弱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时刻的到来，中国经济将真正面对暴风骤雨的洗礼。

3、“入世”加速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预防“文化的迷失”将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尽管对“文化”这一概念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和理解，但对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一个民族的消亡，并不仅仅是人口的灭绝和控制地域的丧失，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凋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消除差别性的历史进程，依靠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作用，全球化正在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文化形态荡涤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仅使民族文化的维系处于悬崖的边缘，也为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铺垫了布满荆棘的道路，“文化全球化正在改变民族文化得以生产以及再生产的环境和手段，但是，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功效产生的具体影响——对民族文化的要旨、价值和内容的影响——至今很难得到解释。”[14]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厚重的，但或许正是由于文化根基的根深蒂固，才导致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方面的迟缓，“现代化意味着新文明的确立，它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对传统文明形成冲击。”[15]近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对西方文化形态多是采取仿效的姿态，从而扼制了自身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一段时期内对传统文化的畸形改造，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诸多域外的文化符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侵蚀着中国文化赖以传继的基石。

文化的渗透力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始终的。中国“入世”，就如同打开了一座尘封许久的闸门一样，除了国外经济力量的强势进入之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涌入这块土地。当中国的文化形态还缺乏产业化运作的实际经验，还在寻觅现代化途径的时候，先进的管理理念及发达的运作模式固然成为一种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但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人文伦理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到了边缘化的境地。边缘化意味着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丧失，而由此而来的最大危机莫过于对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消失甚至否定。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它是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对外来文化一味地迎合与仿效将在消除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导致民族文化的荒漠化，并进而侵蚀民族的创造力，最终造成民族生命力的枯竭。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或许我们可以抵制经济的剥夺和政治的侵略，但强势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却难以抵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才比“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更可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对好莱坞、麦当劳及阿迪达斯等众多西方强势文化符号败下阵来的时候，在我们尽情享受西方世界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满足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站在一个不明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哀号。“入世”后，中国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壁垒可以依赖，当更多的好莱坞、麦当劳和阿迪达斯们通过传媒、商品和网络遍布我们周围的时候，它们除了吸引中国人更多的注意力，赚取更多的利润之外，也将生存和发展的难题留给了中国的文化甚至我们的民族。

二、“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入世”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对策分析

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化将大大推动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我们也同样有理由相信，“入世”可以缩短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但距离的拉近同时也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其激烈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充满刀光血影和战火硝烟的战争。如果说一场重大战争的胜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或几个时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成败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入世”是国家实力之间的博弈，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新整合过程，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来最大地实现国家利益是维系中国现代化过程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安全是和平与稳定的同义语。”[16]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对的挑战是严酷的，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绝不可能由竞争对手的同情和恩赐来实现，而更多的却是要依赖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解决，当“入世”将中国的问题暴露无遗的时候，也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醒认识自我的机会，对自身肌体和行为模式的不断完善，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或许是痛苦和充满挫折的，但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不得不作出的历史抉择。

1、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古老的命题，当现代社会将它从梦想变为现实要求的时候，它将不仅意味着一种价值理念的树立，更多的则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重新演进，必将涉及到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WTO体系所体现的实实在在的民主诉求，将对“入世”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但真正从体制的层面上进一步贯彻和完善民主制度才是应对政治安全挑战的关键。但对于自古就缺乏“民主”观念的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复杂和艰难程度将不亚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从现实出发，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完善，才是中国民主政治最终实现的必由之路。

（1）城乡“二元”结构的“一元化”统一，将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它曾一度被人为地用作政治统治与经济建设的工具，当它的历史使命结束之后，又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道沉重的壁垒阻隔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通过中国政府积极地推动将极大地缩短这一过程。小城镇建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统一的有益实践，在加快市场机制形成的同时，也培育着对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城市化运动不仅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塑造现代城市生活的外部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确立现代城市生活的价值理念，即为现代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最终形成奠定充实的心理基础。

实现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统一，城市化固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现实选择，但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毕竟效果是有限的，关键还在于农民自身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复苏。从制度和体制上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实施，维护农村村民自治的正常秩序，为农民提供宽松的参与环境，调动和保护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或许比大规模的城市化更能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2）政府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为实现政权的民主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入世”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所提出的挑战要远远大于经济体制，在WTO的整个法律框架内，甚至每一项条文都规定或隐含着对政府管理体制的约束和监督。洛克认为：“Saluspopulisupremalex[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确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原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17]政府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利益满足程度和价值认同感。政府的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威和利益的社会分配过程，而实现分配的手段不外乎集权和民主两种模式，最终采取何种分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通过高度的集权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整合，并在很长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政府管理体制的运转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和经济良性运转的障碍。虽然经过多次改革和调整，却并未能真正理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之间的关系，甚至某些方面的矛盾达到了激化的程度。“入世”为解决中国国内现存的问题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改革的内部动力不足的条件下，从外部为加快转型时期的改革步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WTO作为一种超国家的政府监督机制，将催化民主政府的产生，但在实现政府民主行政过程中的决定力量还是取决于政府本身。“一切真正受群众拥护的政府，其决定性机制是自由、公正和公开选举。”[18]自由、公正和公开是对民主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实践与贯彻。作为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者，民主政府首先是一种建立在民众治理理念上的公共组织形式，相信民众与依靠民众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充分信任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能力同样也是建设民主政府的根基；民主政府同时也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政府，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仅是世界贸易组织对政府管理过程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管理和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保证；民主政府还是一个规范化的政府，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是通过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加以确立的，政府机关是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执行者，同时也是社会规范的履行者，其本身行为的规范性会对整个社会规范的形成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民主政府更应该是一个人性化的政府，“以人为本”是WTO“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所内含的价值追求，在充分考虑社会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上进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通过政府信誉机制的构建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公平的正义”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不仅关系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更是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对WTO所作郑重承诺的能力的体现。

（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和透明的政治运行机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阿尔蒙德认为“国内活动和国际活动是高度互相依存的”，[19]国际政治活动经常成为展示国内政治生活的舞台，在这里会体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荣辱。国际政治活动强调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而任何一种主导力量的产生大都缘于其运行体制活力的积蓄与释放，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必然是与作用于其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全球化加剧了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它与推动转型的内发性经济力量一起，不仅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而且还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推上了一条向纵深发展的快车道，向着难以阻挡的历史方向前进。

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和内乱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发展的结果。[20]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为起始的，转型导致利益分化与重组，新兴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又改变了以往的利益表达方式和渠道，为各种社会利益的表达创造了条件。政治体制通过既定的运行机制，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来实现社会利益的调整与平衡。中国“入世”必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面对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诱发的利益多元化及利益表达的多样性时，已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适应。在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难以实现利益表达的诉求时，各种利益集团就会转向非制度的、乃至极端的途径，对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动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缓解压力的应对之策，更是清除积习，积蓄活力，实现政治稳定的自我更新过程，“稳定性涉及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稳定性的程度反映了政治组织机构为那些企图参与政治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的程度。”[21]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入世”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正因为政治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显得如此的紧迫。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和烦琐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通过走一条“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的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才是富有理性的选择。建设民主政治是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但这取决于必要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但要正确处理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及党自身的建设问题。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维护其独立性，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参政和监督功能，以塑造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参政议政功能，健全政治监督机制，增加政治运行的透明度，塑造民主参与政治的宽松环境，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社会根基。

2、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固本之策。

经济是立国之本，“入世”后首先面对挑战的是中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经济竞争力的获得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其核心是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催生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释放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潜力，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占世界GDP总值的3.4%，已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6位。[22]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庞大经济体“规模发展”的结果，并非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力和经济生产的效率，在经济发展方面，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24937.14美元的3.45％；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1225.5美元，为中等发达国家56220.20美元的2.18%，[23]同时，综合考虑中国的自然地理背景、人类活动强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平均状况下的发展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5倍，[24]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尚难说是有效率的，经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经济安全的获得，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必然选择，但如果按照英克尔斯有关现代化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因此，实现经济现代化除了要具有现代化的经济规模之外，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也成为关键因素。经济运行的质量涉及到国际经济环境、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机制的效率、经济资源的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而政府与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协调与合作又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真正融入到国际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并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冷暖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明显增强，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44％，超过美国的20.7％和日本的20.1％，[25]尤其是“入世”后随着关税壁垒的消除和政府保护性措施的日益规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孕育着机遇，但同样隐含着风险，难免使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国际经济环境的时候，中国可以作出的最好选择是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来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入世”不仅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也创造了可能性。

国际经济环境仅仅是影响经济安全的外部性因素，中国经济安全归根结底还要依靠内部性因素，即通过提高经济的整体实力来获得。经济发展本身具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再加上经济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诉求，容易导致整体经济运行的失衡，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可以为经济运行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计，2001年中国GDP比2000年又增长7.3%，完成9593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增长12.1%；市场物价稳定，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上升0.7%；金融运行平稳，现金净投放1036亿元；从1998年到2001年累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近3万亿元；同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布局不断优化，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达到28%。[26]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逆境中，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稳健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才使国内经济秩序得以维护，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的损失。“入世”后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带来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方面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仅仅依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安全并非长久之计，甚至过份依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将对国家经济造成致命的损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来拉动的，2002年中央财政赤字将达到3098亿元，逼近GDP3%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可以说，中国尚未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由此使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财政负担加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经济体自身缺乏发展的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需求疲软，供过与求，投资不旺。究其原因，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尚未完成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但要真正实现最终向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过渡还需要很长的过程，“入世”将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大大加速这个进程。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实现工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传统生产方式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不平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断裂和重组，进而危及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安全的话，那么“三农”问题的凸显已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瓶颈”。产业结构所代表的是一个经济生活中的生态系统，其本身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但通过产业生态链的内在机制所实现的转型毕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并且蕴涵着脆弱与危机。产业结构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在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借助于有效的干预和指引，消除抑制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对于中国应对“入世”后日益增加的经济风险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发动机”，其配置资源效率的高低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手段是实现市场机制效率的轮子，而规则是提高市场机制效率的路径。落后的科技手段意味着市场机制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缺乏规则的竞争将加剧市场机制的扭曲，以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抵消由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WTO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一个低效和缺乏规范的市场机制将很难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承担起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因此，提高市场机制的科技含量和法制化水平是中国经济建设亟待完成的历史任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谁拥有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这已是被历史和现实经验所证明了的真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某些尖端领域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工业和民用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比较少，在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方面还比较低，中国每年产生大约2万项科技成果，然而转化率尚不足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80％，而中国只有20-30％。[27]在工业制成品中，仿制和改制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众多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竞争者的手中，不仅使中国众多的生产企业为购买技术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使自己的命运掌控在别人的股掌之间。对国外技术过份依赖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危险的，在大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手段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根本。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之外，宽松和规范的创新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从制度和机制上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不仅可以巩固经济发展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创造明天的辉煌。

投资、需求和出口是维系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良性运行的市场机制为充分发挥它们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平台。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逐利性作为其天生的属性，从一开始就为这种机制的健康发展设置了自然的障碍，特别在转型期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还缺乏必备的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风险的能力，因此，借助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就成为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机制的规范化除了要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加强对法律和法规的执行和贯彻，真正使法律制度走下“圣坛”，让法制的精神贯穿于市场机制所触及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市场的存在和运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在“入世”后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接轨会在带来繁荣的同时衍生出震荡，且并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有所避免，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于每一次或大或小的震荡都将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稳定与安全。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除了提供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渠道之外，还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保障机制。市场保障机制是一个涉及到市场运转各个环节的系统，除了要提供必要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之外，其主要的职能是要完善必要的预警机制和纠错机制，从而使国内的产业和部门在受到损害时能够加以必要的保护，进而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铸造抵抗风险的壁垒。

3、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包容与自新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是真正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历史选择

“文化包含人类选择的所有领域，既涉及其价值判断的部分，也涉及其科学判断的部分”。[28]虽然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中国是建立在多民族和多文化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对先进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学习和吸收，因此，无论在价值判断方面还是在科学判断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形态，这也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罗素在比较中西方文明时，对中国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宽容与礼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29]千年的历史积淀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积蓄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在每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都是借助于传统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而转危为安。但厚重的文化传统难免带有一定的腐朽性，成为阻碍民族发展的羁绊，尤其在面对外来先进科技和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冲击时，文化传统往往最先成为诘难的对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本身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对传统文化弊端的责难并不能代替对民族归属感和民族情感的认同，而只能在更大范围内激发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及推动文化自新的动机。与其说“入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挑战的话，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机遇。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自新运动，它将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植入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门，尽管它是被迫作出的民族“求存”之选，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份。“入世”第一次将中国文化真正展示于世界文化之林，有融合也有冲突，但融合是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必然趋势，究竟是中国文化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还是中国文化最终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同化，则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的自新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世”也为中国提供了开展新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契机，只不过这次更多的是主动作出的民族“求强”之选。

优秀的文化不是狭隘的自我禁锢，也不是傲慢的自我标榜，而是博大的胸襟和谦逊的态度。全球化的结局并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为文化注入了新的意义，“文化的旧概念以连续性为基础，文化的现代概念则以多样性为基础；旧的价值观是传统，当代的理想则是不同文化的结合。”[30]现代化永无止境，本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这两个过程将伴随其始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剔除积弊的过程，也是日臻完善的过程，当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以各种形态的挑战的时候，是抛弃还是回归，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传统文化以她的涓涓细流注入我们精髓的时候，当传统文化以她丰腴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世世代代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保护她和依靠她，对祖先、对子孙这都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发展和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仅有情感和决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定有力的措施。“入世”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更多的与世界其他文化形态交往的机会与选择，多样性正是中国文化得以成长的土壤。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在域外文化消融着我们的文化根基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也同样改变着它们，或许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文化才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养料，实现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嬗变。普适性并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也无意由此而引发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希望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保有一块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多边协商机制：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需要通过国际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来实现，霸权主义将日益失去其话语权，而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也会逐渐为历史发展的脚步所遗忘，这也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言的那样，“……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31]这种政治体制将逐渐以对话与合作代替殖民与征服，尽管战乱与饥荒仍旧是人类社会隐隐的痛，尽管生命的价值还时常受到种族纷争和宗教冲突的摧残，尽管还经常有人在国际舞台上颐指气使，但在人类自身受到来自自然界巨大压力的时候，平等发展已跃升为国际交往中的核心观念。

自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和艰辛的生存史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刻上了难以抹平的烙印，寻求国家的繁荣昌盛，探索民族的复兴之道，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成为几代民族志士最壮丽的奋斗轨迹。中华民族性格的内敛与不嗜张扬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国家强盛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尽管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也曾经有过辉煌与荣耀。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下，自力更生都是维系国家的安全的根基，然而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固守“自力更生”并将之视为实现国家强大与安全的金科玉律，不仅是孤独的，而且是狭隘的，毕竟闭关锁国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深埋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如果说曾经喧嚣一时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曾经为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作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伴随着多极世界的形成它们将越来越难以适应以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迫使一度是“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积极推动者的中国逐渐转变了外交政策，“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策略，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先机。但“入世”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使中国今后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必将带来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及重新认识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作用的基础上，以自力更生为根本，通过积极参与和执行多边协商机制，加强对话与协作，以积极的姿态实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新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多边协商机制为基础的，也即：“争端各方均可接受且与适用协定相一致的解决办法无疑是首选办法”，[32]其核心为广泛参与和平等对话，因此“多边”与“协商”就成为新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支柱。

所谓“多边”，就是各方的共同参与。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参与领域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中国在“入世”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将会是全方位的，而在经济生活中的全身投入仅仅是一种表现，通过积极的经济参与来带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参与，并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政治立场和文化精神在国际生活中的确立和认同，从而减少因不了解和误解所导致的敌意和仇视。另一方面是指交往国家的多样性，意识形态对国际交往影响力的降低，使国际交往拥有了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交往国家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多方位实现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且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分摊风险，也就是所谓的“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与交往国家建立广泛和稳固的合作关系来维系实现国家安全需要的纽带。

所谓“协商”，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多样性的国际社会必然隐含着冲突，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追求，以及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会成为诱发冲突的催化剂。尽管流血和暴力还难以在短时期内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但文明的进步正在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全球化固然增加了不同国家发生冲突的概率，但全球化所实现的共同利益将会使更多的国家愿意坐到谈判桌上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在今天看来，真正实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或多或少还带有一些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毕竟协商的底气归根结底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弱，但协商却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途径。

协商也是博弈和争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根本的利益冲突可能并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进而还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但多边协商机制为避免和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现实可能性。WTO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一种为各方认可的、和平的解决争端的运行机制，它是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实现制约和监督，并以一致性作为最终目标，从而为将冲突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创造了机会。从这种机制运转的情况来看，虽然一致性的达成降低了它的可操作性，但它要比联合国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也更加人道，也更容易让各方接受一些。“入世”不仅意味着中国政府对相关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也是对这种冲突解决机制的认可，尽管这种机制目前的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但通过对这一机制原则的贯彻和执行，不仅将为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也将会减轻中国为维系国家安全所付出的代价。

WTO已不在遥远，而是作为一个客观实在真真切切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它除了带来心跳的感觉之外，我们的国家及至我们的生活也将为此而改变。当魏源撰写《海国图志》以激励国人向西方的科技文明学习的时候，他或许不会想到今天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站得离世界如此得近。“入世”是中国自己作出的选择，它不仅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今天的延续，也是为明天实现强国梦而绘制的宏伟蓝图。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这个东方的大国总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被隔膜在世界发展的轨迹之外，在遍尝了屈辱和辛酸之后，借助于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从而第一次真正驶上了历史的快车道，并将民族千年的历史重担绑在了国家飞速前进的车轮上。

[①][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MarrakeshAgreementEstablishing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③][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④]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⑤][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⑥]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⑦][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⑧][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

[11]谢国忠：《中国企业为何缺乏全球竞争力》，《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

[12]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02年3月5日。

[13]曾建伟、张鹏：《跨国公司的群居关系》，《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4][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15]钱乘旦、杨豫、陈晓律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6]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17][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7页。

[18][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著：《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发展的目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21][美]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

[22]《我国经济可望迈入世界前列》，《新华日报》，2002年4月10日。

[23]黄抗生：《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4月30日。

[24]《我国发展成本与世界水平有大差距：办同样事情多花费25%》，《新华日报》，2002年2月28日。

※阿·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的10条标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12%至15%；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45%以上；非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70%以上；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占10%至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识字人口占80%以上。

[25]萧灼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谈扩大内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文汇报》，2002年3月11日。

[26]曾培炎：《关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002年3月6日。

[27]《中国创业投资存在11大问题》，《中国经营报》，2001年7月6日。

[28][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29][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30][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国家安全范文篇6

一、调整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国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综治办，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同志任主任。

二、镇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负责处理本镇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动员全镇各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保证党和国家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确保建大庆平稳过渡。

1、充分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及宣传媒介，对全镇干部群众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增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建立广泛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组织领导小组成员认真开展工作，协调各单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支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指导我镇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工作。

3、在上级的布置指导下，做好涉及我镇国家安全的各项保卫保密工作。

三、工作原则

我镇国家安全工作坚持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原则；坚持国家安全机关在政策和业务上指导的原则；坚持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原则。

四、落实责任制。

国家安全范文篇7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宪政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基本法，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推广到香港；第二，这种认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第三，进而言之，以这种理由坚持香港不立法将从事实上造成国将不国的事实。若按这些人的逻辑推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违反人权，不立法就是伸张人权；如果万一在香港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政府将会无法可依，香港特区之于中央政府的义务也无法履行，香港社会就会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从根本上讲，这不是香港人民的福祉之所在。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3）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可见，国际公约并没有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或主张无国家疆域或无国家秩序的人权。因之，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其它人权或集体安全和利益之上。

“自行立法”之下的人权保障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有人认为，“‘自行立法’的意思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立法程序、何时立法及立法内容等内容”（李柱铭语，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报》）。李先生具有某些律师狡黠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省略“应”字；然而这个字是省略不得的。稍微有点语文知识的人是不会从“应自行立法”的字眼推断出它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这一内容的。

根据“应自行立法”的要求，香港政府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何时立和如何立，因为第二十三条已经指出了“立什么”即应立法的七项内容。可以“自行”立法无疑给香港政府提供了极大的立法空间。在基本法的统率之下，立法过程必须遵循某些不可减让的原则。首先，基本法第三章重申了国际人权公法中认定的那些基本人权准则，因而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必须以此为依归，这是因为，从法律位阶理论上分析，香港立法机关的任何立法都必须受制于基本法这一最高法律，包括其中的法律原则。其次，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不变。因而，在立法咨询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各普通法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的进展。其中，立法咨询不应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因为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再次，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模式或实践，但只有那些符合“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的经验才是可被借鉴的。反对立法者往往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夸大或隐瞒某种做法；他们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识别能力。

法须立，但须慎立

客观来讲，社会上反对立法者的呼声不应被忽视，因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正是沟通和咨询的目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过份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讨论对立法只能是于事无补。

国家安全范文篇8

一、强化领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委国安工作管理，及时成立了国安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副主任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制订了2015年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工作计划，并将国家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层层分解落实责任，使这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制订了全委系统内的国安职责和制度，明确国安工作信息联络员，加强了全委国安工作的领导力量，保密工作严谨，重要文件档案指定专人管理，确保无泄密。

二、加强宣传意识，营造安全氛围

一是利用悬挂横幅、宣传栏等宣传工作，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国家知识，《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和《保密工作法》等反邪教知识。二是加强党员、干部、职工法制宣传教育，未发生干部职工参与非法游行、集会、信访、聚众闹事事件，无一干部职工参加“”等邪教组织违法活动。三是重点人员进行国安知识教育，对全委系统因私出国、出境人员进行了排查摸底，要求对委系统办理了出国护照、出境通行证的人员进行登记，证照统一管理，加强了全委涉外人员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保卫工作，提高他们依法经商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利用各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政策形势教育，在全委系统厂矿企业营造氛围。

三、加强国家安全保卫工作

国家安全范文篇9

1.1编制目的

规范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应对工作：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者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

（2）超出省（区、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或者跨省级行政区、跨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

（3）需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安委会）处置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

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国务院统一领导和国务院安委会组织协调下，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职责，建立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

（3）条块结合，属地为主。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现场应急处置的领导和指挥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有关部门应当与地方人民政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

（4）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事故灾难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练等工作。

2组织体系及相关机构职责

2.1组织体系

全国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组织体系由国务院安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领导机构、综合协调指挥机构、专业协调指挥机构、应急支持保障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和生产经营单位组成。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领导机构为国务院安委会，综合协调指挥机构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具体承担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管理工作，专业协调指挥机构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专业领域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机构由地方政府确定。

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消防部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队伍及有关国际救援力量等。

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履行本部门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和保障方面的职责，负责制订、管理并实施有关应急预案。

2.2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及职责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以属地为主，事发地省（区、市）人民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指挥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事故灾难事态发展及救援情况，同时抄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涉及多个领域、跨省级行政区或影响特别重大的事故灾难，根据需要由国务院安委会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应急救援协调指挥工作。

3预警预防机制

3.1事故灾难监控与信息报告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对可能引发特别重大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灾害、灾难可能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重要信息应及时上报。

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中央企业在上报当地政府的同时应当上报企业总部。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上级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企业和事故灾难发生地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同时抄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信息，有关各级、各类应急指挥机构均应及时通报同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应当及时分析处理，并按照分级管理的程序逐级上报，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有关部门、单位要及时、主动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救援有关的资料。事故灾难发生地安全监管部门提供事故前监督检查的有关资料，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救援方案提供参考。

3.2预警行动

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机构接到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信息后，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4应急响应

4.1分级响应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具体标准见1.3）由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当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Ⅰ级应急响应行动时，事发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相应的预案全力以赴组织救援，并及时向国务院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Ⅱ级及以下应急响应行动的组织实施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事故灾难或险情的严重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超出其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及时报请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1.1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响应

Ⅰ级响应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并实施本部门相关的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救援，并及时向国务院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需要其他部门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提出请求。

根据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类别，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其职责和预案进行响应。

4.1.2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响应

（1）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2）开通与事故灾难发生地的省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3）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建议，通知相关应急救援指挥机构随时待命，为地方或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4）派出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协调专业应急力量增援。

（5）对可能或者已经引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的，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要及时上报国务院，同时负责通报相关领域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6）组织协调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

（7）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4.2指挥和协调

进入Ⅰ级响应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其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立即按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配合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根据事故灾难的情况开展应急救援协调工作。通知有关部门及其应急机构、救援队伍和事发地毗邻省（区、市）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相关机构按照各自应急预案提供增援或保障。有关应急队伍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行动。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前，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必须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事故灾难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灾难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故（事件）发生，果断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中央企业发生事故灾难时，其总部应全力调动相关资源，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3紧急处置

现场处置主要依靠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力量。事故灾难发生后，发生事故的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

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4医疗卫生救助

事发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处置工作。

卫生部或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请求，及时协调有关专业医疗救护机构和专科医院派出有关专家、提供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支援。

事故灾难发生地疾病控制中心根据事故类型，按照专业规程进行现场防疫工作。

4.5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场的相关规定。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4.6群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企业应当与当地政府、社区建立应急互动机制，确定保护群众安全需要采取的防护措施。

（2）决定应急状态下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序。

（3）指定有关部门负责实施疏散、转移。

（4）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5）开展医疗防疫和疾病控制工作。

（6）负责治安管理。

4.7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时，省级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申请本行政区域外的社会力量支援，国务院办公厅协调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支援。

4.8现场检测与评估

根据需要，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事故现场检测、鉴定与评估小组，综合分析和评价检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订现场抢救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检测与评估报告要及时上报。

4.9信息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信息的工作。

4.10应急结束

当遇险人员全部得救，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宣布应急结束。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省级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单位）负责组织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5.2保险

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发生后，保险机构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5.3事故灾难调查报告、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

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必要时，国务院直接组成调查组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

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及时上报。

6保障措施

6.1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综合信息网络系统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完善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规范信息获取、分析、、报送格式和程序，保证应急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为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有关部门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省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负责本部门、本地区相关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定期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报送有关信息，重要信息和变更信息要及时报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负责收集、分析和处理全国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有关信息。

6.2应急支援与保障

6.2.1救援装备保障

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应当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各专业队伍按规程配备救援装备。

6.2.2应急队伍保障

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等行业或领域的企业应当依法组建和完善救援队伍。各级、各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机构负责检查并掌握相关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和准备情况。

6.2.3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后，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或有关部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民航、交通和铁路等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道路交通管制，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道路受损时应迅速组织抢修，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

6.2.4医疗卫生保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救治能力。

6.2.5物资保障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各专业应急救援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负责监督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掌握应急物资的生产加工能力储备情况。

6.2.6资金保障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国家处置安全生产事故灾难所需工作经费按照《财政应急保障预案》的规定解决。

6.2.7社会动员保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应急救援。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协调调用事发地以外的有关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增援时，地方人民政府要为其提供各种必要保障。

6.2.8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大城市人民政府负责提供特别重大事故灾难发生时人员避难需要的场所。

6.3技术储备与保障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成立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专家组，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要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专家和机构，研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重大问题，开发应急技术和装备。

6.4宣传、培训和演习

6.4.1公众信息交流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组织应急法律法规和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工作，各种媒体提供相关支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负责本地相关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的危机意识。

企业与所在地政府、社区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相关应急知识。

6.4.2培训

有关部门组织各级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相关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和业务培训。

有关部门、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内容列入行政干部培训的课程。

6.4.3演习

各专业应急机构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演习。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每两年至少组织一次联合演习。各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演习。演习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

6.5监督检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对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7附则

7.1预案管理与更新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7.2奖励与责任追究

7.2.1奖励

在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2.2责任追究

在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灾难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7.3国际沟通与协作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积极建立与国际应急机构的联系，组织参加国际救援活动，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安全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