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范文10篇

公民权范文篇1

了解宪法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能够正确行使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二、教学理念

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帮助初中学生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时展的要求，是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因此，本课着重结合有关案例，结合学生生活中的实例，对青少年进行应有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权利观念，学会正确行使权利，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知道公民享有广泛而平等的权利，明确公民要依法正确行使权利。

(二)能力目标

(1)初步学生划清是非界限的能力，分清什么是正确行使权利，什么是非法越权。

(2)学生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指导行为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国家观念，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

(2)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增强权利观念，学会正确行使权利。

(3)指导学生做一个合格公民。

四、教学重点

公民应该正确行使权利。

五、教学难点

(1)公民权利是广泛而平等的;

(2)公民应该正确行使权利。

六、教学方法

法、案例法、陶冶法、演示法。

七、教学手段

公民权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权；公民权；行政法治；构成要素；法律价值

行政法治是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其要义在于对行政权予以合理配置，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对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并促进行政权与公民权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目标。本文对行政法治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正确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

（一）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

一切国家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近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正是按此理念进行实际运作的。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源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特殊转化形式。而行政权一旦形成，便与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1].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本源，行政权力是由公民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力所派出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2]。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界限，也是行政权力的目的。在现代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普遍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渊源都是建立在公民的权利及其授权的基础上的，唯有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权力才有存在和行使的必要。公民赋予政府权力，旨在要求政府为公民服务，既维护好公共利益，又保护和增进公民的各种权益。公民是政府存在的目的，而政府是公民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正如J？S？穆勒所说，“政府整个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这一点是不需要证明的”[3].在我国，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充分展示出权利产生权力的真实过程。既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人民与政府之间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必须积极为公民创造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条件，竭诚为公民服务，绝不能武断专横，以权谋私，将权力凌架于公民权利之上，以导致行政权力的异化。公民有权通过行使各种权利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使权力的活动。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方式要逐步更新，秩序行政与命令行政的空间要逐步缩小，协商行政与合作行政的空间要逐步扩大，即由管制与命令行政向协商与合作行政转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改变过去凡事依靠发命令，动辄实施强制或处罚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向着依靠说服教育、示范指导、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等过渡，应善于通过弹性化、软约束的手段，包括借助于利益诱导机制等，来达到行政之目的。政府与公民之间，也应讲平等、尊重、守信，尽量以协商的方式实现双方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二）行政权与法的关系

既然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那么公民以何种方式将行政权授予给政府呢？自然只能通过权力机关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因此，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就转化为行政权来源于法了。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法必须高于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服从于法，这就是行政权与法的基本关系，也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行政权离不开法，它必须要有法律来规范，以防止行政权的非理性膨胀。“根据法的合理性来制约行政的随意性”，是各国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点[4].关于行政与法的关系，我国也有学者作过论述，认为在行政与法之间，是法控制或支配行政而不是行政优先于法。当然，法对行政的控制并不是要捆住“行政”的手脚，而是一种积极的保障（有效行使）与消极的防范（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统一[5].法与行政权并非对立，“那种认为发达的行政法体系必定对高效的行政管理起反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行政法和行政权力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法律能够和应当做的贡献应是创造而不是破坏。”“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6].当然，因行政具有能动性，它总是较为活跃的，而立法具有周期性和稳定性，不可能在所有的行政领域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作为行政的依据，但这并不等于行政机关就可以无所作为或为所欲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而不得违背法律；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行政机关在宪法和组织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的原则和精神行事。即有规则，行政权的行使得服从规则；无规则，行政权的行使得遵循法的原则。实践证明，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如人权保障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不违反比例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等对行政权的行使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堪称是有效克服行政专断、行政滥权、行政失职、行政疲软等行政陈疾的一种“理性补剂”。

二行政法治的构成要素分析

（一）依“良法”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前提

哲人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含有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7].即法治须以良法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何谓良法？良法应该是促成政府和人民都能晋身于正义和善德之法。法如果帮助政府和人民为恶，便不是良法。在行政管理领域，所言之法范围极广，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等，且法规、规章的数量众多，制定主体十分庞杂，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时，因受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通过立法争权（如争许可权、审批权、收费权、罚款权）、立法争利（捞取经济好处），即立法为恶，然后依恶法恣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已引起了人们的深深忧虑，担心法规、规章的泛滥，最终会导致法治落空。因此，在行政领域，强调依“良法”行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良法”既要求符合形式标准：即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符合宪法，法规符合法律，规章符合法规，整个法的规范构成统一、协调、有序的系统；同时也要符合实质标准，即法应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客观规律。法如果违反形式或实质标准，就不能认为是“法”，如果在形式上也属于法，则属于“恶法”，政府不应依“恶法”行政，行政机关如果按恶法办事，公民应有抵抗之权[8].

（二）政府守法是行政法治的关键

法治的本质是“民治”而不是“治民”，法治的关键是“治权”与“治吏”。实行行政法治，关键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用权。如果政府只视法为治理公民的工具，将自己凌驾于法之上或置身于法之外，则不是行政法治，而是借“法治”之名行专制之实。政府守法要求：（1）政府应遵守法定的权限，而不能越权行事。“一切行政机关只能在其权限范围以内活动，这是公法的根本原则”[9]。（2）政府应符合法定目的公正合理行政，而不能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3）政府守法对政府的不同行为有着不同要求，有学者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10].凡“消极行政”都应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没有行为法上的依据，不得使公民承担义务，不得限制与剥夺公民的权利：“积极行政”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行为法上的依据的，但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要符合宪法、组织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要遵循法律原则和精神，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三）程序正当是行政法治的核心

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11].行政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程序问题。行政程序是保证行政权正确、有效行使，抑制行政专横与恣意的极其重要手段。如果没有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可以随意选择实施行政行为的时机、方式、方法和步骤，可以通过滥设程序壁垒的方法或采用拖延执法的方法取消法律赋予给公民的权益，同时也可以通过选择欠缺科学性和正当性的执法方法加重公民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法律对它的控制和约束，从而使法律蜕变为单方面管制公民的专制工具。“行政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恣意，减少行政权侵犯个体合法权益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保留一定的选择自由，以保证行政权管理社会生活的活力；它是开放的结论和紧缩的过程的统一。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12]

（四）责任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

“按照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民主行政也是一种责任行政，它需要对法律、对社会、对人民负责，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一定的义务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13]，“责任行政原则是全部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贯穿所有行政法规范的核心和基本精神”[14].将行政活动置于责任行政的基础之上是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如违反法律规定，失职、越权、滥用职权等，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撤销的就应撤销；该变更的就应变更；不履行职责的就应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并要视主观过错程度追究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员的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行政法治。

（五）司法审查是行政法治的最终保障

司法是正义的最后守护神，行政法治必须要有司法保障。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可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以追究违法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这种途径比其他任何途径都能更有效地对行政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是自行政诉讼的正式确立开始的。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以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界线与对峙，把司法权树立为行政权的一种对峙力量，从而使行政法治成为现时的原则。”[15]三行政法治的法律价值思考行政法治是与行政人治相对应的，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人的因素存在，因为法律始终是由人制定并由人来执行的。“所谓法治与人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16]。法治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哪个是真正的权威。我们之所以排斥人治，首要的依据在于再好的人治也消弥不了其自身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反过来又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我们之所以选择法治，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是万能的，而在于法治为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自由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规则与手段，使行政的“公共”性和人民性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具体而言：

1）行政法治与自由

法治的实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自由的保护。当自由作为法治的价值基础存在的时候，就必然要成为法治的最高价值准则。在个体与群体界分、权利与权力分立基础上对权力的控制正是以保障个体自由的实现为宗旨的。无须其他理由，自由本身凭靠自身就具有价值上的终极意义，它不是实现某一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正如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被视作终极目的。行政管理领域，在消极行政（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方面，法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严格规则，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按规则办事，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这就为公民的自由不受行政权滥用而招致侵害构建了一道屏障；在积极行政（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等）方面，法律没给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严密的规则，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之，给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较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其目的是为了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创造更多的获得利益的机会，通过引导、示范和扶持，帮助公民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物质到精神上均获得更多的自由。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活动的方式会不断转变，协商与合作行政的范围会逐步扩大，以实现政府与公民由过去彼此消极防范，转为积极合作，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在较为自由的空间里，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均达到最大化。

2）行政法治与民主

民主的存在必须获得法律的认可和记载。没有法律上的依托，民主就会漂若浮萍。法治是民主正常存在、正常发展的根据和保障。实现行政民主也要靠行政法治，用行政法治来推进和保障行政民主。对在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行政权，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分解与重组，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那一部分事物，交给社会去管理，实行社会自治，由社会上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等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用社会自治权抗衡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实现体制上的民主。行政机关要依法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不搞神密化和封闭化，不搞暗箱操作，增强其透明度，为行政民主创造前提。在决策活动中，要走出权力的“孤岛”，多与社会公众协商与沟通，积极向社会公众咨询，主动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专门性、技术性的问题要经社会上的专家论证，使决策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在吸纳民智、反映民意的基础上，增强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减少其在执行上的阻力。在执行活动中，要改变“行政管理就是行政机关单方面意思表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地位不平等”这种陈旧观念，整个过程要尽可能地让公民参与进来，把行政决定建立在双方互信互辩、遵循法律与尊重公民相统一、效率与民主相协调的基础上，赢得公民对行政决定的理解与认同，降低决定执行的成本，增进行政活动的社会效益。

3）行政法治与效率

在人治状态下，效率产生于直接的行政控制和政治动员，在有些时候，会产生短期效果，但一旦政治动员的风潮过后，一旦行政控制有些松动，效率便失去了基本的推动力。因此在人治状态下，始终存在着效率递减的基本趋向。实行行政法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使公民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扼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为与乱为，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增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以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提供内在的动力。同时，法治化使行政系统内各部门目标明确，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相互推诿，时效制度又促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职责，行政效率也能由此而提高。

4）行政法治与公正

法治公开确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公正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不去做的行为，法治不强迫人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也不禁止人们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为公正奠定了自然理性基础；法治确立“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原则，使人们可以用规范的手段调节自己的行为，也为裁判者合理裁判限定了范围；法治还包括若干自然正义观的原则，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平等对待，考虑相关因素，不单方接触，不偏听偏信，在作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时事先通知公民，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等等，这些为维护公正创造了条件。总之，通过法治化，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正行使职权，以防止权力异化。

5）行政法治与秩序

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律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同时也调整着社会秩序。“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摆脱单纯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7].法律规则是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依据，它为社会秩序提供预想模式、调节机制和强制保证。法治是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石，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行政法治确保行政权的产生、更替稳定有序进行，保持行政管理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减少了管理中的随意性与动荡性。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依法对少数违法行为人进行制裁与强制，使公共利益和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其行为能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与协助；行政机关以服务为宗旨，积极为公民创造条件和机会，使公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赢得公民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投入，这均能形成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良好行政管理秩序也会因此而形成。总之，实行行政法治，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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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范文篇3

关键词：养老保险；身份本位；公民权利；七十年；经验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享有保障是以身份为依托，身份不同决定能否享有养老保险及享有水平，原有养老保险是身份本位的制度。这里的身份本位是指基于户口身份、单位性质和职业性质等而建构的社会等级身份，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所遵行的社会公民身份。身份本位的另一面就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本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马歇尔将公民权利划分为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类。在广义上理解，公民权利即作为一国公民其能够享有的最基本的保障措施，如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就是社会权利的体现。公民权利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养老保险不是特殊群体的福利制度安排，应成为一种普惠性制度，成为公民基本权利。

一、养老保险历程回顾

学界对我国社会保险的历程有二分法和四分法。对于养老保险，笔者倾向于采用三分法：1949年到1985年，为劳动保险时期；1986年到2008年，为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2009年至今，为全面建设时期。（一）劳动保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2月23日由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在退休、丧葬等方面的待遇。后来政务院对《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修改扩大实施范围，包含了商业等13个产业和部门，但覆盖的人群依然很少，仅是城市就业人群或部分特殊行业职工才能享有，城市中未在正规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并不在劳动动保险范围之内。此阶段养老保险不能称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安排，其是劳动保险制度的一个子项目，呈现出保障水平低、覆盖人群少的特点，体现为一种身份本位的福利安排，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优先发展方针，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实施养老保险，加之财力有限，基础薄弱，无法在所有企业实施，以及政府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在探索中发展。“”运动开始，劳动保险领域出现跃进现象，体现最明显的是农村合作医疗的“一哄而起”，“”开始后负责劳动保险的工会陷入瘫痪，原本建立在劳动保险内的养老保险项目基本被终止。“”之后，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9条对劳动者的养老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恢复“”期间破坏的养老保险起了重要作用。总体上，1985年之前，原有养老保险在恢复、修补，处于徘徊的阶段。（二）制度创新及改革时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原有养老保险加重了企业负担，无法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因此在经过多次会议、外出学习和境外社会组织及学者的帮助下，南充、自贡等地不断对养老制度进行实践总结，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合同暂行规定》，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份文件确立了企业、个人、国家三方负担养老保险缴费的原则。国务院1991年和1995年颁布的条例以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养老模式形成，此后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成为目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依据。此阶段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原有保障项目的创新，实施中秉持“效率优先、个人责任”理念，工具性色彩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手段，覆盖人群仅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依然是身份本位的。但养老保险制度重塑责任分担的社会保障新观念，尊重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亦有利于实现制度创新，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实现了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转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体现出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性等基本特征。可以说，此阶段为全面建设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雄厚的改革基础。（三）全面建设时期。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全国试点，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于2014年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104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亦开启。自此，我国形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格局，打破了原有身份本位的格局，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最主要的体现是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4293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190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2392万人，覆盖率在90%以上。作为一项福利制度，养老保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时期是身份本位的福利机制，现已转变为一种公民权利。养老保险制度是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发展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替代，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二、养老保险积累的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劳动保险制度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经验不足出现“”运动、“”，导致原制度遭到破坏。此后养老保险制度都以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模式是党的重要会议研究通过关于发展养老保险的决定、建议，后转化为国务院颁布的决定、政策。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文件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制定的。党的十五大以后的历届党代会都会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定下总基调，国务院在总基调下颁布相关法令促进实施。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党的领导对养老保险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领导可以保障养老保险政策的连贯性，可以汇聚磅礴力量，解决养老保险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保障养老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二）试点先行，逐步拓宽。在改革进程中，国家始终坚持把开展试点作为把握客观规律、积累改革经验的重要途径，避免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保证了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就是先通过小范围试点，在此基础之上扩大试点，成熟后推行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是如此。采取此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养老保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养老制度设计上并无模板可参照，只能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探索。这种政策实施模式可以对制度的合理性、适用性、社会效应及时观察、了解，以此对制度进行改良或革新，一旦制度无法实施可立即止损。这是现实情景和历史参照的良性互动，意义重大。（三）保持适度保障水平。养老保险待遇既要保障退休人员日常生计也不能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养老保险在实施中一直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稍偏低的水平。最重要指标是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即退休人员平均养老待遇占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笔者根据人社部数据计算2018年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48%左右。此替代率既可以保障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又不会使养老金支付陷入压力之中，进而避免陷入福利旋涡。适度基本养老保险金水平是根据历史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是经济发展水平在基本养老金上的体现。目前我国5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是吸取福利国家高福利产生的巨大支付压力和欠发达国家较低的养老金水平的经验之举，符合国情。（四）关注转制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关乎养老保险制度良性实施。改革开放后，由于“效率优先”理念影响，产生大批下岗失业工人无养老缴费，面临同样遭遇的还有部分“五七工”“家属工”，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将500多万名未参保集体企业员工和“五七工”“家属工”等群体纳入养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是对曾为中国经济社会贡献力量的劳动者的肯定和尊重，是养老保险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现和审视，是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庄重承诺和责任担当。

三、结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七十年里，我国养老保险领域实现了由身份本位到公民权利的转变，实现大部分人的覆盖。养老保险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不断解决、优化，如通过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解决1亿左右未参保群体的参保问题，通过基本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解决基金积累的地域不平衡问题，通过更加顺畅合理的转移接续政策促进劳动力要素跨区域的合理流动。相信随着人们养老保险意识的加强，国家对养老保险的重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会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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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范文篇4

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防止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法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范围，规定只有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强化职能，真正做到“以法为上”。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总发生机构膨胀的问题。我国的政府机构也经历过膨胀一精简一膨胀的历史“怪圈”。《行政许可法》的公布和实施的直接针对性就是要求政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要退出。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改变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如英国上下级政府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法律关系，如果“上级”觉得基层政府的做法不对，只能建议其改正，如果人家不听，“上级”就只能用起诉来解决问题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将会彻底消除权大于法的想象，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

2．行政许可改革之路需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行政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政府扩张权力的领域总体来讲是越来越小，空间被不断压缩。但是，行政权力无孔不入，具有自我扩张性。《行政许可法》实施后，需要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法治政府，必然需要法律约束。而约束政府的法律，并不仅仅只有《行政许可法》一部。还应包括之前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刚刚完成草稿的《行政程序法》、正在起草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只是这众多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中的一环。仅靠一个《行政许可法》并不能限制政府部门伸得过长的手。警惕变种的“许可”。行政权力的扩张，除了进军新领域，在原来领域进行“内部挖潜”，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2004年7月1日之后，政府仍然保留了500项行政审批。也就是说，《行政许可法》并不是要取消所有审批，合理合法的审批仍将继续存在。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审批，披着合法的外衣继续大行其道。需时刻警惕“变种许可”的出现，以及新一轮的权力扩张的开始。要改变这种局面，从立法的角度，《行政强制法》和《行政程序法》就该适时出台。政府权力必须细化，用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固定。

虽然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然复杂而艰巨，但从立法为民的高度来说，一部法律，不论其初衷如何美好，其最终目标不外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让百姓们顺心、满意。《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我们从立法阶段看到了政府行政与百姓生活水乳交融的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勇等著：《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

2．韩志全：“打造有限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载《市场报》2004年8月10日。

公民权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宪法的司法化宪法的司法适用公民基本权利

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向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二是认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不直接援引宪法作为依据，而是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笔者认为，违宪审查在我国近期是行不通的。但是，宪法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作为判决的依据使用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违宪审查的缺陷，更直接的发挥宪法的作用。这正是第一个观点的内容，它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当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可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向法院起诉，法官也能依宪法审判案件。这是建立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的宪政理念基础之上的。我国没有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宪法的实施仅局限于宪法监督。而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惯例是宪法不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也不能由法官在判案中直接适用，因此我国宪法的实施有名无实。

一、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在立法与实践中的现状

1．立法上，我国没有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定

我国宪法不能在审判及司法文书中作为依据使用源于我国的两个司法解释和行政诉讼法。1955年，新疆省就是否在刑事判决中援引宪法向最高院请示，最高院的答复是“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开创的宪法不可被援用的先例。随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批复中表示：“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其中第52和53条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但是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用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不援引宪法判案的宪法惯例。

2．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审判的案件确有存在

尽管我国形成了不援用宪法判案的习惯，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很多案件需要援用宪法来保护公民权利。于是有的法院打破惯例，大胆创新，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赵忠祥诉新华日报社案、齐玉苓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要属齐玉苓案，它被称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八年前，齐玉苓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它不仅维护了齐玉苓的合法权益，并且第一次体现了宪法在司法实践中被具体应用的主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齐玉苓案虽然在判决中援引了宪法，但笔者认为也并非真正的对宪法的直接适用，而是在向最高院请示以后，根据最高院的批复而适用的，宪法的适用不是一般规则。这就导致八年后的今天，与齐玉苓有相似遭遇的罗彩霞却得不到相似的判决结果。

2004年，湖南隆回县学生罗彩霞高考后，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她的同学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却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2009年，罗彩霞诉诸法律维权。本来“罗彩霞事件”完全可以依循“齐玉苓案”的先例来处理，然而，当年的《批复》已自2008年12月24日起以“已经停止适用”为由被废止了。最高院的这一举动不仅给罗彩霞案出了难题，更重要的是让讨论至今的“宪法司法化”也受到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2001年的《批复》被废除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

二、我国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的必要性

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法生而肩负着保障人权的使命。在法治化进程中，起灵魂作用的并贯穿始终的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基础内容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宪法是其它法律产生的依据，其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其他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的来源和基础。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如果我们忘记了宪法的基本属性是法，就会将宪法束之高搁，无法发挥作用，人权就是空洞的口号。

2．有利于树立宪法的权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我国在1999年3月15日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标志着我国走上了法治之路。我国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的第24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此，人权保护在我国被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宪法的产生是近代法治确立的标志，法治的核心和根本是“宪治”，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达到宪政的状态。实行宪政需要能有效实施的活的宪法，否则，有宪法也无宪政。

3．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宪法的司法化最早源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随后，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纷纷采用，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而我国正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向世界市场迈进，这就要求我国的司法制度也要走向世界，与世界看齐。

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和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纵观历史和现实，我国亟需建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

三、外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的几种模式

1．美国宪法的适用制度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司法适用制度关系密切，均包括在司法审查中。但是，美国法院并不对二者进行区分。美国的体制被称为“司法机关模式”。美国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最先颁布成文宪法的国家。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是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当时的大法官马歇尔指出：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那么，应该有人来认定什么是违宪的法律；如果一部法律是违宪的，而该法与宪法均能适用于同一案件，法院应该决定适用哪一个。因为宪法是美国的最高法律，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所以，法院当然的应该适用宪法。

美国的违宪审查模式的特点是宪法解释权与审判权合一行使，当法律与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不一致时，则以成文宪法为依据。在司法审查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有权通过判决的方式解释宪法，成为保障宪法实施的另一措施。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可以通过普通法院的司法程序给予救济。提出侵犯个人宪法基本权利的违宪诉讼，必须是在要求确认被指控的法律违宪的诉讼中附带提起。这与法国德国有所不同。

2．法国宪法的适用

欧洲各国的体制与美国不同，由于早期受英国“议会至上”原则的影响，欧洲各国的议会过于强大，而法院太弱小。于是欧洲各国发展了适合自身的模式，将宪法的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授予专门机关，在法国体现为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设立的宪法委员会，其有权解释法国宪法，并有权对议会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法国的体制被称为“专门机关模式”。欧洲的德国等主要国家也采用此种模式。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只能在议会制定的法律生效之前审查，如果被裁定违宪，则不得颁布。但是，议会制定的法律颁布生效后，就不得对其合宪性再进行审查。这是典型的事先审查，是法国的特色。

3．德国宪法的适用

德国采用的也是“专门机关模式”，但是德国的违宪审查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渊源。联邦德国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设计安排上，设立了与普通法院完全不同的专门负责受理有关宪法争议案件的法院——宪法法院，负责审理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德国设立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国家最高的司法机构，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德国联邦六种法院系统中独立的一种。在行政上不隶属于任何其他国家机关，它以维护和保卫联邦宪法原则为最高使命，以维护宪法对立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和优先地位为根本职责，被称为“宪法的保护人”。

德国宪法法院在行使违宪审查和行使宪法司法适用权的程序不同，通常不在具体案件中行使违宪审查权。德国公民不管是否受到实际侵害，只要认为议会制定的法律侵犯了其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就可以向德国宪法法院提出控诉，请求进行审查，这种违宪审查方式是德国独有的制度，也叫“宪法控诉”或“宪法诉愿”。

四、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建立与完善

1．我国宪法适用的可行性

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她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她理应同其他法律一样被适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宪法适用的规定，在实践中不援引宪法判案的惯例主要是源于1955年、1986年的两个司法解释，再加上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其实，这三个文件分别对刑事、民事和行政领域的法律适用做出了规定，第一个司法解释只是说在刑事案件中，不宜援引宪法，却没有规定援引的后果，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刑法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时，应适用刑法相关条款；在刑法规定空白时，不排除援用宪法。至于1986年的司法解释和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是否可以在判案中援用宪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不能在判案时作为依据直接适用的宪法惯例是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只要以法律的方式将宪法的适用问题予以明确，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2．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制度设想

(1)在宪法直接适用的范围上，应限于两种情况：一是具体的法律没有规定，而在宪法中却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即存在立法空白。二是具体的法律规定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抵触，侵犯了公民权利。“只要部门法、单行法有规定的，就没有必要引用宪法。”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是因为宪法作为一部法律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它的政治纲领身份以及它的最高权威性，而且宪法没有一般法律那样明确具体的规定和细致的罚则，如果过于宽泛的适用宪法，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且容易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等同，动摇宪法的最高权威的地位。

(2)在主体上，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的解释、监督、审查等，请宪法学界专家和资深法官作为专职工作人员，使宪法案件的处理专门化。同时在立法上系统规定人员的任免、实施的程序、其裁定的效力及执行等问题。在宪法委员会下设宪法法院，专门负责宪法诉讼。这样可以增加宪法实施各环节中的可操作性，而且通过高素质的专门人员保证实施的质量，又从形式和程序上尊重并树立宪法的权威。

(3)在宪法实施的内容上，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宪法解释制度、法国的事先审查，以及借鉴德国的宪法法院和“宪法诉愿”。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宪法解释权。但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形成制度，更没在实际中使用过。“宪法解释是宪法司法化的标志，任何法律只要事实，就需要进行解释。”宪法的解释对于宪法的适用至关重要，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之后，应将宪法的解释权交给宪法委员会，与其下设的宪法法院相呼应。

在受案范围上，虽然我国立法规定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但是纳入审查程序的门槛很高，须由人大常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才能送交审查。人大常委员会工作机构毕竟不是审查的主体，这一限制是不合理的，立法者听不到公众的声音。德国的“宪法诉愿”值得我们借鉴，它可以给更多的人说话的机会。当然，要扩大受案范围，必须有相应的处理方法，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将宪法案件放在行政法庭进行审理，因为宪法案件常常涉及到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犯，这样做在我国的现有体制下应该是恰当的。待到宪法的司法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宪法诉讼的建立就会水到渠成了。

在违宪的审查方面，法国的事先审查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它可以避免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弊端，还可以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在具体案件出现后，增加过多的诉讼成本。在宪法委员会建立后，审查的工作也应由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样也避免了立法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

3．公民的宪法观念对宪法司法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国法律的运行情况不仅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有关，公民的观念和意识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指出的：“法律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一部良好的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公民的普遍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服从源于对法律的信仰。我国的宪法是在近代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后被动接受的，民主法治观念形成较晚，加上长期以来宪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被直接适用，公民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非常淡薄，不信仰宪法。这对于宪法的实施是一种潜在的阻力。我们需要在推进制度改革与实践的同时，鼓励办公民积极参与实践，让百姓真正体会到宪法的甜头，逐步确立与新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树立对宪法基本准则的社会认同。同时，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形成也有助于法官的宪法修养和职业道德的提高，利于良好的宪法环境的形成。这样会从根本上促进宪法、宪政的良性发展，让宪法在诉讼领域中切实发挥作用。

公民权范文篇6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直接效力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

建立宪法救济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我们应当建立宪法救济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宪法诉讼的途径或依据

应当在宪法第33条中再增设一款，明确规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通过宪法诉讼得到救济。（17）

（二）宪法诉讼的机关

应当另行设置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平行并列，即在中央设立国家宪法法院，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地方宪法法院，可在设立普通中院地区设立地方宪法法院派出法庭，直接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两级宪法法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其领导和监督，派出法庭对地方宪法法院负责，不受同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领导和干预，在人事和财政上应由中央直独立。

（三）宪法诉讼的管辖和审级

宪法法院的管辖，比照普通法院应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其审级应实行两审终审制。

（四）宪法诉讼案件的范围

1、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部门法无能保护，从而无法获得救济的。

2、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的直接违宪行为。

3、各级党委的违宪行为，尤其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各种违宪行为。

4、对于一个案件因部门法规定不一，处理结果不一致的，也应通过宪法诉讼，根据宪政精神和宪法所赋予的直接效力来解决。

（五）对违宪行为以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为主要手段。（18）

建立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障的有效途径，也是在张扬法治理念下，与国际人权保障潮流的一次接轨。

注释：

【1】（法）《人权宣言》第2条

【2】（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50页，康德著

【3】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71页

【4】（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第125页

【5】（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8页

【6】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73页

【7】（法）《人权宣言》第2条

【8】（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75页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上册，第33页

【10】（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27页

【11】（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28页

【12】（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第25页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上册，第154页

【14】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1998年第3期《比较法学》

【15】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1998年第3期《比较法学》

【1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上册，第33页

公民权范文篇7

2004年，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县委县政府为了帮助一家名为珠泉商贸城的开发项目顺利拆迁，不仅打出了“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而且实行了“四包四停”政策。公职人员必须保证他们的亲属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偿评估工作、签订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还要保证他们的亲属对拆迁不满意时不能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任务者将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甚至被开除或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可是，即使县领导发出了这样的口号和政策，拆迁工作也不顺利。有11名公职人员受拆迁事件影响被降职或调离，因拆迁还造成父子反目，夫妻离婚。

从2004年开始，重庆市被拆迁户杨武夫妇和开发商协商不成，他们的两层小楼在四周已经挖掘的工地映衬下就像一座“孤岛”。2006年年底开发商申请行政裁决，2007年3月19日，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责令他们在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下达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这个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引起广大公民和众多媒体的关注，此事件被媒体称为“重庆孤岛事件”。政府和司法部门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对“孤岛”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有关领导协调下，杨武夫妇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按协议，开发商将其在重庆沙坪坝区开发的一处门面房，按同样面积交付杨武夫妇，并补偿90万元的营业损失。

以上两个案例是近几年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为很多人所知悉。两个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个事件中，地方政府强力而为，败坏了政府的信誉，损害了公民权利。而后一个事件，地方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却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维护了公民利益，彰显了政治文明。那么，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要注意保护公民的哪些基本权利呢？

1.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很多地方的强制拆迁出现了类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子，夜深人静私闯住宅，敲门砸玻璃殴打被拆迁人逼你搬走。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干脆就是晚上进行，把当事人架进车里，推土机就开始了工作。湖南嘉禾则是滥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以“妨碍公务”“暴力抗法”为借口错误拘捕当事人，严重侵犯了人身自由权。

2.财产权。《宪法》以及新颁布的《物权法》都有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未经所有人允许，不受任何权力以及任何形式的侵害。然而，许多居民倾其毕生积蓄购买了住房，一纸拆迁公告下来，说拆就拆，补偿款数额不合理根本就无法再次回迁购置新房。另外，很多新居民区远离市区，上学及上下班、购物等都极为不便，靠近市中心做生意的便利也没有了。或者使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大打折扣，或者使可预期收入的资本成本加大，这些都使被拆迁人的财产收入受到损害。可喜的是，重庆孤岛事件中政府通过协调，做到了充分保护被拆迁户的权利，实现了政府部门、房屋拆迁人和被拆迁户几方共赢的局面。

3.劳动保障权。从湖南嘉禾事件中，可以看到行政决定可以命令被拆迁户的家属停止本职工作去劝说搬迁，直到搬迁结束才能上班。如果在职职工是拆迁当事人又不顺利搬迁的话，轻者被调离，重者则被开除公职。《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劳动法》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滥用，变成了他们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有些地方政府在拆迁前允诺给被拆迁户安置工作，可是后来却没有了下文，政府信用全无。

4.知情权。在很多地方，房屋拆迁公告贴出来的同时，拆迁评估补偿数额也就几乎公布了。补偿依据什么标准评估、什么公司进行评估、拆迁法律程序以及如何进行法律救济的途径等等，被拆迁人很少被告知，所以很多被拆迁户有着强烈的被欺骗感和被愚弄感以及不被尊重的感觉，拆迁纠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拆迁的实际用途和当初拆迁公告上的内容不一样，也是导致拆迁上访的重要原因，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建设项目补偿数目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5.公平交易权。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发放拆迁许可证时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这是强制拆迁源头的不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拆迁评估程序上，很多地方的被拆迁户对被评估机构没有选择权。评估过程的不公开及评估黑洞，都导致了房屋安置和补偿的不合理。另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似乎形成了逻辑矛盾的一个怪圈，让人不可思议。本条前半部分说“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裁决。”后半部分又说“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正因为对拆迁安置补偿不满意，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才提起诉讼，可是诉讼期间拆迁人给予了安置补偿，即使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不满意也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言下之意，不管对方怎么样，我都要拆！在《条例》面前，被拆迁人已经没有了言语权，公民的公平交易权就这样被“合法”剥夺了。难怪有人称《条例》的这一条款是“霸王”条款。

6.司法救济权。“人权在实践上完全是通过法院得到保护和实施的”司法诉求是公民行使权利保护的最后途径。从刚才的分析中，已经看出被拆迁户司法救济途径的不畅通。《条例》第17条更是把被拆迁户司法救济的途径堵塞。“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民人身及财产纠纷的处理不是行政裁决终局，而是司法裁决终局，这是世界通例。可是《条例》却剥夺了被拆迁户依法享有的司法救济权，而且，《条例》还有越俎代庖之嫌，房屋管理部门的行政裁决不需要你法院审查，只须经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法院驳回被拆迁人的起诉，或者法院也被推向强制拆迁第一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由于司法救济权的缺失，被拆迁户权利受损后，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层层上访，要么走向暴力抗争的悲剧。

7.重大社会事务参与权。很多拆迁事件中被拆迁户都不能充分行使参与权，具体表现为：项目规划这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没有听取广大被拆迁户的意见；房屋拆迁基准价的制定没有召开由广大被拆迁户参加的听证会。被拆迁人已经从起点输掉，终局焉能不输？

二、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民权利保护的途径探讨

公民权利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依照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享有的利益和自由。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从而保护公民权利的途径，本人拟做以下探讨。

1.规划和拆迁时遵照合理程序，强制拆迁方只能是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户拆迁中，政府要在有利害关系的居民参与下来决定拆迁进程，这就为实现民意与政府决策的互动建立了一条合适的渠道，从而保证拆迁的顺利进行。城市规划应该实行听证，有可能被拆迁的居民应该每户都有代表参加听证会。房地产管理局要保证公民有权查阅各种文件，甚至查阅政府在城市房屋开发中的规费收入和开发商的利润，如果各方利益合理设置，互惠互利，政府和开发商行为得到理解，被拆迁户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拆迁。在利益透明的情况下，居民参与房屋拆迁补偿基准价的听证和确定。拆迁评估应在政府房屋评估基准价的基础上，结合建筑面积、房屋用途、区位、建筑结构、楼层、朝向等因素来确定拆迁补偿，并且政府每半年应结合房地产市场变动重新公布一次区位房屋评估基准价。在所有的建设项目进行拆迁评估时，必须保证广大被拆迁人参与选择拆迁评估单位，并享有充分的监督权。当前，房屋拆迁领域之所以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商和被拆迁户直接对阵，所以野蛮拆迁的恶性案例不断发生，像重庆“孤岛事件”中的开发商是比较文明的，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出现了拆迁中的打、砸、断水、断电，甚至出现被拆迁户以死抗争的恶性案例，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其实，这是因为在拆迁程序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开发商购买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土地的一方应该是政府，应该由政府出钱来征地。在正确的法律程序制约下，开发商是没有资格同居民直接谈补偿问题的，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开发商和被拆迁户的利益博弈了。总而言之，城市房屋拆迁的正确程序是：规划—公示—安置住房—补偿—拆迁—土地拍卖—开发商进行开发。政府和开发商介入房屋拆迁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不能够少的环节一定不能够少。其中应该强调的是，绝对要应该先安置补偿，然后才能强制拆迁。

公民权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三届五次党代会精神，围绕“三个”战略和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目标，立足于国情、省情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推进政府各项工作法治化，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依法保障公民权益贯穿于政府各项工作，着重保障民生权益，努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依法行政。全面履行法定职能，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得越权、滥权、不作为，坚决纠正执法扰民，做到平等保护、权责一致、监督有力，切实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坚持公众参与。注重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大力推行行政听证制度，不断拓宽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坚持着眼长远与立足当前、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普遍保护和特殊保护相结合，妥善协调和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工作目标

经过五年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得到落实，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就业、教育事业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公民权益保护和实现程度得到明显提高。到年，实现以下五个方面主要工作目标：

（一）公民人身财产权益保障主要工作目标

——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保持在90%以上，药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5%以上，农产品残留物检测合格率达到95%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事故伤亡人数、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保持零增长，力争逐年有所下降；

——刑事发案总数得到有效控制，破案率力争逐年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更加良好；

——完成各项污染减排和环境整治任务，全县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能力明显改善并居全市中等水平；

——公共安全应急体系和机制更加完善，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升；

——社会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95%左右。

（二）公民社会权益保障主要工作目标

——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城乡就业困难人员普遍得到就业援助，劳动合同制度得到全面推行，工资拖欠、就业岐视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普及十五年教育，适龄公民受教育权得到全面保障；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三）公民经济生活权益保障主要工作目标

——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居于全市前列，消费争议处理率达到96%以上；

——制定列入听证目录的重要商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全面实行听证；

——编制或者修改城乡规划公告率、公开征求意见率均达到100%，听证率达到50%以上。

（四）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主要工作目标

——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实现全面公开；

——法定行政事项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全面实施；

——行政投诉处理率达到98%以上；

——信访事项办结率达到98%以上。

（五）公民救济权益保障主要工作目标

——不动产权属争议、劳动争议案件、医疗事故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调处率达到90%以上；

——行政复议“案结事了”率保持在90%以上；

——行政复议生效决定、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和裁定执行率达到98%以上；

——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每年递增10%以上。

三、工作任务

（一）依法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益

1、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完善食品、药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指数测算、评估和制度。（责任单位：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卫生局、县农业局、县工商局）严格实施食品、药品生产许可制度，强化食品药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督，重点加强食品质量监督抽查和药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工作。实施食品药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管制度，实行不合格食品药品强制召回制度，严厉查处药品、保健食品虚假广告。探索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责任单位：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卫生局、县农业局、县工商局）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管理，建立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药物及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抽检制度，重点监测和抽检蔬菜、畜禽、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责任单位：县农业局、县工商局、县水利局）严格执行食品卫生许可制度，全面实施餐饮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重点加强对农村地区和学校食堂、小餐馆等重点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监管，年起，餐饮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实现全覆盖。（责任单位：县卫生局、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全面实施以食品药品为重点的“十小”行业质量安全整治与规范。（责任单位：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工商局、县卫生局、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农业局、县经贸局、县公安局、县建设规划局、县交通局、县文广新局、县粮食局）深入实施农村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全面推进食品安全“三网”建设、食品安全示范乡镇建设、行政村药品供应网点建设和农村药品“两网一规范”示范乡镇建设。（责任单位：县卫生局、县工商局、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粮食局）

2、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重点规范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消防等安全管理活动，贯彻实施安全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县公安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环保局、县法制办、县消防大队）加强重大危险源监管，健全重大事故隐患预防、控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到年全面完成县以及企业重大危险源监控网络建设。（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全面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活动，重点落实中小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整顿或者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逐步淘汰技术落后、安全保障条件差的工艺和设备。（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县经贸局）深入实施事故多发领域安全治理，重点加强对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烟花爆竹、渔船水上交通及捕捞作业安全和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的监管。（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消防大队）完善以矿山、危险化学品和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应急体系，建设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信息平台。（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县应急办）开展公民安全生产教育活动，重点加强对安全生产监管重点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技能培训。（责任单位：县安监局、县人劳局、县教育局）

3、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实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务战略，扎实推进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责任单位：县综治办、县公安局）规范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探索和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加强城镇房屋租赁治安管理工作。（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建设规划局）强化管理和监督，严厉查处黄赌毒等违法活动。（责任单位：县公安局）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措施，重点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深化失足青少年“导航工程”，加强禁毒宣传教育、网吧管理、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文广新局、县教育局、县工商局、团县委）深入实施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人劳局、县民政局）组织开展社区戒毒和康复工作。落实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重点单位、重要设施的安全防范措施，强化危险物品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实施“两抢一盗”等重点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有效降低发案数，切实提高破案率。（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4、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完善和落实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管理、排污许可、生态环境补偿等制度，严格执行环境安全、生态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和约束性指标。（责任单位：县环保局、县经贸局）加强大气、水体、土壤、有毒化学品、固体废物、噪声、振动等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单位：县环保局）加强饮用水源安全管理，重点落实水源保护区制度，加强城市供水管理，防止二次污染。（责任单位：县环保局、县水利局、县建设规划局）加强建设项目环保管理，重点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环境监理制度、试生产管理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推进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落实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无害化集中处置制度。（责任单位：县环保局）加强养殖业污染防治，依法实行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制度、新建规模化养殖场排污申报和许可证制度，强化水产养殖管理，严控水库、湖泊网籍养殖规模。（责任单位：县农业局、县水利局、县环保局）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整治。（责任单位：县环保局、县农业局、县建设规划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局、县林业局）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完善重点环境问题限期整治和督办制度，着力解决一些地区突出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责任单位：县建设规划局、县环保局、县经贸局、县工商局、县科技局）

5、加强征收拆迁和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完善和落实土地、房屋、山林、水域等不动产登记制度，重点做好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局、县建设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严格规范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全面推行听证制度，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健全争议协调裁决机制，实行年度抽查及情况报告、公示制度，切实执行闲置土地收回制度。严格违法用地处理和手续补办制度，强化违法用地责任追究机制。（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局、县监察局、县法制办）完善房屋拆迁许可程序，严格控制拆迁范围和规模，完善拆迁补偿安置机制，规范强制拆迁行为。（责任单位：县建设规划局）严格执行行政区划管理制度，规范撤村建居行为。（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县农办、县农业局、县建设规划局）加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信息化，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调处机制。（责任单位：县农业局、县林业局）

6、加强防灾与应急管理。认真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加快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和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立危险源、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风险评估、检查监控制度。（责任单位：县应急办、县水利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安监局）落实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和信息系统制度，重点加强对洪涝台等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的预警、监测和信息公开工作。（责任单位：县应急办、县水利局、县卫生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气象局）建立健全救灾减灾机制，全面推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建立林业保险制度。（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民政局、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加强“强塘固房”工作，落实措施，提高防灾能力。（责任单位：县水利局、县建设规划局）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重点做好非典、艾滋病、禽流感等重大疫病的防治工作。（责任单位：县卫生局、县农业局）加强信息安全保障，重点保障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运行。（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发改局）

（二）依法保障公民社会权益

7、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完善和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卫生局）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村五保与城镇“三无”对象供养、流浪乞讨人员及孤残儿童救助工作。探索建立低保边缘困难群众和其他因突发性灾害或重大疾病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群众的临时社会救助制度。（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县卫生局）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和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民政局、县卫生局、县国土资源局）健全和落实城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制度，规范住房保障审批行为，重点解决住房供应不足、轮候时限过长等问题。（责任单位：县建设规划局、县房改办）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制度，加强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着力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和安全保障问题。（责任单位：县建设规划局、县农办）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依法严厉查处闲置囤积土地、房源和炒地炒房行为。（责任单位：县建设规划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工商局）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卫生局、县公安局）

8、加强就业服务和劳动管理。认真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适时制定各类制度。（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法制办）完善和落实就业援助制度，重点加强对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工作。（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培育和规范人力资源市场，重点加强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活动的监督管理。（责任单位：县人劳局）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强化工资支付管理。（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总工会）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重点查处企业拖欠工资、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县人劳局）

9、促进和规范教育事业。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制度，健全教育督导、教育评估制度，进一步做好普及十五年教育工作。（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创新，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县人劳局）完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落实扶持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制度。（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县财政局）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全面推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通报制度，有效预防和纠正各类教育乱收费行为。进一步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完善和落实农民工子女、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扶助制度。（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县残联、县民政局）

10、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和新农村文化建设“十项工程”，重点加强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利用、服务和管理。大力发展公益文化事业，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实施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制度。（责任单位：县文广新局、县体育局、县建设规划局、县财政局）规范文化市场发展，重点加强对演出娱乐、出版物、网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等的监督管理。（责任单位：县文广新局、县广播电视台、县公安局、县工商局）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制止和查处传播各类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等违法活动。（责任单位：县文广新局、县广播电视台、县公安局）加强广播电视设施建设和保护，规范广播电视服务行为。（责任单位：县文广新局、县广播电视台）

11、加强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深入实施“青少年维权工程”，落实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保护责任。（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人劳局、团县委）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救助制度，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康复、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生活照料，加强残疾人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和无障碍设施建设。（责任单位：县残联、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建设规划局、县卫生局、县人劳局、县教育局）落实妇女权益保障制度，重点加强反就业歧视、反家庭暴力、劳动保护、畅通权益维护救助渠道等工作。（责任单位：县妇联、县人劳局、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安监局）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加快发展老龄事业。（责任单位：县老龄工委）

（三）依法保障公民经济生活权益

12、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认真组织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重点查处滥收费用、霸王条款、拒绝交易、制假售假、虚假宣传、违法广告、欺骗性有奖销售、商业贿赂、强制交易等违法行为。积极推进消费维权监督网建设，完善消费者投诉执法体系，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年起，消费者举报投诉办结率每年保持在96%以上。（责任单位：县工商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经贸局）

13、加强价格调控和监管。全面实施价格监测预警制度，修订完善应对市场价格异常上涨预案，完善和落实低收入困难群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价格补贴制度。（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民政局、县教育局）全面推行重要商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价格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建立健全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制度，重点解决医疗卫生、公路交通、水电煤等行业和服务领域的价格违法问题。（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建立覆盖城乡的价格监督网络，畅通价格投诉举报渠道，关注群众基本生活消费品等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动态，加强对市场价格检查和巡查，查处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对重要部门、重点行业价格收费检查，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14、加强行政性收费管理。贯彻落实行政性收费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行政性收费听证制度，全面实施行政性收费公示制度。加强行政性收费监督检查。（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监察局）

15、加强规划管理。加快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完善规划体系，加强规划编制工作，全面推行“阳光规划”，完善和落实公告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听证制度、专家论证制度和合法性审查制度。严格规范规划修编和调整行为，加强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强化规划执行和监督管理制度。认真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抓紧制定各项实施制度。（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建设规划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法制办）

16、规范行政审批和投资管理。继续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项目，推行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许可职能整合制度，探索行政审批全程制度，落实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推动行政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强行政审批服务网络建设，全面推行“一站式”审批。（责任单位：县监察局、县发改局、县法制办、县行政服务中心、县编办）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投资管理，引导和规范投资行为，重点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和规范政府投资预算管理。（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经贸局、县财政局、县国资公司、县法制办）全面清理对企业的各项政府性奖励政策，规范经济领域的政府奖励行为。（责任单位：县府办、县经贸局、县财政局、县法制办）

（四）依法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17、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抓紧制定各项实施制度。2009年起，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全部实现网上公开，县政府全面设置政府公报，建立免费赠阅制度。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普遍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落实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向社会公布制度。（责任单位：县府办、县法制办、县监察局、县财政局）

18、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机制，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听取意见制度，逐步实行意见采纳情况反馈制度。在规划编制、企业改制、征收拆迁等重点领域，推行决策听证制度，规范听证程序，逐步扩大听证范围。完善和落实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健全专家论证制度。（责任单位：县府办、县法制办、县建设规划局、县国土资源局）

19、加强行政投诉处理和信访工作。整合行政投诉资源，畅通行政投诉渠道。健全行政投诉处理制度，建立行政投诉限期处理、情况反馈和备案以及评议考核制度，落实行政投诉处理责任。（责任单位：县监察局、县法制办、县人劳局）落实信访工作职责，加强信访督察督办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推开“网上信访”工作。（责任单位：县信访局、县监察局）

20、保障和规范村民自治。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依法开展自治管理，组织指导村民委员会选举，督促村民自治组织完善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加强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培训工作。（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县司法局）探索对村民自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制度，试行村规民约备案制度，逐步形成村民自治活动的纠错机制。建立健全村民权益纠纷的调处机制，保障村民在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县农业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法制办）

（五）依法保障公民救济权益

21、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认真组织实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和土地、山林、水域等权属争议调解制度，加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等损害赔偿调解工作。（责任单位：县人劳局、县安监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实施“人民调解质量工程”活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到2010年，城乡社区和职工人数200人以上的企业、大型集贸市场全面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责任单位：县司法局）

22、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工作。全面落实行政复议法定职能，严格执行行政复议听证制度、重大案件备案制度、定期报告制度、监督制度，健全评议考核机制。试行行政复议简易程序，健全行政复议和解、调解机制。加强行政复议信息系统等基础性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信访、行政监察、行政审判的工作沟通机制。加强行政复议队伍建设，实施行政复议人员资格管理制度。（责任单位：县法制办、县监察局、县信访局）

23、落实行政应诉职责。积极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建立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和裁定执行监督及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司法建议处理反馈机制。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责任单位：县法制办、县监察局）

24、完善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行政赔偿听证、协商与和解制度。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重点规范和落实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生态保护等涉及的行政补偿机制。（责任单位：县法制办、县财政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建设规划局、县监察局）

25、加强法律援助。认真实施法律援助制度，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做好低收入群众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措施，重点加强与法院、仲裁机构、鉴定机构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和效率。（责任单位：县司法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政府将加强对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强化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等基层基础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依法保障公民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县级各有关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按年度分解、细化工作目标和任务，同时做好与市级主管部门的上下协调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确保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二）强化制度建设

各单位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与公民权益保障直接相关的各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完善对公民权益保障具有重大作用的各项制度，为公民权益保障提供法制保障。同时，要改进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方式和机制，扩大公众参与度，推广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凡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在其他大众媒体上登载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评估制度。按照立、改、废相结合的原则，每两年开展一次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三）健全互动机制

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活动，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尊重和保障公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查处破坏、妨害选举的违法行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各类依法成立的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等社会监督。建立和实施社会评价制度，由牵头部门会同统计部门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定期对行政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社会满意度测评，为改进实施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四）完善财政保障机制

健全公共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行财政预算公开，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的资金投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重点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偏远山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财政资金使用行为，加强财政、审计等专门监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落实行政执法经费，保障行政执法职能有效行使。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各类政府非税收入，严格执行财政专户管理和“收支两条线”制度，防止和纠正乱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行为。

公民权范文篇9

[关键词]：宪政，公民权，宪法救济，宪法诉讼

据新浪网2003年1月29日报道：社会广泛关注的“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中的当事双方-重庆邮电学院和李静、张军（均为化名）分别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李静、张军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1].本案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其中一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邮电学院依据本校规定开除二人学籍，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在没有被法律具体化，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获得救济，能否通过宪法途径获得救济？如果能，如何获得？本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公民权的宪法救济问题。

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即自然人作为一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及权利救济权等系列权利。当然本文语境中的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所谓宪法救济，它既涉及到公民直接行使宪法的救济权问题，即由公民启用宪法诉讼机制实现其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涉及到特定主体（如普通法院、宪法法院等）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审查侵害公民权的国家公权行为（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主要是立法行为）而实现公民权的宪法救济。

（一）

对公民权的宪法救济是必要的。法治是现代宪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的内涵之一就是，法规范在赋予权利或授予权力，必须同时规定当权利或者权力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否则这种权利或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换言之，实际上并不真正享有。在宪法规范为法律所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即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来保证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如果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规范，仍然得不到救济时，就需要宪法上的救济；在宪法规范未被法律规范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必然直接寻求宪法上的救济。[2]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

那么，国外的宪法救济制度如何呢？大体而言，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各国根据其具体情况形成了两类较健全的宪法救济制度，即英美型和大陆型。

英美型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由普通法院通过审理具体案件的方式，在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直接适用宪法规范提供宪法救济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院相对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权威及一定的宪法解释权，它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为公民权提供宪法救济，具体做法是：（1）当宪法权利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可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普通法院在判决时，对适用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如认为合宪，则依法律判决；如认为违宪，就拒绝适用法律。（2）当宪法权利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时，普通法院就侵犯公民权利案件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判决。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受理和审理具体案件时，法院只针对具体案件适用宪法，法院的判决仅对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有效，而对特定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法院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仅仅不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当事人，而法院无权撤销该法律，该法律对特定当事人之外的人仍然有效，虽然根据“先例约束原则”该法律已事实上死亡。

大陆型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由专门机关（主要是宪法法院）在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所提供的宪法救济制度，由专门的宪法法院组织法等特别程序法予以规制。宪法法院不是普通司法机关，不受理和审查普通法律案件，具体做法是：（1）宪法权利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可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如当事人认为适用法律违宪，可向普通法院提出；普通法院如也认为该法律可能违宪，即诉讼中止，并向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宪法法院的决定是普通法院审理该法律案件的依据。（2）在普通法律诉讼中，当事人如认为普通法院的终审判决违宪，可向宪法法院提出控诉。宪法法院可对普通法院的判决进行合宪性审查，如认为违宪，普通法院即需重新判决；如认为合宪，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3）宪法权利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如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公权力侵犯，而无法通过法律诉讼实现权利救济时，可直接依据宪法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控诉。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因而不能在普通法律诉讼中直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

（二）

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

我国现有的宪法救济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现行宪法第62条、第67条，立法法第8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及对法律、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权；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权，以及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权。（2）现行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3）我国宪法第三章与立法法第五章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适用与备案制度等，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及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程度上的违宪审查权，甚至承认公民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违宪审查启动程序。（4）此外，我国现行宪法、代表法、选举法、立法法、组织法等所规定的国家领导人与人大代表罢免制度，也原则承认了的宪法救济制度。然而，上面已提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修改宪法并解释宪法，并制定、修改和解释法律，同时还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不能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因而普通法院不具有宪法的解释权，同时也没有宪法法院的制度设计，更不可能在现有人大体制外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因此，全盘接受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宪法救济制度的做法在我国必然受到怀疑与排斥。

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已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而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1）本文引用的案例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没有为法律具体化时，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获得救济，应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而我国宪法就有许多条文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甚至包括知情权等重要的公民权利都没有明确地写进宪法。[3]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了李张二人的起诉，他们如果既不能通过普通法律诉讼获得救济，而又无相应的宪法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救济，那宪法确认的受教育权等岂非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即使根据宪法制定了法律，但当事人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而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当事人的宪法权利又该如何实现？（2）现行宪法和立法法都是从违宪审查的角度，而不是从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做出规定，这与英美法系国家相反，而大陆法系国家既从保障宪法秩序又从提供公民宪法救济的制度规定了具体的操作程序保障。我国没有宪法诉讼法、监督法，更没有违宪审查的具体程序法。（3）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实际上的违宪审查与监督机关。许多学者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无法承担对公民权实施宪法救济与宪法监督的专门重任。[4]

（三）

完整的宪政过程必定包括宪法创制、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和宪法救济这四个相互联结、缺一不可的环节。宪法创制是宪法实施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实施是宪法创制的落实和实现，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而宪法救济则是对违宪侵权的校正和补救。宪法救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有效的还是宪政司法救济。[5]宪政司法救济通常以宪法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普通诉讼和普通执法行为只是一种补充形式。在我国现阶段，宪政司法救济十分微弱，效力极为有限，因而完善宪法救济制度十分紧迫。在仍然采用现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的救济模式的前提下，需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进行宪法救济程序的专门立法。程序先于权利，没有程序的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现行立法法没有规定各个环节的如何运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宪法救济的障碍。建议我国现行宪法在修正案设专章规定“宪法救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并对宪法监督的程序作具体化的规定。建议我国尽快出台监督法，并在立法法中具体补充和完善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规定，特别是细化公民对违宪审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

第二，完善公民权的基本立法工作。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虽然规定了公民对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检举权、求偿权等系列权利救济权，却未像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那样明确规定公民的宪法救济权。因此建议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和宪法依据，并将知情权、宪法救济权明确作为基本权利载入宪法。

第三，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由于全国人大和及其常委会的诸多繁杂职权，应考虑设置公民权的专职宪法救济机构。基于我国现行的宪政框架，有学者认为宪法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因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而发生的案件比较稳妥和有效[6]，笔者认为同时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监督委员会直接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案件应作为中期目标，而建立与立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宪法法院则作为长期的宪政建设目标，才更符合中国宪政社会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说，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其宪法权利也同时受到了侵犯，法律上通过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以保障其法律权利，其宪法权利也就受到了保障，这是维护宪法最高尊严的途径之一。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而正如法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凡权利无保障的地方就没有宪法。在我国现阶段，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民权的宪法救济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才更有保障。

注释：

[1][EB/OL]./1/2003-01-29/37372.html。

[2][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343-344，347-348。

[3]姚小林。论知情权的宪法基础[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年（6）。

公民权范文篇10

所谓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自然是以现行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存在着不足为前提的。这种不足，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利体系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表现为这样一些方面：首先是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没有给予确认，如迁徙自由、个人的财产权、罢工自由、新闻自由等。其次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各种基本权利包括的内容、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应当给予最低限度的保障，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给人一种空洞无物之感，这在无形之中既降低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可操作性。

因此，在进行宪法修改时，要对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大幅度的完善。这种完善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过去取消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加以重新审视和检讨，结合新的形势需要给予恢复；其次是根据我国当前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在批准和加入《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给予必要的扩充，确认公民在政治方面的知情权、创制权、复决权；社会生活方面的隐私权、环境权；经济生活方面的契约自由、营业自由；表达方面的新闻自由等权利。最后是对各种基本权利的内容在宪法中给予必要的规定，特别是哪些方面应给予保障，哪些方面应受到限制，在宪法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以便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根据。

第二、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在价值取向上有义务本位之嫌。按照经典的宪法学理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权力而存在的，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国家权力作用的界限，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承担起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对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是权利本位的。虽然从法理上讲，任何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基本权利也不能例外。但由于基本权利具有的本源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承担的保障义务更加重要和突出。一般情况下，对基本权利应当以保障其充分实现为原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必要和合理为前提。因此，各国宪法在基本权利中都规定国家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而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方面应承担什么义务、遵循什么原则没有做出规定，体现不出基本权利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不要求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上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却明确要求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特别是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力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规定，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将这一规定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在精神上充满着义务本位的伦理性文化的国家中，无疑地是伦理文化的那种义务本位价值取向在法律上的表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国家可以根据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地来限制甚至是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实际上成为具文。另外，这一规定也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非常注重对公民滥用基本权利的防范，却始终未能对国家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危害性给予足够重视，更没有注意从制度上给予必要的防范。

在修改宪法时，应当在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统一性的同时，对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做出要求，尤其是要在制度上注意对国家权力给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侵犯所产生的危害加以必要的防范。这样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真正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不至于在客观上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国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有效行使的根据。

第三、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缺乏可操作性。现行宪法在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对公民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加以了扩充，这被认为是更加强调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表现。但仔细研究和认真思考一下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内容的很多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首先，将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为公民的基本义务是不恰当的。且不说公民对国家宪法和法律的遵守不是绝对性的，单就这一要求的本身来看也是不全面的。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不仅是公民个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也是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组织应当履行的义务。其次，将“爱护公共财产”规定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不利于培养人们对个人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的意识。再次，“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提倡，难以成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法律义务。最后，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与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的义务及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保守国家秘密在内容上相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