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日十篇

时间:2023-03-14 18:26:30

公民道德日

公民道德日篇1

[关键词]公民 日常生活道德 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79-04

党的十要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笔者认为,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实生活呼唤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是从人的活动领域的视角透视社会结构的一对范畴。日常生活指向个人或私人领域,非日常生活指向社会或公共领域。有学者指出,日常活动领域以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为宗旨,它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体交往活动;伴随上述日常活动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活动。非日常活动领域则以社会总体或类的存在与再生产为宗旨,它主要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和人类知识领域,以及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

有学者指出,日常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哲学语境下的生活作为对“现实的人的生活”的科学抽象,既包含日常生活也包含非日常生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突出地强调日常生活领域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领域,深刻地批判了以往历史观把日常生活排除在理论视阈之外,将之“非历史化”的历史唯心主义症候,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人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中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保证生活的有序、稳定与和谐,就需要对各种关系进行规范和调节。道德就是进行这种规范和调节的重要方式。日常生活道德就是指对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进行规范和调节的道德。

人的日常生活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演化的。“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依据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把迄今为止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演化史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与原始文明相对应的原始日常生活、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传统日常生活、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日常生活。”与此相应,人的日常生活道德也是不断演进的。本文所讲的公民日常生活道德,指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日常生活道德。它从传统日常生活道德演化而来,又具有适应现代日常生活的特点。

我国有重视日常生活道德的优良传统。儒家历来强调修身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礼记·中庸》),“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修身就包括甚至主要是指以个人为主体的日常生活道德修养,或者说是以主体的H常生活道德修养为其基础性内容。而治国平天下则属于非日常生活的范畴。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关系的论述,表达了其对日常生活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见解。古代学者历来强调:“但日用应接思虑隐微之间,每每加察,其善端之发,慊于吾心而合于圣贤之言,则勉励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于吾心而戾于圣贤之训,则果决而速去之。大抵见善必为,闻恶必去,不使有顷刻悠悠意态”(朱熹:《朱子义集火全》卷四十九)。“人生日用之间,起居动息以至设施措置,不能不与物接,故不能无事。然所以为事之理固已具于性分之内也……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如此既久,则义理益精,自无过与不及之筹矣。”(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有学者指出,我国从《礼记》、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到后来的《弟子规》、《节韵幼仪》,还有大量的家训、家规、乡规、民约。都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育人的德性Ⅲ。

现代·我国注重日常生活道德的传统成为民间的潜流。在道德建设中存在着更注重非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甚至以非日常生活道德涵盖、取代日常生活道德的倾向。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三座大山的斗争中非日常生活道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使非日常生活领域急剧扩大,而日常生活领域则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切割与重建,被挤到后台,作为私人消费领域而退隐到背景世界中,也容易使人们重非日常生活道德而轻日常生活道德。三是现代以来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传统日常生活道德否定性的批判多,缺乏辩证的扬弃,而“”的浩劫,更是几乎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断流。各种因素错综交织,造成了当前日常生活道德建设薄弱的状况。

有学者这样形容我国当前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的状况:“官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理想道德及伦理停留在文件与官方宣传层面,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被‘贯彻’‘执行’……学者研究的各种精神、伦理、文化,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上停留在书斋里,只是学者们的独语,与日常生活无涉……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当下什么有用就用什么,缺少道德规范,没有理想追求,没有心灵敬畏,没有精神寄托。”这种论述虽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它至少说明我们对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有所忽视,甚至是缺失。而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的忽视乃至缺失,则会对社会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存在种种不文明现象。

例如,在言谈上,有人讲话不分场合、不问对象,占语粗鲁、大声喧哗,稍不如意即爆粗口,恶语相向;也有人在公众场合拿着移动电话大呼小叫,旁若无人。在举止上,有人在公众场合不讲仪容仪表,做出种种不雅举动;还有人过马路不管红绿灯不走人行横道,造成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在公交车上,有人争抢座位,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坐到座位上则有人或两臂架开、两腿劈开、尽情舒展,或两腿不时向两边打摆,或两腿不停地上下抖动,全然不顾邻座的感受;驾车出行,有人违章行车,形成种种安全隐患,甚至造成事故。在人际交往中,屡屡出现不孝不慈不友不恭的现象。有啃老者,有为家庭财产亲人反目者,六十多岁的长者与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可以为争抢座位互殴,大学同窗竟然向自己的室友投毒,更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用凶器砸向自己同胞的头颅。而消费领域中的种种铺张浪费现象,日常生活中的乱扔垃圾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污染。旅游中的不守秩序、乱刻乱画现象不仅在国内泛滥,还有人将“×××到此一游”刻到了埃及神庙的浮雕上,使国人蒙羞。节假日期间,国人大量出行,各种不文明现象集中暴露,尤其抢眼,常常引起媒体的曝光和批评。

凡此种种,从特定视角看,是人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出了问题,这与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的忽视乃至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社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应该有其准则和规范,每个公民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这些准则和规范,躬行笃行,慎言慎动,自省自励。

例如,在言谈方面,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应该怎样说话;在公众场合应该怎样打电话;在举止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应该有怎样的仪容仪表,如何举手投足;在当代条件下,人应该怎样走路、坐车、驾车;在待人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父母、长辈、爱人、孩子、朋友、邻居,如何对待领导、同事,如何对待同胞、外国人;在接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各种事物,如何买东西、如何用东西、如何扔垃圾、如何对待环境;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认真研究,提出准则和规范。总的原则是,个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要顾及他人,顾及环境,而不能仅以自己痛快、自己方便为准。

这些正属于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一些人视为琐碎的生活小节而忽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往往存在重大节而轻小节的倾向,但实际上,所谓小节与大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就公民道德而言,日常生活道德处于基础层次,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化。忽视日常生活道德建设,很容易将“五爱”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架空。很难想象,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只顾自己、只图个人痛快、方便的人,能在国家兴亡、民族大义等重大问题上表现出高风亮节。讲究小节,能增强大节。不讲小节,则会影响大节。小节不存,大节难保。

公民日常生活道德直接反映着公民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秩序、安定与和谐。现实生活呼唤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

当前社会种种不文明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道德教育实效的低下。

应该说,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幼儿到成人,我们一直运用大量的资源、以各种方式进行着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实效低下也是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过教育实效低下的原因。有学者从剖析德育体系自身人手,指出造成德育实效性不高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对道德教育功能认识片面;道德教育目标过于抽象,脱离生活实际;道德教育内容过于保守,缺乏时代性;道德教育方法过于单向,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道德教育评价流于形式,缺少有效性。

从本文的视角,我们要特别强调,道德教育脱离日常生活,用非日常生活道德涵盖甚至取代日常生活道德,是造成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重要原因。而重视和加强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将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或可成为有效扭转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一个切入点。

日常生活道德教育关切的是受教育个体最基本的需求,尊重与维护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个体以科学的价值观、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等,使其掌握自我协调以及协调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准则,能够对其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唤起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内驱力。这有利于发挥道德教育促进个体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个体,也对道德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包括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健康发展的社会形成有力的支撑。

日常生活道德教育的内容贴近个体日常生活的实际,贴近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而需要解决的各种具体问题,受教育者个体对教育内容易于理解和把握,也易于将知与行紧密结合,把日常生活道德教育中的相关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经过认识与实践的多次反复而形成良好的日常生活道德习惯。古人讲;“礼原非一端,有心礼:齐明致中;有身礼:非礼勿视听言动;有家礼,朔望、节令、祭期、忌辰。是三者,在躬行,不在考书,即考书亦非秘奥难得者也。”(《恕谷后集》卷十)这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日常生活道德易知并重躬行的特点。儒家在人的德性修养上倡导和实施从洒扫应对言行举止到进德修业的进路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加强日常生活道德教育,有利于扭转当前在道德教育内容上大而空、道德教育方式上知与行脱节的现象,使受教育者能够正确地调节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为实现更高的人生目标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们提倡重视和加强日常生活道德建设,主张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绝非贬低非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绝非不重视非日常生活道德的教育,而只是在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有所忽视甚至缺失的情况下,主张给日常生活道德建设以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日常生活道德与非日常生活道德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日常生活道德是非日常生活道德的基础,非日常生活道德是日常生活道德的升华。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中,只有将两方面的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才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有道德的公民。

公民日常生活道德建设需要做多层次多方面的努力,以下几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制定公民日常生活道德规范。这是个大工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当前中国公民日常生活的实际,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成果,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构建中国公民日常生活道德规范体系。有学者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仪无所不在,无事不在,无时不在,礼仪的形式、节度又因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和与之相关的人、事、物的关系而有不同的规定,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礼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都不是虚饰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的规矩、守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我们当然没必要照抄这些礼仪,但借鉴其精神,对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情况予以分析,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规范还是必要的。

公民日常生活道德涉及面广泛,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紧密相关。我们既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分,把握其边界,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

二是加强公民日常生活道德教育。这种教育由于其广泛性,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心理特征,采取多样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要动员家庭、学校及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经常性地向全体公民进行日常生活道德的正面宣传教育,并针对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评。

公民道德日篇2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乡党委、政府组织全乡干部职工专题召开“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会议,统一安排部署,要求各村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同时提拱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取得成效。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农村有线广播、标语、悬挂横幅、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公民道德宣传月”活动进行立体化宣传。印制宣传资料100余张,驻村干部入村分发到各村,努力形成宣传强势,吸引更多群众的广泛参与,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浓厚舆论氛围。

三、开展“四德”教育为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为推动“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工作,我乡要求全乡干部群众认真对照“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知识读本严格要求自己言行,做到文明行路、文明乘车,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共秩序、公共设施、环境卫生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文明水平,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革除陋习,强化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四、深入宣传道德模范

认真开展学习我县被评为“绵阳市第二届道德模范”的四位先进人物(杨晓波、张兴寿、张碧爱、张仕强)事迹活动。我乡通过干部职工大会、乡村广播会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四位同志孝老爱亲、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

五、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结合双节,组织以各单位职工、村干部为成员的志愿队伍开展以“五乱”治理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活动,对场镇、公路沿线进行了大清扫,并动员各村群众对自家房前屋后进行清扫;并在赶集天组织志愿者到街上对不文明行为者进行劝导,纠正群众乱扔垃圾、乱丢烟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转变生活方式,养成文明习惯,倡导文明新风。

公民道德日篇3

920是公民道德宣传日。经党中央同意,2003年9月1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

其中2011年9月20日是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设立“公民道德宣传日”的目的是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使公民道德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来源:文章屋网 )

公民道德日篇4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对于推进公民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公民道德的教育为了培养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在现实背景、目的、内容上是契合的。必须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双向互动。

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旨在通过“八荣八耻”的教育指导实践,树立起有利于人民与社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以此展开公民道德教育,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人的素质的高低也正决定了和谐社会的程度和水平。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公民道德教育对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发挥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给传统伦理观念带来了冲击,并带动现代伦理学的发展,规范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日益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在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与公民道德教育虽然不是互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但现代科技已构成了道德教育的强大社会背景,二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处于此消彼长之中。

一、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坚持改革相应的教育思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强烈自律意识的现代公民逐渐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出现。而随着人在经济、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公民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传统的关系逐渐被现代公民道德规范所代替。在和谐社会的社会建设的形势下,党中央先后做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地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1]现代公民道德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凝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相结合,为现在以及未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荣与辱一种情感的体验,是关于荣或辱的理性而又系统与稳定的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道德追求的民族,对荣辱问题历来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规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整体利益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由仁慈、忠孝、礼义、伦常等概念分别来界定,并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论语·学而》中接连两章从国家和社会成员两个角度对全民的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的说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而延伸出的“八荣八耻”道德观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的高度概括,也是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生动表述。[2]

“八荣八耻”涵盖了公民需遵守的普遍道德品质,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人际交往公德和人格修养道德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树立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荣辱观对遵守道德规范、体现道德准则的道德行为、道德活动加以肯定。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为构建和谐社会确定了共同遵守的价值尺度。荣辱观如果得到反复、持久的正向强化和保持,就在逐渐使人超越带有被动性的荣辱情感,产生以个体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尊严感进而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3]相应的,一个社会也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在我国传统教育模式里,道德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民的生活,公民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也必然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道德教育脱离生活成了外在的、单向的要求、灌输和约束,而不是公民自觉自愿的主动性行为。这样,道德教育完全丢弃人真正当作人去研究的方式,存留于道德教育中的只剩下抽象化了的人或人的抽象本质,具体的、现实的人,人的存在,人的活动,人的创造的丰富性、多样性、多重性则被消解或被遗漏。忽视了道德的社会化意义,不能及时反映伦理学的新成果,特别是不能适应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坚持改革相应的教育思想,改变过去原有的脱离生活实际外在的、单向的要求,灌输和约束公民道德教育形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公民道德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与社会主义道德观相适应的公民。而道德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使正确的道德观念传播。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契合性。为此,应将公民道德教育运用到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中。只有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把社会荣辱观落到实处,才能从行动上来践行荣辱观。

二、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需从手段上更新

从现实背景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素质的竞争日益彰显。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地多元化,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出现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有所滋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逐渐突出,价值观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损害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损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严重地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一超多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要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公民道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目的上看,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公民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和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这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的“八荣”,摒弃的“八耻”二者殊途同归,它们共同擎起以人为本的大旗。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应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公民道德的基本前提和发展目标,贯穿于整个公民道德教育过程。公民道德内容的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准则。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各国发展的目标,公民素质的提高都是其直接目的。

从内容来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荣辱观”找到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切入点。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阐述和扩展了“道德规范”,是新时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4] 公民道德教育要着眼于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调了为社会造福,为祖国无私奉献,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热爱与关心自然,将开发资源与保护环境相结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核心问题,这就要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入手,来指导公民道德教育活动。

从手段上来说,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都从手段上面需要更新。必须更新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手段,必须运用富有创意、丰富多样的教育与培养的方法,寓教于乐,增强各种教育形式的吸引力。同时,在加强传统的文化形式建设的同时,也特别的必须注重网络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活动。还要特别要强化城市的精神,开发各种信息资源,反映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造活动。使公民氛围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共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在任何社会和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都是一个严肃而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荣辱观表明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对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5]荣辱观,将道德信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时代性融为了一体。为达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双向互动,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反映时代要求,公民道德教育要不断创新。面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新情况下,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引导和帮助人们自我约束、提升境界、宽容谅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而发展。社会中的一切活动都无法绕开转型期的时代影响。道德教育与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凸现出来。道德范围是随社会生活而相应变动的。正确认识当代道德状况及趋势,更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反映时代特点、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以时代精神统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不断改进教育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此基础上,对公民道德教育的组织领导、教育内容、实施办法、效果评估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试验、论证。不断地完善丰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转变工作思路。

其二,重视制度建设,公民道德教育要增强可操作性。因此必须要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三全”的有效运作机制来确保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实现。不断探索创新新生适应教育的开展,明确其目标,使之更具应用性和操作性。形成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激励机制。在制定政策时,既要支持个人,团体合法致富,又要鼓励多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引导和规范社会的道德生活。以此鼓励更多人去完善自我道德。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围绕这一目标,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培育一代明是非、知荣辱的,面向未来的新人。

其三,重在实践,公民的道德教育要建立系统。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实践的过程。“换而言之,我们要呈现给学生的是‘如何实践’道德:如何在道德问题上下决心,他需要怎样的才能进行道德思考与行动”。[6]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的重要思想保证,通过教育和实践,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从每个人做起,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使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相协调,与公共利益相符合。道德教育必须彰显系统合力,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与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全社会开展广泛的公民道德教育。首先搞好家庭的启蒙教育。只有充分调动家长的力量,并给予科学的引导,才能使孩子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其次,开展学校系统的道德教育。对学校来说,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主阵地,学校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应集中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生知识丰富、充满朝气与活力,敢于创新、开拓与进取,富于批判精神,是伦理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要加强全社会的公民道德教育,社会应该以荣辱观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落实到干部和群众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需要全体公民将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要求逐步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合力还没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应共创良好环境,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为他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形成协调一致的正合力,从而有效地发挥各自特有的功能与作用。公民道德内涵丰富,既包括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也包括社会公德。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都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既要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又形成自觉的行动,促进公民道德的完善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其四,形成良好氛围,大力加强社会风气建设。社会风气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础性工作。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荣辱观是社会风气的内容,社会风气是荣辱观的实际表现。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宣传,以形成社会舆论氛围。通过舆论监督、调节等作用,达到引导和规范公民行为的目的,同时通过舆论的强大力量,打破落后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消极的道德观,宣传新的道德观,在全社会形成氛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离不开公民道德支撑。公民道德品性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与公民道德教育也是个长期的工程。公民应身体力行,实践“八荣八耻”的要求,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就要求充分发挥道德的特有功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工程。在全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也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建立系统开放的教育途径才能使公民养成良好习惯,从而推进社会风气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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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834900.html.

[2]张国臣.社会公德与构建和谐社会[N].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3]冯秀军.荣辱观教育中的情感机制[J].河北学刊,2006,(5).

[4]龚海泉.走进新世纪的高校道德教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公民道德日篇5

一、道德教育中民族特性突出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公民道德日篇6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公民道德日篇7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同时,因受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把日本的道德传统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指导思想。例如1989年公布的《教学大纲》提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把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畏敬之念体现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具体生活之中,为培养作为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化,致力于民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素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虽然把关于完善个性的发展等西方价值观放在首位,把“培养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理念”作为主线,但它强调个性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这一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保持了“和魂洋才”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

日本在学习外来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立足于保持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合理吸收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发展的外来文化,在道德教育上坚持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相结合。1983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要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引进和学习中国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它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形成了日本本土化了的儒家道德思想。它虽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母体,但它并非简单地复制中国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中国儒家伦理学说的变形物———日本化的儒学。例如,中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五种美德是“仁”“、义”“、礼”“、智”“、信”,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仁”,它被当做是最重要的美德。而日本化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最重要的五个美德则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它没有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仁”,而是用“忠诚”代替了“仁慈”的核心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对“忠诚”的理解和解释,“忠诚”不再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忠诚,而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领主的忠诚乃至献出生命,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和忠诚,对集团、国家的忠诚。

日本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同样立足于本国国情,采用兼蓄并收的方式加以合理运用。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受西方民主主义、自由发展、个性化教育等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个性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思想,鼓励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独创性,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经济社会的竞争。1989年颁布的《教学大纲》把“尊重人的精神”作为主线。即把确信人的尊严,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来加以重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尊重人权等基本观点,单凭法律规定是难以得到保障和实现的,只有在尊重人的精神的前提下落实到对日常生活的思想、态度之中,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变为行动时,才能得以实现。此外,1977年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指出,特别活动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理想的集体活动,谋求身心协调发展,在发展个性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通过协作,培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自主的实践的态度。”这正体现了日本的个性教育与西方的个性教育的区别,日本个性教育所倡导的个人发展、个人价值,是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个人价值的实现要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日本的个性教育不同于西方个性教育所提倡的个人中心主义、个人奋斗为目的的个性教育。日本的个性教育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教育模式。

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分析

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已发展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国际都会、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花园城市”。在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公民道德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不同种族带来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组成了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其政府及其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为了彻底消除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抵制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意识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新加坡人”。何谓“新加坡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生、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1990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引导全体国民不分种族、宗教,为共同的新加坡民族、新加坡国家而奋斗。新加坡政府要求学校每天清晨举行升旗仪式时,学生必须背诵如下誓言“: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它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新加坡政府结合本国的国情和现状,对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改造,李光耀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他的治国纲领。“忠”位于“八德”之首,强调爱国、忠于国家,就是培养国民对新加坡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和热爱新加坡的浓厚感情。新加坡化了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而是以儒家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基础,结合新加坡这个新兴工业化城市国家的现代社会的现实加以改造和发扬光大。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价值观。新加坡以这五项共同的价值观为基本精神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学校的不同阶段道德教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别性,如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道德教育主题活动主要涵盖品格培养、家庭联结、对学校的归属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感等五大主题。在中学阶段则是主要围绕着品格培养、家庭关系、团体精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日等五个专题开展教育活动。在大学阶段则主要通过开设一些儒家伦理课程,把共同价值观教育与国民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成效显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比较分析及启示

通过对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

1.不同之处

日本战前目标是“和魂洋才”,战后目标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新加坡的目标是“新加坡人”,且各自的内涵相去甚远。笔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不论战前还是战后的道德教育都强调形成“大和魂”,这和日本历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神国优越论密切相关;而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则在很 大程度上源自新加坡移民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二,国家目标和道德教育的目标不同。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日本战前把“和魂洋才”作为其培养目标,早期是为完成国富民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物;后来则变为满足国家侵略扩张的需要,而战后的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的培养目标,则体现了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国家意图;新加坡的“新加坡人”目标,则是为了实现一个新建立国家的独立与发展。

2.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其一,都创造性地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尤其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经过改造后的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两国的道德思想都强调忠于国家,为国家服务,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三,两国的道德教育成效显着,都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重视传统儒家伦理,汲取传统道德资源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我们要正确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构建具有现代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及内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

(2)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

道德教育具有阶级性,对我国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我国在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推动改进创新,不断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公民道德日篇8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 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 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参考文献

公民道德日篇9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精神为宗旨,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指导,以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为内容,以道德讲堂为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好人,道德经典诵读,文明礼仪学习宣传等活动,加强和改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提高财政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建设和谐、幸福、文明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具体安排:

1.深入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工作要求,在财政系统内深入开展寻找“身边好人”活动,将身边好人事迹收集整理,及时向上级文明委进行推报,推报类型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见义勇为五类。同时积极动员组织我局干部职工和群众为身边好人进行网上投票,完成上级文明委下达投票任务。

2.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人物和模范事迹

积极开展道德模范人物事迹学习宣传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一是发放2012年以来道德模范和好人的好人事迹宣传册,发放到每位干部职工手中;二是利用我们的节日活动向群众广泛宣传道德模范事迹;三是通过每月一期“道德讲堂”活动,邀请道德模范人物走进“道德讲堂”,宣讲道德事迹。

3.设立道德讲堂,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我局设立“道德讲堂”,拥有浓厚的“道德讲堂”氛围,统一LOGO背影标识,设置90人座位和独立讲台,每月开展不少于一堂,并建立一堂一档,严格按照“六个流程”标准开展,重点培养优秀主持人和宣讲员;积极参与全县道德讲堂总堂活动,更多的学习宣传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事迹。

4.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教育活动

围绕交通秩序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和教育活动。每月组织多名志愿者在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公交站台等交通要道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引导居民文明出行、文明驾车、文明乘车,为广大群众创造一个便捷、安全的出行之路。

5.开展“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

按照县里统一组织安排,积极组织志愿者深入开展“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利用设置宣传标语、摆放宣传栏、咨询台及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深入广泛宣传道德知识,重点宣传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四德”内容,形成浓厚的道德氛围。

三、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全局上下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将该项工作作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任务实行常态化来抓,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抓实。

公民道德日篇10

今年三月是第十六个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为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推动我乡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体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现对我乡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县委重大决策部署,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助力富民强县发展思路,广泛开展以“加强社会公德,塑造诚信人生,构建和谐社会,争做文明公民”为主题的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活动形式

各村要结合实际,以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为目标,开展各类系列创建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为主题,以普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重点,大力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活动;以节庆日、纪念日为节点,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以各种新闻媒体为平台,积极营造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引导和激励全乡人民参与与自身工作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道德实践活动。

三、活动内容

1.开展系列公民道德建设表彰活动。一是开展第五届蓬溪县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在全村、社区深入挖掘推选道德模范候选人,组织专家、媒体、群众等成立评选组委会评选出“仁义诚敬孝”先进典型;二是组织参加中省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争取实现全国道德模范零的突破;三是组织参加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行的“第三届遂宁市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四是各相关部门要以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月为契机,开展“新乡贤”“好爸爸,好妈妈”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五是举行蓬溪县首届 “‘芝溪玉液杯’美丽蓬溪---最美人物”系列表彰颁奖典礼活动;六是加强“蓬溪好人榜”建设。加大张贴范围、增强宣传效果、提升干部群众的道德素养。

2.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和星级文明户、文明集市等文明细胞创建活动,培树文明风尚。县教体局要组织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县妇联要组织开展“领导干部廉洁家庭”创建活动;县总工会要组织开展“文明职工”创建活动;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文明行业”创建活动,培树一批文明餐桌示范店、文明街区、文明旅游景点,不断提升市民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为市民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3.在全乡中小学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在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月活动中,各村(社区)要把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和社会氛围作为重要工作内容,要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系列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广泛参加道德实践活动,开展做一名文明小市民,争当一名义务宣传员,开展一次征文比赛,参加一次义务劳动活动,深入宣传小公民的道德行为标准。

4.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各村、社区要利用节日、纪念日节点,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主题活动。各村(社区)要结合自身职责组织开展好街头宣传、法律咨询、义务修理、义务献血、义务诊疗、义务家教等活动,全乡各志愿服务组织要持续深入开展帮孤助残、爱老敬老等社会公益活动。

四、活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