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十篇

古典名著篇1

关键词：古典名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救济

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文中提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等我国古典名著已被日本游戏公司抢注为游戏商标，号召我们对古典名著进行保护。 这不禁让笔者忆及前段时间在图书市场所看到的一幕：一册册《四大名著》的漫画改编本给这四本文化巨著带来了“现代”气息，小说中我们所熟悉的角色不仅穿戴时髦，故事情节也加入了现代元素。由此，笔者深深感到古典名著的保护刻不容缓，否则将酿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以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回音。

一、古典名著的定性分析

我们要对古典名著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首先必须界定古典名著的概念以便于确定保护范围。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古典名著主要是指《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四大名著”。而笔者此处所说的古典名著意指更广的范围，笔者认为它在法学上应该是一个集合概念，指创作于近代以前 ，其后一直对社会产生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和价值影响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艺术作品。由此可见，古典名著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时间限制。一是创作要完成于近现代以前；二是所产生的影响要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2、能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3、具有历史意义。此处的历史意义并非严格限定在历史学的范畴，而是指该作品要能反映出作品创作时的社会现实。4、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一部作品如果能真实地反映它创作时的社会现实，那该部作品对于现下人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就是具有研究价值的。5、具有艺术性。艺术性意味着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此点将那些汇纂性和科学性著作与古典名著区分开来。上述古典名著的概念和特点同时也揭示了古典名著保护的必然性，正是因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我们才必须给予这一文化瑰宝以法律保护。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古典名著的保护程度。我们知道，古典名著早已进入公共领域，如一味地追求对古典名著的保护，会阻碍古典名著的传播进而影响到其中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但若不给予保护，又会间接促使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些情况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平衡，不是在传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而是在一种公共利益与另一种公共利益之间。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从这些名著中汲取营养并对其进行研究，挖掘它们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名著是过去文化汇聚和交流的见证，也是未来的记忆和希望的表达，其守望的文化价值永远是人类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笔者认为古典名著的保护应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其目的在于提倡名著的合理利用并对这种合理利用进行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这有别于著作权法所宣示的对作品的保护目的，其保护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样的目的使得我们将更多地关注古典名著作品内容的完整性，确保它在利用的过程中不会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色彩和价值。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法律困境

（一）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

我国《著作权》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了作者死亡后上述权利的保护主体。那么古典名著能否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予以保护呢？按照《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这里的“中国”应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无限制的上溯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中国。因此，创作于近代以前的古典名著不能作为《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

如果古典名著不能作为一般作品给与保护，那它是否可以作为《著作权法》第六条所称的特殊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受到保护呢？由于我国目前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尚缺乏国家层面的明确规定，笔者只能借助国际层面的立法以确定古典名著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畴。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突尼斯通过的《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样板版权法》中对“民间文学艺术”解释为“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可认定由该国国民或种族群落创作的、代代相传并构成其传统文化遗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与科学作品”。在1982年，UNESCO与WIPO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国内示范法》中提出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个概念。它是指“由具有传统艺术遗产特征的要素构成，并由（某一国家的）一个群落或者某些个人创制并维系，反映该群落之传统艺术取向的产品。”笔者认为古典名著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与上述两个概念所指称的民间文学艺术有所出入：一是在创作主体方面。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具有集合性特点，不是由某一个主体完成的，而古典名著的创作者一般只有一人或两人。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而古典名著的作者基本都是确定的。二是在时间持续性上。虽然两者都具有时间持续的特点，但古典名著的持续是持续传播，而民间文学艺术则是持续创作。但由于古典名著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因此我们至多只能称其为带有民间文学艺术特征的文学作品，而不是《著作权法》所称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综上所述，古典名著是不能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的。

（二）商标法保护的困境

在《商标国际注册分类表》上，“书”作为一种典型的作品被纳入了第16类商品，但事实上书与商品还是存在差异的：作品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内容，而商品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品牌及其所代表的商品品质。因此，商标的内涵是为了区别不同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表彰商品来源功能”，但这里的“来源”是有明确指称的，即商品的制造者或服务的提供者。而作品的标题甚至其中著名的虚拟形象，不能当然的作为商标使用；对于古典著作来说，则肯定不能作为商标使用。这是商标的本质所决定的，现代作品因为其具有权利人，因此权利人还可以通过使用作品而使其标题或某个虚拟人物取得“第二含义”，使得公众将该名称与特定的作品及该权利人相联系，获得一定知名度，从而获得显著性。而古典作品存在于公共领域，它们的标题或某个虚拟形象虽然满足显著性的要求，但其无“来源”可供区分，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商标的存在空间。

在文章开篇所提到的那则新闻中，有人提出可以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对目前仍在申请注册中的商标提出异议，以阻止外国游戏商的注册。这条途径的确是切实可行的，但关键问题在于古典著作享有什么样的在先权利。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除非“破格”认定古典名著是一种民间文学艺术，否则很难找到明确的在先权利。但同时，笔者不禁反思：是否有必要去寻找这样一种在先权利？也即是说古典名著的名称或虚拟人物的保护是否应该扩展到商标法上？美国2003年的Dastar案就涉及到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通过商标法延长保护的问题，最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对作品提供商标法保护，从而阻止了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期限届满后通过商标法保护使著作权永久化的企图，捍卫了公共领域。无独有偶，2003年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英国沃恩公司发生了一宗关于图书商标的纠纷。在该案中，沃恩公司将一部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中的插图和虚拟形象注册成商标，以期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将该作品的著作权化公为私。结合以上两个案例，是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不应再得到商标法的保护，作品的标题、图画及虚拟形象均可以自由注册成商标，但注册这类商标的商品不能与原作品属于相同类别。

按照上述结论，公共作品几乎完全被置于“阳光”之下，任何人对公共作品的使用都将是无偿的，而其他人却将为在此基础上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付费。但这种“无偿利用制度”将导致对公共作品的过度“开采”，损害原作的完整性，歪曲甚至丑化原作的形象，这也正是本文开篇所出现的一幕。

三、困境的出路

在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古典名著正处在一个尴尬的灰色区域，它既不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也不能扩展到商标法的保护伞下，更不可能寻求专利法的帮助，即使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能对其予以保护，古典名著本身并不作为主体进入竞争之中，它只是竞争主体竞相追逐的客体，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但是古典名著根本不存在滥用，一是它自身还不存在被我国法律所认可的权利，二是它的权利主体的缺失。因而，它现在处于知识产权法的边缘地带，我们无法否认它的无形财产权属性，无法忽视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就是不能在现有体制内给它提供应有的保护。

古典名著篇2

 

关键词: 古典名著 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保护作品完整权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尴尬

      2007年的嘎纳电影节展示了日本拍摄的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剧中，唐僧由日本演技派女星深津绘里反串，日本青春偶像组合SMAP成员之一的香取慎吾在片中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神经质超人，好吃懒做之徒；日本著名笑星内村光良和伊藤淳史分别扮演沙僧与猪八戒。在装扮上，四人显得夸张另类，脾气暴躁。故事情节方面与原著大不相同，剧中的孙悟空和女妖谈起了恋爱[1]。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出口成脏。

      日商开发的流行成人网络游戏《红楼馆奴隶》角色均取自《红楼梦》，主角林黛玉被描述成风尘女子，是其母与外国人通奸后的私生女[2]。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践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对古典名著的态度。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寻求对古典名著的系统保护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本文即从这个角度探索古典名著的保护制度，主张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必要性

      (一)古典名著的界定

      在具体讨论为何要强调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经典文化名著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清楚古典名著的概念。本文所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应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1)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时间的代名词，经过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仍保留下来的著作，说明了其在历代人们的心中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历史不认同的作品不可能仍然流传至今并博得今人的青睐。(2)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之所以主张加强古典名著的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作品中传播的思想和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作品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让祖先的智慧和历史的积淀在现代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继承和发扬。(3)符合正统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主流文化，又有非主流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不利于该民族发展壮大的糟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精华指的就是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思想观念或文化，至少并不与之相冲突。相反，那些历史上出现的，虽经历史沉浮仍保存下来但却主要宣扬暴力、分裂、反人类之类思想的作品，则不属本文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之列。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党派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否定一些古典名著的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名著，虽符合上面三个条件，但其作者死亡至今并没有超过50年的，可以不援用本文所主张的古典名著保护制度。因为依照目前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而不需要再援用新的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势在必行

古典名著篇3

一、古典名著思辨性阅读指导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形式便是古典名著，教育部门规定教师在中小学生语文课程的教授之中必须穿插古典名著内容的教学，以达到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而在现行的古典名著阅读教学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学生在进行古典名著阅读时出现了学生完全不理解、或者仅仅是字面理解的状况。这不仅导致了教学的失败，而且对学生的心智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在此，笔者以《水浒传》为例展开思辨性阅读方式指导的探讨。

二、古典名著思辨性阅读指导策略

1.明确教学目的

在古典名著阅读教学中，教师一般采用“填式”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机械地对古典名著进行记忆，而对于思辨性阅读涉及较浅或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学生在阅读古典文学时的一知半解。因此教师明确教学目的是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的首要任务。

2.传授阅读方式

在以往的传统阅读方式中，大多采用书本阅读的形式，但是书本知识的枯燥让中学生很难安心下来阅读。因此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例如《水浒传》的教学可以将电影、电视中的片段进行编辑裁剪，然后让学生以别样的方式进行阅读。

3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

学生在阅读名著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可以根据思辨性阅读指导方式让学生学会自主思考，对于思考不全面的地方教师可以进行补充，最后达到培养学生思辨性阅读的能力。

4.采用递进的方式让学生逐渐接受古典名著

学生在刚开始接触古典名著时肯定会有抗拒心理，因为古典名著一般都很枯燥。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让学生接受古典名著的阅读。

5.激发学生对古典名著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能够激发学生对名著的阅读兴趣，自然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例如教师在名著阅读教学中，能讲得精彩有趣，自然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名人喜欢阅读古典名著的故事，以此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古典名著篇4

1.长生殿

长生殿这部由清初剧作家洪昇创作与康熙二十七年，共二卷五十出的传奇喜剧，讲述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传奇爱情故事，并且后半部分以野史趣闻为题材进行夸张的描写，而这部剧作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反映了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带给国家巨大的灾难，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并被改编成多种戏剧剧种在舞台上演出，其中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就是改编自《长生殿》

2.桃花扇

桃花扇这个由清代文学家孔尚任于1699年创作的传奇剧本，是一部以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示明末南京社会现实的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而这部以描写男女情事来反映国家兴亡的剧本，曾先后被改编成黄梅戏、京剧和话剧等多个剧种频频出现在舞台上。

3.西厢记

西厢记的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由元代剧作家王实甫于元贞、大德年间创作而成的，描写着书生张生和相国小姐崔莹莹之间冲破重重阻碍终成眷属故事的杂剧，而这个充满着浓郁反封建礼教色彩，拥有引人入胜情节、鲜明生动形象的剧本在古代杂剧中较为罕见，这个有着古典剧作之冠的说法的剧作不仅还有着日文、英文、法文等译本，还在戏曲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4.牡丹亭

古典名著篇5

Abstract: As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urban landscape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s carrier of urban culture in the competition of a c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urban econom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ianyungang has got abundant peculiar urban culture and masterpiece of classic literature. Referring to 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cal Masterpieces Cultur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the Lianyungang landscape by analyzing The Classical Masterpieces Culture and the scenic.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建设；古典名著文化；风景区

Key words: construction；the classical masterpieces culture；scenic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080-02

1城市文化在现代城市景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每个城市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都有着自己的城市文化。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能代表城市的精神。城市景观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是物化了的城市精神。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景观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决定着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所以要避免众多城市景观彼此雷同，丢失了各自的特色，就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有针对性对城市文化进行提炼，然后在城市景观建设中注入城市文化,突出特色文化，从而使城市景观成为独一无二的，能代表这个城市文化内涵的载体。

2连云港城市古典名著文化与城市现有风景区情况分析

连云港市历史悠久，拥有大量的古典名著文化资源。提到连云港必然会想起《西游记》，花果山是《西游记》的创造背景，《西游记》中的有大部分情节与连云港有着不解之缘。同样《镜花缘》是作者李汝珍在连云港采拾地方风物、乡土俚语及古迹史乘，“消磨了三十多年心血”而写成。连云港的东磊风景区和渔湾风景区是李汝珍《镜花缘》中描绘自然风情的参照。除此之外多部古典名著与连云港也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演义》中的蜀国国舅糜竺是海州人，病故后，迁葬于海州石棚山。《水浒传》中宋江等人历史上在连云港被招安。《儒林外传》的作者吴敬梓在连云港赣榆县生活了10年[3]。由此可见连云港地区有着丰富的古典名著文化资源。

2.1 《西游记》与花果山花果山风景区位于连云港市云台山脉之中，是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面积12.8平方公里，规划面积110平方公里。花果山门上的一副对联“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显示出花果山是一座拥抱着《西游记》的文化之山。在《西游记》书中对花果山环境背景描写的相当明确：“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 [4.5]。在中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连云港市花果山的地理位置正符合书中“云台插天海边立”、“山如驾海海围山”的描写。

花果山中景色优美、物种丰富，其中以怪石、古建筑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代表。山中主要景点136处，其中与《西游记》密切相关的景点有猴石、八戒石、沙僧石、唐僧崖，以及七十二洞、定海神针、晒经石等。其中尤以水帘洞著名。

吴承恩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名著《西游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座世界级的名山。吴承恩用一部名著和一座诞育名著的名山，深深地锲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精神的代表。

2.2 《镜花缘》与东磊东磊位于连云港市云台山南麓，距花果山6公里，与花果山都属于云台山脉。两部古代神话小说与一座山有这样的紧密联系，在全国实属罕见。人们把这样文学现象称为“各领半边山”。

东磊风景区为《镜花缘》山海风光的写作背景和小蓬莱的蓝本地。就其写作背景而言，《镜花缘》第一回就说“ 海中有三座名山―蓬莱、方丈、诚洲”。在东磊的延福观庙后的竹林中, 至今还留有古代“小蓬莱”摩崖石刻。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把“小蓬莱” 描绘成从人间飞升天庭的必由门户。《镜花缘》得名于东磊的“镜石”和与“镜石”咫尺之距的云台廿四景中的“平台水月”[6]。据说李汝珍撰写此书时，便是受这块镜石的影响，以镜花水月贯串全书。

2.3 《镜花缘》与渔湾渔湾风景区与东磊风景区相隔1公里，位于云台山南麓，是连云港近年来以自然风光为主的风景区。渔湾自然风景区景色秀美，物产丰富，《镜花缘》中对山林风光的描述，多取材于这一带。风景区内有明清顾乾描写的云台36景中的“三潭汲浪”。

随着连云港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镜花缘》一定会紧随《西游记》之后，成为连云港市又一张光彩诱人的名片。

3连云港古典名著城市文化与主体风景区的建设的总体评价

根据古典名著与风景区关联性分析得出，花果山风景区作为《西游记》的写作背景从文学与景观关联性角度看《西游记》与花果山的文化价值很强。但是花果山风景区景点设计多有人工雕琢痕迹。根据对风景区到达的方便程度分析得出，东磊风景区建设不够完善，周围交通没有花果山方便，景区到达率不高，进而导致景区缺少吸引力，没有起到名著带动景区发展的作用。从城市整体景观建设来看，相对名著《西游记》来说，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最能集中反映西游记文化。而相对于《镜花缘》来说，其写作背景东磊风景区的知名度没有花果山风景区高。而相对于连云港市丰富的古典名著资源来说，其它的古典名著在风景区景建设中更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4连云港城市主体风景区提升建议

4.1 建设景观道，串联花果山周围景区，增强景区丰富度和趣味度让现有风景区成为古典名著文化的基石，重点建好2名著、3景区，围绕名景、名山、名著做文章。高水平建好3景―花果山、东磊、渔湾。花果山、东磊、渔湾本都属于云台山范围，为了解决东磊风景区到达率不高的问题，现把通往东磊和花果山的路串联起来，建设古典名著文化景观道，在街边设立与古典名著文化有关的雕塑小品、立体绿化或小浮雕，这样可以避免来回一条路的乏味感，又拉长了花果山风景区的景观链，通过花果山风景区的龙头带动作用提高东磊风景区的知名度。形成名著与名山的景观的格局，拉动古典名著文化与风景区的关联性，增加城市文化的内涵。

4.2 突出特色古典名著《西游记》，加强花果山风景区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增加名著与景观的关联性《西游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是连云港城市古典名著文化最具特色的标志，是连云港城市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所在。花果山风景区的建设，首先要把握好花果山为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创作背景的定位，要突出《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强化花果山风景区与《西游记》的内在联系；其次搞好花果山风景区的自然景点建设，以现有的自然景观为主，在花果山风景区的主要上山路两侧增加果树的栽植，建立观光果园带，让花果山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重点打造花果山风景区七十二洞，以此来增加花果山风景区与《西游记》的关联性，在洞旁制作标志，简要说明各洞的来历和与《西游记》的关系。要充分开发水帘洞，打造水帘艺术效果。水帘洞内要与《西游记》中的水帘洞的布置要求相适应，里面要有群猴的场景。还可在花果山风景区进山道路上根据《西游记》的情节开辟岩画长廊。在山脊上按照《西游记》中的主要情节设计人文景点。通过这些景点的设计增加花果山风景区与《西游记》的关联性。

4.3 发掘其它古典名著文化，实现文化景观多元化发展利用连云港丰富的古典名著文化资源，以特色古典名著为基础,其它古典名著为创新元素，将丰富多样的古典名著文化资源充分融汇到连云港城市风景区建设中。“孝妇祠”建于唐代，位置紧邻花果山风景区，是元代杂剧家关汉卿著名剧作《窦娥冤》成书的背景素材。把“孝妇祠”作为连云港市景观建设的新元素，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根据其地理位置，可以在“孝妇祠”处修建一条山路直达花果山水帘洞景点，在周围根据《西游记》书中描写修建如“玉皇宫”、“瑶池”，等景点，有选择地将《西游记》故事中有名的国、山、洞、河、予以布点。使连云港市云台山风景区与古典名著《西游记》、《镜花缘》、《窦娥冤》的联系更为紧密，使连云港市古典名著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城市景观更加多元化。

目前在江苏乃至更大范围内，像连云港风景区这样与古典名著相结合的景观不多。连云港的风景区多是名著的创作背景，古典名著以别样的文化传承方式为连云港的风景区注入了难能可贵的文化因子，所以连云港在城市风景区建设中要以古典名著文化为依托，充分释放、吸纳、培养古典名著文化元素，在保护和加强现有城市风景区与名著关联性的基础上，建立以西游记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景观，利用西游记文化的知名度来带动其它的古典名著的发展，实现古典名著文化多元发展，并科学系统的建立以城市特色文化为基础的城市景观体系，展示自己城市的个性魅力和独特风采。

参考文献：

[1]温朝霞.特色：现在城市文化崛起之魂[J].沈阳干部学刊,2005,(7):51-54.

[2]杨章贤, 刘继生.城市文化与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思考[J].人文地理，2002,17（4）：25-28.

[3]许思文,王维刚,刘成文.连云港文化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49.

[4]张传藻.《西游记》与花果山、云台山[J].江苏地方志，2004(4):54-55.

古典名著篇6

【关键词】西游记；网络大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148-01

2014年初，由爱奇艺首次提出了网络大电影的概念，由此网络大电影走入我们的视野。直至《道士出山》等影片在网络上蹿红，大家意识到“网络大电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1]。

在网络大电影初期，其题材大多是悬疑、穿越等受主流影院限制的题材。随着监管的深入，网络大电影的题材逐渐走入正轨。之后，很多剧组发觉对经典作品的翻拍、颠覆进而抓住观众的猎奇心理才是一条生存之道。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网络大电影中对古典名著《西游记》系列题材的改编[2]。自2014年末的《西游记之一路向|》一直到2017年初的《大梦西游之铁扇公主》共有近20部之多。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是同一小说，同样的降妖伏魔的故事，观众们看网络大电影《西游记》的改编时，却有着不一样的结果。

一、网络大电影中西游记的改编

《西游记》自明朝中后期问世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竺洪波先生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行了历史性梳理和共时性论述[3]。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出现，为《西游记》的学术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影视改编研究，成为《西游记》学术史的新内容。

影视改编《西游记》，通常基于以下的考虑[4]。首先，保持原著的人文精神，在影视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其文学审美及人文精神是值得深究的重点。在较早的网络大电影中，如《西游记之西梁女国》、《西游记之八戒娶亲》等往往是靠媚俗、、打斗场面满足人们的低级好奇和视觉刺激，局限了大众的审美视野。其次，改编要以当代媒介视角审视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西游记之师徒今生》、《石猴传说之变幻江湖》等都是文本意义的再创造，为观众提供了填空和自由想象的无限空间。最后，影视改编要具有适度商业性。目前的网络大电影充斥着大量商业元素。过多的商业元素会导致观众在观看改编作品时与读原著形成极大落差，因此，在重塑作品内涵和拓展作品外延的时候，要预防过度的商业性偏离[5]。

二、改编的主要方式

（一）影像空间魔幻化。“魔幻”是对现实情境经过加工后的再现。网络大电影《三打白骨精》就通过各种特技进行魔幻的展现，在不脱离现实元素的同时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和心理冲击。

（二）人物形象颠覆性。杨洁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理论家认为应该是猴子模仿人，而不是人模仿猴子[6]。《嘻哈西游之五指山》中就彻底颠覆了原著中孙悟空的形象，并且创造性回答了孙悟空到底是人的特性多，还是猴的特性多。

（三）特定情节夸张化。《西游记之唐僧娶亲》将唐僧与女儿国王的故事放大到令人瞠目的地步。这完全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伦理态度和价值观念。

改编名著应当一方面深挖文学名著固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打破名著中历史时代的局限性[7]。把握改编的度，将之前那种粗制滥造、贪多求快的作品拒之门外，在保持原著的人文精r内涵的同时加入当代视角的新发现，从而建立一个良性绿色的网络院线生态。

三、情感设计探究

“西游网络大电影”的情感序列符合情感序列的三个阶段，即风雨前的平静、情感渐强和悲喜结局[8]。影片主要是以“架空”情境设置为基础，奇特的故事在看似平常的一天中开始发生。但是，成片多为“烂尾”之作。结局的套路明显，以至于许多观众在看结局之前就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内容。

情感动势在观影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是一种类似于艺术品鉴赏的审美活动。当观众看完某些影片后，会沉浸在影片的故事中，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观影后的一到两小时。但是影片附带的舆论效应，往往可以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西游网络大电影”多数是单纯以“西游”二字为噱头，并没有在影片中将这两个字用于实际的剧情。观众情感动势的持续时间在阅读完影片名后就戛然而止，原本应处于情感动势尾部的情感记忆也随之消失。情感动势和情感记忆是“西游网络大电影”在改编中还未克服的重要难关。

参考文献：

[1]尹鸿，袁宏舟.从渠道到内容从内容到IP综艺大电影与多屏融合时代的电视发展[J].电视研究，2015（6）：22-24.

[2]何舒洁.1980年代以来我国《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形象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16.

[3]陈延荣.《西游记》影视改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4]刘雪梅.论20世纪《西游记》影视剧改编及价值实现[D].山东大学，2009.

[5]聂伟，杜梁.国产新大片：站在电影供给侧改革的起点上[J].当代电影，2016（2）.

[6]苏松妹.文本与媒介：西游系列文本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2.

古典名著篇7

【关键词】塞尔 间接言语行为 四大名著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51-01

1.间接语言

间接语言的使用是一种在日常交际和文学作品中的普遍现象，很容易被观察到。当我们称某人间接地使用语言时，意思是说：他没有以明确、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他想要说的；相反，他尽量以间接、迂回的方式表达意思。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某种语言的普通人能凭直觉感到间接语言的使用、甚至间接的程度。不过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问题是，需要对该现象进行理论解释。

2.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1975年，美国哲学家及语言学家约翰・R・塞尔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的观点，他认为运用间接语言就是运用间接言语行为，后者的“一个言外行为的实施通过间接实施另一个言外行为来实现”。因此，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需由两个言语行为参与：首要言语行为和次要言语行为，后者是字面意义上的，而前者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却与表述的真实意图一致。

3.运用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片段

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中，间接语言的运用对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性格起到重要作用，试用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加以分析。

3.1双方对话而无第三方在场

3.1.1听者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

有些场合在特定人群间，尽管用间接言语明显要花费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言者故意使用间接言语以占得先机或避开不良后果，以此希望避免伤害别人，或想规避禁忌话题。如《水浒传》第24回，潘金莲接连用暧昧的间接语言武松，透过次要言语行为如“吃酒”、“拨火”等，首要言语行为意在与之通奸。武松心知肚明，装聋作哑，直到最后义正词严地予以呵斥。尽管潘金莲企图未果，但她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运用不可谓不成功。

3.1.2听者（一定程度上）不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

与直接语言相比，间接语言代价高、有风险。代价高是因为言者要付出更多脑力构思间接语言，听者也要花费更多心理活动处理他接收的间接信息；有风险是因为对间接表达的理解是不确定的，言者有被误解的风险，从而造成交际失败。如《西游记》第30-31回，猪八戒请孙悟空回去救唐僧，他不敢明说师父有难，耍小聪明，用师父“想你”、“盼望”、“久等”等次要言语行为，其首要言语行为是要他立即返回搭救。但孙悟空不知唐僧被擒，不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加之当初被贬负气，所以迟迟拖着不走，直至两者弄僵。如果猪八戒上来就托出实情，义激猴王，情况可能大相径庭，所以他这次的间接言语行为是不成功的。

3.2双方对话而施影响于在场的第三方

在间接言语行为中，有一种特殊情形值得关注：言者的言语行为表面上是以听者为对象，实际上是针对在场的第三方，并使其受到某种影响、产生某种感受。为达到该交际目的，言者和第三方需共享某种背景知识，而听者却未必。

3.2.1听者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

塞尔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言者通过依赖与听者共享的背景信息（语言或非语言）、听者的逻辑推理能力来传达言外之意。确切地讲，要解释间接言语行为中的间接成分，需要这样一件装置：它由言语行为理论、某些基本的会话合作原则、对话双方共享的事实背景信息以及听者的推理能力构成”。如《三国演义》第19回，吕布在白门楼战败被俘，曹操问刘备如何处置他，刘反问“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强调吕先后侍奉丁、董二人而后背叛弑主的事实（这是三人皆知的背景信息），次要言语行为是提醒并警告曹不要重蹈覆辙，首要言语行为即杀吕。曹操当然听得懂。此言一出，吕破口骂刘，而曹决意将吕处决。刘深知吕虽武功盖世，但不忠不义，不能为己所用，但如投奔曹，势将难敌，而曹虽爱才，但生性多疑，所以尽管吕已求情，还是必须除之以绝后患，但又碍于吕（第三方）在场，不能直言，于是，间接言语行为成了借刀杀人的利器。

3.2.2听者（一定程度上）不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

有时，言者事先明知听者因缺乏某种背景信息而（几乎）不可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而在场的第三方与言者共享该背景信息而（几乎）肯定能推理首要言语行为，言者故意运用间接言语行为，意在对后者造成影响。这时，听者是言者指桑骂槐的传声筒。如《红楼梦》第30回：宝钗恼恨宝玉刚才把她比作杨贵妃的不当话语，这是两人共享的背景信息。正好丫头靛儿来问她找扇子，怨气未消的宝钗抓住机会，实施对宝玉（第三方）的间接言语行为，她指着靛儿说：“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靛儿之前没听见他俩的对话，不占有相关背景信息，当然听不明白。而宝玉透过宝钗的次要言语行为，推理出她的话明里是批评靛儿不该找她要扇子，实际上是责备自己不该和她开那个玩笑并表达愤怒，这才是首要言语行为，于是他“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此外，宝钗话中“那些姑娘们”还暗讽黛玉，因此她的间接言语行为既回答靛儿的话，又抨击宝玉及黛玉，可谓一石三鸟，这种效果是直接语言难以达到的。

4.结论

塞尔对发展和系统化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做出贡献，他把间接言语行为引入言外行为范畴并创造性地将其分层为首要言语行为和次要言语行为，通过上文举例，证明其对分析间接言语行为行之有效。他强调共享背景信息对做出推理的重要性。他的学术眼界开放，给其他会话原则介入间接言语行为留出余地，他的理论启迪其他语言学家，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等形成互补。

参考文献：

[1]何兆熊，语用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戴炜栋等，现代英语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王一杰，论以与话人为实际交际对象的间接言语行为――对《红楼梦》一段对话的文本分析[J]，魅力中国，2010（6）.

古典名著篇8

本来可让学生爱不释手的古典名著，为何从学生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呢？原因很简单，如今学校领导注重的是平均分、升学率。作为语文教师必然急功近利搞题海战，美其名曰“让文科理科化”。学生必然无法体味语文中的文字美、情韵美、哲理美，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阅读理解题，反复地进行作文训练。这样导致部分学生讨厌语文，更不愿阅读经典美文和古典名著，反而对言情、武侠小说青睐有加。

不阅读经典，不与大师对话，怎会有健全的人格、丰盈的思想及飘逸的才情呢？如何让农村中学生们尽情地享用古典名著的玉液琼浆，让他们在阅读中滋养心灵，提升素养？这是值得每一个农村中学语文教师反思并面对的难题。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四大名著《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红楼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仔细品读的。对中学生来说，阅读这些作品能提升语文素养。

那么，如何通过阅读古典名著来提高农村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第一步，需要营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如果周围的环境和你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么你再怎么努力，也如河中浮萍站不住脚，很快就会随波逐流，和大伙一起又回归到应试教育中。因此，平时就应该时不时地利用机会让校领导和其他教师知道阅读古典名著的重要性。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古典名著阅读已经进入考纲。例如中考试卷中有这样的题目：梁山好汉中有几位是将门之后？（呼延灼、杨志、关胜、花荣、彭）像这样的题目如果不认真仔细地阅读《水浒传》是无法回答的，一定要变“浅阅读”为“深阅读”。

作为语文教师，得大声疾呼，让领导不再认为让学生阅读名著或看由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取得家长的支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名著。当学生看这些书的时候，家长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在看闲书，不会认为不如多做几道数理化题目有效。这样你就不是孤军奋战了。

第二步，要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教育大师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学生对古典名著产生了兴趣，还怕他们不会读得“欣然忘食”吗？因此，教师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就是关键。我就以《水浒传》为切入口，激发学生阅读古典名著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水浒传》能与《三国演义》 《红楼梦》并列，可见它自有独特的魅力。金圣叹说：“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前一段时间，《水浒传》被翻拍搬上荧屏。我先组织学生收看由该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看部分影视作品，其他则放到假期看。这样他们对原著的阅读兴趣会大大提高。

第三步，回归原著，教师进行适当引导。一般影视作品因为各种原因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原著进行改编，因此学生一定要通过对原著进行“深阅读”，和影视作品进行比较，在比较阅读中加深对名著的理解。学生在阅读名著时，把书中的精彩片段摘抄下来，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摘抄的片段可在课堂上交流，特别是文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正好可以复习一下描写人物的方法。例如对鲁提辖的外貌描写：“史进看他（鲁提辖）时，是个军官模样；头里芝麻罗方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扭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这段外貌描写，表现出鲁提辖粗犷豪放的性格。

还有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动作描写：“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突出了鲁提辖办事鲁莽、暴躁而又直爽的性格。动作描写中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调动起了读者的各种感官。通过这样的阅读交流，不但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古典名著篇9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WWw.11665.coM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4 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74，76，77，102，127，40，80，63，41，102，24，139，67，69.

古典名著篇10

论文关键词：目的论，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翻译，直译，音译

 

一、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1971年，莱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莱斯的学生费米尔则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一书中，正式提出功能目的论这一概念。翻译目的论有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是目的原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与策略，即结果决定方法。目的一词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翻译应该根据译语环境和文化, 按译语读者所期待的方式进行。译者可结合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对译文的期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第二, 是连贯性原则。连贯性原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文能够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文化中有意义。也就是译文应该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第三, 为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指原文和译文应该做到语际连贯，译文应忠实于原文, 但忠实程度和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仲伟合 1999：47）其中，目的法则是首要法则，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翻译行为，译文的目的性被放在了首位信息传播，强调要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译者要对所承担的翻译任务及译文的定稿负责；翻译目的和译文预期的接受者是最重要因素论文格式模板。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Vermeer 1987:29），必须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译文预期读者的特点来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

二．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英译

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书名的英译的目的

根据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这里的“目的”通常指译文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读到这些经典著作，让他们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除了解故事情节，知晓中华民族的历史背景、优秀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信息，更能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这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保持中国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固有的身份，都具有重要作用。书名是文章的“眼睛”，古典名著书名的翻译就显得尤其重要。决定翻译作品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的反应，即译文预期的接受者的反应。中国古典名著英译的预期受众是讲英语的西方读者，他们在读中国古典作品时, 不仅有理解它的要求, 还有了解中国民族文化, 体验中华民族情调的期待。因而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时，就要根据原作的特点和西方读者对译文的期待和交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

2.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英译

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时，译者应遵守目的论的三个基本准则：目的原则,忠实性原则及连贯性原则。换言之，按照轻重顺序就是要遵从以下几点：译文由其目的所决定；译文为目的语文化提供有关源语语言文化的信息；译文不会提供违背原文信息的信息；译文必须语内连贯；译文必须语际连贯。（Munday2001：79）其中，翻译目的为最高准则，翻译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也决定其翻译方法；而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证明翻译是否成功的验金石。译者应根据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译文接受者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既然翻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目的是吸引英文读者眼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翻译时应尽量保持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即采取直译和音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必要时再辅以解释和意译。以下将对一些古典名著书名的英译进行分析。

首先解释一下直译的含义。直译指的是“把原来语言的语法结构转换为译文语言中最近似的对应结构，但词汇则依然一一对译，不考虑上下文”（陈德鸿、张南峰信息传播，2000：60-6 1 ）；即把原文的修辞格、俗语、文化典故等尽量保留下来,让译文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异域文化,因而更有效地起到文化交流和沟通的作用。因此，在英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时，能直译则直译。

以《红楼梦》书名的英译为例。“红楼”应直译为“red mansions”， 因为汉语文化里， “红”象征着喜庆、热烈等含义；“红楼”专指富家女儿的金闺绣阁，而在书中既指众多红颜，又指他们居住的大观园。将“梦”译为“a dream” ，因为“梦”预示人生如梦，整个故事被艺术地归结为一个梦,一个红楼里的梦,一个关于繁荣大家族走向衰败的悲剧梦。因此，翻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就将《红楼梦》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g Xianyi ＆ G.Yang,1978)。这译名完全保留了原语言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让西方读者欣赏到了原文文化的形式，感受到了纯正的“异国风情”，同时也留出让读者细细回味的空间，即遵守了目的翻译论的三条法则，很好地实现了语言的转换。

再如《西游记》的书名英译，“西”可直译为“The West”，　“记”可省略不译。“游”若译为“Journey” 不妥，“Journey” 只是把“游”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在语言形式上同原书名达到了和谐一致, 但读者无法感受到书中深刻的艺术意境和寓意, 不能体会唐僧带师徒们去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之艰辛, 倒使人感觉像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西部旅行，这违背了目的论法则之一：连贯性原则。若把整个书名译为“Monkey”或“Adventure of Monkey”也不妥，《西游记》主要内容在于“游记”或曰“取经之经过”, 而非“猴”之传记，译名违背了目的论法则之一：忠实性原则，及译文提供了违背原文信息的信息。杨宪益与戴乃迭将其译为“Pilgrimage To The West” (杨宪益，1976)堪称译名的典范。 “Pilgrimage”解释为朝圣之行, 与全书的内容互相吻合、交相辉映。该词不仅将“游”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而且还蕴涵着长途跋涉、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虔诚之心, 使译名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起到了传神达意的效果，也能减轻读者的理解负担。

有些中国古典名著书名如果直译信息传播，对西方读者就太过抽象，也丝毫没有吸引力，因而要加入一些解释以便他们更好理解，如《三国演义》书名的英译论文格式模板。“三国”可直译为“Three Kingdoms”。若将“演义”译为“romance”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为“romance” 在《美国传统词典》解释为 “A long, fictitious tale of heroes and extraordinary ormysterious events”. 读者会误认为该书描写的是三个王国的浪漫情调和深厚友谊,与故事中表现的那种惊心动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应该将“演义”省略不译，把书名译为“Three Kingdoms：China’s Epic Drama”，这样既能保留原书名的形式，又能让西方读者看书名能知其主题。

西欧文学中，作品常以书中主人公的姓氏命名，且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揭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Romeo and Juliet” ， David Copperfield”等。因此在汉英翻译时，对这类书名可以采用音译的方式，如：《贵生》(Guisheng),《端阳》(Duan Yang)等。但有时完全音译会使西方读者费解，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感受，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可采取音译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如将《金瓶梅》的书名只英译为“Chin Ping Mei”，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或误解为此书讲述一品貌兼备的窈窕淑女的故事，而《金瓶梅》的书名是截取了书中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这三个女人是淫荡不贞的。因《金瓶梅》讲述的是西门庆与其妻妾们的故事，将其书名译为“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es of Shi-Men Ching)”(杨宪益，1976)既忠实于原书名信息传播，又向读者传达了整本书的主题信息。

在翻译古典名著书名时，应首选直译, 但在直译会令译文读者费解的情况下, 可以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意译是指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译，但要求译文能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就拿《水浒传》书名的英译为例。若“水浒”直译为“Water Margin”, 只注意了对原书名的语言形式的复制, 忽略了“传”在书名中的特殊用法,也未能再现原书名的意境。而把“水浒”直译为“the Marshes”，“传”省略不译，根据小说原意（全书是关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富扶贫的故事），整个译名为“Heroes of the Marshes” 。它将作品内容凝炼出来, 跃然纸上, 使西方读者一眼就抓住了内容的核心, 并产生猎奇的心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的论为译者提供了一个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英译的新的视角，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目的决定手段”，把翻译目的论应用于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翻译，根据目的论的三个基本准则以及译文的翻译目的，结合译文读者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能译出好的书名，达到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0：60-6 1

[2].陈国华.《红楼梦》和《石头记》:版本和英译名[J ] .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