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十篇

公民道德篇1

[关键词]公民道德 公共道德 公共领域 价值期许 践行维度

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重要调节体系，公民道德规范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以2001年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标志，更是将这一规范体系的内容系统化、建设明确化。但是，伴随着社会文化转型的不断纵深推进和生活领域的多维拓展，公民规范体系与公民行动之间、社会价值支持与价值期许之间的错位愈益明显。这使得生活领域变迁过程中，公共领域的探求和与之相应的公民道德体系更为丰富化与价值匹配化的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得由之而来的“公民”与“道德”的对话成为可能。这种对话绝非“公民”加上“道德”的概念叠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关照和视阈融合性论述，它不但对于理解今天的公民道德状况具有必要性，更凸显出公共领域拓展下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针对性和公民道德研究的理论深入性。

一、公民伦理规范的双重意蕴：

“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

一般来说，公民道德是指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用以指导其行为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原则要求。作为一种公民性要求和公共性准则，这个概念本身蕴含了公民道德的两个要义。其一，公民道德的主体“公民”是概念理解的切入点，因为它界定了道德主体的身份属性，由此可以区分出私人交往领域中的私人性道德和一般群体性道德。而且，由于“公民”这一概念本身还内含了政治、法律和伦理在内的多重指向，是作为政治概念、法律概念或伦理概念而有着不同使用的，所以，如果说政治和法律上的公民概念解决了公民的所属，即，公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伦理上的公民概念则指出公民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其二，承接上述要义，指出了公民道德的话语背景，为概念的理解界定了场域和实质性指向，即现代公民道德更多指导的是我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行为，因此是一种公共道德体系和公共道德话语。理解和践行现代公民道德需要我们对当代道德生活的这种主题转换有必要的认识。

虽然上述概念对公民道德做出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也指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着力点，但是生活领域的变迁和公共领域的拓展，公民道德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思考，都使得我们对于公民道德在一般性理解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趋向其在现实境遇上所折射出的复杂内涵。如前所述，通常的理解认为：公民道德不属于私人道德领域的范畴，而是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所应有的公共性准则及对于公民自身的要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公民活动所处的不同社会分域及其对于公民行为的影响和塑造，却并不局限于公共性生活空间中，而是仍然有着与之交错的私人领域中的活动痕迹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尽管这种私域中的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不但与公域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受到公域中公民活动的严重影响。《纲要》中所着重指出的“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正是这种私域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的表现。毫无疑问，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不但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公民在公共人际交往中所必备的道德要求。但是，公民首先是作为自我意义上的个体而存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背景和公民身份的赋予，并没有也不能先入为主地侵蚀和掩盖公民个体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此外，尽管公民的经济行为也是在市场这一公共空间中交易完成的，但作为交易完成手段的资本和交易目的的满足自我需要，却更多是个体意义上的，在不关涉该过程对于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下，也同家庭和个人职业一样，同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公民个体行为。由此，我们不能忽视公民道德中那些具有显著意蕴区别的道德层次或方面。

在此分析前提下，一方面，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使得我们在关注“公”的核心要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私”的交错存在与影响，公民活动的公共性不能也不会遮蔽公民个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考量；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生活领域的已有划分（肇端于康德，延续于黑格尔，成型于阿伦特，完成于哈贝马斯），还是对于社会伦理的分域看待，都既回应了公民主体不同的道德实践领域，又使我们在分域中进一步看清公民的不同行动指向和权利义务界限。因此，我们不妨以此为依据，将公民道德区分为“公民的道德”和“（公民）公共道德”两个层面的意蕴。如果说这是研究建构上的合理方便之举，不如说是公民道德与其生活领域交互作用下的理论话语反映。

所谓“公民的道德”，指的是公民道德中更为侧重公民个体行为意义上的规则和要求方面。它既与纯粹的私人领域中的个体道德有所区别，又兼具私域与公域交错下的道德实践表征。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私人领域（尤其是传统私人领域）中的道德个体并非都具有公民的身份，并且私域中的道德实践囿于范围与性质之故而上升不到公域层面；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则既是首先作为个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在私域中进行的道德实践，本身就是自然而合情合理的，又由于公民身份的缘故而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之中，具有公域中道德实践的特征。但要指出的是，在公域的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也主要是公民个体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中的道德实践，它侧重的是一般性道德规范，是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价值批判上的规范，且更多地体现了公民人际间的道德认同和遵守。而且，在看待兼具公域和私域层面的道德表征时，还牵涉到重要且复杂的道德评价问题，如一个在个体道德修行或个体道德生活中有所欠缺的公民，可能只是其私人生活领域之内的事，也可能会影响一般公共生活空间中的其他人，但其却可能是一个有着公民理性和公共行动能力的人，是一个在公共领域中能自觉意识甚至体现公民权利并履行公民义务的人。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有所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进行道德情境化识别的问题。这里，该意蕴层面上的公民道德，若从其所产生的功能上来看，则主要是社会风化层面的普遍改善和提升，以及公民日常生活领域中基本素质的养成。在此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似乎是一种较为“弱化”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尤其是与专注公共事务、追求公共善和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相比，更是如此。

三、对话中的公民道德的

践行与提升维度

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不是一次性的，更非当下即时性的，而是一场持续性的探讨与反思；从对话的场域到内容，都以公民主体之“在”为前提，以道德维度之介入为主线，以视阈的宏观审视和分域透视为方法，而以形上的价值期许和形下的道德践行为旨归。我们常说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就在于公民与道德作为可以对话的双方，不但各自统摄和折射出具有复杂意蕴的价值载体和价值评价体系，而且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考量。作为对话可以预期的效果和功能，我们着眼于当代公民道德的稳步改进和提升，而寄希望于价值关照下的真实践行。在此，我们无意给出所谓的可行性和确定性路径依赖，而是本着反映公民与道德对话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原则，做出具有理性和合理尺度的理解。

首先，公民道德的践行与提升，需要健全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事实上，关于如何引导公民德性和价值规范方面，制度、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论争一直都在进行。而三者之中谁都不能单独成为决定力量，而应在其致力于关注的共同目标上相互配合，协调应对，发挥不同调节手段的合力作用。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旨归上，作为强约束手段的制度与法律，毫无疑问将给道德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实施和相关环节作出规定与安排，使得公民道德的教育和建设本身提高到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的地位与高度，甚至可以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作出道德督促和道德评价。从三者的互动角度而言，道德和法律、制度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规范形式和调节手段，它们在调节方式上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却又体现着彼此间强烈的互补性。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法律和制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道德建设提供支持和保证，并可让道德本身经过法律化和制度化过程，即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中，转化为相关具体的规则与条文，在长期的推行和贯彻中促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因为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推行总要靠相关的载体和施行方式才能可视化、具体化、可评化与可持续化。客观地说，这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也是值得当下的理论工作者和制度执行者认真对待和反思的课题。

而以公民道德的提升为目标导向，以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为逻辑思路，那么，通过实施完善的制度与法律手段，对于公民的意义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有效培育和构建其在当代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正如众所周知的，公民个体无论是其道德认知和道德意愿，还是其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都根本性地来自于公民个体自身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即公民内在的理性和人格才具有道德催生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包括制度和法律在内的外在手段的引导和推动，其根本着力点即是如何达至公民道德理性和公共人格的真正养成。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关键的原因。其一，从“公民”与“道德”对话的分析逻辑中可以看出，公民是作为道德主体而与“道德价值体系”之间进行有机互动，并在这种视阈交融性的阐释中逐步揭示出公民道德这一话语体系的多重意蕴，因此，在公民道德践行和提升的维度考量中，就不能只关注外在的规范和引导，而忽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公民自身在道德话语中的存在样态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其二，如前文所述，“公民”与“道德”的对话并非是在静态的时空中进行的，而是兼具历时性、共时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即“公民”与“道德”对彼此的审视都从二者本身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和意蕴变迁中走来，直至立足于当代的公共领域，从而揭示出为什么要在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去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因此，可以说，“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对话，在其深层逻辑上，正是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话，并且，经由这种对话所达成的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公民与道德之间在价值理解和实际践行中的有效融合，从而使得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成为可期可求的现实关注。

公民道德篇2

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第三个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我们必须加强社会道德假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造成公民道德的多层次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在价值取向中以“讲实惠”的价值观念占居首位。虽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譬如，社会上一些领域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现象；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以社会公德为核心的基础文明建设抓起。不仅要重视社会道德建设中的认识功能，更要重视道德的实践功能。

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贯彻落实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重大举措。《纲要》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它把加强由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所构成的公民道德假设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要让人们把社会道德规范付诸社会实践，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运用到全部的社会生活中去，使社会道德的规范变成行为准则，使抽象的道德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可遵守性，可实践性。

那么，如何切实增强公民道德建设呢？

首先，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低起点，小视角”开始。“低起点”就是以社会道德的最低层次——社会公德教育为起点。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征，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小视角”就是社会公德建设必须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低起点，小视角”的道德建设，不仅使社会公德变得实在、具体、可评估、可操作，而且为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其次，社会公德建设必须重视公约、行为准则等制度化建设和制度约束。公约、行为准则、制度是社会公德的具体化，并且引导着社会公德的向前发展。公德教育属于正面教育，但属于软约束，而制度则是硬约束，前者是引导人们自觉去做，而后者则是约束人们必须去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再次，社会公德建设必须注重加强道德监督，道德监督的主要形式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对于抵制不道德行为，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公民道德篇3

关键词：诚信视域；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诚信缺失

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构建良好的诚信环境、完善诚信体系是推进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保障。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以来，人们对公民道德建设有了新的认知，而《纲要》强调的“以诚信为重点”也成为新时期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指南。在当前社会主义转型重要时期，基于诚信视阈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已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公民诚信角度出发，阐述了当代中国诚信的特殊价值，对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中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诚信”角度提出了加强公民道德培养的策略。

一、当代中国诚信的特殊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对市场规范的有效行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状态，基于有限社会利益前提下利益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即当公民个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将以牺牲道德的形式来满足自身实际需要。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欺骗已经成为一种不合理牟利的主要方式，“诚信”被践踏也已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这使得商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公民个体之间信任度降低，不安全感急剧上升，社会矛盾极其突显。诚信的缺失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对诚信的认知和理解无论是从功利主义取向出发，还是从道德理论角度出发，都应始终明确其出发点与结论的统一性，即“做人要诚实和守信”。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公民道德的基本素养，也是道德教育的核心。道德并非是抽象、不可理解的存在，道德的发展与公民身心发展规律有着一致性，它既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环境及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其社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培养过程中，诚信已经成为人们推崇的第一美德。诚信道德虽然不像物质产品那样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收益，但它是一种无形的原动力，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兴旺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在当代中国诚信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中加强诚信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公民诚信缺失现状

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与公民道德体系构建中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与人交往中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在对公民交往对象信任程度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公民人际交往中最信任是对象通常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对与自己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信任度较低。这种诚信情况与当代社会诚信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开放，受欺骗伤害机率不断上升，使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另外，在调查恋爱过程中欺骗行为来看，近年来关于欺骗性婚姻的报导越来越多。此外，在男女交往中，也有诸多非诚信行为出现，如对自己的经济实力任意夸大，对自身个人能力恣意放大等等，这种诚信缺失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公民道德意识培养中关注的热点问题。2.经济领域方面存在诚信缺失问题从社会道德及公民诚信角度对经济领域方面的诚信问题来分析，诚信缺失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地铁、公交逃票情况较为常见。以上海地区为例，在2015年上半年中通过不定期对少量旅客列车进行抽查，仅仅是从上海虹桥站就查获无票旅客接近1.5万。针对这种逃票现象大多数公民表现出比较冷漠的状态，通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当代社会道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关于经济领域范畴内的诚信缺失问题还可以通过信用卡恶意透支、电话卡欠费等行为进行例证。这种公民的非诚信行为不仅仅会银行、通讯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也影响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因此，针对公民类似失信行为应构建有效惩罚机制，以规范公民自身行为。3.就业求职领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现阶段我国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为更获取更好职位，部分求职者想通过伪造学历的形式为自己加分，目前这种学历伪造诚信案件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对真文凭所有者权益的一种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除了学历造假，一些公民在求职中为脱颖而出而进行证书伪造或工作经验伪造等等。这种虚构、伪造的成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一种常见现象，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加强对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引导显得至关重要。4.网络媒体领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目前我国公民上网人数仍呈逐年增多趋势。在对公民关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调查中了解到，只有3%左右的认为网络信息具有较高可信度，61%的公民都认为网络信息可信度一般。基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利用网络进行欺骗、经济诈骗案件越来越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某些个体基于某种目的进行网络疯狂传播，造成网络谣言产生，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加强公民诚信建设，对规范网络媒体、促进网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新时期公民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及思考

造成上述公民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1.相关制度不完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当市场体制将人作为市场主体时，个体渴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利润。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具有趋利性，当我国的诚信制度还未有效的构建，当以失信作为牺牲能够换取更大的利益时，诚信意识将会受到利益的冲击和影响，出现诚信缺失问题，影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人与人个体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而更多的人际交往属于陌生人社会，这就造成公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思维意识需要改变，以适应新时期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相对较晚，其制度内容中涉及到的领域范围也相对较小，新时期的道德规范又尚未完善，这进一步加重了道德文化危机，使得现阶段公民失信现象随处可见。因此，在当前经济转型重要阶段，加快构建诚信制度等体系尤为必要。2.道德信仰的缺失就我国传统思想教育来看，受“仁义礼教”思想影响深远，尽管儒家思想中某些思想对人的思维有一定禁锢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对促进我国道德观念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深入，积极提倡无神论，在以往人们心中信仰的神逐渐消失。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事件及某些道德缺位事件引起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使一些人道德信仰和认知错位，为自身利益触碰道德底线。由于缺乏对诚信的正确认知，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道德信仰缺失，频触道德底线。3.功利主义影响基于人的生物特性来分析，利益的追求是个体行为产生的动力，所以利益是公民在进行选择时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可非议，这种利益追求属于适度自利，即能够有效的权衡自身利益与道德、法律之间的关系，并能够做出明智行为，合法追求自身利益。还有一种逐利行为是任意自利，主要是说公民个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始终以“利益”作为核心，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忽视道德，甚至触碰法律底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个人利益得到尊重，同时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个人利益得到保护。一部分人受到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影响，盲目追求个人利益，使公民道德弃之不顾。在长期这种社会背景下造成社会道德与利益最大化之间形成冲突矛盾，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

三、当代诚信视阈下加强公民道德培养的策略分析

在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过程中应将诚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开展，从系统化角度出发，促进诚信道德建设，提升公民诚信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注重诚信道德教育，实现道德规范向自觉自律的转变

在积极开展道德教育工作中，应始终将诚信道德教育作为首要工作，促进公民对道德意识培养和提升，逐渐实现基本道德规范转变为公民道德信念，实现自觉自律规范自身，选择诚信道德行为。1.领头人诚信道德教育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诚信道德教育是积极推进诚信道德建设的第一步。为实现全体社会诚信风气的构建，各级领导干要做好领头人，做出积极表率。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群众关注，因此其更应当积极践行诚信道德教育，做好人民群众的领头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信在领导干部中间的直接体现为官德，即诚信在特殊行业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还要具备为政之德，立业之德以及爱民之德，常怀自省之心，切实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2.全体公民诚信道德教育社会道德建设及诚信道德教育离不开全体公民的努力。诚信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依靠社会公民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来维系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诚信道德规范。诚信，作为一种基本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市场主体的诚信，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培养，以树立良好自身形象。要将诚信意识深入传播到社会公民中，明确“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理念。为真正推进全体公民诚信道德教育，要注重教育途径的选择。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优势，促进诚信宣传和教育，构建诚信典范，以实现社会大环境中诚信普及教育。3.注重诚信道德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在诚信道德教育过程中还应注重其教育理念的创新性及教育方法的有效性。针对过去的道德教育来看，不能一味的强调奉献牺牲，忽视利益原则，要将诚信、道德和公民个体的利益权衡与实现结合起来。诚信道德从根本上来是一种公共服务或公共利益，切实践行诚信道德的人能够获得一定利益。通过对诚信与利益关系认知，使个体能够从遵守道德底线角度出发，合理维护个人利益，并逐渐将诚信原则转变为自身的理念。在诚信道德教育过程中单纯的说教效果较差，公民接受度较低。因此要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公民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教育。道德教育切忌空洞说教，要结合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素质情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以促进诚信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制度实现公民行为规范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教育基础和法律支持的同时，还要制定并执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要求的政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充分体现相关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的规章制度，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全社会树立诚信风尚，既要通过宣传教化，更要依赖法律制度的保障。1.强化与完善法制建设针对当代公民出现的诚信缺失问题，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从强制性约束层面对公民行为进行规范。针对那些在社会人际交往、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各方面出现的诚信缺失、触犯法律底线的个体或单位或企业要进行严厉打击，通过法律制裁来规范不诚信现象。而对那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先锋模范人物要积极地予以表扬和嘉奖，让良好的诚信品质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让群众在“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强化诚信理念。2.公民个人信用档案的构建针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影响作用的角色（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企业领导者等等）建立对应的个人信用记录，这份个人信用记录具备法律效力。无论是个人或组织，一旦其出现失信行为，就有效地对其进行记录，这样能够作为对其进行信用考察的有效凭证。若企业领导者或经营者出现较为严重的诚信缺失记录，那就针对该个体要设计具体制度约束，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部再次取得银行贷款、工商注册等等；若其出现严重失信的记录，可以考虑予以通报、披露或曝光等等。通过诚信记录对公民个体信用形成档案管理，这对公民既有约束性作用同时也能有效控制失信带来的风险。当实现相对完善的信用档案体系时，一些为获得自身利益而失信的个体将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并警醒其他人应保证自己信用良好。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综合国力，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参于国际竞争，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环境，完善诚信制度，在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高扬诚信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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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篇4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种窒螅淮痈旧纤担死嗳瞬⒉徽嬲煤挝赖陆逃?/P>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形颐亲约旱拇趁赖拢丛谄湔毙陨洗τ谝恢至钊宿限蔚木车亍W源?quot;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饩鱿乱淮说奈侍饴穑?/P>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公民道德篇5

〔论文摘要)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敲”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算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倡和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道德习惯，首先要让公民学会尊重自己，让整个社会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

    我国公民是指拥有我国国籍，充分享有我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所有成员。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两项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身份平等、人格自由。这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的基本前提。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献”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当然，公民道德与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公民道德是指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构成公民个人品行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也是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实现手段上，虽然公民义务与公民道德的实现都需要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但前者趋向他律，后者趋向自律，不容忽视的是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依赖于公民权利建设的成功。

    我们一般不习惯于将权利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讲到道德就等于讲到了义务，虽然这种义务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主动地履行的，但是权利与道德本来就是双向互动、辩证统一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权利的人(比如奴隶)，他奉献别人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奉献可以称之为道德吗?当然不，因为他是被剥夺的，因此他的奉献是没有道德价值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圆滑、世故、明哲保身，随时准备委屈自己去讨人喜欢的人，因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甚至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为讨他人喜欢而将内心的愿望忽略不计，本该享有的权利随时准备放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做出的道德行为有几分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尽的义务，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道德吗?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必须具备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当道德成为一个人的需要并自由选择付诸实践时这个人才称的上是有道德的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道德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尊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当前的道德失范现象，原因在于转型期的伦理精神蜕变。在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面临着新旧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及双重评价标准的冲突，从而导致道德教育的迟滞低效和道德控制机制不力，道德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换言之，就是自律没有了依据，他律没有了标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再用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人们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因此对一些领域的道德判断没有必要非常悲观，比如讲求效益、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家庭关系中强调夫妻恩爱和感情生活质量，虽然还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但认为其不道德或至少不高尚也未免失之武断。自律缺少依据在造成今天的道德现状中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民道德规范一是从法律上确认了必须履行的标准，二是无论从传统道德文化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是一致确认了其正当性。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诈豪夺、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从道德认知的角度来看，几乎人人都可以作出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针对他人时)，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不道德的现象充斥于社会，我们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沉甸甸的时代课题。公民道德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转型时期的道德监督、道德控制不力—没有了像传统道德一样“纲”、“常”、“目”齐备、结构完善、层次鲜明的道德规范体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旦控制的力量减弱，道德的水平就大幅下降，我们应该追究导致公民道德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一直缺乏一种支持公民道德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缺乏一种以平等、独立、自由为特征的道德主体意识，而这种道德主体意识是走向真正道德人的基础。

    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路，现在大多还集中于如何加强控制方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制度伦理，希望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加强道德规范的控制能力。通过建立杜会赏罚机制来改善道德秩序，提高道德风尚水平，这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针对现实的一剂良药。同时我们决不可忽略的是:一切外在控制的手段都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主体性，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和人格力量，依靠它是无法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的，这一点与法律的控制别无二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只是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整个社会把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风貌建设成功。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不是让人成为遵守道德的木偶，无条件的服从道德规范的奴隶，而是要让每一个都成为自由、独立、幸福，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丰富的生命体。同样，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也不是愚民道德建设，而是为了人的完善而确立，使公民成为“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所以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关注和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完整意义上人的精神解放。

   早在清代，梁启超先生就指出:“凡权利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就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从公民权利的建设而言，首先应当是制度的设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指出，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是不能奢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的，而制度的正义性在于使其最大限度的实现某种平等，这种平等当然是所有社会成员权利间的平等，在当前最基本的就是公民权利间的平等。公民所要求的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权利、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和追求利益权利、文化生活中的受教育权利、日常生活中的享有安全、和谐的权利，在宪法中已给予了充分的保证，相对于制度设置而言，我们现在更缺乏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

公民道德篇6

一、明利是公民道德判断的首要问题

道德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原则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它是社会群体中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尽管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规范，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道德论又明显地分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论与被统治者的道德论两种不同的体系，但就其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实质而言，都是为了调解某一社会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行为必然是基于行为主体利益和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关系的行为，如果没有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没有道德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视个体利益的存在，才能进行科学的道德判断。

马克思一贯坚持从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的历史活动时曾经说过:“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他还指出:“由于他们的本性即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生相互关系。”这些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在研究人类的历史活动和社会行为问题时，绝对不能忘记人们的本性，即他们的需要。关于人类的本性和利益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总结和论述。例如，管仲认为:“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说明，管仲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名”和“利”是人们行为的动力源泉。“名”是指社会对一个人的承认和肯定性的评价，“利”是指对自己实际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人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名，便是为了利。再如战国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荀子看来，人们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及好声色的本性，正是产生争夺、残贼、的根源，是万恶之源。顺性必然产生争夺而破坏道德所提倡的辞让、忠信和礼义文理。这种看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需要和的恶的一面，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复杂性和消极作用。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在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上，对人们的利益和行为交往问题进行了非常简要的概括。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两句话是说，天下的人们高高兴兴、和和气气的相互交往，都是为了利益的问题;天下的人们打打闹闹、争争吵吵地斗来斗去，还是为了利益的问题。由此可见，利益问题既可以是万善之本，又可以是万恶之源。这样看待人们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才算是一种比较全面、公正和客观的看法，明利是公民道德判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利益关系的

和谐与否是公民道德判断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社会组织存在，就必然存在着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进入这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个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需要，必然会产生利益的一致与共享以及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道德判断的实质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作的善恶判断和善恶程度的判断。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涉及任何他人的利益，这种思想和行为纯属个体的思想行为，不是社会行为，人们是不会对它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的。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涉及到其他个人或其他许多个人的利益问题时，他的思想和行为才有道德意义，人们才会对它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当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你的利益，你就会对其行为作出清楚准确的道德判断，认为它是缺德。事实上，每个公民都会进行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判断。同时，我们还会将这种判断原则应用在其他人身上，如果一个人严重地损害了另一个人的利益，我们也能作出明确的道德判断，认为这是缺德。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还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最终都会以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的方式被人们感受到并从而作出道德判断，而这种感受大都是建立在对利益关系和谐与否的个体认识基础上的。当然社会利益具有复杂性，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兼顾到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利益，但决不允许损害别人的利益，而需要一些人先考虑别人的利益或群体的利益，再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为了别人或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不和谐的表现，但在个体的认识上他是放弃了个体的“小我”，去完善个体的“大我”，因此我们就会对上述行为作出更高的道德评价，称之为“高尚”或“崇高”。“高尚”或“崇高”的实质是他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或群体的利益关系时，奉行了“先人后己”或“舍己为人”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这无疑都是“缺德”的行为。道德教育应当让人们从不缺德做起。由此可见，从利益出发不仅可以使我们判断德性的有无，分辨善恶的界限，而且可以判断出个体品德的层次和不同的发展水平。利益关系的和谐与否是公民道德判断的基础，当然这种和谐并不是绝对的没有冲突，而是整体上的和谐。

三、关怀他利是道德判断的本质要求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公民个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去判断对方的道德状况，这很容易，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现在社会上所出现的一系列的道德冷漠事件，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正确地判断对方的道德状况，而是还要求个体要能够站在他人的利益和立场上去判断自己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属性，则比较困难。这可以说是一般人在道德判断中经常出现的心理误区。

央视国际2003年9月19日晚，道德观察栏目报道的辽宁女孩被案很值得我们去深思。辽宁抚顺一位15岁的女孩，被罪犯劫持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直至被奸污。她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黑暗的荒野里，而是跑过了居住密集的胡同、有行人来往的马路和正在营业的药店。她也呼喊了，也求救了，然而无论是住宅区的居民、马路上遇到的同学和行人，还是药店里的店主和顾客，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她，或是报警。“本身来说我卖药我不能舍弃我的柜台……因为我光顾着我自己经营这块生意，首先想到自己的利益……”、“她要是我妹妹，那我肯定，怎么说呢，也会做出来一点什么决定吧。”这是记者事后采访时，药店的老板和女孩的同学所说的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道德冷漠现象，就需要道德主体学会转换角度，客观地(即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观察与判断，必须要关怀他利，这其实也就是道德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推己及人”的原则。推己及人也叫做心理互换，即能设身处地的应用自己的感受去推断别人的感受，用自己的判断去认识他人的判断。在《论语》一书中，有两处记载了孔子所提倡的这种判断原则。一处是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孔子说，它大概就是“恕”这个字吧!孔子进一步解释，“恕”字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得到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恕字是由如和心两个字构成，这就是说道德判断时要将心比心，人心如我心，我心如人心。另一处还是记载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乎圣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段话中提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问题，也就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恐怕尧舜他们都难以达到。要有仁的品质，应当做到自己想确立的事情，也应使别人确立;自己想达到的结果，也应使别人达到。这可以说是培养仁德的途径和方法。孔子这两段话的核心可以归结为“推己及人”四个字。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要想判断准确、公平，应当运用这一原则，要求个体必须学会关怀他利，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利益，了解他人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然后再去实际操作。在上例中，我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不能因为这个女孩是否与自己发生利益关系，而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问题是在称别人和称自己时应当用同样的标准，应当放平。我们以前的道德评判机制总体上缺少对关怀他利的要求，应该说完整的道德评判应该包括个体在能及的范围里理应给别人帮助。

四、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和

剥夺机制是关怀他利实效性的关键

公民道德篇7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与文明同行,做现代公民],文明是无处在的,所以要与文明同行,做一个现代公民.

"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现代公民教育活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xx大,xx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爱国"为核心,"守法"为重点,"诚信"为关键,"知礼"为基础.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爱国情感.包括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教育;广泛开展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广泛开展重大节庆,纪念日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开展知法守法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包括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广泛开展面向群众的法律服务.开展诚实守信教育,加强信用建设.包括大力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大力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大力加强社会诚信建设. 开展知礼向善教育,优化人际环境.包括大力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大力构建文明和谐社区;大力推行文明礼仪规范.公民具有守法意识,首要的前提是知法.连法律为何物有什么用处都不清楚的人,即使犯了法也罔不自知,何谈守法意识.

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在我国古已有之,"仁义礼智信"是先人提倡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孔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历代人们所熟诵.开展诚实守信教育,加强信用建设,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

在"爱国,守法,诚信,知礼"这八个字中,知礼被列为开展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这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怎样才叫做知礼呢 归纳起来,无外乎这样几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表现为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谦恭礼让,谅解宽容,与人为善,特别是在对外交往中,重形象,讲礼仪;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遵守规则,维护公德,同情弱者,扶贫济困,爱护环境,善待自然.

最近我市广泛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把实践"八荣八耻"转化为每个青少年的自觉行动,从而切实推动建设和谐校园的健康发展.

公民道德篇8

[关键词]中华传统；公民道德；弘扬

一、社会公德建设

社会公德作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共识性准则始终与文明的发展同步，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社会越发展，公共生活的领域就越扩大，社会公德规范就越多，它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人们情操的陶冶，品德的培养起的作用就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由于来自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道德状况或多或少地出现震荡，公德缺失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传统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通过系统转换都可以为现实服务。“忧天下之忧而忧”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兼相爱，交相利”追求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出于污泥而不染”主张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敬而勿失，与人恭而有礼”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我们要从现代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智慧，就能为解决现代社会道德问题，提供思想方法。

二、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相关的符合职业活动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从事某一职业的人们所特有道德心理和道德品质，也是职业对社会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因此，既与行业有关也与社会有关。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涵的儒家思想对职业道德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从就业目的看，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告诉人们如果在一定的位置上，那就得以天下为己任；没什么地位也得保持自己良好的操守。如果我们今天全社会的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社会人人发愤图强、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也就很自然的了。今天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想也包含这个意思，因此今天社会各行各业就业者需要做到这一点。从就业操守看，有《论语》里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告诫人们既要信任别人，也要对别人守信。诚信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如果缺少诚信，那这个社会就一团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纠纷有些也是缺少诚信所致。因此，我们的职业道德必须拥有诚信这一重要内容。

三、家庭美德建设

和谐、文明、温馨的家庭环境氛围，有助于培养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公民意识，对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尤为重要。无数个文明道德家庭的出现，将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这也正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没有家庭美德的建设，社会主义道德领域就失去了完整性。

第一、传统家庭伦理重视人伦关系的和谐共处。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二、敬老爱幼，老人和长辈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种关系不仅局限于血亲之间，也包含有一定的“博爱”思想，即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更是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孝”是我国传统美德的一个内容，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孝与亲，所当执”，“首孝悌，次见闻”。“孝心”是“行孝”的原动力，“感恩”是“行孝”的具体表现，是一定程度的“博爱”。

第三、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是注重道德修养的民族，家庭教育中也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过分注重智育而轻视德育的现象是错误的，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根本。德育为本，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普遍规律，古今皆然。

公民道德篇9

关键词：社会公正道德道德建设

“从现代伦理学意义讲，社会公正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公平分配，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和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李萍：《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可见，社会公正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的重要社会因素。因而，探讨社会公正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对于现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公正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社会公正是一个复杂概念，它涉及多个领域，就公正类别来看，有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法律公正、道德公正等。但任何一个公正都蕴含着道德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这个角度来探究社会公正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尼布尔认为：“社会将公正而不是无私作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公正看成是社会的第一德性。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库柏认为：“公民的品德的总则是‘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也不是对自我利益的简单超越和否定，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赢’。”(王云萍：《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而麦金太尔则直接把公正理解为是一种美德。从上述理论路径思考，我们不难得出社会公正乃是人们道德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公正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形成和社会美德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公正观念一开始就塑造着人们是非善恶的观念。一个缺乏公正观念的人，也必然缺乏是非善恶观念，没有友谊、情感和信赖，往往唯利是图，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道德人格的基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和道德力量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一种纠正和激励，作为观念的社会公正并不是苍白无力的，相反，它对人们的生存世界常常具有扳道者的功能，它对人们行为动机的形成、价值观念的选择和道德目标的达成是有直接的浸润作用。现实生活诸多事例已经表明，由公正体现的正义感，是道德人格的脊梁。其实，公正不仅是人们道德观念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建立社会道德新秩序，即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伦理的秩序往往因公正的衰退而式微，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始终与公正观念的确立和公正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可见，从人们伦理道德观念形成的角度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公民道德篇10

造就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

（梁若冬 刘立华 东北农业大学子弟校 150030 ）

关键词：青少年 公民道德 民族精神 抗击非典 现代化

摘 要：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总结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的成果与经验，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增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科学性、实效性、创造性。以现代化为取向，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造就共和国所需要的公 民 。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新一代青少年群体的表现共和国公民的责任感，危机激发了青年一代内在的潜能。他们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坚守在自己工作和学习岗位上，新一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得到升华。广大青少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公民道德，弘扬了民族精神。在我们欢呼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对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进行总结，以造就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

一、对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的认识与定位

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尺度。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又是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公民道德是民族精神的基础和前提，民族精神是公民道德的提炼和升华。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在实践层面，民族精神往往具体体现为公民道德。民族精神既有高度抽象的哲学品格，又经常体现于一些杰出人物的具体行为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全国人民用生动的实践，弘扬、丰富和发展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二、 抗击非典斗争中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的认识与定位

面对突发的、大面积的、严重的灾害事件，把责任严肃地放到了每个青年人面前，成为对每个青年人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氛围中，青年人同时看见自己身上的责任，广大团员青年与全国人民一道无所畏惧，冲锋在前，拼搏奉献，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铸就了一道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抗击非典的战场已经成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最生动、最直接、最深刻的教育和实践课堂。“非典”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从教育的角度,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该看到,在危机时刻所展现的不仅是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方法,而且留下了众多对价值的坚守,对精神的探求,对灵魂的重新发现.最重要的是,这些都鲜活地呈现在我们周围,不需间接说教,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对于习惯接受间接经验、间接知识的

学生来说该有多么宝贵。他们通过亲身体会懂得了树立生态伦理观和环境道德观的重要性；危机迫使他们和我们显示出平时没有机会显示的对生命的关怀，迫使他们和我们重新审视科学和理性。“非典”突然之间把我们身体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身体不仅仅是属于我们自己，它还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前提，在那个危机的时刻，关爱自己即是对他人负责，呵护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在捍卫人类的尊严。身体被病毒作为突破口的时候，对于身体的发现和关爱恰恰是人文关怀的前提。如今，我们知道，对自己身体负责变成我们社会责任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的这样的观念，身体是脆弱的和需要呵护的，在正常时刻必须避免无谓的消耗，要从细节处关怀生命的点点滴滴。从危机中可以发现，关爱自己的身体其实并不是软弱，寻找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社会具有高度的价值。对自己身体负责，也是对家庭、社区和国家负责。我们需要对于更高价值的追求，但关怀生命的责任更是社会健全的保障。如果经此劫难，在学生的思维中能形成对身体关爱的观念，实在是这场危机留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思考。朝气蓬勃的学生们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们正有机会进行千万种选择，作为指导者，教师必须让学生了解，无论什么专业，都有可能遇到价值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为了专业的责任甚至不得不牺牲生命。平时的的确是少有这样悲壮的例子，现在，就在身边，在我们眼前，无数人用行动做出了答案。总有一天，课堂中的学生会面临，他们每一个正确的专业选择都关系到荣誉和尊严，每一个谨慎的探究和理智的决定都人命关天，到那时，需要的是不逃避，不鲁莽，会为守住某种底线而苦苦抗争。如果今天的每一个学生到危机之时都能让人们在疑惑中看到希望，在迷茫时感到方向，因为他的存在让生活充满期待，这将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成功，我们培养的合格人才，不就是那些能用理性和科学的精神让我们重建信念、用坚守岗位和尽忠职守来让我们重获平静的人吗？

非典对青少年造成的实际伤害是有限的，但给我们的启示很深刻，是一次对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考验。在校园，由于信息不畅造成一些学生初期的恐慌、失措，是可以理解的。这反映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某种缺陷：除了单一的行政系统，各种学生组织基本失去作用，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自助、互助的机会和能力。它显示的是公民素质的薄弱。晏阳初认为公民教育的意义是“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和团结生活。”因而，公民素质不仅是一种价值，一种意识，而且是一种实际的能力，基于公共心的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青少年应该“结起团体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从而“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

三、如何加强青少年公民道德与民族精神教育，造就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

1、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增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科学性、实效性、创造性。

（1）增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科学性。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去认识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把它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要善于借鉴和引入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科研力量，借鉴成功经验，加大这项工作的科学含量。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规律，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增强开展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主动性、预见性和针对性。

（2）增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实践环节可以加强和巩固日常教育的成效。通过实践对提升青少年道德素质和弘扬民族精神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重视实践教育，从具体事情做起，从岗位做起，从小事做起，于点滴中见精神，于日常中见效果。要善于抓住历史契机，寓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于活动中，设计和规划一些能够感染人、凝聚人、鼓舞人的特色活动，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整体素质。教育和引导青年敢于迎接各种挑战，敢于面对各种风浪，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在艰难困苦中砥砺品格，锻造精神。

（3）增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创造性。要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我们既要珍惜和爱护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又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用发展的、国际化的眼光认识世界，善于和勇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

2、 以现代化为取向，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

通过非典之战，多少白衣战士、无名英雄，他们留

住了民族文化之根，维护了民族之魂。我们所弘扬的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培育的过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及抗非典精神等，构建出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的新体系。通过非典之战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心理或民族性格，带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明显特点，因此，塑造民族精神必须以现代化为取向，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一是培养理性求实的科学精神。当我们面对突发事件，我们要由相信科学，从而由初期的恐慌转到科学防范。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时，我们必须提高民族的科学精神，要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只能靠各种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不可能靠喝绿豆汤、靠放鞭炮驱赶。二是培养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现代人应该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但是不应该因此轻视社会责任。这次非典之战中，医务工作者以及普通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说明全社会的责任意识的重要性。三是营造友爱互助的团结风尚。要形成一种有机的团结，使我们在面对共同的民族危难时能风雨与共、共度难关。四是锻炼坚毅自信的强势人格。现代化非常注重理性。面对危难的时候，不仅不怕，还要能从内心激发出一种力量去战胜危难，这才是现代化的精神。塑造强势人格，不仅要有浩然之气，还要有一种处变不惊、知难而上的人性的力量。五是树立开阔前瞻的风险意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多问题是全球性质的，风险意识可以塑造开放心态，帮助我们随时应对新的危险。六是强化遵规守法的纪律精神。现代化是法治系统，很多问题要用法治来解决。疾病流行以后，一些民工和大学生擅自回家了。对此，用传统的眼光和人情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但是假如我们有一部紧急状态法，一旦政府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你所有的行为都要遵循这个法则，而不是谅解，那就是有法可依。从广义上来说，纪律精神和制约精神也是规则意识。 3、加强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青少年在这场抗击非典斗争中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尽管跟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恐慌过，迷茫过，但非典的洗礼让他们更坚强了，也更成熟了。抗击非典启示我们，青少年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重视素质教育的意义。非典时期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自己负责。个人防护、个人卫生、日常生活的安排和自我克制，这些在平时“并不重要”的问题，一下子成为最重要的能力。无论是父母、学校、社会，还是青少年本人都应从中感悟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没有全面素质的基础是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二是提高“抗挫折能力”培育。如何有效应对挫折，并从中获益，是一个人抗挫折能力的体现。尽管这样的挫折并非长期存在，但非典时间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再一次提醒人们，平时太多的顺利和良好的成长保护，也在悄悄地消磨掉人们的耐受能力。三是重视情感教育。被关心的感觉是幸福的。短信中的祝福疏解了高度的紧张，亲人的鼓励和支持、朋友的善意提醒甚至恶作剧式的玩笑，都一起构成了生活的美好。人们关心着，也被关心着。非典时期的生活提醒了我们，情感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核心部分，是珍重自己、关爱他人的基础。

4、加强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