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十篇

公民教育篇1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加强公民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教育的内容要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要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要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要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等社会变迁，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变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为自由幸福，更为全面地发展自身，实现自身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提升现代意识，培育现代公民。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新主题，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总书记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或者说，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体现这六个方面的特征。

关于“公民教育”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不统一，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指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它是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如何做合格公民的教育，这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判断是否建成和谐社会的标准，除了是否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还要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看公民教育的成就和质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民教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将公民教育工作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视角，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密切相联。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成。“和谐”与“中道”被认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样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重视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事实上已经把公民教育纳入了和谐社会的视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在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将公民教育纳入其视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全面和谐社会的公民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目标上。二者是一致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高公民素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的来看，与过去相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与此相适应，要形成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较高的公民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需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全面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不断促进公民教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二者处于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之中。公民教育搞得好，就会增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和进步，就越增强对公民教育的需求，促进公民教育的不断发展。

三、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公民教育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指导思想。执政者的发展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公民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体现了我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教育全体公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树立生态科技观和科技生态观。

2.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培养受教育者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使其立志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现代公民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内，但不把公民教育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范畴，在要求受教育者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国家给予个体公民的权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富强兴盛的精神动因。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宏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明确了民族精神要与时俱进的培育思路。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公民教育范畴，需要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强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意识；需要倡导各民族团结和睦，平等互助，维护国家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族团结意识；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意识；需要保护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的自尊自信意识。

3.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实施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重要的是唤起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平等成员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公民教育中的民主法治意识教育主要是培养主体意识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要牢固树立法律的无尚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做一个积极负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是使公民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法、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利益、遵守环境道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公民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依存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四、构建和谐社会，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要把积极推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主导的促进作用，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公民教育同样也有促进作用。当今社会，教育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公民教育需要以全新的姿态来面对，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1.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公民教育如果和传统文化相脱离就会变成没有根的东西，没有根的东西也就没有生命力。我国的公民教育能否真正拥有优势和特色，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弘扬与创造性的转化上。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学中强调单纯灌输，忽视了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公民意识的养成，特别是公民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教育，这是制约我国法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观念，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在一个开放、尊重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将公民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各门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民主、平等、自主、批判等现代公民意识。

3.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公民教育重在实效，它不同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只侧重于讲解和传授，而更侧重于在理解的基础上理性的认可和参与。如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景，在答疑中进行公民教育；对重大的涉及公民教育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具体公民及其事迹，即以榜样和先进事迹来更好地启发、感染教育对象；在活动过程中感到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模拟民主选举场景；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新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创新精神，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传承。

4.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学校公民教育是社会公民教育的基础，学校公民教育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改革公民教育课程为主线，改革公民教育办法，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公民教育。此外，公民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公民教育的氛围，保持公民教育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公民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作用，搞好公民教育。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的开放和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机会增多等等，都要求我们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全民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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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学风，学校公民教育：塑造公民道德的必修课[J].思想·理论·教育，2006，(3).

公民教育篇2

论文摘要:从分析学校公民教育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入手,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相比,阐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学校公民教育作为培养法治国家的主人的基础性教育,对国家的发展所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提出学校公民教育应以公民为培养目标,让国家的主人在学校中树立公民意识,系统学习做主人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公民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进行公民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迫切要求。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反映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反映公民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增强公民意识,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每一个公民正确认识公民、国家的法律地位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培养具有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意识的共和国公民,让其掌握公民的知识,具备相关的技能、态度和能力,是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基础。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是一切法治国家实施公民教育最基础、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作为国家实施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学校公民教育为依法治国奠定思想意识基础,在依法治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公民教育有两种理解。其一,公民教育是指“对公民进行的教育”。这里的“公民”是教育对象,将公民教育定位为德育或政治教育,强调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二,公民教育是指“以公民知识为主要内容,为培养和增强公民意识而进行的教育”。其中的“公民”不仅仅是教育对象,更重要的是教育内容。本文所探讨的学校公民教育,是指后一种理解,即由学校组织实施的,以公民知识为主要内容,为培养和增强学生公民意识而进行的教育。

一、学校公民教育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称为德育。具体来说学校德育究竟指什么?根据《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根据《中学德育大纲》,德育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根据《小学德育纲要》,德育即学校对小学生进行的思想品德教育。

学校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都是教育活动,都是由学校按照一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旨在使所施加的影响现实化。它们的主体、客体和环境相同,教育方法也能相通。两者在内容上会有交叉。

学校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首先,根本任务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遵纪守法的学生;而学校公民教育是要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在学生中生成法律文化,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其次,内容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政治观、社会公德等;公民教育的内容是公民知识和能力。第三,侧重点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而学校公民教育侧重于公民知识的传播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

二、学校公民教育是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是“公民教育”而不是别的教育?这就必须先探讨“公民”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公民定义为“凡是能参与本城邦的司法事务和管理机构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①。因此,奴隶就不是公民,只有现实上参与城邦议事的人才是公民。“城邦是由身份相同的公民组成,都可以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以轮流执政,为的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和良好的生活”②。可见,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公民”一方面是城邦的主人(相对城邦内不具备公民身份的人来说),另一方面是城邦的代表(相对于别的城邦来说)。公民概念是在民主政制下提出的。公民一律平等,共同参与议事,轮流执政的社会秩序由政制来保证,而政制的延续靠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是同一的、公共的。城邦应制定统一的有关教育的法律和课程”③。为什么是“同一的、公共的”?因为公民身份是同一的、公共的。公民可能因轮流执政时而成为统治者,时而成为被统治者,但是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点却从不曾消失过,那就是“公民”即“主人”这一基本身份。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人,据此享有该国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并承担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④公民不仅仅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存在。学校教育由国家来推行,本质上是培养国家主人,把做主人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教给学生的过程。因此,从学校教育的目的来看,应当是培养合格公民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教育只能是公民教育,而不能是政党教育、宗教教育或是别的什么。

为什么西方法治国家会实施学校公民教育,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却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

如前所述,公民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城邦,与公民的产生相伴随,公民权概念形成了。此后,西方社会按照“在民”的逻辑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在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⑤,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1607年,最早一批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在北美登陆。仅仅过了12年,由该地17岁以上的全体男性公民选举产生了22名代表,通过了几项法律,这是新大陆最早的代议制机构,开北美议会政治之先河。1621年,来自英国的“五月花”号帆船在马萨诸塞海湾靠岸,船上的移民在登陆前订立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规定殖民地将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管理,这实际上包含了萌芽形式的人民思想。《五月花号公约》与弗吉尼亚议会一起,成为后来美国政治制度的两块奠基石,对后来美国政治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最后制定了宪法草案。宪法对美国的意义,不仅仅是独立战争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国家生存发展所依据的准则和基础。北美殖民地内没有等级制,正相反,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自由,移民们崇尚自由精神,这是美国日后走上法治发展道路的观念前提。由崇尚自由产生对民主的呼唤,由有序的发展产生对法治的需要,从而决定了美国的法律必然是发展市场经济,保障财产权利,张扬个性,体现自由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合美国国情的学校公民教育。美国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全体国民的美国精神,建立和维持统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西方国家的学校公民教育是在现代民主国家建立过程中产生的,内容上突出公民权利,为国家走上法治道路,从下一代的思想意识培养着手,强调学生应成长为负责任的公民,从而为本国的民主进程打下思想基础。

而在中国,根据顾准的考证,“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⑥,因为中国领土广阔,总是有神授的最高王权。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在中国法文化中是没有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教育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可见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此后,以孔子、孟子、荀况为主要代表的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人治”,认为德礼教化比政刑压制效果更大更好。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公民而是家族(家庭)。在这种家本位文化的影响下,无法生成公民意识,只会有臣民(子民)意识。于是讲“臣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顺民。

十九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思想开始影响我国。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学校教育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早期启蒙思想家提出公民教育的思想。黄宗羲(1610—1695)认为学校应成为大家议政的场所,使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逐渐养成,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和议政紧密结合。康有为(1858—1927)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梁启超(1873—1929)初步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提出中国国民教育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使受教育者能“备有资格,享有人权”。(1889—1927)批评教育与政治互不干涉的观点,指出教育与革命应该双管齐下;提倡通过社会主义发展教育,争取工农群众的教育权利,真正的平民主义应是破除一切特权阶级,国家机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并由人民执行的工具。⑦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学校公民教育产生的理论前提。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背景下,学校公民教育进行了初步尝试。如严复(1854—1921)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取决于国民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水平,中国欲改变“积弱积贫”的状况,必须“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二十世纪初明确提出公民教育思想的是晏阳初(1890—1990)。作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⑧。他提出农村有“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必须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其中,在“四大教育”中,公民教育最为根本,“希望造成热诚奉公的公民”⑨。他提出在农村以“三大方式”推行“四大教育”。一是学校式教育,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课本为《公民千字课》;二是社会式教育,以学校毕业生同学会为中心组织;三是家庭式教育,每个家庭对其成员进行公民道德训练。可惜晏阳初1950年定居美国,他在中国的乡村教育试验终止。他提出的学校式公民教育在今天仍有价值。比如面向最薄弱的地方(农村)和对公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将公民教育定位为解决人与人的问题,是根本的根本。晏阳初还提出“政治是政治,教育是教育。吾辈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政党的政见,犹之乎宗教家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教派的信仰”⑩。这种认识未必正确,但无疑是冷静的,是站在国家教育的终极目的的角度来认识的。

新文化运动作为伟大契机,加上杜威思想的传入,催生并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1919年教育部施行的教育宗旨鲜明体现新文化运动的烙印,如平民主义、民主精神、公民的养成等。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施行,小学增加公民课,初中设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可惜后来分别被“党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所取代。国民政府时期,1924年,孙中山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亦不例外。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党化教育”的含义:在指导下,把教育方针建立在的根本政策之下,重新改组学校课程,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以后都能做党的工作。1932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发《小学课程标准》,要求将“党义”课教材融化于国语、自然等科目中,另设有“公民训练”课;11月颁发《中学课程标准》,规定初中、高中都设有独立的公民课程。在这些课程标准中,强调统一性,学校没有自,公民科为必修科目。

1933年2月,教育部为落实和加强小学公民训练课程专门公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规定了公民的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训练要求。结果学校公民教育沦为党治的工具,丧失了本身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用政治教育代替公民教育。1931年11月,苏维埃教育方针提出:“工农劳苦群众在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一切封建的、宗教的和的三民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与民族解放战争的结合,实行“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政策。小学特别注重战时政治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教育方针把“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重视对学员进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8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区开始教育的“新型正规化”尝试,将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学校公民教育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学校公民教育是培养法治国家的主人的基础性教育,对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既没有自己的公民教育理论,又没有系统的实践探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相比,它几十年来隐身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近两年才浮出水面。学校公民教育应以公民为培养目标,让国家的主人在学校中树立公民意识,系统学习做主人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公民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国家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学校公民教育培养和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可估量。学校公民教育任重道远。

*特别说明:本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论学校公民教育》中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中山大学周全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①陈村富、庞学铨、王晓朝等编写:《古希腊名著精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②陈村富、庞学铨、王晓朝等编写:《古希腊名著精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③陈村富、庞学铨、王晓朝等编写:《古希腊名著精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④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⑥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74页

⑦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32、333、335、336、400、408、409页

⑧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公民教育篇3

在1927年由清华大学学生主编的《清华周刊》上刊录了民国十四年清华学校大学部招生考试的政治学试题。所有试题采用论述回答形式，共有八道：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有何异同？

2.中国国会为何有两院？

3.国会议员为何不可兼任官吏？

4.中华民国大总统如何当选，有何职权？

5.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区别安在？

6.试详论独裁制与委员制利弊。

7.外国人入中国籍（归化）应具何等资格？

8.试择要批评民国十二年公布之宪法。

1927年，南京政府虽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而这张入学试卷却令人精神一振，从中可窥见当时教育的内容以及国家的希望。清华对大一新生政治学素养的要求并不亚于当时的先进国家。纵观清末及民国教育史，清华的设问方式绝非特立独行，而是将完整的公民教育浸透进从小学至大学阶段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主要假道日本，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欧洲最早实行公民教育的德法诸国一样相近，在19世纪末就得到维新思想家的倡扬，随即付诸于新学制。与公民教育在欧美诸国自然发生有所不同，中国的公民教育是由内忧外患而应激的产物。甲午战争的失利直接推动了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运动。张之洞等清庭重臣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弊端：长期以来，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为家族和地域分割，而使中国人呈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今再依靠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治国已然不够，因此，在修齐治平的教育传统之外，必须另谋良策。

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尚书荣庆等人在奏请教育宗旨的奏折中向上陈情：中国正处于列强环视之中，必须通过培养新国民的方式，救亡图存，实现富国强民。分别对应着私、弱、虚的“中国病”，荣庆等人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应对之方，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两项：忠君、尊孔。大多史学家对尚公、尚武、尚实的意义多加肯定，而认为忠君、尊孔是封建残余，不足为训。如果从大历史观出发，则对其合理性有所认知：忠君、尊孔一方面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当时英、德、俄、日本诸列强，无不是君主立宪，皇帝犹在，中国完全可以效法，改而良之，将改革的成本降至最低。以上五点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教育宗旨。其中的“尚公”被许多学者谓为中国公民教育之滥觞。中国近代学制的设计者们精准地切中中国人只重私德私利的要害，认定唯有对人民进行教化，方能聚民成众，扭转国运。尚公教育是要培养民众“视人如己，爱国如家”的公德。但若严格而论，彼时之尚公教育与公民教育还相隔甚远：一则是“公德”仅限于忠孝节义等传统封建道德；二则公民教育的内容远不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清末尚公教育的滥觞却无意中给常人造成一个曲解，即将公民教育等同于公民道德教育。好在，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和设计者对此予以及时矫正。

如果说救国图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是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的内因，那么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近代思潮则构成中国公民教育的外源。正如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所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一批眼光超前的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阐发公民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康有为1902年发表《公民自治篇》一文，提出对公民的见解：“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梁启超也利用《新民丛报》阐释他的“新民说”，与康有为观点相似，他认为公民的重要特质是政治自由，享有参政的权利。

康、梁二人的公民学说对民国的制度架构产生深刻影响，其认识深度甚至超越后来人。时期的公民教育思潮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多少是受康、梁的指引。曾任《教育杂志》早期主编之一的朱元善请专人将日本教育杂志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系统译介过来，并化名“天名”，结集出版《公民教育论》。对外语是门外汉的朱元善却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精髓，为公民教育正名：“唤起国家观念以矫正冷淡国家之弊，使之对国家有献身奉公精神，对自己有自营自主之力，此乃公民教育之意义也。”

除中国学者的努力之外，一些国外学者的来华访学也为公民教育推波助澜，最知名者莫过杜威。杜威在华两年期间，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堪称多角度全方位。杜威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其次才是个人主体性的弘扬。1920年，杜威在上海浦东中学以“公民教育”为题演讲，从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哲学进行推演：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良好的公民。良好的公民须具备三种资格：在政治方面，能辅助政府，为国家谋公共利益；在经济方面，谋个人利益，也谋公共的福利；在社会方面，能与人为善。（《杜威在华讲演集》）

因此，有学者认为前后的公民教育思潮脱胎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并因杜威的中国弟子如陶行知等人倡行而蔚为当时中国之大观。严格而论，公民和公民教育虽系外生概念，但并非绝对移植自西方并追随西方学者的结果。民国初年公民教育的倡导反映了当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以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理念为理想，建设新国家的良好愿景。公民教育的思想萌芽可溯至维新改良运动，与中国有识人士的自我觉醒，面对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主动求解有着内在关联。

公民教育体系的建立

1912年民国初建，共和国家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不再是臣民。民众需要经过特殊训练，方能“堪任公民资格”。公民教育遂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蔡元培担任临时教育部长，在启蒙思想家和学者自下而上倡导公民教育的途径之外，又多了自上而下施行的可能。一般教育史家认为，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不可偏废，是替代了清末带有封建残余的教育宗旨，而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国家教育目的特征。其中，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是为了解决中国长期因经学教育而造成的积贫积弱，美育是为代宗教的缺失，而公民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则可纳入公民教育的范畴。随后国民政府对于清末新学堂的修身科进行改善。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公民教育更多关注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却被忽略。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章士钊即撰文揭露其缺陷：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

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的读本虽然仅19页，更像一个行为规则，但“其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故民国公民知识进入学校课程由此肇始。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方浏生著《公民读本》（上下两册），成为中国公民教育首本教科书。上册内容包括国家、国民、民族、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和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下册内容包括军备、警察、户口、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货币、教育、生计、公众卫生、外交及欧战等。这些课文，囊括了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一个学生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意味着其公民教育基本完成。清华大学那份政治学入学试卷的答案也就有了。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文字和文学的革命，还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启蒙运动。《新青年》六大编委中的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是安徽同乡，也是不遗余力鼓吹现代国家观念的同道。陈独秀早在青年时代，就在爱国救亡的议题下，受梁启超的启发，著就一系列激情四溢的文章，唤起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陈独秀痛批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的奴隶根性，盼望中国人在从臣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中，既做独立自主的个人，也要为国家谋幸福。与陈独秀的国家主义立场略有不同，胡适则是基于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谨慎探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之后，中国人学习的风向从日本和欧洲转向美国，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带有鲜明的美国印迹，这一学制延用至解放前，没有大的变动。壬戌学制与杜威来华有莫大联系。也正是在当年，国民学校课程设置中的修身科开始向公民科转型。公民科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主要包括公民知识方面的讨论和训练。公民科独立设科标志着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中建设起来。为满足学校公民教育所需，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及时编辑出版了一些公民教育教材。这些教材一般篇幅都不大，最多不过百页，但简洁扼要，涵盖全面。其中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套介绍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公民教育的丛书。李慎之曾经著文（《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1997）回忆30年代在初中三年上过的公民课，即是使用当时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课本分量不大，却明确教给学生什么是国家（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

公民教育的途径和内容

从1917年国民学校必须讲授公民须知课程以来，公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甚至有些公民教育思潮的倡导者认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就是公民教育。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年会上设立公民教育组，认定国民教育，就是以民主的原则，造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人类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公民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学校教育并非公民教育的唯一途径。民国初期，以当时的国力和条件，能接受完整学校教育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即使在发达的美国，社会教育也构成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如选举时，家长带着孩子去投票，让孩子从小养成民主的意识和习惯。因此，民国时期许多走平民主义路线的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面向大众，以社会为学校，通过演讲、表演、办报等直接的形式推进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移植自西方，而一旦进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便衍生出本国特色。如果说西方公民教育是个人本位权利本位，那么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则呈现明显的社会本位和责任本位。这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针对国人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不足，亟待进行公德教育。所以，有时候公德教育几乎成为公民教育的同义词。如相菊潭主编的《公民教育实施法》认为，中国社会公民教育实施目标是：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社会观念、合作精神、良好习惯、远大眼光。而另一些公民教育的研究者和设计者在完成塑造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基本任务之余，也能兼顾公民教育的其他内容。如熊子容著《公民教育》将公民教育简化为道德、知识和技能三类纲目。公民道德主要是化私重公；公民技能主要是训练学生学会组织、运动和指导；公民知识内容最丰，包括共通知识和特殊知识两类，其中，共通知识又包括对学生进行中国文化教育、民国国情教育、世界公民教育，将民生、民权、民治和民族观点输给学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公民教育有所影响：党化教育开始侵入学校。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颁布一系列条例，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党义必修课程，连大学也不例外。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但党化教育受到学校的普遍抵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胡适在当年就痛批党义教材为“党八股”。许多教育学者认为嗣后公民教育为党化（党义）教育所取代。关于这个问题，可澄清两点：一方面党化教育在初期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比如吸引女生入学，促进了教育公平等；另一方面党化教育并未绝对化，比如一直没有官修材，学校自由编写。在一本1927年由上海中央图书局出版的《党化教育辑要》中，主要内容是孙中山文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法规汇编，并没有令人生厌的教条。真正实施党化教育应该是在1949年迁台之后。

公民教育篇4

如果勉强将上述游戏称为“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其实只是“生长”。生长是自然中的所有动物、植物的基本生存方式。若人类教育愿意道法自然、顺其自然、顺应自然，那么，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自然地生长。当杜威说“教育即生长”时，其实是说：教育要知道自己的界限，不要越界，最好的教育乃是“不教育”。或者说，教育可做的事情并不多，尽可能遵循自然之道，让孩子像动物、植物那样生长。

自然之道，就是自然之律法。野生动物不以文字立法，但依然有规矩和界限。野生动物界以惩罚甚至严酷的惩罚来建立规则。比如，狮子有自己狮群及其领地，它的领地不允许被侵犯。猴王有自己的等级制，猴王不允许自己的等级受到挑战。

自然教育的第一条简单规则是：每个自然群落都存在少量的、简单的自然法。凡是违背、破坏自然法的人，就接受自然法的惩罚。自然教育的第二条简单规则是：自然法不以文字的形式制订、确立、颁布和宣传，野生动物只以暴力战争或惩罚的方式实施自然法而不以说教的方式宣传自然法。

自然人的生活接近野生动物的生活。自然人在向文明人发展的进程中，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规则：不仅立法，而且以教育的方式普法，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律法，并将某些还没来得及上升为法律的生活规则确立为道德（广义的道德教育包含了法律教育）。就此而言，教育的主要功能乃是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可统称为政治教育。

也就是说，人类虽然也以道法自然的方式立法，但人类并不像野生动物那样以暴力战争或严酷惩罚的方式去施法，而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增加了普法教育和道德教育。只是，普法教育和道德教育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引起混乱。于是，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里的“礼”相当于“法”。虽然老子对“礼法”有很不客气的说法，他似乎更重视“道”和“德”，但是，“法”原本就是因为道和德出现了问题，才被订立和执行。

人类生活要么显示为“野生动物”式的生活，要么显示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式的由“哲人王”统治的完美生活。由于人类既不可能彻底返回野生动物的原始生活状态，也无法实现柏拉图式的理想生活，人类只能在现实的社会中过一种中庸的、折中的现实生活。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中庸的、折中的现实生活智慧称为“实践智慧”。

公民教育篇5

【关键词】职业学校；德育；公民教育；内涵；关联

一、从内涵上看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法律意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的统一。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确定了一个自然人取得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凡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即成为该国的公民。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不受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社会地位的限制。通过对不同社会条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公民概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公民是具有历史性和文化特征的概念，反映了民主社会中个人与国家特定法律关系，并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是一个带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政治人，道德规范上的公民把公民的民族认同和和公民德行等作为“好公民”的标准。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公民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

公民教育应当是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和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它必须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

从职业教育角度看，公民教育是通过由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作为法定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内，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训练，从而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执行与管理，成为国家的合格成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待公民教育的内涵：

首先，从对象上来说，公民教育具有普遍性，是以全体公民，即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为对象的教育，因而具有全民性。也就是说，我们所期望的公民教育是致力于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达到社会成员的目标，而不是以培养个别优秀社会成员为目标。

其次，从目标上讲，公民教育具有广泛性，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国家成员——合格的公民，帮助学生学习公民知识、形成公民技能以及养成公民德行、知晓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再次，从内容上看，公民教育必然涉及维系、保障、发展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法律、经济、道德、生态环境、国际理念诸领域，公民教育在以政治教育、法律教育为中心的同时，还须涵盖道德、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教育。

二、从任务上看

关于德育与公民教育的差别，有一个观点非常明确：“如果说传统德育是人做圣贤的教育。那么公民教育则是教人做人的底线。”

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指出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进行热爱劳动、崇尚实践、奉献社会的教育；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珍爱生命、健全人格教育为重点，开展安全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预防教育、环境教育、廉洁教育等专题教育。具体来说，《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中明确指出：职业学校德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公民，进而成为报效祖国、积极进取、诚实守信、敬业乐群，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公民教育的任务则是以培养民族精神为首要任务，以权利和义务教育贯穿始终，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以培养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精神，具有团体精神和祖国民族意识的好公民为宗旨。可见，公民教育本来就是职业学校德育的应有之意，两者在基本任务上是一致的。

公民教育篇6

【关键词】公民教育；国情；国家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教育状况已然成了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公民教育也成了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诞生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尽管现代西方各国公民教育的内涵、途径各有不同。但是，公民教育最基本的理念大致相同。即德国教育家凯欣斯泰纳所述：公民教育的目的是造就适合国家与时代需要的有用公民。他主张，国家一切教育制度只有一个目标，便是造就公民。这里我们把公民教育当作是每个出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有权接受的教育，如在未成年前须接受的义务教育，以及此后的职业技术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公民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词，对于公民教育最早的清晰的概念是联合国1975年给出的定义，即：”公民教育”关注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权、尊严、自主及社会公益等活动；鼓励思想交流及汇集，并行动起来以推动社会改变；塑造一个较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近年来，公民教育的理念由香港乐施会扩展开来，在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领域中逐渐推广。但是，各个民间组织在探索中遇到了诸如理念认识不够清晰、专业培训人力资源匮乏、教育手段不够多样等困难。

二、当代我国公民教育发展现状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向政治文明发展的轨道。中共十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正是我国发展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

国内学术界关于公民教育方面的研究与探索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这些研究与探索涉及包括对公民教育概念的厘清，对世界其他国家公民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对港澳台地区公民教育实践情况比较研究，对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比较研究，提出中国在民主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背景下应逐渐实现思想品德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2003年底，已经有3500万小学生、初中生进入新课程，约占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8.6%。在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中，已经有不少公民教育的核心理念渗透其中。李泽厚认为：“公民课比《三字经》重要”。当然，教育改革中的公民教育与学术界渴望的公民教育还是有距离的。公民教育是一国国民教育目标确定的基础。

当前的课程改革尚未以公民教育为基础进行整体设计，因此，既缺乏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纵向分层设置的公民教育目标，也没有考虑政治、历史、语文、科学、社会、艺术等课程中，横向渗透公民教育的理念，也就不可能形成全面系统的公民教育；“只有在水平流动的同时伴随有激烈的垂直流动，即在社会性上升或下降意义上阶层间的快速移动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形式的普遍和永恒效力的信仰才会被动摇。”其次，新课程中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不够鲜明。人权、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宽容、理性等等价值观在政治、历史、语文等课程中缺乏具体的阐释，特别在课程改革的总目标上，依然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与专业人才，培养现代公民尚未进入这次课程改革中。在知识方面、参与技能、公民品德等方面，我国公民教育亟待发展。

三、发展公民教育应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道德教育理念中，生命是其永恒的主题。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的最初表现，首先在于它与西方文化生命源泉之一的希腊不同的地方，即它首先把握“生命”，而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是中国文化生命最根源的一个观念形态。它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现代公民教育既提倡每个人珍爱、提升自我生命，努力成为优质自己，也要求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利，强调个体生命之间的相互承认、尊重、宽容、补充和欣赏。如此看来，生命的具体性、差异性与独特性，正是现代公民教育珍视个体独特性、分享个体多样的生命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德育敬畏生命价值取向的现代生命德育模式。这既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敬畏生命价值取向的历史继承和创造性诠释，也是以尊重个体主体性为特质的现代公民教育的根本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重”。其中，“厚生”作为敬畏生命观念的具体展开，体现为一种重视生活及其经验的价值取向。“但是最无益的教育还是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那些程序。”公民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培养在生活中具有行动能力的积极公民，而非在关于公民的知识中进行智力游戏的“公民理论家”。现代生活德育论的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重视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并且在中国现代公民教育的课程与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和印证。

在当代德育改革中涌现的生命德育模式、生活德育模式以及生态德育模式，接续和承继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敬畏生命、重视生活经验、追求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从而沿着生命、生活、生态渐次拓展的公民存在界域，为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提供理念引导与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真实地感受到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动力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公民教育发展的冲动与活力，同时也看到，与发育较早的西方公民教育相比，中国公民教育还处于蹒跚起步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怎样才能植根于中国现实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经验与成果，以理性的文化自觉意识恪守民族文化传统，从而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民族气质与中国样式的现代公民教育之路。这一宏大的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的理论问题，它期待着我们在公民教育的理论探讨、制度建设、教育改革、社会实践等诸多层面的探索创新与联动推进。

参考文献

公民教育篇7

一、公民受教育权的概念界定

公民受教育权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一种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属性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种获得学习机会、接受文化知识和文明教化的权利①。荷兰宪法学家马尔赛文（MaraSeven，H.V.）和唐（Tang，G.V.D）在1975年至1976年对142部民族国家的成文宪法所作的一项比较研究中得出：51.4%的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和实施义务教育；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②。从这一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受教育权一般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入学就读权、教育平等权、终身受教育权、接受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权等，构成了公民受教育权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公民受教育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由于教育资源的数量有限性和受教育权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天然依赖性，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事件时有发生③。当前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公民受教育权方面的立法不足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六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几部行政法规，其余则是大量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数量少，层次也不高，而其中有关保障受教育权利的部分则更为单薄。不少教育法规没有明确法律责任，没有明确的刑罚，对有违法行为的国家机关及相关人员制约不够，显得软弱无力。

（二）教育管理者没有把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定位教育行业是服务性行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育管理者很少把学生作为学校的服务对象和一个权利主体来看待，更多的是把学生看作一个义务主体。由于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了教育管理中普遍存在“重权力、轻权利”的问题。

（三）对教育管理者的权力缺乏制约我国很多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行政部门赋予的权力，即办学自。办学自是政府下放给学校并由学校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的权力。正由于具有办学自，所以教育管理者在对其内部成员如学生的管理上，其权力过大，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以至于增大了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可能性。

（四）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途径不畅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申诉权，教育法也将其具体化，确立了公民受教育权的申诉制度，但当公民认为教育管理者侵犯了其受教育权时，由于申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当公民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后，究竟多长时间内作出处理，到目前为止，尚无法律规定，这些都造成公民申诉在很多情况下被搁置，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五）回应型司法缺失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教师、学校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出诉讼”。但是，至今仍然有以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并非行政机关为由而不能成立行政诉讼的案例。回应型司法的缺失在不能给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司法保护的同时，也使教育管理者因缺少法院对其行为违法性宣告的压力而很难走上和谐。

三、对公民受教育权进行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公民在行使的过程中存在上述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对其仅仅是进行宪法方面的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该从行政法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公民受教育权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一种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属性的公民基本权利。德国《魏玛宪法》第一次把受教育权纳入宪法规范，从此以后，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加以确认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的立宪通例。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在本国的立法中把人权的基本内容予以具体化、明确化，并予以切实的法律保障。受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必要依赖相关的教育保障制度，国家干涉教育侵权行为也是以相应的救济措施的应用为基础的。

（二）是宪法保护的具体化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一般一方面从宏观上加以必要的投入和扶持，兴办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加强对教育机构和教育管理者的监管；另一方面从微观上授予公民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公民自身行使权利来促进国家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国宪法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在第四十六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既是我国受教育权保障的宪法基础，也是对行政法的具体保护提出的总体要求。

公民教育篇8

【摘要题】德育研究

【英文摘要】Alongwith

通过教育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民族国家对个体发展最基本的期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世界各国，对公民资质的要求与公民教育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对公民与公民教育问题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也是民族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人们频繁的跨国迁移、流动，使得公民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定位，对民族国家的权威、认同构成了挑战。人们开始从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公民与公民教育问题。本文简要叙述了西方社会公民教育演变的历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一、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公民问题一直以来是政治和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公民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时期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形态。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思想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民族国家对公民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施框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一个健全稳定的民主社会除了要依赖基本社会结构的公正性以外，公众的素质和态度以及行为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极为重视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早期学习过程中所获得及形成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认为这种早期形成的倾向很难加以改变，往往成为其政治自我及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公民道德感和认同感的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凝聚和国家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公民教育是泛指培养年轻一代建立一种自诚、自省、自律的公民责任的一种教育。

西方国家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是随着其对公民身份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公民的现代形式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方面抹去了诸如世袭的种姓和等级这样传统的社会阶层界限，给社会成员一个新的定位即公民身份。《新大英百科全书》对公民(Citizenship)身份的解释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受这个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在这个国家拥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早期的公民身份首先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民族、社会阶层及社群属性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赋予个人的普遍属性。追溯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早期公民身份的确定具有封闭性特征，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民族或原住居民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若要获得这一身份，需要在行动上表示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放弃或贬低本民族的文化或弱势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公民教育强调文化同质和政治忠诚。在传统的公民观下，国家作为一个地域的政治共同体与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是相关联的，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被共同分享的历史、价值和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国家是多种族群体的混合或结合，而被分享的文化往往是主流群体的文化，少数民族群体和文化往往是被压迫和被排挤的。民族国家对文化同质性的追求，反而常常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分离的运动。特别是二战以后，争取公民权利运动成为西方民族国家的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到70年代末期，基本确立了不分民族和社会阶层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地位。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公民权利的获得往往通过以下的途径达到的：1.因歧视引起的社会冲突，其动力来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等；2.因归化而引起的公民数量的扩张，即外国人加入所在国国籍引起的公民人数扩张。在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中，新兴的利益集团和既有的利益集团彼此发生冲突，冲突既发生在不同的阶级群体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种族和社群之间，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对于国家稳定和安定的作用。然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各国因为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的不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的国家继续维持原有的教育模式，而有的则开始反思过去的公民教育，开始了新的探索。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形式化的民主程序架构基本完成，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告一段落，关于公民身份的研究一度也陷于低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讨论再度引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Kymlicka认为这个趋势是由两个主要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在法律上确立了每个个体的公民身份和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仍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公民观的出现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其次，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种族冲突和政治事件以及发达国家对劳工的需求，引发的移民、难民浪潮使个体不断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流动，形成了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定上的矛盾与冲突。早期的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了个体在政治结构和制度系统中的地位问题，而忽略了公民对国家及其政治架构的认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个人的身份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公民身份，以承认和包容多样化为主题的公民教育模式渐渐成为了西方公民教育的主流取向。

二、西方国家早期排斥及同化的模式

排斥及同化的公民教育模式是有其哲学基础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二元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了民族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排斥及同化的极端政策。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国家发展早期，人们把文化的同质性看作是国家的重要特征。政治家们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对于移民和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文化多采取排斥态度，其目的在于达到社会的同质性建构。这一理念直接导致国家制定了许多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和法规，它们虽然保护了主流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排斥了外国移民和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享受平等地位的权利。政治家们认为，要求社会正义和保证基本人权，潜在地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当少数民族要求得到平等对待，以及给予他们表达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空间时，国家却试图通过把少数民族边缘化的策略，以剥夺和限制他们的公民权利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美国学者杨(Young)从三方面探讨了国家同化政策：1.从整合的角度出发，同化策略的目的在于使先前被排除的少数民族能够顺利进入到主流社会之中。但是这些被排除的少数民族必须遵守、承认社会中主流和优势民族的文化标准，以这些标准作为社会行为准则；2.从普遍人性的理想来看，同化策略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这种理想是基于族群中立(group-neutral)的假设，即个人不受其民族或种族背景因素的影响，以一个平等、理性的自由人身份进入社会生活，以排除个体在主流社会中的族群和阶层差异；3.从心理的层面来看，同化策略使用的是以压制或取消族群差异的方式，对个人或族群进行同化。同化模式会使少数民族个体对自己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受到自我厌恶和外界排挤的双重压力，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而产生污名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典型的移民国家中，1970年之前主要都是同化模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渐渐地被多元文化模式所取代。而在西欧一些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中同化模式占主导，而在另一些国家（德国、瑞士、奥地利）排除差异模式占主导地位。其中，德国是排斥模式的代表，法国是同化模式的代表。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国家的公民教育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正在被新的模式所取代。

德国公民教育模式是基于排除差异的方式，它强调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招募来的外国工人、难民以及他们的子女最终要被遣送回国，他们只是暂时性地被整合到社会中，所以提供给他们的教育采纳了双重的策略。这种策略既提供给学生维持他们的母语和国家文化的课程以便为把他们遣送回国做准备，同时也提供给学生在德国被“暂时性整合”所需要的基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这一策略最终导致了移民子弟低入学率、低成就率、犯罪率高的现状。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这部分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导致了他们只能做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贫民住宅区、低教育成就、少数民族的外表特征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耻辱的标志，代表着边缘和不可靠的身份，所以年轻移民寻找工作经常遭到拒绝，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法国的共和模式是基于同化的理念，共和模式的中心原则是基于个人的平等，而不是基于承认文化差异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平等。对于要成为公民的移民和他们的孩子而言，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的保障被看作是整合的前提条件。法国的教育系统是高度集中的，教育当局要求移民要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这是他们成功地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教育不应该为少数民族或移民的孩子提供任何特别的准备，而是要让他们完全融入正常的法国学校和法国的社会文化之中。

这两个国家是同化及排斥策略的代表，随着时代变迁，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在法国、德国出现的极右翼势力就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事实证明无论是同化或排斥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也无法从根本上调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两国都开始进行适度调整以缓和社会矛盾。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民族国家公民教育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其文化之魂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亦遇到世俗化、多元化或后现代化的强烈挑战。值此机遇，西方公民与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公民思想与公民教育，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如何培养公民日益成为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多元文化论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维持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享有其文化特质的权利，民主主义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公民权利平等。首先，通过传递容忍文化差异的民主价值观，使人们能够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其次，通过承认文化的差异并培养青少年在其生活的社会中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和承认都是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在公民教育观方面，多元文化教育论者还强调，合格的公民不仅能够良好地适应主流文化，而且也应该适应本民族文化和其他亚文化。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文明、延续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了解多元文化的主要途径。学校在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要传递社会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且也应该能够呈现多元的文化，把各种文化差异呈现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尊重差异，善于处理矛盾、冲突的未来公民。

班克斯(JBanks)系统地归纳了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内涵。他认为首先要反思所谓教育价值中立的原则。他认为没有中立的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有价值倾向性，某些特定的价值被确立为适用的，而另一些则被排斥在外，以此审视和检讨所谓的民主和平等的教育体系。公民教育应强调对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积极的肯定与尊重，以减少少数民族群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进一步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帮助社会中多样文化的延续；驳斥所谓对国家的忠诚要必须使国家在文化上同质化，认为在民主的多元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是建立在国家肯定并尊重他的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学校不是复制社会和阶级的不平等，而是帮助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提高他们未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信心和能力，培养真正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在教学活动中考虑来自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孩子不同的学习方式，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这些孩子的特点施教。

基于这样的公民教育理念，多元文化取向的公民教育模式在教育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要培养未来公民的健全的人格特质包括开放的自我，对待他人的宽容态度，与他人共享价值的能力，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价值趋向，信任人类环境并对自己有信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转型。在教育内容上，公民教育内容中既要强调普世伦理即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而整合的伦理理念，也要呈现多元的文化，使得学生在公民认同上，除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之外，也能理解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在教育的权利上，要考虑到族群成员的差异性，给予族群特殊的权利保障，使族群不同的利益、文化经验、生活态度得到公开展示的机会。在教育途径上，要着重从实践入手，培养未来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强调培养学生相互尊重、理解、及处理差异问题的能力。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能够更有效地展示文化的多样性，提高教育效果。

澳大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政策是同化的模式，政府认为他们不需要为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子弟的提供特别的教育准备，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社会的分裂和维持国家文化的同质性，同时也认为这体现了平等主义。公立学校教育为移民学生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些移民的孩子逐渐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父母主要是熟练工人，而且集中在大城市的市郊。孩子所进入的社区的学校，缺乏仪器设备、活动空间以及高质量的师资，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了。一些中心城市的学校也有了大量的不会讲英语的孩子，而在这些孩子们之间，广泛流行他们的母语。由于不能讲英语，移民学生只能进入比较低的年级，而且学习进步非常缓慢。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教育主管当局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他们认为移民的孩子学习上有特别的障碍，学校应该通过设立补习班等方式，强化英文教学来帮助他们克服障碍。自由主义的模式或机会均等的模式已经被“补偿少数民族的赤字”的模式所取代。政府训练和任命了专门的老师而且宣布了一系列计划为移民子女改良学校教育。1971年联邦国会通过了移民教育法案，为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提供经费。拥护该法案的学者强调，少数民族学校是维护文化遗产和建立学生自尊的合法方式。少数民族的社区建立了他们的自己学校，州和联邦政府为专门为移民子女设立的学校提供资金，并帮助它们提高教学质量。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为了消除传统教育中隐含的民族优越感应该全面校订课程和学习方法，多项多元文化教育计划受到了联邦和州政府的鼓励。多元文化教育在澳大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学校为了满足有特殊学习问题、特殊文化的背景孩子的需要，在学校中尽量多地讲授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学校教育的改变不仅仅表现在课程方面，学校在尝试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过程中，深刻地改变了教育的内容和整个学校与社区。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和移民子弟就业后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四、多元文化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放弃了民族国家必须保持同质和只有一种文化的设想，但它仍然是在民族国家里控制差异的一种理论和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意识形态统一的前提下寻求认同和差异的平衡。它的基本假设是移民将会长久定居，他们的后代将既有国籍又是公民，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会属于主流团体，都会对唯一的国家保持忠诚。但是，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公民身份确立的基础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和政治体系为基础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威以及对公民的控制在一些基本层面上已让位于其它全球化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大众传媒、一些社会运动、全球化经济或全球化文化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包括跨国界迁移的增加，临时性、经常性和循环性的移民的增加，廉价而方便的旅行以及通过新的信息科技可进行的长期沟通。社会出现了所谓的“跨国的群体”和“世界公民”，他们的身份并不主要附着于特定的领土，生活游离于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之间，个人复杂的社会经验所造成的自我身份的多重认同。因此他们的出现对民族国家个体归属的传统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社会凝聚力以及独特的人格文化认同的矛盾成为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民族国家所无法忽视全球性公民身份，国家未来可能不得不认可它的公民们所持的那些相互竞争、交叉性的忠诚。有学者认为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国家观与民族观的脱钩，这是从民族国家定位时代向全球时代转变重要特征。

当今世界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寻求自主性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诉诸启蒙运动以来日渐深入人心的平等原则，但对平等的诉求并不仅仅表现在追求普遍主义的平等权利，而经常是以保存差异性为目标，存而把平等问题作为某种集体独特性的权利诉求。加拿大学者泰勒建议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这就引申出了文化之间相互承认的问题，即对文化的认同是以相互的承认为基础的。因为我们的认同是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认同，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观既包含着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包含着对相异文化的承认。

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是否可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得而知，因为文化的相互承认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表明，强调同质的、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取的，它的确会导致文化的冲突和文明的对峙。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地方社区的角度来看，只有培养从道德上、文化上对其他不同种族、地域和文化敞开胸怀的公民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必须迈向更开放，接纳多种文化、民族和身份的人们共存的公民定位的理念。新的公民定位应该建立在对身份选择的宽容、对社会的不同和多样性充分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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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马斯·雅诺斯基著，柯雄译.公民与文明社会[M].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公民教育篇9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 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 "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 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 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39;九五#39;规划部级重点课题#39;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39;"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39;趋利避害#39;的精神和#39;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39;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怪之现象，然从根本上说，此类人并不真正懂得何为道德教育。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美德，却在其正当性上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 )，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 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

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

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

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拔出来，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解决下一代人的问题吗?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 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 继续深化课题研究 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 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 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公民教育篇10

一、德国公民教育的概念

公民教育，在德国也被理解为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是一门有关政治科学的公民学科。德语中的Bildung，也不能简单翻译为教育，而是泛指教学、熏陶、修养。1945年以后，德国教育界已达成一种共识：一方面，中小学的公民教育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另一方面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独立性课程是指：在学校课程设置中，公民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所谓综合性课程，主要是指公民教育课程涉及一些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历史、宗教、伦理、政治、公民、社会科学、地理等学科。

德国公民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公民教育的里程碑――《博特斯巴赫共识》 （Beutelsbach Consensus）被誉为德国公民教育的“圣经”。1976年，针对各联邦州政治教育目标方面的巨大分歧，在巴符州政治教育中心主任Siegfried Schiele 的邀请下，德国政治教育家齐聚小镇博特斯巴赫。在那里，达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最低共识，也就是政治教育的三个原则：

1. 禁止灌输。不允许教师用任何手段对学生进行灌输，因为这会妨碍学生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是“政治教育”和“灌输”的区别所在，因为“灌输”与民主社会的教师角色不相匹配，也与被普遍认可的、学生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教育目标不相符。

2. 保持争议。在科学和政治上有争议的一切内容，在教学中也必须保持争议。这与第一个原则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打击争辩，压制不同的观点，就会重回灌输的老路。人们经常担心，教师的政治观点会以各种形式对学生产生影响，比如教师处理当前政治问题的方式，特别是在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时，给学生下明确的结论。这就要求教师的个人立场，无论是政治观点还是科学观点，都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与本人对立的观点也应该被广泛探讨。

3.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维护个体利益的能力。政治教育必须使学生能够分析政治形势以及他自己的相关利益，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寻求影响既定形势的手段。这种原则强调学生需要掌握一种操作性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也是前两个原则的逻辑结果。

二、德国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几个基本特点

1. 充满争议的公民教育课堂。德国大多数学校的课堂是相当喧闹的，传统意义上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化与灌输，在目前的学校系统中早已难觅踪迹。公民教育的课堂一直以来遵循民主、开放、批判和争议的教学原则。学校的公民教育课往往会选取一些科技发展、时事政治的社会热门话题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例如：总统的政界丑闻，及其涉及到的价值观问题。有时，甚至直接选取两难问题，譬如有关医学伦理学的讨论，安乐死、克隆人等，使得学生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通过客观分析，理性评判，开放地就这些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承担活动协调者的角色，客观中立地展现自己的观点，而非向学生灌输观念。课堂上以“使用原子能利弊兼备”为主题进行的讨论，就公民教育而言，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辩论，运用不同的社会评价标准，如使用原子能的代价是什么，哪些人在鼓励使用原子能，法律上有什么相关规定等，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念。整个课堂围绕社会广泛争论的时事话题展开，这些问题既没有非黑即白的明确答案，也没有输赢对错的最终结果，正是在这样激烈的课堂辩论中，学生不仅可以收获多元的观点，加深对社会问题的主观理解，而且还能锻炼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2. 社会实践课程。德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程也会通过户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借以培养学生的社会公民意识。博物馆、纪念碑、教堂以及历史性的建筑物都会成为公民教育课程的场所。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人生观是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目的。对于五年级的学生，学校附近的纪念牌是主要的参观场所。六年级的学生则要定期到学校附近的博物馆参观访问，有时公民教育课程甚至直接安排在展览馆的角落里面，学生席地而坐饶有兴趣地聆听讲解员的介绍，教师仅做辅的补充和提问。七、八年级的学生主要参观城市的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和科学技术博物馆，学习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历史知识，了解那个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到了九年级，学生开始全面了解二战的相关历史，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在这一学年，学生会被安排参观二战历史博物馆、犹太博物馆、犹太人集中营以及二战期间被烧毁和炸毁的教堂和建筑物遗址。通过博物馆中的珍贵历史素材以及图文并茂的展品，学生加深了认识和了解，他们得以客观地分析和审视那段特殊的历史，批判德国纳粹的暴行，深刻反省纳粹的历史劣迹，主动积极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此外，公民教育课程还包括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教师会安排学生参加社区服务、小组协同学习为、公共事务建言等，由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互相协同、合作的能力，强烈的公民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如今，不仅每个联邦州都有自己的政治教育中心，而且还有不少民间机构也在致力于非正式的公民教育活动。学校也常常加强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同承担公民教育责任。与此同时，各联邦州不同的政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的发展，工会和行业协会也对公民教育的课程影响很大，他们与学校一起推广职业教育、和平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欧洲乃至全球教育以及人权教育。

3. 榜样教育。在德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课上，榜样教育也往往是课堂教学的一种主要方式。教学中，教师会有针对性地介绍某些历史人物，引导学生整体、客观、批判地分析评价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把这些名人当作精神领袖或者民族英雄一味吹捧，而是相对客观地阐述种种历史事件，把其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呈现在学生面前，鼓励学生通过对整个历史背景的分析和思考，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此，历史教学论专家劳斯・贝格曼（Klaus Bergmann）就在他的一本名为《政治历史教学论》的书中写道，中小学生应该在课堂中选择自己的榜样，但是同时他们也必须学会能够客观地看到榜样的优点和缺点，青少年需要学会批判性地对待他们的榜样。这一点，也成为了德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宗旨之一。