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隐私权范文10篇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1

隐私权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这项权利随着人们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已被公认为是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目前关于隐私权的概念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信息不受侵犯以实现主体精神自由与安宁的权利，同时还包括与维护私人信息相关的私生活自由不受侵扰的权利。隐私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体必须是自然人。隐私权具有严格的人身性，是基于自然人的精神自主性而生的各种利益要求。第二，隐私权包括个人信息、个人领域及私人活动三个方面。个人信息一般包括个人所有资料，如家庭号码、个人信仰、档案材料、身体缺陷和财产状况等；个人领域即是私人空间，例如个人居所、日记、通信等；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恋史等。第三，隐私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根据权利人的意愿或同意，可以通过修改、使用、公开以及保密等方式来行使。第四，具有隐秘性和真实性。隐私权作为一种不愿公开私人生活秘密或排除他人对个人领域的非法侵入的权利，其内容具有秘密性和客观存在性。

二、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

1、价值基础

在人与法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为法律价值，法律的基本价值是程序、自由正义和效益。笔者认为，加强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利于实现以下价值：

（1）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形式，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人的社会属性，其本质在于自觉地自我限制，实现与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而秩序价值就是通过对人行为的限制或禁止，来实现人的安全、和平、共公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利益。所以，秩序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法的其他价值无从谈起。法律之所以可以带来秩序，是因为秩序的本质是让人们的行为和谐与合乎规律，并达到社会关系的有序状态。“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2）自由。自由是指社会关系中受到保障或得到认可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自由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个人的独立和自决与社会的统一和公决、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法律把自由法律化为权利，使自由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障.并通过对自由权的规定，为人们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引导人们准确地享有和行使自由权。隐私权本身彰显的就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个人选择的自由，构筑对自由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等其他自由的坚强保障。但同时重视自然人对其个人事务、个人信息、个人领域有排除他人知悉、干涉的权利，依靠国家的公权力，在刑法上将隐私利益和需求加以确认和分配。

2、刑法机能的应有之义

按照马克昌、赵秉志等名家的观点，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客观上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说认为刑法的机能包括：

（1）法益保护机能。它是指在刑法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保护某种有价值利益的作用。当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遭受侵害或威胁，法律就应该发挥它的工具作用，来实现对各种有价值的利益保护。

（2）人权保障机能（或自由保障机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这里主要指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来保障公民自由权，国家作为刑罚权的发动者和实施者，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如果不对其适用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合理限制，必将膨胀产生异化，导致刑罚权的滥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刑法需要对国家刑罚权予以制约。对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主要是要求刑事立法坚持理性且审慎，防止滥用立法权，限制国家刑罚权。可见，将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入罪是否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大多数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单纯为了钱财目的的很少，如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大多数是为了满足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而给被害人造成尊严伤害和精神痛苦。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财产类犯罪，甚至有些入罪的数额较低，却对隐私权没有直接给予保护。

3、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教授Roomkin在《隐私已经死亡了吗？》一文中指出，日常的信息资料的搜集、在公共场所的自动监视的增加、对面部特征的技术辨认、电话窃听、汽车跟踪、卫星定位监视、工作场所的监控、互联网上的跟踪、在电脑硬件上装置监控设施、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透过身体的扫描等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无处藏身。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尽享现代文明丰富成果的时候，我们的私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被广泛、深入、快速、严重地侵袭。“陕西黄碟案”、“人肉搜索第一案”等触犯隐私权的行为频频发生，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事物，如“婚姻医院”、“私人侦探”等，它们的出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隐私极限，不得不让刑法规范重新审视自己。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一个新成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和保护，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我国澳门地区纷纷将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纳入刑法保护体系，使人民得以安心地发展经济，提高幸福生活的质量，作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中国，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也刻不容缓。

三、我国现行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我国刑法并未直接引入隐私和隐私权的概念，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刑事立法中存在隐私权保护规范，刑法条文中的个别条款以及修正案初步构建了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框架。具体体现在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第二百五十二条、二百五十三条和二百五十三的规定之中。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进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上述三个罪共同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在刑法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中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涉及相关罪名有：（1）非法搜查拘禁罪；（2）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3）侮辱罪；（4）侵犯通信自由罪和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电、电报罪；（5）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与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6）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对于传播、张扬他人个人隐私，侮辱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可以以侮辱罪定罪处罚；以揭露他人隐私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钱财的，则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也对保护公民隐私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第1条规定了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做出了规定。

基于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刑事法律条文太少、保护范围太窄、力度不够、体系不合理、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

1、对犯罪对象的描述不够准确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物。任何一个罪名的描述罪状都应该忠实、准确地反映这个罪名中所涉及的行为具体作用的对象，这样便于定性，但我国刑法中规定涉及到的隐私权的罪状描述要么范围过于狭窄，要么表述不够精准。例如非法搜查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身体或住宅，而与之性质相当私人电脑或私人汽车等物件却没有包含其中；侵犯通信自由罪的犯罪对象仅仅限于信件，而把电话、电报、窃听盗录他人谈话内容以及图片都没有列入其中；非法侵入住宅罪中，住宅的理解也不应该过于狭窄，它除了包括个人宅所之外，还包括宅所内的私人活动。

2、惩罚犯罪的手段单一纵观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所采取的处罚措施，除了《刑法修正案（七）》首次植入罚金刑以外，一直采用自由刑这种单一的方式。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世界各国将财产刑作为惩治隐私权的趋势下，我国不妨可借鉴国外立法，将财产刑和自由刑并用或单处.对于一些较高社会地位的犯罪分子，可以采取剥夺某种资格或取消某种荣誉等方式来处置，针对不同的犯罪人采用适用其惩罚的方式。

3、既遂标准过于严格综观我国侵犯隐私权的诸多犯罪，“后果严重”频繁出现，这使得成立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是后果严重的实害结果。那就意味着，侵犯隐私没有达到严重的后果，就不构成侵犯隐私权罪，这是基于对刑罚的严厉性的考虑。尽管行为人侵犯他人的隐私没有达到“后果严重”的程度，而一旦隐私被他人介入，这就必然存在不可逆或不可控的现实危险性。与此同时，有些隐私虽然没有扩大化，但可能涉及到他人极度的私人领域，给其造成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危及生命，所以笔者认为对其应调整尺度，降低既遂标准，扩大侵犯隐私权的成立范围，以体现国家刑事立法对隐私的保护。

4、刑事责任追诉方式不科学我国刑法中，只有侮辱罪属于自诉模式，其它各罪均为公诉模式，即采用国家司法机关来追诉。笔者认为，公权力的介入会使隐私进一步被公开或扩大化，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同时，隐私权是一种精神性人格权，被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别，我国采用这样几乎一刀切的公诉模式，与隐私权的特点不相符合，有违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也呈现出行为多样化、对象的扩大化、危害加深化等特点，针对以上我国立法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四、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建议

1、集中设置侵犯隐私权犯罪我国刑法的隐私权保护条款设置比较分散，分布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以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种分散式的保护模式，使得相关规范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系统的力量对隐私权进行全面的保护。构建一个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能有效整合各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范，使整部刑法协调统一，这不仅是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也对司法实践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犯罪分类要以同类客体为依据的原理，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单独分立一章，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中分立侵害隐私权犯罪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依其侵犯直接客体的性质，分为侵犯生命、健康的犯罪，侵犯妇女性权利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侵犯名誉的犯罪，借助国家机关权力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五种类型。笔者建议分立侵害隐私权犯罪作为第六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类型，并把有关侵害隐私权的犯罪纳入其中。根据立法的需要，以后可在该章中设节，将侵犯隐私的犯罪单设一节，以体现出侵害隐私权犯罪的相对独立性。另外，针对我国国情，将一些较为严重的侵害隐私权行为有选择的予以犯罪化，适当增设相关罪名，如：增设侵害私生活罪、增设侵害言论秘密罪、增设泄露职业秘密罪、利用他人隐私罪等。

2、形成隐私权直接保护模式“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指导、部门法为主干、以刑法保障的内部严谨、外部协调一致，相互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其实在2002年《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专家们就详尽地对隐私权规定进行了举荐，但直到2009年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对隐私权进行保护，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益，从而推动了将隐私权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步伐，即以刑法规范直接对侵害该法益的行为进行规制，脱离名誉权，独立地成为一个罪名，这样可以填补法律漏洞，也就是说，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却没有侵害其名誉权时，不必再借用侵犯名誉权来予以评价，彻底摆脱了挂靠名誉权的刑法地位。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2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3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4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5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6

关键词：隐私权；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隐私权入宪

隐私权是一个自然人个体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权利。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的几率与可能性。我国现有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已有规定是不争的事实，但尚不足以发挥根本性作用。我国《宪法》中有些条款间接地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这种间接保护性规定缺乏直接性和明确性，从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隐私权保护入宪在我国十分必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对隐私权进行宪法保护的有益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创新性地提出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的最佳路径。

一、隐私权的基本意涵及我国的立法保护现状

“隐私权”这个法律术语的首先提出者是美国的两位教授———路易斯·D·布兰迪斯教授和塞缪尔·D·沃伦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阐释他们关于隐私权的观点时，在标题之中首次使用了“隐私权”这一术语。这篇论文开启了隐私权概念法律化之先河，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底。他们解读“隐私权”的意涵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事情不公之于众的权利，都有不受他人干涉打扰的权利，并认为用来保护私人著述及其他智力和情感产物的理念，就是隐私权的价值，而隐私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和公众往往侵犯这一标志着个人私生活的神圣禁地。”[1]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隐私权的基本含义进行了种种探索。例如，王利明学者的观点是：隐私权是公民个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不关涉公共利益的纯私人的活动、纯个人的信息以及纯私有的个人领域进行自由支配、自由掌控的一种人格权[2]。张新宝学者的观点则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个体享有的其个人的私生活之安宁秩序与个人的私人信息受到法律之保护，不被非法无故地侵害打扰、搜集、知晓及利用和公之于众等的一种人格权[3]。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隐私权做了如下规定（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从此规定看出，隐私权具有如下属性：第一，隐私权系一种民事权利，隶属人格权；第二，隐私权的内容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益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关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方面的个人权益。除了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立法规定外，《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也多少涉及一些与隐私权相关的内容，但这些立法规定不足以形成对公民隐私权的根本性保护。此外，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也间接地涉及公民隐私权益保护相关的内容。下文就此展开专门探讨。

二、我国《宪法》对隐私权间接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实情况是：只有少许条文勉强地体现了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下述《宪法》条文非常勉强地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些许沾边。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们说《宪法》上述条文非常勉强地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些许沾边是有根据的。《宪法》第三十七条系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立法保护。而“人身自由”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不受非法的干涉和侵犯。从广义上讲，“人身自由”还涵盖与狭义人身自由含义相关联的住宅不受非法侵扰、人格尊严不受践踏、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等与公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可见，《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立法保护与我们探讨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宪法》第三十八条系对公民人格尊严权的保护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内容与我们探讨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比起来也不能够得出完全一致的或者本质上等同的结论。《宪法》第三十九条对住宅权的保护与我们探讨的对隐私权的保护距离相差较大（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相干）。《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之内容与我们探讨的主题倒是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但这也无法满足我们所探讨的主题的全部要求。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把隐私权单独列出来直接明确地加以规定，隐私权依据《宪法》予以保护的根据并不十分充分。

三、隐私权保护在我国入宪的必要性

（一）改变下位法对隐私权有规定而上位法却无依据尴尬局面的需要

从民法上看，我国先前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将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纳入侵害名誉权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把隐私权当作一种名誉方面的利益，但实际上隐私权并不同于名誉权，以这样的解释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保护理由并不充分。刚刚实施不久的我国《民法典》在公民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于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鲜明无误地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将一些重要的（包括一些民事权利在内）公民权利纳入宪法之中进行规定是理所应当的，当然，宪法对重要的公民权利的保护还要借助于部门法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具体化才能真正落实，因为在我国，《宪法》本身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宪法系母法、根本大法，其是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如果宪法把隐私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其他具体部门法便可以以此为依据加以具体贯彻和实施，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作为下位法的我国《民法典》已经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而在作为上位法、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之中却找不到直接明确的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这显然是有悖法理的，也是不应该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可见，《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以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立法方式非常详细地列出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六类侵害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做出了如此细致的规定，而在我国现行《宪法》之中居然找不到明确的依据，这无论如何是无法交代的。

（二）扩大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需要

现代宪法虽然基本上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用语的用法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的宪法领域，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称谓，除了“基本权利”外，人们还会使用“基本人权”“人权”“宪法权利”“公民权”“人民权利”等概念。但无论宪法采取哪种用语，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指某种最为重要的权利。我国《宪法》使用了“基本权利”这一用语，所谓“基本”，无非是要强调这些权利是制宪者认为最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权利。人权是指，肯定和保持人的质的规定性的、理所应当被作为个体的个人依法应当享有的、而且没有理由不被承认的权利。在人权保护条款写入我国《宪法》之前，我们讲公民的基本权利指的是那些被规定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之中的权利；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之中找不到的权利不能算进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但是，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人权”这一概念在我国宪法中的出现，使得我国《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扩充和延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为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的扩充和延展提供了立法依据，一些在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中未列举的权利，可以找到解释的规范出处[4]。隐私权符合属于人权范畴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特质，把隐私权的保护写入我国《宪法》既合乎理性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隐私权入宪符合世界各国立宪的趋势和国际法规定

随着现代人权概念的兴起，隐私权作为人权所应包含的内容也受到极大的关注。从世界各国人权发展趋势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以不同的形式对隐私权的保护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种种规定，甚至还有专门的隐私权立法。除了宪法上有关于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规定之外，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这样的法律也非常关注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例如，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第十二条即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联合国大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第十七条也规定：“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二、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欲从根本上改变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宪法》立法中的尴尬境况，必须紧随国际社会对隐私权保护立法的步伐，将隐私权的保护明确写入我国《宪法》之中。

四、隐私权保护在我国入宪的可能性

（一）域外国家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先进立法经验可资借鉴

已如前述，在一个国家的宪法中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作出明确性规定甚至就此专门立法在世界上并不鲜见。但也有些国家的宪法并没有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予以明示性规定，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实施宪法性保护。例如，美国宪法即采取了这样的方式。美国是通过司法解释这样的技术操作方式使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成为宪法意义上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范畴的。即通过宪法判例间接解释具体的宪法权利条款的方式，得出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属于宪法规范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结论。美国法律体系采取判例法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这样的技术操作方式将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纳入宪法规范保护的视域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德国也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解释的方式，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问题实施宪法性保护的。其解释的宪法条文之一是德国宪法第一条关于公民个人人格尊严保护的宪法规定；其解释的宪法条文之二是德国宪法第二条关于公民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宪法规定。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宪法法院先以司法判例的形式，把刚才所说的两个宪法条款释义为具有最高人权保障价值且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一般人格权；尔后，再在一般人格权的原则指导下，演绎出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再次，再以民法典为借助手段而促使公民个人的人格权的保护体系得以最终实现。由上可见，美国和德国关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宪法规范性保护都不是通过宪法直接对隐私权加以明确规定的方式实现的。但无论保护方式如何，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进行宪法性保护的条款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域外一些国家的上述立法经验，我们可以“洋为中用”，结合我国国情予以认真借鉴。

（二）部门法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为隐私权保护入宪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做出直接明确的规定，但查阅我国各部门法，我们还是能够查到立法对公民隐私权加以保护的有关规定的。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上述这些部门法关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规定，为我国现行《宪法》从部门法之中汲取“养料”进而把公民隐私权保护写入《宪法》打下了坚实的底基。

五、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路径选择的思考

在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入宪则需要慎重选择。笔者认为，应当以本土为根基，以域外为参考，就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找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首先，美国模式不适用，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判例制度，美国对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通过判例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不适用美国模式。同样德国模式也不适用于中国。德国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而进入宪法规范的。我国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但采取德国模式也有不足之处，因为以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的形式使公民隐私权进入宪法的立法保护，还是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有不明确之嫌。因此，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必须走修宪之路，针对《宪法》中有关人身权保护的规定来修改。把隐私权单独列出来直接明确地加以保护或者把人格尊严条款独立成条入宪作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宪法依据并将现有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权罗列出来以彰显其不可或缺性，但应增加此条款：“本法所明确罗列的诸权利不能成为否定公民应享但本法尚未列明的各种权利之依据。”这样就既解决了隐私权保护入宪的问题，又为其他新兴权利的保护留下空间。

六、结语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时展的主旋律，隐私权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人权对它的保护不容忽视。隐私权在我国是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其理应受到宪法规范的保护，强化和提升对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大势所趋，而且我国现行宪法并不缺乏隐私权保护入宪的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隐私权保护入宪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塞缪尔·沃伦，路易斯·布兰代斯.论隐私权[A].徐爱国编译.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8-40.

[2]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487.

[3]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63.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7

关键词:大数据;隐私权;刑法保护

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大数据的概念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其作为一种信息资产，具有信息量大、增长速率快和多样化等特征。在传统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着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特别是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隐私权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严峻。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影响网络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隐私权保护的发展特点，只有不断完善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模式，才能够切实保障大数据背景下人们的隐私权，将大数据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促进我国互联网的良性发展。

一、大数据和隐私权的基本内容

(一)大数据的基本概念

大数据(bigdata)是一种信息集合，大数据的捕捉和管理不能够通过常规软件来实现，只有通过新的处理模式的应用，才能够提升对信息资产的流程优化能力和决策力。传统的数据存储处理技术已经不能够完成大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大数据具有数据体量大的基本特征，而且其增长速率较快。此外，大数据还具有数据类型丰富的特点，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逐渐呈现在互联网中。只有应用更加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比如云计算平台、数据挖掘电网和分布式数据库等等，才能够真正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不断提升社会生产生活效率。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能够针对过往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制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决策，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

(二)隐私权的基本概念

隐私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的信息具有不被他人掌握和搜集、非法利用和泄露的权利。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就是在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性，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不被打扰。在大数据时代，产生了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使得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不法分子能够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窃取公民的个人信息，给公民的生活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在大数据时代，公民的隐私数据资料能够通过大数据筛选和挖据等技术被获取，导致公民的隐私权被侵犯，这是大数据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只有不断完善传统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才能够适应当前公民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特点，这是促进互联网与个人隐私权刑法保护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完整性与体系化不足

在我国刑法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中，许多规定没有进行细化处理，导致了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和体系化不足，严重影响了隐私权刑法保护措施的实施，也不利于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全面保护。比如对于传播对方裸照的侵权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对于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情节严重”这一规定未能进行细化规定和法律解释，这就使得在司法过程中出现酌定量刑的状况，导致了标准化的缺失。刑法保护完整性和体系化的缺失，导致公民隐私权刑法保护不能够真正落实。

(二)应对手段不足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个人信息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安全威胁，个人间接数据也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利用的对象，侵害我们的个人隐私权，给互联网用户造成严重的损失。比如社交软件中的位置信息、行程数据等等，都能够利用手机定位和GPS等进行获取，这就可能导致个人数据的泄露，危害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完全取代“人肉搜索”，并且具有比“人肉搜索”更大的破坏性，能够通过对网络痕迹的分析，获取我们的隐私信息，这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对于上述问题，由于技术的限制或者刑法保护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应对手段不够充足，不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三)重视程度不足对于国家和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秘密保护，刑法中具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但是对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却存在重视程度不足的状况，这对于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的构建极为不利。由于刑法中谦益性的存在，导致对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划分不够明确，过于谨慎的刑法适用也不能够真正能起到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作用。

三、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策略

(一)扩大网络隐私权保护范围

刑法能够对调整范围内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并应用刑罚手段进行有效规制。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较小，很多潜在的犯罪行为没有被刑法所约束，导致公民的隐私权在大数据时代受到侵犯。因此，应该不断扩大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切实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首先，应该明确大数据时代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其进行评估，有效实施犯罪化处理。其次，还要注重与刑法谦益性的结合，不能够出现网络隐私权保护范围不合理的状况，提升法律规范的导向性。

(二)明确隐私权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需要不断加强对隐私权的刑法保护的重视，才能够满足当前个人隐私保护的需求。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明确隐私权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严厉打击各种网络犯罪行为，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中的安全。在我国的刑法保护体系中，有相关个人隐私保护的内容，但是其保护对象和范围不够明确，应该加强整合当前立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不断明确隐私权的概念和的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为大数据时代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奠定基础。

(三)合理学习与借鉴

在加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中，应该加强合理学习与借鉴，不断完善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体系。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妨害秘密罪的规定就十分详细且严格，泄露职务上工商秘密罪、妨害书信秘密罪、利用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泄密罪、妨害秘密罪、泄露业务上知悉工商秘密罪等，都属于妨害秘密罪的重要内容，这种比较完善的罪名体系可以被学习和借鉴，应用于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公民个人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的构建中，合理确定隐私权刑法保护的范围。

(四)促进国际交流

由于互联网打破了人们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障碍，这也使得很多侵犯隐私权的犯罪行为更加难以控制，只有不断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够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不断完善我国的刑法保护体系，切实保障公民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因此，应该明确各个国家在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具体规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协调机制，针对跨国犯罪分子进行追讨。这样通过对其他国家刑法保护体系的了解，也能够促进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不断进步。

(五)对互联网行业加强规范

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明确遵守国家刑法关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这就极大程度上导致我国的刑法保护体系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用户的信息数据被互联网企业所掌握，公民的个人隐私与用户数据息息相关。互联网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用户数据保护意识，切实保障用户的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对于窃取用户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和防范，有利于不断提升用户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平台的构建过程中，应该将用户信息数据安全作为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主动加强用户信息数据的保护力度，通过先进技术手段的引进和应用，提升企业保护体系的安全性，有助于我国刑法保护体系功能的有效发挥。如果因为企业的管理不善导致公民隐私权被侵犯，不仅仅会影响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更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互联网企业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保障互联网企业用户数据保护的有效性，才能够保障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有效开展，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

(六)加强隐私权的刑法立法

我国关于隐私权的刑法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多细节概念中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在大数据背景下公民的隐私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因此，为了切实保障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不断明确隐私权的立法细节，需要不断加强隐私权的刑法立法，丰富隐私权刑法保护的途径和方式，结合当前大数据发展特点，完善隐私权保护相关法律内容，建立完善的刑法保护体系。我国对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立法工作的开展，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司法解释条例的制定和刑法草案的修改等等。对于利用云计算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刑法草案的修改和相关解释条例的修改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打击作用，也明确了严重情节的处罚措施和侵权危害等，为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传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增，这就使得个人隐私一旦泄露，就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传播，诽谤、造谣信息的不断传播，对于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影响。对于相关信息的网络转发数量、浏览次数和传播频率等，司法解释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就使得造谣、诽谤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逐渐减少，切实保障了公民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此外，对于“严重情节”标准的规定，可以有效震慑大数据背景下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不法行为。在大数据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下，应该不断加强网络安全法的制定。网络安全法的制定，能够针对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有效打击，避免了传统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中的弊端。应该根据当前大数据的发展特点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思想、立法目的、原则和战略规划，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权威性。还应该对传统刑法规制进行合理突破，结合行政法和民法的相关规定，促进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切实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为了从根本上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保护，需要深入分析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窃取、篡改公民隐私信息的特点，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立法措施，不断提升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水平。

(七)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除了应该不断完善隐私权刑法立法之外，还应该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的隐私权侵权案件进行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司法的规范性，切实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对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该是司法改革中的核心内容，不断完善法律解释、司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程序等，提升司法人员的工作效率，不断严格司法程序，提升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为了保障刑法法律的有效落实，必须不断加强司法体制的改革。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当前大数据的发展特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加强司法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为公民隐私权的维护构建有效的保障平台。

四、结语

在大数据背景下，人们的个人信息数据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被窃取和利用的危险，导致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隐私权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的，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目前关于隐私权刑法保护中，依旧存在完整性与体系化不足、应对手段不足和重视程度不足的状况，不能够切实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因此，必须扩大网络隐私权保护范围、明确隐私权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合理学习与借鉴、促进国际交流、对互联网行业加强规范、加强隐私权的刑法立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障大数据时代公民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孙业礼，靳来．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J］．法制博览，2018(11):125－126．

［2］胡朝飞．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8(05):211－212．

［3］陈冉．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03):66－87．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8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隐私权；刑法保护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数据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获取信息的方式，大数据应用相关技术的完善，对传统观念的改变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数据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将不同类型数据进行归纳、分类、总结最终能够有效合成的数据集合，通过广泛数据收集，得到井喷状数据记录，具有信息量大、增长速度快和内容多样化的特点。但同时，随着大数据的普遍运用，对隐私权造成的泄露，给个人、社会，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对传统的安全防范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伴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的隐私权刑法保护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中的隐私保护。因此，在大数据技术下，刑法对公民隐私权如何有针对性的保护，对此进行适当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数据技术下隐私权刑法保护概述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在大数据技术下，数据收集、分析行为变得更加快捷。公民的个人信息资料越来越容易受到盗取、扩散，公民的隐私透明度呈上升趋势，甚至因为隐私泄露，导致扰乱正常生活甚至遭受不法行为的侵害。2010年7月，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隐私权首次被确立，在《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隐私权被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生命权、健康权等并列为一项民事权利。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从单位扩大到一般个人，相对于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来说，这一修改实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充分保护，但无论从行为方式以及隐私保护内容需求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由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旨在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其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以及信息（数据）交易边界给予了较为明确的界定。目前，我国现行《刑法》也没有准确界定个人信息涉及的数据保护范围，主要是以“不可随便控制公民的事物”为标准，以涉及关键隐私利益为保护对象，但并不会保护全部大数据信息，如：QQ、微博等社交渠道等相关信息。并且，所保护数据范围也存在不稳定变化，一旦泄露公民姓名、ID、身份证号等信息，就会导致严重后果。但现阶段中，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明确规定了网络社交平台具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明确规定了网络社交平台的隐私保护责任。［1］

二、大数据技术下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缺失

（一）信息缺乏全面、清晰的界定，财产权无明确规定

涉及公民的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中，现有《刑法》没有进行全面、清晰的界定。现行法律无法全面、清晰的规制公民个人信息动态风险因素，现有刑法罪名体系无法对公民信息侵犯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现行法律没有对公民在网络平台财产数据信息进行明确规定，公民财产权极容易受到威胁。关于网络隐私权立法，我国现有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刑法法律仍处于初级阶段，缺少对公民网络隐私权保护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缺乏针对公民网络隐私权制定的专门法律，导致现有刑法无法规制网络隐私权个人信息。

（二）隐私侵害风险多，具体操作细化规定缺乏

大数据技术下，在概念、特征等方面，商业秘密与大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现有《刑法》并不能对商业秘密罪进行有效打击，大数据归属权不一，严重阻碍了大数据技术在商业秘密刑法处理工作中的应用。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如果有人想要起诉又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但由于信息网络隐私泄露而发生危害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并且还指出如果在使用网络服务时，监管部门采取相关改正措施却无效的，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网络服务平台应承担严重的隐私信息泄露的后果。并且单位认定犯罪的，应对单位进行罚金处理，或者直接向主管人员和其他地方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认定标准不够细化，刑法中所涉及的网络隐私权的具体操作规定弹性较大，严重阻碍了刑法发挥作用。［2］

（三）确立网络隐私权力度不够大，保护范围受到限制

目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隐私泄露的严重性越来越重视，这对公民的网络隐私保护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大数据技术下，虽然相关法律中都有隐私权的出现，但其权威性不高，确立网络隐私权的力度不够，确定的隐私保护内容较为分散。另外，法律上的隐私权虽然对主体有保护作用，但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相关法律才起到保护作用，所确立的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范围还比较小，如果不在该范围中，根本就无法实施其保护机制，导致网络隐私权保护实施难度加大。

三、大数据技术下完善隐私权刑法保护措施

（一）扩展公民信息数据侵害规制范围，构建基于刑法的第三方认证机制

大数据技术下，应进一步扩展公民信息数据侵害规制范围，依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要求，健全隐私保护法律体系，不断拓展《刑法》对隐私保护范围。在立法完善的基础上，以与大数据信息服务密切相关的法律信息为核心，从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多个层次，将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法规制定作为主要工作，将大数据网络管理系统等媒介纳入监控渠道，加快各环节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相关部门应协同行业管理协会等组织，以传统信息服务规范为依据，就行业自律、监督等内容，对传统服务行业、销售行业监督管理。另外，刑法司法机构应以“保护制度标识化”为核心，在借鉴网络隐私认证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刑法的第三方认证机制，并以记号为证明，以识别“身份证明”的方式使网络服务商加入政府选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网络隐私保护合格认证，确保其符合隐私保护规范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财产权维护范围，以上游控制为重点，借鉴立法成熟国家对财产隐私权的保护经验，逐步细化隐私权保护条例。将隐私权侵害危害行为发生作为主要惩罚依据，摒除以危害结果认定处罚依据。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权财产数据单行法律。［3］

（二）加大力度推进隐私权刑法的确立，增强刑法保护宣传力度

加大力度推进隐私权在刑法中认定标准。当公民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后，为避免不法分子借用隐私信息对个人造成负面影响如诽谤、造谣，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和完善法律规范，避免进一步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当公民的隐私权被侵犯之后，想要恢复就为时已晚，甚至可能对受害人造成心理、生命威胁。现阶段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后，受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要增强刑法保护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避免不法分子用不良手段来侵犯他人隐私权。加大法律宣传途径，提升公民的保护意识和法律认知水平，以构建良好的隐私保护法律氛围，促进社会稳定。

（三）扩展商业秘密罪保护范围，完善社交平台保障义务规范体系

针对商业秘密数据之外的其他数据侵害，相关司法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商业层面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主体范围，结合大数据技术，在商业秘密体系中纳入企业内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数据，并通过数据管理细化设置，给予刑法保护。为保证公共利益，在特定环境中，可以采用限制、剥夺等手段，排除隐私权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通过权力机关对个体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间价值进行判定，确保个体隐私权利。相关企业应构建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保障义务规范体系，确保社交平台保障隐私权职责的有效履行。司法部门深入网络内部，针对现阶段隐私权侵权案件特点，通过法学理论知识为切入点，提升司法管控效力，寻找保护公民隐私权适用条例。并且还需合理利用传统和新媒介渠道，在立法完成后，进一步拓展隐私权法制教育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民隐私信息保护意识。面对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司法机关仅依靠制定社会法益保护条例对隐私权进行间接维护是不够的，需要以互联网行业自律为要点，进一步细化网络社交平台保障义务规范，立足现阶段隐私权立法的薄弱点，为隐私权维护提供依据，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闫立，吴何奇．重大疫情治理中人工智能的价值属性与隐私风险——兼谈隐私保护的刑法路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2-41．

［2］柯卫，刘武杰．网络隐私权及其刑法保护［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0，33（3）：15-22，2．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9

关键词：隐私权；侵权；权利保护

网络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搜索引擎技术的提升，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人肉搜索”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如“小月月事件”、“虐猫事件”、“华南虎照事件”以及“南京局长天价烟”事件、“死亡博客”案等。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自产生伊始为搜寻失散亲人、监督官员的职务廉洁性提供了便捷渠道，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目前却已成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代名词。笔者曾尝试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自己的姓名进行初级搜索，几秒钟内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就读学校和职务等个人信息便跃然“网”上。可见，若由成千上万的网民集体发起大规模的“人肉搜索”，在极短时间内就可让公民的个人信息无所遁形，有时更伴随过激评论与行为，令搜索对象遭受巨大社会压力，由此引发的有关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令人深思。

一、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布兰代斯和沃伦在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中首次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目前，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在许多国家已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

国内关于隐私权的概念，学者众说纷谈，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梁慧星认为，隐私权为现代人格权的一种。所谓隐私，又称个人秘密，指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包括私生活、日记、照相簿、生活习惯、储蓄、财产状况、通信秘密等。

王泽鉴认为，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人们对于暴露的焦虑以及私人空间的渴望而产生的人格权。

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二、“人肉搜索”对隐私权的侵犯

（一）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人肉搜索”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或者是侵权行为，只有在其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主观过错、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时，才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第一，行为人要有主观过错，故意实施了这种人肉搜索与泄露行为。第二，具有加害的行为，即在网站、报纸等媒体上对他人个人隐私信息实施了泄露行为。第三，损害事实，即对被泄露信息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侵害，包括有形事实与无形损害。第四，因果关系，即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与隐私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性。

（二）侵犯隐私权的内容

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基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而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正当的和必要的；而只有擅自公布他人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侵权行为。另一些学者如姚辉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隐私是一种不愿意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只要未经许可或违反主体意愿擅自刺探、公布主体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隐私侵权行为。公务员之家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除涉及公共利益外，不论是否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均应受到绝对保护，未经当事人允许不得擅自公布。此外，公众人物由于被知晓程度较高，其隐私权限制相对非公众人物较小，但他们的个人信息等隐私仍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保护。具体而言，公民隐私权受到“人肉搜索”侵犯的内容为：生活安宁权、私生活秘密权、空间隐私权。

三、我国隐私权立法现状

关于隐私权，我国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在民法通则中也未作明文规定，而是分散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中。并且，隐私权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而是纳入到名誉权中进行间接保护。

《民法通则》未直接规定隐私权为公民的人格权，仅规定了姓名权、名称权、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采取了变通方式，对名誉权作了扩张解释：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并追究民事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虽然其并没有将隐私权完全作为自然人独立的人格权确定下来，但将隐私和名誉区分开来，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人格权纠纷部分单独将隐私权作为独立案由，更表明我国对隐私权重要性的认识正逐步加深。

《宪法》则对隐私权作了原则性保护，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另外，刑法中对隐私权内容也作了相关规定。如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也是我国首次将出售公民隐私权等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四、完善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前文已述，我国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相对滞后，亟待健全的法律予以规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民法体系下给予隐私权专门保护非常必要，但同时应注重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平衡。针对“人肉搜索”网络化的特性，还应对互联网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加强监管力度。

（一）给予隐私权专门立法保护

对于“人肉搜索”等恶意侵犯他人隐私，妨碍他人个人信息支配权的行为，应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保护。在立法层面，一些学者认为应针对隐私权进行单独立法，如制定《隐私权法》。笔者认为，对隐私权单独立法并无必要。较可行的做法是将隐私权从名誉权等人格权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权。这既符合目前主流的学理观点，同时也和司法实践相一致。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还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拟定相关条例、决定或司法解释，填补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漏洞。此外，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二）健全隐私侵权的法律救济

由于隐私权属于私权利范畴，若一味通过国家公权力干预并不妥当。较实际的做法是对于网络运营商和侵权人的行为进行规制。

首先，网络运营商对网络上发表的言论负有跟踪审查的义务。若网民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出现了侵权行为的内容，网站有义务及时予以删除。如果权利人已经要求网站删除侵害人的言论，或网站明知人肉搜索已经侵害了他人的人格权，但网站仍然没有进行处理，放任侵权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就构成侵权责任。权利人可以向网络服务商主张停止侵害，若网络服务商怠于停止侵害造成受害人损失的扩大，受害人可以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其次，对于侵权行为人，权利主体可提起名誉侵权之诉，要求其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礼道歉、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若侵权行为人存在侮辱、诽谤等行为并触犯刑法，权利人可以依据刑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三）平衡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

2009年1月18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该法规一经公布，网民普遍认为这是对“人肉搜索”行为的限制，侵犯了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等多项权力，使这部地方性法规面临尴尬境地。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不乏其积极作用，合理运用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是寻找失散亲人的重要渠道。网络监管部门应对“人肉搜索”实施正面引导，让网民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不道德行为的谴责，而非一味防堵。因此，隐私权立法既要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又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便利行使。

“人肉搜索”究其本质只是一种技术方式，是科技进步造就的时代产物，其从侧面反映出的个人隐私保护的缺失则值得警醒。公众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道德自律与法律意识不足、网络运营商行业自律意识淡薄，是导致网络成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助推剂。只有加强各类网络参与者的法律、道德意识，才能为网络的良性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人肉搜索”或褒或贬姑且不论，但其对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的推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三）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刘德良．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问题思考．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第619页．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吴志鹏．谁动了徐州网民的“奶酪”？——从“囚徒困境”看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参考文献：

[1]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7(3).

[2]刘培合，田一宁．人肉搜索司法第一案之分析．当代法学．2009(5)．

公民隐私权范文篇10

关键词:马赛克理论;隐私权

一、美国马赛克理论简介

马赛克理论，通常是指若干非重大的信息或信息片段，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在美国，马赛克理论逐渐成为政府机关信息保密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也成为抗辩的重要理由，法院为了避免承担危害国家安全的责任，往往倾向于接受政府机关的抗辩。该理论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法院亦将该理论作为判案的重要根据。美国并没有完善的马赛克理论制度建设，而是存在于司法案例中。1972年美国政府诉马尔凯蒂案中，便首次运用了马赛克理论。马尔凯蒂与美国政府签有保密协议，但是退休后出书写到关于保密协议的事项，美国政府起诉马尔凯蒂。法院认为其披露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涉密信息的行为并不被法律允许。马尔凯蒂所透露的信息对于涉及领域毫无认知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通过个别信息，可以推理出一些保密的信息，即运用了马赛克理论。最著名的是美国琼斯案。美国琼斯被怀疑涉嫌贩卖，警方为了获取证据，在琼斯汽车上安装GPS设备，长达28天。随后在审判中，检方提供了使用GPS获取到的证据，正是这些证据，才使得琼斯与贩毒案联系起来。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认定对琼斯进行长期的GPS监控是否构成搜查时采用了马赛克理论，认为警方对琼斯进行为期28天的监视构成搜查，违反了琼斯的合理隐私期待，采用GPS设备对琼斯进行监控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因此撤销对琼斯的定罪。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琼斯案中GPS设备的长时间监控构成第四修正案的搜查，这意味着，大部分法官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马赛克理论。这是马赛克理论在刑事诉讼法的首次运用。

总结美国的马赛克理论，其实就是对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保护与证据收集之间矛盾的产物。马赛克理论是指证据收集的一种方式，即通过碎片化、非重大的信息结合起来，形成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收集在美国分为同意者和反对者。反对者认为采用马赛克理论所进行信息的收集，这一收集的时间过程没有明确的界限。关于何时是所要搜集的信息的开始，何时是结束，并且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人能够明确表明这种方式的监视能够准确的发现证据真正的联系。另外，在马赛克理论前提下，所搜集出的追溯性信息是违宪的。因为，所追诉的信息可能是有关公众的隐私权的，这样很有可能会违反第四修正案中保护公众隐私权的规定。

二、美国马赛克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

马赛克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案件侦查的规定方面，对于技术侦查的具体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使得侦查机关在有些情况下在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进行技术侦查的同时，也会获取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情况。根据马赛克理论，这些无关的情况经过一定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隐私情况，而这些隐私情况是犯罪嫌疑人并不愿意让别人知晓的情况，因此，对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的范围进行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细化技术侦查的适用标准和适用范围。细化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标准，可以进一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另外对技术侦查的范围的没有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只笼统了规定了“为了侦查犯罪”，这就会使得侵犯隐私权的情况极易发生，运用马赛克理论对隐私权的保护给我们的启示，在进行技术侦查的时候，法律对于哪些是与侦查犯罪相关的，哪些是与侦查犯罪无关的，应该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否则，相关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时候，就会获取一些与隐私权无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会揭示一个人的隐私情况，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借鉴马赛克理论对我国刑事活动方面的经验，我认为对于一些不合法的侦查手段获取的马赛克信息，明显不是合法途径的，即使经过分析得到一些有用的证据信息，也应当排除。

在获取证据的过程中，我国对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意识比较弱，没有较强的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意识，因此，对于搜集到的信息，如果没有经过授权，且经过分析，能够反映公民的某些个人隐私，那就应该予以排除。对于侵犯公民隐私权获取到的间接证据予以排除，由于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主要事实，需要与其他的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根据马赛克理论，为保护公民隐私权，对于没有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到公民隐私权的间接证据要予以排除。

［参考文献］

［1］SeeBriefforAppellantsat54，UnitedStatesv．Maynard，615F3d544(D．C．Cir．2010)(No．08－3030)，2009WL315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