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范文10篇

公民文化范文篇1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是成熟的政治文化。美国公民文化比较成熟，其形成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的产物。我国的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的精位与缺失。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有必要比较自己呼国等公民文化较成熟国家的差距，从而汲取有益卞中国特色公民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社会化又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质及公民文化成熟国家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质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和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张力。”公民文化特质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权利本位文化。权利本位文化有两层含义:其一，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享有当家作主地位的绝对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

第二、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型文化。公民文化在国家体制内部具体体现为:公民对于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示认同和理解；对于国家政治事务能够自觉、理性、制度化地参与；对于政府的工作给予信任、宽容和理解。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民主维持要求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使命感，同时还依附于法律与权威。不难看出，公民文化是对高效民主政府工作的最好支持。

第三、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依据阿尔蒙德理论，每个国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村民、臣民和参与者文化程度不同的混合，其结果是一整套均衡的政治取向。即存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不至于损害、摧毁政府的权威；存在着政治参与和情感信仰，但却温和节制；存在政治纷争，但受到制约。可见，公民文化是高效政府最好的监督。

第四、公民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即使在成功的民主制国家中，公民身上也是既保留了传统的、消极的臣民角色，又有现代的、积极的政治参与者身份。

由此可见.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它既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它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这些平衡实质上就是共识和分歧、权利与责任、情感倾向和情感中立之间的一种理性平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结构得以稳固和正常运作的前提，而公民文化恰恰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木原则和精神，因此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必须以公民文化的社会化为条件。美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公民文化创造了一种较适宜于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该环境是在英美国家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与英国相比，美国公民文化似乎更为成熟。下面我们来分析美国公民文化成因及其特点，为我国公民文化培育提供一些参考。

(一)美国公民文化的形成

首先，美国公毛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人民按照乡镇自主的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利，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都在公众场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充分反映出其突出的特点:本质的民主。众所周知，美国主要居民是英国居民，加之英国殖民对北美的长期统治。于是，在特殊背景下，这一传统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托克维尔把乡镇巨；治的传统看成是美国人民主权和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其次，美国公民文化表现出来的极端严肃性，来白宗教信仰。新教伦理不仅从白身的理论内涵，而且从新教徒的实践中保证了民主。清教徒深受洛克政治哲学中个人主义的影响，认定个人高于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与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韦伯曾说过，“在构成近代资本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要素之中，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教的教义指导了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成为其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而求助于宗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宗教是对自由的保障。

最后，教育、习惯等在培养公民文化方面也起到了作用。托克维尔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大帮助的。”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是以政治为目的，而且在启迪智力和匡正人心的教育之间没有分离，这养成了美国人一种天然对政治关注的习惯，他们差不多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到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认为“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

由此可见，在美国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精神层面上主要依靠的是宗教信仰，而在现实层面则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的实践和教育。正是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美国的公民文化，这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1、美国人对政治关注的积极性。美国人参与者取向更发达，更多受政治的影响，他们讨论、参与政治，有活跃于社会的责任感，有影响政府的能力感。这基于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熏陶，更源于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珍视，宗教教义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超出一般的理解，他们认为政治是为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及权利才存在的。因而他们密切关注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否始终如一的维护民主制度，从而防止其走向专制。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积极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美国人容易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感到不安，这从其政府的法律结构和政治程序经常承受的压力可以反应出来。

2、非常重视对年轻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民主社会参与性的公民，侧重于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平衡上，认为这是公民文化的立足点。在课堂上倡导自由，尊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政治思想教育中，经常动员学生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同时学生会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各种社团也会自行组织各种活动。甚至在选举投票中，专门对学生进行动员和引导，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呼吁他们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3、美国社会公益性组织和社团组织较多，公民多是自愿团体成员。这些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公民们参与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的能力，对政府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面对政治问题时，美国人似乎是天然的团体组织者，这是民主的一块坚强的基石”。这说明美国文化正是以一种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了民主。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具有一只独立的眼睛，监督着国家，使之不沦为专制”。

由此可见，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在于，宗教和教育将民主的精神深人公民的骨髓。公民经常性与间歇性的参政，始终保持了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公民潜在和实际影响的平衡、社会共识和分歧的平衡。上述特点与民主政治制度系统相互协调，成为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软机制，最终使民主政治体系趋于稳定

三、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发展中国家历史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公民文化提供的政治土壤的充分发育，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难免遭受挫折。鉴于以上情形，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政治文化土壤目前的状况，从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中汲取有益于我们的精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我国公民文化成因及现状

中国历史上，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比较强健，民众一向是重权力而轻权利，权利意识相当的薄弱。因此形成了一种缺乏参与的公民文化，并抑制了社会公共领域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公民主体意识屏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瘾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市民社会，客观上培育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较之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民众的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仍显滞后。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教授曾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第一、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较强；第二、公民的政治认同低；第三、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差；第四、政治感情淡薄，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公民行为具体表现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以情绪化方式参与政治；以极端的敌视态度对待竞争者；不懂得政治宽容和妥协等等。

总之，现阶段我国公民文化是一种传统政治臣民文化与现代参与型文化的混合体。在目前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主的移植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合民主形成、发展的土壤—相应的公民文化。因此，我们既要发扬传统臣民文化的积极作用，又要汲取现代参与型文化的精华，培育适合我国的公民文化。

(二)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建设公民文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有利于造就公民的主体性；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同时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法治也拓展了公民的活动空间。但要注意，我国的农业传统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这势必会影响公民主体性的成长；而在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过激的利己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对二者我们都要保持警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2、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构建公民文化的社会基础。美国社会的有序运行就源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深悟民主观念的公民以理性的方式决定是否参与政治事务；各种社团根据变化的情势坚守国家的民主根基，对政府进行监督。公民社会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我们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培育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一方面赋予公民充分的权利，以权利制约和平衡权力；另一方面公民又要有权利意识做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要遵守共同体的规则，审慎行使权利，不断提高参与社会事务水平。这也是政府行为可能受到有效制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其次，培育健全的社团组织，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社团组织作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性力量，为摆脱国家权力干预创造了条件，同时可以理性而有序的集中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防止社会混乱。最后，深化培育民主价值文化。民主的观念是先决条件，在民主观念的指引下才会有理性化的行为。只有民主观念的培育已深人到公民的精神，才可以使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建立在人民监督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有序展开，从而制约由于握有权力而容易产生的腐败现象。

公民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文化会民文化公民社会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社会化又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质及公民文化成熟国家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质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和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张力。”公民文化特质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权利本位文化。权利本位文化有两层含义:其一，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享有当家作主地位的绝对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

第二、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型文化。公民文化在国家体制内部具体体现为:公民对于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示认同和理解;对于国家政治事务能够自觉、理性、制度化地参与;对于政府的工作给予信任、宽容和理解。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民主维持要求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使命感，同时还依附于法律与权威。不难看出，公民文化是对高效民主政府工作的最好支持。

第三、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依据阿尔蒙德理论，每个国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村民、臣民和参与者文化程度不同的混合，其结果是一整套均衡的政治取向。即存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不至于损害、摧毁政府的权威;存在着政治参与和情感信仰，但却温和节制;存在政治纷争，但受到制约。可见，公民文化是高效政府最好的监督。

第四、公民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即使在成功的民主制国家中，公民身上也是既保留了传统的、消极的臣民角色，又有现代的、积极的政治参与者身份。

由此可见.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它既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它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这些平衡实质上就是共识和分歧、权利与责任、情感倾向和情感中立之间的一种理性平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结构得以稳固和正常运作的前提，而公民文化恰恰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木原则和精神，因此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必须以公民文化的社会化为条件。美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公民文化创造了一种较适宜于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该环境是在英美国家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与英国相比，美国公民文化似乎更为成熟。下面我们来分析美国公民文化成因及其特点，为我国公民文化培育提供一些参考。

(一)美国公民文化的形成

首先，美国公毛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人民按照乡镇自主的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利，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都在公众场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充分反映出其突出的特点:本质的民主。众所周知，美国主要居民是英国居民，加之英国殖民对北美的长期统治。于是，在特殊背景下，这一传统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托克维尔把乡镇巨;治的传统看成是美国人民主权和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其次，美国公民文化表现出来的极端严肃性，来白宗教信仰。新教伦理不仅从白身的理论内涵，而且从新教徒的实践中保证了民主。清教徒深受洛克政治哲学中个人主义的影响，认定个人高于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与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韦伯曾说过，“在构成近代资本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要素之中，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教的教义指导了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成为其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而求助于宗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宗教是对自由的保障。

最后，教育、习惯等在培养公民文化方面也起到了作用。托克维尔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大帮助的。”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是以政治为目的，而且在启迪智力和匡正人心的教育之间没有分离，这养成了美国人一种天然对政治关注的习惯，他们差不多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到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认为“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

由此可见，在美国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精神层面上主要依靠的是宗教信仰，而在现实层面则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的实践和教育。正是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美国的公民文化，这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公民文化的特点

1、美国人对政治关注的积极性。美国人参与者取向更发达，更多受政治的影响，他们讨论、参与政治，有活跃于社会的责任感，有影响政府的能力感。这基于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熏陶，更源于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珍视，宗教教义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超出一般的理解，他们认为政治是为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及权利才存在的。因而他们密切关注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否始终如一的维护民主制度，从而防止其走向专制。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积极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美国人容易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感到不安，这从其政府的法律结构和政治程序经常承受的压力可以反应出来。

2、非常重视对年轻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民主社会参与性的公民，侧重于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平衡上，认为这是公民文化的立足点。在课堂上倡导自由，尊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政治思想教育中，经常动员学生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同时学生会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各种社团也会自行组织各种活动。甚至在选举投票中，专门对学生进行动员和引导，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呼吁他们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3、美国社会公益性组织和社团组织较多，公民多是自愿团体成员。这些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公民们参与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的能力，对政府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面对政治问题时，美国人似乎是天然的团体组织者，这是民主的一块坚强的基石”。这说明美国文化正是以一种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了民主。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具有一只独立的眼睛，监督着国家，使之不沦为专制”。

由此可见，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在于，宗教和教育将民主的精神深人公民的骨髓。公民经常性与间歇性的参政，始终保持了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公民潜在和实际影响的平衡、社会共识和分歧的平衡。上述特点与民主政治制度系统相互协调，成为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软机制，最终使民主政治体系趋于稳定。

三、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发展中国家历史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公民文化提供的政治土壤的充分发育，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难免遭受挫折。鉴于以上情形，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政治文化土壤目前的状况，从美国成熟的公民文化中汲取有益于我们的精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我国公民文化成因及现状

中国历史上，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比较强健，民众一向是重权力而轻权利，权利意识相当的薄弱。因此形成了一种缺乏参与的公民文化，并抑制了社会公共领域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公民主体意识屏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瘾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市民社会，客观上培育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较之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民众的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仍显滞后。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教授曾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第一、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较强;第二、公民的政治认同低;第三、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差;第四、政治感情淡薄，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公民行为具体表现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以情绪化方式参与政治;以极端的敌视态度对待竞争者;不懂得政治宽容和妥协等等。

总之，现阶段我国公民文化是一种传统政治臣民文化与现代参与型文化的混合体。在目前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主的移植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合民主形成、发展的土壤—相应的公民文化。因此，我们既要发扬传统臣民文化的积极作用，又要汲取现代参与型文化的精华，培育适合我国的公民文化。

(二)我国公民文化的培养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建设公民文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有利于造就公民的主体性;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同时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法治也拓展了公民的活动空间。但要注意，我国的农业传统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这势必会影响公民主体性的成长;而在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过激的利己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对二者我们都要保持警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2、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构建公民文化的社会基础。美国社会的有序运行就源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深悟民主观念的公民以理性的方式决定是否参与政治事务;各种社团根据变化的情势坚守国家的民主根基，对政府进行监督。公民社会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我们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培育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一方面赋予公民充分的权利，以权利制约和平衡权力;另一方面公民又要有权利意识做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要遵守共同体的规则，审慎行使权利，不断提高参与社会事务水平。这也是政府行为可能受到有效制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其次，培育健全的社团组织，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社团组织作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性力量，为摆脱国家权力干预创造了条件，同时可以理性而有序的集中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防止社会混乱。最后，深化培育民主价值文化。民主的观念是先决条件，在民主观念的指引下才会有理性化的行为。只有民主观念的培育已深人到公民的精神，才可以使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建立在人民监督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有序展开，从而制约由于握有权力而容易产生的腐败现象。

公民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俄罗斯；公民文化；政治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破解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创建和运行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公民文化的构建。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刚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判断因素;而公民文化的变迁是内在的、本质的、柔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相对隐性的判断因素，但却是决定政治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为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提供推动力;而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样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对民主成果的巩固将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为例。首先，摧毁一个政治制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变迁，即公民对于现有政治制度认知的转变开始的。苏联时期，由于国家秩序一直是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有序状态，集权、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苏联体制的修饰语，这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国内一切危机都是苏联制度造成的，尽快打碎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认为只要在俄罗斯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认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其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行，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运行环境。由于俄罗斯人只是把民主当做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灵丹妙药，一旦这种渴望落空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就会心灰意冷，其政治发展就会出现向权威主义回归的迹象。例如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热情急转直下。1994年，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对俄罗斯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被调查者希望议会能够更加规范化，但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人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强势领导、总统权威、个人权威的支持，议会中的反对党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目前的俄罗斯还不可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说，“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与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时代产儿。

可见，从旧制度的瓦解到民主制度的创建与完善的发展程度是与俄罗斯公民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在公民文化构建过程中，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时，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甚至会占据公民思想的主流。因此，要巩固政治发展的成果，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从而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二、公民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专制主义色彩浓厚，与之相对应的是“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对于培养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树立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培养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构成了巨大挑战。考虑到俄罗斯精英政治的特点，构建符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兼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历经几百年的专制统治，在民众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和被动接受专制政治的思维习惯，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家长制特征，臣民们对“父亲”的崇拜与依赖溢于言表。此外，受东正教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弥赛亚精神、强大帝国心理在俄民众中盛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主义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表现出典型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人的行为中表现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天生与公民生活相抵触，社团生活也不成熟。俄罗斯民意基金会于2001年6月对1.5万名俄罗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公民不愿意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一90%的俄罗斯人不愿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俄罗斯人参与公共组织的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公民意识较缺乏。用科尔顿的话来说，“历史使俄罗斯人先天地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义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响它”。这导致诚信、守法、宽容等公民社会的积极品质难以成为俄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基质。

因此，俄罗斯要实现政治发展，首先应解决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要完成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务。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运行，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这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公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促进国家的政治向前发展。因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民文化来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培植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政治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三、俄罗斯的政治精英集团与公民文化的建构

去除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些外部力量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精英的互动和领袖的推动通常会成为推进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主政治是一场由国家和公民社会中的少数精英参与其中的博弈”。例茹，在民主改革的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民主思想的启蒙，一般都要由一个国家中思想最先进的群体—新政治精英来完成，并由他们来主导民主化开启的进程。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决定阶段，各种势力，包括新政治精英与旧政治精英之间围绕着政治游戏、民主规则的设计与制订，通过互动、博弈、妥协最终决定政治发展的方向。其中精英们根据利益取向，一般会被划分为执政派与反对派，保守派与改革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当民主化进程进人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时，针对重新构建的民主制度等各方势力已基本形成认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则多数以妥协为主了。在这一阶段，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重担就落到了广大的公民身上，因此一个健康的公民文化能否形成，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起着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证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从开端到目前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政治精英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对俄罗斯而言，当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府政策选择不再为以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转型提供资源的时候，社会精英及其行为便成了政治转型成败的关键”。从1985-1991年的准备阶段或者叫民主启蒙阶段，到1991-1993年的决定阶段，即民主政治制度的构建阶段，再到1993年至今的权威主义转向阶段，无论是民主理论与改革思想的准备，还是具体过程的操作都是在苏联的旧政治精英和独立后俄罗斯新政治精英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主要是由俄罗斯政治精英推进的。然而，在精英主导下，如何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将决定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目前，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在整个政治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承受的弱势地位，因此，公民社会要取得发展就不得不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偏好选择。如果政治精英对于建设民主国家的意识不强烈、意志不坚决，那么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发展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国家的支持，甚至会遭到挤压而逐渐萎缩。叶利钦执政时期，政治精英关注更多的是任期、政府和立法机构等事关自身权力的问题，对构建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培育公共性活动组织，乃至于政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给予关注。普京执政后，认识到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对于民主，而且对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普京对于发展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似乎证明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现代民主政治是广大民众的实践，而不可能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一相情愿。因为从一个社会结构变迁到另一个社会结构，必须要经过人的主观活动才能形成习惯，进而是自觉，并最终形成文化。而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正是发展中国家巩固民主成果，实现其政治发展的关键一环。

公民文化范文篇4

1、社会对其有较高期望值的一些人群的职业道德素质普遍下降。人们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道德期望值。通常认为，社会的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金融工作者等应该表现出较高道德层次，但是当前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人群频频出现职业道德沦丧的现象。最近有网民评选出“中国十大荒唐禁令”，诸如“严禁官员用公款打麻将”、“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等都郑重其事地出现在一些行业守则或要求之内。这些禁令初看“荒唐”，但若回到现实中，又会发现它们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频频发生，社会生存的基础不断面临威胁。

2、有相当部分人群丧失了对职业道德的敬畏感。道德的约束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内在的良心信念，还有一个是来自外在的舆论。现在内心自律已经是很成问题，而他律不足也非常严重。很多人心目中早就假定周围人群和他一样，知道不会有人谴责他，所以肆无忌惮，敢于和别人商量着一起做坏事，敢于教唆别人做坏事，敢于展现自己做坏事。问题是真的没有人以其为耻，会站出来对他们假以辞色，甚至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同流合污。这是职业道德严重失范的新特点。

3、不是职业道德的文本准则而是潜规则在起支配作用。社会学研究发现，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没有条例规定新兵要给班长倒洗脚水，但各国新兵偏偏都在这样做。如果当了新兵不给班长倒洗脚水，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但在这个班组却是无法生存的。这个研究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职业道德的潜规则而不仅仅是关注文本准则。实际上很多组织内部都有独特的基层文化或者潜在规则，对一些不良行为起着“激励”或“赞许”作用。

这几个新特点告诉我们：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绝不止是个人素质的问题，组织的价值观、商业伦理底线、内部文化、工作规则等等决定了其员工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与低。我认为这是今后进行职业道德建设时要重点关注和把握的。

二、“企业公民”运动——世界范围的新兴潮流

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企业公民”运动这样一个新生事物。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对什么是企业公民曾经有过精辟的阐述：所谓“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与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息息相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企业应当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是外界或社会强加的，而是企业作为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

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与中国今天同样的道德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最初将问题归咎于人的素质，强调要对员工进行不断的职业道德教育，逐渐地人们认识到企业在其中的责任。企业是庞大的机器，以服从为天职的个人特别是中下层员工在其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于是人们开始对企业报以期望，期望企业不仅仅是解决就业、赚取利润和缴纳税收，更希望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例如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同经营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维护市场秩序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有道德地做生意。“企业公民”这个反映这种期望的运动也便应运而生。

近年来，“企业公民”理论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国际优秀企业所接受并付诸实践，它们认识到成功的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做好自己的商业品牌；另一个就是树立好企业的社会公民品牌。传统的成本、质量、服务已经成为最基本最平常的标准，而道德标准正在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为了适应这种新的管理趋势，这些企业开始从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对自己的监督、检验和认可，推动员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和展现企业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正面形象。

目前在财富500强企业中，95%的企业都建立了企业公民行为理念和规范，也有叫管理哲学的。这类企业通常被世人视为是有责任心和道德感、稳健发展、值得信赖、值得长远期待的企业。它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取得成功，与长期进行企业公民运动方面的建设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的一些优秀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企业公民运动的重要性，意识到社会责任理念与事业成功的不可分割。

三、在实践中培育企业公民文化，提高员工职业道德水准。

1、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构建“企业公民”价值观的养分，向员工阐述企业的价值标准。企业公民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构建“企业公民价值观”。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经说过，海尔20年立于不败之地缘于对三个关系的把握，这三个关系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价值观，如果把企业当成一个人，它就是人的灵魂，如果把企业比做一艘船，它就是罗盘。企业短期的繁荣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获得，但是保持企业持续增长的价值公理的力量却只能从人类几千年历史中追寻。在西方，传统宗教就已经开始教育和要求教徒在经商的时候关注公共道德和社会福利。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哲学和历代商界发展典范中也有类似的思想。但是很遗憾的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导致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

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中并不都是精华。但一些基本价值观，诸如人本、和谐、诚信、互利、修已安人、止于至善，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对当今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能为当代中国企业职业道德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一个企业如果能构建起类似的价值观，将对员工的职业行为发出很强烈的取向信号，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

2、培育健康的“企业公民”基层文化，向员工阐明什么样的行为受到企业欣赏。正如前面所述，职业道德规则的变形往往来自于基层文化的解构，同时操作中也不可能依靠寥寥几条规则来制约所有职业行为。人的观念、理念、思想认识是决定性的因素，必须培养出健康的“企业公民”基层文化，并使得从业人员认可这种文化，才能切实地指导员工行动。比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克己成人，成人达己”就是一种很值得提倡的基层文化。它体现了“利他”的思想观念，要求员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最大化；不但要考虑对方的近期利益而且要考虑对方的长远利益；不但要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社会的利益，最终取得“双赢”和“多赢”，

公民文化范文篇5

从近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来看,一个国家要推进宪法政治〔1〕,就必须考虑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是其公民文化是否足以支撑宪政的要求;二是其宪政制度是否足以满足宪政的要求。而且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问题。然而在我国,学者们却往往主要从制度方面出发,而较少深入讨论公民文化对宪法政治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借助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

简单地说,政治文化亦即政治领域的文化。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0〔2〕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公民文化6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做了如下阐述: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0〔3〕换言之,政治文化即是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有别于广义的文化定义,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显然主要局限于精神层面。当然,与其他概念一样,对于政治文化亦有不同的界说方式。在此,我们借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定义,以说明政治生活中的主观意识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说法,在对政治文化做进一步阐释之前,有必要将政治系统进行分解,将其分为作为一般对象的系统、输入对象、输出对象以及对象自身四个部分。针对这四个部分,可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1他对他的国家和他的政治系统,一般地说,它的历史、规模、地域、权力、-宪法上的.特征等都有哪些知识?他对这些系统的特征的感觉是什么?他对这些特征的、多少经过考虑的意见和判断是什么?21他对结构和角色,各类政治精英和进入向上的政策流的政策建议,都有哪些知识,他的关于这些结构、领导人和政策建议的感觉和意见是什么?31他对进入这些过程的向下的政策实施流、结构、个人和决定都有那些知识?他对它们的感觉和意见是什么?41他怎样觉察自己成为他的政治系统的成员,他对他的权利、权力、责任和进入影响的策略,有哪些知识?他怎样觉察他的能力?他在表达政治判断或得出意见时是否认识到并运用了哪些参与或行动的规范?0〔4〕如果人们对上述问题大多有清晰的认识,不妨将其评价为1,反之则评价为0。这样,政治文化即可划分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与参与者政治文化三种类型〔5〕:虽然这三种政治文化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优劣。只有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相互协调时,政治文化才能对政治结构起到支撑作用,以维持其稳定;反之,则不利于其稳定。而在分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协调性时,阿尔蒙德和维巴则以认知取向、感情取向以及评价取向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某一社会中的人们在某一取向上的感觉或评价大多是积极的,则记为+,反之记为-,若态度多为中立的,则记为0。依照这一方法,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可如下所示〔6〕: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可能与政治结构不相协调,进而导致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毫无疑问,忠诚最能够维持稳定,而离异则会妨碍稳定。因此,探索能够稳定支撑政治结构的政治文化,即成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主要目标。那么,标的物何在?依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言,上文所述三种政治文化只是纯粹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出现三种系统性混合型政治文化,即村民)臣民文化,臣民)参与者文化与村民)参与者文化〔7〕。自然,也可能出现三种文化相互混合的情况。而真正能够支撑民主政治之稳定性的政治文化形式,恰恰是这种混合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将其称之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特征在于:其一,它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其二,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的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的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8〕。据此,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证明公民文化是稳定民主的文化基础。由于公民文化是三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了一种所谓平衡的差异0,而这种差异性恰好符合民主制下各种矛盾纷呈的状况。公民意味着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因而公民文化的主体必然是参与者文化。而在政治过程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也在消解政治强度、缓解政治压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此而言,公民文化对于维护民主制的稳定性确有其独特功能。因此,阿尔蒙德和维巴得出结论认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0〔9〕而公民文化看来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与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协调的形式。0〔10〕实际上,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系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既可表现为积极推动某一政治系统的进化或维持既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也可表现为变革政治系统。文化是变革的先声。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正确性。因此,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与中国的宪法政治之间存有何种关系,的确是一个颇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二、政治社会化与宪法社会化:解说与反思

既然公民文化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将既有的公民文化传承下去?又如何进一步发展公民文化呢?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阐述中,他们一并提出的方案是政治社会化。关于政治社会化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大致意思则有相同之处,即政治社会化是既存政治文化得以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塑造个体政治意识的过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11〕。虽然这一论断说明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全面。因为人的政治才能并非生而具有,而是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当社会已经形成某种特定政治文化时,脱离社会即意味着人无法融入政治过程之中。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传播政治文化、型塑特定社会的政治性格至关重要。在面对公民文化问题时尤其如此。在一个业已形成公民文化的社会,公民文化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进入人们的视野和思想之中,为人们将来参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那么,对并没有自发形成公民文化的社会又将如何呢?让我们设想,我们需要在某一特定国家构建民主政治,而该国并无民主政治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第一步,由于民主政治并无内生动力,因而只能借助外来政治资源,借鉴他国民主政治制度。假如一些人在外来政治思想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了民主制度,那么,民主政治的任务是否完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对民主的承诺,是单纯的制度无从兑现的。事实证明,盲目的制度崇拜是错误的。为此,第二步,我们需要为新生的民主政治寻找一种支撑力。这种支撑力既可来自于外力的强制,也可来自于内在的认同。尽管外力可在一定时期内构成民主政治的依托,但从长远来看,外力毕竟不能持久。相反,只有基于内心确信所产生的认同,才能将一种政治系统予以内化,从而如传统一般扎根于现实世界之中。因此,政治认同对于一种制度的稳固而言相当重要。而维系这种政治认同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较为全面的认识,较为正面的评价和较为深厚的感情。这三个方面构成对一种政治系统的忠诚0。因此,民主政治的良性运作,不仅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建构,更有赖于公民文化的培育。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制度,那么公民文化的发达势在必行。这也就是说,公民文化对于民主制度的建构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既然不存在民主制度的前提,那么公民文化又如何培育?如果我们将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既有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承继,显然,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化也无从达成。在此,可以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观点略作修正。阿尔蒙德和维巴在研究政治文化时,往往偏重既存公民文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而对政治文化的变化则有所忽略。因而有人借此对其进行批判。实际上,阿尔蒙德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但他们未能对动态公民文化进行研究亦是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文化的变动性与政治过程息息相关。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如果认为政治文化难以改变,那么只能不幸地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稳固地建立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在一个缺乏宪法政治意识和公民文化的国度,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公民文化,显然是颇为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社会化不仅要普及和传播既有政治文化,而且承担着另一份责任,即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既有政治文化,使之向公民文化靠拢。因此,民主转型国家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乃是社会无法独立完成的。在此情境之中,思想启蒙和权力推进,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都扮演着各自无可替代的角色。同时,由于强调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引导,因而政治参与者的数量并不多,大部分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难以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治社会化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参与者文化,且带有臣民文化的明显烙印。因此,很有必要反思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乃至反思政治社会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曾有学者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将文化看做自变量,而将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构视为因变量,将人的心理倾向模式与民主政治的稳定挂钩,显得有些草率。因为公民文化更可能是民主制度的结果,而非其原因〔12〕。应该说,政治文化的确不能决定政治结构,但政治结构也同样不能在短期内改变政治文化,因而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在民主政治尚未最终建成的当代中国,若要使源于他种文化的民主观念成为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那么民主观念的宣扬自然不可或缺。然而,具体民主制度的推行,则是使民主观念和公民文化得以发扬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偏重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再生产,难以促进政治文化的进化。因此,我们不妨将政治社会化做一个小小的曲解,即不将其看做传统意义上的传承政治文化和塑造政治人的过程,而将其看成社会上大部分人可以正常参与政治这一理想状态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由少数精英操纵,而应由社会大众普遍参与。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推行。也唯有在这一前提下,公民文化才能得以全面实现。任剑涛在论及公共精神空间问题时认为:首先,公共精神空间的出现,依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奠基0〔13〕;其次,只有在公共精神空间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下,社会的统治或治理才是可能的0〔14〕;最后,正是在宽容与法治的基础上,公共精神空间才具有生长、发育与拓展的前景。这既是指公共精神所寄托的市民社会可以迅速地成长,也是指公共精神所必须的公共舆论才可能形成。0〔15〕公共精神空间与公共政治空间的关系大体如是。尽管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的问题与此颇不相同,但二者的关系则与此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样的问题可以推及宪法领域。实际上,宪法与政治很难截然分开。公民文化的塑造,同样是宪法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宪法文化包含在政治文化之中,而宪法社会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因此,宪法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之间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一方面,宪法社会化乃宪法文化得以塑造、维续和传承的过程,是社会个体与政府接受宪政理念、内化宪法规范、形成宪政品质的过程,是宪政体系的自我延续即再生产的过程0〔16〕;另一方面,也是宪法及其相关制度之功能得以实现的过程。0〔17〕因此,宪法社会化既包含传承宪法文化的意思,也包含宪法得以实现的意思。前者与政治社会化的正统解释相符,后者严格说来则是宪法及宪政精神的实现,与政治过程受到宪法制约这一含义相类似。而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政治和哲学上的众多命题一样,在我国,宪法的普及也往往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展开。无论是小学时的思想品德课,还是高中时的政治课,甚至是大学时的思想政治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都主要侧重于阐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以及国家机构的基本知识等内容,而对公民权利意识、公民控制国家和约束国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等问题,则着墨不够。而且,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宪法精神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力度更显薄弱。相形之下,宪法学界对宪法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无论这种探讨达到怎样的深度和广度,都难以夯实宪政的社会基础。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0〔18〕宪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无疑应当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仰。而信仰的基础在于对宪法的认知。若这种认知发生偏差,则信仰很难真正建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宪法性质的认识存在误区,宪法表现出较强的政治纲领属性,而未能表现出法的属性。这种认识误区导致的结果是,要么民众对宪法视而不见,要么认为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宣言,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不少重大的宪法事例,引起举国关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在这些事例中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讨论,难以发挥实质性影响。除上述宪法意识薄弱之外,在我国尚缺乏实现宪法政治必要的主体要素,即具有健全公民人格的社会成员。我国市民阶层发育迟缓,难以出现西方式的公民社会。而诚如马克思所言,公民社会恰恰是西方世界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19〕。契约精神的缺失,法治意识的淡薄,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匮乏,无一不制约着合格公民的形成。与此同时,因宪法缺乏制度化保障,导致众多宪法权利形同虚设,从而阻止了公民通过行使言论、结社等基本权利实现其政治主张并张扬其个性的渠道。制度的欠缺,反过来削弱了公民对宪法的信仰。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宪法缺乏足够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在我国,宪法社会化与宪法文化、公民文化等主观内容也存在密切的关联。简单说来,若没有宪法文化的支撑,宪法权威得不到保障,宪法信仰无从树立,宪法的功用必然难以发挥。因此,将宪法与政治二者相整合,可以认为,宪法政治是宪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政治形态,宪法文化则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其目标在于培育宪法权威、宪法信仰,塑造公民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没有宪法政治之推行,就没有公民文化之培育;而没有深厚的公民文化,宪法政治亦不可能实现。而且这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鸡与蛋的关系,也很难分清先与后。

公民文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成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诸如市场经济的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成熟、法制的健全、会民意识的增强等一系列环境条件。

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形成不仅需要公民这一主体性因素的确立，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法制、公民意识等外部条件的成就。

一、市场经济的完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最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观念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公民文化的产生也必须要有与其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条件，从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文化的发展历史可知，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达是公民文化得以产生的根源所在。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平等的政治意识。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人际关系的平等性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意识、情感、欲求和态度升华后投射到政治领域就表现为公民的平等政治意识。“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一员予以尊重，相信他具有和自己一样的理性、一样的价值追求、一样的选择权利，这是公民性的各种内涵的核心价值。“小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转变为现代公民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获得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

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人们自由的主体精神。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不仅要积极地参与经济事务和市场竞争，而且还必须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和政治决策。这种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不仅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且还促成了公民文化的产生。

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竞争合作意识的培养。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迄今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公民领域包括市场交换和制度安排。公民共同体里的公民身份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是互惠与合作的横向关系”，“政治生活越接近互惠原则基础上的政治平等的理想状态，政治生活越采取自治的形态，就可以说这个共同体越有公共精神。”公民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契合，使个人、社会与国家得以制度性地和谐共处。

二、民主政治制度的成熟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安排意味着规约人的行为并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秩序。要建立和维持某种秩序，就必须规约人们的行为。政治制度是为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限制、调节、疏导各个阶级、集团或个人的政治活动的规范(规则)体系。与其他制度相比，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政治制度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第二，政治制度能通过其他制度安排来间接影响各种非政治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第三，政治制度不仅依靠强力来维持，而且它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

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直接的决定因素。因为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一切理智的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要实现人类的基本价值，要维护人权，没有一套适合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下，纵使有悲天悯人、正直无私的政治家和公民，也难免暴政和独裁;而一旦出现独裁、暴政或苛政，那么，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民主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保障。因此，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实现人类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

民主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中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充分的保证。在民主政治中，政府把政治体中的全体成员都当作单独的个人，并给这些个人以同样的平等和尊重。“一旦这种政治制度被确立下来，就意味着它为社会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框架，社会的其他制度都要以这个框架为参照物，社会集团的合法政治活动要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掌握权力者制定的政策要以这个框架为依据。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公民文化培养的必要条件。阿尔蒙德曾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因为，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同时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体系的构建。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公民积极理性参与的政治心态，公民只有通过真实生动的政治实践才能将潜在的政治参与意识具体化、行为化，并内化为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最终形成公民文化。正是基于此，西方公民理论，特别是当代公民资格理论，都非常重视公民德性的培育。

三、法制的健全

法制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法制就是一国或一地区的法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它表示的是静态意义上的规则和以规则群表现的制度系统。广义上的法制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和过程。实际上，法制这一概念的原意就是指静态的法律制度。在“法治”这一概念中国未曾达到普遍认同之前，人们通过扩大法制概念的内涵，来进行研究狭义的法律概念所不能表示的依法办事的动态过程。

法制以法律的存在为基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这种法律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因素是对行为的实际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法在本质上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另一个层次是正统性:权利与义务感，或者是那种把已经确立的行为模式与社会生活的正确秩序观念以及大而言之的宇宙秩序观念相等同的趋势。“法治代表理性的统治，能够避免使政治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以民主共和为基础，有助于反对专横和特权，防止把权力异化;法治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等社会价值”。然而，法制永远是有限度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不能仅仅依靠对法律的恐惧，更多地应依靠社会成员的自律。对法律的信奉、对规则的奉行不可能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功利计算，还应是一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法总是贯穿着道德精神，它的许多规范是根据道德原则或规范制定的。哈特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在这个社会中具有较高的重要性，法律规则与之相比处于较低的地位。“法律规则在要求或禁止相同行为的意义上，与道德是协调的……然而，就所有法律规则的地位来说，其重要性并不像道德规则的地位那样突出”。换言之，法制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实际地受到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性的深刻影响。所以，法制之所以能够起到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国家强制力的依赖，在更大的程度上，法制的有效性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自觉认同和信仰，而这种认同和信仰是建立在法律对社会基本道德确认的基础之上的。

由此可见，法制并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具有非人格化特征的外在约束力，它更体现了一种社会道德和文化模式。正是后者的存在，使前者找到了得以存在的合理依据，也进一步强化了前者实施的效果。因此，法律制度是法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以平等、自由、理性为内核的公民意识则是法治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公民意识是一种对法律制度合理性的价值评判，并基于这种合理性评判形成对法制的合法性认同与服从，最终内化为人们的法律信仰，构成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法制的现代化，决不只意味着引进和移植现代国家的法制进行立法。而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纸上的‘近代法典’变成我们生活现实中的事实。

四、公民意识的增强

公民意识就是“对自己在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认知上对自己公民角色的了解，在情感上对国家和特定社群的认同，在价值上奉行有序参与、平等节制、妥协宽容的理性议事规则。“公民意识属于政治范畴，是人们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当民众独立面对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和积极参与。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公民’，即一个具有爱国、忠诚及服从国家的品质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对国家评头论足，有能力并愿意参与其改进人。公民意识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四者相互联系，构成了公民意识整体。

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基本认识和定位。人们意识到公民是社会的主体、主人，积极行使公民的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培养与政府合作的精神。公民的诞生有一个最起码的条件，那就是被称之为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在事实上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体，而且被称之为公民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与其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公民意识。

权利意识，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应当知道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生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并能利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这些权利和自由。公民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以人格的独立性为前提，具备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实现自己权利的行为能力。“一个缺乏权利意识的公民，绝不是富有创造性、主动性和自律性的公民，因而也算不上一个现代公民。”必须注意的是，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责任意识，是指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尽相应的义务，如关心社会、遵守公德、爱护公物、关爱他人等。健全自律的现代公民应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承担因自身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正是这种身份的存在决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因此，公民必须培养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知感，认同并自觉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把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视为自己的根本义务。

规则意识，是指依据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调整自己的意志和行为。这些规则一般是通过国家予以确认，或者是通过习俗加以强化和传承的。民主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文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言行都要符合一定的规则，否则就要受到规则的惩罚。因此，社会成员必须以规则为自己行动的准绳。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政治民主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公民文化的需要。为此，公民必须强化规则意识，自觉按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

公民文化范文篇7

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是行政管理之魂。任何一个行政体系的组织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态度、价值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转轨变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社会结构发生了以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两元分化为特征的新变化。虽然国家和政府仍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社会和公民越来越显示其相对独立的性质，对国家和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制约、支配和监督作用，从社会和公民的角度来审视、评判和指导行政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塑造，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促进行政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全面升华，从而引导和凝聚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和全面创新。一、领域分离：尊重公民期待的可能性公民期待是公民对政府地位、性质和作用的主观要求，也是对自己利益要求、权利资格和权力地位的心理预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从实质上讲，公共权力是一种委托权，体现一种委托关系：公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后者按委托依法实施公共行政。所以，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尽可能满足公民的价值期待，无差别地为公民提供服务，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塑造和培育以公民期待为评判标准和价值依归的行政文化，是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私人领域逐步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塑造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为何难以产生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呢？首先，这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以国家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强调经济的大一统，以及国家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与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状况相联系，整个社会呈现出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一元从属关系为核心的领域合一的结构形式。在这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形式下，公民个人、社会集团、政府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都由政府部门来加以安排统筹，公民和社会失去自身独立行为的领域。一方面，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组织结构而独立存在，社会和公民失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应有的一份积极参与的权利，只剩下消极接受分配的义务；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一套组织结构以管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行政文化作为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的复杂综合体，深刻根源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社会从属于国家，公民依附于政府，政府直接管理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集中表现为行政文化领域中的公民权、民主、独立和自由观念的缺失以及政府全能主义的盛行。全能型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政府有能力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政府中的个别精英也是道德高尚、能力超人，能够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公民只能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政府部门管理和服务。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难以从自身的根本利益、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出发来对政府性质、地位作出合理的价值评判和要求。其次是传统行政文化的综合滞留。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官本位”，为官高人一等，“官”往往被看作道德和智慧的化身。家长制、长官意志、“官念”为本、官级为准、官贵民贱等思想盛行。与“官本位”相应的是臣民文化，多强调依附和服从，忽视和轻视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这些消极落后的文化现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找到滋生的土壤，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残存公共行政的管理体制中，表现为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府体系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老爷作风、长官大量存在，一些政府机构或政府工作人员仍主张或默认权大于法，居高临下地治民、“牧民”，忽视和轻视人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是公民的权力、权利和利益观念，自主、民主观念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既无可能产生对政府地位及自身权利的正当期待；政府亦无可能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公民的价值期待。虽然党和政府积极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等行政文化，但人民究竟要求政府提供何种服务？如何提供服务？要使诸如此类积极的行为行政文化落到实处，恐怕还得以公民期待得到政府的理解和尊重作为前提条件。中国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最终确立了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由领域合一转向领域分离，从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职能模式、管理体制和权力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塑造充分理解和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开始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首先，领域分离的结果是市民社会的壮大，形成对政府的相对独立的制约力量，公民期待的满足和尊重有了坚强的后盾。政府为了培育市场，顺利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逐步从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退出，腾出力量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和政府的收缩，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市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行政推动下，社会经济组织和公民的力量不断壮大，虽然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市民社会的力量仍然有限，其组织结构和竞争规则仍不够完善，但毕竟成为一股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地位的力量，制约着政府行为。虽然政府相对于公民而言仍具有相当强大的权威性和支配性，但在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制约下，不能不开始对公民的价值期待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其次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为以尊重公民期待为核心的新行政文化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运行模式，它孕育出自由、平等、竞争等社会所普通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必然对传统的“官本位”文化、臣民文化、依附人格形成强劲的冲击。其结果是行政文化得到全面的刷新，“官”念日益淡化，神圣的权威的和全能政府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日益世俗化。市民社会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由臣民心态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心态的转化过程，随着公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政府如何满足公民的需求，如何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就会提上日程。二、信任危机：尊重公民期待的紧迫任何政府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合法性包括法治、效率、择优、专业分工等衡量标准，但测量合法性最重要的尺度是获得和保持公民的信任。在现代公民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当遵循体现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自由平等契约关系原则，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支持与信任，是以政府充分理解、尊重公民的利益要求、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为交换条件的。80年代开始的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是由于公民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危机引起的。根据一次民意调查，1978年美国公民对其政府不信任的人数比例为58％，信任人数比例仅为34％。（注：左然：《当代国际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改革（下）》，载《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10期。）在改革过程中，西方各国除了限制政府职能规模、调整政府权力结构、优化公职人员队伍等硬件上大刀阔斧以外，还特别注意在行政文化的软件建设上塑造企业家精神，倡导“让顾客坐在驾驶座位上来”选择服务方式和服务人员，为社会提供无差别服务来满足公民期待，以达到增强公民以政府的信任度，重新确立公共行政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的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整合社会利益矛盾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体制性驱动、管理、平衡和服务作用。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决策水平均有较大的提高。但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跟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政府权力越界。个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然而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和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在现阶段，由于旧的权力框架已被打破，新权力框架还没有完善，法律、公民权利还不能有效发挥其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公共权力由于本能扩张的冲动时时有着越界侵权的危险倾向；有些政府部门利用业务和职能的方便依靠公共权力控制商品价格，左右需求行为，谋取高额利润，大搞权钱交易，对市场进行非理性的干预和分割。还有一些地方部门把其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本职能和经济利益挂钩，弹奏服务变奏曲，在服务的前奏下收取高额费用。二是决策随意冲动，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为，所以制定政策应是一个科学、有序的动态过程。政府应当对社会和历史负责，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三是组织机构臃肿。由于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和繁重的社会事务需要政府有庞大职能规模；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有行政管理体制还会发生惯性作用；许多国家公务人员迷恋于制度内的既得利益、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等原因的存在，我国虽然进行了若干次行政机构改革，便都难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庞大的机构，众多的人员，不仅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使社会及公民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造成严重的内部运行损耗、官僚主义，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上述种种非理性行政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得政府的社会统治、管理、平衡和服务的能力和公民不断增长和丰富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一定的增长，表现为政治参与过度（如集体上访等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政治参与冷漠两种极端形式。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到内生出主要动力的程度。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动力是政府的体制和政策驱动。政府权威的削弱、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这一驱动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速度。消除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提升政府的管理、平衡和服务能力，重建公民和社会对政府的忠诚和高度信任，不仅对于政府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基本走向：行政文化和公民期待的吻合我国正在进行革命性的第七次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的宏观背景，和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效，市场经济有初步发展，公民社会开始成长壮大。根据九届人大关于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设定，一个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和公民期待的系统的、动态平衡的社会调控体积系可望建立起来，不仅为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行政行为提供制度化的依据，而且会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公共行政管理与变革的坐标。（注：张康之：《“公正”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新观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当一种优良的行政体制建立起来后，要使它充分有效地发挥主导、调控规范和驱动功能，就必须确立改革的整体思路，有意识地塑造与新体制相应的行政文化。（注：刘歌宁、彭国甫、颜佳华：《行政文化学》，湖南地图出版社，1992年第9期。）否则，新体制就会徒有其表，而无其实，所蕴含的能量难以发挥作用，甚至由于旧文化的惯性作用而引发种种矛盾。前一个时期的行政文化建设，多着眼于行政系统的内部管理，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关心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来调动广大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内向性的行政文化建设，曾经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提高了行政效益，增强了行政机关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行政系统内“以人为本”的行政文化还要继续发扬光大，并且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不能仅止于此。行政文化必须在行政系统之外开辟新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行政文化应当从社会和公民的全新视角来审视政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公民的需要、利益和权利以及政府和公民的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简而言之，新行政文化必须充分体现对公民期待的理解、尊重和满足。唯有如此，所蕴含的“公意”才能转化为公务人员的自觉行动而落到实处。那么塑造何种行政文化才能符合和满足公民期待呢？1.效益取向。行政效益是价值的投入和价值的产出之间的比率。它的基本内涵在于：①政府投入与政府产出之间的比例。这显示了政府的效率。②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比较充分地体现低成本原则，即政府是廉价政府。③政府行为充分体现公民需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行政效益反映和体现政府满足公民期待的能力和基础，是评价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活动好坏优劣的科学标准。传统公共行政学甚至把效率和经济视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在现代社会，效益应当成为行政文化的价值核心之一。各级政府应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建设廉价政府，甚至可考虑把利润动机引进为公众服务的活动中，“使管理人转变为企业家”，使花钱政府变为赚钱政府，尽可能使公民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2.民主取向。在公共行政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管理，实际运行中的行政民主是在多数人同意、委托、监督和制约之下进行的少数人的管理。行政民主是公民表达利益、行使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最有效的途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指出，民主政府真正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主成为人们日常行为中的无意识习惯。在行政文化建设中必须培育民主观念，推动行政民主化。一是体现民意观念。体现民意是民主的基本内涵，也是尊重公民期待的同义语。它要求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反映尊重公民利益、需求和意志。二是参与行政观念。行政参与意味着普通公民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行政生活，并影响行政体系的构成、运行规则和决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文化逐渐呈现出大众参与的特征。参与式管理也日益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公民参与行政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监督行政机关的法律依据正式得以确立。只有当公民确实有了自己的权益意识，自由发言和合法参与的机会时，公民期待的满足和实现才有了可靠的保证。三是公开行政观念。公开行政是民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参与行政的前提条件。通过公开行政，公民可以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权力结构、职能规模、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公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权利对政府运行进行价值评判和效果检测，进行推动公共行政趋向公民期待。为此，要鼓励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公开的全民辩论；政府自身要勇于针对行政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进行公开检讨。3.公正取向。社会公正是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经由人民代表大会，由公民委托给政府。受这种权力契约关系的支配和制约，政府必须着力于扩大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民公正的生活秩序。在行政文化中，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正，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民主等。行政的公正性取决于权力的公共性程度。当行政权力不仅为受委托者所掌握而且为受委托者所占有时，这种权力可能用来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甚至可能被用来谋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行政公正。所以，权力的受委托者—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须自觉定位在服务行政体系之中，无差别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不允许有个人私利渗在其中。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注：H.GoogeFrederkson:《NewPublicAdministration》,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80,P6—P7。）以上行政文化三个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效益是基础手段，民主是制度保障，公正是最终目的。在行政文化建设过程之中，三种价值观念的塑造必须同时进行，为政府满足公民不同层次、但同时存在的需要创造良好文化氛围。

公民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1、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权力惧怕心理与权力虚无心理共生，形成对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结构。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心理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国人有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更羡慕当权者的风光，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所以，现在有人“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竞争对手，就不足为奇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可见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权力崇拜自然就会妨害权利的实现，并且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是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令不畅，“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导权利至上，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2、无奈的清官情结、圣人掌权心理。

从40年代即开始的对“红太阳”、“大救星”的歌颂，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称谓，构成了一股虽与公民文化极不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时，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悬，中国史籍中对清官的歌颂令人感动，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会中法治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推崇法治的社会，在一个依赖制度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把自身的命运系于一人的现象，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的权威[2]。这种“奇里斯玛”型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度里，往往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它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清官情结”和“救星情结”，而且这种情节在时下仍然大有市场，清官戏的热播就是体现，《生死抉择》、《省委书记》和《天下粮仓》等等都曾轰动一时。现在很多社会不公现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决不了，非要有某个高官、甚至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才可以解决，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批治”，问题解决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谢恩，活脱脱一个封建时代的“顺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政府和公务员是公民（纳税人）所雇佣的公仆，委托他们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解决社会矛盾是他们的义务，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评、监督甚至是更换他们的权力，干的好却无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识是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它使人们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选拔而不重视制度对人的约束。如果政治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决，而是期待能够再出现一个完美的领导人来解决和改变现状，这实质是人治社会的体现，普通老百姓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这种清官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学严格的制度却可以保证清官的出现是必然且是理所当然，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却是无奈的，在百姓呼唤更多“吕日周式清官”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寻求制度为民创造福祉的努力。在为吕日周感动的同时，我们需保持一份现实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设和对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

3、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来就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和面子，民间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之说，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认识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应该按什幺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之风盛行，民间有人戏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其市场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人人都知道编制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却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成“白条”，因此也就出现了陈四益所说的制度虚置。因此，我们讲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义务本位的法律体系，导致国人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

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利本位模式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应该是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它着眼于如何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它允许甚至鼓励（至少在法律规定上）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用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总之义务本位论者认为，其一，义务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作保障。其三，法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的权利规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权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必需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要素的民间组织具有五个显着的特征，即组织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宪政），经济上的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构成要件，所以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基。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阐述公民的一般涵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4]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暴政。二、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三、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的民主化。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5]，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6]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7]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8]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公民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党派独裁，主张政权民授(通过选举制)、政策决定权民予(通过代议制)和财产民有(财产所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权力和权利共享)，特别是要确立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宪政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中国要尽快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不要让孙志刚的悲剧再次重演①。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现代社会和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迭。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少数人的逃遁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的缺乏令人忧虑，“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的公共大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幺样的公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有什幺样的政体。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诉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甚至有更换其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但是成绩却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是制度，但是唯独不可以把把整个国民置换和移植掉，人的现代化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现代化也最为艰难，这不是那一个人，那一部分人存在地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在政治上早已经被打倒，文化上也曾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所谓的潜规则）左右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即使伟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历史上许多惨痛教训以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困难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自身的文化观念素质构成社会的基本层面。社会各个基本层面是相互决定、相互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在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和完善，离不开人的素养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支撑。以《走向现代化》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一千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痛切的教训使一切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10]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但是是现代化的必然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因此，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反思，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三、培育公民文化的途径

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累积成山，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要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社会运动，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下面这几项工作，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也是奠基性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培育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则是它成长发育的沃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恶果:一是形成人们对土地，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形成身份社会和封闭保守心理；二是养成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亲情礼法大于法治的传统，养成崇古崇长崇老的心理；三是养成人们对男性家长的依赖，进而形成依附仆从心理。这些恰好是哺育臣民社会的沃土。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则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权力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实现方式的运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规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法治社会而非身份社会。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商品和各种市场要素自由进出各地市场，打破特殊行业的行政垄断、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使权力寻租失去土壤[11]，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总量和经济指标增长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利益结构，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在单向控制的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绝对隶属于国家和整体利益，下级利益隶属于上级利益，政府权力的触须深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利益吞没其它主体利益的情形，现在个体利益日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性的日益张扬和社会活力的增强。在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冲破国家垄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到今天，谁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谁也无法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因为经济的增量，对外贸易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加，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愈来愈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由此，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对权力迷恋的“官念”正在逐步淡化，例如浙江温州两位副市长和正副政府秘书长辞职经商，特别是副市长吴敏一是一个留学美国、仕途很顺、大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12]；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摆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逐渐生长出一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由此，使得自由、财产保障、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知先觉者的呼吁，而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是政治民主的动因，昂格尔也曾经论述道，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法治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它对方，必然产生妥协，“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裁决的权力，而贵族和第三等级则需要放弃某些摆脱政府的独立性。正是通过相互的调和和让步，法律秩序才得以出现”。[13]新一届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协中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可喜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存在，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提供了需求，也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想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中产阶级，培育公民社会。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扫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文化是制度之母，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社会传播作为培育公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缺乏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李慎之回忆，在他上中学时期，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幺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14]当前我国的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教育内容空洞化（说教），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教育手段单一化（老一套）、教育效果虚弱化（耳边风），为此，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探索政治教育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时展的趋向要求政治教育要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学校是系统的、专门化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其它老师及同学关系的相处，初步了解政治生活的规范化特征，并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这一时期是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15]因此，学校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6]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也要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我们讲教育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里讲的“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包括：要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要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在教育内容上，要注意系统的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予，“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17]，引导公民的民主实践，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使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效果。

公民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1、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权力惧怕心理与权力虚无心理共生，形成对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结构。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心理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国人有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更羡慕当权者的风光，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所以，现在有人“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竞争对手，就不足为奇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可见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权力崇拜自然就会妨害权利的实现，并且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是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令不畅，“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导权利至上，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2、无奈的清官情结、圣人掌权心理。

从40年代即开始的对“红太阳”、“大救星”的歌颂，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称谓，构成了一股虽与公民文化极不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时，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悬，中国史籍中对清官的歌颂令人感动，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会中法治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推崇法治的社会，在一个依赖制度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把自身的命运系于一人的现象，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的权威[2]。这种“奇里斯玛”型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度里，往往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它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清官情结”和“救星情结”，而且这种情节在时下仍然大有市场，清官戏的热播就是体现，《生死抉择》、《省委书记》和《天下粮仓》等等都曾轰动一时。现在很多社会不公现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决不了，非要有某个高官、甚至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才可以解决，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批治”，问题解决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谢恩，活脱脱一个封建时代的“顺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政府和公务员是公民（纳税人）所雇佣的公仆，委托他们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解决社会矛盾是他们的义务，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评、监督甚至是更换他们的权力，干的好却无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识是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它使人们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选拔而不重视制度对人的约束。如果政治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决，而是期待能够再出现一个完美的领导人来解决和改变现状，这实质是人治社会的体现，普通老百姓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这种清官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学严格的制度却可以保证清官的出现是必然且是理所当然，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却是无奈的，在百姓呼唤更多“吕日周式清官”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寻求制度为民创造福祉的努力。在为吕日周感动的同时，我们需保持一份现实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设和对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

3、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来就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和面子，民间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之说，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认识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应该按什幺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之风盛行，民间有人戏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其市场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人人都知道编制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却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成“白条”，因此也就出现了陈四益所说的制度虚置。因此，我们讲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义务本位的法律体系，导致国人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

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利本位模式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应该是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它着眼于如何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它允许甚至鼓励（至少在法律规定上）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用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总之义务本位论者认为，其一，义务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作保障。其三，法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的权利规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权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必需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二、公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根基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要素的民间组织具有五个显着的特征，即组织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宪政），经济上的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构成要件，所以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基。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阐述公民的一般涵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4]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暴政。二、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三、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的民主化。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5]，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6]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7]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8]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公民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党派独裁，主张政权民授(通过选举制)、政策决定权民予(通过代议制)和财产民有(财产所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权力和权利共享)，特别是要确立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宪政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中国要尽快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不要让孙志刚的悲剧再次重演①。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现代社会和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迭。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少数人的逃遁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的缺乏令人忧虑，“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的公共大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幺样的公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有什幺样的政体。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诉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甚至有更换其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但是成绩却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是制度，但是唯独不可以把把整个国民置换和移植掉，人的现代化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现代化也最为艰难，这不是那一个人，那一部分人存在地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在政治上早已经被打倒，文化上也曾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所谓的潜规则）左右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即使伟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历史上许多惨痛教训以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困难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自身的文化观念素质构成社会的基本层面。社会各个基本层面是相互决定、相互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在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和完善，离不开人的素养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支撑。以《走向现代化》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一千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痛切的教训使一切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10]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但是是现代化的必然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因此，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反思，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三、培育公民文化的途径

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累积成山，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要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社会运动，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下面这几项工作，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也是奠基性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培育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则是它成长发育的沃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恶果:一是形成人们对土地，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形成身份社会和封闭保守心理；二是养成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亲情礼法大于法治的传统，养成崇古崇长崇老的心理；三是养成人们对男性家长的依赖，进而形成依附仆从心理。这些恰好是哺育臣民社会的沃土。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则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权力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实现方式的运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规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法治社会而非身份社会。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商品和各种市场要素自由进出各地市场，打破特殊行业的行政垄断、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使权力寻租失去土壤[11]，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总量和经济指标增长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利益结构，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在单向控制的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绝对隶属于国家和整体利益，下级利益隶属于上级利益，政府权力的触须深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利益吞没其它主体利益的情形，现在个体利益日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性的日益张扬和社会活力的增强。在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冲破国家垄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到今天，谁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谁也无法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因为经济的增量，对外贸易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加，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愈来愈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由此，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对权力迷恋的“官念”正在逐步淡化，例如浙江温州两位副市长和正副政府秘书长辞职经商，特别是副市长吴敏一是一个留学美国、仕途很顺、大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12]；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摆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逐渐生长出一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由此，使得自由、财产保障、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知先觉者的呼吁，而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是政治民主的动因，昂格尔也曾经论述道，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法治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它对方，必然产生妥协，“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裁决的权力，而贵族和第三等级则需要放弃某些摆脱政府的独立性。正是通过相互的调和和让步，法律秩序才得以出现”。[13]新一届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协中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可喜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存在，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提供了需求，也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想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中产阶级，培育公民社会。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扫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文化是制度之母，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社会传播作为培育公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缺乏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李慎之回忆，在他上中学时期，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幺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14]当前我国的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教育内容空洞化（说教），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教育手段单一化（老一套）、教育效果虚弱化（耳边风），为此，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探索政治教育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时展的趋向要求政治教育要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学校是系统的、专门化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其它老师及同学关系的相处，初步了解政治生活的规范化特征，并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这一时期是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15]因此，学校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6]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也要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我们讲教育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里讲的“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包括：要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要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在教育内容上，要注意系统的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予，“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17]，引导公民的民主实践，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使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效果。

第三，按照十六大报告“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的要求，“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支部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要求[18]，搞好基层民主建设，使基层民主的实践（包括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大学校。村民自治和村民直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从1987年算起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对这种“草根民主”或者说“泥腿子民主”众说纷纭，对它的评价更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中国民主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对村民自治不可估价过高，也有人不屑一顾，但无论如何评价，大家都承认村民自治给广袤而又古老的农村大地带来了新的政治元素和制度变量，成为中国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一个亮点，特别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也给那些“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搞不了民主选举”、“中国太大，搞民主选举，会乱”等延续了几十年的陈腐论调作出了有力反击，对此青年宪法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先生作了详细的社会调查[19]。如同徐勇所言，“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20]，农民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人，对村集体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也是一个对没有民主传统并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民主训练。正如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没有完成农民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国人的政治社会化，而完成政治社会化，政治实践是最直接的，因为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它媒介而言，它具有更根本的意义。现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现象，深圳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王亮击败正式的候选人的新现象，还出现了用张贴海报、承诺等方式竞选等现象，最近又出现了选民要求罢免人大代表的事件①。对这些现象，我认为政府要积极引导，保护公民日益高涨的但又十分敏感脆弱的民主热情，因势利导地修改现行的选举法规，让选民的民主参与行为和自己的利益建立关联，如同蔡定剑所言民主对大学教授来说是理论问题，对政府官员来说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普通公民来说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如果把民主意识理解为纵论国家大事，深谙民主理论，那幺民主永远只是政治学者独享的奢侈品。一次成功的民主实践比十堂政治课更有效果，民主实践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反之一次失败的或者虚假的民主实践将会极大破坏民主信心和民主信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城市实行居民自治，县级以下实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通过形式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在到运用形式民主争取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正如军人必须从“一、二、一”的队列训练一样，久而久之，民主就会固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进入国人的骨髓和血液，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养成公民意识，形成公民文化，民主从价值理念变为制度实践，至此，民主才有了根基，而不在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曲高和寡地呐喊——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毕竟我们已经在路上。

公民文化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建设

一、政治文明的含义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首次将“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这说明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我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已经耳熟能详了，而对“政治文明”则比较生疏。何谓政治文明?按照党的有关文件，我们大略地知道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等。但是似乎这样一说，现在就没有必要提“政治文明”这个名词了。因为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涵盖了今日的政治文明建设。事实上不是这样。党之所以将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未来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自有它的深义。首先，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完善的，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其次，这说明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全面的，即忽视或轻视了政治文明建设，现在则要重视它了；最后，这说明今日所提的政治文明有其时代的涵义，并不是可以笼统地被包含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的。

从根本上讲，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政治文化建设，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完善而科学的公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体系。这种体系形式上是客观的，如表现为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设施等，但是内容上是主观的，它表现为广大人民的一种符合要求的意识和习惯。政治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侧重于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层面；而政治文明则侧重于国民的政治修养层面以及相关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我认为这是对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是政治文化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是目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最先进、最完善的一种．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体系。这种法制体系应当能够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二．民主的自由的参与型的公民政治文化心理。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一定的政治要求和心理意识；三，全国上下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统治体系．政府系统能够良好、高效地运转等。

二、政治文明与公民文化的关系

“公民文化”一词是舶来品，英文是civicculture，按阿尔蒙德的说法，主要指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它与政治文化的意义是接近的，并且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西方学者那里是同义词。为什么这样说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就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以说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里的每个人既是自然人、社会人，又是政治人，脱离政治的所谓“中性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的公民所具有的文化品质必定呈现为一定的政治特色，或者说一定的政治文化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公民文化来表现之。我们这里姑且借用一下公民文化这个名词。

西方学者曾经归纳出以下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一，地域型政治文化：人们只能朦胧地意识到一个中央政权的存在，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或消极的，也没有把任何规定他们与政权的关系的准则内化。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它的如何运作以及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均缺乏起码的认识和情感；二，依附型政治文化(又称驯顾型或臣民政治文化)：人们对政治运作的取向明确，但是他们与政治系统的联系是一种被动的联系。有这种政治文化取向的人对国家的政治系统只是情感的、规范的，而非认识的。三，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和政治系统的运作均表现出明确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评价的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不过，任何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是绝对单一的文化类型，往往是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结合，融合或混同在一起，从而形成各国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混合中。肯定有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讨论的公民文化特指那种既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历史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与中国的经济基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它一方面要反映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同时又要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性。因此，笔者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从狭义上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即以民主和科学为特征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信仰目标的，对政治系统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参与热情的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外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主人翁意识(即参与意识)、正确的政治行为和开明的政治心理习惯。

毫无疑问，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是最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比喻为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的话。那么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将是这棵小树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这是因为，公民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人们的普遍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它与国民的思想建设关系至为密切。而思想建设是任何国家在创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时必须优先考虑的。没有基础广泛的思想建设，该政治体系就像一座建在沙丘之上的大厦一样没有稳固性。思想建设或者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享廷顿(美国政治学家)这样说过：“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他还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所以说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先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以此来取得政治文明建设的适宜环境。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

很显然，中国目前要想建成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有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条件和障碍。全国上下目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大发展之后应当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了，这是最大的有利条件；其次，执政党将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其下一步的施政目标之一，就为我们推进这一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支持；最后，·摘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在部分地区已经具备，这也是有利条件之一。但是，我们亦应看到，搞政治文明建设的不利因素也是很多的，这包括软硬两方面的不利条件。所谓硬的不利条件，指的是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们缺乏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物质条件。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人们离传媒很远(无法阅读报纸、上网等)，他们既无法及时了解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更无法及时让外界的人了解他们的心声。这种情况无疑会造成信息封闭，民主发展迟滞。

而软的不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各地的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跟上形势的发晨，导致大部分国民对政治文明和公民文化观念的认识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即人们还未深刻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何物，其真正含义和内容是什么。更不用说在人民中树立起正确的公民意识政治文化观念。而落后的、堕落的甚至反动的文化在媒体上(特别是因特网)也有传播．一方面这些东西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它严重干扰了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正确的政治观念的树立。

第二，法制不健全也是正确的公民文化难以建立的一个障碍之一。我国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近年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立法的空白点。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打击违法现象。树立正确的公民文化观念是极其不利的。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例如，广受人们欢迎的村民自治制度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撑。在有些地区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那里的基层政权要么控在由上级党政部门委任的但是缺乏民意基础的人手里，要么通过某种选举形式让一些并不合格的人(例如村霸)所把持。从而使这种基层民主形式发生了异化。在这样的地区。由于人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公民意识(即民主意识)，所以他们的公民文化只能是“驯服型”的或者“地域型”的，而缺乏那种“参与型”的观念。

第三，吏治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障碍。所谓吏治问题就是吏治腐败不断蔓延成势的问题。党和国家多年来虽然也致力于打击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致于人们对某些腐败现象(如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玩三陪女等)已经处于漠然置之的状况。哀莫大于心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回避这一影响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而去空谈政治文明。因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主导是政府而非广大群众。一个地方的吏治一旦腐败。则那里的各方面建设不但无法得以推进，反而会阻碍当地的各方面发展大局，因为政治腐败与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据报道．近年来江苏和上海的政治文明建设在一些地区已经搞得卓有成效，出了一些典范，这正是由于该地政治清明、政府廉洁有为的结果。

四、结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由上所述可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观念，是一项繁重艰难的任务。那么，我们应该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些什么呢?

首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遵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导，继续大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努力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任何事业都只能成为空谈。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公民意识和政治文明的一系列理念变为我国人民的大众意志，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思想准备。另外知识界的广泛推介和宣传也是让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思想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五四”精神作指引，甘当宣传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旗手和号角，让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认识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实质和内容。只有让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思想成为大众的意志和愿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有存在和成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