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范文10篇

产权制度范文篇1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1.产权稀释。产权稀释就是权利所体现的价值实现程度低，其真实价值没有得到现实体现，其原因或是国家保护不力，或是自身的弱势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中国社会，产权稀释的典型表现为劳动力产权，这在农民工和外来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产权“残缺”。所谓产权“残缺”是指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按照巴泽尔的解释，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是典型的产权“残缺”的表现。

3.产权的过度保护。与产权稀释和“产权残缺”不同的是产权的过度保护。所谓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某产权主体排他性的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进入壁垒和政策倾斜等。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形成行政性垄断，目前在我国的石油、石化、电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就是如此。

4.产权的“虚置”与“虚化”。所谓的产权“虚置”是指该资产有名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者，但该所有权却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产权主体不能行使其产权，包括选聘人，进行资产交易和处置，这就是产权虚置。在国有企业行使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上至各部委的主管局，下至各公司、各厂矿的经理，都是人，而且链条较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所有者或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各级人，又如何监管。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拉大，最后资不低债。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的“虚化”过程。因此，虚置和“虚化”构成一个因果链条，事实上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印证了这种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贫富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完善市场机制创造社会繁荣的基础，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完善产权制度呢?

三、产权制度完善的政府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能完善的，必须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而界定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完善财产权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奥尔森指出：“为实现所有来自贸易的收益，就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护稳定。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社会将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界定产权、保护交易、保障契约的履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是打击侵权越界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着力要解决的是：

1.要切实保障劳动力产权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外来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亚当·斯密曾说过：“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3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亿，共约2.5亿人。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在他们身上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一人数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如果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与素质，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他们身上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与活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将有力地推进社会发展与繁荣进步。保护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事关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事关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夯实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大问题。

2.真正赋予农民集体以完整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包括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对于农民的宅基地，自有房屋，政府也可以进行丈量、界定、确认并颁发相应的所有权证。这种所有权证和城市房产证一样可以交易、抵押、置换。这样为农民进城务工、置产、创办企业、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便利。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让蕴藏在几亿农民中的创业热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可以想象，其对市场容量的拓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让农民以及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吧!汇入社会财富创造的洪流中，这比任何一项惠农政策的作用都要巨大。

3.关于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其中的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应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尽管国务院2005年4月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各部委、各地方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应尽快制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些部门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便形成有效的竞争。俗话说，竞争是最好的监管。对于其中的非盈利和准公共产品则要形成完善和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以便遏制其日益上升的高收入、高福利，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

4.对国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深入一步的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改国有为民营)总的方向和趋势是必然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是改制的公正性问题，即国企改革与改制的公正、透明与确保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为重要是国有土地、矿产、水、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矿产资源为例，现行体制是根据矿产的种类，储量及重要性由不同级的政府具体管辖，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应企业法人进行开采、经营。这种经营、开采许可一般为无偿取得，这里的无偿不是不花费成本，只是这种成本不是体现为国库收入，原住民的合理补偿，开采后的自然生态的恢复等。而是体现为审批部门的公关费用和权力租金，只是这种权力租不透明罢了。这从各地的官煤勾结中可见一斑。这种开采权和经营权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官员调整，政策变动等)，在不确定的预期下必然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矿难频发等。解决的办法是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登记、评估、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真正的所有者。在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划分一部分资源权益由他们持有。这不仅有利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资源保护和利用。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自然资源的转让、拍卖来确立相应的开采和经营者。在自然资源及产权的转让资金中要合理补偿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损失并预留开采后自然生态的恢复资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缓解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浪费、腐败、生态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构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引领我们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要完善市制度仅靠市场自身的演进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时间也将是漫长的。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面，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坚定了人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澄清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模糊认识，为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必将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中华。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产权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异化

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和保护知识产权，期望实现激励知识创新、增进社会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在知识产权的运用和实践中，权利的本质有时却发生了变化，衍生出与权利保护目的相矛盾的力量。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不再注重维持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而是表现为权利人日益将其权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知识产权制度出现了异化。面对于此，许多学者著文论说知识产权滥用，仅仅谈滥用的行为，很少有人从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本身寻找原因。我们应立足制度，重新思考知识产权制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知识产权异化的界定

异化(alienation)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木质异化，即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徐崇温先生认为，“异化”(alienation)之意为脱离、疏远、转让、对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用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关系：即主体活动的结果创造出的客体，离开主体而独立，又和主体相对立而且主要是对立，就是主体的异化。

知识产权异化，指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产权化中产生了自己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日益成为与自己相对的东西。“知识产权异化”使用者少，仅有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袁真富教授在“知识产权异化：囚徒的困境”中使用，尹奎杰采用“商标的异化”，更多的人使用“滥用知识产权”。但是要清楚的是，知识产权的滥用是从行为角度研究的，知识产权的异化是从制度角度提出的。知识产权制度异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滥用行为。

二、知识产权制度的法理基础

在知识产权法中，基于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特征，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关系的存在构成了知识产权法的必要基础，知识产权法才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I3]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设有二个目的：一是鼓励创新，通过赋予智力创造者一定的专有性权利，使其得到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补偿，从而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创造更多的智力成果；二是促进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但是，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知识产权自产生初期的平衡，发展到现今出现了不平衡，即偏向了权利人一面，在国际及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种发展打破了知识产权创立时的平衡，违背了创立该制度的初衷。

三、知识产权异化的表现

1.知识产权的客体正在不当扩大

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地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在著作权客体方面，著作权法的最早保护范围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后来逐渐扩展到产品设计图、工程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这些图形作品与科学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相差甚远。再后来扩展到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这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关联性不大。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了许多与著作权相类似的新的权利类型，如软件保护权、数据库权、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权、集成电路相关权等新型权利。“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r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在很多国家，专利法和有关专利的国际公约中专利保护客体的扩张表现很明显，例如，美国的专利政策被强化、扩张和延伸到了早期的专利很少涉及的领域和主体，特别明显的趋势是在生物技术领域。商标方面也存在客体扩大的趋势。在商标权客体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以及在国际商标制度影响下，我国2001年10月修改的《商标法》中有关商标的构成要素和受保护的商标的规定是商标权客体扩张的主要例证。

2.知识产权保护期限逐渐延长

知识产权的各部分权利的保护期限日益延长。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女王法》规定了保护期为14年，从出版之日起算，在14年届满后，如果作者还健在，还可以另外享有14年的保护期。美国1709年的联邦著作权法也将著作权的保护期规定为14年；在1909年著作权法中，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期为自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另外可以延续28年；1976年著作权法则将著作权保护期规定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199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著作权期限延伸法，将个人著作权期限延长到作者去世后70年，而将公司的著作权延长为95年。德国1837年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30年，现在则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70年。国际上也有著作权保护期扩大的呼声。另外，在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保护期上都有延长的历史和趋势。

3.权利人对权利限制的反限制也正日益地增强

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认为，产品在首次销售后即权利用竭，因而出租合法的智力产品复制件也往往不在禁止之列。但是，《世界版权条约》第七条、《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第三条第四款都明确指出权利人在多媒体产品出售后的出租或者转售都必须得到权利人的许可。这种规定主要考虑该方式的使用可能影响权利人销售其智力产品的潜在市场。但是，知识产权法中公众使用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公众得以分享智力成果带来的社会价值。所以必然会使得智力产品的潜在市场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是符合知识产权法的初衷，因而是合理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却把公众使用局限于微不足道的领域，阻止公众通过使用分享高科技带来的利益。对合理使用的反限制，从最早要求使用人须经权利人同意开始，到后来以版税制度对合理使用者收费、再到最近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的完全抵制，合理使用不但使用面越来越窄，使用条件越来越苛刻，在技术措施下，它已经被权利人完全蚕噬了。

4.妨碍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专利制度鼓励的目标，然而，现在的专利制度催生出来的大量专利缺乏创新，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扼杀产业界的创新能力。比如，专利地雷阵就形象地暗示了这一点。DVD案例所展示的6C和3C联盟，他们拥有了专利，依据专利法，在保护期内，其他任何个人或者企业都不能创造或者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技术或者产品，如果要在专利技术基础上创造，则需专利人的许可。这无形中使人们感到一股压力，使人们恐惧如果自己搞出一项发明创造，很有可能是别人的专利或在别人的专利基础之上，说不定是所谓侵权之创造，要承担经济及精神上的责任，以至于人们不敢再去奇思异想。如此一来，创新从何谈起?

5.滥用垄断地位进行搭售

滥用垄断地位进行搭售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以交易对方同时购买其他指定的非知识产权产品或被许可人不需要的知识产权产品为强制性的交易条件，许可其使用标的知识产权。此类条件从根本上违反了现代民法交易自由的原则，构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挑战，并将对市场竞争机制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几乎为所有国家的法律所明文禁止。微软案中，美国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就一致裁定微软将其网络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的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四、知识产权异化的原因

1.争取世界霸权地位，追逐国家利益

目前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主要反映了经济发达国家的意愿，虽然几经谈判、修订，还是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利益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制度构建，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的利益要求。各国在制定本国的知识产权法时更是考虑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以满足本国产业发展的利益需求。

发达国家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强势地位，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全球商业价值链上游的领导地位和高额利润率。美国极力打造知识产权霸权，日本将“知识产权立国”作为国家战略，韩国提出要成为21世纪的知识产权强国。在现行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框架下，谁是知识产权的强者，谁就会成为世界竞争中的得益者、胜利者。

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追逐经济利益，最终是要实现自己的经济世界霸权进而建立政治霸权。在知识经济时代，暴力和财富的知识化正在成为大国谋求国际霸权的主要依托。版权不再是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利益的积极有效的工具，而是为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保驾护航。发达国家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承诺对他们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修改本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定，扩大对专利权的授予范围，延长专利的保护期限，等等，将发展中国家套人发达国家设置的枷锁之中，任其宰割。

2.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来源存在问题

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其中一方面是合法性评价，包括该法律制度的来源是否合法、正义。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汇聚了当今世界绝大部分的核心知识产权。为最大限度地维持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先发优势、最大可能地追求高额的垄断利润，世界主要的知识产权大国已相继联合起来，以“知识产权是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控制了知识产权领域国际规范、规则、标准的制定。而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较少顾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缺乏科学论证，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的终极目的是带来全人类的利益增长，但现实情况是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可能脱离该国去享受“世界的利益”。当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不适合某个国家的具体经济、科技情况时，必然会使该国对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使另一些国家收益，从而导致其国内财富出现负增长，社会发展减慢甚至停滞，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进而使其国民利益受到损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顾各国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科技水平，将不普遍适用的制度推向了各个国家，导致国家之间经济利益失衡和一国内部公共利益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失衡。

4.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知识产权异化，直接反映的是知识产权人私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用公共产品的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与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知识与信息被广泛接受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五、知识产权异化的解决

1.坚持的原则：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产品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创制到实施都体现了这种矛盾的此消彼长。为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创制目的，我们必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在发明创作者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谋求平衡，在目前知识产权制度偏向权利人的情况下，又以公共利益的保障为先。因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确保发明创造者得以从中获益，更在于藉其成果促进整个社会的科技、文化与经济进步。像美国1988年《伯尔尼公约》实施法令所作的报告中宣称的那样：“著作权立法须作出如下的考虑：除作品创作及专有的保护期外，国会尚须权衡公众因对个别权益的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利益。版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激励作者，而在于保障公众从作者的创作中受益。”

2.我国的立场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理应严格遵守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立足于国情，追求利益平衡，使各项法律、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工作都紧密围绕着这一核心内容，避免由于各种因素而导致的攀高保护，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倾向于保护被棍之中的本国企业，打击愈演愈烈的滥用行为，以弥补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性上的不足。

3.具体措施

沈木珠先生认为，为防止滥用，必须：(1)制定导向性的措施引导企业的专利行为；(2)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职能；(3)在全社会建立自上而下的创新鼓励机制；(4)完善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关的市场环境。袁真富教授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I)政策方面：引导企业申请强制许可，引导企业树立健康的知识产权观，扶植中小企业突破大企业的专利封锁，重点扶植发明专利减少问题专利；(2)立法层面：完善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扩大知识产权使用的要求；(3)执法层面：提高知识产权的授权质量；(4)行业层面：行业自律。

产权制度范文篇3

一、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

产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对财产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产权的直接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产权主体围绕各种财产客体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即在法律上对土地、房屋、设备、存款、现金、股票、债券、专利、商标、名誉等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认可和保护。一旦人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护，产权就具有了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当股份制成为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之后，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与实际占有权的分离，进而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依法享有对别人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即法人财产权。因此，现代产权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企业法人财产权，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

所有制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交换关系及分配关系，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因此，以所有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关系构成了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然而，所有制内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济关系还不复杂时，所有制的范围是狭窄的，所有者可以完整地行使其权力并独享收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所有者要统管所有权能日益困难，而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他人经营，让渡给别人一部分产权。可见，所有制内部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全部归一个主体去行使，也可以拆分，还可以组合。同一所有制可能有不同的产权配置格局，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种以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为基础形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组合、调节、保护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确认和处理产权主体责、权、利关系的规则基础，其根本要求就是在产权关系上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第一，在财产权利的划分上要“归属清晰”。“归属清晰”不是单指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清晰，而是指广义所有权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归谁拥有，必须界定清晰。如果客观经济情况需要进一步细分产权，那么新的派生出来的产权类别也必须界定清楚，以避免关系混乱。所有权清晰是指产权主体把客体当作自己的专有物，排斥他人随意剥夺的权能和作用。占有权清晰是指主体实际地或直接掌握、控制或管理客体的权能。支配权又被称作处理权、处分权或处置权。使用权是产权主体按照财产的性质和用途利用、改变和消费客体的权能。人们经常说到的收益权、受益权或用益权，是实施、行使和运用各种权能而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与上述“四权”联系在一起的，是内生、依附于各种权能的利益，并不是独立的一种财产权利。权能和利益是一体的。

第二，在财产权利运用过程中要“权责明确”。明确的产权关系，必须是主体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统一。不仅要明确规定产权主体对财产能做什么，还应当包括他们不能做什么；同时，还要规定他们必须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种对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就是由于政府和企业权、责、利的不明确，曾出现两种极端情形：或者是政府对企业的无限干预，造成企业缺乏活力，没有动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或者是对企业无人负责，任企业所为，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在维护产权关系上要“保护严格”。产权关系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通过法律使其制度化，成为具有强制力的约束规则，这样才可以降低产权关系确立和纠纷解决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产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我国的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但由于长期以来，在公有产权保护上存在着立法不严密和执法不严格的弊端，致使一些改革措施长期难以贯彻实施，国家明令赋予企业的权利被中途截留或时放时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而现有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未明确规定，以至于不少私人投资者不敢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为根除侵犯产权的行为和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利，必须建立严格、全面的产权法律体系，对一切合法财产权利进行最有效的严格保护。

第四，在财产权利的配置上要“流转顺畅”。产权主体有动力并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配置其权利，包括使用的方向、数量、权力的让渡等等。这种权利的自由配置是产权激励作用的要求和体现，是市场机制产生效率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在产权利益的激励下，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把财产配置到市场需求最大的领域中，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需要，自由地拆分、组合各种财产权利关系，灵活地安排具体产权运行方式，使财产主体能够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财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实现产权流转顺畅，就要使产权主体能够灵活地配置其权能，自由地选择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对财产的所有者来说，他既可以完全拥有完整的所有权，自由支配其财产的使用，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把狭义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让渡出去，而拥有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主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其权利的取舍。即使在同一所有制经济内部，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对不同财产的所有者而言，他们可以根据相互之间的需要，自由让渡和组合各种财产权利。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可以组成不同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产权实现形式。

从产权客体来看，不同产权的让渡和流转，能够实现在一个财产客体上附着的多种财产权利关系，发挥财产的多种用途，满足不同产权主体对财产客体的差异化利益需求。如对财产的股权拥有者，既可以享有股息和分红的权利，又不必参与资产的经营，减少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而且能够自由地“用脚投票”，以规避风险，增加收益；对财产的经营者而言，他既可以利用他人的股权弥补自己资本不足，又可以“借鸡生蛋”，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

三、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前提，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

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进程，奠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市场经济从简单商品经济初始形态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制度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即从早期的独资企业发展到合伙企业，进一步发展为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过程。与此相伴随，不同企业制度的产权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集所有产权关系于个人一身的独立的完整产权拥有者，发展为合伙出资、共同享有产权的集体产权关系，最后发展为现代股份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基础，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就要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有效率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产权主体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独立作出自己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不侵害相关产权的合法权利。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的不同产权主体迫于竞争的压力，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效的产权制度就表现为有效的企业制度，那些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必须从其产权结构上进行改革，完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原有的产权制度无法激励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又没有健全的机制来约束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越权和侵权行为，大量国有资产在低效的产权制度下运行，因此，重新配置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构建高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基本上以家族经营为主，没有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进行产权结构调整，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机制的改善。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现代企业成长规律及其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时发现，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是工业增长的原动力，而以家族化经营为特征的英国公司制企业阻碍了英国工业保持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优势的能力，致使英国工业逐渐落后于美国。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必须通过现代产权制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保障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平等竞争，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依法构建现代产权关系，既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权融合创造条件。在公有制经济中，随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得到理顺，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就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过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盘活存量资产，使原来沉淀的大量国有资产顺畅地流转起来，把国有资产配置到能够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领域，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步伐和提高国有资产重组质量，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受到严格保护的非公有经济的产权主体，能够在产权制度的有效激励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满足社会需求。

现代产权制度为组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创造了条件。在同一所有制内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可以组成股份公司，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主体也可以组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通过股份公司形式进行的产权融合，不仅可以更快地壮大企业规模，促进企业更快发展，而且能够发挥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更有效的实现形式。

产权制度范文篇4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附属物,“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国家对企业包供包销,统负盈亏,统一安排职工就业,个人分配实行大锅饭、平均主义。国有企业的各项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产权制度是一种封闭的、单一所有权制。针对这种现状,1979年开始的企业改革首先是“放权让利”,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财产使用权。但由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不触动企业财产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行政性分权、让利,产权制度并无实质性变化。到1986、1987年,企业开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这种“两权分离”的承包制在初期由于分配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承包制是在承认现有产权制度前提下的一种“两权分离”,虽然使产权的各项权利有了某些分离,但依此形成的企业财产经营权没有按照商品经济原则、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而这种财产经营权实际上仍是一种行政性分权,传统产权关系并未改变。从1991年第二轮承包看,短期行为问题已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企业集团也被当作一条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途径提出来,但由于在不触动产权关系、坚持“三不变”(所有制不变、财政上缴渠道不变、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组建企业集团,也只能是松散型的或是行政捏合式的联合体,企业集体功能和优势仍未发挥出来。

1992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转换经营机制”成为企业改革热点。它明确了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明确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该条例实施后,企业自主权逐渐落实,但同样未承认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仍不可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一时期的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仍然相差甚远。

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有企业才开始由“工厂制”改造成公司制,明确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这标志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

二、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弊端剖析

1.产权主体虚设。国有企业资产名义上为全民所用,体现为政府代表全民进行国有资产的管理,而政府则由众多部门组成,这些部门都能凭借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干预,而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则无法问责,也无人负责,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责权利难以对称,有权利的没责任,有责任的没权利。

2.产权边界不清。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但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长期不够明确,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而在对企业的管辖权限上,不仅中央同地方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责权不明,部门之间同样存在职责、权限不明的问题,由此造成的各种干预大大降低了国有资产运营的效率。

3.产权结构一元化。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表现为单一的所有权,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终极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权能结构。实践表明,一元化产权结构的国有企业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困扰,而企业充满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产权结构多元化,这也是企业充满活力的产权制度保证。

4.产权关系不顺。政府集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和所有权管理职能于一身,常常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而企业由于不是真正的法人,没有法人财产权,自然就无法抵卸行政干预,因而也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赖关系。

5.产权配置凝固化。由于受产权关系不明、国有资产占有与使用的无偿性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各部门、各地区追求资产占有最大化,争项目、争投资,不惜搞重复建设,造成资产配置上的极大浪费。加上缺少产权市场,条块分割并自成体系,产权流动受到很大限制,跨行业部门、跨经济区域、跨所有制的产权流动更是难以实现。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目标

国有产权的弊端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股份制改造还是国有股减持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正处于瓶颈状态,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而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当前,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因此,欲以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就必须在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上有所创新,按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来改造传统的产权制度。

第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确保国有产权清晰。对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悖的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授权机构,代表国家进行产权经营,从而使国有产权在与其分形式的产权对峙中得到强化,反映出独立的利益主体要求,使之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国家可以给国有资产授权机构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加强监督与约束,保证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确定到位。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管理,国家应在各级政府内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该级政府拥有的国有资本。各级政府国资委之间是独立的,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代表机构将只对少数企业(一级持股公司)直接持股,对一级持股公司以下的多数企业,将通过多级持股形成所有权的“嵌套”关系,但不直接持有其股份。一级持股机构持有的其他企业的股份,应作为普通股对待,其公司机构的运作与股票的买卖一般不需要国资管理部门批准。对同一家企业,各级政府的国资委及个人都可参股,使国有股权分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国资委手中,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避免某个国资委对该公司的行政干涉。对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实行特殊法人制,即该法人的组织及有关关系(治理结构、业务程序、财务)不受或不完全受《公司法》或《民法》规范,而是针对其特点制订专门法律或法规来规范其行为。特殊法人企业的国资管理机构应设在该行业主管部门内部,主要由政府投资、由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将其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

第二,调整国有资本投向,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产权创新在国有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内部治理结构的功能。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合理化,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挥作用——即分工决策和相互制约的前提,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制度基础。从宏观上看,现阶段国有资产分布广,战线长,从重、轻、农到第三产业无所不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资产在全部资产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明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国有企业发展迅猛,其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六成。当前,一定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应尽快将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经济办不了或办不好的战略行业和领域中去。从微观上看,股份改制企业中,除少数国有独资和国家控股公司外,大多数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要把国有独资公司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要避免强调对一般股份制企业的控制,使公司中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所占的比重合理,形成公司制企业中的多元化产权主体,实现合理的产权结构,更好地发挥非国有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创造产权条件。

第三,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促使产权自由流动。产权交易是企业实现规模经营的最佳运作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将传统的企业制度改革、改造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就必须充分利用产权市场机制,通过企业的产权流动、交易方式对现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性的构建,打破地域、国界、行业、企业经济性质、法人、自然人和经济组织的界限,对原企业进行整体或部分产权(股份)转让,并通过一系列各种形式的产权运作措施进行改组、改造。当前,要使国有产权明晰,产权结构合理,就必须改革国有产权不能自由流动的状况。国家应对国有资产从主要以实物管理为主转变为以价值管理为主,实行资本经营,让国有企业债务重组,解开国有企业债务链,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通资金,这是解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资金需求的根本出路。在资本市场上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国家控股、参股的公司股权都应能够自由流动。这就不仅要大力培养非国有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使之参与公司治理,分散公司股权,改善公司股权结构,而且还要大力培育产权交易市场,确保产权能够自由流动。而为了实现国有产权的自由流动,还必须进行银行及融资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协调银企关系。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职责已经分开。对商业性银行,要完善信贷责任制,实施风险经营和企业化经营。国有公司将充分利用银行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同时,银行又是公司的债权人,是公司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要建立一系列的金融制度,降低债务风险,保护银行利益,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银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职能,银行也可以以利益相关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加强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保证银行债务的安全,并从外部对企业进行监督。公司则要自觉接受银行监督,履行偿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充分考虑银行的利益。

第四,深化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破解股市发展头号难题,积极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由于制度的缺陷和历史的原因,我国股市上有2/3的股份不能流通。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股权分置”的弊端,严重影响着股市的发展。因而,股权分置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困扰我国股市发展的头号难题。2001年6月,作为一种尝试,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国有股减持”。但此次尝试由于以牺牲流通股股东利益为前提,遭到了市场的拒绝。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并表示将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研究制订具体操作办法。2002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正式“叫停”。2004年2月初,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确定了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目标和指导原则。2005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表态,根据“国九条”的总体要求,“解决股权分置已具备启动试点的条件”。证监会称,股权分置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早期对股份制的认识不统一,对证券市场功能和定位的认识不统一,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处在早期阶段”。股权分置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也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成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国有产权改革的一个重大障碍。2005年4月29日,《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解决“股权分置”这个股市头号难题,能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尤其是国有产权的改革。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市场所有根本问题的解决。当前,资本市场还要在金融产品创新、交易制度、发行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

总之,国有产权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所有者主体的要求和占据国有经济成分最大的所有者(政府)发展的内驱力和直接推动力。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因而,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创新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的规则,使确认和处理各个产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的规则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所以说,国有产权从私有到国有再到民有的变革是展现中国产权革命的一条渐进之路,这场深刻持久的变革,必将给国有经济带来全新的未来。

[摘要]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选择适于自身发展的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本文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入手,剖析了传统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上存在主体虚设、边界不清、结构单一性、配置凝固化等种种弊端,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及其创新目标。

[关键词]国企改革;产权;制度;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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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宣恭.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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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晓雷.现代公司产权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产权制度范文篇5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村民自治的经济背景。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干预仅应当基于市场的失灵。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不外是：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1］，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2］。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信中的一句话［3］。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也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

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至，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的理由。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当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当作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

鉴于市场与产权，总是一对“鸡生蛋、蛋生鸡”这样难解难分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先后予以讨论。至于现行户口制度，对于理解“三农”问题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论者较多，本文从略。

“三农问题”，直观地看，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又往往直接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而价格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确切地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结构呢？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早期改革的能量释放殆尽、无以为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积重难返，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信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瓶颈

究竟何在？

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众多分散的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种扭曲结构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不仅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更使农业的基础日益削弱。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要做到“顺价销售”，这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就算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也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体制复归”的。前几年出现了几例“假化肥”案件，依法惩处就是了，倘若无法可依那就抓紧立法呀。谁知某些利益集团搏弈的结果，却是供销社系统重新确立起行政垄断地位。这确使我感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任重道远，以及某些人对于市场的叶公好龙。

各国的经验多表明，农民面对市场，确实需要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但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追求“一大二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当前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指望他们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不过，倘若我们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双重市场垄断，则农民自发的合作社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有的种粮大户、加工贩运专业户等亦将合法地延伸其服务，至于原来的供销社、信用社也未尝不可焕发新生，或被兼并重组而实现再生。当然，废除垄断的根本意义还在于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以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留在农业，并维持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均衡产量。

至此，我们已经强调了市场的结构性因素，但是进一步深入地看，我们所期待的市场均衡过程，其障碍却不完全在于此，还有一些更具前提性的问题，例如土地产权、户口身份，这些从经济学的长期均衡来看，尤其不能回避。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土地首先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而农村土地一向号称集体所有。所以本节我们重点讨论集体土地问题。周其仁指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同时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要害是国家行为造成的严重产权残缺”［4］。概而言之，农村集体产权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对外，“集体”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二是从对内，从“集体”内部、农民个人的角度；三是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者乡村社区的关系。

3．1第一个层面的问题，集体土地不能自由进入市场，其产权就不完整。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也就是说，只存在上述两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该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基本都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的概念，纵使仍然有些不着边际，至少要比抽象空泛的“全民”稍可捉摸。从表面上看，农民之于土地的权利似乎更为直接一些，至少“中介层次”大为减少，理论上无需通过国家各级政府作为人。

但是，《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句话暗藏玄机在于，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和转让，国有土地固然不准，集体土地亦然。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就算不合理，似乎还公平，其实不然。国有土地实行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后，其使用权进入市场自由流转，已经使得所有权高度抽象化乃至在相当的程度上没有交易的必要了，如果要出售国有土地（所有权），那除非卖给外国，如沙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显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还有种种限制，如该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还有其他种种以“耕地保护”为由的措施也严重限制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流转。这样的集体土地，其产权大可疑问。产权是一个集合，是一系列权利束，在动态中体现自身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不能交易或交易受限的产权，只会使当事人坐失本来可得的市场剩余，因而并不是完全的产权，更难转化为资本［5］。

与《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遥相呼应，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所指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句话也是貌似有理，实际的潜台词仍然是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但是隐含规定，可先“收归国有”，然后再行出让。那么如何收归国有呢，《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已经声称“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在国家与“农民集体”的土地关系上，这部法律根本排除了征用以外其他途径。现实中更经常采用的是这句话的“逆命题”：只要征用集体土地，那当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6］

真正的公共需要固然也有，毕竟少有，大量存在的是商业化开发。而征用是一种强制关系［7］，其补偿不仅有限，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征用补偿的决定缺乏市场基础，全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不可能合乎经济效率。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也不符合最起码的经济常理，即，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收益的折现，而非历史成本或曾经的用途。实际上，该法的补偿规定的主旨是限制性的，如耕地补偿大致按“年产值”的倍数，严格规定了最高限额。尽管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可是这样的“意见”提不提、听不听，事已至此，有何必要？至于征用后出让的价格，必然提供了另外一个“寻租空间”，吸引官商勾结，即便如此，往往也要大为暴涨，这前后的差价，就被凭空拿走了。这对于农民是极大的不公，使之不仅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地价升值的成果，可能连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其初衷大约是，出于“国家财力”的考虑，尽可能控制工业和城市扩张中的用地成本，因而不惜片面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不仅削弱了政府当局应有的超脱性和公正性，而且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不难想见，不容置疑的征用方式和低廉的地价必然进一步促使了土地包括耕地的滥用，从而与《土地管理法》的耕地保护的精神相背离，这恐怕是有关方面始料未及的。

其实，一个开发项目如果连市场化的地价都无法承受，那就本不该“上马”，或者需要另择地点。有人担心随着地价的上涨，农民将“为利所诱”，纷纷抛售土地包括耕地，于是“无农不稳”、大乱将至，此乃庸人自扰。因为按照经济常理，需求量必将随着价格呈反向变化，实际成交量并非供给方的一相情愿，而是另有一定约束的。何况随着地价的节节高升，只要稳定存在一个交易便利的市场，人们将并不急于卖出，甚至会产生待价而沽的心理。最后，既然用于建设的财力终归有限，地价就是“放开”，其上涨也终有止境，其回落也未尝不可能。总之，在微观上，市场地价这一试金石强于闭门造车的可行性论证；在宏观上，地价的市场化如同其他产品、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一样，也将有力推动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3．2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是一般意义上集体所有制的通病，限制了内部成员对其应有“份额”的权利，不利于产权流动、重组和治理结构的健全。

以上的分析，尚未考虑“集体”的内部结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则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目前农村在事实上普遍采用的制度安排是：将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可分配土地总数，除以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享有合法分地权利的人口总数，得到人均责任份地即责任田。每一个在当地合法出生或迁入的人，都有权分享与原有成员相等的土地使用权利。他们在土地数量、质量以及土地的税赋负担上也是均等的。每隔一个时期将重新划分土地，开始新一轮“承包”，增人的家庭就会无条件地增加若干份地的使用权；而减人（包括“农转非”）的家庭则会无补偿地减少份地。只有本村或本组的农民才能享有“均分土地”的权利，本村或本组必须无条件地分配给他们土地。这种土地使用权，对于承包农民来说，几乎是不能转让、出卖和抵押、出租的［8］。农民的人身依附于土地，如其自动放弃在“集体所有权”中的应有份额，将无法要求补偿，更不能变现。所以，不仅“集体产权”对外大可疑问，在其内部，对农民个人而言，其产权更是残缺不全的。

党国英指出：“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9］”？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在有些地方可以根据村支书的一句话就片面中止土地承包关系。中央曾经承诺的土地承包十五年、三十年不变，但是许多地区普遍的是3－5年就调整一次。另外，政府或村委会时常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随意扩大机动田，并对农民的使用权随意践踏。某些地方政府强制农民耕种特定的农作物，如果遭遇抵制，甚至动用拖拉机将田里的作物强行犁掉［10］。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上述种种，当然主要是个有法不依的落实问题。但这方面，《土地管理法》本身也不能说没有隐患。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接着又留下空档：“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民主”了，其实恰恰有可能导致“民主的暴政”。无论如何，对于产权的保护，如同对于人权的保护，应当先于民主，何况这种“三分之二同意”容易被基层干部操纵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如所周知，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有的中国学者近期研究证明，在现有中国农地承包制下，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越高［11］。所以杜润生强调指出，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我们要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保障。这就是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主体，一种物权。我们过去说，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我们提出，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为私人财产，其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权可以说是准所有权。它包涵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还有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这些权利在立法时将界定清楚，形成法律依据［12］。

杨小凯更明确主张，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13］。其实在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即使不进行私有化，其使用权的流转如能达到“国有”土地的那般自由，就很不错了。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改革的方向，更不妨由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使用权还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比较可操作的，是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有70年期限，农村何尝不可？将来，可能都还要从期限制向永久制靠拢。

有人认为土地产权彻底向个人转化势必妨碍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其实，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包括自由租赁，就会有一个自发的经济过程，趋向于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包括向种粮大户和农业资本家集中。当然，如果这种集中在经济上对于当事人已不划算，亦就不会发生，恰也说明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机械化和规模经营适可而止的道理；一味“贪大求洋”，是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才会做的傻事。

还有人担心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要说，两极分化与这样那样的土地制度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如果一方面出现土地大量集中，另一方面甚至“饿死人”，则充其量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切不可颠倒因果。应当另外寻求原因和解决之道。当然，为缓冲贫富急剧分化和大量流民骤然出现，可在一定时期、不同地区分别规定土地兼并规模的最高限额，视情予以浮动，从台湾的经验看，土地限额的法律规定不会产生很高的监督成本，在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14］。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人少地多，则其土地限额势必大大超过人口密集的发达地区，这种制度性差异可望吸引投资者前往从事大规模农业经营，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实际暗含有社会保障的职能。所以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及时建立健全覆盖到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以收稳定之效，并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养儿防老”这样的计划生育难题。说到底，落实到农户个人的土地产权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保险和融资渠道。首先，或售或租，会有一笔收入；还可以抵押贷款；最后，只要土地可以卖，哪怕并不卖，引而不发，也会坐收增值收益。

3．3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涉及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者乡村社区的关系，

通常所讲的村集体，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严格所来，哪怕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村是村、集体是集体，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表面上常有重合。

1999年3月修订后的宪法第八条载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这种集体经济组织似乎是无形的，既无法人登记，也永远搞不清自己的治理结构。

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五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也至少说明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不是一回事，否则何来“尊重”、“维护”、“保障”之说呢。

在推行承包制以后，从过去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居民小组”，从“生产大队”演化过来的村，似乎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15］。特别是村，往往又向村民集资或举债，还有的利用征地补偿款等途径，兴办各种工商企业（这是乡镇企业的主要起源之一），乃至于从事金融、房地产等投机生意（在南方似乎并不少见）。这些企业大多也与生俱来地是“集体”的，问题是，“集体”的最后承担者是谁？姑且不涉及腐败的问题，市场本身也是风险莫测的。一旦经营失败、周转不灵，某些村因为村办企业的缘故，负债数千万，人均几万、十几万，并不罕见。当然，也有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

这种乡村债务危机，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引我们深思：按照法律定位，村委会应当是个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本来就不应涉足经济活动。这里存在一个“社”、“企”分开的问题。

村委会还面临着另外一层角色冲突。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上讲，村委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自当对下负责，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益事业。而现实中的村委会，更大的精力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办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妨称之为“村公所”，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确有来由。

概括地说，村集体混同于村委会，村委会进一步混同于村公所（“行政村”）。这是村治的内在冲突。这一链条也进一步将农村集体土地置于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我所亲身接触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认为土地是集体的，问到最后，他都告诉你，土地“是共产党的”。

四、结束语

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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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是在自给率较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存粮”这一较为“原始”的数量调节方式，亦可使得表现在市场上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将有所不同，在此不作深入讨论。

［2］至于所谓“无农不稳”、“国家粮食安全”等等，乃是出于政治考虑，严格地讲并非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所能及。因此对于农产品进口实行高壁垒政策，倒是较为常见的。

［3］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

［4］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5］陈林：“殊途同归的两条主线”，经济学消息报第393期，2000年7月14日

［6］类似地，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说白了这是将农民的政治权利打了五折、再打五折。宪法既已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此明文故犯，是极其严重的违宪行为。可是其他五花八门的束缚农民的制度安排，则往往连这样的“法律”依据都拿不出来。

［7］《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蔡华：“土地权利、法律秩序和社会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视角分析”，战略与管理，2000.1，p100－108

［9］党国英：《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第13版

［10］张孝直：“中国农村地权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五期

［11］陈继宁执笔，1997，农技推广：成本效益与农民决策，《中国农村经济》，1997·8。

［12］杜润生：“稳定农民预期与土地制度法律化”，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绩效”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http：／／ccer。pku。edu。cn／newsletter／98／043。htm

13杨小凯：“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李慎之研究学术网站

产权制度范文篇6

上海是全国城市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上海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无论从管理还是经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它的特点鲜明，可比性不十分突出，但还是有许多方面因其大胆的探索而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十分宝贵。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

因时间关系，调研组用四天（6月5-8日），走访了市国土资源局和几个典型区域：浦东新区（基本城市化地区）、崇明县（基本农业区）和闵行区莘庄镇（正在城市化之中的区域）。在各个调研点，基本围绕“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产权的变化”这个主题，与市、区、县的土地和农委等相关部门管理人员，以及区、县、镇、村的有关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供研究讨论（下文中所有数据仅供参考）。

一、高速的城市化

上海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已为大家所知。建国初82平方公里的市区，到70年代为140多平方公里，90年代是280平方公里，新世纪初随着浦东建设，达到400平方公里。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而言，首先是使得农村的基础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年时，有3000多个行政村，目前到了1700个。乡镇从200个到了112个。将来的格局是向“*”努力，即一个中心区约660平方公里，9个区县，60个镇，600个中心村。前两项基本成型，后两项有待时日，难度不小。例如镇目前还有103个，自然村有38000多，迁并难度极大。由于农村宅基地分散，土地利用率较低，年起，上海市鼓励已经进入城镇的村民将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便复垦或它用。后来政府进一步提出一个“宅基地置换”的办法，正在试点，目的是集约用地，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通过14个试点看，农民对这项工作十分欢迎，相关政府的积极性则开始下降。原因不复杂：主要是政府在集约土地后的收益不足以平衡基本的投入。投入主要包括：为参与置换的农民盖房和办妥社保（这是农民欢迎的关键所在），另外有些土地需要复垦。

从常住人口增加与城市面积增加比较，年1185万，城市人口700万基本在中心区。年1770万人口，其中一半在中心区。显然，不论面积还是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进程，给郊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长远看，远郊区的城市化仍将是主要趋势。

二、农地和农民的变化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减少是十分自然的情况。年上海市的耕地面积为540万亩，目前约360万亩，实际播种面积不到300万亩。农村人口90年代初约400万，目前不及300万。每个农村人口占有耕地从1978年的12亩，到目前不及一亩。实际上，目前农村人口中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估计在50-80万。相当数量的农田由外来从业者经营管理。完全在农田中劳作的当地人员，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其他就业能力的老弱人员。大部分上海农民目前的实际状况，可以概括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中，农业部分比重很小。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年1600元，增加到目前超过8300元，此收入水平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以年为100，现在则为500左右，增长5倍。城市居民同期增长约39倍。

上海新增的建设用地，相当部分在农地基础上形成。例如著名的“1+3+9”工业园区。“1”是浦东新区；“3”是三个部级工业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9”是九个市级工业园区——莘庄工业区、康桥工业开发区、上海市嘉定区试点园区、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松江工业区、青浦工业园区、金山工业开发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和崇明县工业园区。这些园区的发展，实际上也促进了原来土地上的“三农”彻底转化，并带动了周围的农业人口转业和土地利用率提高。从宏观角度看，上海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长三角甚至更大范围的发展。

三、集体土地产权的实现形式

大量农村集体土地投入换来了高速城市化，也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集体土地的权益如何保障如何实现，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上海在征地方面的工作比较规范。无论从程序还是补偿标准，都十分明确具体，实施过程比较细致，农民基本满意。目前市国土资源局接到的上访申诉等案件，主要涉及城市拆迁方面，涉及征地方面的比例很少。可以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在城市化过程中，主要依靠征地补偿途径来实现。这是第一种形式，也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形式。

但是靠近城市的农村土地，由于其巨大的增值空间，必然刺激农民的自主经营意识。本来土地作为资产，权利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自主经营，所以这种愿望十分正常。从我们与村镇两级干部座谈，可以明显感到他们对此权利的强烈意愿。考虑到实际情况，部分建设项目和规划区域，也让渡出一些土地的经营权给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靠这部分建设用地，取得土地收益。这是第二种形式，但是比例较小。

第三种方式比较常见，就是权属不变的情况下，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如办企业或出租厂房场地等。对于建设用地紧张的城近郊区来说，租地收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土地上的大宗稳定收益。目前许多生产队的主业收入，已经不靠农业或自办企业。

第四种方式是集体转制的探索。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许多村庄撤消，原有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合作形式的“实业公司”。当地称之为“集体转制”。转制中，原集体经济组织例如村或生产队等的集体资产，以股权方式量化给村民，村民即股东。原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未办征地手续的使用权，仍然留给转制后的企业，收益归企业，但是使用权不得计入净资产也不得分配。显然，以后办理了征地手续，土地经营权及其收益归谁，就成为转制企业的心病。他们当然强烈期盼得到这个权利。

第五种方式是社会保障的实践。土地作为农民的基础保障，一旦失去就会产生巨大社会问题。上海在此问题上，有比较成熟的办法。那就是为农民包括已经失去土地和还有土地的农民，办理性质等同于社会保险的“村保”、“镇保”。浦东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人均约15万，基本是政府帮助。由于上海村镇的经济基础较好，社保资金的筹措没有很大困难。为农民办社保，实际上也是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实现方式，值得今后立法实践中加以借鉴。

最后，耕地的直接经营包括自耕和外包。这部分的纯收益如果量化，亩均或人均都在500——800元之间。

四、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一直是各级管理部门的难点。核心问题是谁来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到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基本是“生产队”。这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某些机制使然。制度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管理模式，当时在上海比较成熟，因此作用力延续至今，以至于生产队仍然是农村集体的代表。这个代表的核心则是党支部。

生产队的作用。农民土地的调整、征用、对土地经营外包的监督等工作，都要由生产队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操作。整体上看，上海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较为单纯。至于今后发展的方向，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以农村的人口素质，还要靠“能人型”组织模式，才能够使得“集体经济组织”落在实处。

第二是承包制在改革初期作用很大，目前已经无法使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更大化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的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必须改革或者调整的关口了。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将专文讨论。

第三是农地权益的不平衡，主要指纯农业区域的不平衡。不论确定为基本农田与否，农业区农民的土地收益，也不可能更大化了。农民的问题很直观：“为什么我们的土地是农地而不是商地！”引申义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种田？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政策措施很难确保基本农田的质和量以及它的使用效果。

第四是集体土地收益的再分配问题。其一：已征地农民对未征土地的权益要求。因为未征土地的利益可能随时间而增大，已经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在看到具体利益时，会要求其中的权利。既然是集体土地，就应该有一份。其二：土地补偿应该不应该全部分给农民。因为农户的基本建设要自己负担，城市则由公共财政负担，所以要求多分。

第五，其他具体管理工作方面：

1、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在上海没有进行。原因主要还是难以确定谁来代表这个“所有者”。还有其他许多的争议，说明目前不具备发证条件。也有人建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应该如同国有土地一样“虚化”，只要对使用权登记发证全覆盖即可。

2、宅基地的入市问题。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司法实践中也给予了交易双方合法财产的认定。同时，城宅与农宅的流转如果不同办法，则被视为不平等。实际生活当中，农民通过宅第流转使其部分资产变现，也实现了土地权宜。从购房者看，大部分为市区房产的价格所迫，农宅入市等于满足了部分低价房的市场需求。管理的难度在于，村镇规划的滞后对农宅的估值高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纠纷。

产权制度范文篇7

（一）理论背景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经济的外部性以及消除市场失灵可以通过严格界定产权来克服，随后张五常和德姆塞斯等人进一步研究出了产权经济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成立的由来，接下来威廉姆森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以产权经济、产权制度、林权制度等理论原理为基础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研究集体林权改革问题。

（二）主要内容

1．产权经济

科斯定理形式多样，都是借产权和交易成本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经济学由科斯定理的发展思路而得来的。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德姆塞斯和艾尔奇安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产权结构和企业制度，并且完全认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的表现从以下三点分析产权的最初分配是无关紧要的：第一，产权从效率角度来说是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第二，从效率角度分析产权的自由交换。第三，交易成本为零时，从效率角度分析的产权。产权包括使用、占有、转让、赠予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组权利。林业产权在理论上可以应用产权经济这些表现进行分析，从而将这一理论运用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实际产权划分问题上来。

2．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理顺、调整产权关系的基本规范，所谓产权关系就是产权主体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凡是财产的所有者以及财产的经营者，都是产权主体，他们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都是产权关系。因此，所谓产权制度，是指既定的产权规则和产权关系结合且能实行有效组合、保护及调节的制度。换言之是对产权所包含的主体的设定、权能的界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种产权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基础上的：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有效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保护。与此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就构成了一国的产权制度。市场经济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因次，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就必须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且是排他性的产权。只要明确界定的产权才能够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激励和约束功能。有了明确的产权，就意味着界定了他的行动和策略的集合，并且也意味着他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从而使得产权主体的行为有了内在的动力。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看，产权制度是否健全，关系着无形的手能否发挥作用。产权界定不清楚，则交换几乎不能发生。而通常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一般很少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的，因此，只有让产权充分流转起来，才能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这种可以流转的产权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谁也不愿意投资。

3．林权制度

林权是指权利主体对森林、林木、林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林权制度是对林权所包含的权能的界定、主客体的设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林权主体是指依法享有林权的权利人。作为林权的享有者和构成要素之一，林权主体必须明确，否则，林权归属就无从谈起，林权也就无法称其权利了。从林权的权利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即所有者与使用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产权是广义的所有权，包括狭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可以说林权包括的这四项权利是一种复合性权利，体现在集体林改中。

二、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集体林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问题是集体林改中普遍遇到的症结，政府在处理这类争议性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法规的支撑，导致确权工作停滞不前。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确权是林改的核心,即物权确定,在实践中就是确定相关财产权的问题。在集体林改中主要是使农村林地作为一种财产资源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体现农村财产性和林地物权性,将林木及林地的物权给予林地承包经营者,这是市场经济对农村林地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虽然我国相关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外，属集体所有。然而这个集体太笼统，到底是指村或乡还是村民小组？这个问题不够明确。而且，所有权还存在着重叠的现象，可以说既归村民小组所有，又归行政村所有。总之，这样的一物二主必然导致产权运行的混乱，给政府山林确权工作设置了障碍。

（二）林地产权的各项权能边界不清

初期出现的插花山现象即按树木的株数划分无四至记录，遗留的产权变更强烈而仓促，无历史记录，从而出现大量的林权纠纷案例，阻碍了集体林改前进的步伐。有些地方当时没有签订合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对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边界没有明确的规定，个人集体之间的权责义务关系不清楚。无具体规定文件，在处理责权利边界的时候模棱两可，林农没有明确的使用权证。经常出现林农林地使用权受到侵犯。地方政府及社区侵犯林农利益，林地处置权没有真正赋予林农，如不尊重林地承包关系，随意中止农民承包权；调整林地承包期越来越频繁，粗暴干涉农民生产决策权等。林地产权的地理位置、历史变更、边界的完整记录非常重要，而集体林区的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后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工作中的失误和地籍管理没有及时做更新处理，山林权证书很多都是错、重、漏填，统管山、责任山、自留山的边界没有界碑，面积无有效记录。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

中国林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思路是实现林业的市场化操作，而林业的市场化操作是必须建立在以下三个前提条件之上：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自由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有效保护。因此，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晰产权是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

林业产权是产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经济权利在林业资产的体现，主要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以及对它们的收益、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林业生产关系，核心问题是明晰产权，理顺并且落实产权。明确产权主体，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制度，体现产权利益，直接关系着林业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以后的林业分类经营改革使市场机制成为林业资源配置有效实施的主要载体，客观上要求决定资源交换的林业经营主体在实现支配资源上要明确产权，即林业经营主体必须有森林和林木林地处置的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否则就不是市场主体，就不能吸引并号召林农参与到林业建设中来，且无法担任社会主体其资源配置的主角。可以说，林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林地产权的问题。

（二）规范产权界定，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

明确界定林地产权，在法律上明确产权主体。集体林地产权的界定就是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界定。其中国家、集体和农户就是这一产权的主体。国家拥有对集体林地的的管理权，集体行使对林地所有权，农户或其他经营者对林地承担使用权。黄少安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中指出，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产权主体对资源的转让与使用的权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对林农来说关键的实惠在经营决策权、生产自主权和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方式。因此，将林地使用权物权化，使其具有私人使用权的性质，这一方式是集体林改确权问题处理的可选路径。把使用权上升为物权，这就需要强化林地的使用、收益及转让的权利，并通过使用林地产权物化，塑造其排他性，从而产生内部激励和外部交易功能，在林地产权主体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林地使用权流转，以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目前，土地制度的表现形式都停留在政策颁布过程上，在具体实施中困难重重，林地使用权如果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林农得不到应有的实惠。要消除现实的林地使用权的产权残缺，最好的选择是促使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转化，因此，林地的物权化是林地产权制度的最终实现形式，是使林农得到实惠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有效方式。

产权制度范文篇8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市属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除国家规定涉及国计民生有关行业的企业外，我市市属国有资本均应以出售、转让、合资或实施破产等多种形式尽快退出竞争领域，同时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劳动关系。

二、主要形式

以“两个置换”为主，兼并、合资、破产等多种形式并举。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资本，实现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使企业走向市场；通过解除劳动关系发放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置换国有企业职工的全民身份，使职工走向市场。

三、基本原则

（一）严把资产评估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严把职工安置关，按照政策妥善安置职工；

（三）严把债务处理关，避免悬空债务；

（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所有企业产权出售要公开招标拍卖，杜绝暗箱操作。

四、出让方的主要职责

由国资委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企业主管部门)作为企业产权出售的出让方(以下简称出让方)。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企业产权出售方案；

（二）委托具备资格的中介机构对被出售企业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离任审计；

（三）委托具备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和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四）清理各类档案文件，组织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证企业资产在出售过程中的安全；

(五)做好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六)做好对收购方案的审核工作；

(七)会同产权交易中心对收购方的资格进行审查；

(八)为改制后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指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为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九)代政府按《产权转让合同书》规定的条款对收购方实施5年监督和管理；

(十)协助国资部门做好国有资产转让收益的收缴工作，收益上交市财政专户；

(十一)按本规定将出售企业的有关情况报市经贸委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备案。

五、收购方应具备的条件

国内外的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和自然人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均可购买企业国有产权：

(一)应由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或中介机构出具不低于所购买企业价款的有效资信证明；

(二)必须有按政策安置、分流职工的具体方案和保证措施；

(三)必须提出并落实收购企业后处置所承担债权债务的实施方案；

(四)必须提出收购企业后改善经营、加强管理的具体方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五)出让方要求的其它条件。

六、出售企业产权底价、成交价的确定及价款支付

出让方应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合理确定企业产权出售底价。

(一)有多个竞标方的，成交价依产权交易中心招标拍卖结果而定。只有一个收购方的，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成交价由出让方会同产权交易中心依据评估值初定后报联审会确定。

(二)产权收购方原则上应一次性支付价款。对成交价在1000万元以上一次性支付有难度的可在3个月内分两次支付价款，但首次付款不能低于50％，并为余款支付提供相应财产抵押担保，同时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利息。

七、程序

(一)出让方在企业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提出该企业的产权出售申请；

(二)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企业产权出售申请后下达对企业产权出售申请的批复或意见；

(三)由出让方商市房管局、国土资源局补办房产证、土地证；

(四)由出让方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五)由出让方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含土地使用权)；

(六)由财政局、地税局负责核销不良资产；

(七)由出让方负责委托律师事务所对有净资产的集体企业进行产权界定；

(八)由出让方责成企业依据《河北省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组织召开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企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特殊情况由政府涉改部门和企业协商解决；

(九)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审批职工安置方案及拖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社会保险费及各项伤残补助费用等；

(十)由市财政局负责审批除拖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社会保险费及各项伤残补助费用以外其他费用的抵扣方案；

(十一)由出让方负责与税务机关落实欠税的偿还问题，并与金融单位协商落实债务；

(十二)由出让方负责确定企业产权出售底价；

(十三)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初审企业产权出售报告；

(十四)由出让方会同产权交易中心企业产权出售公告；

(十五)由出让方负责组织集体企业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表决初步确定收购方；

(十六)由出让方会同产权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公开招标拍卖，确定收购方后草签《产权转让合同书》；

(十七)由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呈请市企业产权交易联审会联审，其中大型企业和问题复杂企业呈请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十八)市政府批复下发后由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产权交易中心组织出让方、收购方正式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书》，并由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成交确认书》。由市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国土资源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房产局、财政局与出让方、收购方共同办理包括注册新的企业及税务、社保、房产、土地、其他资产等变更手续。

为加快企业改制进度，出让方及企业可实行“并进工作方法”，即在出售申请获得批复后，在可能的条件下，交叉进行资产清查、产权界定、补办房地产证、审计、不良资产核销、资产评估、购买方资格审查、职工安置方案报批、资产抵扣方案报批、协调金融单位落实债务等项工作。

八、相关政策

(一)关于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

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企业时，原企业要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发给职工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新企业与职工实行双向选择，对留用职工要依法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时，企业要依法与职工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企业变更为改制后的企业，变更并签订劳动合同后的职工不予发放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职工改制前与改制后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1．离休干部

(1)离休干部由出让方负责管理。

(2)医药费按上年全市离休干部年平均医药费计算5年，从资产中抵扣后一次性上缴医疗保险机构，由医疗保险机构负责离休干部医药费的管理和支付。

(3)参加统筹的离休干部养老金由养老保险机构负责发放。特需经费、公用经费、福利费计算到80周岁，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一次性上缴出让方，并由出让方负责管理和发放。已完成改制的企业原由收购方管理的离休干部，按照原安置费抵扣数额，扣除实际已经支付的费用及上缴医疗保险机构的医疗保险统筹金后，余额一次性上缴市财政，由市财政将所需特需经费、公用经费、福利费拨付出让方，由出让方负责管理和发放。上缴医疗保险机构的医疗保险费不足部分，由改制资金予以补足。

2．退休人员

退休人员由收购方负责管理。参加统筹的退休人员养老金由养老保险机构负责发放。退休人员的以下费用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管理和发放。

(1)企业负担的福利费计算到70周岁；

(2)60周岁以下的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计算到70周岁；超过60周岁的按10年计算。

3．离岗退养人员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含5年)的职工可办理离岗退养。离岗退养人员由收购方负责管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离岗退养人员以下费用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发放和缴纳。

(1)退养费按每人每月290元的标准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

(2)企业负担的养老、失业保险费按全省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

(3)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费按全市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到70周岁；

(4)企业负担的福利费计算到70周岁。

4．承诺等退人员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含10年)的职工可以办理承诺等退。承诺等退人员由收购方负责管理，达到离岗退养年龄时享受离岗退养待遇。承诺等退人员以下费用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发放和缴纳。

(1)生活费按每人每月218元计算到离岗退养年龄；

(2)达到离岗退养年龄后按离岗退养人员的退养费每人每月290元标准计算5年；

(3)企业负担的养老、失业保险费按全省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

(4)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费按全市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到70周岁；

(5)企业负担的福利费计算到70周岁。

5．自谋职业人员

职工本人自愿提出申请要求离开企业自谋职业的，经与企业协商，双方订协议，可办理自谋职业手续。企业与自谋职业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发放一次性安置费用，但不再发放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市属企业自谋职业人员的一次性安置费一律按每满一年连续工龄支付963.4元人民币的标准抵扣或计算。从企业资产抵扣的自谋职业人员的一次性安置费由收购方负责发放。

6．解除劳动合同人员

职工本人选择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按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对愿意留在改制后企业继续工作的职工，应按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对不愿意留在改制后企业继续工作的人员，领取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后，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从企业资产抵扣的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经济补偿金由收购方负责发放。

7．特殊情况职工的安置

(1)职工遗属

企业负担的职工遗属补助费按现行标准计算10年，从资产中抵扣，由收购方负责发放。

(2)因工伤残职工

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因工伤残职工由企业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级发放标准分别为24个月、22个月、20个月、18个月、16个月、14个月、12个月、10个月、8个月、6个月的全省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

因工伤残被鉴定为1—4级和5、6级的，企业可按月发给伤残抚恤金。职工本人如自愿一次性结清待遇，可按以下标准发给一次性伤残抚恤金，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1—6级一次性伤残抚恤金标准分别为13年、11年零6个月、10年、8年零6个月、7年、5年零6个月的全省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被鉴定为7—10级的，如职工本人愿意自谋职业或者劳动合同终止另择职业，企业可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标准分别为4年、3年、2年、1年的全省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

未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因工伤残职工由收购方负责管理，并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从资产中抵扣，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发放。

(3)下岗职工

国有企业改制时，其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与在职职工享受相同的安置分流政策。其中，年龄不够承诺等退条件但工龄满30年的现仍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可办理承诺等退。

(4)原长病休职工

符合《劳动法》第26条(一)款条件的，企业可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不少于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医疗期(3—24个月)未满的病休职工，由收购方负责管理。若本人申请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可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领取经济补偿金和不少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发放。

8．企业改制前拖欠职工的工资、生活费、集资款及利息和拖欠的社会保险费用，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按抵扣数额负责发放和补缴。

(1)企业改制前拖欠职工的工资、生活费按如下标准确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上岗人员可按其本人应发工资标准抵扣或计算，待岗人员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抵扣或计算；停产期间，上岗人员按最低工资标准抵扣或计算，待岗人员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抵扣或计算。企业正常生产或停产由出让方确定。上岗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而企业按规定应发未足额发放工资的，视为拖欠，并从资产中据实抵扣或计算；待岗人员按当地生活费标准抵扣或计算。

(2)解决市属改制企业拖欠职工的集资款及利息按如下标准掌握：凡企业经营有盈利且有支付能力的，可偿还本金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分段计算的利息；凡企业经营亏损、需用国有资产或由出让方筹资安置职工的，可据实兑付集资款本金，所欠集资款利息部分不予考虑。

9.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社会保险接续办法

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离开企业时，其过去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和个人帐户继续保留，企业和个人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要一次性补缴。实现再就业的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由新的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规定继续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按规定缴费的，其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未继续参加社会保险中断缴费的，达到退休年龄后按缴费年限计发基本养老金。未实现再就业的自谋职业、解除合同人员，由本人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后按照个体工商户参保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并缴费。

(二)关于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

市属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在清算时应严格按照《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为统一标准，保持社会稳定，可在实际安置时参照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政策执行。按企业改制政策安置职工的费用与依法清算安置职工的费用差额由市政府筹措解决。按《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职工集资款、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从资产变现资金中解决。其它不能列入优先清偿顺序的项目由市政府依法收回的土地变现资金中解决。

为解决市属破产企业无职工托管主体的离退休、离岗退养、承诺等退人员、未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因工致残职工的管理和服务问题，由出让方负责为上述职工代缴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发放福利费和生活费等项工作。

(三)关于“事改企”后改制的职工安置

“事改企”后改制的职工安置，可按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政策执行。根据《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事业单位转制后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劳社［2000］68号)精神，“事改企”单位自改制或破产之日起，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转入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其档案工资一律封定在改制之日。

(1)事改企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待遇标准不变。其基本养老金调整按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前已经离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等问题的通知》(冀劳社［2002］51号)执行。

离休干部的医药费按上年全市离休干部年平均医药费计算5年，从资产中抵扣后一次性上缴医疗保险机构，由医疗保险机构负责医药费的管理和报销；特需经费、公用经费、福利费、误餐补助费计算到80周岁，由出让方负责管理和发放。退休人员由收购方负责管理，其医疗保险费不足60周岁的计算到70周岁，超过60周岁的按10年计算，福利费、误餐补助费计算到70周岁。费用从资产中抵扣，由收购方负责管理和发放。

(2)承诺等退人员、离岗退养人员由收购方负责管理。其生活费、退养费按其本人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加津贴)计算到退休年龄；企业负担的养老、失业保险费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医疗保险费按全市上年度社会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到70周岁，企业负担的福利费计算到70周岁。费用从资产中抵扣后由收购方负责发放和缴纳。

(3)职工遗属补助费按人事部门审批的标准计算10年，抵扣后由收购方负责发放。

(四)市属粮食购销企业职工安置政策及标准另行规定。

(五)关于改制企业的资产处置

1．对逾期3年以上的应收帐款，经财政、地税部门批准后，可按帐面价值的50％冲减资产，债权归收购方所有。有确切证据不能收回的，可按有关规定报财政、地税部门予以核销。

2．被出售企业租赁使用的国有直管非住宅用房，收购方若需要继续租赁，房管部门应允许维持原租赁关系，租赁价位由双方协商；国有企业净资产为零、负数或企业产权出售收益不足以安置职工的，原企业租赁的国有直管非住宅用房经房管部门认可后可一并出售，房产收益的50％可用于安置职工。

3．被出售企业除职工住宅和学校外的非经营性资产应列入改制范围一并出售，也可以留在企业由购买者有偿使用，并交纳不低于该部分资产评估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使用费。出让方要加强对这部分资产使用的监督。

4.改制企业职工住宅凡未参加房改的，交由出让方管理。

5．关于改制企业的土地资产问题

(1)被出售企业的用地原为国有划拨土地的，购买者应与县级以上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改制企业占用的原划拨土地，只要不改变土地使用用途，经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需要改变用途的，需征得规划部门同意，改变用途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继续维持以划拨方式使用。

(3)改制后企业租赁使用原企业土地的，年租金可在3年内按应交纳租金标准的50％收取，3年后按正常租金收取。

(4)改制后企业需要改变用地性质，须经国土资源、规划管理部门同意，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按规定相应调整土地出让金；对改变用地性质进行经营性质开发的，必须由国土资源部门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并按有关规定将增值部分上缴市财政。

(5)出让方将所属企业产权出让的所有收益全额上缴财政部门，专户储存，滚动使用，专项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对除土地出让金之外的资产不足以安置职工和抵顶债务的改制企业，可用土地出让金抵顶不足部分。有剩余的要全额上缴。区属企业亦照此办理。

(六)关于改制企业的债务处理

1.安置职工后净资产为正数或零的企业应全额承债；

2.安置职工后净资产为负数的企业，数额不大的可与收购方协商全额承债；负数较大的可与各债权人协商，在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可按比例承债，并妥善处理剩余债务；

3.原有欠税由改制后的新企业全额履行纳税义务；

4.诉讼时查封及抵押的资产，符合诉讼核销规定条件的按诉讼核销的程序执行。

5.为减轻市属改制企业债务负担，将市属企业所欠各级财政周转金全部转为国有资本金。

(七)关于企业改制的配套政策

1．在公开招标出售且没有竞购方的前提下，对置换身份后本企业在职职工全员购买有净资产的企业产权并一次性付清价款的，按原定成交价的80％收取。

2．减免相关费用，降低改制成本

(1)评估费按国家规定标准的20％收取。

(2)房产所有权登记费按下述标准执行：住宅：80元／套；非住宅，100M2以下100元／宗；101M2—500M2，200元／宗；501M2—1500M2，300元／宗；1501M2—3000M2，400元／宗；3001M2—10000M2，600元／宗；10001M2以上800元／宗。

(3)工商注册按变更登记收费，土地登记费按标准减半收取。

(4)对因改制而补办房产证、土地证的，免缴逾期登记费。其他各项费用，困难企业均按规定标准的20％收取，改制安置职工后有净资产的企业，按20—50％收取。

(5)凡因企业改制所发生的资产整体转让行为，在办理资产转移手续时，不按交易行为对待。由收购方持市政府批复直接到有关部门办理资产过户手续。县区属企业改制亦照此办理。

3.按秦政［2000］181号《秦皇岛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子女继承父母住房、夫妻住房、夫妻离异、丧偶、下岗再就业人员原缴费单位无缴费义务的，均由用户(现居住人)所在单位负责全额缴纳热费”的规定，改制企业上述人员的取暖费可按3年计算，从企业资产中抵扣。

4.享受改制后抵扣取暖费优惠政策已满3年的市属企业，职工取暖费由改制后企业按《秦皇岛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5．对改制企业在厂区内所建的因手续不完善而无法确权的厂房，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处理：一是改制后企业近期有退城进郊规划的，可由改制后企业租赁使用，租金由出让方按评估值参照银行同期利率代财政收取；二是近期没有退城进郊规划的，经规划部门出具符合总体规划的证明后，由土地、房产部门办理确权手续。

(八)其它

1．企业改制后无托管主体职工住宅区的水、电、暖系统必须与生产主体分开，纳入城市统一供应系统。由市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热力公司按照“成本收费”的原则提出解决方案，切实做好职工住宅的水、电、暖系统的修缮改造及与生产系统的分离工作。

供电、供水部门负责户外(或产权分界点以外)线路的改装工作并负担经费，户内(或产权分界点以内)水表、电表、线路改装工作由供水、供电部门负责，所需经费由企业、用户共同分担。供暖系统可视小区实际、供热管网分布和供热负荷情况采取就近接入集中供暖系统，免收接入费或按原有方式继续供热，由热力公司管理的方式解决。改造修缮工作由热力公司负责，所需经费中户外(或产权分界点以外)部分由企业负担(属热力公司产权范围的，由热力公司负担)、户内(或产权分界点以内)部分由用户负担。由改制企业负担的部分据实纳入改制成本预算。企业为职工住宅区建设的供水、供暖设施和管道以及为住宅区单独供电的输变电设备和线路无偿划拨移交给地方供水、供暖、供电部门管理和维护，移交时应办理产权划拨和过户手续。市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上述分离生产和生活用水、电、暖供应及修缮改造工作成本项目的审计、审核，努力降低企业改制成本。

2．改制企业的职工住宅区要逐步实行社区化和市场化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成立物业公司；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专业的物业公司为生活小区提供服务。

3．为妥善处理先安置职工后处置资产的市属企业的债权债务等遗留问题和确保企业资产安全，由出让方根据企业实际工作的需要，可成立过渡性质的留守处，择优聘用3—5名企业已置换身份的业务骨干作为留守人员。留守处工作人员工资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统一支付，留守处可结合岗位分工、责任大小等因素进行二次分配。上述留守人员工资及应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从资产收益中统筹安排。市属国有企业破产清算期间的留守人员工资参照以上标准执行。企业破产终结或关闭后留守处撤销。

4．关于风险抵押金

(1)零价转让或负数转让的企业，收购方要分档次按比例缴纳抵押金。具体比例如下：资产总额在500万元以下的，按10％；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的，按9％；1000万元到3000万元之间的，按8％；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按7％；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的，按6％；1亿元以上的，按5％。抵押金在50万元以下的，要一次交清；50—100万元的，可分两年交清；100—500万元的，可分三年交清；500万元以上的，可在四年内交清。改制后运转正常的，出让方在5年监管期结束后的次年按其交纳数额全部返还给收购方。对出售资产价值较大且改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出让方可按改制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入股比例乘以出售资产价值，计收其应交纳的抵押金。其所入股金，可相应减抵抵押金。

(2)收购方用自有住房抵押的可按评估价计算抵押金，将房产证交出让方并办理抵押登记。

(3)抵押金的数额和交纳方式应在《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明确。如收购方在收购企业后不按合同约定时间和数额交纳抵押金，出让方有权收回已出售的企业产权。收购方在改制后企业的投入不予退还。

5．自联审会议之后，职工安置方案不再重新审批，改制后企业职工所发生的退休、离岗退养、承诺等退、下岗、工伤、遗属费用抵扣不足等各类问题，均由收购方按劳动法规政策办理并承担相应费用。

6．改制企业职工住房补贴在资产抵扣中一律不予考虑。

7．为避免工作重复，降低改制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由国资办通过社会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对改制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

8.改制企业有争议的土地和房产，土地部门和房产部门要集中力量尽快确权，保证改制顺利进行。对权属在短期确难理清的，可将有争议部分暂时剥离，先行出售无争议部分资产。对产权有争议资产待权属确定后，优先出让给原收购方。

9．企业产权出售底价确定后均应公告广招竞购方。有多个竞购方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1)由出让方会同产权交易中心对各竞购方进行严格审查和筛选，确定产权竞标方。

(2)由出让方和产权交易中心一道组织竞标，并在竞标结束后，草签《产权转让合同书》。经政府批复后再签订正式《产权转让合同书》。

九、关于改制后企业的监管

(一)关于职工安置监管

1．由出让方承担对用于安置职工抵扣的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出让方要切实强化对改制后企业的监管，防止恶意经营，确保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社会稳定。出让方要定期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报告资产监管情况，报送相关报表。

2．对改制后企业抵扣的职工安置费用监管工作包括：监督改制后企业落实职工安置方案和监管改制中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按职工安置方案批准抵扣的用于安置职工的资产。

3.改制后企业职工安置监管期从审批职工安置方案开始至职工安置方案落实为止。

4．进入改制程序的企业，在报批职工安置方案时，需要抵扣国有资产用于安置职工的，必须同时报呈按有效资产优良顺序拟抵押的资产名称、数额、存在形态以及资产的使用权证、所有权证等合法有效物权证书，并与出让方草签职工安置抵扣资产抵押协议。有关资产使用权证、所有权等有效物权证书由出让方保管。

5．职工安置费用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审核后，企业应在厂区内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为14天。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以及出让方要采取全面核查、重点抽查等多种方式，对企业呈报的安置费用进行检查，避免出现错统、误报以及瞒报。

6.改制后企业必须按土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生产经营用房、债权的顺序，把优良有效资产优先用于职工安置费用的抵押。

7．市财政开设国有企业改制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监管。

8．收购方一次性将职工安置费用全部缴至市财政国有企业改制资金专户的，不再签订安置职工抵扣资产抵押协议。

9．在产权转让合同正式签订之后半个月内，出让方和收购方须依据产权转让合同中转让国有资产和职工安置条款，签订国有企业产权出售安置职工抵扣资产抵押的正式协议。

10．由市经贸委将进入改制程序的企业及时通知土地、房产、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后，各有关部门立即将改制企业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资产权属冻结，不得变更权属，不得抵押贷款。

11.收购方用土地使用权对抵扣的职工安置费用进行抵押的，须采取地上构筑物随地走的办法，土地使用权及相应地上构筑物所有权一并抵押。收购方用房产对抵扣的职工安置费用进行抵押的，须采取地随房走的办法，房屋占地和必要相邻土地及道路占地须一并抵押。

12．收购方与出让方签订的职工安置费用的抵押协议作为土地、房产等相关部门变更土地证、房产证等物权证书的依据。土地部门在为收购方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时，要同时要求收购方将用于抵扣的土地同出让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该部分土地的他项权利证明由出让方保管。土地部门每户收取500—1000元的抵押手续费。房产部门在为收购方办理房产转移手续时，要同时要求收购方将用于抵扣的房产同出让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该部分房产的他项权利证明由出让方保管。

13.用于抵扣职工安置费用的国有资产继续由改制后企业使用。改制后企业在用现金全部结清职工安置费用并经出让方、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经贸委核准后，方可拥有该项资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14．改制后企业不能正常兑付职工安置费用连续超过3个月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个月时，由市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出让方等部门协商拍卖所抵扣用于职工安置费用的资产，拍卖所得直接划入市财政国有企业改制资金专户。

15．用于安置职工的资产在抵押期间，改制后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改变抵押资产使用性质、变卖抵押资产或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均须经出让方批准。改制后企业改变抵押资产使用性质或变卖抵押资产的收益，必须首先保证职工安置资金需求。该项变现资金直接划入市财政国有企业改制资金专户。

16．改制后企业破产时，已用于职工安置费抵押的资产，变现后必须专项用于改制职工的安置费用，不得清偿其他债务。

17.出让方要坚持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改制后企业职工安置方案实施情况，严格查处违法违规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8．改制后企业要严格落实好职工安置方案，依照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同时要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出让方要求及时如实填报职工安置报表和资产监管相关报表。

(二)关于改制后企业财务监督

1.改制后企业各股东应按照《产权转让合同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足额注入股本金，并经中介机构出具验资报告；以实物资产投资入股的，须经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改制后企业应将入股情况和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报同级财政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备案。

2.改制后企业应按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3.对改制中已抵扣资产的原拖欠职工的费用、自谋职业职工安置费用、集资款等各种应付未付款项，应单独设立帐簿。

4.改制后企业应按照《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287号)的有关规定，定期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按时上报财政部门。年度财务决算需经中介机构审计后，连同审计报告一同报送。

十、附则

(一)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下发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二)市各涉改部门可依据本规定结合各自职责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三)各县区可依据本规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县区的相关政策。

(四）市属集体企业、驻秦企业改革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产权制度范文篇9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质的规定性

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其本质在于，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所确认、调整、保障一定的土地资源配置经济关系，及其效率与效益。即通过这种制度规范、引导、调整、保护经济主体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使企业家（包括农民）有效发挥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应该从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出发，以新视角分析土地产权制度功能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传统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在开放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其表现在。

1、明晰产权的功能。首先，解决的是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所有权）、控制权（持有产权），明晰其归属控制的性质、范围与秩序。其次，创设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利用权（承租权、承包权、转包权），明晰其利用的性质、范围和秩序。其三，凭借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控制权、利用权通过不同形态的交易流转，以满足个人、集团及国家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四，为了避免归属权、控制权“长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频频引发交易中的“寻租”、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风险、交易不确定性问题增多，交易成本无控制增长的状况，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与规则，使土地及土地产品资源的配置达到效率与效益最大化。

2、激励约束的功能。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坚持土地国有、农民集体所有前提下，按照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对农民赋予土地控制权———即土地持有产权（根据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论不宜赋予其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国家禀赋农民一种“恒定”（根据现代人们平均寿命可确定相应的持有产权周期）的“资本产权”。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安排既遵循了参与约束原则，又遵循了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努力之外的因素对土地产品产量的影响程度，在对土地持有产权取得、利用、转让、继承、处分、担保或置换成股权、期权等权利变更与组合的若干经济、民事场合，既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又降低权利变更场合中的摩擦成本，因而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

3、有序交易的功能。作为土地这种特殊“商品”，其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劳动条件、活动空间及场所，让人们获得土地产品及服务。而作为土地市场交易，不只是市场的买卖双方参与土地交易，而是众多的参与者所要发生多方面的经济关系。其交换的客体事实上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所给付的土地权利及获得的预期最大收益，即增加权利或变更权利所指向的利益（财富）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创设必须具有便捷交易、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地防止败德行为，达到均衡的博奕结局。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创设的一般轨迹特征

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土地产权制度及其法律上的土地法权制度，在其创设的阶段上，具有以下“轨迹”特征。

1、既具有历史跨越性，又可能出现超越阶段性。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曾对未来社会设计了两种理论模式，即“西方模式”和“东方模式”。150多年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经过艰难曲折的实践，至今未能在“文明国家”实现，而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等国家却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制度———土地公有制度、土地产品的按劳分配、劳动群众作为土地的主人的制度，同样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在不经过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创设历史阶段的情况下，通过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劳动群众的土地私有制，并进而变革为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二元公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国家管理制的制度体系，并且上升为国家土地法律制度，对其确认和提供保障，形成了土地国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土地法权规范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创设具有跨越历史阶段的特征。

但是，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创设过程中，我们曾脱离国情、忽视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忽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机制的作用，又囿于对土地公有制的片面理解，认为土地法权越公越纯越好，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结果受到了土地产权在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激励———约束”、“成本———收益”、“内部性———外部化”三大基本功能的经济规律的惩罚。这就表明，在土地制度创设上，如果不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创新，就会干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农产品匮乏、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历史悲剧。因此，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探索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土地公有产权新的实现形式，仍然是现阶段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主题之一。

2、既具有扬弃性，又可能出现抛弃性。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度与公有产权作为一种新事物，它在创制过程中，一方面总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土地私有制，封建买办制、资本家集团的垄断制等等，寻找“平分地权”的最佳实现形式，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土地法权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总要吸收、肯定和借鉴人类历史上经过检验证明有较高效率的土地家庭业主持有经营制度、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制度、现代土地股份经营制度、土地租赁经营制度、契约经营制度等等，探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对集体土地“不求所有，但求持有，重在利用，讲求效率，追求效益”的制度创建，改造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引入新的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安排，特别是吸收、借鉴、继承人类社会长期探索形成的土地资源配置的技术规范、经济规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汲取以土地制度的性质替代经济规则、立法技术，甚至抛弃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机制与规则的教训。因此，在土地制度的创新上，我们既要吸收“辩证扬弃”的经验，又要汲取“一味抛弃”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条件下，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土地制度理论创新与土地产权制度模式创新，使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发挥出来。

3、既具有开放性，又可能出现封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步伐加快，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社会资源配置规律，保护和促进社会先进生产力、保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要对土地经济理论、土地制度的体系框架、目标原则与法律形式进行继承、发展与创设；另一方面，它要吸纳本国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优秀的土地思想文化，更要借鉴国际上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产权立法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共同配置土地资源、发展经济所要求的制度创设规则成果与立法技术。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土地法权制度，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土地产权制度的。但是，运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尊重土地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建立科学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段，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门槛的中国，却是不能跨越的。特别是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产权制度，它的创设和功能完善不能脱离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国情，不能把反映土地公有制与公有产权不同实现形式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如果思想僵化，拒绝学习借鉴，不愿进行或迟于进行理论创新，就可能在土地制度创设问题上重犯过去经济建设故步自封的错误。

产权制度范文篇10

一、已开展农村登记的基本情况

镇村调查测绘225户，建筑面积63211.63平方米；村调查测绘151户，建筑面积38882.47平方米；村调查测绘127户，建筑面积37230平方米。我局对以上调查测绘结果，以村为单位进行了公示，产权登记材料正在收取之中，目前存在很大一部份产权人、土地手续和规划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未发放到位，致使我局的登记发证工作致后。

二、登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好处。在群众中宣传不到位，力度不大，存在很多群众对这项工作不知晓、不热情，致使工作推进速度缓慢，难度大。

（二）全县推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牵涉幅员广、数量多、条件差，我局在乡、镇无延伸机构，存在人力不足，会影响工作推进速度。

（三）各相关部门工作不协调、不配合，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存在确权登记主体不一致，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四）乡（镇）、村、社干部和权利人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认识不到位，态度不明确，存在不主动、不积极、不配合现象，会影响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

（五）有部分权利人在外务工，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知晓，无法提供相关登记资料，存在外来人员、非农业户口人员建房、买房现象，无法进行确权登记，影响房屋登记率，会产生一定的遗留问题。

三、推进全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以村、社为单位，召开村民大会，动员村民积极参与、配合，运用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传达到户，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