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十篇

古典文献论文篇1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元数据数据库，以香港迪志公司投资、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的《四部丛刊》、尹小林《国学宝典》、南开大学永川公司的《二十四史》，以及大陆、港台等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制作的较大型的数据库为代表。它们的优点是具有较多的基本功能，如检索、卡片、打印等功能，有些还附加了日历查询、字典、音乐背景等附加功能。然而，它们都不允许对数据库内的文本错误进行修订、没有图表处理能力、不提供功能升级服务（某些软件提供所谓新版本，实际上只是增加一些文献文本，并未真正提升软件服务功能）。而且由于各自为政，开发者大都采取自定义方法来自造非常用的生僻词，因此各种数据库之间字库不能相互兼容。这一阶段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也有吸收第一阶段数据库有图像的优点，如上述提及的《四库全书》就附有图像，以利研究者核对文字。该阶段绝大多数数据库注意到版权问题，但仍有一些数据库在版权上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引起法律纠纷。

计算机技术广泛地涉入文科研究领域，各种古典文献数据库纷纷建立，当然给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计算机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形成纷乱无序的“战国时代”，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或说削弱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中巨大作用。对此弊病，笔者拟作一概述，企望引起有关部门、数据库开发者及使用者的重视，以期真正使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大致说来，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领导与规划，国家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了一些规划，也实施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如2002年10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受科技部的委托，牵头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力图建立我国比较统一和规范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自然也会对建立古典文献数据库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又如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图书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等等，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已经启动并完成了部分内容。不过也应该强调，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国内数据库发展状况的真正有价值的规范体系，因此这些项目的承担者仍是各自为政，数据库之间并不能兼容，不可能形成技术“合力”。再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说实际使用价值来看，也不尽人意。因为至今为止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仍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无法使它们实现较大的使用价值。数据库由国家投资，收益自然应该归国家，或者成为不收费的公益数据库，但目前收益既不归国家，又未能成为公益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实际上，数据库制作者无偿利用国家投资进行了开发，制作完成后却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使人感到有“国家投资，个别单位图利”的印象。笔者不反对交纳一定使用费用，但收费单位一定应该说明收费后去向，绝不允许产生国家投资而由个别单位乃至某些个人得利的情况。

其二，开发商嗜利忘义，数据库错误严重。除上述由国家投资开发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外，还有一些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软件开发商加入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中来了。比较而言，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地图书馆建立的古典文献数据库质量较高，而开发商则很少关注数据库中的文献质量。我们承认确有少量开发商制作的数据库质量较高，如迪志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之类，然而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数据库确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开发商仅仅是把文本进行文字扫描导入，疏于校对，因此文本错误百出，难以卒读。由于利益驱使，绝大多数开发商都以“独自开发”为己任，数据库设计相互保密，互不兼容，使用户深感不便。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了。

其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虽说目前数据库品种繁多，但由于考虑到使用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因此许多开发者热衷于开发那些热门数据，而一些比较冷门的文献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冷门的文献并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只是使用人较少而已。因而，目前不但数据库中文献内容重复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同名同姓的数据库也有不少，如《四库全书》就出现了武汉大学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数种不同版本。且不说那些数量繁多、质量也不甚高的数据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其实也使用户陷入无可适从、欲舍不能的境地。用户往往为了某些少量文献内容不得不购买和安装整个数据库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大量占据硬盘空间，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大为减慢。而那些允许网上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又往往容量极大，上网检索者多，导致“交通阻塞”！

其四，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各开发者既鉴于不同开发目的与技术条件，又为防止他人解密，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在数据库某些程序中人为设置技术障碍，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自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本身利益不受损害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也由于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之间不能兼容，无法形成合力，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为技术壁垒。实际上，这一情况大大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与财力，对古典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由于技术壁垒，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文字方面更导致许多问题。我国古籍常用汉字大约为4万余个，这还不包括超过2万个异体字及数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然而我国目前在计算机上采纳的国标字库(GB)和扩展字库(GBK)，两者相加也只有27000余字，这与我国古籍常用汉字数量相比，实在差距太大。因此，如此小的字库与需求相比确实是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软件设计者就采取在自定义区自造字（乃至占据字库中扩展B的位置）、有些也用图片方式来填字。而这些自造字、图片字，拷贝到WORD文本之后，由于内码位置的差异就变成其它字了，从而导致文本错误。

其五，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建立较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功能比较单调，只能做些简单检索、拷贝，没有更为先进的功能，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的一些古典文献数据库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四库全书》的检索功能，虽说可以采用添加“作者”、“书名”等限定条件，但检索结果只是罗列一排出处，无法直观地了解检索到的具体内容。而且《四库全书》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功能给用户，因此这一巨大的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况且这一数据库目前已经“定型”，不再继续开发，使用户对此深感遗憾。而其它古典文献数据库设计者的思维大多仍停留在“文本之争”当中，重复着原来设计思想的错误，没有更多地开发为科研服务的有效功能，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显然不可能真正摆脱古典文献数据库目前面临着的困境。

其六，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解放后，一些部级出版社化费了极大的精力，组织专家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时至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却出现了“版权”的问题。一些制作者忽视了国家有关版权法规，直接利用了一些出版社的成果来牟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版权纠纷。笔者以为，保护版权是每个学者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问题是，现在一些出版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自己已出版的点校过的古籍进行开发，而愿意开发这些古籍资源者却无法涉入其中，导致他们处于既想开发这一宝藏又无法回避版权问题的尴尬境地，这就使众多需要使用者望洋兴叹。如果有关出版社不愿授权，那么想要开发这些古籍者只能返回到没有标点的原始文本中去。这种情况确实使每一个希望使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用户感到极其失望，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典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进度。

上述种种现实情况，已经是制约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支持的瓶颈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技术即使再发达，恐怕也难以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与帮助。

三、如何解决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利学术研究（当然包括文献研究）的迅速发展？笔者以为现在应该设计和开发出新一代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按照笔者设想，这代软件应该以建立能自由升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为目的，是一种以提供强大功能为主、彻底解决版权问题的数据库，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功能相对完善的学术研究资源库。所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是综合性数据库，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规划者，它应该尽可能地包罗我国传世古典文献、碑刻资料和出土文献等。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适应每个研究者研究范围的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指每个具体研究者所拥有的安装在各自计算机上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合自己研究的范围的古典文献文本。其实，各个研究者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数据库，即使象占据6至7个G硬盘的《四库全书》，具体到一个研究者真正需要的内容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者之间的技术“契合”，即两者互相兼容的程度。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有所区别，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侧重于文献数量的完善、完备，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则应该考虑其功能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设计比较周密、与其它个性化数据库在技术上能实现良好兼容的的数据库；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应该是“百花齐放”式的但必须能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兼容而非各自为政的小型数据库。两者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应该从两个层次上来解决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一是继续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能的。其实只要认真对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与梳理，重点突破一些瓶颈问题，应该说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怎么才能突破上述这些瓶颈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作为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因此，这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来完成。其实，就目前来说，国家投入资金并不少，但由于制度原因，只是向某些重点院校或科研单位、向重点项目投入巨资，而这些单位建立起各自为政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虽然也为学术研究作了一些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自设计思路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已经妨碍到数据库进一步发展了。以笔者愚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负起责来，加强领导，重新考虑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立项问题，组织力量、投入资金，真正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能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利用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同时也应该考虑所立项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与其它数据库（如现代文献数据库、当代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之间的兼容关系，只有这样，或许若干年之后就能建立起一个价值极大的能真正为学术服务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乃至包罗一切文献的数据库。当然，就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说，可以进行适量收费服务，但主要仍应该定位在“公益”上，不以“利”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

其二，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那么目前“列国纷争”的面貌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个古典文献数据库实际上是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即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文本，二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其实目前所见有关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是“两者合一”，即既包含一些文献数据内容，又有具体的操作服务系统。事实上，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在功能上明显存在缺陷的。就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管理形式来说，一是网络管理，一是个人管理。前者是网络数据库，一般是单位所拥有的数据库，即我们所说的网络版，后者是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个人版。就功能来说，网络版没有必要具有卡片、文本修订、书签等个性化的功能，个人版应该具有做卡片、文本修订、书签、文献管理等个性化的功能。就文献数量来说，网络版自然力求文献内容丰富，尽可能包罗文献文本，而个人版实际所需要的文献数量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而定的，因而强行“规定”使用所有文献内容并不值得肯定。就文献内容来说，网络版与个人版都应该允许不断地增加其数据库文献内容，但不同的是，网络版应该是只增不减，而个人版应该允许用户根据研究需要自由增减文献内容。

在笔者看来，应该从单纯的文本内容竞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入以文献检索服务系统竞争为主，文本竟争为辅的体系，或许是解决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出路。也就是说，擅长计算机技术的开发者（开发商）应该注重文献检索服务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而具体文本的整理可由研究学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这样，开发者就可能开发出比较成功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而数据库中的文本也由于专业人士的加入而能大大提高文本的准确率，然后合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输入和整理古典文献文本可以采用投标（或以申报项目形式）来确定，规定统一格式，要求保证文本的正确率达到一定比例，完成后再分别导入这一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中；经过若干年努力，最终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适应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我想，采取这种措施不但节省了大量重复投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一旦建立起这个规模巨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可以解决了目前数据库泛滥、文本错误太多、重复劳动等弊病，而且真正能做到广大学者对古典资源“共享共有”。

在此基础上，各个开发商可以力求开发学者们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无须考虑文献文本内容，但必须功能强大、操作方便，并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完全兼容，学者们通过“购买”文本或其它方式来方便地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或许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真正的方便。

还须补充的是，我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表格与图片，而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所有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没有导入原著的表格与图片，极个别数据库有少量图片也是不能检索，这是目前众多古典文献数据库的重大失误之一。其实只要真正化力气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笔者曾作过设计并反复试验，只要设计合理，图片与表格不但可以导入数据库，而且都是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其三，加速确定字库方案，以利数据库健康发展。当然，要真正解决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问题，还必须解决字库问题。目前，国家虽然组织专家在论证有关字库问题，然而由于进程不快，远远落后于当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要。按照笔者的看法，应该建立一个以Unicode字库为基础的、适应汉语古籍需要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字库。这就需要抓紧工作，迅速落实扩展字库B的内码。同时根据我国汉字的具体特点，对自定义区域的6400字的内码配置也应该有所规范，这样才能使汉语字库统一问题落实到实处。如果真能做到如此，那么就能真正解决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之间字库互不兼容问题。

与字库相关联的是字体问题。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考虑到古代文献对文字的特殊需要，笔者以为凡是古代文献数据库中的文本应该保留繁体字，以防繁简不分而导致文义偏差。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毫无困难的。其实用繁体字输入文本早已不是问题，而扫描古籍文本再转换成文字的技术也十分成熟，如北京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OCR识别系统，应该说是极有价值的识别软件，对绝大多数繁体文字能够正确识别。如果能再进一步加以改进，使扩充字库数量并与Unicode字库兼容，那么古代文献的文字识别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强调的是，古代文献以繁体字导入数据库，但应该允许在数据库中自由进行繁简转换，换句话说，若需要使用繁体字时，文本可以保留繁体字，而需要简体时，可以十分方便地转换成简体，这样就适应用户对繁简体的不同需要了。

其四，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这是困挠计算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难题之一。自然，这一问题要真正得到落实确实存在相当困难的，因为版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不过，即使困难再大，古籍文献数据化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停止的。笔者以为，有关出版社在维护自身法定的版权权益的前提下，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前提下，允许制作有关古典文献的数据库，以利学术研究的发展。至于报酬多少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酌情商定，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与那些出版社协调，亦可将目前大量分散投入到各课题中的资金中抽出部分来补偿有关出版社，双赢互利，以求突破版权瓶颈，早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古典文献电子文本的版权问题，这也是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用户若贪图小利，版权意识不强，不愿化费代价使用电子文本，就容易产生“盗版”问题，如此就使得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正当利益大受损失。按笔者设想，如果真正能够由国家有关部门主管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那么就可以设想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规定导入数据库的文献文本都给予一个“统一编号”，没有统一编号的文献就不能直接导入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个人使用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也就是说，个人使用古典文献电子文献必须化费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使用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一定收益，防止版权意识不强者侵权使用。同时由于古典文献电子文本都有了统一编号，那么也就可以防止某一具体文献文本重复录入的问题。即使有部分重复，古典文献电子文本也可以在用户选择过程中优胜劣汰。

其五，建立公平的交易平台。建立庞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这种古典文献数据库自然不是每一个普通研究者购买得起的。在笔者看来，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应该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购买有关数据库，以供教学、研究之需。当然也应该允许个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经费后，自由上网使用这一数据库，并允许购买（下载）一定数量的古典文献文本，自行导入各自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以利建立个性化的有实用价值的数据库。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就将会促进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古典文献论文篇2

《管子》与《齐民要术》二书虽然都强调农业生产要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要做到“取之有度”、“以时禁发”，但由于二书的性质及其写作时代背景的不同，二书的生态农业思想也各具特色。

(一)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管子》力倡要加强对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管子》认为人皆有趋利的本性，“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形势解》)。如若对民众趋利的行为放任不管，必然会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最终将会危及人类自身的需要甚至生存。因而，《管子》主张对人们索取自然资源的活动进行必要的限制。《管子•七臣七主》篇提出了四时之禁的建议:“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勿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这“四禁”中有不少具有生态意义，如春天不要砍伐树木、夏天不要射杀鸟兽正是为了使动植物在生长发育期不受损害。《管子•禁藏》篇总结道:“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认为只要遵循天地之则，就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丰收、国家的繁荣昌盛。

《齐民要术》则力倡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农业自然资源积极地进行开发和利用。《齐民要术•耕田》篇引魏文侯语“民春以力耕，夏以强耘，秋以收敛”，强调人们要在遵循天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齐民要术•序》引《仲长子》曰:“……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意为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原本贫瘠的盐碱地可以变为盛产谷物的沃土;通过修建水利工程，原本干旱缺水的土地可以焕发出更高的农业生产力。更为突出的是，《齐民要术》提出人们可以创造条件，使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的不时之需。如《伐木篇》讲到人们在伐取非时之木时可以“水沤一月，或火煏取干，虫皆不生”。这样就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做到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协调统一，并最终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

(二)生态系统的维护与利用

《管子》意识到农业生产不是孤立存在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文所述，讲到《管子•七臣七主》篇曾提出“四时之禁”，此篇还提到“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这“四者俱犯”的后果中虽然有不少荒诞神秘成分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与消极后果之间关联性的认识还是有一定高度的。因而，《管子》主张君主要重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管子•国准》篇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认为“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禽兽众也。童山竭泽则者，君智不足也”，把毁坏自然生态系统、过度索取自然资源的君主讥为弱智之君。《管子•轻重甲》篇记载管仲之语曰:“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更是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提高到君主能否“为天下王”的高度来看。

相比《管子》，《齐民要术》不只强调要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要求人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的关系，实现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齐民要术》把农业生产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之内，既关注生物与环境、不同生物之间的相生相利的关系，也注意到其相斥相克的关系。《齐民要术》对如何充分利用生物与环境、生物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以及避免相斥相克的发生多有研究。例如:《齐民要术•种谷》篇曰:“地势有良薄，(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类型的差异，选择不同的种植时机和适宜的农作物品种，这就充分考虑到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齐民要术•种桑、柘》篇曰:“岁常绕树一步散芜菁子。收获之后，放猪啖之，其地柔软，有胜耕者。种禾豆，欲得逼树。(不失地利，田又调熟。绕树散芜菁者，不劳逼也。)。”充分利用动植物之间相利关系，一举多得。《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篇曰“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注意到榆树“扇地”的特性对谷物种植的不利影响。此篇还注意到榆树“其于地畔种者，致雀损谷”，地畔种榆树还会召来雀鸟，影响农业收成。因而，《齐民要术》强调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生物之间相克的关系。

(三)生产方式的粗放与集约

《管子》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性，主张对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之人进行奖励。如《山权数》篇提出“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于“能明晓农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树蓺者”、“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民之知时者”，“民之通于蚕桑者”，皆赏赐一斤黄金八旦粮食。之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赏赐，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农业技术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限于彼时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发展农业生产主要还是要依靠扩大土地种植面积。因而，《管子》一再强调通过加强对土地的开垦来发展农业生产。《管子•权修》篇曰:“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强调要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开垦。甚至认为“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权修》)，把拥有广阔土地国家的贫困归因于没能对土地进行充分的开垦。可见，《管子》虽然已经意识到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的重要作用，但限于彼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认为大面积开垦荒地才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手段。

《齐民要术》则重在强调通过采用先进生产技术来提高单产。《种谷》篇引谚语曰:“顷不比亩善”，并指出其含义“谓多恶不如少善也”。也就是说，《齐民要术》倡导的是集约经营。集约经营是对粗放式经营的一种反动:粗放式经营一味地追求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大面积的森林被过度砍伐、广阔的草地被过度垦殖。短时间内，这种做法确实起到增加农业收获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不但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更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想提高单产，首先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土壤的性状和肥力。《齐民要术》认为人们可以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生产活动来改良土壤性状，从而达到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的目的。如《种谷》篇指出:“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指出“锄地”不仅仅只是除草，而是可以通过这种做法使生土变熟土，从而提高谷物的产量和品质。此外，《齐民要术》还列举“地薄者粪之”(《齐民要术•种麻》)等诸多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为了充分而合理的利用既有的耕地，《齐民要术》还提出了轮作、复种、间作、种植绿肥作物等诸多生产方法。《齐民要术》明确指出谷子、水稻不宜连作，连作则杂草、稗子猖獗;大麻不宜连作，连作会有茎叶夭折的病害。《齐民要术》中还提到了多种种植绿肥的方法。如《齐民要术•耕田》篇提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些做法，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还起到了生态保护的作用。

二、小结

古典文献论文篇3

[关键词]文献学 研究方法 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80-02

文献，作为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而文献学作为一种工具之学、门径之学，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在历史中的文化、文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流传下来的或者是传承下来的这种有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信息记录的载体所散发出的价值和作用，才会促使人们对文献进行研究，直至研究更加深入上升到学问的地位。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对文献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具体、系统。文献学为近代中国学术领域造就了众多著名大学者，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在各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所创造的文献学成就也极大地影响着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就如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中所提到的：“就古文献学而言，不少历史经验、方法和成果，古为今用的关系更为直接，因此能否充分发掘、总结、继承古文献学的遗产，取得借鉴，对古文献学的发展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不仅关系到速度的快慢，而且关系到水平的高低。”我们必须重视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发扬文献学的积极作用，发挥文献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功能。

一、古典文献的研究价值

（一）品味历史，借古惜今

我国古典文献品类繁杂、数量众多，堪称浩瀚。而巨著同样也数不胜数。这些古籍中不乏众多史学古籍，虽然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并不是排在最前，但是史学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史学古籍的探索和分析、学习和鉴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封建时代的社会，甚至是更早期的历史现实，更清楚地发现历史运行的轨迹，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更清晰。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来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个人来说，也能从历史中找寻到那些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力量。

（二）传承文化，延续精神

经、史、子、集四部中，不论哪一部中所承载的知识和内容，无一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和延续。同时也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古典文献中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字、知识、历史了，而高于这一切的是精神，是整个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一步一步发展、一人一人承担而延续下来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代表了整个民族、整个历史中的优秀的、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同样代表了整个民族的个性的力量。

（三）价值典范，提高自我

作为传承学问的代表，我们应该自觉、主动地走进文献，接受文献学的知识体系，并且加以系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感受文献学的熏陶。当今社会浮躁、烦乱的风气日益严重，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真的研究，而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研究的成果都显得不坚固，很虚浮。然而古典文献中所体现的是历代文献学家们所做出的切身的实践努力和博学笃行的功力，所以文献学的学习以及对古文献的研究，应该自觉融入古典文献的朴素学风之中，砥砺意志，用心诠释经典并学习经典，最终吸收经典加以发扬。古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是真的立世起代的价值典范，是我们国家区别于他国的强大的价值支柱。

（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先生的这一句简单明了的总结其实很革命性地概括了文献学的价值和作用，通过对古代文献细致的研究、诠释，加上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三条线路的共同努力，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出古典文献的内容，更能深入发掘出其价值所在。清晰地分析出古代学术方向和源流，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剖析。使后代的学者研究先人们的成果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可以遵循的道路，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学术更加细致，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二、文献学研究方法

（一）文献学传统研究方法

传统文献学中所用的方法例如校勘、辑佚、辨伪等不应该算是全面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更趋向于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而文献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立，或者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比较统一的理念。现在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断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

但是，以上的三个层次明显不是文献学所独有的，这种体系并没有办法凸显出文献学的特点和高度。虽然三个层次可以为大部分的学科提供较为宏观的方法论体系，但是文献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又有概括综合性，而且需要内外兼修的素质的学科，所以创立一门文献学所独有的，适合于其他学科而无法超越的方法体系是必要的，也是文献学作为一门有高度的学科的体现。

（二）文献学研究的不足

1.学科局限性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繁杂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公布的学科体系中，三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图书馆学，下均分别设置二级学科“文献学”。不仅如此，其内容也是异曲同工，区别却只是在学术的目的、出发点上。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试图融汇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上述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但似乎只是强调兼容并包，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所以问题多多，使文献学走向了闭塞，远远落后了当年晚清学者们所创造的学科精神和境界。

在研究内容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很明显是着重于某部专著、某个人物、朝代，或者以对一个时期、一个时间段的研究为主。

在研究方向上，以文学、史学等方向为主，其他的则明显不足。

2.研究方法匮乏

文献学研究方法匮乏，多采用其他学科逐渐定型的方法，搬过来进行文献学的研究，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和整理。我们需要更先进或者是更为独特的突破点。

3.没有联系

学科之间的联系少，国内与国外经验的交流少，虽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但是不能说国外学者就不进行同样的研究。几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流出的珍贵古籍数量就非常庞大，而国外的研究必定也同样在进行，虽然在成果上无法比拟国内，但是在方法上也许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走出去，加强交流。

三、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见

既然要创新，就是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或者是突破于以往的方法，但是作为后辈，知识的吸纳和经验积累必然达不到创新的高度，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熏陶和雄厚的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拿不出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个学习文献、热衷于文献学的人都会怀着这样的情愫，希望文献学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笔者根据所看到的一些文献和资料的总结，初步有一些想法。

（一）文献学方法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应该建立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范畴内

即使是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也都是对古典文献学的探索和总结，仍然是以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还是在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定的基础上，后来者也是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总结加诸于各种文献。我认为首先应该突破这些传统，当然，前提是在已经能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不只是要对古人留下的遗产进行整理和解读，而应该学习古代学者们“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古人在著作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精神。

（二）文献学研究应当把研究和工作分离开来

目录、版本、辑佚、校勘、注释等方法应该算是文献的研究方法，是更为严谨细致的工作。而针对于文献的工作就很多了，例如整理、加工、搜集、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工作虽然都是对文献的，但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二者存在区别。区分开来对各自的进程都会有帮助，效率也会提高。

（三）吸收优秀方法经验并加以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其实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让这些方法有作用之外，还要能够分析出为什么对文献学研究有作用，其中对文献学有作用的地方在哪里，抽取出来加以分析、完善，使之成为文献学自己的方法。独特的方法是能够根据文献学的特点从容进行研究的方法。

除此之外，国外学科研究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也值得借鉴，这里指的并不一定是成果，虽然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研究古典文献的成果，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其进行研究所使用的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和技术。以西方优秀理论，套用于中国雄厚的文献资源上，更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四）认清研究初衷

难倒我们研究文献只是想要还原古人的真迹，聆听古人的教诲？中国古文献学以经学为中心，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所以经学几乎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有关。可以说这种思想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经学的发展也代表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研究古典文献，我们应该上升到对自己民族、社会的内在思想和价值观、世界观体系的形成发展的研究，是对整个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的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创新是一个灰色地带，诚然，我们能力上和水平上也许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古人致学的态度和理想。摆脱浮躁的社会风气，真正进入古典文献研究的朴实的环境中。而且，研究古典文献的目的性应该崇高一点，获取知识、精神的慰藉、价值观的标榜都应该是我们研究古典文献的高尚目标。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弘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的能够把古人辛苦记录下来的东西传承的最好办法。

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高度。在研究内容、对象、体系上也要得到提高，运用现代技术，加强联系和交流，最重要的是达到古典文献传承下来所应该达到的效果。

古典文献论文篇4

关键词：《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编纂原则和规则；谨守与变通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1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 《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

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

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中华古代礼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

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给各个分典在资料收集方面定的原则是“竭泽而渔，应收尽收”。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理论这个领域，“泽”有多大，鱼有多少，让人颇费周折。

古典文献论文篇5

一、构建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意义

古陶瓷文献学是专科文献学的重要分支，是陶瓷学和文献学相互渗透交叉的学科。它是人们运用一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陶瓷文献研究上的深化和具体实践，是文献学理论研究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古陶瓷文献学以陶瓷文献(包括各种不同载体的文献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运用古典文献学以及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陶瓷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检索、利用；通过对陶瓷文献的研究，揭示陶瓷学科的规律特点，并对陶瓷文献自身的规律性加以认识，为古陶瓷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基础，是服务于古陶瓷教学与科研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的建立使普通文献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内涵更加丰富。我们所说的古陶瓷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

古陶瓷文献学是以陶瓷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陶瓷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陶瓷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普通文献学，同时结合陶瓷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建立陶瓷文献学和深入研究陶瓷文献的目的，除了丰富普通文献学的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在于向陶瓷艺术教育、学术研究、作品创作和实践提供完整、切题、及时的文献信息服务。目前，传统的陶瓷文献工作方式，正受到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陶瓷活动多样性造成的文献类型不断增加、文献需求不断变化和文献处理与获取技术不断更新等带来的极大冲击，急需陶瓷文献学的理论指导；但是，当一门学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前，它是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要让陶瓷文献学由潜学科成为一门显学科，就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从整体上论述其学科体系结构的文章尚未见到，也就是说，陶瓷文献学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学科研究一般规律所要求的“形成基本概念――构成概念群――建立概念体系”这一起码过程。因此，陶瓷文献学至今仍然还是一门潜在的学科。

构建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再现其学科的全貌，即以陶瓷文献为逻辑基点，通过对陶瓷文献活动(即陶瓷文献的生产、传播、整理、典藏、揭示、评价和利用全过程)的研究，勾勒出陶瓷文献学的理论框架，进而高度抽象和概括出带规律性的理论与方法，以求真实客观地反映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趋势，有预见性地指导陶瓷文献工作实践。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全面、清晰、准确地认识陶瓷文献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它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克服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另外，通过这个框架，还能发现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的欠缺，以进一步完善。

二、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探

学科体系的确立与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以结集、审订、讲习、翻泽、编纂、刻印六章为类，显示出二位学者紧扣“文献”的思路特征；吴枫先生所著《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与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为结构，体现出吴氏新的没想；特别是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第一次正面论述“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与成果、整理文献的目的与任务等，昭示了张氏着重“整理”的文献学理论思路，从而使文献学理论体系趋向完整和成熟。这可以说是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紧紧围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整理”来构筑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献学从最初的版本、目录、校勘三大内容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系，发展到十几门乃至几十门分支学科，而且相关教科书往往是十几章、几十章不分层次地混编在一起，还有无限扩展的态势，如少数学者提出来的大文献学体系就多达三级学科，第三级学科在三十门以上，如果就这种体系写成专著，至少要有六级标题方可包容。科学告诉我们，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坐标，没有层次结构，它将不可能树立起理论体系。

陶瓷文献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文献学。如何把辨伪学、辑佚学等分支有序整合，以什么线索把上述分支领域建构成为一种有序的体系。笔者认为要从研究对象、范围等方面来探讨。

1、研究对象。一般理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陶瓷文献文本”。但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献”至少有学术思想内容、有文本文字内容两大构成，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传统文献的形体至少有两点研究内容，一是它的形状，即外部结构――载体与版本；二是它的体例，即内部结构――体裁与义例。有关文献的形状，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献学的前身校雠学、目录学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献形状的一部分――版本问题，现代学者注意到了文献载体、体裁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将文献载体纳入版本学范畴论述，其实质就是关于文献的形体认知。

2、研究范围。古陶瓷文献学是古陶瓷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文献在记录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古陶瓷文献学成为古陶瓷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古陶瓷文献学是研究古陶瓷产生、传播、整理和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古典研究学科。陶瓷文献学应从文献学的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三分框架来构建古陶瓷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古陶瓷文献学的应用研究包括流通学、编撰学、校勘学、注释学、保护学、整理学、整序学。流通学在于研究古陶瓷文献的生产与再生产、传播、典藏等流通环节，为我们揭示出古文献与古代社会的互动情况。编撰学是研究古陶瓷文献文本的材料来源、编撰者、编撰时问及体例等问题。保护学是研究古文献的 物质形式在典藏、整理过程中的修复与保护。校勘学是研究古文献的文本还原问题。整序学是研究古陶瓷文献的分类、编目等，对古文献的重新编撰整理。注释学是研究古文献的文本解读问题。

古陶瓷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古文献形成理论、流通理论、分类理论、考证理论与阐释理论等方面；古陶瓷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包括古文献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史、阅渎史、典藏史等方面。

笔者曾参与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分典》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整理时，面对庞杂、无序的陶瓷文献，要思考如何科学的分类整理、如何考证文献的真实性、原本性与完整性、如何正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不弄清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入探索陶瓷文献的核心领域，本学科也无法良性、快速地发展。做好这些基础工作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

陶瓷文献编撰的重点在于经纬目的设计，是该学科知识有序的分类和引文按需归类的基础。其中经目主要是为陶瓷门类知识分类而设，重点在于划分，而纬目则是为各条引文按学科知识点类聚而设，重点在于聚合。例如陶瓷的专著收录划分，既要符合该学科分类方法及学科发展规律，也要符合中国古籍文献查询和知识点类聚的需求。图一和图二是清代陈浏著的《周杯堂诗集》。根据其中的陶瓷文献内容可按同一层次的部级经目的要求划分于同一分类级别。图三和图四是清代・允禄等《清礼品图示》卷一《祭器一》。根据文献的内容编排在一起。但是可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掌握资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归类到相应的纬目综述中去。图三和图四是对陶瓷器型的具体描写，说明该史料收入此纬。

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研究古陶瓷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古陶瓷研究者必备的常识。

三、构建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跨国界研究

陶瓷作为文明的活化石和中国的象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陶瓷之路更成为沟通世界文明交流的友谊桥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就是一个在与陶瓷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明。因此，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兴衰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及当代的兴衰史，亦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史，是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由此，也让我们见到了中国陶瓷文献学学科地位的重要。

中国陶瓷文献学的改革，其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均同等重要，而跨国界研究的理念正可把二者统一起来，即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可以纳入全球史视野中，以解决目前的窘境。中国陶瓷文献学的改革，撇开基本原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理论的革新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间拓展的问题。这个空间的拓展实际就是加大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方法理论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国际视野下的核心理念互动的表现。

中国陶瓷文献学要走向世界，加大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重视域外汉籍研究，也是必要而重要的。当然，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以及域外汉籍的研究，这个工作早已开展起来，但形成规模，拥有更大的队伍，却还需要倡扬，也尚待时日，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自觉运用与总结上也是薄弱的。纵观中西文献的比较，或域外汉籍的研究，往往不自觉地会为作者所处的国度、成长背景，文化汲养，以及喜好所局囿，难免会生出一些偏颇，因此有必要加强理论指导。当年，白寿彝有感于中西比较研究的重要，指出“文化是赖比较而更明白的，我们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面貌，用镜子照照和别人比比，才可以晓得自己的面貌是丑是俊，丑在哪里，俊在哪里。”白先生的话叫白晓畅、深入浅出，启迪后学，弥久愈浓。在今天全球化形势下，我们则不妨在白先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那就是中西研究必须在优良的理论和方法引导下，其途方更为宽广，其走向也是和谐友善的。这将更有助于后辈们完成白先生的心愿。于此，全球史无疑可以堪当重任。

新世纪初，总结过去以开拓未来，至为重要。有关全球化的功过得失的总结，发展历程的追溯，亦是其中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在全球史流派那得到了较好的完成。全球史的魅力一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对全球化进行全面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冲突和智慧；一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国界的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广阔的空间，在不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给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新色彩和内容。这个理念就是站在全球的视野下，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所及范围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既有观念信仰方面的，也有生态方面的，还有病理、生理、智力方面的，以及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去除旧框架，否定国家本位，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真正达到各国各民族与其文化之间的平等。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陶瓷文献学如何在国际背景下和本上实践相融合，笔者的看法如下：一、把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引入陶瓷文献学研究中。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往往是静止的，如果注重互动，那么陶瓷文献学研究会活起来，会增加色彩。陶瓷文献著述者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二者联系的纽带就是陶瓷文献著述者对陶瓷资料的追寻，这个追寻很好地把陶瓷文献和人类学联系起来，而且为了避免陶瓷材料的单一，叙述生动活泼，论证具有说服力，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应更多地引入陶瓷文献研究中，也使中国陶瓷文献学更好地与全球史接轨。二、扩大研究范围。陶瓷文献绝不是单纯的工艺、地理等地域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国力等。研究陶瓷文献，单靠人文学科远远不够，需要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地学、材料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和渗透，通过研究陶瓷文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陶瓷文化贡献力量。三、异文化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而外销瓷是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远销到日本、朝鲜、伊拉克、伊朗、荷兰、埃及、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建立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是建立在互动的前提上，中西文献流动及传播相互影响的特质就会凸显，更能彰显全球史的核心理念。四、国际视野下和本土化的研究。注重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将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容纳到全球史视野中研究，从小处着眼，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要去除学术偏见，做到学术公正，客观评价陶瓷文献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对陶瓷文献学中长期未得解决的疑难问题；从大处着眼，就是陶瓷文献学者在面对中西学术问题、解析中西文献时，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争同等对待自己国度及他国的历史与文化，力去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在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中尽力持平。我认为陶瓷文献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陶瓷文献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陶瓷文献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注释：

[1]于鸣镝：《试论大文献学》，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期。

[2]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一章，齐鲁书社1991年，第9页。

[3]白寿彝：《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第434页。

[4]刘新成：《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Ⅴ页。

古典文献论文篇6

【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 教育 中医经典著 教学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甚至于有视研习中医经典及中医古籍文献为“守旧”、“复古”者。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本文的有关探讨将有助于更为理性地认识这一 问题 。

1.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

考诸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 研究 ，换言之，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此乃中医教育实践的 历史 对中医经典著作之于中医药人才成才作用的充分肯定与强调，揭示了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新 中国 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而言，情形也大致如此。笔者将山东中医学院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山东 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家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 分析 ，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人，约占89.7％。

2．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完整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有关研究显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演进”的关系［1］，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 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中医学也相应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奠基走向了体系的形成，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同样宣告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俱备的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重在明理，《伤寒杂病论》重在立法、处方，《神农本草经》则为药物学专著。《黄帝内经》虽既有理，又有法；既有方（仅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也有药，但其方药甚简，故传统观点认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其名不副实是显而易见的［2］。经典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均不可能代表中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反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又是残缺不全的。诸书合一，方可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全豹。正其如此，所以诸多著名中医药学者常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不是只学习其中的一部、两部或三部。“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3］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并非平等视之，而是有所倚重。如，“《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4］“四部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其中首推仲景学说。”［5］

3.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学有根本”的需要

4.重视中医经典著作 学习 是避免过度诠释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一如其他 科技 作品，其作者的本义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诠释者“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 影响 。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 总结 成文字的东西”［8］。正如《难经·十六难》所云：“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所以，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对中医经典著作所作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丰富、 发展 了中医经典著作所奠定的中医学 理论 体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解、曲解、重塑经旨的“过度诠释”现象。“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9］毋庸讳言，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过度诠释有着悠久的 历史 ，且十分普遍。因此，前人（即便是名家）的诠释也不能代替后学亲炙中医经典著作。以 目前 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 科学 》替代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更是捉襟见肘。正如徐荣斋先生所云：“《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何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10］

5.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需要

历代医学 文献 ，汗牛充栋，记载着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是否善于获取这一间接经验对于中医药人的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实为后学之“巨人的肩膀”。其中，《内经》等经典最为古奥，要求有较高的 中国 古代文化（包括古文）素养，攻克这一难关，具备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嗣后的历代医学文献中获取间接知识，有关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6.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专业思想培养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诸多记载甚至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盖仑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21世纪，中医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神话般地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 方法 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就这一角度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激发当前的习医者，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巩固专业思想也有着相当的 教育 意义。

【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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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4.261.

5 陈大启，孙志洁.仲景学说实践家——陈慎吾.见：周凤梧，张奇 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1985.278.

6 哈荔田.学无止境 锲而不舍.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4.230.

7 魏长春.追忆旧迹　寄奉后学.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235.

古典文献论文篇7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 学科建设 古籍整理 古籍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1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2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2.1基础理论研究缺失

古籍文献数字化理论的研究薄弱，尤其是系统理论缺乏。当前，有关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对古籍文献数字化资源的调查和利用上，深层次的理论探究涉及较少。对于古文献资源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只是技术手段上的革新，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古籍整理之范畴。古籍文献数字化，也面临着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文献考证等古籍整理的基本环节。所以，从事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相关人员，须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2.2技术手段革新

古籍文献数字化，主要是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大型数据资源库，藉以揭示古文献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且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

从数字化古籍文献利用的角度看，信息化的古籍产品呈多元、自主开发的态势，这样就使读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科研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查阅方式及学习模式。故引入数字化技术，是古籍文献再生性保护的必然趋势。

2.3学科队伍的不作为

一方面，由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大多着眼于古籍文献数字化项目的开发利用，同时也带来重复选题、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从事古文献研究和史学的学者，虽认为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有益，但却不作为；真正投身于古籍文献数字化规划项目事业、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化进程的学者，却是图书馆、信息管理学界之人士，此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3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 研究对象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献的一种类型，古籍的数字化与其他文献的数字化相比，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古籍的个性，体现在其特殊的外观和历史文物价值上。为了体现这些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数字化，是“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是提高古籍文献数字化水平最主要的途径。

古籍文献数字化，应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并通过数字化的操作过程，对古籍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重组。

将古籍的特点与数字技术的特点相结合，既要充分考虑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让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古籍文献，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同时又要考虑数字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和信息处理的过程，让后者所具有的信息分析、聚类以及海量信息处理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过去必须用人工进行处理的事情，甚至是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计算机来处理，实现从古籍影像的数字再现到古籍内容的分析、聚类，从单种古籍内容的处理到海量文献的综合处理，从简单的文本转换到信息重组甚至知识挖掘，这将是今后古籍数字化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

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 转贴于 古籍整理是对古籍原文的整理加工，以便于人们阅读与研究。从学科体系上看，古籍整理从属于文献学，文献学是“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全部内容之庞大”。因而，将古籍数字化定位于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使之从文献学与信息技术交叉的角度，来审视古籍整理领域中特有的现象与规律，并形成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意义十分重大。

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点，在于计算机技术同古文献学的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叠加，而是融合原有基础上的提高与升华，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古籍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古籍整理的问题；而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拓展数字技术在古文献学中的应用。因此，古籍文献数字化，实际上要涉及到古文献学、古籍整理、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对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可以这样描述：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是研究古文献在数字化、信息化过程中的特质和规律，指导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中的应用，以优化信息环境下的古文献学科研究领域。

4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其初创期可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4.1数字化古籍整理学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文献载体的转换，还包括对古籍的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史实考订、目录编纂等工作，其制作过程的本身仍然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可以说，整理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古籍数字化的质量优劣。因此，数字古籍也必须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过程和相应规则，而探究技术条件下古籍整理的独特规律将有助于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研发

4.2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利用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中文信息的技术，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古籍文本的信息处理，既包含古籍外部体式或内容的数字转换和再现，如页面的扫描、文本的数字化转换、光学字符识别以及版式还原等，还包括文本数字转换后的应用，如智能检索、内容关联等。其共性与个性的把握，需在中文信息处理范围内专门引入特定的古籍处理范式。

4.3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5 结语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能只着眼于数字技术，或市场运作，其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于，数字技术所承载的内容，这需要通过学科建设这一途径来完善其相关理论体系，从而折射出古典文献在内容上对于人们的使用价值，并成为活着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精神传承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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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3)：34-44.

古典文献论文篇8

关键词：中古汉语；汉语史；语料库；分词规范；切分原则；词类划分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136-07

近20年来，中文古籍语料库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问题的浓厚兴趣，到目前为止，投入使用的或正在建设的中文古籍语料库已达数十种之多；从技术层面看，早期的语料库比较简单，主要是将纸质文献输入计算机，利用较简单的检索软件进行文本搜读，为研究者提供字、词、句方面的例证及其具体语境，习惯上称之为平面型语料库。随着超文本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XML文档数据库，实现了传统语言学工具书的多层级组合检索。但是，现有数据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基本上只能用来阅读或搜寻文本，很少添加词性、义项、语法地位等比较复杂的语言学信息。为了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国内逐步开始建设深加工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加工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研究”为依托，展开了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研制工作。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料选取、词语切分及分词规范等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语料的选择

无论是不作标注的生语料库，还是添加各种标注的熟语料库，语料的选择都是影响语料库质量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语料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考量：选取怎样的语料、怎样选取语料。前者指的是选择语料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偏重于选取语料的具体操作过程。关于语料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结合这些共识，在全面考虑中古汉语及中古典籍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选取语料的四条原则，进而确定了进入语料库的中古文献。

第一，语料样本的代表性。

首先，所选语料能够反映汉语史特定阶段的基本特点，对中古汉语语料库而言，所选语料必须既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又能展示中古汉语局部的各种较突出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古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系统，各阶段的口语是通过书面语体现出来的。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包含着不同数量口语成分的书面语。口语化程度较低的文献以史书为代表，语言风格较典雅规范，夹杂了少量的口语用法；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主要是部分汉译佛典、笔记小说、尺牍作品、俗文学作品、医农杂著等。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献又有各自的语言特色，词汇方面尤为突出。语料库中的文献必须充分展现所有类型文献的词汇、语法特征。换句话说，对语料库中全部或部分语料进行研究之后，其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中古汉语整体或某一指定部分的语言特点。

其次，所选语料在汉语史领域受到普遍关注，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目标用户是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群，主要用于中古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也可用作上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辅工具。因此，语料的选取虽然无法囊括所有的中古语料，却必须覆盖中古阶段各种类型的语料，以满足汉语史领域内不同层次、不同旨趣研究者的实际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古汉语语料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部级重大课题之一，未来的使用者不能仅局限于汉语史领域，还需要为中古时期史学、考古学、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值得信赖的原始材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选语料必须是受到各个领域高度重视、应用极为广泛的文献。基于上述认识，中古汉语语料库以官修正史作为最重要的语料类型；同时遴选了一定数量的汉译佛经文献，代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中古作品；以部分笔记小说、杂帖作品、南北朝诗歌代表中古俗文学作品；以《齐民要术》、《肘后备急方》等代表各种专门文献。这就基本覆盖了中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类型。

第二，文本类型的平衡性。

一个语料库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键在于其中的语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现实语言相吻合，既能宏观反映最重要的语言规律，又能微观展示尽可能多的语言事实。汉语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主要是通过历代文献体现出来的。选用多少语料样本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语言特点，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只能根据对中古汉语的总体认识、以往的建库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大致确定各种类型文献的比例，尽量保持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平衡性。中古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文献以文言为主体，掺杂着或多或少的口语成分；部分文献显示了古白话的兴起，包含着大量的口语用法；纯粹口语化的文献在中古阶段虽然逐渐增多，其绝对数量却难以同文言作品并驾齐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与这些特点相对应，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的文献，最重要的类型是代表文言系统的正史作品，入库文献7种，总字数约350万；第二是包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子部作品，如汉译佛经、中土佛道作品、笔记小说、诗歌等，入库文献近30种，总计约300万字；第三是强调实用、口语性较突出的医农杂著等，入库文献3种，约30万字；最后是具有一定口语性、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魏晋至隋唐的碑刻文献等，约80万字。从入库文献的字数统计看，上述四类文献在入库文献中所占比例大致为46%、40%、4%、10%。

第三，语料之间的关联性与区别度。

任何大型语料库都不可能囊括所有文献，如郑家恒所说：“不管语料库规模多大，建立时经过多么仔细的设计，都不可能覆盖语言的所有现象和模式，也不可能准确地按比例表示这些现象。”因此，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固然很有意义，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语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文献样本的选取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同类文献保持一定的关联度，有利于提供足够的语言研究信息。语言研究不光需要说明语言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事实，还常常需要掌握这些事实的出现概率。频率统计目前已经成为中古词汇、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物质基础就是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因此，中古汉语语料库不仅应该覆盖中古绝大多数词汇、语法现象，而且每种特定语言现象在语料库中的频率也应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为各种角度的定量分析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根据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篇幅较大的语料至少需要选取两种以上的同类文献，如官修正史、汉译佛经中的律藏作品等；篇幅较小的语料则需要较多的同类文献，同时应尽量避免那些题材过于冷僻、中古阶段难以找到同类文献的语料。较典型者如中古阶段的医农杂籍，往往只有一两种题材相同的作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近时代的文献中遴选同类性质的作品。以唐人韩鄂《四时纂要》为例，据缪启愉考证，成书约在唐末五代初，这在汉语史上已属于近代汉语早期，超出了中古汉语的范畴，但存世的中古农书只有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了保持入库语料的平衡性，只有考虑将《四时纂要》增补入库。

其次，不同文献保持一定的区别度，以保证对语言事实足够高的覆盖率。中古汉语语料库如同其他语料库一样，需要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的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样本，虽然难以覆盖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所有模式，也无法按照准确比例表示中古汉语各种词汇、语法现象，但为了尽量接近这样的目标，其中的文本必须包含中古汉语研究所需的各种类型语料，不能让任何一种文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语料库建设的操作层面看，无论人工操作或机器操作，增加同类性质的文献较容易扩大语料库规模；相反，语料库中文献的区别度越大，操作过程越复杂，难度就会随之增加。但对一个深加工的语料库而言，显然不能过分看重语料库的规模。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中古汉语语料库以传世文献中的正史作品、佛经作品为主体，也选取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说、文学作品，兼顾了医书、农书等专门性较为突出的文献；从语体角度看，比较典雅的文言作品占了相当大比例，也包含较口语化的白话作品，还吸收了整体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能够体现不同类型文献之间区别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作品。

第四，入库文献的特色性。

如前所述，国内已经研制了多种古代文献语料库，部分语料库使用得相当普遍，如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汉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由于研究旨趣、使用对象不同，各语料库在选取入库文献时均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国学宝典的文献较驳杂，以古代语料为主，兼收部分现代语料；大正藏检索系统、二十五史检索系统分别以佛教典籍、官修正史为主体；汉籍检索系统收录了先秦至民国的经史子集文献；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民国以前的历代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龙语瀚堂系统收入了部分出土文献。这些语料库中的文献既有大量重叠，也都有一些罕见于其他语料库的特色文献。得益于此，古代典籍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众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到目前为止的古代文献语料库，基本上以传世文献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刻本文献。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古汉语的实际面貌，中古汉语语料库除了传世文献外，增加了部分出土文献，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汉魏六朝至隋唐的碑刻文献，还收录了以六朝杂帖作品为主的未见于其他语料库的部分抄本文献，这两部分文献共80多万字，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数量已相当可观。这部分文献由于未经整理，以往很少有人涉足，语料价值基本上没有得到利用。中古汉语语料库的收录、整理，可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基于上述原则，本课题组分批次确定了下列入库文献：（1）官修正史：《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2）汉译佛经：《中本起经》、《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十诵律》；（3）中土佛道作品：《高僧传》、《洛阳伽蓝记》、《经律异相》、《法显传》、《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太平经》、《神仙传》；（4）笔记杂著：《论衡》、《列子》、《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水经注》、《幽明录》、《冥祥记》、《殷芸小说》、《拾遗记》；（5）诗歌杂帖：魏晋南北朝诗歌、魏晋南北朝杂帖；（6）医农典籍：《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肘后备急方》；（7）出土文献：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汉魏至隋唐碑刻文献。除上述语料外，还有部分文献处于遴选阶段，会分批次增补进去。中古汉语语料库最终的原始语料共约1000万字，语料库总库容预计将达1600万字。

二、词的切分及分词规范

对于标注词性、词义、语法地位等多种语言研究信息的熟语料库来说，词的切分是所有标注工作的前提。所谓“词的切分”，是指按照特定的规范，对汉语中连续的字串进行切分并重新组合成词串的过程，这是中文信息处理有的基础性课题。英语文本中，词（word）与词（word）之间存在“空格”这样的自然分界符，词的辨识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汉语文本则以汉字为书写单位，一个接一个地按句连写，词与词之间没有形式上的界限标记，难以简单而准确地辨识；就其本身而言，汉语的词缺乏形态变化，不具备纯客观的切分条件。因此，任何一个标注型汉语语料库，都无法回避“词的切分”这一关键问题。

相对于古代汉语来说，现代汉语的情况较为简单。切分词的时候，往往可以借助比较一致的语感做出判断；基于现代汉语的各种语法规则也相对明晰。因此，现有的各种现代汉语语料库，通常采用基于词典的机械分词方法：依靠语感及各种现代汉语词典，事先编制一个词表，贮存在电脑系统中，处理入库文本时，根据这一词表进行比对及判断[4]，虽然还存在着词表中未登录词的识别、歧义词语的判定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电脑系统自动切分之后，通过人工干预进行校正，足以得到普遍认可的结果。词表制作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GB/T13715-92），部分学者根据语料库的操作实践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说明。总体上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加工已经有了一整套科学性、通用性较高的分词规范。源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这套分词规范，也为古代汉语语料库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又有着显著差别，在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过程中，词的切分不可能照搬现代汉语的做法。古代汉语中，对词的切分及标注存在较大影响的词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词类划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比较通行的语法体系中，词类数量有种种不同说法。《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将汉语的词划分为11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大学语法教科书一般分为12～14类，黄伯荣、廖序东分为14类，胡裕树分为13类。部分语法著作划分得更细，如熙分17类，郭锐分19类。古代汉语词类相对少一些，《马氏文通》分9类，之后各种语法体系通常增加1到2类，如殷国光分1l类。针对古代汉语的具体情况，往往还会在较复杂的词类下面细分若干小类，如郭锡良把代词分成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无定代词4个小类，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等6个小类。此外，古代汉语中还包含较普遍的兼类、活用现象，同样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第二，词和词组缺乏客观性的判断标准。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困扰汉语词汇研究，至今未得到圆满解决。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言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王力、吕叔湘、林汉达、孙常叙先后提出了一些区分词和词组的具体方法。80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刘叔新提出“准词”概念以指称那些处于从自由词组向词过渡的中间状态的语言单位。也有不少学者讨论古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张永言提出以词的分离性为主要标准、以结构的整体性为补充标准、以意义的整体性为辅助标准；殷国光提出“过渡词”之说，与刘叔新的“准词”可谓殊途同归。这些研究对中古汉语语料库中词的切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辨别词和词组的方法达成了几点共识：（1）扩展法：能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的是词组，反之，是复合词；（2）词组的意义能够通过字面综合出来，复合词的意义则不能通过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而得出；（3）词组的构成成分能够颠倒次序，复合词则不能；（4）词组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比较紧密；（5）组成成分里有粘着语素的，一般是复合词。成分都是自由语素的，结合其他条件来辨别是词组还是复合词。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解决现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用于中古汉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中古阶段相当多的词语经历了从自由词组到词的凝固过程，中间确实存在亦此亦彼的“准词”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词，这个渐进的过程何时完成，虽然有时可以借助工具书，并综合其特定时期的出现频率以及上下文语境做出初步判定，但在更多情况下，这种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短时间内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一个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语料平台，其中的大多数词语，学术界并没有太大争议；本课题组无意也不可能对词类划分、词的切分等问题得出终极性结论；组内成员从较优秀的硕士生到博士生再到专业教师，学术修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符合语言学基本要求的、便于组内成员具体操作的规则，前者保证语料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则使整个课题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反复讨论，课题组内部大致形成了下列共识：

第一，词类划分采用汉语史学者普遍认可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标准，共分13类。与之相对应，建立一套面向中古汉语语料库的、规范的词类标记集，以减少数据转换的麻烦，所划分的词类及其标注符号为：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副词（d）、介词（p）、连词（c）、助词（u）、语气词（y）、叹词（e）、拟声词（o）。需要说明的是，这套词类划分及其标记集，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数据交换过程中词类标记的统一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并不能看作中古汉语词类的规范，也不妨碍对古代汉语词类的深入研究。此外，随着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对现有的词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因此，这个词类划分及标记集，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我们的思路是，借鉴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对部分较为复杂的词类预设出若干小类及相应的标记符号：名词之下，预设了专有名词（np）、普通名词（ng）、时间名词（nt）、处所名词（ns）、方位名词（n1）；动词之下，预设了助动词（vu）、趋向动词（vd）、系动词（v1）、不及物动词（vi）、及物动词（vt）；形容词之下，预设了性质形容词（aq）、状态形容词（as）；数词之下，预设了基数词（mc）、序数词（mo）、助数词（mu）；量词之下，预设了名量词（qn）、动量词（qv）、时量词（qt）；代词之下，预设了人称代词（rh）、指示代词（rd）、疑问代词（rw）；助词之下，预设了结构助词（us）、动态助词（ua）、语气助词（um）。这一处理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中古时期的个体词语在现阶段语料库中的词性问题，也为将来的细化分类及研究留下了足够空间。目前，为了使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用来满足特定知识检索的需要而设立的专有名词外，各个词类之下原则上不再划分次类。这样的词类划分体系，是根据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具体情况，对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中古汉语词类的固有特点进行折中的结果，虽然带有一定的杂糅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语料库建设的可操作性。对于中古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兼类、活用现象，遵循“依句辨品，，的原则：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确认其词性；典故词、成语等不予切分，同样按照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标注其词性。

第二，以分词单位作为中古汉语语料库的基本单位。分词单位包括中古汉语阶段全部的词和少量使用频率及凝固程度较高的词组。这个概念借鉴了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词和词组的争议。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分词单位通常比界定词或词组更容易把握；也有利于解决本身相当棘手、词汇语法研究较少关注的专有名词、专名词组、成语、习语等问题，同时便于系统软件对规则的理解和应用。

第三，分词单位的成员主体是词。关于词的切分，按照下列步骤依次展开：（1）分离出《汉语大词典》包含中古用例的所有词条及其义项，初步建立一个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2）分离出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中收录的词语及其义项。由于我们的义项库属于动态数据库，下一阶段还将陆续分离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李维琦《佛经释词》及《佛经续释词》等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中的词语及其义项，并密切关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及时梳理中古词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剔除上述成果中与《汉语大词典》词语、义项数据库重合的条目，其余条目分别补人数据库，从而建立起中古语料库专用的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在建立专用义项库的过程中，在词条的立目、义项的分合、释义的表述等方面，必然遇到大量的《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学术论著不尽一致的情况，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标准，其他工具书、论著的成果则主要用来弥补《汉语大词典》的某些不足，如增补《汉语大词典》失收词条、纠正比较明显的释义错误等。当《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义项分合不一、释义差异较大的时候，同样强调以《汉语大词典》的义项设立、释义表达为主要标准，尽量避免过多地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之中。（3）确定分词单位时，坚持适当从严的原则。具体切分时，每一个切分出来的词语均需与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中的词条进行比对，以确认是否成词。凡义项库中未登录的词语，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同义复词、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术语、代表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词，经组内专家与理论组（本项目的子课题组之一）集中讨论，共同认定其性质。排除了误切的条目之后，将确认无误的条目补充到义项库中，同时以备注形式逐一添加统一标识。为将来建立未登录词数据库积累原始数据。同时强调不能因为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收录了某个词，就把文本中同一形体的语言单位机械地认定为分词单位。

第四，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的切分标准，制定了若干比较具体的分词规则：（1）除专名词语、外来词语外，由四个以上音节构成的词组，一律不作为分词单位，必须予以切分；四音节的语言单位，如果结合较紧密、使用频率较高或者存在增义、转义现象，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再切分，理论上视为分词单位中的词组。（2）来自异族语言的音译外来词，不予切分。（3）“阿、第、有”后加单音节名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头、子、然、复、如、尔”前加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副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4）普通名词：结合紧密，分开后如果违背原有组合意义的名词性词组，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一律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民族名、国名、地名中的“族、人、国、郡、州、县、邑、城、里、江、河、山”等，单独划分。只有两个字的民族名、国名、地名，一律不予切分，如：《世说新语・言语》“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中的“洛邑”指洛阳城，视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洛阳伽蓝记・凝玄寺》“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中的“洛阳城”切分为“洛阳”、“城”两个分词单位。帝王年号与后边的附加成分，一律予以切分，如：《高僧传・神异上・竺佛图澄传》“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中的“永嘉四年”切分为“永嘉”、“四年”两个分词单位；与此类似的“永嘉末”、“永嘉中”、“永嘉之初”等，同样应予切分。（5）专有名词，以《世说新语》的语料为例：人名、表字、封号、谥号、职官名，均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与姓氏连用时，也看作一个整体，不予切分。如，李膺、李元礼（李膺，字元礼），王安丰（王戎，封为安丰侯），晋文王（司马昭，死后谥文），裴令公（裴楷，曾任中书令），陈太丘（东汉陈，曾任太丘长），祖光禄（祖纳，时任光禄大夫），桓常侍（桓彝，官至散骑常侍），王丞相（王导，曾任丞相）；尊号也不予切分，如，郗公（郗鉴，曾任司空、太尉等职）；含有地名的封号、职官名，其中的地名应予切分，如，扶风王（扶风，郡名），荆州刺史（荆州，州名）。（6）动词：动词前的否定副词，一律予以切分。动词与趋向动词结合的词组，一律予以切分。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词或词组，中间如果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应予切分。可否插入，原则上根据中古文献中有无实际用例进行判断。如：《高僧传・译经上・摄摩腾传》“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中的“游方”，《汉语大词典》虽然已经单独立目，但中古文献的很多用例中尚未完全凝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基本意思保持不变。《颜氏家训・兄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根据《颜氏家训》的用例，原则上将南北朝文献中的“游方”视为应予切分的词组。单音节动词后加“为、作、成、得、至”等成分的动补结构，使用频率、凝固程度较高的，可以作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反之，则予以切分。（7）形容词：两个单音节形容词并列且改变词性的，一律不予切分。（8）数词：数词和量词一律切分；数位词一律不予切分。

古典文献论文篇9

争论主要集中如下：

（1）此处“食”字当读作“shí”，因为细究文意，此字当作“食物”（名词）讲，遍查各类字词典，在做“食物”（可以吃的东西）时，“食”字均当读作“shí”，而作“给人东西吃”时，方可读作“sì”。

（2）此处“食”字当读作“sì”，持此说的学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读，仅仅凭借各类工具书上的“箪食瓢饮”、“箪食壶浆”等成语的注音因袭而来。

那么此处的“食”字到底是应该读作“shí”还是“sì”呢？“箪食瓢饮”、“箪食壶浆”的“食”字为什么要读作“sì”呢？仅不揣浅陋简析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就是“箪食”的“食”字此处是什么意思。细究“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文意，不难看出，“荷”和“携”分别是表示“扛着”、“携带”意思，无疑是动词；而“箪”和“壶”表示的是物品的盛放状态，“食”和“浆”自然都是作名词讲，分别译作“食物”和“浆汤”。

而正因为做名词“食物”讲，“食”的读音才有了争议，依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辞典，都是将表“食物”的“食”读作“shí”，却在“箪食壶浆”和“箪食瓢饮”注释中注明读作“sì”，如1989年版的《辞海》、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西安出版社 2006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注明读作“sì”时也未加其他解释说明，第五版前《现代汉语词典》注作“sì”，后加说明：“旧读‘sì’”偏偏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海南出版社 2003年版的《高级汉语词典》注为“sh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地讲，读作“sì”是严格因循了古音，读作“shí”更多是考虑了现代人的理解，而抛弃了颇显生僻的古音。

“食”在文献中作名词讲时，也存在读“sì”的情况。《礼记·曲礼》有载“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郑玄注：“食，饭属也。”陆德明释为：“食，音嗣，饭也。注食‘，饭属’同。徐音自。”由此可见“食”字在读作sl的时候亦有名词解。而这样的情况在古文中并不鲜见，如：

《汉书·西域传》：“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注：“食谓饭，音飤。”飤字，《说文解字》解为“粮也。从人、食。祥吏切。”

《易·坎》注：“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音义：“之食，音嗣，饭也。”

值得注意的是，都是作名词“食物”讲，“食”都可读“s씓shí”，但是二者意思上有所差别，读作“shí”时，泛指一切食物，而读作“sì”时，则专指“饭”，即“人吃的食物”。如：

《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音义：“食，如字，谓菜食也。一音嗣，饭也。”又如《仪礼·丧服》：“既虞，剪屏柱楣，寝有席，食疏食水饮。”音义：“疏食，音嗣，又如字。”此处“音嗣”时“食”指饭；“音如字”时表各种食物。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判断文献中“食”的读音，当表示为“饭”时，读作“sì”，表示“各种食物”时，读作“shí”。“箪食”的出处是《论语？？？？ 雍也》中赞叹颜回的话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处“一”为数词，“箪”为容量单位词，和“瓢”相对，“食”自然也是名词，否则此句无法解释通。成语“箪食瓢饮”即发源此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食”无疑当读作“sì”，同理，成语“箪食壶浆”，和“浆”相对，“食”无疑更侧重于“饭食”，所以也应当读作“sì”。

《康熙字典》对“食”的这两种读音差异也作了说明：“《集韵》‘祥吏切’ 。《正韵》‘相吏切，音寺。’《论语》：‘有酒食，先生馔。’《礼？曲礼》：‘食居人之左’。《注》：‘食，饭属也。’又粮也。《周礼？地官？廪人》：匪颁賙赐稍食。”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对“食”的解释也是一脉相承的：“……读sì，名词，饭。《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并且还做了说明：“注意：旧时名词的‘食’泛指一切食物时，读shí；专指饭时，读sì。动词作主动用法时读shí；作使动用法时读sì。”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观刈麦》文中“妇姑荷箪食”的“食”当读作“sì”，这才体现了对原始古音的一种保留和传承。也许是编撰思想的不同，随着古音的日渐生僻，部分辞书将其注为“shí”是更为面向现代的实际选择。但是，在 面向现代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原始面貌的保留。当然，对古文献原始面目的保留，并不仅是原样抄录，更要厘清源流，清晰解释，这才是有利于文化传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

[2]汉语成语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7.

[3]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上海：语文出版社，2004.3.

[4]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

[5]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7.

[6]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陕西：西安出版社，2006.5.

古典文献论文篇10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而不借此探讨过去的经验方法乃至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的继续发生。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作为一名利用简帛资料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感觉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证据和展开推论的问题;第二,如何看待学派的问题;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为古典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和“疑古”与反“疑古”,“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有关,因此必须放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出土文献大量问世之后引发的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反思,本文无法对此作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证据和推论的问题,这方面针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是否过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证”。实验科学的特征是以客观的立场、严苛的目光、精确的测量手段对待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怀疑是正常的科学的态度,并不能因为怀疑导致个别结论的失误而对怀疑本身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过猛”,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亡国危机”和“现代化焦虑”的背景下时,“疑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转变为以“疑古”代表进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态度[注:这方面的事实可参见王泛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为“疑古”标志着对于封建的制度、价值及其历史构建的否定。这里,对于事实的怀疑悄然让位于对于价值的批判,因此,这种“疑古”其实已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可能因为20世纪的历史洪流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强与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否定传统的“疑古”派来代表学术的正统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则无法形成强大的势力。20世纪末,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蔚然成风,除了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外,也和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悠久而可靠的历史,以强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确目标有关。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反“疑古”,无论是“疑古过猛”,还是“信古过甚”,其实都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而和时代的脉动相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